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锥指卷六

译交州】〇越犹如于越、闽越、骆越之类，字义古来无可考证，怎么见得是〇州之南越呢？自从张晏提倡这种说法，颜师古、张守节都跟随他。颜师古说：本是〇州的分地，所以叫〇越；张守节说：夏禹九州原本属于〇州，所以叫〇越。学者们一致尊崇这种说法。到了杜佑作《通典》，才在九州之外，另外列出南越，并且说：岭南邻接荆州，不应当舍弃荆州而归属〇州。现在考察两广地图，只有南雄、韶州、广州、惠州四府之地，在古〇州的边界之外，而从肇庆以西到浔州，绵延一千多里，都在古荆州的边界之外；南宁以西到安南则又在古梁州的边界之外了。禹划分九州，〇地不应当深入西南数千里。根据后汉献帝纪，建安十八年，恢复禹贡九州。注解说：省去交州以并入荆州、益州。那么南越即使在九州范围内，也应当分别隶属荆州、梁州。张晏是魏人，却不熟悉旧事，而把南越全归〇州，这是错误中的错误【根据〇雄《交州箴》说：自从开辟以来，不受约束。周公摄政，白雉进献。那么自周以前，南越未曾与中原相通，何况有它的土地呢】。《太康地志》虽然有交州本属〇州的说法，然而沈约、萧子显撰写宋齐州郡志，都不说交广是禹贡某州的区域。到了唐人修《晋书》，才依据《太康地志》，在交广二州直接写道：禹贡〇州的区域【《隋书》相同】，而他们的说法于是牢固不可动摇。然而神功元年，狄仁杰上疏认为：北横大漠，南阻五岭，上天用来限制戎狄而隔绝中外，这也是不遵从《晋书》。至于杜氏在九州之外，另外列出南越，颇合经义，而世人尚且不信。我请拿一件事来驳斥它：舜把青州越过海分齐为营州，现在五岭横绝南北，为什么不把扬州的南境单独划为一州？冀州南北太广，分卫为并州，燕以北为幽州。现在〇南的广大，不止像冀北，为什么不把后世交广之地，增设二州，而只限于十二州呢？近世史书的错误明显得很。其他如南交的居处，交阯的安抚，苍梧的崩逝，韶石的演奏，传记混淆错误，遗留迷惑后人，尤其不能不辨明。详见“朔南暨”下。

译殷朝割让淮南、江北的土地来扩充徐州，因此《尔雅》说：“江南称为扬州。”大概是因为视夏朝的扬州为狭小，然而其西部又获得了《禹贡》中荆州的部分土地。怎么知道的呢？查考《禹贡·导水篇》说：“汉水流到大别山后注入长江。”而《尔雅》说：“汉水以南称为荆州。”大概汉水的名称到大别山就停止了，所谓“汉南”，是指大别山以西、汉水以南的地区；所谓“江南”，是指大别山以东、长江以南的地区。荆州与扬州的边界应当在此划分。那么殷朝扬州的疆域在北面缩小而在西面扩大，与夏朝扬州的广狭程度恰好相当。《周礼》说“东南方称为扬州”，其中的薮泽、河流与《禹贡》没有不同，只是不知道与殷朝的制度有何异同罢了。

扬州有古汪芒氏的封地，春秋时期可以考证的，有蓼、六、越、楚（东部边境是）、吴、蒋、黄、舒宗、巢、舒庸、舒鸠、英、桐、钟离、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吴与濮发生冲突，杜预注说吴在东、濮在南，如今建宁郡南有濮夷），共十七个国家。战国时期起初属于越国，后来楚国灭越而占有其地。秦朝统一天下，设置九江、鄣、会稽、闽中、南海（东部边境如今潮阳郡是）等郡。汉朝又设置扬州（辖郡国七个）。后汉、魏、晋都沿袭这一制度（晋朝辖郡国二十二个）。唐朝为淮南道的广陵（扬州）、淮阴（楚州）、钟离（濠州）、寿春（寿州）、永阳（滁州）、历阳（和州）、庐江（庐州）、同安（舒州）、蕲春（蕲州）、弋阳（光州）等郡，江南东道的丹阳（润州）、晋陵（常州）、吴郡（苏州）、吴兴（湖州）、余杭（杭州）、新定（睦州）、新安（歙州）、会稽（越州）、余姚（明州）、临海（台州）、缙云（处州）、永嘉（温州）、东阳（婺州）、信安（衢州）、建安（建州）、长乐（福州）、清源（泉州）、漳浦（漳州）、临汀（汀州）、潮阳（潮州）等郡，江南西道的豫章（洪州）、鄱阳（饶州）、浔阳（江州）、临川（抚州）、庐陵（吉州）、宜春（袁州）、南康（虔州）等郡。查考以上《通典》所列，无可更改确定的。以当今的地理来说，浙江、江西、福建都是江南，那么江宁、扬州、庐州、安庆、池州、太平、宁国、徽州、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广德三州，其凤阳府中的凤阳、临淮、定远、寿州、霍邱、盱眙、天长，淮安府中的山阳、盐城，河南汝宁府中的光州、光山、固始，湖广黄州府中的罗田、蕲水、蕲州、广济、黄梅，广东潮州府，都是古扬州的疆域。

淮水从今河南汝宁府息县向南向东流，经过光山县北，这是扬州的疆域。又向东经过光州北，又向东经过固始县北，又向东北经过江南凤阳府颍州北，又向东经过霍邱县北、颍上县南，又向东经过寿州北，与豫州分界。又向东北经过五河县东南，又向东经过泗州南、盱眙县北，又向东北经过淮安府清河县南，又向东经过山阳县北，又向东经过安东县南，然后向东北注入大海，与徐州分界。

海从山阳县向东北折向东南，经过盐城、兴化、如皋县东，又向南到通州东，是长江入海之口。其南岸就是太仓州。从州东又向东南，经过上海县、金山卫东，又向南经过浙江镇海、象山县，折向西经过宁海县东，又向西南经过黄岩、太平、乐清、瑞安、平阳县东，又向南经过福建福宁州东，又向西南经过罗源、连江、长乐、福清县东，又向西南经过莆田、惠安、同安县，向南又向西南经过海澄、漳浦、诏安县，向东南又向西经过广东澄海县南，又向西到潮阳县南，扬州的海域，到这里就尽了。从前周宣王命令召公平定淮夷，率领军队从江汉顺着水流而下，所以他的诗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又说：“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淮夷，是淮南的夷人；南海就是扬州东南所到达的海。韩愈《南海神庙碑》说：“广州治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此番禺之海也。”潮州刺史谢上表说：“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此揭阳之海也。”诗中所谓“至于南海”，也是到揭阳就停止了，难道一定要越过岭直到番禺吗？《左传》僖公四年，楚子派屈完对齐侯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注说：“楚的边界还没有到南海，因为齐处在北海，于是称其所近，大概是夸大的言辞。”其襄公十三年，子囊叙述共王的功德说：“抚有蛮夷，奄征南海。”征与处不同，大概楚到悼王时，吴起为楚向南收取扬州、越地，楚地才开始越过岭而濒临南海，共王只是征伐而已，这却不是夸大的言辞。

扬州的南界经过之处没有可见的依据，《通典》以潮阳为古扬州，大概是从江西大庾岭东南群山绵延不断到达广东潮州府的揭阳，就是扬州的南界了。大庾岭在南安府大庾县南八十里（县本是汉豫章郡南野县地），南接广东南雄府保昌县界（县也是南野县地），《水经注》认为是五岭的最东边，也叫东峤，《汉书》称之为

译塞上，南越丞相吕嘉在石门击败汉将军韩千秋，将汉使节杖送至塞上，就是这个地方。《后汉书·郡国志》称其为台岭山，唐代以后又称梅岭。它的西边是聂都山，赣水发源于此，与湖广郴州宜章县接壤。裴渊《广州记》说：“五岭是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这与《水经注》略有不同，桂阳即骑田岭，没有都庞岭，却有揭阳岭。颜师古说：“岭，西起衡山以南，东尽于海，只是一道山岭的界限罢了，但分别标名则有五岭。”大概依据裴氏的说法，五岭止于揭阳。揭阳山又名揭岭，在今揭阳县西北一百五十里处，南北两支直达惠州府兴宁、海丰两县边界。山南是揭阳故城，汉代县治。如今西自越城岭、骑田岭、萌渚岭，连绵起伏，直趋大庾岭，又顺着山脊而下，向东包绕揭阳，归属海边，与江西、福建分界险要。唐代一行禅师所说的“南戒山河，至衡阳，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以限制蛮夷”，说的就是这里。《星传》称南戒为越门。

译〇之西界经亦无可见，今据通典所〇郡县，约略言之，盖自河南光山县与豫分界，其南为湖广之罗田、蕲水、蕲州、广济【旧谓九江在黄州黄梅界，故光山以下并属荆，今以洞庭为九江，当属〇也】逾江而南则为江西之瑞昌，又西南为武寜、寜州、万载、萍乡、永新、永寜，又东南为龙泉、崇义、大庾，皆与荆分界处也。

彭蠡既猪，阳鸟攸居【释文：蠡音礼。渭按：攸，汉书作逌，后同】

传曰：「彭蠡泽，名随阳之鸟，鸿雁之属，冬月所居于此泽。」正义曰：「日之行也，夏至渐南，冬至渐北，鸿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赋》所云「木落南翔，氷泮北徂」是也。此鸟南北与日进退，随阳之鸟，故称阳鸟。林氏曰：「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蔡氏曰：「阳鸟谓雁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间，千百为羣。呉氏曰：「彭蠡泽跨豫章、鄱阳之境，广数百里，受歙、信、饶、抚之水及洪东境之水，猪者名鄱阳湖，流出名〇澜。左蠡、防吉、袁、筠之水及洪西境之水皆防过南康至湖口县入江【渭】按《地理志》：豫章彭泽县西有彭蠡泽，今江西湖口、彭泽、都昌三县皆汉彭泽县地，湖口、彭泽属九江府，都昌属南康府。《吕览》云：「禹为彭蠡之障，干东土，谓斯役也。」彭蠡泽后称彭蠡湖，在今江西南昌府城东北一百五十里，饶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东五里，九江府城东南九十里，周回四百五十里，浸四郡之境，亦曰鄱阳湖，以中有鄱阳山而名，俗因号：在都昌者为东鄱湖，在南昌者为西鄱湖。湖又随地而异名，其在星子县东南接南昌界者曰宫亭湖。《水经注》云：「庐山南岭下有神庙，号曰宫亭庙，故彭湖亦有宫亭之称。」湖中有落星石，周回百余步，髙五丈。其在都昌县西南者曰〇澜湖，又北曰左里湖。《通典》云：「地在章江之左，因名。」《元和志》云：「〇澜湖北曰左里，一作左蠡，今县西南九十里有左里城是也。」其在余干县西北者曰担石湖。《通典》云：「鄱阳郡西百七十里至担石湖是也。」《舆程记》云：「自湖口县入彭蠡湖，经大孤山至南康府百二十里，又二百五十里至南昌府，自县而东南渡湖抵饶州，凡三百七十里。」鄱阳山本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东南去鄱阳县百五十里，汉为厯陵县地。湖中又有康郎山，在余干县北八十里，为风帆之表帜。大孤山在九江府徳化县东南四十里，与南康分界水经注云：有孤石介立湖中，周回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髙峻，特为瓌异，疑即谓此山。唐顾况诗「大孤山尽小孤出」，盖彭泽县之小孤山与此遥相望也。彭蠡所受有九水，刘歆云湖汉等九水入彭蠡是也。或曰十川，郦道元云赣水总纳十川注于彭蠡是也。汉志豫章郡赣县下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赣县今赣州府治，如淳曰音感】雩都县下云：湖汉水东至彭泽入江，行千八百九十里【雩都故县在今县东四里】又鄱阳县有鄱水【鄱阳故城在今饶州府鄱阳县东六十里】余干县有余水【今余汗县即其故城，应劭曰汗音干】艾县有脩水【艾县故城在今寜州西一百里】南城县有盱水【南城今建昌府治】建城县有蜀水【建城今髙安县瑞州府治】宜春县有南水【宜春今袁州府治】南壄县有彭水【南壄故县在今南安府南康县西南】又长沙国安成县有庐水【安成故城在今吉安府安福县西五十里】皆入湖汉水。湖汉水与豫章水源异而流同，故志并云入江。彭水即豫章水之上源，非有二水是湖汉豫章与鄱余脩旴蜀南庐为九水也。水经注则湖汉豫章总谓之赣水，其言曰：赣水出豫章南野县西，一名豫章水【山海经云汉水出聂都山东北流注于江入彭泽，班固称南野县彭水所〇东入湖汉水，庾仲初谓大庾峤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也。固又云豫章水出贑县西南而北入江，盖控引众流，总成一川，虽称谓有殊，言归一水矣。雷次宗云：虽十川均流，而此源最逺，故独受名焉。今按次宗豫章记十川者，赣庐牵淦盱浊余鄱僚循也，此源谓赣水也。赣即豫章

译湖汉，牵即南水，浊当作蜀，循当作脩，淦僚则汉志所无，郦元悉从雷记。聂都山在南安府崇义县西南六十里，王象之曰：章水所经。非所出也。府志云：章水出湖广郴州南三十六里黄岑山，自宜章县流入崇义县界，经聂都山。汉志谓之彭水。是如彭豫章，实一水，在南壄为彭，行至赣为豫章。犹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导沇水东流为济，随地而异名也】东北流迳南野县北【赣川石岨，水急行难，倾波委注六十余里】又北迳赣县东，右防湖汉水【水出雩都县西北，流迳金鸡石，又西北迳赣县东，西入豫章水。按刘澄之云：赣县东南有章水，西有贡水，县治二水之间，二水合赣字，因以名县。郦元非之，然近世皆宗其説，以豫章为章水，湖汉为贡水，二水合流自县至万安县，凡十八滩，唯黄公滩最险，俗讹称惶恐滩】又西北迳庐陵县西，庐水注之【此汉庐陵县也，故城在今吉安府泰和县北三十里】又东北迳石阳县西，又东迳其县南【今庐陵县北六十里有石阳故城，晋庐陵郡治也】又东北过汉平县南【晋太康元年改汉平曰呉平】又东北迳新淦县西，牵水注之，又与淦水合【牵水西出宜春县东，迳呉平县，又东迳新淦县而注于豫章水，湖汉及赣并通称也。又淦水出其县下，注于赣水。按汉志新淦县注，应劭曰：淦水所出，西入湖汉。师古曰：淦音绀，又古含反。今临江府清江县东六十里有新淦故城】又北迳南昌县西【县即今南昌府治】旴水注之【水出南城西北，流迳南昌县南，西注赣水】又与浊水合【水出康乐县东，迳建成县，又东至南昌县东入赣水。按今瑞州府新昌县东有康乐故城，本汉建成县地】又北迳县城西【县本秦庐江南部，汉髙帝六年始命灌婴以为豫章郡治，城即灌婴所筑也】又东北迳郡北为津步【水之西岸有盘石，谓之石头】又北迳龙沙西【沙甚洁白，髙峻而陂冇龙形，连亘五里】又北迳椒邱城，又北迳鄡阳县【今鄱阳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有鄡阳故城，鄡音口尧反】余水注之【水东出余汗县，北至鄡阳，注赣水】又与鄱水合【水出鄱阳县，东西迳其县南，又西注于赣】又有僚水入焉【水导源建昌县东北，迳昌邑而东，出豫章大江，谓之慨口，今南康府建昌县西六十里有昌邑城，豫章大江谓赣水，非浔阳江也】又北过彭泽县西，循水注之【水出艾县东北，迳永循县，又东北注赣水，今南康府安义县西南四十里有永修废县，汉志云脩水东北至彭泽入湖，汉行六百六十里】赣水总纳十川，同凑一渎，俱注彭蠡而北入于江【大江南，赣水总纳洪流，东西四十里，清潭逺涨，绿波凝浄，而防注于江川】以今舆地言之，赣水自湖广郴州宜章县流入江西崇义县界，厯上犹、南康【并属南安府】赣县【赣州府治】万安、泰和、庐陵、吉水、永丰【并属吉安府】峡江、新淦、清江【并属临江府】丰城至南昌入彭蠡湖【并属南昌府】又北厯星子、都昌【并属南康府】徳化、湖口【并属九江府】注于大江。春夏时彭蠡浩荡无涯，及乎霜降水涸，则赣州如带而已。此水自昔有南江之称，郑康成説三江云右防彭蠡为南江，南史王僧辩传，陈霸先自岭南起兵讨侯景，出南江，行至湓口。胡三省云赣水谓之南江，唐张九龄都督洪州，有望南江入始兴郡路诗，又自豫章南还江上作云归去南江水，磷磷见底清，豫章水之为南江，其来已久，非宋人臆説也。林少颖云治水下言阳鸟攸居，九州无此例，古之地名取诸鸟兽，如虎牢、犬邱之类多矣。左传昭二十年，公如死鸟，杜注云死鸟卫地，以是观之，安知阳鸟之非地名乎？郑有鸣雁，在陈留雍邱县，汉北边有雁门郡，皆以雁之所居为名，阳鸟意亦类此，盖雁之南翔所居，故取以为地名。【渭】按此当与桑土既蚕，三苗丕叙作一例看，不必致疑。阳鸟为地名，终无根据。影响揣度之言，亦何足信邪？

译金吉甫说：“大禹在彭蠡泽筑堤蓄水，废弃其旁边的土地使其长满芦苇，用来防备洪水浸溢，所以阳鸟（鸿雁）栖息在那里。”这就像汉代修筑堤防，距离河道各二十五里，以防备泛滥。后来百姓大多居住在那中间，所以河水涨溢的时候，动不动就造成漂流淹没。由此可知神禹废弃彭蠡泽的岸边，让阳鸟栖息，他为百姓防患的意图是很深远的。【渭按】这种说法看似合乎情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鸿雁栖息，以靠近水而远离人为适宜。《易经》渐卦初六爻辞说：“鸿雁渐渐飞到水边。”六二爻辞说：“鸿雁渐渐飞到磐石上。”这都是靠近水的地方，所以吉利。九三爻辞说：“鸿雁渐渐飞到高地上，就失去了适宜的地方。”所以凶险。洪水横流的时候，彭蠡泽流入长江的地方一定有淤积沉淀，沼泽水弥漫，冬夏没有区别。鸿雁到来，只能居住在陆地上。等到禹疏通之后，下游水流通畅，于是修筑堤坝来阻挡它。大水到来，也不过到达堤坝就停止了。从秋天到冬天，两岸干涸如同平野，芦苇花叶到处都可以栖息。猜想禹治理彭蠡泽大功告成时，正好是鸿雁作为宾客到来的时候，所以根据所见记载这件事。阳鸟所居住的地方，正是在堤坝之中。霜降后水干涸，自然形成芦苇的区域，并不是禹特意废弃旁边的土地来种植芦苇。【《夏小正》说正月大雁向北，月令说仲春开始下雨，那么水干涸的时候大雁早已离去，所以知道经文只是根据当时所见记载。以前只能居住在陆地，现在却遵循水中小洲，这不是彭蠡泽已经蓄水的明显效果吗？】

三江已经入海，震泽才安定下来。

《正义》说：《地理志》说：“会稽郡吴县，是周朝泰伯所封的国家。具区泽在西部，古文认为就是震泽。”苏氏说：“豫章郡的长江流入彭蠡泽然后向东入海是南江，岷江是长江的主流，经过彭蠡泽入海是中江，汉水从北面流入长江，经过彭蠡泽是北江。三江入海，那么吴越才开始有可以居住的土壤，而水所汇聚的地方唯独是震泽而已。”曾氏说：“具区泽的水多震动而难以安定，所以称为震泽。震就是三川地震的震。如果现在湖底安定，是说最终安定而不震荡。”易氏说：“三江自己入海，不通震泽，而经文为什么说震泽安定？大概江湖在今天虽然没有相通的趋势，而当时洪水确实有横流的迹象。那时震泽与江水混成一个大坑，自从大禹疏导而三江入海，震泽才最终安定，这是自然的趋势。”【见王天与《尚书纂传》】按苏氏关于三江的说法，有人怀疑它。等到阅读徐坚《初学记》引用郑康成《尚书》注来证明三江说：“左边汇合汉水为北江，右边经过彭蠡为南江，岷江在中间则为中江。”所以书中称“东为中江”的，是说明岷江到彭蠡与南北汇合，才开始称为中。才知道苏氏所说，东汉时本来就有。马中锡说：“这话啊，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可以。”金吉甫说：“大江以南，西边没有比彭蠡更大的，东边没有比震泽更大的。这两个祸患既已平定，那么九州的土地都治理好了，所以特别举出这两个泽来表明九州的告成。至于其南边大多是山险，浙江也是山溪，计算起来不劳费功夫，所以其余不记载。”

《禹贡》中三江的不明，错误从班固开始。《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吴县下说：“南江在南边，向东入海。”毗陵县下说：“北江在北边，向东入海。”【今本《汉书》脱漏上一个“北”字，这里根据宋本增补。《后汉书·郡国志》也说“北江”】丹阳郡芜湖县下说：“中江从西南出来，向东到阳羡入海，都是扬州的河流。”大概北江是主流，到江都入海；中江由吴松江入海；南江汇合浙江入海，都是北江的支流。导水篇明确说：“汉水从彭蠡向东为北江，江水从彭蠡向东为中江。”如果真像班氏所说，那么芜湖的中江怎么知道是江水所分？毗陵的北江怎么确定是汉水所独？以此对应《禹贡》三江中的两条，即使是愚笨的人也知道它不对了。

孔安国传在本经中说：“说三江已经入海，导致震泽安定。”导漾传中说：“从彭蠡江分为三，入震泽，于是作为北江而入海。”《正义》说：“说三江共同入震泽，出泽又分为三，这水于是作为北江而入海。”郑玄认为三江既入，是入海，不入震泽。导江传又说：“有北有中，南可知。”《正义》引用《汉志》三江来证明它。【渭按】班固所说的南北中之名虽然相同，而实际上不是《禹贡》的三江。孔传说法与之相合，又想隐瞒其出处，掩盖压抑，半吞半吐，其为伪撰无疑。有人说：“传果真是出自魏晋间人手，为什么不采用郑注？”回答说：这种说法起自东汉，代棘下生作传，不能录入东汉的话，并且不能全录班志。你应当体谅他的苦心啊。

《汉志》丹阳郡石城县下说：分江水源头接受江东，到余姚入海，经过两个郡，行程一千二百里。【石城县故城在今池州府贵池县西七十里】这就是南江的源头和归宿，经过两个郡是指丹阳、会稽。它在吴县南边的就是吴松江，是中江的下游。班氏不知道分江水到余姚入海的就是古之南江，于是错误地以松江当之。《水经》说：江水与江合流，又向东经过彭蠡泽，又向东北出居巢县南。【古巢国也，按居巢汉属庐江郡，今为无为州属庐州府】又向东到

译石城县【晋代隶属宣城郡】分为二支，其中一支越过毗陵县北面，称为北江【详见《导江》篇】；另一支称为南江【《地理志》说：江水从石城东面流出，经过吴国南面，称为南江。按《志》将分江的水系归于石城，南江的水系归于吴县，直到郦道元才将它们贯穿为一条】。南江向东与贵长池水汇合【水从县南郎山北流，形成贵长池】。又向东经过宣城的临城县南面。又向东与泾水汇合【按：吴国划分汉代陵阳、泾二县的土地设置临城县，其废址在今青阳县南面。韦昭说泾水发源于芜湖】。又向东与桐水汇合【按：桐水发源于广德州西南的白石山，向西北流，经过建平县南面，大概是旧时流入南江的地方，即《左传》所说的桐汭。晋代时南江已经淤塞，所以杜预说桐水向西北流入丹阳湖。现在桐水从建平县又向西北流入高淳界，注入丹阳湖】。又向东经过安吴县【晋太康元年分宛陵设置】。又向东，旋溪水注入其中【水从陵阳山下北流，经过安吴县东面，又向北注入南江】。又向东经过宁国县南面【晋太康元年分宛陵设置】。又向东经过故鄣县南面、安吉县北面【按：故鄣今为广德州，安吉是后汉分故鄣南乡设置的，今为安吉州，隶属湖州府】。又向东北形成长渎，经过湖口【南江向东注入具区，称为五湖口。按：经文此处下面有“东则松江出焉，江水岐分，谓之三江口”，大概是注文而混入正文。何以知道？南江既然流入太湖，向东成为松江，就没有再从余姚入海的道理。所以知道郦道元曲解此说，以应和《汉志》“南江在吴南”的文字】。又向东到达会稽余姚县东面，流入大海【现在余姚以南、余姚西北，浙江与浦阳江同汇归海，但水名已经不同，不是班固所说的南江。郭璞说：“三江是岷江、松江、浙江。”然而浙江发源于南蛮之中，不与岷江同源。著作家多言江水到山阴称为浙江，现在南江分支，经过乌程县，南通余杭县，则与浙江汇合。所以阚骃《十三州志》说：“江水到会稽与浙江汇合。”按：余杭是“姚”字的误写。班固所说的南江，实际上是松江。阚骃所说的“江水到会稽与浙江汇合”，即分江水，《水经》称之为南江。有人认为这是北江，大错特错。郦道元笃信班固，所以对此不能没有疑惑】。现在考察大江从西南而来，到石城分支为分江水，到余姚入海，又向东北流到芜湖分支为永阳江，由吴松入海。其主流则向东经过毗陵到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所以称为北江；石城、余姚最南，所以称为南江；芜湖、吴县位于二江之中，所以称为中江。虽然与《禹贡》导江的意义不合，但辨别方位命名，次序井然有序。与郭璞所说的松江、浙江，源头不同而水流相同。大概中江贯穿震泽，松江就是其下游，不能再析为南江。南江源头接受石城的大江，其从湖口泄入具区的，是支流；而向东到余姚入海的，是主流。郦道元恐怕违背《汉志》，反而将经过乌程县南面的作为支流，而中江止于荆溪，南江就是吴松了，这不是古人命名的本意。

译郦道元说：江水从石城东面流入，称为贵口，向东经过石城县北面。如今考证《池州府志》，分江、水贵池水都在贵池县西面，贵池水流入长江的地方名叫贵口。大概分江的水流很久已经中断，所以它的水又注入长江。而从湖口以东，经过乌程县南面，通往余姚，与浙江汇合的那条旧河道，也没有办法考证。大概从乌程县南面以东到达余姚，就必须经过如今归安、德清、石门的境内，到达海宁县，由浙江流入大海【海在海宁县南面十里处有捍海塘，县东南到余姚石棋山六十里】。海宁县地势特别高，境内各条河流都向北流，所以宋元嘉年间以及梁大通年间，因为沪渎不通畅，曾经打算开凿渠道引吴兴的水，来排泄浙江的水，但工程最终没有成功。大概因为水往低处流的特性，地势有所阻碍，所以如此。南江必定已经衰落，周朝时吴越依靠人力开凿，容易堵塞，经历年代久远，无法详细知晓。而南江就是分江水，以及松江不是南江，这本来就可以根据事理判断。

《汉书·地理志》中说中江从芜湖西南流出的，就是如今芜湖的县河【本名中江，俗称县河，流经城中，向东连接黄池，流入三湖，到银林为止】、高淳的胥溪【在县城东南三十里，俗称胥河】、溧阳的永阳江【在县城北面，上游承接溧水，就是濑水】、宜兴的荆溪【从溧阳流经县南，又向东北汇成洮湖，再向东流入震泽。《寰宇记》说：荆溪就是《汉书·地理志》中芜湖的中江】。汉魏之间，芜湖的水已经不再向东流，所以《水经》中有北江、南江，却没有中江。韩邦宪《广通坝【音霸，俗写作坝，不对】考》说：广通镇在高淳县东面五十里【与溧阳接壤，就是宋代的邓步镇】，世人所说的五堰就是这里。西面有固城、石臼、丹阳南湖，接纳宣歙、金陵、姑孰、广德以及长江的水，东面连接三塔湖、长荡湖、荆溪、震泽，中间有三五里路颇为高峻。春秋时吴王阖闾讨伐楚国，采用伍子胥的计策开渠来运输粮草，如今还叫胥溪，旁边有伍牙山【土音将“员”误读为“牙”】。《左传·襄公三年》记载：楚国子重讨伐吴国，攻克鸠兹，到达衡山【杜预注：鸠兹是吴国城邑，在丹阳芜湖县东，衡山在吴兴乌程县南。《太平府志》说：芜湖县东三十里旧芜湖城，就是春秋吴国的鸠兹，也叫皋夷】。《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楚国子西、子期讨伐吴国，到达桐汭【杜预注：宣城广德县西南有桐水从白石山西北流出流入丹阳湖，汭是水湾】。大概走的都是这条路。镇西面有固城邑的遗址，就是吴国修筑用来抵御楚国的。从此湖泊水流相通，东南连接两浙，西面流入长江，船只航行没有阻碍了。而从汉唐以来谈论地理的人，于是认为水源本来相通。《汉书·地理志》说：中江从芜湖县西南流出，到阳羡入海。《后汉书·郡国志》说：中江在芜湖县西。孔颖达《书义疏》也引用汉代史书作为证据，大概都是把吴国开凿的河道当作《禹贡》三江的故道罢了。韩邦宪字子成，是高淳县人，嘉靖乙未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著述此论，真是前人所未有的。有人说：胥溪是吴国开凿的，有什么典籍记载？回答说：《河渠书》说：在楚国西面则开通渠道连接汉水、云梦泽之间，在东面则开通沟渠连接江淮之间，在吴国则开通渠道连接三江五湖。大概连接江水与淮水，就是夫差开凿的邗沟；连接湖水与江水，就是阖闾开凿的胥溪，韩氏的话确实有证据。石城分江水，也是这类情况。古代长江与震泽本来不相通，怎么能用后世开凿引水的支流，当作《禹贡》三江中的两条呢？

《越语》中伍子胥说：“吴国与越国，被三江环绕，百姓没有地方迁移。”韦昭注说：“三江，是松江、钱塘江、浦阳江。”意思是这两个国家的百姓，被三江环绕，迁徙不是去吴国就是去越国。又范蠡说：“与我争夺三江五湖利益的，不就是吴国吗？”三江也应当采纳韦昭的解释，然而这只能用来解释《国语》罢了。大禹在防稽会合诸侯，事情发生在摄政即位之后，治水时浙江并未动工，怎么能以此作为《禹贡》中的三江呢？

《水经·沔水》下篇注引用郭璞说：“三江，是岷江、松江、浙江。”【郭璞先有《水经注》三卷，如今失传，这里引用的大概出自其中】我认为用这个来对应《国语》中的三江，比韦昭、何休的解释更好。《汉书·地理志》“毗陵县季札居住的地方，北江在北面”，说明岷江正好环绕吴国的边境，而韦昭却唯独遗漏了它。郦道元说：“浙江在余暨东面与浦阳江汇合，是浦阳、钱塘浑浊的波涛入海”，而韦昭强行分为两条，所以用岷江替换浦阳，更为恰当。然而终究不能用来解释《禹贡》，因为松江是震泽的下游，而浙江则是大禹治水工程所达不到的地方，况且把松江当作中江，浙江当作南江，与疏导水流的记载相违背。归有光《三江论》主张郭璞的说法，我不敢赞同。舍弃郑玄、苏轼的说法，确实没有可以遵循的了。

《周礼·职方氏》说荆州的水系是江汉，扬州的水系是三江。这正与《禹贡》相同，大概荆州没有包含彭蠡泽，所以只称江汉；到了扬州，则江汉与彭蠡泽交汇，所以有三江的名称。

译《禹贡》与《职方》两篇记载如同符节相合。有人因为《职方》将“职方”与“五湖”连举，又因为《汉书·地理志》把芜湖的中江、吴县的南江列为扬州的河流，于是就用“三江口”来对应，这大大违背了《水经注》的说法。《水经注》说松江上游承接太湖，向东经过笠泽，流淌七十里，江水在此分岔，称为三江口。《吴越春秋》记载范蠡离开越国乘船，从三江口出来，进入五湖之中。这也另指三江五湖，虽然名称容易混淆，但与《职方》的记载不同。庾仲初（名阐，东晋人）在《江都赋》注中说：现在太湖向东注入松江，下游七十里处有水口分流，东北流入海的是娄江，东南流入海的是东江，加上松江共为三条。三江口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吴越春秋》，郦道元本来就说它与《职方》不同，各家学者也没有用这个来对应《禹贡》中的三江。只有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三江既入”下引用《吴地记》（晋代顾夷撰，见《隋书·经籍志》），其说法与庾仲初相同，而孔颖达的疏文主张班固所说的三江，不采纳陆德明的说法，说：现在南方人认为大江不流入震泽，震泽以东另有松江等三江。查考《职方》关于扬州的记载，应当列举州内的大河，松江等虽然出自震泽流入海，但既然接近《周礼》的记载，就不应舍弃岷山大江的名称，而去记录松江等小江，这话很有道理。此后张守节解释《夏本纪》才开始用三江口的说法，到了蔡沈的《书传》则排斥苏轼的说法而专门主张庾仲初的观点，沿袭至今，牢不可破。推究其原因，大概是从唐代以后，吴越地区成为财赋的渊薮，到了五代时钱镠保有这一方，征收赋税颇为急迫，而松江入海的河口也逐渐淤塞。宋代元祐年间，宜兴人单锷著《吴中水利书》，把疏浚松江作为首要任务。南宋南渡定都临安，尤其依赖浙西的供给，当时的人熟见习闻，便觉得扬州的水利没有比松江更大更紧急的，因而认为大禹时代也是如此，于是专门主张庾仲初的说法。元明以来，浙西的财赋甲于天下，而松江的淤塞日益严重，凡是谈论吴中水利的人都引用《禹贡》来抬高自己，蔡传又立于学官，被士子们诵读习练，于是扬州的大河就用太湖入海的支港来对应，而郑玄、苏轼的言论就被弃如粪土了。

译杨慎说：《禹贡》中的三江，应当在长江上游的源头去寻求。徐锴注释《说文解字》说：江水发源于岷山，到了楚国都城称为南江，到了浔阳分为九道称为中江，到了南徐州称为北江，最终流入大海。郭璞在《山海经》注中说：岷山是大江的发源地，崃山是南江的发源地，崌山是北江的发源地。三江都发源于蜀地，而注入震泽。《禹贡》记载了它们的源头，也涉及它们的归宿。现在查考《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并没有“江出岷山”等话语，只有黄氏《韵防》在“江”字下引用《释名》，有徐锴的按语，与此相同，这大概出自徐锴的《说文系传》，并非《说文解字》原文【徐坚《初学记》大致相同，怀疑唐代以前已有此说】。如果像徐锴所说，那么南江与长江毫无关联，怎么能称为“三江”呢？他所引用的《山海经》注，就是《江赋》所说的“源头在崌山和崃山分为二支”的意思。《山海经》又说：岷山有三江，源头大江发源于岷山，北江发源于曼山，南江发源于高山，这是另一种三江了。总之都在梁州的区域。杨用脩是蜀人，想把梁州的三江移到蜀地，于是说“应当在长江上游的源头去寻求”，不知道三江是因为在彭蠡汇合而得名，所以特别记载在扬州。如果源头的三江，为什么不在梁州记载呢？况且东边的北江、中江，都在彭蠡以下。杨用脩难道忘了吗？说它们都注入震泽，更是错误。《丹铅录》的著述，大体如此。陈晦伯纠正杨慎，因此作了这篇文字。

蔡传说：“苏氏关于三江的说法，似乎可以依据，然而江汉在汉阳汇合，合流数百里，到了湖口才与豫章江汇合，又合流一千多里，然后流入大海，不能再指认为三条江了。”苏氏知道他的说法不通，于是提出了味道不同的说法。大禹治水，本意是为百姓消除灾害，难道像陆羽等人辨别味道烹茶，为口腹之欲打算吗？【渭】按：江汉汇合彭蠡，称为三江，记载的是它们的汇合，不记载它们的分流，何必再指认为三条江？苏氏味道不同的说法，自给人留下可攻击的破绽，然而错误也有其来源。《唐书》许敬宗为高宗论述济水说：“古代五行都有官员，水官不失职，就能辨别味道和颜色，汇合后再次分流，都能识别。”苏氏的说法本于此，并非出自陆羽等人。

蔡传又说：有人说江汉的水，是扬州巨大的水域，为什么不说？回答说：《禹贡》的书写法则，费事疏凿的即使很小也一定记载，无需劳作的即使很大也省略。江汉在荆州以下，安于故道，无需疏浚治理，所以不在记载之列。况且朝宗于海，荆州本来已经详细记载，这也算是互相参照了。这正是《禹贡》的书写法则。【渭】按：大禹治水，先治扬州而后治荆州。只有扬州的三江已经入海，所以荆州的江汉才能朝宗于海。现在却说荆州本来已经详细记载，这也算是互相参照，这不是颠倒了吗？《禹贡》所记载的，都是成功的功绩，而施功的过程就在其中。洪水泛滥的时代，大江自彭蠡以东，难道没有泛滥吗？天地开辟之后，未经疏凿，其入海处也必定多有潮汐泥沙壅塞。《管子》《荀子》《淮南子》都说大禹疏浚三江，正是指此。凡是说三江的，都有大江在内，而蔡氏主张庾仲初，那么大江就不在其中了，于是认为无需劳作的即使很大也省略，这可信吗？

三江，孔颖达主张班固、陆德明，兼举韦昭、顾夷而无所专主；蔡沈主张庾仲初；归有光主张郭璞。这几种说法，我已经一一辨明了。现在更有要言不烦可以平息聚讼纷纷的说法。富顺熊过说：黄帝正名百物，不曾假借，后世才通假使用。我私下认为大禹命名山川也是如此。南方流水通称为江，北方流水通称为河，所以传记多随俗称呼，而《禹贡》则无所假借。只有水出自河的众多，不可胜数，就总其数而称为河，九河就是如此。众水汇合而入江的，混为一川，大小相当，也就总其数而称为江，三江、九江就是如此。然而漯也是河的支流却不名为河，江的支流叫沱，汉的支流叫沔，那么它们的名称有所不轻予了。何况松江是震泽的下流，钱塘、浦阳出自浙东的呢？江河是百川的宗主，不是江而被以江名，这就如同吴楚僭越称王，是春秋所诛绝的。《禹贡》《职方》难道有这种错误吗？总之，三江记载的是它们的汇合，不记载它们的分流。如果以派别者当之，则必与导水的意义有碍。所以有人认为错误，有人认为衍文，而圣经也不足信了。诸说中只有苏轼同郑康成没有毛病，因为他们不是异派。先儒曾旼、程珌、易祓、夏僎、程大昌、黄度、陈普、王充耘都主张苏说。近世蔡传单独流行，而郑晓、周洪谟、马中锡、邵宝、张吉、章潢、郝敬、袁黄也以苏说为是。此心此理之同，终不容泯灭。传曰：三卿为主，可谓众矣。有诸君子以为之证明，我何惧而不从呢？

孔传说：“震泽，是吴南太湖的名字。”《山海经》：“浮玉之山，北望具区”，注说：“太湖也。”《尔雅》：“十薮，吴越之间曰具区”，注说：“具区今吴县西南太湖，即震泽也。”现在查考《周礼》：“扬州泽薮曰具区”，班固认为就是震泽，大概泽自吴西南境东出为松江，一名笠泽，在今吴江县界，北去吴五十里。《水经注》说：“笠泽在吴南，松

译“江左右”，《国语》中记载“越国攻打吴国，吴国在笠泽抵御，越军驻扎在江北，吴军驻扎在江南”，说的就是这里。孔颖达、郭璞将此处指认为太湖，那就错了。《越绝书》说“太湖周长三万六千顷”，《水经注》引用韦昭的话说“方圆五百里”，卢熊的《苏州府志》引用颜真卿石柱记说“四万八千顷”，王鏊的《姑苏志》说“东西长二百多里，南北宽一百二十里”，占据苏、湖、常三州【《唐志》说“占据苏、湖、常、宣四州的境界”，考证宣州境内没有太湖，志书有误】。现在考察苏州的吴县、吴江，湖州的乌程、长兴，常州的宜兴、武进、无锡，这七个县都濒临太湖。杨脩的《五湖赋》说“头在无锡，脚在松江，背负乌程，怀抱大吴”，这几句话可以作为地图的说明。湖中有七十二座山，其中最著名的是包山【山中有洞室，深入地下，俗称为洞庭。《江赋》说“包山洞庭，巴陵地道，通达旁通，幽深的山穴曲折深远”，说的就是这里】、夫椒山【《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吴国攻打越国，在夫椒击败越军”，杜预注说“是吴县西南太湖中的椒山”】、胥母山【《越绝书》记载“阖闾早晨在纽山吃饭，白天在胥母山游玩”，《史记正义》称之为莫厘山，卢熊的府志说“莫厘山本名胥母山，就是现在所称的洞庭东山”】、大雷山、小雷山【《五湖赋》说“大雷、小雷，急流波涛相互追逐”】、三山【张勃的《吴兴山墟名》说“三山在太湖中，白浪与天色相接，三座山呈现黛色”】。太湖的上游西北方向有宣州、歙州、金陵、九阳江的水流，通过常州的百渎向下流去；西南方向有苕溪、霅溪等水流，通过湖州的七十二溇流入太湖。百渎在宜兴的有七十四道，在武进的有二十六道；七十二溇在乌程的有三十八道，在长兴的有三十四道【见王同祖《太湖考》，七十二溇本在湖州境内，近代割让湖面全部归属苏州，所以吴江县志说七十二溇都在西南，承接湖州流入太湖的水，其实溇属于湖州的还很多。我的朋友归安郑元庆茝畦告诉我：“按照程大昌《修湖溇记》所说：湖溇有三十六道，其中九道属于吴江，二十七道属于乌程。宋绍兴二年，知湖州王回修缮，将二十七溇改名为丰登、稔熟、康定、安乐、瑞庆、福禧、和裕、阜通、惠泽、吉利、泰兴、富足、固益、济，并且都在前面冠以‘常’字。现在乌程诸溇之外，还有大钱、小梅两个港，而长兴有三十四港，没有一个叫溇的。总计苕霅水流入太湖的入口，共七十二个，不专门叫溇，也不全属于湖州。”我私下认为港就是溇，大钱、小梅二港加上三十六溇计算，得到三十八，恰好与《太湖考》的数字相符。大概是吴江的九溇割让给乌程，而长兴依然如故，只是俗称为港，于是忘记了它们是溇罢了】。这些都是用来疏通脉络，减缓水流奔冲的气势，最终汇入太湖的。太湖的下游是松江，江水向东北流，分岔形成三江口。《史记·正义》说：“震泽在苏州西南四十五里，三江口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叫三江口。一条江向西南上行七十里到太湖，名叫松江，古称笠泽江；一条江向东南上行七十里到白蚬湖【现在在吴江县东南四十里】，名叫上江，也叫东江；一条江向东北下行三百多里入海，名叫下江，也叫娄江。在分岔的地方称为三江口。”松江向东经过夏驾浦，又向东成为青龙江，到南跄浦口入海【浦在上海县东】。而太湖的支流则有昆山的刘家河，常熟的白茆港，两县境内又有三十六浦，在常熟的有二十四道，水流入扬子江；在昆山的有十二道，水流入海，这些都是用来决开壅塞、防止泛滥，使百姓田地没有淹没之忧的。现在东坝坚固，宣州、歙州、金陵、九阳江的水虽然不流入太湖，但东江早已淤塞，松江日渐浅窄，各港浦也多被堵塞废弃，湖水不能迅速到达大海，情况与大禹时代不同，这就是筹划水利的人急于疏浚下游的原因【王同祖《三江考》说：“朱长文《吴郡续图经》说：昆山塘从郡城娄门到昆山入海，就是娄江，指现在的刘家港，大概是说松江东口入海的是东江，刘家港入海的是娄江。太湖东入吴江县。长桥合并庞山湖的，是松江。三江的痕迹都存在。东江未曾堵塞。然而娄江从吴县东南蜿蜒而来，经过昆山，向东南到嘉定界入海，叫吴淞江口，非常清楚。虽然它的支流有与刘家河相通的，但不是江的正道，怎么能指刘家河为娄江呢？按照现在太湖从吴江长桥东北合并庞山湖的，又向东南分流流出白蚬江入急水港。淀山湖向东入海的是东江，这是单锷《水利书》所谓‘开白蚬江，使水由华亭青龙江入海’的情况。但是淀湖的东边已经堵塞，不再直接入海，而北流仍然合入松江，所以说东江已塞。自从庞山湖

译（娄江）经过大姚浦后向东北流入昆山县境内，流经昆山南部，又向东南经过石浦，流出安亭江，经过嘉定县黄渡汇入青龙江，从江湾、青浦入海的，就是娄江。那安亭江在宋代时已经堵塞，单锷所说的“开通安亭江，让水经由华亭、青龙江入海”说的就是这个情况。渭按：松江从吴县向西南流七十里到达三江口，那么娄江的分流必定不是从娄门开始的，昆山塘不是娄江，这是很明显的。但它的下游或许是与刘家河汇合后入海，未必像单锷所说的那样经由青龙江入海。东江早已废弃，难以考证。《水经注》记载：“《吴地记》说：一条江水向东南流七十里进入小湖，称为次溪，从湖的东南流出，称为谷水，流经由拳县故城下，即吴国的柴辟亭，也就是就李乡，春秋时期的檇李城。又向东南流经嘉兴县城西，又向东南流经盐官县故城南，再向东流出五十里有武原乡，这是原来越国的土地。秦朝在这里设置海盐县，县南有秦望山，谷水在县城流出成为澉浦，以通向大海。”这就是庾仲初所说的“向东南入海成为东江”的情况。它的分流入海都在今天浙江嘉兴府的境内。近代由淀山湖注入青龙江入海的，怀疑是后来的改道，并非古谷水所流经的地方。说东江已经堵塞，也没有错。曹〇在《儒海塘考》中说：“自从唐开元年间以来，修筑捍塘以抵御咸潮，以便耕种，从杭州的盐官开始，直到吴淞江，长达一百五十里，于是东江就被淹没而无法考证了。”这话说得对。

译《周礼》记载：扬州的水泽名叫五湖。根据《国语》、《史记》、《吴越春秋》的记载，这指的就是太湖。虞翻说：“太湖向东连通松江，向南连通霅溪，向西连通荆溪，向北连通滆湖，向东连接韭溪【《吴郡续图经》说：韭溪在嘉兴】，总共有五条水道，所以叫五湖。”韦昭说：“五湖是指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加上太湖共五处，实际上是一个湖。”前面的说法更为合理。张勃、郦道元、张守节、陆德明、李宗谔等人的说法，虽然名称各不相同，里程也有差异，但都在太湖上下二三百里的范围内。只有李善认为洞庭、彭蠡、震泽、巢湖、鉴湖是五湖。司马贞认为具区、洮滆、彭蠡、青草是五湖。洞庭、青草湖位于荆州地域，却把它们算作五湖之一，这就明显与《职方氏》的记载相违背了，不能采纳【《韩非子》称洞庭为五湖，不过是说五渚罢了。这个洞庭自称为五湖，与《周礼》所说的五湖无关】。

具区和五湖，明显是两个地方，而孔安国的《尚书传》说太湖名叫震泽，孔颖达的《正义》为此解释说：“其他州的水泽和薮泽各不相同，而扬州的水泽和薮泽却在同一处。”论述其积水称为浸，指出其沼泽称为薮，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叶梦得说：“凡是称为薮的地方，都是人们依靠它来获取利益，所以说‘薮以富得民’，而浸只是水汇聚的地方。”扬州的薮泽是震泽，如今平望、八赤、震泽之间【平望镇在吴江县南四十五里，八赤市在吴江县南二十里，震泽镇在吴江县西南八十五里】，水势弥漫且极浅，其中的蒲草、鱼虾、莲藕、芡实等利益，人们依靠它获取的非常广泛，有时也可以筑堤围垦为农田，这与太湖不同，所以称为泽薮。然而积水暴涨突然到来，无法排泄，就会溢出造成灾害，所以称为震泽。黄子鸿阐述其义说：“如今当地人把包山以西称为西太湖，水开始变得深潭；把莫厘武山以东称为南湖，水极浅且多滩。这大概就是古代的震泽，只是因为上游相通，后人就混称为太湖，这是错误的【渭】。按此辨析《周官》中的薮和浸，极其清晰，大概从莫厘武山以东到平望、八赤之间，松江左右、笠泽之地，都是古代的具区，《禹贡》称之为震泽【郑茝畦说：乌程有震泽上下两个乡，如今南浔、上林、轧村滨湖一带数十里都是，也就是古代的具区，《禹贡》所说的震泽。所以颜鲁公作《石柱记》，言辞很简略，必定是以震泽、太湖两处来区分的】。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在吴西’，也不恰当。《禹贡长笺》说：‘按《职方氏》具区就是《禹贡》震泽，孔氏《书传》、郑氏《周礼注》所说的在吴南的是对的，但认为就是五湖则不对。《职方氏》各州都有泽薮，不应扬州这个水乡反而唯独没有，而与浸在同一处。孔郑所说的吴南，是汉代吴县治所的南面。吴县治所的南面是如今吴江到嘉兴一带，大禹时代洪水未平，三吴地区是一片大壑，具区应当在那一带寻找。如果五湖就是如今的太湖，环绕吴县境的西北，怎么可以合二为一呢？具区的源头，应当与太湖一起来自苕溪、霅溪，水草聚集，水浅且容易溢出。太湖水从西边泛滥而来，那么泽水奔腾震荡，自从洪水平定之后，才开始修筑堤坝阻挡低湿之地数十百里，百姓仰赖其利，所以《尔雅》称之为薮，《职方氏》称之为泽薮，而五湖则另外称为浸。等到时间久了，泥沙淤积，生物逐渐繁盛，于是成为肥沃的土地，汉代以后的儒生寻找其地点而不得，于是将五湖合而为一。孔颖达的《正义》又曲解来说明，哪里知道三代以前本来就有泽和浸不同的情况呢？我的意思是，如今吴越交界之处，凡是滨湖且肥沃平坦的地方，都是古代震泽的土地。只是年代久远，河流沼泽变迁，所以其踪迹不能详细考证罢了。难道只有这一处吗？《尔雅》《周礼》所载各州的泽薮，如阳纡、貕养、大陵、甫田、焦获等，如今都变成了平原陆地，不能确定其所在。大概河流浸水流通，自古以来不改变；薮泽积水稀少，最容易沉淀淤积。历经数千年而淹没，无法考证，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哪里只有具区是这样呢？

把大江当作三江，而其水不流入震泽，那么震泽的平定与三江就完全不相关，而各自成为一件事了。等到看了易氏的话，才知道‘既’字的含义，仍然可以与下句相连属。古代三江不与震泽相通，而在横流泛滥之际，江水溢出流入震泽，这是情理之中。问水从哪里流入？回答说：就是如今高淳、溧水之间的鲁阳五堰之地【京口本来不通江，自从秦始皇开凿京岘山以泄王气，其水才与江相通，所以大禹时代横流泛滥，只有此处可以流入】。傅同叔说：‘从宜兴航行太湖，经过溧阳到邓步，总共两天的水路。从邓步登岸，岸上小市名叫东垻。从东垻陆行十八里到银林，再行水路百余里，才到芜湖进入大江。银林的港口，邓步的湖泊，只隔着陆路十八里。’如今考察这十八里中，有三五里高地，但苦于不高，平时可以阻挡水向东流入，或者遇到暴涨，那么宣州、歙州、金陵的水都由荆溪流入太湖，这高地不足以阻挡，五堰之所以建造的原因。更何况在洪水泛滥的时代，大江泛溢，挟带着宣州、歙州、金陵的水

译自那以后，浙西各郡，难道能不沦为深渊吗？只是这场灾难与孟门山的洪水相似，是宇宙间不再出现的奇景，又没有像《尸子》这样的古书来证实它，世人或许不能没有怀疑罢了。

译傅同叔说：“班固所说的中江，古代大概确实存在。尧时洪水横流，成为震泽的祸害，大禹于是堵塞了它。从此以后，不再有中江，震泽也不再受它的祸害了。所以说‘三江既入，震泽厎定’。”【渭按：芜湖的中江水，古代并不流入震泽，直到胥溪开通后才相通，五堰修筑后又再次堵塞。并非本来相通而被大禹堵塞，况且大禹只是疏导大江入海，不让它横溢泛滥，从银林、邓步以南，震泽本来就已经安定，未曾有所堵塞。如果像傅氏所说，那么经文应当写为‘三江既塞，震泽厎定’了。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胥溪在大禹时代还没有，这大概毫无疑问。然而银林、邓步之间，地势不太高，洪水暴涨时就能溢入，并非只有胥溪一个缺口可以泄水。如果所担忧的只是这个缺口，那么堵塞它就行了，何必再修筑五堰呢？韩邦宪说：“正统六年，江水泛滥上涨，上垻大决口，苏州、常州水灾严重，国家税收无处获取。又嘉靖庚申、辛酉年大水滔天，决口下垻，溧阳、宜兴以下，水势如同大禹治水前的洪水。在高耸的山丘之上，加上两道垻的坚固厚实，而洪水暴涨尚能决口，那么尧时滔天的洪水没有障碍物，这高耸的山丘能阻挡它，使它不向东流吗？胥溪是否存在，不必再争论了。”

大江流入震泽，从战国时期就有这种说法。墨子说：“大禹治理天下，向南开辟江、汉、淮、汝，向东流入五湖。”这大概是误将后世沟通江湖的水道当作大禹的遗迹了。沈括《梦溪笔谈》说：“江、汉到五湖，中间隔着大山，它们的末端才绕过五湖的下游，直接流入大海。怎么会有流入五湖的道理？又震泽的源头，都被群山环绕，完全没有大的河流。震泽的东面却有很多大河，也不知道哪三条是三江。”【渭按：江湖虽然被大山阻隔，然而银林、邓步之间，江水确实有通向湖泊的道理。同样是芜湖的中江水，如果说自古如此，那就不是指后世所开通的。如果说平时分流接纳，那就不是指横流溢入。这就是欧阳修所说的：‘胜者所用的是败者的棋子，只是换个位置罢了。’确实如此！有人说：‘分流江水也通向震泽，那该怎么办？’回答说：‘这水在大禹时代也一定不流入震泽，乃是后人沟通的罢了。猜想山中有地势特别高的地方，容易导致断绝，所以如今从贵池以东，旧迹已经无法寻找到。那里的地势与银林、邓步不同，即使洪水横流，大江的水也不能溢入。】

《禹贡》的记载并不总是与下文相连属，比如‘弱水既西，泾属渭汭’就是这样。程泰之说：“如果一定要说‘既’字是起下文的作用，那么弱水没有向西流，难道能越过秦陇而扰乱泾渭吗？”这话确实令人解颐。然而扬州的两个‘既’字，玩味其文势，都应当与下文相连属。得到易氏的解释，才没有遗憾。

五堰都在今天的溧水县境内。周应合《景定建康志》说：唐景福三年，杨行密的将领台蒙修筑五堰，拖拽轻便船只运送粮食，而中江的水流才开始变窄。后来东垻建成后，水流就不再向东，只有永阳的江水流入荆溪。【志又说：银林堰在溧水县东南一百里，长二十里；从银林稍东叫分水堰，长十五里；又东五里叫苦李堰，长八里；又五里叫何家堰，长九里；又五里叫余家堰，长十里。这就是所谓的鲁阳五堰。】按《元和志》，当涂县有芜湖水，在县城西南八十里，源头出自县城东南的丹阳湖，西北流入大江，那么似乎《元和志》以前，此地已经设置堰坝，所以水不向东经过溧阳而西北流入江，台蒙只是顺势加以修筑罢了。然而五堰虽然建成，而胥溪的水尚通。周必大《南归录》说：从邓步东垻银淋可以通船到固城、黄池，这是明显的证据。【澍当作淋，《舆地纪胜》说：旧时用石头堵塞五堰的路，又用铁水浇灌石头，所以叫银淋，现在讹传为林。】明初因五堰的旧迹而立为东垻。韩邦宪说：洪武二十五年疏浚胥溪，建造石闸启闭，命名为广通镇。到永乐元年才开始改筑上垻。从此宣歙诸水很少流入震泽，而垻仍然低薄，水间漏泄，船只尚能越过。正德七年增筑垻三丈，从此水全部壅滞，高淳的圩田日渐毁坏。嘉靖三十五年又从垻东十里左右再筑一道垻【即古分水堰处，今谓之下垻】两道垻相隔，湖水绝对不再向东了。然而苏东坡奏议说：五堰废弃后，宣歙金陵的水遇到暴涨，都由宜兴的荆溪流入震泽。那么平时的水虽然没有堰，也流入大江而不入太湖，可以知道了。忽来忽去，怎么能称为江？中江的名字，不过是空传罢了。

大禹治理沼泽池塘，只是让它们蓄水罢了，所以说九泽既陂，雷夏、大野、荥波就是这样。只有菏泽说疏导，乃是分流削减其下游。现在震泽说安定，也只是不震荡，没有看到分流削减下游的意思。猜想那时松江深阔，与现在沙涨茭塞大不相同，所以不烦疏导而水自然归海。其壅滞不知起于何代，曾考《宋书》元嘉二十二年，扬州刺史始兴王濬上言：“二吴、晋陵、义兴四郡的水，同注

译太湖，而松江、沪渎壅塞不通，因此处处涌溢，浸渍成灾。”想要从武康的纻溪【今为德清县地】开河直通海口，一百多里。由此可知松江的壅滞从晋宋之间就开始了。又《梁书》记载吴兴郡屡次因水灾失收，有人上书说应当疏浚大渎以排泄浙江的水。中大通二年，诏令派遣前交州刺史王弁【一作奕】持节，征调吴郡、吴兴、义兴三郡的人丁服役，但没有成功施行，大概也是因为沪渎不通，所以想要在太湖的上游分流削弱其水势。从此之后，没有听说有人为吴中水利进言的，历经五代到宋朝，松江的壅滞日益严重，郏亶、单锷之流都有著书探讨得最为详尽。他们治理下游的策略说：“先开江尾长满茭芦的地方。”说：“凿吴江堤建千座木桥。”说：“开白蚬、安亭两条江。”说：“通白茒港及三十六浦。”治理上游的策略说：“五堰绝对不能废除。”说：“开夹苎于渎使水北下流入江阴的大江。”说：“决松江的千墩、金城诸汇，开无锡的五泻堰以排泄太湖而流入北江。”“导海盐的芦沥浦以分流吴淞水而流入海。”种种说法，无非是因为松江壅滞水害民田而多方设策来拯救罢了。而归熙甫的论述则与此不同，说：“吴松江从湖口到海不远，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口肥沃的土地往往被百姓围占，所以松江日益狭窄。议论的人不追溯根本，另开港浦以求一时的利益，而松江的水势更加丧失，仅与支流没有区别，甚至出现支流比干流还大的情况，这难道不是治水的过错吗？”单锷的书被苏子瞻所称道，但他想要修五堰，开夹苎于渎，断绝西来的水不进入太湖，殊不知苏州的沼泽，是上天用来蓄积东南之水的，如今用人力遏制它。水对百姓是害，也是对百姓的利，即使太湖能让百姓干涸，难道就是利吗？我认为治理吴地的水，应当专力于松江。松江治理好了，那么太湖的水向东流下，而其他水就不必费力气了。然而松江的工程有两个困难：江尾涨塞，几乎成为平地，想要立即开浚，泥沙淤积，浮泛动荡，难以施工，这是第一难；奸民豪强围占湖田，以遏制水道，正当事情兴起时，流言四起，百计阻挠，这是第二难。有这两个困难，即使是像夏原吉、周忱、崔恭、毕亨那样开济明敏的人，最终也不能恢复大禹的遗迹，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呢？如果真能恢复大禹的遗迹，那么宣歙、金陵的水不足以成为浙西诸郡的祸患；如果不能，那么东垻绝对不能废除，而高淳的百姓相互怨恨，一方没有止境。当时百诗曾对我说：“废除东垻的多出于垻上的人，甚至追究苏轼、单锷的言行；废除高堰的出于泗州的人，甚至担心潘季驯以毁坏陵墓的罪名，实在令人痛恨。”欧阳公的话好啊：“天下事不能全利而无害，只选择利多害少的施行。”说的就是这垻和堰吧？虽然如此，垻上、垻下的百姓，都是我的子民。韩邦宪说：“把苏、松、常、湖诸郡所不能承受的水，唯独让高淳作为水壑，税又不减免，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这也是平心而论【子成曾经倡导减税议，获得免除米八百多石，县民感激他】。大概浙西诸郡财赋甲于天下，权衡轻重而为之，高淳不得不代受其患；而其税则本来就可以减免。减轻一县的税以安抚民心，而从几个大郡得到补偿，所得到的不是更多吗？《尚书》说：“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为政者应当如此。

译小竹和大竹已经遍布，那里的草长得茂盛，那里的树木长得高大，那里的土地是湿润的泥土。

传文说：“篠、竹、箭、簜，是大竹。水退去后草木开始生长，生长得少而短小称为夭。乔，是高。涂泥，指地气湿润。”正义说：“《释草》说：‘篠、竹、箭。’郭璞说：‘这是两种不同的名称。’又说：‘簜、竹。’李巡说：‘竹节相距一丈的称为簜。’孙炎说：‘竹节宽大的称为簜。’郭璞说：‘竹的别名，篠是小竹，簜是大竹。’夭是生长得少而短小的样子。《诗经》说：‘桃之夭夭’，就是这个意思。乔，是高，《释诂》中的文句。《诗经》说：‘南有乔木’，就是这个意思。王氏（王炎）说：‘南方土地温暖，所以草都生长得茂盛，而树木多向上耸立。黄河以北土地寒冷，即使是合抱的大树也不能长高。’兖州、徐州的草木都生长在土地之上，凡是土地无论高低燥湿，其本性都是如此。兼及山林来说，如果像〇地的涂泥，只说低湿之地多，山林不在其中，所以先说草木。

《尔雅》上句说：‘乔，像木楸，称为乔。’郭璞注说：‘楸树本性向上耸立，诗经中‘南有乔木’就是这个意思。’邢昺疏说：‘树枝向上耸立而弯曲的称为乔，像木楸那样向上耸立的也称为乔。’

那里的田地等级为下下，赋税等级为下上，有时夹杂着第六等的赋税。

传文说：“田地排第九，赋税排第七，杂出第六。”王氏（王炎）说：“土地是涂泥，所以田地等级为下下。大致南方水浅土薄，不如北方地力深厚。”金氏说：“古人崇尚黍稷，田地混合种植五种作物，所以即使遇到水涝旱灾也各有收成。涂泥的土地，唯独适宜种稻，不利于其他作物，所以列为最下。赋税排第七，又有时杂出于第七等之上，这说明人力也稍加修治了。自唐代以来，江淮的田地号称天下最好，漕运粮饷都依赖东南供给。”

如今天下号称财赋渊薮的地方，只是江东浙西数百里的土地，即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这五郡罢了。五郡有的濒临太湖，有的夹着松江，自唐宋以来，田地日益增加，大抵是围占江湖来开垦的。大禹治理黄河时，空出旁边的土地来容纳水，所以大水来临时水有地方蓄积。对于震泽（太湖），也应当是这样。绍兴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说：浙西民田最广，平时没有大害，是因为太湖的利。近年湖边土地多被兵卒侵占，堆土增高，长堤绵延，称为坝田。干旱时据以灌溉，而民田得不到利益；涝灾时远近泛滥，水不能入湖，而民田全部淹没，这是上游围田的危害。下游则吴南古有笠泽，在松江左右，春秋时此泽尚存，不知何代开始变为田地。那地方大概就是叶少蕴所说的平望、八赤、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可以筑堤为田的地方。在今吴江县界（五代梁开平三年，吴越分吴县的松陵镇设置吴江县）所以苏子瞻说：如果想要吴松江不堵塞，吴江县一县的百姓可以全部迁徙到别处，这样上游宽阔，清水力量强盛，沙泥自然不能堆积，何至于有湮塞的祸患。单锷说：松江涨塞，因此三春霖雨，则苏州、湖州、常州、秀州都担忧泛滥。虽然增加了吴江一邑的赋税，但三州损失的不可估量，围田留下的祸害如此。笠泽既全部变为田地，仅存松江如衣带般的水，上游狭隘，水不清澈迅疾，所以江尾的潮沙日积，茭芦丛生，而太湖的水入海更加缓慢了。好利的人趁其堵塞而筑堤，作为田地，潮沙茭芦之地都成了田亩。元代潘应武说：淀山湖中有山寺，宋时在水中心，归附后权势者占据为田，如今山寺在田中，虽然有港溇都浅狭，潮水湖水不相往来。归熙甫说：江边百姓积占茭芦，以告佃为名，所纳升斗之税，所占即百顷之田，而税又多被吏胥隐没。昔日宋时围田都有禁令，如今奸民豪强占田以遏水道，再经过二三年就没有吴松江了，这又是下游壅塞，以邻为壑，五郡同受灾害。大概自江左偏安，限于一方，务求尽地力以供给军需，而不暇考虑久远，这与战国时大河堤内之地，利用其填淤肥美耕田，筑室于其中，其弊端正相同。而后世论垦田的人，说人力修治，浙西最盛。不知道〇州土是涂泥，所以田地等级为下下，而围田的土则是涂泥中更差的，十年之中不能五次丰收，而又累及上游，得不偿失。田地日益增加，百姓之所以日益困顿，哪里值得称道呢！然而宋时两浙的田地，每亩税不过一斗（见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按熙宁三年郏亶上水利书说：本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出米四石，这就是杜说所自出）百姓还容易办理。自景定公田之法实行（丞相贾似道主其议）浙西于是乎多官田。下逮元明，籍没之田愈多，都按其租簿作为输额，而浙西的税粮天下莫比了。邱文庄濬说：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

译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即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垦田九万六千五六百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嵗额之内，其科徴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盖苏州一府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故税粮为五郡之冠。夫夺民之产以为官田而重税之，殊非为民父母之道。然其所夺者皆豪家富人之田，与小民无涉。小民佃官田，亦与输豪家富人之租不甚相逺，而私田之赋自若也。迨其后版籍淆讹，逋租无算，国家有官田之名而无官田之实，有司考成坐此为累。至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始官租每亩有多至一石以上者，宣徳五年诏递减三分二分，故止于七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准，多者长洲至亩科三斗七升，少者太仓亩科二斗九升矣。顾寜人云：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此【宋世尝以官田鬻诸民矣，令官租不入，议变法者唯当请于朝，鬻此田以充帑，而粮则与民田同科，斯爲无弊之道。彼赵瀛者，轻于创议，流毒无穷，何其不思之甚邪！但当时不闻有鬻田之事，而此田遂作民田，不知谁为其主。窃意承平既久，法弛民玩，其时所谓官佃，皆奸豪赂吏胥，诡名为之，故积年逋租，有司不能督责。及变法之后，不惟他人分任其租税，而彼竟得擅官田为已产，以传其子孙，此又不平中之不平者也】嗟乎，田犹是下下之田也，而赋则不啻倍蓰于上上。三江震泽之区，昔之民溺于水，今之民溺于赋。溺于水者，禹从而拯之，使登于袵席；溺于赋者，日脧月削，如水益深，数百年于此矣，而卒未有拯之者。有能恻然于东南民力之竭，而为之旷然壹变其法，使水复厎定之迹，而赋不失则壤之规，斯真所谓功不在禹下者矣。

十九，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浙江东西两路又占据了江南地区的十九份，而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这五府又占据了浙江两路的十九份。即便仅以苏州一府来推算其余地区，垦田九万六千五六百顷，在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的田地总数中，却要在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的年度税额中缴纳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的税粮，其赋税征收之沉重、民力之枯竭，由此可以知道了。大概苏州一府几乎全是官田，而民田不过占十五分之一，所以税粮在五郡中居首。夺取百姓的财产作为官田并加重征税，实在不是作为百姓父母官应有的做法。然而被夺取的都是豪强富人的田地，与普通百姓无关。普通百姓租种官田，所缴纳的租税与向豪强富人缴纳的租税相差也不大，而私田的赋税依旧如故。等到后来户籍田册混乱错误，拖欠的租税无法计算，国家有官田的名义却没有官田的实质，地方官员的考核政绩因此受到连累。到了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提出倡议，田地不分官田民田，税赋不分等级标准，一律以三斗起征，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于是效仿他。从官田的七斗、六斗【起初官租每亩有多达一石以上的，宣德五年诏令递减三分、二分，所以止于七斗】到民田的五升，统一为一个标准，而各州县的定额则各自根据其所拥有的官田多少轻重来确定，多的如长洲县达到每亩征收三斗七升，少的如太仓县每亩征收二斗九升。顾宁人说：国家失去了历代积累的公田，而普通百姓却代替官府租种，缴纳没有止境的租赋，事情的不公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宋代曾经把官田卖给百姓，如果官租收不上来，商议变法的人只应当请求朝廷，卖掉这些田地来充实国库，而粮税则与民田同等征收，这才是没有弊端的办法。那个赵瀛，轻率地提出倡议，流毒无穷，怎么如此不思量呢！只是当时没听说有卖田的事情，而这些田地于是变成了民田，不知道谁是其主人。我私下认为，太平日子久了，法纪松弛百姓怠慢，当时所谓的官佃，都是奸恶豪强贿赂吏胥，假借名义来做的，所以多年拖欠租税，地方官员不能督促责罚。等到变法之后，不仅其他人分担了他们的租税，而他们竟然得以独占官田作为自己的产业，传给子孙，这又是不公平中的不公平了】唉，田地还是那些低劣的田地，而赋税却不止是上等田地的数倍。三江震泽地区，过去的百姓淹没在水中，现在的百姓淹没在赋税里。淹没在水中的，大禹于是拯救他们，使他们登上干爽的床席；淹没在赋税中的，每天每月被剥削削减，像水越来越深，几百年以来，却始终没有人拯救他们。如果有谁能对东南民力的枯竭感到悲痛，并为此彻底改变这种制度，使水灾恢复安定下来的状况，而赋税不失去衡量土地的规范，这真是所谓功绩不在大禹之下的人了。

译其进贡的只有三种金属。

《传》说：三种金属，是金、银、铜。《正义》说：金既然是总称，却说有三种，黄金以下，只有银和铜罢了，所以说是金、银、铜。【渭】按《史记·平准书》：“虞夏时代的货币，金属分为三种，有的黄，有的白，有的赤。”《汉书·食货志》：“古代金属有三个等级，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黄、白、赤，就是金、银、铜。郑康成认为铜有三种颜色，这是不对的。

《汉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鄱阳县武阳乡右边十几里有黄金矿，颜师古说：采，是说开采金子的地方。【《初学记》引用王隐《晋书》说：鄱阳乐安出产黄金，挖掘泥土十几丈深，拨开沙子，沙中得到的金子大的如豆，小的如粟米。】《山海经》说：防稽山，山上多产金和玉；又说：余句山，多产金和玉。《后汉书》记载永平十一年漅湖出产黄金，庐江太守取来进献。《临江府志》说：金谿县东面有金窟山，相传是前代开采金子的地方。这样看来，山阴、余姚、巢县、金谿也出产黄金了。然而其中著名的在鄱阳。《通典》记载：鄱阳郡进贡麸金十两。【陈藏器说：麸金是从水沙中在毡子上淘取，或者在鹅鸭腹中得到。】还容易办到。而马端临《土贡考》说：遇到皇帝生日，天下进奉金子一千三百两，而江东路独自承担一千两，都出自饶州。乾道年间，洪文敏公【洪迈谥号】奏请减少七百两，然而比起唐代的数量还是三十倍了。按《史记·货殖传》说：豫章出产黄金，然而仅仅是物品所有，开采它不足以补偿费用。是说那地方虽然号称出产金子但不多，百姓开采它不足以补偿其劳力和费用。近代黄金一钱值白金十钱，每年供应一千两，那怎么承受得起呢？〇州里最著名的银矿有两处，现在都属江西地。一处在现在的饶州府德兴县，该县本是汉代余汗县地，唐代为乐平县地。《元和志》说：乐平县东面一百四十里有银山，每年出产银子十万两，收税七千两，也叫银峰山。宋代马志《开宝本草》说：生银出产于饶州乐平各坑银铆中，形状像硬锡，纹理粗糙交错，自然形成的才是真的。程迥《〇事记》说：唐代贞观年间，权万纪说宣州、饶州银矿丰富，皇帝斥责他，大概是指银峰山。总章初年，采纳邓远的建议设置场〇银，号称邓公场。到宋代天圣年间，山穴崩塌而银税未除，范仲淹任郡守奏请废除。唐代在县设置德兴场，取当地出产的银子，只有德行才能兴盛的意思，南唐因此命名县。一处在临江府金谿县，该县本是唐代临川县的上幕镇，其东面二里有银山，唐代曾在此设置监。周显德二年，南唐设立金谿场，又设置炉子来冶炼银矿。宋代初年废除，升〇为县。现在银山西面一里左右是白马坞，大概是南唐李煜时采银〇的地方。

《地理志》说：吴东面有章山的铜。《吴王濞传》说：吴有豫章郡铜山。韦昭说：这里有“豫”字是错的，应当只说章郡，现在叫故章。这个说法是对的。《地理志》说：丹阳故鄣郡，元封二年更名，有铜官，其属故鄣县，就是现在江南广德州。鄣、章古字通用。桓宽《盐铁论》说：丹章【丹阳章郡】有金铜之山。孟康注《食货志》说：赤金就是现在丹阳的铜。《元和志》：当涂县北面十里有赤金山，出产好铜，与金子类似，就是《淮南子·食货志》所说的丹阳铜。南陵县西南八十五里有铜井山，出产铜，又县西一百十里有利国山，出产铜，供应梅根监及宛陵监，每年共铸钱五万贯。【渭】按《越绝书》说：若耶溪干涸而出铜。《淮南子》说：苗山的铤。许慎说：铤，是铜铁的璞玉。高诱说：苗山，是利金出产的地方。苗山，是防稽山的别名。这样看来越中也有铜山，但名字不太著名。史称吴濞铸造山铜来富国，钱币遍布天下，所以丹阳有铜官，而防稽没有铜官。确实只有章山的产量多了。

《食货志》：黄金方寸而重一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钱圆中间有方孔，轻重以铢计算。孝文帝铸造四铢钱，孝武帝改铸五铢钱。五铢钱通行最久，王莽窃取国家，废除五铢钱，自己制造六种钱货：小钱重一铢，值一；最大的重十二铢，值五十。黄金重一斤，值钱一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其他银一流值一千。渭按：这是汉代金银铜相值的数量。《律历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平准书》：一黄金一斤。臣瓒说：秦以一镒为一金【孟康说：二十四两叫镒。按赵岐《孟子》注说：古代以一镒为一斤，一镒是二十四两，与孟康说法相同。《汉书·张良传》：汉王赐张良金百镒。服虔说：二十两叫溢，与孟康说法不同，不知道哪个对。溢、镒通用】汉代以一斤为一金，这样汉代的金子已经比秦代减少了。古代黄金都以完整质地相授，没有剪凿熔销的事情。有应当给一万钱的，就用这方寸重一斤的授给他，这就是一金。所以东方

译朔说：酆镐之间，号称土地肥沃，一亩地价值一金。文帝说：一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韦贤被赐予黄金百斤，〇《诗经》说：“厥赐祁祁”，意思是赐给百金到馆舍。钱币的轻重没有定准，现在暂且按五铢钱计算：十枚重二两二铢，百枚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千枚重十三斤八铢【现在世上流传的五铢钱，大致都是隋朝的东西，每千枚重四斤二两，这是因为现在的秤比古代的秤重三分之二。孔颖达说：现在的一百二十斤相当于古代的三百六十斤】。黄金一斤值钱一万，那么每两值六百二十五钱，相当于铜八斤二两多一点。白银一两值钱一千，那么每两值一百二十五钱，相当于铜一斤十两多一点。黄金一两才抵得上白银五两，那么黄金相比现在颇为便宜；而铜一斤十两换白银一两，那么铜相比现在也非常贵了。自从晋宋以来，黄金逐渐减少而价格日益昂贵。《元史》记载：至大银钞一两折合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这赤金就是黄金中最精美的】，这是黄金价格是白银的十倍。明朝初年价值又降低，洪武年间每黄金一两相当于白银四两或五两，永乐年间相当于白银七八两，崇祯年间十两白银换一两黄金，江南地区甚至十三两白银换一两黄金。黄金越贵则政治越混乱，君子可以由此观察世道的变迁。近代的制度，铜钱每千枚约重八斤多一点，值白银一两，黄金一钱。那么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例是汉朝的一倍，白银兑换铜钱的比例是汉朝的四倍。金银更加贵重，而铜却极其便宜了。虞、夏、商三代的三种货币相互折算的数值，无法得知。然而古代善于理财的人，大抵用铜钱来衡量各种货物的轻重，又用金银来衡量铜钱的轻重。遇到需要使用大量铜钱的情况，就用金银来代替。如果金银较少，那么应当给予金银的，也用铜钱来代替【《汉书·惠帝纪》注：颜师古说：凡是赐金没有说“黄”字的，一斤黄金与一万钱等价】，使三种货币互相流通，公私都宽裕有余，而各种货物的贵贱常常能保持平衡。这是使国家富足、人民富裕的方法。

译黄金这种东西，产生于天地之间，经过百次锤炼也不会损耗，即使遇到改铸，也没有亏损。所以古代黄金最多，上下通用。陶朱公用千镒黄金进献给庄生，赵肃侯用千镒黄金派遣苏秦约集诸侯。齐威王派遣淳于髡出使赵国，也携带千镒黄金作为齐国的馈赠。孟子拥有百镒兼金，宋国七十镒，薛国五十镒。平原君用千金为鲁仲连祝寿。越国赐给虞卿百镒，严仲子奉给聂政母亲百镒。汉文帝赐给周勃黄金多达五千斤，宣帝赐给霍光多达七千斤。而汉武帝用公主嫁给栾大，竟然携带黄金万斤。卫青出塞，斩杀俘获敌首的将士，受赐黄金二十多万斤。梁孝王去世，府库中剩余黄金四十多万斤。馆陶公主宠幸董偃，命令中府说：“董君所得黄金满百斤，钱财满百万，丝绸满千匹，才向我报告。”王莽禁止列侯以下不得持有黄金，输送到御府接受估值，直到他将要败亡时，省中黄金万斤的装一箱，还有六十箱。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各处各有几箱。而后汉光武帝记载说，王莽末年天下旱灾蝗灾，黄金一斤换粟米一斛。这说明民间并非没有黄金。董卓死后，坞中有黄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刘备得到益州，赐给诸葛亮、关羽、张飞各黄金五百斤，银千斤。《南齐书·萧颖胄传》记载，长沙寺僧产业富饶，铸造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在土中，历代相传交付，称为下方黄铁。《梁书·武陵王纪》记载，黄金一斤做成饼，百饼为一簉，多达百簉，银是黄金的五倍。自此以后，则在史书中罕见记载。《舜典》疏说：“汉魏赎罪都用黄金，后魏因为黄金难得，黄金一两收绢十匹。”现在的法律却是赎铜【从汉文帝至此，本为《日知录》】那么黄金的耗减，实在从南北朝开始。宋太宗问学士杜镐说：“两汉赏赐多用黄金，而后代却成为难得的货物，为什么呢？”回答说：“当时佛教事务尚未兴盛，所以金价很贱，这固然是一个方面。”然而描绘宫阙，涂饰器物服饰，有销金、泥金、贴金、剔金以及做成金丝金线之类，名号不一，都是消耗黄金的原因。《草木子》说：“黄金一旦做成箔，就无法再还原了。”所以齐武帝禁止不得用金银做箔。宋代也屡次申令禁止销金，确实有其原因。况且天下产金的地方，没有防止开山采沙，积累于微小的铢两，其获得非常困难。而使用黄金的费用，不止如上所说。除了佛教宫阙器物服饰之外，又加上和戎的岁币，通番的贸易，后宫的私藏，权门的贿赂馈赠，都是一旦进入就不再流出。黄金怎能不日益耗减呢？黄金，饿了不能当食物，冷了不能当衣服。只要豆粟布帛，公私充足有余，黄金少也不是所担忧的。而有人倡导开采的说法，则遗害不可胜数。元代采金的地方越来越多，以至于内地不足，而把祸患转移到滇中。滇中产金也少，蛮方非常以此为苦。唉！投珠抵璧的风气，不可再见了。从前有人说：“我治理天下十年，应当使黄金与土同价”，那个人是谁，竟然成为绝德之人呢？

古代白银作为中币，也以完整质地相授，没有剪凿熔销的事情。银，一名鋈。《说文》：鋈，白金也。《诗经·小戎》说：“阴靷鋈续”，又说：“鋈以觼軜”，又说：“厹矛鋈錞”。那么器物也有用银作为装饰的。秦制货币二等，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而银作为器物装饰宝藏，不作为货币。汉初沿袭之，到汉武帝造白金三品，银又作为货币。唐宋时上下通行的货物，也都用钱，只有岭南田银。等到金朝末年，宝泉日益贬值，民间只用银交易，上下用银从此开始。近代权百货行于海内的，只有银最为流通，其数量应当也不少于往昔，而常常担心其少，是因为两税的折色岁输白金，存留的少而上供的多，民间的银一去而不返。古代没有用钱作为田赋的，自从唐代杨炎两税法实行，才开始用钱充当租庸的岁入。也没有用银折算钱而作为赋税的，自从明代正统末年仓粮折输变卖，无不用银，而钱于是不能在上层流通了。用钱作为赋税，责求农民所没有的，当时尚有钱荒的祸患，何况地产银比铜少得多，而岁输白金动辄以千万计，那些田野的百姓，不做商人，不做官，不做盗贼，银从哪里来呢？势必贱卖谷帛以赴公程，遇到凶年则举借倍称之息，将有如聂夷中诗所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百姓如何生存？所以沿袭现在的道路，不变革现在的习俗，纵然余粮栖亩，野蚕成茧，而正供无法办理，衣食不充足，财终究不可得而阜盛。

铜的用途很广，第一是铸币。《管子》说：“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即铜钱。”又说：“禹开始用历山的金铸币，以救济百姓于困厄；汤用庄山的金铸币，而赎回百姓中无钱卖子的。”《食货志》说：“太公立九府圜

译法度规定，钱币外圆内方，重量以铢为单位。”穆公说：“古时候天降灾祸，于是衡量货币的轻重，通过调节轻重来救济百姓。”颜师古说：“凡是称为‘币’的东西，都是用来流通货物、交换有无的，所以金和钱都称为币，这是正确的。”第二是铸造律度量衡。《律历志》说：“凡是律度量衡使用铜材，是为了统一天下的标准。铜这种物质极其精密，不因干燥潮湿、寒冷暑热而改变其节度，不因风雨暴露而改变其形状，所以使用铜是正确的。”第三是铸造乐器，钟、镈、钲、镯、錞于等类，凡是金奏所用的都是这类。第四是铸造鼎。《左传》说：“夏朝正值有德之时，九州进贡铜材，铸造鼎来象征万物。”《郊祀志》说：“黄帝开采首山的铜，在荆山下铸造鼎，就是这类。”第五是铸造兵器。《左传》记载楚子赐给郑伯铜材，盟誓说：“不要用来铸造兵器。”注解说：“古人用铜制作兵器。”《食货志》中贾谊说：“收购铜材，不要让它流散出去制作兵器。”《韩延寿传》记载：“取用官府的铜材，等待月食之时，铸造刀剑钩镡，就是这类。”铜虽然是下品金属，但它在世间的用途，比起金银来尤其重要，所以先王珍视它。后世只有铸造钱币用得最多，而耗费铜材的事情还有三项。第一是铸造佛像。《吴志·刘繇传》记载：“笮融大力兴建佛寺，用铜制作人像。”《魏书·释老志》记载：“天安年间建造释迦立像，使用赤金十万斤，就是这类。”第二是铸造柱子。董安于治理晋阳公宫，命令宫中的厅堂都用链铜做柱子。荆轲在殿上袭击秦王，击中铜柱，就是这类。第三是铸造人物。秦始皇收集天下的兵器，铸造铜人十二尊，每尊重二十四万斤。魏明帝铸造铜人两尊，号称翁仲，又放置黄龙、凤凰各一尊。其他如铜马、铜驼之类，都是这类。这些都是衰世的事情，不符合先王的法度，而民间所使用的铜器日新月异，还不包括在内。这就是铜材日益减少、钱币逐渐劣化的原因，而唐宋严厉禁止铜材的法令，也是纠正偏差、补救弊病的一种方法吧。

译《周礼》荆州说：“那里的物产有利用的金属和锡。”《考工记》说：“吴地和越地的金属和锡。”由此可见，锡也是荆州美好的物产。然而《禹贡》中却没有记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文解字》说：“五种颜色的金属，黄色为首要，青色叫铅，赤色叫铜，白色叫银，黑色叫铁。”而锡则被称为“介于银和铅之间”，这算是五种金属之间的中间色了。我私下认为，五金的名称兴起于秦汉以后。唐尧虞舜的时代，铅和铁就自称铅和铁，《周礼》中锡与金对举而言，可见铅、铁、锡都不称为金。这三类之中，不应该包含锡。《考工记》说：“凫氏铸造钟，防氏制造量器，段氏制作镈类乐器，桃氏打造刀刃，都是用锡配合【才细反】金属来制作的。”《食货志》说：“秦朝开始用银和锡制作器物装饰，作为宝藏收藏而不作为货币。”那么周朝用银和锡作为货币就可以知道了。汉武帝因为少府拥有大量的银和锡，于是铸造银锡白金。如淳说：“混合铸造银和锡成为白金。”参考各种书籍，锡的地位仅次于银，也是不可缺少的。铅和铁都进贡，唯独锡没有，实在让人不明白。难道宝藏的兴起，各有其时？大禹时代荆州的锡矿，或许尚未开采，或者虽然开采了但还没有在世上盛行呢？

瑶琨、篠簜、象牙、犀皮、鸟羽、旄牛尾、楩梓豫章等木材【释文：瑶音遥，琨音昆，马本作瑻，韦昭音贯渭。按：篠簜，《史记》作竹箭】

传文说：齿，是象牙；革，是犀牛皮；羽，是鸟的羽毛；旄，是牛尾；木，是楩、梓、豫章。正义说：瑶，琨，是玉。肃说：是次于玉的美石。《诗经》说：“元吉象齿。”知道齿是象牙。《说文解字》说：齿，是口中的骨头；牙，是雄性的牙齿。《左传》隐公五年说：齿牙骨角，牙齿有细微差别，统称起来，齿就是牙。《考工记》说：犀甲七层，兕甲六层。《左传》宣公二年说：犀牛和兕牛还很多，丢弃铠甲又怎样。这是铠甲所用，以犀牛皮为最好。皮革的美好，没有超过犀牛皮的。知道革是犀牛皮。《说文解字》说：兽皮处理去掉毛叫革。革与皮，区别在于是否去毛。《说文解字》说：羽，是鸟的长毛。知道羽是鸟羽。南方的鸟，孔雀、翡翠之类，它们的羽毛可以做装饰，所以进贡。《说文解字》说：犛，是西南夷的长毛牛。这种犛牛的尾巴可以做旌旗的装饰，经传中通称为旄。《牧誓》说：“右边拿着白旄。”《诗经》说：“建旐设旄”，都是指这种牛的尾巴。所以知道毛是旄牛尾。只说惟木，不说木名，所以说楩梓豫章。这三种是荆州美好的木材，所以传文列举来说。所贡的木材不止这些。曾氏说：《周礼》太宰的职责，祭祀先王时赞送玉爵；内宰的职责，皇后祼献时赞送瑶爵。《礼记》说：尸喝五次，君主洗玉爵献给卿；尸喝七次，用瑶爵献给大夫。《公刘》的诗说：“用什么来装它，只有玉和瑶。”就知道瑶是次于玉的。琨，按《说文解字》说：石头中美好的叫琨，次于瑶，又可知了。孔传说：瑶、琨都是美玉。《说文解字》说：瑶，玉中美好的；琨，石中美好的。按真正的玉也有等级差别，瑶或许是玉中次等的，在《诗经》《礼记》中分别玉、瑶的意义，也没有妨害。但不应当认为它是玉中美好的。至于琨，没有认为它是玉的，传文错误。薛士龙说：瑶是现在的珧字，蜃甲像玉的，大非金。吉甫说：琨就是现在的昆山石，恐怕也不一定对。总之，瑶、琨不如美玉，而优于怪石，这是可以理断的。

《周礼》荆州说：“那里的物产有利用的竹箭。”《尔雅》说：“东南方美好的，有会稽的竹箭。”郭璞注说：“是篠。”邢昺疏说：“篠是竹子中小的，可以做箭杆。”《竹谱》说：“箭竹高的不过一丈，节间三尺，坚硬强劲适合做箭。江南各山都有，会稽所生的最精好。”刘逵《吴都赋》注说：“箭竹细小而劲实，可以做箭，通竿无节。江东各郡都有。”然而《通典》说“抚州进贡箭杆百万茎”，那么江西也有这种竹子了。《周礼》“掌节”：“凡邦国的使节，用英簜辅助。”郑玄注说：“用竹子做函，加上画饰，盛放节器的。”蔡传说：“簜可以做符节，错了。”郭注《尔雅》“簜竹”，引《仪礼》“簜在建鼓之间”，说是箫管之类，与孔传“大竹”的解释不合，人们都怀疑。渭按：“篠定是小竹，簜大而节更疏，但也有小的。”《吴都赋》注引《异物志》说：“筼筜生长在水边，长数丈，围一尺五六寸，一节相去六七尺，有的相去一丈。庐陵界有，始兴以南又多此竹，阔节而大，至围尺五六寸。”《周官》符节的函，大概取于此。箫管的材大于箭杆。王褒《洞箫赋》说：“原来箫杆生长的地方，在江南的丘陵。洞条通畅而很少节，标志纷乱而扶疏。”李善注说：“《江图》说：慈母山出竹，做箫笛有妙声。《丹阳记》说：江宁县慈母山临江，生箫管竹。王褒赋云‘于江南之邱墟’，就是这里。其竹圆异众处，自伶伦采

译嶰谷后来发现了这种奇异的竹子，因此历代常供给乐府使用，而被称为鼓吹山的竹子却很少见。所谓“节稀”，是指竹节稀疏，竹竿扶疏的样子。”这种竹子大概是簜类中最小的。《仪礼》中所说的“簜在建鼓之间”，指的就是它。篠竹内部坚实，所以适合做箭杆；簜竹内部中空，所以大的适合做节函，小的适合做箫管。郭璞的注解没有错误，人们拘泥于孔安国传中“大竹”的说法，反而认为郭注不对罢了。林少颖说：“齿、革、羽毛，是指凡是鸟兽身体上可以用来制作器物装饰的部分都包括在内。”孔氏将齿解释为象牙，革解释为犀皮，毛解释为旄牛尾，似乎不必如此拘泥限定。渭按：《周礼》中“角人”掌管按时征收齿、角以及各类骨物；“羽人”掌管按时向山泽的百姓征收羽毛的政令，以充抵国家的赋税政令；“掌皮”在秋天征收皮，冬天征收革。《左传》中臧僖伯说：“皮革、齿牙、骨角、毛羽如果不制成器物，那么国君就不去射猎。”这些都是指平常鸟兽在近处所产的东西。至于荆、扬二州的贡品，即使不完全像两位孔氏所列举的那样，也一定是珍贵美好的材料，是其他州郡所没有的，所以大禹特别命令进贡。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征收甸服地区的物产就足够了，舍弃近处的而选取远处的，是为了什么呢？

译象、犀、孔、翠等物都出产于岭南，因此有人据此认为现在的两广、云贵、交趾等地本来就在《禹贡》九州的范围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诸侯进贡，有进献本地所产物的，也有从附近市场购买所产之物来进献的。荆州南抵五岭，商旅往来，百货流通，用自己所拥有的交换所没有的，远方的珍奇宝物不难得到。《鲁颂》说：“远在那淮夷，来进献他们的珍宝，黑色的象牙，大量的南方黄金。”淮夷在徐域，这三样都不是他们本地出产的，而淮夷却进献了它们，那么齿、革、羽、毛这些贡品，也就可想而知了。

岛夷穿着草制的衣服【释文：卉，徐音、许贵反】

传文说：草服即葛越。正义说：《释草》说：卉就是草。舍人说：凡是百草，另一个名字叫卉。由此知道卉服就是草服葛越。葛越，是南方布的名称，用葛制成。左思《吴都赋》说：“蕉葛升越，比罗纨还要轻柔”，说的就是这个。苏氏说：岛夷绩麻草做成衣服，就像现在的吉贝、木棉之类。渭按：《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一百多个国家；又记载会稽海外有东鳀【音题】人，分为二十多个国家，都按时节来进献。看来这就是所说的岛夷。百草总称为卉，卉服大概不止一种。距离古代已经很久远了，无法详细得知。葛越、吉贝、木棉，也只是大致推测而言罢了。

岛夷在九州东南的海中。孔传云：“南海岛夷，错误地用州界作为南边到达海的地方。”吴幼清说：“东海、南海岛上的夷人，分为东南两个部分，也不恰当。”薛士龙说：“岛夷，是朝鲜、瓯骆之类。朝鲜在东北，瓯骆不是居住在岛上的人，只有古倭人、东鳀诸国可以对应。”韩愈《送郑尚书帅岭南序》说：“海外杂国，如躭、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真腊、干陀利之类，东南直到天地尽头数以万计。”现在考察林邑以下在西南海中，不能说在东南，这些地方距离九州海极远，在告成时并没有来进贡。

《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有冶县，颜师古说：本是闽越地，志书说东鳀在会稽海外，现在福建东南诸国就是。《后汉书·东夷传》：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居住，共一百多个国家。其中大倭玉居邪马台国，乐浪郡边界距离他们的国家一万二千里，其地大致在会稽东冶的东边。鱼豢《魏略》说：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建国，渡海千里又有国家，都是倭种。大概倭国有两个，在带方东南的，就是汉代的倭人，即《后汉书》所说的倭在韩东南大海中者。渡海千里又有倭的，就是汉代的东鳀人，即《后汉书》所说的大倭王国正对会稽东冶之东者。东鳀现在就是日本，查《唐书》：日本古称倭奴，在新罗东南，在海中岛上居住，东西行走需五月，南北行走需三月，左右小岛五十多个，都自称国家而臣服依附它，所以后汉时称大倭王。

《旧唐书》说：“婆利国有古贝草，缉其花做成布，粗的叫古贝，细的叫白□。”《文昌杂录》：“陈襄说：‘闽岭以南多木棉，当地人争相种植，采其花做布，号吉贝。’”《南史》说：“林邑等国出产古贝木，其花成对，像鹅毛，抽其绪纺之，用来做布，与苎麻无异，也染成五色，织成斑布。大概俗呼古为吉罢了。”王氏日记说：“卉服，蔡传兼以木棉来说。”邱文庄也认为：“唐虞时岛夷或许用来充贡，而中国还没有，所以嫔妇的治理只限于丝枲，百姓没有这种衣服，官府没有这种赋税。”宋元间种植才开始传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先获利，闽广通商舶，关陕接西域，所以如此。现在考察唐虞时如果真的已经充贡，怎么历代传记都没有提及？《元史·食货志》也不记载，这应当再考证。渭按：“卉服不止一种，就像皮服不能专指为貔、豹或罴一样。解说者认为葛越是中国所有的，而一定要找一个异物来对应，所以有吉贝、木棉的说法。总之这两者都未可确定，况且吉贝出自闽中，古贝出自林邑、婆利，尚且不知道是一是二，又怎么见得它们确实是当时所贡的呢？”

用皮和卉作为岛夷所穿的衣服，那么淮夷的蠙珠和鱼，也将是自佩吗？这珠子自己吃鱼吗？大概汉儒解经，逐句立说，不能贯穿前后，所以往往有这种弊病。

他们的筐里装着织贝

正义说：郑玄云，贝锦的名称。《诗经》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凡是织造，先染其丝，然后织造，那么花纹就形成了。《礼记》说：“士不穿织锦。”吴氏说：“染其丝，五色织之，成花纹的叫织贝；不染五色而织之，成花纹的叫织文。”

孔传说：织细纻贝，是水物。既然把织贝当作两样东西了，只说织，怎么知道它是细纻呢？林少颖说：古人以珠贝为货，珠既入筐，那么贝也可以入筐【渭】按：蠙珠不入筐，其玑组入筐者，玑贯于组，以组为主，也是服贡，所以入筐，不可

译这与贝的论述相同。又查考：在虞夏时代，珠玉用作器物装饰，作为宝物收藏而不作为货币，进贡时则尊称为“纳锡”，由此可知它们不作为货币。贝也未听说作为货币，将贝作为货币是从夏代开始的。桓宽《盐铁论》说：货币随时代而改变，夏后氏用贝。《易经》震卦六二爻辞说：“亿丧贝。”《尚书·盘庚》说：“同位具乃贝玉。”《尚书·顾命》记载大贝在西房，传文说：大贝像车渠【陆德明说：渠，是车辕】。伏生《尚书大传》说：散宜生到江淮去取大贝，像大车的车渠那么大。郑康成《尚书》传文说：闳夭等人求得装满箱子的贝用来贿赂纣王。《周书·王会》说：若人进贡贝，孔晁注说：若人，是吴越地区的蛮族，贝，是班贻贝。王应麟补注说：《尔雅》说贝即贻贝，注解说：是黑色的贝。汉代《食货志》说：秦统一天下后，贝才开始不作为货币，那么周代本来就以贝作为货币，这就是贝之所以被进贡的原因。禹进贡在尧的时候，那时还不崇尚贝。制作锦缎命名为贝锦，有黄、紫、白等花纹，象征五色的织纹，所以取这个名字。汉代美丽的锦缎出产在成都，那么就不在贝地而在梁地了。左思《蜀都赋》说：贝锦斐然成形，在江波中洗涤颜色，说的就是这个。

译苏氏说：吉贝的纹理斑斓如同贝壳，也引用《诗经》中的“贝锦”作为证据。所以蔡传的注解认为，南夷地区木棉中精好的，也称为吉贝。海岛的夷人穿着花布来进贡，而织贝中精好的则放入篚中。王明逸说：吉贝这个名字，只是开始见于《南史》，不能因为布名叫吉贝就认为它是织贝中精好的。况且篚属于兖州，实际上并非出自岛夷。

厥包橘柚，锡贡【释文：橘，音均必；柚，音由究】

传文说：“小的叫橘，大的叫柚。那些包裹起来进献的，是奉了君王的命令才进贡。”意思是说这不是常例。正义说：橘、柚这两种果实，它们的品种本来不同，如果比较果实的大小，那么柚大，橘小。小的叫橘，大的叫柚，就像《诗经》传文所说：“大的叫鸿，小的叫雁。”也是不同的品种。这些东西需要的时候才用，所以等待君王命令才进贡。与荆州进贡大龟、豫州进贡磬错，都是非常规的，都列在篚的后面。颜氏说：“柚像橘但更大，味道特别酸。橘、柚都不耐寒，所以包裹起来进献。”苏氏说：“橘、柚如果是常例进贡，就会劳民伤财。就像汉永平、唐天宝年间进贡荔枝的祸害一样，所以奉命才进贡。”张氏说：“必须奉命才进贡，是因为供应祭祀、宴请宾客时才有诏令，如果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就很难下达命令了。”

《说文》说：“柚，条也。像橙子但味酸。橙，属于橘类。”郭璞《尔雅》注说：“柚，像橙子，果实味酸，生长在江南。”金吉甫说：“沈存中说《本草》记载柚皮味甜，现在所谓的柚，其皮极苦，而橙皮味甜。古代的柚大概就是橙。”

叶梦得说：“橘性极怕冷，现在吴中的橘也只有洞庭东西两山最茂盛，地点必须朝南，依次排列以便接受阳光。”陈襄说：“洞庭四面都是水，水气上升，特别能抵御霜冻，所以洞庭的柑橘最好。”【渭】按：现在浙东、江西的橘柚更多，福建的多而且美，都在兖州地域。唐朝时杭州、台州、洪州进贡柑橘，而苏州、常州、湖州没有。然而古今事变不同，震泽是禹的功绩所及，用洞庭来说，也未尝不可。

《考工记》说：橘越过淮河就变成枳，这是地气使然。屈原《橘颂》说：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王逸注说：意思是橘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徙，种在北地，就变成枳了。《吕氏春秋》说：江浦的橘，云梦的柚。《史记》说：蜀、汉、江陵有千树橘。《汉书·地理志》：巴郡朐忍、鱼复两县有橘官，所以《蜀都赋》说：户有橘柚之园。那么荆、梁地域都产橘柚，而唯独兖州进贡的，大概是兖州产的特别美，禹时兖州已令进贡。这东西不常供，需用较少，所以后来荆、梁不再令进贡。孔传认为“包匦”的“包”也是橘柚，而正义曲为之解说：文字在篚上面的，荆州橘柚为好，因为它是常例进贡，兖州则不常。王肃说：橘柚奉命而后进贡，不常入，应当是接续荆州缺乏的情况。认为兖州少而荆州多且好，实在颠倒了。至于把“包”字截断成句，而认为是橘柚，还像把“织贝”的“织”当作细纻一样。其谬误不用辩驳就可见了。

郑康成解说“锡贡”说：“这州有锡而进贡，有时没有就不进贡。锡是用来柔化金属的。”这大概是依据《职方》说“兖州产锡”，所以以此文当之。那么豫州的“锡贡”，也是“金锡”的“锡”吗？豫州没听说产锡。况且进贡锡而称为“锡贡”，又系于“厥包橘柚”之下，其不通畅非常明显了。圣经岂有这种事吗？

沿于江海，达于淮泗【释文：沿，音悦专。郑本作“松”，松当为“沿”。马本作“均”。渭，按《史记》亦作“均”。集解：郑玄说，均读曰沿】

传文说：“顺流而下叫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正义说：“文十年《左传》说：‘沿汉泝江，泝是逆，沿是顺。’所以顺流而下叫沿，沿江入海，是顺；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逆。”易氏说：“兖州的贡品，在北面的可以直接到达淮泗，在南面的邗沟未开，无路入淮，必须沿江海以达淮泗。”【渭】按：此经文承接徐州的文字说：“达于淮泗，则由菏入济可知矣。”经文叙述东南四州的贡道，首尾相衔，层层脱卸，是化工，不是画笔。

陈大猷说：“循行水涯叫沿。水的险恶，没有比江海更甚的。遇到风涛多沿岸而行，所以只说沿，不说浮，以显示其险恶。”此说也通。然而吴语“夫差说：‘余沿江泝淮’”，又“越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那么“沿”对“泝”而言，明显是顺逆之辞，与《左传》“沿汉泝江”同，应当沿用旧说。

兖州的贡道自常熟县北的大江顺流而下至太仓州北七鸦浦入海而东北经通州东又北经如皋兴化盐城山阳县东而西入淮口泝流而上历安东县南山阳县北又西至清河县西南之清口入泗所谓沿于江

译海通达于淮水、泗水之处【清口本名泗口，如今其河道被黄河侵占】。《左传》哀公九年记载，吴国修筑邗城【“邗”音寒】，开凿沟渠连通长江与淮河。杜预注解说：在邗江修筑城池，开凿沟渠，向东北通向射阳湖，向西北到达末口【一作宋口】，汇入淮河，以畅通粮道。如今的广陵韩江就是这条沟渠。《吴越春秋》记载，吴国将要讨伐齐国，从广陵开凿江道连通淮河，也称渠水。《汉书·地理志》记载江都县有渠水，源头承接长江，向北到达射阳汇入湖泊，说的就是这条水。它又名中渎水。《水经注》记载：中渎水源头在江都县承接长江，县城濒临长江。昔日吴国将要讨伐齐国，为了在北方称霸中原，从广陵城东南修筑邗城，在城下开凿深沟，称为韩江，也称邗溟沟。从广陵出发，经过山阳白马湖，流经山阳城西，又向东称为山阳浦，再向东汇入淮河称为山阳口，说的就是这里。山阳本是汉代的射阳县，隶属于临淮郡，晋义熙年间改名为山阳县。射阳湖在县城东南八十里处，县城西边的山阳渎就是古代的邗沟，县城北边五里的北神堰就是古代的末口。林少颖说：大禹时代长江与淮河尚未连通，所以九州之贡必须经由长江入海，才能到达淮水、泗水。直到吴王夫差开凿沟渠连通水系，与晋国在黄池会盟，然后长江与淮河才真正连通。此说本于苏轼的传记。如今按察：开凿沟渠连通长江与淮河之事发生在《左传》哀公九年，而在黄池会盟则在哀公十三年，即《吴语》中所说夫差起兵北征，在商、鲁之间开凿深沟，向北连接沂水，向西连接济水，以在黄池会盟晋公午。一个是自长江连通淮河，一个是自淮河连通济水，本是两次不同的军事行动，也是两个不同的地点，苏轼错误地将它们合并为一次事件。

译朱子偶然读到《漫记》说：“孟子说‘决汝水、汉水，排淮水、泗水而注入长江’，这只是为了作文取字数以凑成对偶而说的。如果从水路的实际情况来论，这就讲不通，但也最初没有什么妨害道理。解说的人见其讲不通，便想强行为之解说，然而也只是徒然穿凿附会，最终也不能使之讲通。”比如沈存中引用李习之《来南录》说：“从淮河顺流而下直到高邮，然后逆流进入长江，因此说淮河、泗水入长江是禹的旧迹，故道依然宛然存在，只是现在江淮水深，不能到达高邮罢了【今按《来南录》中没有这句话，不知其缘故】。”这种说法看似符合实际，其实不对。查考《禹贡》，淮水既已专达于海，所以得以列为四渎之一；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禹贡》应当说‘向南流入长江’，不应该说‘向东流入大海’，而淮河也就不能称为渎了。况且李习之‘沿、泝’二字似乎也不恰当，因为古今往来，淮南只通行邗沟运河，都修筑埭闸，蓄闭潮汐以通漕运，并非自然流水。所以从淮河到高邮不能称为‘沿’，从高邮进入长江不能称为‘泝’。而李习之又有‘从淮河顺潮进入新浦’的话，这是进入运河时偶然随淮河潮水而入，有类似‘沿’的意思；他经过高邮后又迎着江潮而出，所以又有类似‘泝’的意思。而考察不审慎，导致这种谬误。现在的人用这个来解说孟子，是以误益误。

阎百诗《四书释地》说：“《左传》哀公九年，吴国开凿邗沟沟通江淮。杜预注：‘明确说在邗江筑城开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到末口入淮河。’这是引长江水达淮河，与孟子‘排淮河入长江’的说法不合。直到隋文帝开皇七年丁未，开凿山阳渎；隋炀帝大业元年乙丑，开凿邗沟，都是从山阳到扬子入长江，水流方向与以前相反。大概孟子之后九百多年，他的话才得到验证。如果说是预先为之征兆，也属于奇异的事情。”

《汉书·地理志》说江都渠水源头接纳江北之水，到射阳入湖。《水经注》说中渎水源头接纳长江水，从广陵到山阳入淮河。这说明水是从南向北流，不是从北向南流。即使以邗沟开凿时来说，孟子说‘淮河注入长江’，也是错误的。然而班固说渠水入湖，而不说入淮河，颇有分别。撰写《水经》的人却说‘淮水流过淮阴县北，中渎水出自白马湖，东北注入淮河’，郦道元于是认为这水一直流到山阳口入淮河，而他的说法牢不可破了。我怀疑高邮、宝应地势最低，像锅底一样【潘季驯《两河议》说‘高家堰离宝应高丈八尺有余，离高邮高二丈二尺有余’】，邗沟源头接纳长江水，东北流到射阳湖而停止。杜预说‘从射阳西北到末口入淮河’，这不过是说由长江达淮河的粮道罢了，路可以通到淮河而水不流入淮河。《水经》大概不如地志确切。

郦道元说：“晋永和中，江都水断绝了它的水，上游承接欧阳，引长江水入埭，那么邗沟源头接纳长江水的地方，本来已经改变了。而水向北流的情况依旧。”根据史书所称，向南流应当起于隋代。又程大昌说：“邗沟南起长江，而北通射阳湖，以抵达末口入淮河，这是吴国的旧渠。”隋开皇七年，开凿山阳渎，以通漕运，比射阳末口则偏西了。八年，多路讨伐陈国，燕国营造水军，于是不出淮河，而出东海，那么山阳的渎虽然稍加增广，还不足以容纳战舰。到大业初年，大规模征发淮南兵夫十余万，开凿邗沟，从山阳到扬子入长江，三百多里，水宽四十步，可通龙舟，而后淮河才达长江【《宋史·河渠志》诏书说：‘邗沟曾为吴王濞所开，广不知何据’】。由此说来，那么淮湖水向南流入长江，实在从炀帝大业初年开始。大概沟宽达四十步，而又变弯曲为笔直，北水南奔，浩瀚加倍于平常，江流反而被它所遏制，而不能向北流入。朱子所以说：“从高邮入长江，不能称为‘泝’。”李习之不知道水流已经改变，所以他来南时，有逆流长江的说法，与古时暗合，在当时却相反。

吴幼清说：江北淮南地势高于水，虽然说沟通江淮二水之间掘一条横沟，两端筑堤，壅水在沟中。如果想要行船，必须从江中拽船上沟，行完沟又拽船下淮河。江淮二水实在未曾通流【渭】。按：后世堰闸的方法，可以随时启闭，船到则开，船过则闭，现在运河各闸都是这样，没听说有拽船的事。邗沟也应当如此，况且《左传》明确说沟通江淮，为什么说未曾通流呢？

有人问：吴国自从哀公九年沟通江淮之后，十年伐齐，十一年又伐齐，十二年防鲁于橐皋，十三年防晋于黄池。《国语》说：“夫差退兵后，派使者向周王告劳，说：‘我沿江逆流淮河，开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他所沿、泝的，不就是邗江到末口的道路吗？’回答说：‘不是。射阳以南的水，引长江以通湖，不能称为江；射阳以北的路，由湖以达淮河，不能称为淮河。他所称的沿江泝淮，大概就是《禹贡》扬州的贡道罢了。’怎么知道的呢？邗沟的开凿，杜预注只说”

译疏通粮道，那里的水未必能深广。看隋朝开皇年间，山阳渎已经开通，尚且不能承载战舰，那么吴人所乘坐的余皇、戈船这类大船，不能经由这条河道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鲁哀公十年，鲁公防备吴国攻打齐国，《左传》说：“徐承率领水军，打算从海路进入齐国，齐国人打败了他们，吴军才撤退。”鲁哀公十三年黄池之战，越国入侵吴国，《国语》说：“越军沿着海岸溯淮水而上，来切断吴国的退路。”假使攻打齐国走的是邗沟，那么徐承为何独自率领水军泛海？吴军从海路撤退，越军想要切断他们的退路，也必定是溯长江而上而不是溯淮水而上了。所以知道吴王沿着长江溯淮水而上，仍然是沿用《禹贡》扬州的贡道。

译近世谈论海运的人，都以《禹贡》作为借口，并且说这件事始于秦朝。如今考察主父偃的上书，他说秦朝让天下人运送粮草，从东腄、琅邪等沿海郡县出发，转运到北河；北河在秦朝九原郡境内，与东海无关。只有唐朝人真正使用了海运，开元二十七年，任命李适为幽州节度使兼河北海运使【见《唐会要》】。杜甫的诗说：“渔阳是豪侠之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向辽海，粳稻来自东吴。”又说：“幽燕盛用武力，供给也很劳苦。吴门拿着粟米布匹，泛海凌越蓬莱。”这是元朝人海运的鼻祖。元朝的制度使用平底海船运粮，从长江出海，向北抵达直沽，行程一万三千多里。起初需要两个月，后来仅仅一个多月，节省的费用不可计量。然而风浪难以预测，人和船漂流沉没，没有一年不发生。但议论的人说，虽然有这种祸患，比起河运的劳役所得到的实际利益还是多，所以整个元朝海运没有废止。明朝人也曾经使用海运，不久因船只漂没，于是停止。大概定都幽燕的人，如果意外发生阻隔，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以缓解朝夕的急迫，这或许是一条策略。至于〇州的贡道，从江口到淮口，泛海不过六七百里，沿着岸边行驶，本来不是很危险，怎么能与元朝人相提并论？议论的人却借口《禹贡》，想要恢复海运，把百姓的生命托付给不可预测的深渊，以贪图一时的便利，仁人君子为此感到寒心。唉！勃海和碣石之间，肥沃的土地千里，可以兴修水田，可以修明农政【说法见第十九卷甸服下】，太平的基础，万世的利益，正在于此，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千万不要轻易谈论海运啊。

禹贡锥指卷六

<经部,书类,禹贡锥指>

钦定四库全书

禹贡锥指卷七

德清胡渭撰

荆山和衡山之南是荆州。《传》说：“北面依靠荆山，南面到达衡山的南面。”《正义》说：“因为衡山以南没有再有名山大川可以作为标记，所以说‘阳’，表明其境界越过了山的南面。”胡渭说：“考察《地理志》，《禹贡》南条的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衡山在长沙国湘南县东南。现在湖广襄阳府南漳县有荆山，本是汉朝临沮的地；衡州府衡山县有衡山，本是汉朝湘南的地。”详见导山篇。

殷朝有荆州而没有梁州。《尔雅》说汉水以南叫荆州。注解说：从汉水以南到衡山的南面，汉水发源于嶓冢山，那是梁州的山水。从嶓冢以东到大别山，所有在汉水以南的地方都属于荆州。那么《禹贡》梁州的土地，荆州也兼有，不完全归于雍州。自大别山以东，江南的土地被扬州侵占；而大别山以西，汉水以东的土地也都并入豫州。荆州的疆域在东北方向缩小而在西南方向扩大。殷朝沿袭夏朝，所增减的情况可以推知。《周礼》说正南方向是荆州，衡山、云梦、长江、汉水都是《禹贡》荆州的山川。只有它的浸水颍水、湛水则有可疑之处。郑玄说：颍水发源于阳城，应该属于豫州，在这里是不对的。湛水没有听说过。如今考察《汉书·地理志》：颍水发源于颍川阳城县阳干山，向东到下蔡流入淮河；湛水见于杜预《左传》注襄公十六年，晋楚在湛阪交战。注解说：襄城昆阳县北有湛水，向东流入汝水。经注说：湛水发源于犨县北鱼齿山，向东南流经山下成为湛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晋国讨伐楚国，楚国公子格与晋军战于湛阪，楚军大败，于是侵入方城之外。现在水北的山有长阪，大概就是用湛水来命名阪，所以有湛阪的名字。湛水又向东南经过昆阳县蒲城北，向东流入汝水。杜预也认为这条水是湛水。《周礼》说荆州其浸为颍水、湛水，郑〇说未闻，大概是偶然没有查考清楚。如今考察地理并不违背，其土言水则与经文相符。然而湛水与颍水实在都在河南淮北之地，如果割让给荆州，则突入豫州疆域七八百里，大致像后世郡国犬牙相制的形状，不符合帝王划分疆界建立牧守的本意。颍、湛二字防止古文传写错误，如同兖州卢维之类，未可知也。周朝继承殷朝制度，也有荆州而没有梁州。李廵注《尔雅》说雍州兼有梁地，贾公彦疏《周礼》说雍、豫并兼梁地，而都不提及荆州，大概是没有考察清楚“汉南曰荆”的意思罢了。大概殷、周的荆州、豫州都以汉水为界，梁州汉水以北的土地，豫州兼有；汉水以南的土地，荆州兼有。其嶓冢以西则雍州兼有，所以两代没有梁州。《汉书·地理志》说：周朝改禹、徐、梁二州合并到雍州。青颜注说省去徐州并入青州，合并梁州以合于雍州，诸儒都跟随这种说法，而林少颖独自怀疑说：“职方氏对于青州，其山镇叫沂山，其川为淮泗，其浸为沂、沭，那么徐州合并到青州，没有值得怀疑的。至于雍州，其山镇叫岳山，其泽薮叫〇蒲。”其川为泾汭，其浸为渭洛，梁州的山水没有一个存在的，究竟依据什么，而说梁州合并到雍州呢？荆州其川为江汉，依据江汉的水，发源于梁州，由荆州向东到〇，然后流入大海。现在以江汉为荆州的川，那么禹贡的梁州，难道没有合并到职方氏的荆州吗？考察林氏这番话，阐发前人所未阐发的，我的意思实在与他暗中契合。

荆州建立的诸侯国，春秋时期可以考据的，是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