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禹贡锥指 书〇

提要

【臣】等谨按：《禹贡锥指》二十卷。

本朝胡渭撰写。胡渭著有《易图明辨》一书，已另行著录。这部书是他毕生精力所专注的。康熙乙酉年，恰逢

圣祖仁皇帝南巡，曾进呈

御览，

赐予“耆年笃学”匾额，稽考古事的荣耀，至今传颂。原本标题为二十卷，而首列图一卷。其中卷十一、卷十四皆分上下卷，卷十三分上中下，而中卷又自分上下，实际共为二十六卷。其图共有四十七幅，如《禹贡》黄河初次改道、再次改道以及汉、唐、宋、元、明各代黄河图，考证尤为精密。书中体例，比经文低一字为集解，再低一字为辨证，历代义疏及方志舆图，搜集采录几乎遍及九州。分域山水脉络，古今同异的原因，一一讨论详明。自宋代以来，传寅、程大昌、毛晃以下，注释《禹贡》的数十家中，精核典赡，此书居首。至于陵谷迁移，方州分合，数十年内往往不同，胡渭却想在数千载后都能折衷以定一是。如郭璞去古未远，其注《山海经》，临渝、骊成已两存碣石之说，胡渭必说文颖所指的临渝是对的，汉《地理志》所指的骊成是错的，终无确证。又九江一条，坚守洞庭之说，不想九江果在洞庭南，则经文当曰“九江孔殷，江汉朝宗于海”了。徐文靖所驳斥的，恐怕胡渭也不能再辩驳了。千虑一失，大概是不屑于存疑的过错吧？其他如黄河不知有重源，则当时西域未平，无法征验，所引郦道元诸说，经注往往混淆，则因传刻错讹，未见善本，形势所限，固然不能执此为胡渭的过错。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禹贡锥指略例

昔日大司寇昆山徐公奉

敕纂修《大清一统志》，馆阁的英才，山林的俊彦，都供给笔札以从事。己巳年冬，徐公请假归乡。

皇上准许，且令他带着书局随行。徐公于是租住洞庭，肆意搜讨。湖山闲旷，风景宜人。当时有无锡顾祖禹景范、常熟黄仪子鸿、太原阎若璩百诗，都精于地理之学。以胡渭的固陋，与他们相差十倍百倍。徐公也命他翻阅图史，参订异同。二三素心人，晨夕群处。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受益良多，不可胜道。胡渭因此悟到《禹贡》一书，先儒所错解的，现在还可以得到，而认为旧迹湮没，无从考究的，现在还可以补其罅漏，而牵率应酬，来不及排纂。〇甲戌年家居，婴子春之疾，偃息在床，一切人事谢绝。因取向来手记的，循环展玩，撮其机要，依经立解，章别句从。历经三年，乃成，厘为二十卷，名曰《禹贡锥指》。按《庄子·秋水》云：“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言所见者小也。”禹身历九州，目营四海，地平天成，府修事和的功烈，具载于此篇。彼方跐黄泉而登太皇，始于〇冥，反于大通，而我却规规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辩，这也是井蛙之见啊。之所以不说管窥而说锥指，是因为《禹贡》为地理之书，其义较切故也。

经下集解，亚经一字，首列孔传孔疏，次宋元明诸家之说，郑康成书注间见，义疏及他籍。三江一条，足称秘宝。司马贞注《夏本纪》，颜师古注《地理志》，其说与颖达相似，故不多取。蔡传较劣，其本师文集语录所言《禹贡》山水，如龙门、太行、九江、彭蠡等说，亦不能善防其意而有所〇明，况其他乎？采撷寥寥，备数而已。至若语涉《禹贡》而实非经解，如《通典》之〇，亦或节取一二句，虽系经解，却不成章，并以己意融贯缀于其末，用“渭按”二字别之。集解后〇挥未尽之义，又亚一字，二孔蔡氏并立于学官，入人已深，其中有差谬者，既不采入集解，于此仍举其辞而为之驳正。诸家之说得失参半者，亦必细加剖析，使瑕瑜不相掩。至于地志、水经，覼缕本末，附以夹注，其文似繁，其防似缓，而实有禆于经术，所以使人优柔厌饫，将自得之，千蹊万径，总归一辙。也是书出，幸而不为覆瓿之物，异时必有厌其委曲繁重而芟取十之二三以资俭腹者，首尾衡决，不精不详，此则与科举之业、帖括之编，亦复无异，真吾书之不幸也已。

衞栎斋湜撰《礼记集说》，其自叙曰：“人之著书，唯恐其言

译（道理）不源于自己；我著书立说，只怕那些言论不是出自他人之口。”这句话可以作为天下的准则。庄子有“重言”的说法，并非一定要确实出自那个人，也是借用来增加分量，何况是真正出自那个人之口的呢？近世编撰著作，有时将前人的言论改头换面，据为己有，掠取美名、贪图功劳，损害廉洁、违背道义，子深对此深感羞耻。因此每当确立一个观点，必定注明书名，标明作者的姓名，而把自己的见解附在后面。即使死者能够复活，我也无愧于心。

译专门解释《禹贡》的先代儒者，有易祓的《禹贡疆理广记》、程大昌的《禹贡论》、傅寅的《禹贡集解广记》，如今都已失传，仅能在其他书籍的引文中见到，如同昆山的美玉，更显得珍贵。程氏立志考证古事，但错误实在很多；傅氏搜集旧闻，附带新意，颇有明晰之处，可惜大多散佚。近世同乡先生茅瑞征著《禹贡汇疏》，搜集资料最为广博，但总体杂乱无章，缺乏判断和裁制。然而这三本书的渊博典雅，也可称得上是卓越出众的了【郑晓、焦竑也都著有《禹贡解》，颇为简略】。解释整部《尚书》的，有苏轼、曾旼、叶梦得、张九成、林之奇、夏僎、薛季宣、黄度、吕祖谦、王炎、吴澄、金履祥、王充耘、王樵、邵宝等各家，他们对《禹贡》尤其精审，阐发了前人未曾阐发的内容，所以引用特别多。其余各家舍弃短处、采纳长处，即使只有一两句好的，也一概不敢遗漏。除了诸家书解以及《河渠书》、《地理志》、《沟洫志》、《水经注》之外，凡是古今典籍中的言论，无论经史子集，只要与《禹贡》相合，必定全部收录。价值千金的皮衣，不是一只狐狸的皮能制成的；五侯的杂鱼羹，不是一块肉能办到的。我广泛搜求、远绍经典，对经文不无一点补益。

《山海经》、《越绝书》、《吕氏春秋》、《淮南子》、《尚书》、《中候》、《河图》、《括地象》、《吴越春秋》等书所说的禹治水之事，多涉及怪诞。如今解说《禹贡》，我私下附会太史公“不敢妄言”的原则，一概摒弃，以免玷污圣人的经典。

本朝名公的著述，如宛平孙承泽侍郎的《九州山水考》、新城王士祯尚书的《蜀道驿程记》、昆山顾炎武处士的《日知录》、吴江朱鹤龄处士的《禹贡长笺》，凡是对经义有补益的，全部采录。同事顾景范、黄子鸿、阎百诗，是我当面讲习学问的人。景范著有《方舆纪要》、《川渎异同》；子鸿有《志馆初稿》，都是史学的渊薮，可以凌驾古人、超越今人。只有百诗与我决心通晓《禹贡》，所以锥指称引较多。景范、子鸿先后去世，郢人逝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百诗撰写的《四书释地》，如今已经刊行，脍炙人口。四方各位君子，想必与我同心，知道我不偏袒私好。

《山海经》十三篇，刘歆认为出自唐尧虞舜时期。《列子》说：“大禹行走时见到它，伯益知道并命名它，夷坚听到并记录它。”王充《论衡》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根据所闻所见写成《山海经》，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本书与《禹贡》就互为经纬了。”然而其中可疑之处很多。颜之推说：“《山海经》是禹、益所记，却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这是后人所掺入的，不是原文。”尤袤说：“这是先秦的书，不是禹和伯翳所作。”这两种说法恰当。其中的怪物，固然不值一提，即使所记载的山川方位里程，虽然存在，却不知道在哪个郡县，远近虚实，无从测验，怎么能依据它来解说经典？只有“澧、沅、潇、湘在九江之间”这一句话，对《禹贡》大有裨益，其余若有可采之处，与其他地方志无异，或许是后人取来附益的，也未可知。想要考证《禹贡》，除了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还能用什么呢？

解释《禹贡》的，没有比汉孔安国的《书传》更早的。安国是武帝时人，孔颖达所说的“身为博士，具备图籍”的人。如今看他的《禹贡》注，山水地名，并不说在哪个郡县。偶尔有系属郡县的，如太原，现在认为是郡名；震泽，是吴南太湖名；洛水出上洛山；太岳在上党西；沇水在温西北平地；桐柏在南阳之东；熊耳在宜阳之西；敷浅原在豫章界，也都含糊不清，不甚分明。其他没有注释的还很多。难道汉初的图籍不如班固所见的完备吗？至于菏泽在定陶，却说在湖陵；伊水出卢氏，却说出陆浑；涧水出新安，却说出渑池；横尾山北去淮河二百多里，却说淮水经过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却说衡山是江水所经。身为博士，具备图籍的人，应当这样吗？又如谷城是〇水的源头，魏初将谷城并入河南县，而《书传》说“〇水出河南北山”；金城郡是昭帝设置的，而《书传》说“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孟津在河阳的孟地，东汉才将名字移到河南，而《书传》说“在洛北”。明显不是西汉人的笔法。朱子《语类》说“安国《尚书》大序不像西汉文字，解经最混乱”，说是《孔丛子》一类人假托的，确有道理。世人因为他在班固之前而过分尊崇他，是不对的。

《汉书·地理志》在郡县下列举山水之名，凡是提到《禹贡》的有三十五处，如夏阳的梁山、龙门山，怀德的北条荆山，美阳的岐山，新安的涧水，上雒的洛水，〇泽的析城山，垣县的王屋山及沇水，以及荥阳地中溢出的水，北屈的壶口山，谷城的〇水，平氏的桐柏山及淮

译水，临近沮水的南面，条荆山，定陶的菏泽、陶丘，钜鹿的大陆，灵夀的卫水，上曲阳的恒山、恒水，莱芜的汶水，〇隂的〇山，箕县的潍水，祝其的羽山，彭泽的彭蠡泽，郫县的江沱，青衣的〇山，湔氏徼外的岷山及江水，首阳的鸟鼠同穴山及渭水，临洮的西倾山，冀县的朱圉山，泾阳的泾水，睢阳的孟猪泽，湘南的衡山，这些确实是《禹贡》中的山水，完全没有可疑之处。

其他如氏道的养水，并不是嶓冡所疏导的；西县的嶓冢，并不是漾水所发源的；湖陵的菏水，并不是向东流至的菏泽；信都的绛水，并不是向北经过的洚水；安丰的大别山，并不是江汉所防御的；蜀郡的桓水，并不是西倾山所沿用的，然而都把它们附会到《禹贡》上，这大概是沿袭旧闻，不能完全相信的。

也有确实是《禹贡》中的山水，却不把它们附会到《禹贡》上的，如华隂的太华山，鄠县的沣水，上雒的熊耳山，蒲反的雷首山，彘县的霍太山【即太岳】，长子的浊漳水【即衡漳】，屯留的绛水【即降水】，壄王的太行山，华容、西陵、编县的云梦泽，钜懋的大野泽，邺县的故大河【即禹厮二渠之一】，博县的岱山，盖县的沂水，莱芜的淄水，毗陵的北江水【即三江】，充县的澧水，河闗西南羌中的积石山及河水，删丹的弱水，直路的沮水，卞县的泗水，成平的徒骇，东光的胡苏，鬲县的鬲津【即许商所列举九河中的三条】，都是《禹贡》中的山水，却唯独不把它们附会到《禹贡》上，这又是体例参差不齐，给后人留下迷惑的地方。

那东武阳的漯水，虽然没说不属于《禹贡》，但说禹治理漯水，东北流至千乘入海，那么这也是《禹贡》中的漯水了。骊成的揭石山，冠以大絫县有揭石水而不提山，难怪不附会《禹贡》了。

所有这些，衡量经书的旨意，对照地理方位，参考水经和方志，选取或舍弃，必定有依据，不敢苟且同意，也不敢刻意标新立异，只期望对圣人的典籍有所裨益，对前代儒者无愧罢了。

译《汉书·地理志》在引用《禹贡》中的山水时，有十一处称引古文：扶风汧县的吴山，古文认为是汧山；武功的太壹山，古文认为是终南山；垂山，古文认为是惇物山；颍川崈髙的太室山，古文认为是外方山；江夏竟陵的章山，古文认为是内方山；安乐的横尾山，古文认为是陪尾山；山东海下邳的葛峄山，古文认为是峄阳山；会稽吴县的具区泽，古文认为是震泽；豫章歴陵的傅昜山，古文认为是敷浅原；武威的休屠泽，古文认为是猪野泽；张掖居延的居延泽，古文认为是流沙。这里所说的古文，大概就是指棘下生、孔安国所说的壁中古文的意思，这些古文后来传给了都尉朝，而司马迁也从孔安国那里请教过。只有终南、流沙、陪尾这三处不能依从古文说法，其余的都正确无误。

《地理志》引用桑钦的话共有七处：上党屯留条下说“桑钦说绛水发源于西南，向东流入海”；平原高唐条下说“桑钦说漯水的发源地”；泰山莱芜条下说“《禹贡》中的汶水发源于西南，流入泲水”；丹阳陵阳条下说“桑钦说淮水发源于东南，向北流入大江”；张掖删丹条下说“桑钦认为弱水从这里向西流到酒泉的合黎山，经过敦煌的效谷”；又说“原本是鱼泽障”，桑钦解释说“汉武帝元封六年，济南人崔不意担任鱼泽尉，教导百姓努力耕作，因勤勉见效而获得谷物，因此设立县名”【今本《汉书》此处原有“师古曰”三字，大概是后人所妄加，这句话并非颜师古所能引用的】；中山北新成条下说“桑钦说易水发源于西北，向东流入滱水”。如今考察《儒林传》记载“涂恽传授河南桑钦君长古文尚书”，桑钦是汉成帝时的人，班固与刘歆都推崇古文经学，所以有所采纳。《隋书·经籍志》记载有两部《水经》，一部三卷，郭璞注；另一部四十卷，郦道元注，都没有注明作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才开始说是郭璞所作【阎若璩说：郭璞注《山海经》引用《水经》有八处，这难道是经文出自郭璞之手吗？】《新唐书·艺文志》于是说汉代的桑钦作了《水经》，又说郭璞作了注。现在人们说桑钦作《水经》，就是源于此。先代儒者因为书中提到的地名多属东汉、三国时期，怀疑不是桑钦所作，而我更有一个确凿的证据：郦道元注《水经》在漯水条下引用桑钦《地理志》，又在易水、浊漳水条下都引用桑钦，其说法与《汉书》无异，由此可知班固所引用的就是桑钦的《地理志》，起初并没有《水经》这个书名。《水经》不知是谁所作，注文中每次举出原文必定尊称为“经”，如果这部经果真是桑钦所作，没有直接斥其名而不称其书的道理【唐代义疏惯例称孔君、郑君】。有人说桑钦在前作经，郭璞、郦道元在后附益；有人说汉代以后的地名是注文混入了经文，并非桑钦所撰。桑钦的书名为《地理志》，不叫《水经》；《水经》创始于东汉，而由魏晋人续成，不是一时一人之作，所以往往有汉代以后的地名，而且首尾有时不相应，不全是因为经注混淆的缘故。

郦道元博览奇书，撷取精华，用来注释《水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唐初此书名声不大，等到唐朝中期，杜佑摘取河源、济渎两件事来诋毁它，李吉甫则有删节《水经》十卷，不知取舍如何。这本书传习的人少，错简缺文，讹误的字词不可胜计。宋朝初年尚未完散逸，而《崇文总目》说《郦注》四十卷，亡失了五卷，那么仁宗时期已不是完整的书了。南宋南渡后，程大昌撰写《禹贡论》，颇举此书来相互印证，但最终没能得其要领。金代蔡正甫撰写《补正水经》三卷，元代欧阳原功为之作序，说可以纠正蜀版迁就的失误。如今这本书也不传了。近代文人只是猎取其中的隽句僻事，以供辞章之用，而对山川古迹一概不问，谁想到它是《禹贡》的忠臣，《班志》的畏友呢？只有阎若璩深信且笃好此书，反复寻味，每条河流各画一图，两岸及冀带诸小水，无一不具备，精细绝伦。我玩味它不忍释手。阎若璩有同样的嗜好。昔日郦道元叙述宜都山水之美，沾沾自喜，说：“山水有灵，也应当惊讶于千古之后有人知晓它。”至今读来，勃勃有生气。我们三人表彰《郦注》不遗余力，也自认为作者有灵，应当惊讶于千古之后有人知晓它。班固所载各条河流，只说它们的发源地和入海口，而中间经过的地方无法得知。只有《水经》详细记载，从某县出发，朝向某方向，流经某县某方向，到某县汇入某水，在某县流入某水，一一明确，其间有相隔疏远的地方，郦注又从而补充，其说法更加严密，简直可以直接依据它来绘图。我解释《禹贡》九州的文字，每条河流必定援引《水经》作为证据，而对于导水部分尤其详细。再摘取注中的重要语句，夹行附在提纲之下，有时也借注文作为提纲。凡是历代史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及古今群书的重要语句，都荟萃于其下，一目了然，使学者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山川的形势，这也是一个奇迹。大抵著书援引古书，最忌讳混杂割裂，唯独此处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因为《水经》所叙述经过的地方，间或有疏漏，郦道元依据经文注补，现在所引用的必定是经文归经文，注文归注文，截然分为两段。

译如果前后不能相互贯通，读者反而会产生许多困惑。事情有变通之处，不可拘泥固执。子鸿与我对此筹划得很详尽，海内的各位贤士，希望不要因此讥讽我们。南方人遇到水，都称之为江；北方人遇到水，都称之为河，因此称岷江为大江，黄河为大河，这是后世的土俗称呼，并非古代的体制。富顺人熊过说：“黄帝为百物正名，不曾假借，后世才通用罢了。”我认为禹为主持命名山川，也不曾假借，江、河自是确定的名称，与淮、济等水同类，不是其他水所能冒用的。只有汉水、彭蠡水与江水汇合，才称为三江；沅、湘等水流入洞庭与江水汇合，才称为九江。大概都是以岷江为主，而总括其汇合的数量来命名。在未汇合时，不能称为江。后世汉江、章江、湘江、沅江等称呼，严重违背经典义理。九河也是如此。从徒骇到鬲津，原本就有这些水道，等到禹从大伾山引导黄河向北流，经过洚水到达大陆，于是疏通为九条河道以减弱其水势，因此称为九河。流入大海的地方又合而为一，与海潮相互迎受，所以称为逆河。黄河未由此流入大海，也不称为河。《水经》篇题大概说：“某水绝不相互假借”，深得《禹贡》的意旨。子爱对此十分喜爱，十分珍重。

译在地志、《水经》之后，郡县的废除与设置并不固定，有的名称相同而实际不同，有的起初合并而最终分离。如果不逐一考证证明，将会出现每天读这些书，却对东西南北茫然无法分辨，不知道现在在何处的情况；也有亲身踏足那地方，亲眼看到其形貌，却不知道这就是古代的某郡某县某山某水的人。所以我因此在引用古书之下，必定说某县即现在的某县，其故城在现在某县的某方位。中间沿革颇多，虽然不能全部列举那些切要的内容，也不敢遗漏。郑康成说：“学者既知道古代的情况，又知道现在的情况，这是穷究经书的要诀，著书的定法。”不然，那就是有理论而无实用的学问罢了。

大禹所命名的山，包举宏远，不是一峰一壑的名称。比如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闾、徂徕、新甫，都是泰山的支峰，大禹总称它们为岱。从蓝田到盩厔，总称为终南。从河内到井陉，总称为太行。从上洛到卢氏，总称为熊耳。后人相继分析，各自给它们命名，时间越久名称越多。解释《禹贡》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说洛水出自冢领，不出自熊耳；渭水出自南谷，不出自鸟鼠；淮水出自胎簪，不出自桐柏。种种谬误的说法，都由此产生。然而他们说到太行、终南，却又失之空泛。太行山越过恒山向北，终南山跨越惇物向西，违背了经书的界限，我不敢跟随。至于底柱、碣石、朱圉、大伾这类山，则又狭小显露，与一峰一壑没有区别。大概那些位于道路要冲的山陵，不得不举出来作为标志，不可以拘泥于前面的例子来互相约束，认为必定是广袤数十百里的大山，而怀疑古代记载所说的不对。

凡是山名不一而足。两个名称的如西倾，也叫嵹台；外方也叫嵩高。三个名称的如岱，也叫岱宗，又叫泰山。四个名称的如岍，也叫吴，又叫岳，又叫吴岳。五个名称的如大伾，也叫黎山，又叫黎阳山，又叫黎阳东山，又叫青坛山。多到雷首，一座山而有九个名称，这是极点了。现在全部记载以广博异闻。又有山所在的县各不相同，而实际上并不是不同的山的情况，比如碣石在汉朝的絫县，而《水经》说在临渝；后魏志说在肥如；隋志说在卢龙。地名变了四次，而山只有一个，都要在今昌黎县东、絫县故城的南边。嶓冢在汉朝的沔阳，而后魏志说在嶓冢县；隋志说在西县；《括地志》说在金牛；《寰宇记》说在三泉；元《大一统志》说在大安；明《一统志》说在宁羌。地名变了六次，而山只有一个，都要在今宁羌州北与沔县接界处。至于嶓冢在汉中，而班固说在陇西的西县；积石在羌中，而杜佑说在西平的龙支，这又是大的谬误，辨析它不厌其详。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姑且举一个角落来供人反复思考。

导水的九章中，只有黑水的源头和归宿渺无踪迹，弱水自从合黎以北，流沙以西，也难以穷究，纷纷推测，终无确据，不如存疑为得。江、汉、淮、渭、洛，大禹的痕迹尚存，没有大的可疑之处。黄河自从周定王五年向东迁徙之后，大伾以下大禹黄河的故道不可再问，先儒都以王莽时的黄河为大禹黄河的故道，降水、大陆、九河、逆河，无一不错。然而因为王莽黄河的所在而向它的西边寻求，那么邺东故大河的道，还可以按图得到。济水被黄河扰乱很久了，到东汉时河南的济水完全消失，幸亏《水经》全部记载了它的故道，后世还能因此略知古代济水所流经的地方。杜佑随意诋毁它，不是确切的言论。好啊，金吉甫的话说：“凡是《禹贡》地理，间有与现在不同的，或者是古今名号的不同，或者是人力开塞的差异，或者是陵谷海陆土石消长的变化。比如熊耳为讙举，大别为翼际，恒水为呕夷，卫水为虖池，这就是所说的古今名号的不同。荥泽导为荥川，河水引为鸿沟，徐偃开通舟道于陈蔡，夫差沟通江淮，这就是所说的人力开塞的差异。荥播堵塞成为平地，灉沮二源壅塞断绝，逆河化为渤海，碣石沦于洪波，这就是所说的陵谷海陆土石消长的变化。然而传记尚有明确的证据，大禹的功绩未尽湮没，正可以根据现在的不同来寻求过去的相同。如果因此就怀疑圣经有误，古志不真，其愚蠢且悖谬，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水经注》凡是两条水合流，从下游互相接受通称。它在《禹贡》中，漾与沔合，也称沔；漳与绛合，也称降水，就是这样。又有随地异名，不是由于合其他水而这样的：沇东流为济，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就是这样。有大水分出支流而名称不同的：江别为沱，汉别为潜，河别为漯，就是这样。有伏流显现而名称不同的：济溢为荥，就是这样。小水合大水，称为入；大水合小水，称为过；两条水势均力敌互相进入，称为防。这又是正名辨分的意义，高出《地志》《水经》了。山体不动，其盘基广大的，也不过占据几个郡县；如果水则源远流长，往往灌注于千里之外，伏见离合

译山势的弯曲与平直、朝向与背向，变化没有定规，名称也不统一，所以撰写《山经》容易，撰写《水经》困难。《孔传》说大禹治水，有时开凿山岭，有时挖掘土地，以疏通水流。”这不必是到处都这样。绵延千百里之远，当时确实有那样的地方，不得不采用这种方法。《尸子》《吕览》《淮南子》《水经注》众口一词，难道是在欺骗我吗？贾让说：“从前大禹治水，山陵挡路的就毁坏它，所以开凿龙门，劈开伊阙，分解底柱，打破碣石，这是开凿山岭的事情。”孟子说：“大禹挖掘土地而将水注入大海。”太史公说：“大禹疏通两条渠道，以引导黄河，向北流经高地，经过降水到达大陆，这是挖掘土地的事情。”儒者被一己之见所蒙蔽，凡是耳目所不能及的，都认为是荒谬的。开篇壶口、梁山的第一大功，便说得毫无精彩，也是由于过于拘泥孟子“行所无事”的说法，认为大禹绝对没有开凿挖掘，却不知道尧时的水灾不是寻常的水灾，大禹疏导水流也不是寻常的疏导水流。如果真像蔡氏所说的那样，那么后世修筑堤坝、设置埽工、开凿渠道、减水泄洪的人，都能与大禹的功绩一同流传于天地之间了。鲧为什么功绩不能成功？大禹为什么能与上天相配而无穷无尽呢？

译中原地区的水系，没有比黄河更大的了。大禹治水功绩之伟大，也没有比治理黄河更显著的。如果不研读《禹贡》，对于大伾山以下的区域，就无法探知大禹治理黄河的故道，因此不能不加以研读。关于“导河”这一章，我广泛考证、深入思考，很久才有所心得。解释完成后，随口吟了两首诗说：“三年病卧在床，研读一卷导河之书。大禹奠定的河道分明存在，周代迁移后失去了故道。自知我的方法笨拙，怎敢嘲笑古人疏漏。希望有像君山那样的赏识，心中郁结稍得舒缓。”班固曾先有觉悟，王横确实启发了他。九峯的记载多有错谬，二孔的说法也模糊不清。墨守成规终究难以突破，强攻硬解想必也无计可施。只应在千年之后，再有扬雄那样的人能理解我。这是丁丑年二月初一写的。

黄河自大禹治水成功之后，直到元明时期，总共经历了五次大的变迁，那些暂时决口又堵塞的情况不在其列。第一次，周定王五年，黄河从宿胥口改道，向东流入漯川，到达长寿津，与漯水分流后向东北，汇入漳水，在章武入海，这就是《水经》所称的大河故渎。第二次，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在魏郡决口，泛滥流经清河、平原、济南，直到千乘入海，后来东汉永平年间，王景加以修治，于是成为黄河的常道，这就是《水经》所称的河水。第三次，宋仁宗时，商胡决口，黄河分为两派：北派汇入永济渠，在干宁军【今青县】入海；东派汇入马颊河，在无棣县【今海丰】入海，两派轮流开闭，这就是《宋史·河渠志》所载的情况。第四次，金章宗明昌五年【实为宋光宗绍熙五年】，黄河在阳武旧堤决口，淹没封丘后向东注入梁山泺，分为两派：一派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海，一派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河。第五次，元世祖至元年间，黄河改道，阳武县南新乡的水流断绝，二十六年疏通黄河工程完成，北派逐渐减弱，到了明朝〇治年间，筑坝切断黄陵冈支渠，于是让淮河独自承受全部黄河之水。大概自大伾山以东，古代兖、青、徐、〇四州的区域，都是黄河纵横泛滥之地，宋金以来危害更加严重。所以我在这篇导河解之后，附上历代黄河改道的论述，并且分别为它们绘图，以标明其通塞的痕迹，让天下人知道我的书不是无用的学问，对于郑玄知古知今的训诫不敢违背。事情截止到明朝，所以当代的时务有所缺漏。

九州的疆界，《尔雅·职方》与《禹贡》不同，大概是殷周时期有所增减的缘故，所以必须全部列举出来相互参照。接着列出古代帝王都城以及诸侯封地在州域内的情况，再列出春秋时期国土中可考证的部分，大致可以看出先王封建制度的情况。再列出战国时期的归属，然后分配秦汉以后的郡国，最终以杜佑的《通典》为准。大概在此之前的地理书籍，没有用《禹贡》九州来分配郡国的，有的话，是从《通典》开始的。宋朝继承唐朝制度，直到元明，虽然有沿革，但不相去太远，所以《通典》之后，直接对应当今的舆地。杜佑学识渊博绝伦，但偶尔有分配不当的地方，比如冀州的信都，应当属于兖州；荆州黔中以下的七个郡，以及雍州伊吾以下的四个郡，都不在禹九州的范围内。又有一个郡或一个县应当分属两个州的情况，就以名山大川作为标识，不容混淆。比如汲郡有黄河，河南的胙城应当属于兖州，不应当属于冀州；黎阳县有宿胥故渎，渎西属于冀州，渎东应当属于兖州。所有这些〇，都一一列举。正经中提到的州界，大多有两个至点，只有徐州有三个至点。冀州虽然没有明确说边界，但三面距离黄河，也是三个至点。那些没有完备的，必定广泛考证并审慎辨别。比如冀州北抵沙漠，徐州西抵济水，梁州东界和荆州西界以巫山为界，豫州东界和兖州西界以菏泽为界。至于分野，主要用于占卜候气，用十二次分配十二国，不足以涵盖九州的全部土地，与《禹贡》无关。只有“一行”关于山河两戒的说法，与导山导水有默契，所以时常引用它来证明经义。

郑渔仲说：“《禹贡》以地名来命名州，不以州名来命名地，所以兖州可以迁移，但济水、黄河之间的兖州不可迁移；梁州可以更改，但华阳、黑水之间的梁州不可更改。因此它是万世不变的书。史家作志，以郡县为主，郡县一旦更改，那么那本书就废置不用了，这是至理名言。然而后世黄河日益南移，那么兖州的西北边界就无法详细得知；河南的济水消亡，那么兖州的东南边界也难以分辨；华阳专指商洛，那么梁州的西北边界就茫然没有边际；黑水与雍州相通，那么梁州的西南边界止于何处？《禹贡》这本书虽然存在，也只是空具形式罢了。郡县能扰乱其疆域，山川也能改变其疆域，以前不可迁移的，现在或许迁移了。不深入研究思考，广泛查考图籍，怎么能纠正它呢？”

王者用一个人来供养天下，不用天下人来供养一个人。大禹根据土地制定贡赋，都是祭祀宴飨的需要，车马服饰器械的装饰，吉凶礼乐的用途，是国家所不可或缺的。孔子没有异议，这三句话深得他的心意。不仅末世征求的泛滥，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即使是伊尹进献当今之物，周公制定王防，恐怕也属于后人依托。假使有这些，那么殷周的志书就荒谬了。现在解释其贡赋，必定一一明确其用途，比如金银珠玉琅玕怪石竹木橘柚菁茅等〇，则又必定详细辨别，让人知道圣人没有一丝一毫私欲之事，大概就不敢残害百姓来供养自己了。

帝都三面距离黄河，舟楫环绕

译通达。诸侯的朝见进贡，商人的贸易转运，行旅的往来，外国的朝见天子，都以到达黄河为终点。那水道的曲折，经书都详细记载在九州之中，只是不够完备。青州、徐州都由济水、漯水到达黄河，荆州、豫州都由洛水到达黄河，梁州、雍州都由渭水到达黄河，冀州的岛夷由碣石到达黄河，扬州的岛夷由淮河、泗水到达黄河，昆仑、析支、渠搜由积石到达黄河。下文所说的四海堤防相同，都体现在这里了。然而当时粮食取自甸服，没有依赖四方供给的事情，所运输的只有贡品，所以轻舟可以承载，山间溪流可以漂浮。越过洛水，越过沔水就是如此。大抵其间陆路行走也不过几十里。圣人重视民力就是这样的。后世役使牛马人力，像张汤开通褒斜道，以便运输汉中的粮食，陆路运输一百多里，也不认为困难。这与圣人的心意，相差何止天壤之别。

译远古时期，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被称为四海。四海之内划分为九州。九州之内制定为五服，以区别远近。甸服、侯服、绥服属于中国，要服、荒服属于四夷。这就是所谓“辅佐成就五服，直到五千（里）”的意思。五服之外尚有余地，也在九州的疆域之内。这就是所谓“向外直到四海，都设立五位长官”的意思。九州之外，夷狄戎蛮的土地，不登记在版图，不奉行王室的正朔，君王以不治来治理他们，这就是四海。这是《禹贡》中五服、九州、四海的名词含义。宋代儒者看到其他书籍中提到的“四海”有以水来解释的，于是完全摒弃古代训诂，把四海当作海水，把四夷当作外国。却不知道《禹贡》九州之内自有中国与蛮夷的区别。甸服、侯服、绥服这三服是征收赋税的地区，名叫中国。要服、荒服这两服是夷人和蛮人。沈尹戌说：“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指的就是这些地方。否则，郯子难道是外国的君长，而大荒绝域又怎么能替天子守边呢？大禹受赐玉圭报告成功，只根据十三年中已经发生的事记录它，以此成书。其后未必一一完全相同。比如舜继承尧，开始设立十二州，那么州境的山川已经有所更改。封十二座山，疏通河流，那么山川的祭祀等级必然有所增加。而任命禹掌管百官兼司空，你平定水土，这时要努力啊。不仅仅是本篇所记载的那样。至于土地的肥瘠，贡赋的多寡，声教的远近，其他时候也必然有细微的差异。解说经书的人只应当根据《禹贡》来解释《禹贡》，如果牵强附会前后内容，反而多生窒碍了。

地域的划分，以高山大河为界限，后世那种犬牙交错互相制约的形势，是没有的。治理水土的工程，以疏通河流直达大海为原则，后世那种弯曲的堤防和逆着地脉的沟渠，是没有的【《考工记》：凡是沟渠逆着地脉，叫做不通。注解说：脉理，指地脉纹理】。治理疆界的政事，以疏通小沟直达大河为利益，后世开凿渠道灌溉的智慧，是没有的。征税的方法，以土地物产作为赋税，后世按人口征收钱币的命令，是没有的。九州的贡品，用来供给王室使用，后世那些奇技淫巧的供应，是没有的。四海的贡品，用来表示归顺教化，后世那些珍禽异宝的进献，是没有的。通达黄河的道路，用来运送贡品，后世那种飞挽粮草的劳役，是没有的。山川的安定，用来按等级进行祭祀，后世那种凭借险要守卫国家的计谋，是没有的。六府的修治，用来养育百姓生活，后世那些山林川泽的禁令，是没有的。土地姓氏的赐予，用来褒奖有德之人，后世那种强干弱枝的顾虑，是没有的。武力的奋起，用来警戒不测之事，后世那种开拓疆土、开辟边界的举动，是没有的。声教的终结，用来彰显没有外域，后世那种招徕诱导的权术，是没有的。想象那个时代，百姓安居，物产丰富，别有一番天地，那些君主和臣子，也都怀着天地之心，觉悟到三代以下，号称治理良好的，还难免是小康之事，衰世之意。《礼运》篇首先叙述孔子的话，先代儒者怀疑它是老庄的残余，如今想来，大概不是这样。学者熟读《禹贡》而有心得，不仅知识日益高明，而且心术逐渐达到淳厚古朴。己卯年，我再次进入京城拜见大司徒吉水李公，拿着《禹贡锥指》向他请教。李公看了，高兴地说：“这本书广博而不杂乱，精微而能完备，不仅名物详尽融洽，兼得虞夏传心的要领，拿出来问世，谁说不合适呢？”我靠着墙壁谢恩。今年春天李公寄书到天津，给刘侍御西谷先生看。先生一见就称赞欣赏，说是从来所未有的，又在李公序言后刊行，真是罕见的恩遇。唉！积病无聊，整天仰面看着屋梁，著书当时，姑且代替萱草忘忧，如今竟然重印梨枣，那嘲笑痴人的讥讽，能避免吗？

康熙辛巳年夏五月，德清胡渭【原名渭，字朏明，一字东樵】恭敬地在御河舟中记述。

《周官》大司徒掌管天下的土地地图，用来周知九州地域广狭长短的数量，与职方氏互为表里。汉初萧何得到秦朝的图书，藏在石渠阁。武帝又曾依据古代图书，命名黄河所出的山叫昆仑，那古今图籍也算完备了，却没听说过有所谓《禹贡图》的。《禹贡图》的名称，自后汉永平年间赐给王景才开始。这幅图以及萧何所得到的，到晋朝时已经亡失，所以司空裴秀自己制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上奏后藏在秘府。如今它的序言载在《晋书》，而图竟然没有流传。宋代程大昌撰写《禹贡论》，绘制山川地理图三十一幅，并分别为它们作解说。归太仆有光说，他的亡友吴纯甫家藏有这幅图，是淳熙辛丑年泉州旧刻，如今也见不到了。又合沙郑氏东卿著《尚书图》七十七幅，其中属于《禹贡》的共二十五幅。前阵子从藏书家那里借来观看，也是宋刻，世间罕见，他的用心勤勉啊。可惜山川的脉络还不够精细审慎，而先儒的旧说与经文不合的，也不能纠正。明代漳浦何模平子撰写《禹贡图》一卷，有江左人为它作序，认为上自《山海经》，下至桑钦、郦道元的注疏，古今水道条分缕析，如同在厅堂看庭院，如同在手掌看手指。我听后不胜向往，遗憾当时无法购买寻求。

译罢了。唉，名号有异同，郡县有废置，山陵与河谷有升降，土石有消长，古今的变化不可穷尽。解说经书到《禹贡》这一篇已经很难了，而绘制地图则尤其困难。胸中没有万卷书的储备，脚下没有万里的游历，却任意描摹，说这是《禹贡图》，难道不会被人讥笑吗？虽然如此，地图不容易绘制，但最终也不可缺少。如果有解说而没有地图，那么山川的方位，郡国的里程，学者们茫然无法分辨，解说虽然详细，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我不自量力，在撰写《禹贡锥指》之后，便依据九州五服、导山导水的文字，用地志、《水经》加以印证，参考各家传记，大致仿效朱思本的意思，采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绘制了四十七幅地图，放在卷首。但受限于篇幅，布置显得局促。从前谢庄依据《左传》地理分国制作木图，面积有一丈见方；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宽三丈，长三丈三尺，通常以一寸代表百里，这还可以舒展。现在的地图附在卷首，长度不到一尺，宽度仅满一尺，面积只有谢庄图的百分之一，贾耽图的九百九十一分之一，却想要概括天下的形势，真有如淮南王所说“相差不过几寸，其间却隔着几百上千里”那样，形势有所穷尽，数字有所极限，所以为《禹贡》作图难，而顺应经文更难。绘制地图尤其困难，但只要做到东西不颠倒，远近不背离。解说所涉及的，用地图来证实；地图所不能涵盖的，用推想来弥补。辨别方位确定位置，保存其大概而已。如果一定要说不是亲身经历的，终究无法得到真相，那么我确实有罪。我哪里敢推辞呢？

译五服图第四十五。

周九服图第四十六【附】

以上《禹贡图》共四十七篇，都是我亲手摹画的。凡是九州的疆域，山、海、河、流的条理，原野、低湿之地、山坡、沼泽的形势，以及古今郡国地名的所在，八方距离的远近，大体上粗略具备。只是遗憾晋代的地图已经失传，各种地理记载中的里程数据，无法用来确定远近的实际情况。裴氏序言说：“绘制地图的体例有六项：一是分率，用来辨别幅员的尺度；二是准望，用来校正彼此的位置；三是道里，用来确定所经路程的数目；四是高下，五是方邪，六是迂直。这三项（高下、方邪、迂直）各自根据地形制宜，用来校核平坦与险峻的差异。有图像而没有分率，就无法审察远近的差别；有分率而没有准望，就会在一处得到正确，而在其他地方必然出错；有准望而没有道里，那么应用于山海隔绝的地方，就不能相互贯通；有道里而没有高下、方邪、迂直的校核，那么直路的里程必定与远近的实际情况相违背。失去了准望的正确性，所以用这六项相互参考考证，然后远近的实际情况由分率确定，彼此的实际情况由道里确定，度数的实际情况由高下、方邪、迂直确定。所以即使有高山大海的阻隔，极远地域不同方向的遥远，升降曲折的地形因素，都可以举出并确定。准望的方法既然正确，那么曲直远近就没有什么能扰乱它们的形状了。”这是夏商周三代的绝学，裴氏在秦汉之后继承它，著成图说，神妙契合，而地理学家始终不知道其中的含义。现在考察

译分率，就是计算里程并绘制方格，每个方格代表百里或五十里的意思。准望，就是辨别方向、确定位置，某地在东、某地在西，某地在南、某地在北的意思【古代志书说边界有四个正方向和四个隅角方向，称为八到，有的又说正东防南，正北防西，推演此理则共有十六个方向，准望的方法更加精密了】。道里，就是人行走的道路，从这一处到那一处，里程有多少的意思。道路有高下、方邪、迂直的不同：高指山冈山峦，低指平原旷野，方像矩形的直角，邪像弓的弯曲，迂像羊肠小道九曲十八弯，直像鸟儿飞翔般笔直。这三者都是道路平坦与险峻的区别。人行走经过高、方、迂的地方，就是登高下坡、曲折弯曲之处，路程就远；人行走经过低、邪、直的地方，就是平坦直达之地，路程就近。然而这些道里的里程数，都是按照贴着地面的人行足迹计算的，并不是准望所测得的远近真实距离。准望所测得的远近真实距离，必须测量空中鸟飞般的直线距离来确定数值，然后才能绘制在地图上，这样八方彼此的位置关系才能正确，否则在一个角落得到了准确，在其他方向就会出错，就不能作为地图了。古代绘制地图的人，一定精通勾股定理的计算，所以准望的测量累积起来连黍粒那么小的误差都没有。金吉甫说：“勾股定理，自从大禹制定以来，就是用来测量远近高深，从而治理天下疆域，辅助完成五服制度的【说法源自《周髀算经》】。勾股计算精密，那么在山川迂回的地方，道路曲折之间，用勾股的多边长度来计算直线距离，从而得到远近的真实数据。大致是勾三、股四、弦五，用正五斜七的比例来取用，仁山的这个说法，大概对裴秀的准望方法有很深的领悟。大体上，里程的多少，只有依据人行走的路线才能得到真实数据，但特别不能用来绘制地图。为什么呢？高下、方邪、迂直的形态，不是地图所能完全具备的。地图只依据准望的直线数值，而直线数值，如果不查阅书籍，核实其高下、方邪、迂直的形态，就无法折算，从而得到空中鸟飞道路的真实远近。这就是地图与书籍之所以互为表里的原因。书籍详细记载了平坦与险峻的区别，那么道里的远近就不会与准望相违背，准望确定后绘制成图，那么平坦与险峻的形态也就如同看手掌一样清晰了。后来编写地方志的人，因为郡县的设置变动不常，而没有闲暇用勾股定理测量远近的真实数据，他们所记载的只是依据人行走的里程数，而高下、方邪、迂直的形态，一概不记载，即使有精通勾股定理的人，又谁能据此去测量呢。所以四至八到的里程数与准望所测得的远近真实数据，往往不相符合，这就是地图难以绘制，而地理之学日益荒芜的原因。现在杜佑的《通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九域志》等书，都在州郡下列出四至八到的里程数，可以说很详细了，但平坦与险峻的形态没有记载，我不知道他们所依据的，是贴着地面人行走的曲折道路呢？还是空中鸟飞般的笔直道路呢？至于近世的地方志，尤其粗疏简略，其里程也不一定完全核实，何况能依据它来确定准望呢？古人说古代音乐一旦失传，音律最终无法恢复，我私下认为晋代地图一旦失传，而准望的方法也就成了绝学。唉，可惜啊！如果有能毅然以复兴古法为己任的人，请求皇帝下诏命令郡县官吏，巡视水陆道路，普遍登记其高下、方邪、迂直的形态，上报给司徒，司徒征召天下善于计算的人，复核其情况，用勾股定理的余数计算直线真实数值，以校正准望的方法并编定为一本书，每个郡县下分为两条：一条是道路，说“向东到某地若干里，向西到某地若干里”等等；一条是准望，说“某地在东若干里，某地在西若干里”等等。这样，准望与道路就可以互相参验，而都能得到真实数据。由此绘制成地图，那么彼此的位置关系都正确，而没有在一个角落得到准确、在其他方向出错的祸患了。裴秀的绝学在当今重现，岂不是千古盛事吗？虽然如此，这仅仅是为地方志而言的。至于《禹贡》的地图，只要像我这样做：名山的方位，方向不迷失；大河的流向，源头与归宿没有错误；郡县与山川相互依附，新地形与旧遗迹并存，也可以用来证明传注，而作为学者的一种辅助了。壬午年仲秋月几望，东樵山人识。

译钦定四库全书

禹贡锥指卷一

德清胡渭撰

禹贡

孔安国传说道：大禹制定了九州的贡赋制度。孔颖达正义说道：这一篇是史官记述当时的时事，并非应对问答的言语，应当是在水土治理平定之后，史官便记录下了这一篇。又说：贡赋的制度，由来已久，治水之后，又加以改革更新，说这一篇的贡赋制度是大禹制定的，并非大禹才开始实行贡赋。又说：赋，是自上向下征税的名称，治理田地出产谷物，经书规定了它的等级差别，称为厥赋；贡，是自下向上进献的名称，用所出产的谷物购买当地土地所生长的物产，用来进献，称为厥贡，虽然使用赋税之物，也不完全如此。又有完全不使用赋税之物，根据各地所拥有，采集作为贡品的，这里所说的贡，与《周礼》中的九贡没有区别，只是《周礼》将其分为九类罢了。这里的赋与九赋完全不同，不说赋而说贡，是取向下供给向上的意思。林之奇说道：《禹贡》这一篇，大概说的是大禹治水，其本末先后的次序，无不详细完备，名义上虽然叫贡，实际上是典章制度的体裁。张九成说道：这一篇认为是史官所记录的吗？但其中治水的曲折细节，并非史官所能知晓的。我私下认为，大禹划分土地，顺着山脉砍伐树木，确定高山大川的位置，这是史官的言辞；大禹赐予玉圭，报告他的成功，这是史官的言辞。至于从冀州开始直到四海，都是大禹详细陈述治水的本末以及山川的主名、草木的生长、于是贡赋的高低、土色的黑白、山脉的首尾、河流的分支，这些用来辅助完成五服制度、声教遍及四方的内容，全部记载下来奏报给天子，收藏在史官那里，略微加以删改润色，叙述结集而成书罢了。王炎说道：九州有赋有贡，凡是赋，诸侯用来供给国家用度；凡是贡，诸侯用来进献给天子，用贡来命名篇章，有天下大一统的意义。顾炎武《日知录》说道：尧、舜、禹都是名字，考察《尚书》，天子说：“来啊，你舜”，“来啊，你禹”，这是称呼他们的臣子。尧去世之后，舜与他的臣子说话就说“帝禹”，舜去世之后，《五子之歌》就说“皇祖征”，就说“先王”，没有说尧、舜、禹的，是不敢直呼君主的名称。胡渭按语：《周礼》外史将书名传达给四方，郑康成注说：“书名如《尧典》《禹贡》之类。”既然书名传达于天下，常被人所称道，却用君主的名称来命名呢？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记录当时的言语行动，君主不可以与臣子都直呼其名，所以称臣子的名而称君主为“帝”【篇中称名的只有开端说“若稽古帝某”】。书名则垂诸简策，用来告诫后世，与叙述性的文字不同，所以《尧典》《舜典》《大禹谟》《禹贡》不避讳用君主的名来命名。有人说：司马迁说舜名重华，禹名文命，由此推论，那么放勋也是名。孟子两次称放勋，屈原三次称重华，尧舜禹难道有两个名字吗？回答说：放勋、重华、文命都是号，但也都可以称为名。阎若璩说道：名就是号，是说舜号叫重华，禹号叫文命罢了。孔颖达疏说：人有号谥之名，我认为名叫重华，名叫文命，这是生前的号名。孟子称幽厉，这是死后的谥名，都可以称为名。那么《尧典》《禹贡》之上为什么不系以号呢？上古淳朴，不避讳名，所以不必用号来著录。商朝则稍微有所避讳了，汤是号，也说成汤、武汤，与放勋、重华、文命同名的叫履。《论语》说：“予小子履。”就是这样。避讳名而著录号，所以书中有《汤征》、《汤誓》、《汤诰》。商人用十天干作为号，从上甲微开始。《鲁语》展禽说：“上甲微能率领契的后人，商人祭祀他。”上甲，是十天干的号；微，是他的名。汤号天乙，而有更美的号，所以用汤来著录。后来的王没有其他美的号，也就用十天干的号来著录，而不称名。所以书中有《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盘庚》。又有庙号，《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所以书中有《高宗肜日》、《高宗之训》、《太甲》三篇，是在世时作的，史官也不追改【高宗两篇据《殷本纪》是其子祖庚时作的，所以称庙号；序认为是祖己训高宗，是错误的】。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死后就制定谥号，用来代替其名。所以书中有《康王之诰》，用谥号来著录【《文侯之命》臣子也称谥号，据《左传》成王任命鲁公以伯禽，任命唐叔以唐诰，伯禽、唐诰都是诰命篇名。《文侯之命》最初也应当如此，其用谥号著录的，大概是史官追改的】。孔子说：“虞夏的文饰不胜其质朴，殷周的质朴不胜其文饰。”即使书之所以命名篇章，也可以从中得到大概了。

九州有赋有贡，而篇名唯独以贡来著录。孔颖达疏说取向下供给向上的意思，特别不分明。张子韶申述他的意思说：“昏垫之余，一旦平定，百姓安居乐业，自然怀有报答上级的心理，把他们所有的献给上级，所以称为贡。以此而言，名义上虽然叫赋，并非强行科派征收，百姓愿意输送，也像贡物一样，这就是统称为贡的原因。”赋出自百姓，贡出自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