松阳讲义卷十一

译这可以说是清高到了极点。假如他应当在清高时清高，清高而不狭隘，那么清高就是中道了。然而他的清高，却不能没有狭隘的地方。虽然说不记旧仇，追求仁德便得到了仁德，固然有清高而达到中道的时候。然而毕竟不合中道的地方常常很多。以柳下惠的一生来说，宽厚地对待众人而不轻易与人断绝关系，他那种不屑于离去的态度，真可以说是和顺到了极点。假如他应当在和顺时和顺，和顺而不失恭敬，那么和顺就是中道了。然而他的和顺，却不能没有不恭敬的地方。虽然说他合乎伦理、合乎思虑，不因三公的高位而改变他的节操，固然有和顺而达到中道的时候。然而毕竟不合中道的地方常常很多。所以孟子在详细叙述了他们的清高与和顺之后，又用一句话来断定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敬。”这并不是说伯夷、柳下惠的清高与和顺不好，而是说他们的清高与和顺有恰当之处，也有过分之处。那恰当之处就是中道，那过分之处就是狭隘、不恭敬。比如伯夷不屑于出仕，道理上不该出仕而不出仕，这就是中道；也有可以出仕的时候，他却不肯出仕，这就是狭隘罢了。比如柳下惠不屑于离去，道理上不该离去而不离去，这就是中道；也有可以离去的时候，他却不肯离去，这就是不恭敬罢了。狭隘并非刻薄，也是出于万物一体的胸怀，只是担心开启人们作恶的门径，而想用正直的道理来感化他们，只是有时过分了，就叫做狭隘。不恭敬并非轻浮，也是出于万物一体的胸怀，只是担心断绝人们行善的路径，而想用忠厚的道理来逐渐感化他们，只是有时过分了，就叫做不恭敬。这狭隘的毛病，不要看小了，虽然只是一点偏差，但后世有一种憎恶邪恶过于严厉，以至于上下猜忌，激成事变的人，都是从这狭隘开始的。且不说到了激变的地步才有狭隘之处，即使没有激变，也不是至中的道理了。这不恭敬的毛病，不要看小了，虽然只是一点偏差，但后世有一种包容太过，以至于贤愚混淆，酿成祸败的人，都是从这不恭敬开始的。且不说到了酿祸的地步才有不恭敬之处，即使没有酿祸，也不是至中的道理了。君子以中庸为学问，虽然处在举世愚钝的时候，得到一个狭隘的人，也可以维持天下的廉耻，就像凉药可以治疗热病一样，这也是激励世人、磨砺愚钝的辅助，是百世的老师。然而不敢把这作为学问的目标。虽然处在举世残忍的时候，得到一个不恭敬的人，也足以消融天下的惨刻，就像热药可以治疗寒病一样，这也是革除薄俗、趋向忠厚的凭借，是百世的老师。然而不敢把这作为学问的目标。学习清高而达到中道的人，还担心他会失之于狭隘，何况以狭隘作为学问的目标呢？以狭隘作为学问的目标，将会有不止于狭隘的后果了。学习和顺而达到中道的人，还担心他会失之于不恭敬，何况以不恭敬作为学问的目标呢？以不恭敬作为学问的目标，将会有不止于不恭敬的后果了。所以遵循伯夷清高中道的部分，而不遵循他清高狭隘的部分，就是善于学习伯夷的人。遵循柳下惠和顺中道的部分，而不遵循他和顺不恭敬的部分，就是善于学习柳下惠的人。这就是孔子之所以能够随时而中，孟子之所以愿意学习孔子，子思之所以提出“中庸”二字，垂教万世，都是这个意思。新安陈氏说孟子希望人们效法伯夷、柳下惠的优点，又担心人们不知道他们的缺点，他对学者的忧虑太深切了。这个“忧”字说得最好。孟子不是空泛地评论这两个人，完全是为了让学者回归到中道上。然而必须先将中道的界限辨得明白，才能得中，不然自以为中道却难免偏向的人就多了。伯夷与柳下惠何尝不想得中，都是因为不知不觉而形成了狭隘与不恭敬。学者如果真有意转化伯夷、柳下惠的偏差而学习君子的中道，必定要从致知格物的功夫开始吧？孟子所以说“就像在百步之外射箭一样，射到那里是你的力气，射中靶心却不是你的力气”。今天学者的病痛，不仅在于狭隘与不恭敬，只知道自私自利，看待天下的是非邪正漠不相关，有时激愤而为暴戾恣睢，也是从自己的私心出发，何尝是伯夷的狭隘？有时流于诡随模棱，也是从自己的私心出发，何尝是柳下惠的不恭敬？所以必须先立下必做圣人的志向，走在正路上了，然后再辨别狭隘与不狭隘、恭敬与不恭敬这两节之间的框架。丘月林摘取训诂分得最好，说“‘不羞不卑’与‘不事不友’相互照应，‘不隐贤’四句与‘不立’五句相互照应，‘尔为尔’与‘乡人’相互照应，‘援止’与‘不受’相互照应”，都是一节比一节深入。又说“柳下惠这一节通篇是说他和顺的极致，‘不隐’两句只是引出‘不怨不悯’的意思罢了”。“不自失”也是附带说的，都不重要，只重在和顺上，引出了重介之处，又用“援止”照应上面的诸侯，不是泛泛而谈，都说得极分明，但须知所谓一节比一节深入，只是说他们的清高与和顺，尚未说到狭隘与不恭敬，明末讲学家大多误看了。

译伯夷和柳下惠只是有所偏执，如果像杨朱、墨翟和于陵子那样，那就偏颇了。作为百世师表的圣人，本章选取他们的偏执来救正时弊，本章指出他们的偏执来阐明正道。《四书大全》中朱子明确说，孟子直接批评他们狭隘和不恭敬，并没有说他们的末流如此。现在的时文还有主张末流说的，并非另有说法说他们狭隘不恭敬，只是从行迹上来说，然而心与行迹是一致的。又有说他们遭遇的时代不同，是不得已的，然而不得已为什么不如孔子呢？这些都是想要为伯夷和柳下惠辩解，不知道其实不必辩解。防引说，是因为他们的清高，不是因为他们的狭隘，《存疑》对此表示反对。大概认为，如果是因为他们的清高，不是因为他们的狭隘，那么清高和随和就是君子所遵循的了。为什么又说愿意学习孔子呢？不知道防引自己说的是因为清高的得当之处，不是因为清高的狭隘之处，本来就没有毛病。《浅说》也主张防引的观点，君子暗指孔子，也指学习孔子的人。这与《论语》中的逸民章以及《孟子》中的养气章都相互呼应。

防亭陈氏说：“时中的圣人，厌恶邪恶未曾不严厉，所以他的厌恶，是带有怜悯的。伯夷则是直接厌恶罢了，好像要玷污他们。恻隐之心微弱而洁身自好占上风，不磨不黑，明确显示出进入人群而不混乱的意思，也与‘谁能玷污我’相似。然而他进入人群，是想顺从并改变他们。柳下惠则对伯夷的犹豫玩忽罢了，不必孜孜不倦地成就万物。大概都在万物一体上有所未至。因此清高和随和两位圣人，不同的毛病根源相同。我认为防亭这一条，不是说在万物一体上有所未至，怎么能说是圣人呢？这两人与孔子一样，只是在分寸上稍微偏执。”

不恭敬最难体会认识。明末讲学家说，他们外表虽然相同，内心则认为世道混浊，不能用礼法分明来要求，有玩弄一世的意思。我认为不对，这样就把柳下惠看作东方朔一流的人了。东方朔是学习柳下惠而流于弊病的人，与柳下惠不同。柳下惠的不恭敬，只是想要逐渐感化他们，放得太宽泛而不严谨罢了。即使是《四书大全》中的朱子，也说他的心玩世不恭，视人如无物。然而柳下惠的玩世，不同于东方朔的玩世。

松阳讲义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松阳讲义卷十二

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孟子

王者之迹章

这一章因为前章历数群圣而继以孔子，也是示人存天理、灭人欲的样子。孔子有舜的生知安行，又兼具禹、汤、文、武的忧勤惕励，他一生的学问备见于《论语》《孝经》《易》《诗》《书》《礼》《乐》《春秋》。这里唯独用《春秋》来说，总注说孔子的事没有比《春秋》更大的，所以特别提及，这是对的。但要想《春秋》如何存天理、灭人欲？孟子只说了一个“义”字，也没有说这个义是如何的。须要玩味尹氏注所说的“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春秋》所以存天理、灭人欲，只是定天下之邪正而已。邪正定了，人与禽兽就区别开了。开口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明儒说：“天下有王者，则此义着为王者之迹，而播为诗歌；天下无王者，则此义紊于霸图，而圣人因定为笔削。”说得极明。盖王霸之分，即是人禽之辨；《诗》《春秋》之作，皆所以使人远离禽兽。虽然《春秋》不但承接《诗》，王者之迹熄，也不只是诗亡。自王迹熄而《易》《书》礼皆亡矣；《春秋》作而《易》《书》礼皆明矣。而《诗》《春秋》绝续之际，尤显而易见。故就《诗》言之：诗亡所以由王迹之熄者，盖自成康而下，其诗为正雅，所以咏歌政教号令之盛，诗即王迹也。自厉宣而降，其诗为变雅，所以感慨政教号令之衰，王迹犹存乎诗也。自《黍离》降为国风以后，天子既无命德讨罪之权，公卿亦无好善恶恶之实，宰咺祭伯之属，非复曩时吉甫家父之徒，能侃侃正论于庙堂之上。大道晦而人心惑，虽草野之中间有公论，然《缁衣》《〇人》之篇出其间，《桑中》《溱洧》之篇亦出其间，是非混淆，无复能辨王者之迹，于是而灭绝矣。本因王迹熄而诗亡，因诗亡而愈见王迹之熄。此时若无人焉，别嫌疑，明是非，将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天下将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孔子有忧之，故因鲁史旧文而笔削焉，因会盟战伐之事而寓褒贬予夺之义，以礼乐征伐归天子，以三纲五常归人心，讨其乱臣贼子，正其邪说暴行。夫然后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义炳如而春秋一书，遂为万古不可易之经。是春秋也，孔子作之，即舜、禹、汤、文、武、周公作之也。孔子之心，一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心也。无论诸子百家不能窥其精微，即如鲁史旧文，固当时所称周礼尽在鲁，列国之书皆不能及者也。然其实与晋乘、楚梼杌等耳。虽有高于晋、楚之处，然非能大相远也。盖其事不过桓、文之事，非能窥见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