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锥指卷十九

译赐姓为姒氏，国号为有夏；四岳的姓氏为姜氏，国号为有吕。见于《周语》。契是商的姓氏，为子氏；弃是周的姓氏，为姬氏。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其他则没有明确的记载。《秦本纪》说：秦的祖先，大费辅佐舜，调教驯服鸟兽，这就是柏翳【即伯益，金氏《通鉴前编》说：秦地语音将入声读作去声，所以把益称为翳】。舜赐给他嬴氏的姓氏，但没有说封给他什么土地。《夏本纪》说：禹即位后皋陶去世，将皋陶的后代封在英六【英，《左传》中写作蓼】，但没有说赐给他什么姓氏。《帝王世纪》说：皋陶出生在曲阜，曲阜是偃地，所以帝赐给他偃氏的姓氏。由此可见，伯益、皋陶直到舜、禹即位之后，才被封赐土地和姓氏。然而《诗·商颂》的正义引用《中候握河纪》说：尧说：“赐给你们这三位贤人封地和稷、契、皋陶。”《礼记》的正义引用郑玄驳斥异义的话说：尧赐给伯夷姜氏的姓氏，禹赐给姒氏的姓氏，契赐给子氏的姓氏，稷赐给姬氏的姓氏。由此说来，那么舜赐给伯益姓氏应当是在摄政时期，而英六的封地在皋陶去世之后，皋陶本人难道唯独没有获得封地吗？推测尧的时候也一定有赐予皋陶的东西。有人问：禹说“十二师、五长各自引导有功之人，应当普遍赐给他们”，我回答说：“八恺、八元、九官、十二牧以及诸侯中的贤能者，固然都应当接受他的赏赐，并不限于前面所说的那些人。”是这样说的。最高尚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功业不如德行，德行是世人难以承受的。这种赏赐，恐怕也不多。论功行赏的事情是常有的，唯独赐给土地和姓氏是非常罕见的典制，所以禹特别记载下来。

译《左传·隐八年》记载：“众仲说：‘天子树立有德行的人，依据其出生的缘由赐予姓氏，分封土地并命定其氏。’”注解说：“立有德行的人为诸侯，根据他们由谁所生来赐予姓氏，比如舜从妫汭出生，所以陈国是妫姓。用土地报答他们，并命定氏为陈。”正义解释说：“诸侯的氏，就是国名。”《周语》说：“天帝嘉奖禹的德行，赐姓为姒，氏为有夏；分封四岳为国，赐姓为姜，氏为有吕。”这也与赐姓为妫、命氏为陈的事情相同。天下如此广阔，百姓如此众多，并非君主所赐予的，都有族属。君主赐予姓氏和族属，只是作为这个姓氏和族属的始祖罢了。那些没有被赐予的，各自跟随父亲的姓氏，族属并不是每个人都单独赐予的。《晋语》称：“黄帝的儿子有二十五人，其中获得姓氏的有十二人【应当是十四人】，天子的儿子尚且不能全部获得姓氏，何况其他人呢？当然应当跟随他们的父亲。黄帝的儿子兄弟姓氏不同，周朝的子孙都姓姬，这是因为古今不同，质朴与文饰的时代更替。周朝崇尚文饰，想让子孙相亲，所以不让他们分别姓氏。那些被赐予姓氏的，只有外姓如妫满等人罢了【渭】。按：这段疏解最为详细清晰。诸侯的氏，就是他们的国名。有土地就有氏，所以经文不提及氏，其重点在于赐予姓氏。没有德行的人不得赐予姓氏。天下有拥有土地却没有被赐予姓氏的情况，但没有被赐予姓氏却没有土地的情况。

《左传·正义》又说：“姓，就是生，以此作为祖先，让他们相互衍生，即使下传到百代，所姓也不改变。族，就是属，与其子孙共同相连属，则各自建立氏。”《礼记·大传》说：“用姓氏来联系而不分别，百代之内婚姻不通，这是周朝的制度。”这是说子孙应当共用同一个姓。其上文说：“庶姓在上面分别，而亲情在下面断绝【戚，亲；单，尽】”，这是说子孙应当分别氏。称之为“庶姓”，是因为始祖为正姓，高祖为庶姓，这也是氏族的不同名称罢了。渭按：“这与赐予姓氏、命定氏毫无关联。”《大传》说：“四代之后缌麻服，是服制的尽头；五代之后袒免，是削弱同姓的关系；六代之后亲属关系就竭尽了。”其“庶姓在上面分别，而亲情在下面断绝，婚姻可以通吗【殷人五代之后可以通婚，所以记录者设问，六代亲尽，各自为宗，周朝的制度也可以通婚吗】？用姓氏来联系而不分别，用祭祀来连接而不分离，即使百代婚姻也不通，这是周朝的制度【这是回答问题的话，‘周朝的制度如此’是说不同于殷朝】。”郑玄注说：“世代所由生的，周朝所建立的长久。姓，是正姓。始祖为正姓，高祖为庶姓。联系而不分别，就像现在的宗室属籍一样。”正义说：“正姓比如周姓姬，源于黄帝；齐姓姜，源于炎帝，就是这样。庶姓比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就是这样。”我推测郑玄的意思，正姓就是大宗，下文所说的“别子之后，百代不迁”就是指的这个。庶姓就是小宗，下文所说的“宗其继高祖者，五代则迁”就是指的这个【五代则迁，就是所说的“亲情在下面断绝”】。凡是诸侯大夫都是这样，天子赐予姓氏，诸侯赐予族属，都是非常规的典礼，只看重功德，最初不论世代数目，与《大传》的意义不同。孔氏既然用这个解释《大传》，又移用来证明众仲的话，而张子韶于是依据它来解释《禹贡》说：“赐予土地的就命定其氏，而远及支庶；赐予姓氏的因其所生，而传给正嫡，不容有两人。”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诸侯的氏，就是他们的国名，管、蔡、郕、霍、邘、晋、应、韩之类就是这样。公子之后，以祖父的字为氏，鲁国三桓、郑国七穆之类就是这样。古时候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活着时用姓配氏【如子氏、姜氏】，死后用谥配姓【如成风、敬嬴】，男子只是不称姓罢了，自身即使是支庶，难道不能拥有祖先的姓吗？诸姬对于王室，三桓七穆对于公室，虽然分别了氏，但他们的姓是相同的。这正是所说的“用姓氏来联系而不分别，即使百代婚姻也不通”，为什么说姓只传给正嫡而不涉及支庶呢？

经传中提到的“庶姓”，三大传中有一个。《周礼》司仪诏告王仪，面向南接见诸侯，对庶姓行土揖，对异姓行时揖，对同姓行天揖。郑玄注说：庶姓是没有亲属关系的，异姓是通婚的。《左传》隐十一年，滕侯说：“薛是庶姓，我不能排在它后面。”杜预注说：庶姓不是周朝的同姓。这三者都与赐予土地和姓氏的意义无关。庶姓在上面分别，上面是指高祖，所以郑玄说高祖为庶姓。亲情在下面断绝，下面是指六世孙。孔氏以庶姓为氏族的不同名称。那么公的儿子叫公子，公子的儿子叫公孙，公孙的儿子被赐予族属的，以祖父的氏为字，连同其先君计算，也只四代，亲属关系尚未竭尽，为什么就立刻分别氏呢？可见分别氏的，都是由当时的君主赐予，以显扬其祖先的功德，或者赐予或者不赐予，不是世代数目所能限制的【公子之后有最终没有得到赐予的，仍然以国为氏。《春秋》所记载的国内有无骇、挟、柔、溺，国外则有郑、詹、莒、拏、邾、庶其、畀我之类，就是这样】。《晋语》：黄帝在姬水成长，炎帝在姜水成长【成，指所生长的地方】

译因为建立了功业。功业成就而德行不同，所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德行相同的同姓，德行不同的异姓。这就是根据出生来赐予姓氏的开始。郑玄驳斥异义说：炎帝姓姜，是太皥赐予的；黄帝姓姬，是炎帝赐予的。黄帝的儿子有二十五宗，其中得到姓氏的有十四人，分为十二个姓氏：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佶、儇、依。韦昭说：根据德行担任官职而赐予姓氏，说的是十四人中两人姓姬，两人姓己，所以是十二个姓氏。青阳与夷鼓都姓己，嚣与仓林都姓姬。蔡墨说：五行之官都列位受赐氏姓，被封为上公，实际上是少皥、颛顼的后代。史伯说：黎是高辛氏的火正，他的后代有八个姓氏，历经夏商两代，分别是己、董、彭、秃、妘、曹、斟、芊、黎，黎就是祝融五官之一。那么高辛时代，赐予姓氏和命定氏号的事情，大概可以知道了。尧的时候洪水刚刚平定，大行分封以褒扬显明的德行，所以《禹贡》特别记载。从此以后，只有舜赐予飂叔安的后裔姓氏，叫董氏，叫豢龙，记载在《左传》中。丹朱的后代姓貍，见于《周语》，大概也是舜赐予的。夏商的事情没有听说。周朝赐予姓氏，只有妫满一人，其余无可考证，而众姬姓中没有一人被赐予姓氏的。大概周朝道义讲究同姓，即使百代也不通婚，如果赐予姓氏，就不能禁止他们通婚了。叔詹说：“男女同姓，后代不繁盛。”子产说：“内官不娶同姓，后代不繁殖。先王尊敬宗族、收拢族人，既想防止嫌疑，也希望广增子嗣，所以不再赐予姓氏了。”

译夏、商、周三代以前，姓和氏是分开为二的；三代以后，姓和氏就混合为一了。凡是公族中没有氏的人，其他邦国的人称呼他们，就用他们的国名作为氏，亡国的遗民也是这样。春秋时期，像郑詹、莒拏、邾庶其、郑丹、宋朝、陈恒、蔡墨、郳甲这些人；战国时期，像宋牼、宋句践、曹交、卫鞅、蔡泽、陈轸、毛遂、茅焦这些人，都是以国名为氏。然而他们并没有把氏当作姓，姓和氏混为一谈，是从司马迁开始的。司马迁采用《世本》来编写《史记》【《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类有《世本》十五篇，是古代史官记录黄帝以来直到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著作。郑玄驳斥异义说：姓是用来统系百世，使不相混淆的；氏是用来区别子孙所出的。所以《世本》的篇章中，提到姓就在上面，提到氏就在下面】，在《五帝本纪》中说：禹姓姒氏，契姓子氏，弃姓姬氏；在《秦本纪》中说：柏翳姓嬴氏；在《始皇本纪》中说：姓赵氏；在《高祖本纪》中说：姓刘氏。这样姓和氏的区别就混乱了。他在《夏本纪》中又说：禹是姒姓，他的后代分封时以国名为姓，所以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防氏、斟氏、戈氏；在《殷本纪》中说：契是子姓，他的后代分封时以国名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凡是这类情况，都是夏、殷子孙分封的国名，就像富辰所列举的文昭、武穆、周公的二十六国一样。以国名为姓始于秦汉，古时候只称为氏，难道能叫姓吗？至于成王分给唐叔怀姓九宗【怀姓，是唐国遗留的百姓，九宗即一姓分为九族】，分给鲁公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给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些都是夏、殷列国的公姓，接受氏来守护宗庙的，就像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以及有扈、斟寻、空桐、目夷等，又不可以和上述情况相提并论了。

只台徳先不距朕行

传文说：“台”就是“我”。常常把“敬重我的德行”放在首位，那么天下就没有违背我行为的人了。王氏【炎】说：“‘台’和‘朕’，都是禹自称，把‘台朕’指代为尧舜，不符合经文的意旨。”金氏说：禹既然承担了天下的事务，那么率领下属、倡导教化、作为百官榜样的，本来就是他的职责，这就是他之所以只敬重自己的德行来作为表率，而诸侯对他的行为自然没有违背的缘故。周公所说的“作周孚先”就是这个意思【渭】按语：从冀州以下，都是善于政治养育百姓的事情；从赐给土地和姓氏以下，都是善于教化百姓的事情。完成赋税征收于中原，所谓善于政治得到了百姓的财物；声威教化遍及四海，所谓善于教化得到了百姓的心。

金吉甫说：“台朕，指的是禹。就像《春秋》中的‘我鲁’一样，这个解释也通。然而认为这是史官的辞语，终究不如作为禹的自称更妙。”古时候上下可以通称。“朕”，皋陶说：“我的话恩惠可以实行。”伊尹说：“我啊，从亳地出发。”周公说：“我恢复你明亮的君位。”屈原说：“我的父亲叫伯庸。”都是这样。直到秦朝开始，才把它作为天子自称的辞语。

这两句气势脉络连贯，一直到“声教讫于四海”才停止，都是禹辅佐完成五服制度，向外延伸至四海的事情。吕伯恭说：史官担心后世看到禹手脚生茧，就认为禹只有力气，所以用德行来表彰他，这是作书的关键。陈寿翁说：《禹贡》这一篇，虽然记载了平定水土、制定贡赋的事情，但其中蕴含着亲身实行教化的精微道理。说：只台徳先，不距朕行。亲身实行并心得，作为教化的根本。后来的《山经》《地志》以及关于财用的书籍，有这种道理吗【渭】按语：这类议论，自然是洛闽学派的门风，我私下认为不对。展禽说：禹能够用德行来修成鲧的功业。刘子说：禹的功绩美好啊，光明的德行深远啊。在平定水土的时候，不是德行怎么能成就功业？然而经文的意旨自有其主旨。禹的“不距朕行”，就像舜的无为而治一样。“恭己”是在继承尧的事业、得到人才之后，“只德”是在任土作贡之后，并不是说在此之前不运用“只德”。只是到了这时地平天成，六府三事都治理得当，更没有其他作为，只有“只德”可以说了。说《禹贡》的妙处不同于《山经》《地志》和财用之书，全在于此，我不敢相信。

五百里甸服【释文：甸，音田徧反】

传文说：“划定方圆千里之内，称为甸服，为天子服役。”治理田地，距离王城四面五百里。正义说：“既然说九州风俗相同，根据土地状况制定赋税，而四海之内，道路有远近之分，再叙述辅佐完成五服制度的事情。”甸、侯、绥、要、荒，是五服的名字，是尧的旧制。洪水平定之后，禹才加以节制和文饰，使赋税徭役有常度，职掌分工确定。先王划定方圆千里作为甸服。《周语》《王制》也说：“千里之内叫甸。”郑玄说：“服，治理田地，缴纳谷物税。”说甸，主要治理田地，所以服名叫甸。林氏说：“《王制》：天子的田地方圆千里，公侯方圆百里，伯方圆七十里，子男方圆五十里。这个服制之内，主要为天子……”

译治理田地并将收获上缴给朝廷，因此用“甸服”来命名。”蔡氏说：“甸田是服侍王事的意思，因为都是关于田赋的事务，所以称之为甸服。”【渭】按：五千里之内的地区都供给王事，所以统称为“服”，而甸服主要是为天子治理田地、产出谷物的人。

译王氏说：“甸，是指对土地实行井田和畜牧制度，是君王直接治理的区域。”吕氏说：“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甸”这个字，表明井田和畜牧的制度到这里已经完备。渭按：《诗经·小雅》说：“那南山啊，是大禹治理的。”《大雅》说：“那梁山啊，是大禹治理的。”毛传解释说：“甸，就是治理。”郑玄笺注说：“大禹治理并划分了丘甸。”王氏和吕氏的说法原本就出自这里。然而井田和畜牧制度遍布中原地区，而甸服的范围只有千里，应当以安国先生的解释为正确。陈氏说：“大禹的甸田制度推行到天下，但只有王畿地区以‘甸’命名。”这是因为农业是国家根本。京师是礼乐教化和文物荟萃之地，也是四方货物聚集之所，那里的百姓容易舍弃根本去追逐末节，所以定名为甸服，是为了显示重视根本的意义；征收赋税必定以粮食为主，是为了要求重视根本的实际。这也是一种推演解说，却没有妨碍。

百里缴纳总，二百里缴纳铚【释文：纳，读音如字，原本又写作内，音同。总，音摠。铚，珍栗反】传文说：甸服内一百里，靠近王城的地区，连秆的禾谷叫总，缴纳它用来喂养国家的马匹。铚，是收割禾穗。正义说：《周礼》中掌客接待诸侯的礼仪，有草料有禾谷，这就是总。刘熙《释名》说：铚，是收割禾谷的铁器。《说文解字》说：铚，是收割禾谷的短镰刀。《诗经》说：奄观铚刈，指的是禾穗。禾穗用铚来收割，所以用铚来指代。苏氏说：只说甸服的赋税，是因为在内详述王畿的制度，而诸侯的情况可以类推。薛氏说：王畿之内，是天子的居所，天子赖以供养的，只有这千里之内的百姓，所以赋税和缴纳的情况在这里详细陈述。其余的赋税各自归入其国，所以略去不提。林氏说：九州都提到田赋，这里只涉及甸服，郑氏说：侯服、绥服等所出的赋税，各自进入本国，那么也一定有缴纳总、铚的区别，这里只是根据天子立文罢了，道理或许如此。看经文在纳铚之上，特意加了一个赋字，那么凡是出自田地的赋税，都可以触类旁通。所以从侯服以下，只说建国远近的制度，而不涉及所输送的物品，言辞不繁琐，让读者自己意会，这也是叙述写作的体例。蔡氏说：禾谷完整叫总，收割禾谷叫铚，是半秆。金氏说：赋纳总，是指赋税是禾连秆捆扎起来缴纳。禾作为粮食，秆用来盖屋顶，喂养国家马匹，作为柴草，各种杂用【渭】按：诸侯以十分之一的税率取之于民，叫做赋。拿出所赋的十分之一，购买土特产上供天子，叫做贡。天子所征赋税只在王畿之内，所以赋法只在甸服中论述，而其余的也可以类推。

禾秆说：总，相对于禾穗而言，本来就很明白。正义进一步解释说：总，是总括下面的铚和秸，禾穗与秆总共都送上去，反而显得支离破碎。蔡氏说：禾谷完整叫总，比孔传更优。

三百里缴纳秸服【释文：秸，原本或写作稭，工入反】

传文说：秸就是秆。正义说：《郊特牲》说：“莞簟的安适而稾秸的设置”，秸也是秆，只是双音节词罢了。去掉穗送秆，比送穗容易，所以对远处的人减轻负担。颜氏说：“说服，是指有劳役就服役。”王氏说：“缴纳秸并服役运输之事，因为正在五百里的中间，便于在王畿内移用，所以赋税比粟米轻，而又让他们服役运输之事，那么他们出的力足以弥补所入的财，所入的财足以优厚他们出的力。”金氏说：“服役只在三百里，大概是斟酌五百里的中间作为转运粟米的赋税。”《史记》说：“古代善于经商的人，百里不贩柴，千里不贩米，因为远而重。”那么圣人征赋于民，必定不会让他们四百里背粟，五百里背米。所以制定田赋，从百里到二百里为止。至于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再说纳，大概是不远纳于帝都，而是行百里或二百里让三百里的百姓转运到帝都。三百里的百姓，接受远郊的米粟并为之转运，力虽然劳但赋税则省，又可见古代赋役不双重，这是帝王的良法，后世也可实行【渭】按：总是禾的全体，铚去其本，秸又去其穗，这是三者的区别。

传文用稾解释秸，马融也说：去掉颖就是秸，那么纳秸不兼纳粟，就很明白了。孔疏认为纳粟之外，斟酌纳稾，是不对的。服字，传文说服稾役；疏文说：在三百里说服，举中间以明上下，都是服王事。用服字贯通上下，于文义不协调。王氏财力补除的说法很好，但又似乎兼服内外四百里的稾役，那么财虽然省但力太劳，恐怕也没有这样的道理。至于金氏认为代外二百里转运粟米到帝都，其义才完备。粟米不说纳，旧说都说从上省文，金氏认为不自纳于都三百里的百姓，代为之转运，所以不说纳，证据尤其确凿。真可谓毫发无余，遗憾的是事情本来逐渐推演而愈发明白，这类就是。

蔡传说：半秆去皮叫秸。古代没有这种解释，大概他的说法也是以秸并穗缴纳。应当比铚稍轻，所以说这样。现在既然从孔氏，就可以不用

译四百里运来粟，五百里运来米

译《传》说：“所交纳的谷物中，精米少，粗粟多。”《正义》解释说：“直接交纳粟米算是少，连禾秆一起送交算是多。在赋税方面，都应当是什一之税，只是所交纳的有精粗之分，远处轻而近处重罢了。”曾氏说：“《春秋》传记载：‘甸服交纳粟米到王宫，米则储藏在御廪。’而九章算术中有粟米换算的方法，二十斗粟换十斗米，这是粟与米的区别。《周官》中仓人掌管粟米的入库储藏，舂人掌管供应米类物资，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吕氏说：“粟，就是谷。有壳的叫粟，没壳的叫米。渭按：总括禾穗的实物，也是粟。赋税中粟多而米少，大概是因为古代国家有九年的储备，粟适合储藏，米不能久存。”

《诗经·小雅》说：“曾孙的庄稼，像茨草一样茂盛，像高粱一样高大；曾孙的露积谷堆，像土山一样高，像京城一样大。于是寻求千座仓，寻求万辆箱。”郑玄笺注说：稼，就是禾。指带有禾秆的。上古的赋税，近处交纳禾秆，远处交纳粟米。庾，是露天堆积的谷物。《正义》说：庾是平地上堆积的粟，箱用来装载庄稼，仓用来收纳庾中的谷物。《周颂》说：“丰年多黍多稌，也有高大的粮仓，数量达到万亿及秭。”《传》说：廪是用来储藏盛在容器中的禾穗的。《正义》说：《禹贡》规定百里甸服交纳总禾，即禾稼。二百里侯服交纳铚，即禾穗。禾稼应当堆积储存，不在仓廪之中。那些禾穗应当在廪中储藏，所以说储藏盛在容器中的禾穗。那么从禾穗往后，粟米都在仓廪中了。渭按：《雅》《颂》是天子的诗歌，所征收的都是王畿内的赋税，所以注疏都引用《禹贡》作为证据。可见甸服的赋税制度，四代共同沿用。

谷，是粟米的统称。粟米对举时，有壳的叫粟，没壳的叫米。单说粟，那么粟也指米。《春秋》定公五年，把粟归还给蔡国。《左传》僖公十三年，秦国把粟输送给晋国，从雍地到绛地。昭公二十五年，晋国命令诸侯把王粟输送到成周。战国时期，《张仪传》说：“用船装载粟米，从汶山顺江而下到达郢都。”《史记》主父偃说：“秦国从沿海的郡县转运粟米到北河，计算路程，既险阻又漫长。有壳的谷物难以转运，这里所说的粟，应当就是米。”

漕运的方法，自古就有，有的用来馈送军队，有的用来救济邻国，但从来没有在千里之内不足以供给天子，而依赖远方粟米的情况【《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在黄父会盟，赵简子命令诸侯的大夫输送王粟，因为子朝作乱，所以不是常规制度】。自从汉朝定都长安，才开始漕运关东的粟米来供给中都官，劳费由此产生。然而起初每年不过数十万石，而汉武帝时增加到六百万石。唐高祖、太宗时，漕运每年不过二十万石，高宗以后稍多，开元初年达到二百五十万石，比起汉朝算是少了。宋朝定都汴梁，天圣年间每年漕运江淮的米六百万石，用船六千只，数量与汉朝相符。东汉、魏晋相继定都洛阳，也依赖江淮的漕运，但史书记载很简略，每年漕运的数量无法得知。大致在开国之时，农业政策刚开始修治，而物资使用有节制，所以漕运事务简单，后来逐渐衰落而劳费更加严重。有人说关中沃野千里，郑白渠靠近都城，南阳、汝南有钳卢、玉池、赭阳、鸿隙等陂塘水田灌溉之利，距离汴洛只有五百多里，足以供给京师的粮食。只有燕蓟水田极少，形势不得不取给于江淮，似乎是这样。然而王畿方圆千里的土地，难道没有可以兴修的水利吗？就像丰润、玉田等县出产的粳米，可以供给御膳，而天津滨海数百里，元朝虞集说可以用两浙的方法，筑堤挡水造田。明朝人尝试而立即见效，可惜没有完成这项事业。现在仿照实行，那么盐碱地都化为稻田，漕运可以减少，东南的民力可以恢复【《禹贡长笺》说：宋朝时从雄州向东到海边多积水，辽人不敢由此入侵，大概是因为宋朝失去燕蓟，以内地为边，所以依靠塘泺来限制戎马，也借此灌溉田地而积蓄谷物。元朝泰定年间，虞集说：京东濒河数千里，北到辽海，南到青齐，是芦苇生长的地方。海潮每天到来，淤积成肥沃的土地，请求用浙人的方法筑塘挡水造田，听任富人想要得到官职的集合众人，分授土地，能带领万人耕种的授万人田为万夫长，千人、百人也是如此。三年看其成效，根据土地高低确定税额，依次逐渐征收。五年有积蓄，任命官职就其所储给以俸禄。十年不废弃，得以世袭如同军官之法，那么东海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民力】。顺帝时，脱脱说：“京畿近水之地，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及迁民镇。如果招募江南人耕种，每年收入必定很多，不烦海运。”先朝徐贞明说：“京都辅郡，都背靠山面向海。背山则泉水深而土壤湿润，面海则潮淤而土壤肥沃。各州邑泉水从地下涌出，一决口就相通，都可以种田。他所说的十四条利益非常详细。”现在北方只要地势平坦广阔，有水泉可以引的地方，都适合种稻。《周官》设置稻人，掌管低洼地的庄稼，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何况在甸服，治理农业更是根本重务。以前北齐嵇曅开凿幽州督亢旧陂，每年

译收割稻谷数十万石。如果真能得到这样的人才来担任此事，凭借水路和陆路的便利，规划田间道路，疏浚沟渠，扩大灌溉范围，几年之后，土地没有不被充分利用的，哪里还会让西北地区的人完全依赖东南地区供给粮食呢？《九州山水考》记载：“考察碣石以西，从天津到三角淀，古代称为雍奴的地方，都是海水潮汐能到达的地方，汪洋一片，绵延数百里。”元代泰定年间，学士虞集曾建议采用浙江人的方法，修筑堤坝抵御海水以开辟农田，以节省漕运费用，可惜元朝人没能实行。明朝万历年间，保定巡抚汪应蛟上奏说海滨屯田有效，奏疏中说：“天津葛沽一带的土地，历来因盐碱过重而不耕种。我认为如果用福建、浙江治理土地的方法在这里施行，未必不能变成稻田。今年春天购买耕牛、制造农具，开凿渠道、修筑堤坝，在葛沽、白塘两处耕种了五千多亩。其中水稻每亩收获四五石，种植薥豆的因为得到水灌溉，也每亩收获一二石。只有旱稻因为土壤含盐高而枯死。”这才相信闽浙的方法可以在北海地区实行，而盐碱地可以变成肥沃的土地。又在天启年间，屯田都御史董应举说：“我最近到天津，经过何家圈、白塘口、双港、辛庄、羊马头、大人庄、咸水沽、泥沽、葛沽，看到汪应蛟过去开河的遗迹还在，可以改作水田的地方很多，荒废时间不长，开垦起来很容易。一亩地只需花费八钱人工费，就能得到三石三斗粮食。长期荒废的土地每亩花费一两人工费，疏浚旧河道用力不多，只需疏浚几尺深，明年必定能收获万石粮食。”又左光斗奉命视察屯田，认为北方人不了解水利，害怕谈论屯田。就像元朝人起初依赖从东南漕运粮食，后来战乱导致漕运不通，以至于用御酒、龙衣向张士诚求取粮食。现在如果不改变策略，以后就会没有粮食吃，于是在天津一带大力兴修水田，稻花茂密如同江南。邹元标看到后感叹说：“治理天下，难道不依靠人才吗？人如果有才能，天时地利都是可以改变的。过去三十年，京城人看稻草，还像看扶桑树一样稀奇。而现在每亩地都长满稻谷，不久却都荒废了。到了崇祯十五年，追思汪应蛟的话，于是将徐尚寳、贞明、潞水客的《谭书》颁发给户部，命令商议水利之事，只是已经来不及了。”转运粮食的方法，始于唐朝裴耀卿，而成于刘晏。长江的船不进入汴河，汴河的船不进入黄河，黄河的船不进入渭河，内外劳力均衡，远近有节制，还符合《禹贡》中三百里内轮流输送粟米的遗意。宋朝初年沿袭此法，到崇宁三年，曾孝广才设立直达运输的方法。近代沿袭其弊端，江淮的粮食有远涉三四千里的，因水浅受阻或躲避水涨，往返经过一年，百姓也劳苦不堪。差不多可以稍作休息，改变旧制而重新规划，现在正是时候。

译五百里侯服

苏氏说：“这五百里开始有诸侯，所以称为侯服。”林氏说：“建立侯服来分封亲近贤能的人，希望他们各自守护自己的民众、社稷，作为天子的屏障和护卫。”蔡氏说：“侯服，是诸侯国的服役区域，在甸服之外四面，又各自延伸五百里。”渭按：“五等邦君都称为侯，《易经》说：‘利于建立诸侯’，《诗经》说：‘谨慎遵守你的诸侯法度’，就是这样。”

传文说：侯，通候，指斥候侦察并服事天子。正义说：侯的读音接近候，所以解释为候。《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晋国攻打齐国，派司马去侦察山泽的险要，斥就是检阅巡视的意思。斥，就是检阅险阻，侦察盗贼。这五百里主要负责侦察并服事天子，所以名叫侯服。由此可以看出，凡是说服的，都是服事的意思。渭按：经文的本意只是说千里之内都是天子亲自治理，到这里才开始划分土地来建立诸侯国，所以称为侯服。《尔雅·释诂》说：后、辟、公、侯、君，意思相同。侯与后、辟、公同义，这是古来的训诂。斥候是低贱臣子的差役，君主的称号岂能只取义于此。汉代儒者的附会解释不可采纳。下面的传文说：男，通任，承担王者的事务。正义说：男的读音接近任，所以训释为任。比起斥候的意思稍微通顺一些，但经文的本意也不过是说这百里之中都是男爵的小国，不必再深究字义。凡此类情况，现在都不采纳。

百里采

传文说：“侯服内部的百里，王氏说：在这里有采地。”苏氏说：“卿大夫的采地。”张氏说：“《周官》六乡之外是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是大夫的采地；小都是卿的采地，大都是公的采地，是王子弟所食的封邑。”这与“王畿五百里之外才开始有采地”的意思相同。渭按：《礼运》说诸侯有国来安置他们的子孙，大夫有采地来安置他们的子孙，这是指列国大夫的食邑；而这里则是天子大夫的食邑。

采的意思，传文说只是供给王事罢了，不专主一事。正义说：“采训释为事，事指役使。有役使就供给，不专主于一事，所以只说采。”《春秋左传正义》说：“君主赐给臣下封邑，收取赋税，称为采地。”《汉书·刑法志》注师古说：“采，就是官，因为做官而食地，所以叫采。”《尔雅》说：“采，就是寮官。”解说的人不明白采地的意思，因而说是菜地，说是用来种菜的，这是错误的。三种说法不同，认为因官食地的说法比较接近正确。《王制》说：“千里之内叫甸，千里之外叫采，叫流。”采就是百里采，流就是二百里流【注疏的说法并非如此】，举首尾来概括中间，这一句实际上包含了侯、绥、要、荒，就是《禹贡》的制度。殷人沿袭它，到了周朝开始在王畿千里之外，将四服分为八服，各五百里，并增加了藩服，成为九服，又将采地移到王畿内部罢了。《王制》又说：“天子百里之内用来供给官府，千里之内用来供给御用。”郑玄注说：“是说这些地方的田税所供给的。官指文书财用，御指衣食。”据此可知，甸服的谷物都是天子征收来自给自足，而采地不在其中，这与《禹贡》正好相合。孔颖达疏认为这是殷代的制度，这是错误的。

夏元肃说：考察《周官》，六乡之外是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稍邑，那么大夫的采地在王畿内部。又有小都、县地、大都、畺地，那么公卿王子弟的采地，也在王畿内部。那么侯服的采地，难道是《周官》所说的邦国间的闲田吗？大概侯服百里，最近王畿，所以不拿来分封而作为闲田。天子的子弟在邦国的边界之地食采，世代久远、家族繁衍，那么他们的采地有延伸到侯服的，所以空出这块地，用来等待他们，称为百里采的就是这样。吴幼清说：这种说法不对。虞、周的制度本来就不相同罢了。

传同叔说：“周代的制度采地在王畿内部，这里在王畿外部，为什么呢？”唐虞时代，民风淳朴事务简单，分封少而土地宽裕，所以采地在王畿外部。到了周代则分封密集而划分详细了，采地不得不移到内部。虽然如此，周代的采地稍县鄙，共三百里，这里特别只有一百里，又为什么呢？周代设置官员多，唐虞时代官员少，况且那三百里并非都是采地，也有公邑；这百里则都是采地罢了。渭按：《虞夏书》称“万邦”，《左传》说“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执玉帛的有万国”，而《王制》说“凡九州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国”，《汉地理志》也说“周有一千八百国”，其分封难道反而比古代多吗？圣人因时制宜，将采地移到王畿内部，当时自有其缘故，现在不可凭空臆测。王畿之外三百里，不全是采地，这种说法很对。《左传》昭公十三年平丘之会，子产争辩说：“地位尊贵的贡赋重，是周代的制度。地位低而贡赋重的，是甸服。”大概周代三等采地，分担天子所食的部分，所以其贡赋特别重。虞夏的采地在王畿外部，甸服五百里，都是天子亲自征收赋税，其采地的贡赋应当与诸侯相等，这可以按道理推知。

有人问：“侯是君主，名叫侯服，而采地也包含在内。那么采地可以称为国，而公卿大夫食采的人也可以称为君主吗？”

译回答说：“可以。《春秋》所记载的祭伯、凡伯、渠伯、毛伯等人，《公羊传》都说他们是天子的大夫；而《谷梁传》说祭伯是王畿内的诸侯【‘寰’与‘县’同音，读作‘悬’】。范宁注解说：‘天子王畿内的大夫拥有采邑，称为王畿内的诸侯。’这说明天子的大夫也在自己的采邑上行使君权，那采邑也就相当于一个国家，所以史书称‘君奭’、‘君陈’、‘君牙’。而《王制》说：‘天子王畿内共有九十三个诸侯国。’又说：‘天子王畿内的诸侯，其俸禄由天子赐予，而王畿外的诸侯则是世袭的。’这里的‘禄’就是指采邑的赋税收入。有人问：‘这是周代的制度，虞、夏两代难道没有区别吗？’回答说：‘《尚书·益稷》的序文说‘谟盖都君’，都君指的是舜【‘都’即他的采邑，《周礼·载师》说‘小都、大都’就是这种意思】。当时舜还在尧手下做臣子，而象却称他为‘君’，那么天子属官中享有采邑的人与诸侯地位相当，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并非始于后世。”

译天子的大夫虽然被称为“县内诸侯”，但实际上并没有公、侯、伯、子、男这五等的爵号。孟子说：“天子的卿所受封的土地比照侯爵，大夫所受封的土地比照伯爵，元士所受封的土地比照子爵和男爵。”《王制》说：“天子的三公所受封的土地比照公爵和侯爵，卿比照伯爵，大夫比照子爵和男爵，元士比照附庸。”这里的“视”就是“比”的意思，是说他们的俸禄等级与那些爵位相等罢了，并没有真正授予他们公、侯、伯、子、男的爵位。五岳的祭祀规格比照三公，四渎的祭祀规格比照诸侯，这也只是祭祀等级的规定罢了，难道就可以把山岳称为公，把河流称为侯吗？《春秋》所记载的“王臣来接于我者”，像南季、荣叔这类人，以前的儒者认为“叔”、“季”是字，对此没有异议。只有“公”、“伯”、“子”与五等爵号相混淆，祭公、州公、周公，也都被认为是天子的三公，唯独关于“伯”、“子”的说法互相不同。那些被称为“伯”的，《公羊传》认为是天子的大夫，《谷梁传》认为是王畿内的诸侯，这也是把“伯”与“叔”、“季”都当作排行用的字。到了杜预注解《左传》，在“祭伯”下说“祭国的伯爵”，在“凡伯”下说“凡国的伯爵”，在“单伯”下说“单采地的伯爵”，于是“伯”才开始成为爵位【《国语·楚语》说重黎氏世代掌管天地祭祀，到了周朝有程伯休父，是他的后代。韦昭注说：“程国的伯爵，休父是名字。”韦昭与杜预同时代，把字当作爵位，始于此处。我认为程伯休父，就像樊仲山甫一样，程、樊是国名，伯休、仲山是字】那些被称为“子”的，《公羊传》、《谷梁传》都没有解释，只有范甯在“苏子”、“尹子”下注说：“周朝的卿士”，而对于“单子”、“刘子”没有注解，省略文字可知其意。杜预在“苏子”下说“周朝卿士”，在“单子”下说“王官伯”，在“尹子”下说“王卿士”，这也与《公羊》、《谷梁》没有不同，却又在“尹子”、“王卿士”之下说“子爵”，在成公十七年“单子”的注中说：“单伯称子，大概是降称，于是又把子当作爵位了【殷朝有微子、箕子，郑康成注解《王制》说：“殷朝爵位分三等，即公、侯、伯，在王畿内的称为子。”这是杜预说法的来源】学者大多推崇杜氏的说法，于是认为周朝王畿内有“伯”、“子”两个爵等，代代相传，牢不可破。到了宋朝赵鹏飞著《春秋经筌》，依据黎錞的说法，认为“伯”与“叔”、“季”都是字，人们因为他的说法晚出而怀疑他。我考证《谷梁传》、范甯的注在“凡伯”下说：“凡氏，伯是字，上大夫。”在“渠伯纠”下说：“渠氏，天子下大夫，年老所以称字。”在“单伯”下说：“伯是字。”在“毛伯”下说：“毛采邑，伯是字。”这些都不把“伯”当作爵位。范甯距离杜预的时代不远，却已经不完全采纳他的说法了，哪里还需要等到黎錞呢？王臣称“子”，从文公十年苏子开始。那些不称字而称“子”的，大概是文公、宣公以后，列国对周朝卿士的尊称。这就是《公羊传》所说的“三世异辞”。《春秋》的体例，鲁国的大夫都称氏名，没有赐族的就不称氏；外国的大夫也都称氏名，没有赐族的就以其国为氏。唯独在闵公元年记载“季子来归”，二年记载“齐髙子来盟”。大概“子”是男子的美称。因为国人给予他这个称呼而认为他贤德尊贵，所以称“子”。苏、尹、单、刘称“子”，也是这样。如果单伯降格而称“子”，难道季友、高傒曾经升为子爵，位列诸侯吗？况且王臣称字、称“子”，并非从《春秋》开始。《书序》武王时“芮伯作旅巢命”，成王时“荣伯作贿肃慎之命”；《诗·小雅》“出车”说“王命南仲”，“六月”说“张仲孝友”；“采芑”说“方叔涖止”；“十月之交”说“家伯冢宰”，都是以字配氏。又说“棸子内史”，郑玄笺说：“内史，是中大夫。”孔颖达疏说：“棸子以子配氏，就像曾子、闵子一样。”这也是男子的美称，而不是五等爵位中的子爵。西周时已经有这种称呼，又何必怀疑《春秋》呢？学者知道王臣的伯、子不是爵位，就知道天子的公、卿、大夫、元士俸禄比照外诸侯，而没有五等爵号。虞、夏、商、周都没有改变过。

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王氏说：在这里只建立男邦，是为了不让王畿被大国逼迫，而小邦容易获得京师的援助。苏氏说：男邦，是小国；诸侯，是大国和次国。小国在内，依附天子；而大国在外，用来抵御外侮。林氏说：缴纳赋税则是远的轻而近的重，建立诸侯邦国则是远的大而近的小，远近、大小、轻重，其中没有不有法度的，而治理天下的制度都在这里了。朱熹说：三百里，是说从三到五为三个百里，随着文意产生条例，不可拘泥。李氏说：建立诸侯，不仅仅在这三百里，因为它是相对于男邦而言的，那么从此以外都是诸侯。吕氏说：男邦在内，既足以护卫王畿，又距离王畿近，强悍的诸侯不足以欺凌它，这是圣人制定内外轻重的制度，不差毫厘，所谓天下之势，犹

译持衡也。渭按：既然男子起初称“邦”，那么王官只能凭借自己的本爵位来统治其采邑，而不敢称“邦”，由此可以知晓。《王制》说：王者制定禄位爵级，公、侯、伯、子、男共五等，公侯的封地纵横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这是周代的制度。而郑玄注认为这是殷代沿用的制度，夏代爵位三等，现在考察虞夏时期邦君的爵位不知有几等，根据《舜典》中收集五种瑞玉、修整五种玉器的记载，也是五等。陆机说：五等爵位的制度，始于黄帝和唐尧，这话是对的。周代分封禄位，孟子有明确的记载，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加上附庸共为四等，然而附庸不能直接朝见天子，所以实际上也只有三等。殷代的制度无可考证，郑玄根据《公羊春秋》的说法认为殷代将伯、子、男合并为一等，解说的人认为公为一等，侯为二等，伯子男为三等，道理或许如此。至于说殷代爵位只有公、侯、伯而没有子、男，是周武王又增加了子、男，那就荒谬了。虞夏分封土地的制度也无可考证，根据此经中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的记载，似乎公侯是大国，伯子是次国，男是小国，与殷周略有不同。爵位分为五等，土地分为三等，大概是盛德所共同遵循的，只是其间稍有变通罢了【《康诰》《召诰》中所称的男邦，即男服，在侯服、甸服之外】

译五百里绥服

传文说：绥，就是安定。这是侯服以外五百里的区域。张氏说：这里也是诸侯，因为距离稍远，所以改名为绥，是想让他们知道，在这五百里内设立诸侯，是为了安定王室。林氏说：王畿之外，已经分封了诸侯国，让他们大小相互维系，强弱相互制约，作为王室的辅佐。而在其外五百里，则与要服、荒服相接，所以在这里设立绥服，作为内外的界限。所建立的制度，凡是想要安抚边境，保卫中原地区罢了，所以它的名字叫绥服。渭按：诸侯用来安定王室的，就是下文提到的两件事。

绥服的传文说：安定并服从王者的政教。正义说：要服距离京师已经很远了，王者用文教来约束他们，使他们服从；而这绥服道路较近，说安定并服从王者的政教，以示不需要约束就自然服从。渭按：这种说法也通顺，但要服是要束之荒，是简略，都以政教来说，唯独绥服说是自然安定，在义理上不相协调。张氏和林氏的说法更优，所以采纳他们的观点。

三百里揆度文教，二百里奋起武备【释文：揆，音葵癸；奋，音方问】

传文说：“揆度文教而推行它，三百里内都统一文教，外边的二百里奋起武备，这是天子用来安定正道的。”义说：“奋起武备，是指在国中习学兵戎，有事时就征讨夷狄。”王氏说：“二百里奋起武备，是因为靠近蛮夷的缘故。”张氏说：“绥服不必完全施行朝廷的文德，只交给贤者，让他们揆度可行的部分来教化。”薛氏说：“揆度文教，是因为距离京师已经很远，根据事情来制定，法制如今边疆地区重视军旅而略于文教，与此意思相同。”陈氏说：“文教是用文德来教化，像扬雄所说的五政所施加，七赋所养育，揆度文教来治理它。武备是用来保卫，保护邦国罢了，不是穷兵黩武去征服远方。”金氏说：“内三百里揆度文教，用来承接华夏的教化，以安抚要荒；外二百里奋起武备，用来抵御要荒的变故，以安定华夏。然而从三百里以内，凡是有国家的，文教可知；从二百里以外，凡是有国家的，武备可知。”渭按：“圣人的道理，文武并用，不分内外；而到这里则揆度它作为教化，而没有繁难的事情；奋起它作为保卫，而有震耀的威严，这就是它与甸服、侯服不同的地方。”

三百里揆度文教，是说从三百里开始揆度文教，不是说三百里之外就不再使用文教了。泰伯开拓吴地，穿着端委之服来治理周礼；箕子居住在朝鲜，用礼义教化百姓，制定了八条禁令；文翁守蜀，修建学宫，弟子到京师学习的数量比得上齐鲁；任延守武威，建立学校，连掾史的子孙都让他们入学受业，郡里于是有了儒雅之士；桂阳风俗不认识学问义理，许荆担任太守，设立防范纪纲和婚姻制度，使他们知道礼法禁令；房州风俗喜好淫祀而不修学校，韦景骏担任刺史，开始开设贡举，全部废除淫祀；闽地人不知道学问，常衮担任观察使，设立乡校，亲自讲解引导，从此每年贡士与内地州郡相等。这些都是要荒的风俗，向来不知道礼义，而治理他们的人没有不以文教来教化的，只是应当举出大纲，略去细节，使他们容易理解容易遵从，回头向道，而日益远离禽兽，不必完全像中原的制度罢了。《易·象传》说：“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大概古代寓兵于农，因农事来定军令，平时居住则为比、闾、族、党、州、乡，出征则为伍、两、旅、师、军，都是同样的人。他们四季讲武，主要在于清点军实，彰显文章，明辨贵贱，区分等级，顺应少长，习练威仪，而步伐击刺之事蕴含其中。预备充足而形迹隐蔽，就像水藏在地下，所以说“容”、说“畜”。传文说：“武力不可显露”，又说：“先王炫耀德行而不炫耀武力”，而这经文却称为“奋”，那就几乎等于显露武力和炫耀武力了。它之所以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绥服以外的二百里，与蛮夷接壤，蠢动的变故，不可以不防备。大体上军容常多，而国容常少，使蛮夷望之如烈火不可侵犯，然后界限分明，半步不敢逾越，这就是圣人用来杜绝扰乱华夏的渐萌，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缘故【《周礼·中车职》说：“革路以即戎，封四卫。”注说：“四方诸侯守卫者。”《左传》沈尹戍说：“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大概就是这奋起武备的诸侯】雅者，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方周之盛，“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这就是《禹贡》“揆文奋武”的事。伯禽居住在曲阜，淮夷、徐戎并起，东郊不开而鲁国兴盛，三郊、三遂的民众用来征讨他们，这是东方的武备。密须的鼓，阙巩的甲，唐叔接受它们来处在参虚之地，匡正有戎狄。《韩奕》的卒章说：王赏赐韩侯，他的追和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王符《潜夫论》说：昔周宣王时有韩侯，他的国家靠近燕，所以诗说：“溥彼韩城，燕师所完。”《水经注》：“圣水迳方城县

译所以韩城在北方。”《诗经》说：“那广大的韩城，是燕国的军队修筑完成的。”王肃说：“现在的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困学纪闻》说：“燕师，郑玄的笺注认为是燕安之师。”《诗经》说：“完全接受了北方的国土。”王肃的说法更为正确。查考《魏书·地形志》：“范阳郡方城县有韩侯城。”方城现在叫固安县，隶属于顺天府。有人拘泥于“奕奕梁山”的诗句，认为韩侯国在今天的陕西韩城县，这是错误的。】卫武公作《懿戒》，用来警戒自己说：“修整你的车马、弓矢和兵器，用来戒备战争，用来征讨蛮夷之地。”这是北方的武备。《崧高》这首诗说：“申伯和甫伯，是周朝的栋梁。”又说：“周王命令申伯，去镇守南方邦国。”这是南方的武备。至于西方，则由周王室自己承担，因为镐京西边逼近昆夷，北边邻接玁狁，所以天子命令将领出兵，前往戍守边境，唱《采薇》来送行，出车时慰劳出征，杕杜时催促归来，每年如此，谨慎到了极点。等到周朝衰微时，王政不再修明，旧的防务逐渐败坏。周厉王时，西戎灭掉了犬丘的大骆家族。周宣王即位，命令秦仲讨伐西戎，秦仲却被西戎所杀。玁狁贪婪无厌，驻扎在焦获，侵犯镐京和方城，到达泾阳，命令将领讨伐，只到达太原就停止了，最终导致了骊山之祸。周王室东迁，小雅完全废弃，四方夷狄交相侵扰，中原地区衰微。陆浑、扬拒、泉皋等戎族，而且逼近居住在伊水和洛水之间了。其东边则是徐国的驹王，向西征讨渡过黄河，在隠桓年间，在潜地设防，在唐地结盟，鲁国与戎族交往，关系很好。淮夷侵扰杞国，杞国迁到缘陵，在申地的防务中，淮夷已经位列于诸侯之中了。其北边则是狄人攻打周，攻打郑，攻打邢，灭掉卫，而晋国居住在深山之中，王室的威灵达不到那里，连向戎族朝拜都来不及了。其南边则是申伯和甫伯被楚国侵扰，周人远征戍守，最终被楚国所灭，楚国利用他们的赋税来抵御北方，而陈兵直逼周朝的边境。推究其起因，都是诸侯邻接四方夷狄，武备废弛所导致的。由此可知《禹贡》是万古不变的经典，遵循它就能治理好国家，违背它就会混乱，经历这个时代的统治者应该急于研习它。

译五百里要服【释文：要，音遥】

传文说：“绥服之外五百里的地方，用文教来约束他们。”正义解释说：“要，是约束的意思。上文说衡量文教，知道要服，就是用文教来约束他们。”王氏说：“在这里不能使用中原地区的政令，只制定一些简略的约定罢了。”金氏说：“要，就是约。那地方距离京畿遥远，混杂在夷狄之中，虽然由州牧、侯伯作为纲领来控制，但他们的文法比中原地区简略。”渭按：“奋武卫，是用来防备他们扰乱华夏的。如果希望他们向往风化而仰慕道义，那就只需用文教来约束他们罢了。”

苏氏传文说：总括其大要，法令不详细。那么“要”似乎应读去声，作切要讲，这与孔子的训释和陆德明的注音都不同，恐怕不对。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王氏说：“三百里夷，在这里都称为夷。夷，就是易，风俗简易，简易而已。蛮，就是慢，比夷更甚。”蔡，就是放，把罪犯放逐到这里。苏氏说：“放逐有罪的人叫蔡。”《春秋传》说：“杀管叔，放蔡叔。”林氏说：“查《左传》定四年‘蔡蔡叔’。”注解说：“蔡，就是放逐。”陆德明注音“素达反”。二百里蔡，也是把罪犯放逐到这里，应当依从《左传》的读音。张氏说：“夷有简易的意思。”【渭】按：舜出生在诸冯，而孟子认为他是东夷人；文王出生在岐周，而孟子认为他是西夷人。就是这里的夷。蔡，说文本作“〇”篆字，“〇”与蔡相似，“〇”于是讹误为蔡。三百里夷，传文说：“遵守平常的教化，侍奉王者罢了。”正义说：“夷解释为平。”现在按：解释为平很没有道理。释文引用马融说：“夷，就是易。”后人都尊崇他的说法。《春秋》记载介葛卢朝见鲁国，直接写“来”。《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朝见？因为他不能行朝见之礼。”范宁注说：“不能行升降揖让之礼，大概是远方百姓未受华夏风气熏陶，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像常人一样，只是不能用礼节来节制。”子游所说的“直率情感而径直行事”，就是易的意思。

传文说蔡就是法。法度在三百里处逐渐简略。正义说：蔡作为法，没有正确的训释。教化比夷更简略，所以训蔡为法。法度在三百里处离京师更远，更加简易，是说它不能平常。现在按：蔡解释为法，其他书籍没有，不可依从。《左传》中“蔡蔡叔”，出现过两次。昭元年传：太叔说：“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杜预注说：蔡就是放逐。释文说：上面的蔡字音素葛反。《说文》作〇，音同。字从杀下米，说：防止〇散。防止杜义下蔡叔如字。正义说：《说文》〇散之也，从米杀声。那么〇有放散的意思，所以训为放。〇书改作已失去本体，〇字不再可识，抄写者完全类似蔡字，甚至有重为一个蔡字，加防以读之者。《尚书·蔡仲之命》说：“周公于是将管叔定罪于商，囚禁蔡叔于郭邻，用车七辆。”孔安国说：“囚禁是指限制他的出入，郭邻，是中国之外的地方，地名。”这是放逐蔡叔的事，地点不知在何方。定四年祝佗说：“管蔡开启商朝怨恨离间王室，王于是杀管叔而放蔡叔，用车七辆，徒卒七十人。”杜预注说：“蔡就是放逐。”带着蔡叔的车徒放逐他。释文说：“蔡蔡叔，上音素达反，下如字。”蔡作为放逐，无可怀疑。颖达不取此来解释此经，是想顺从传文的意思罢了【舜典“窜三苗”，《孟子》作“杀三苗”。按三苗未曾伏受死刑，不得称为杀，疑古本原作“〇”，“〇”也是放逐，与“杀”声相近，传写者于是讹误为“杀”】

五百里荒服

传文说：“要服之外五百里的地方，说荒，又更简略。”正义说：“王肃说：政教荒忽，因其旧俗而治理。”金氏说：“四方遥远的蛮夷之地，田野不井田，人民不多，所以称为荒。所以经略它，又比要服简略。”渭按：“先儒都怀疑禹的疆域狭小，而周、汉地广，有的说周服的里数都按方言，有的说古今尺有长短，有的说禹直接按方形计算，而后世按人迹屈曲取之。总之，都不是确论。大概禹声教所及，则地尽四海；而其疆理，则只以五服为制。到荒服之外，又另作区划，如所谓‘咸建五长’就是。荒服在九州之内，离帝都才二千里，虽然说简略，也有政教。王氏以荒为不治，不对。”

林少颖说：“汉朝班超任西域都护，很得夷狄之心。班超被召还，任尚代替他。任尚对班超说：‘您在外国三十多年，而我小人冒昧承继您的后任，应该有教诲我的。’班超说：‘塞外吏士，本来不是孝子顺孙，蛮夷怀有不平之心，难养易败，应当荡佚简易，宽恕小过，总揽大纲罢了。’禹命名境外之服，称为要荒，正是班超所谓荡佚简易的意思。渭按：西域极远，不是正朔所加，与《禹贡》的要荒不同。《汉书·地理志》说

译“从武威以西，风俗习惯颇为不同，地域广阔而人口稀少，水草丰美适宜放牧，所以凉州的牲畜在天下最为富饶。”负责守卫边塞的郡守治理此地，都以兵马事务为要务，酒宴礼仪的防范，上下级之间都能通行无阻，官吏与百姓关系亲密，因此那里的风俗顺应风雨时节，粮食价格常常低廉，很少发生盗贼案件，有和气相应的表现，比内地各郡更好，这是政令宽厚、官吏不苛刻所造成的结果。凉州正是《禹贡》中所说的要荒之地，治理它以宽厚为主，即有荡除奢逸、简易行事的意思，举此来作比喻，应当更加贴切。”

译三百里是蛮，二百里是流。

《正义》说：王肃认为“蛮”就是“慢”，指礼仪简慢，这与孔安国的说法不同。刘敞说：“夷的习性接近于人，蛮的习性远离于人，所以靠近的称为夷，远离的称为蛮。”“流”，就像流放共工那样的流。林氏说：“要服中的三百里是夷，其外二百里也是夷，却称为蔡。荒服中的三百里是蛮，其外二百里也是蛮，却称为流。大概那外部的二百里，地域最为偏远。中原之人有积恶罪大但先王不忍心杀死的，就流放到最偏远的地方，所以在要服和荒服中选取最偏远的地方来说明，以显示流放罪人于此，其地属于蛮夷之地，那么承袭上文的意思就可以明白了。”五服的名目，以及每服内部远近详略的划分，都是当时治理天下的实际情况。所以在侯服中说明建国大小的制度，至于要服和荒服则说明蛮夷远近的区别，以及流放轻重的差异，这些都是为了记录实际情况。渭按：五服的经文，大抵是前面的内容包含后面的内容，甸服举出天子来显示诸侯，并不是说其外没有田赋。侯服说是有诸侯从这里开始，并不是说其外没有诸侯。绥服三百里，揆度文教二百里，奋起武备守卫，是说揆度、奋起从这里开始，并不是说其外没有文教武备。要服三百里是夷，二百里是蔡；荒服三百里是蛮，二百里是流。是说要服和荒服的边远地区是流放罪人的地方，并不是说这两百里不是蛮夷之地。学者探求其意旨，不要拘泥于字句，这样就很好了。

三百里蛮，《传》说：“用文教感化蛮，来归附而不加制约；用刑法纠正正义。”郑玄说：“蛮，是听任其风俗，羁縻其人民罢了，所以说蛮。”“蛮”的意思是“缗”，其意是说缗是绳子，蛮是用绳子束缚东西的意思。渭按：将蛮解释为缗，就是羁縻的意思。现在既然将夷解释为易，那么蛮自然应当遵从王肃的说法。

四方边远地区分开来说，叫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概括为两类，那么说蛮夷可以涵盖戎狄，说戎狄可以涵盖蛮夷。有时又单独说蛮，单独说夷，那么也是四方边远地区的通称。比如貊，是北方的国家。而《韩奕》诗的末章说：“因此那些百蛮，卫在冀州的区域。”武公作诗说：“用来抵达蛮方。”王褒《四子讲德论》说：“匈奴，是百蛮中最强大的。”可见蛮不仅仅指南方的边远地区。

二百里流，《传》说，流就是流移。是说政教随顺其风俗。《正义》说：“流像水流，所以说移。”其风俗流移无常，所以随其去来不再像蛮那样来归附。渭按：随水草畜牧而转移，只有北方塞外的国家才有这种情况，其余未曾听说。将流解释为随其去来，大错特错。现在既然将蔡解释为放逐，那么流自然应当遵从刘敞的说法。《大学》说：“只有仁人放逐流徙他们，驱逐到四方边远地区，不让他们与中原共处，说的就是这个。”《舜典》说：“流刑宽宥五刑，又说五流有居所。”《左传》季文子说：“舜臣事尧，流放四凶族，这四罪的刑罚都是流。”安国说：“幽州是北边，崇山是南边，三危是西边，羽山是东边，都在海中。”马融也说，与季文子所说的“投到四方边远地区以抵御鬼怪”正相吻合，就是这二百里流。《括地志》说：“旧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旧人传说舜流放共工到幽州，居住在这座城【唐代檀州治所在密云县，辖燕乐县，密云现在属于顺天府，燕乐旧城在县东北五十里】三危山在沙州炖煌县东南三十里，羽山在沂州临沂县界，崇山没有说法。孔颖达疏说：‘不知道其处所，大概在衡岭以南。’《通典》说：‘澧阳县有崇山，就是舜放逐驩兜的地方【《方舆胜览》相同，澧阳现在指澧州及石门县】胡炳文《四书通》说：‘崇山在澧州慈利县，岳州府志说在慈利县南三百里，大庸所城东【所属永定卫，汉代武陵充县地】羽山《寰宇记》说：‘在登州蓬莱县东十五里，就是殛死鲧的地方，更符合安国在海中的说法。’以道里计算，这两座山与幽州、三危都在荒服之中，那么四罪的刑罚都是流，可以知道了。而经文中又有流、放、窜、殛的区别，实在不可理解。安国说：‘殛、窜、放、流都是诛杀，只是文字不同，这是叙述写作的体例。’这种说法接近正确。孔颖达疏却认为是四罪轻重的等级，这是不对的。古代所谓中国，是《禹贡》甸、侯、绥、方三千里之地。所谓四夷，是要荒方二千里之地。所谓四海，是九州之外，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是王者所不治理的地方。就《尚书》来说，青州的山海夷、莱夷，徐州的淮夷，梁州的和夷，不在九州范围内吗？舜咨询十二牧说：‘吃饭吧，此时敦厚德行、诚信善良而难以任用的人，蛮夷都顺服了。’他任命皋陶时说：‘蛮夷扰乱华夏，你担任士官。’后来，禹对帝说：‘三苗顽劣不服从工作，帝要念及啊。’帝说：‘皋陶正恭敬地遵循法度，正施行象征性的刑罚，只有明察。’既然称为蛮夷，而皋陶、十二牧得以用政刑治理他们

译它不在九州之外，这是确凿无疑的。

译五种流放之地各有居所，五种居所分为三等。传文说：犯大罪的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次一等的流放到九州之外，再次一等的流放到千里之外。正义解释说：这三种等级的居所，是根据罪行的轻重，来区分远近的差别。四方边远之地最为遥远，位于四海之外，所以犯大罪的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是指原本犯的是死罪。《周礼·调人》的职掌说：杀父之仇，要避开到海外，这就与四方边远之地是一样的。次一等的流放到九州之外，就是《王制》所说的：进入学校而不听从教导的人，放逐到远方，西方称为棘，东方称为寄。注解说：是逼迫他们寄居在夷狄之地。再次一等的流放到千里之外，就是《调人》职掌所说的：杀兄弟之仇，要避开到千里之外。《周礼》与《王制》既然有三处之别的记载，所以约略以此来说明。郑玄说：这三处，是从九州之外直到四海，将土地的远近分为三份，就像周朝的夷服、镇服、藩服一样。然而罪行有轻重不同，难道只是五百里的差别吗？这种说法不可采纳。渭按：犯大罪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就是荒服，所谓二百里流放。季文子说：把他们投到四方边远之地，用来抵御鬼怪。其次大概是流放至要服，所谓二百里蔡地，而传文说九州之外，是不对的。再次则应当在绥服奋武卫之地，而传文说千里之外，特别不分明。稍微窥探其意，大概是因为四方边远之地在海外，是君王不直接治理的地方，而九州之外指的是要服和荒服，千里之外指的是绥服【绥服的边远地区距离甸服千里，与蛮夷相邻】。我私下认为，这三种居所不能用里程来计算。刘敞说：轻罪就流放至要服，重罪就流放到荒服，这就是所谓投到四方边远之地、放逐到远方的人。这是五种居所三等划分中的两种。其中一种大概在绥服。这种说法比孔安国、郑玄的更好。至于远近的差别，应当根据罪人居住的地方作为界限。比如三苗在南边，就流放到西边边远之地，足以抵偿他的罪过；东北也可以，但共工、驩兜已经居住在那里，所以不再使用。如果流放到南边边远之地就太宽泛了。然而舜接受天命之初，水土尚未平定，五服的疆界尚未确定，只能通过这四种罪行看出大概，未必细节都相同。

《周礼·职方氏》辨别九服的邦国，方圆千里称为王畿，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侯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甸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男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采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卫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蛮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夷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镇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藩服。大司马称之为九畿，而王畿称为国畿。大概是周朝将夏、殷的五服析分为九服的制度如此。五服中，甸服与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并列，而荒服之外还有九州。九服中王畿不在其列，而藩服在禹的荒服之外，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地方。《康诰》说：“侯、甸、男、邦、采、卫。”《酒诰》说：“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召诰》说：“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先儒认为这就是周朝的九服。这三篇书都作于营建洛邑之前，那么周公未制定礼制时，已经将五服改为九服了。《周官》说：“六服，群辟无不承德。”又说：“六年，五服一朝。”正义解释说：“《周礼》是九服，这里只说六服，是因为夷服、镇服、藩服在九州之外，君王对夷狄只是羁縻而已，不能与华夏同等。六年五服一朝，《周礼》没有这种规定。”孔安国以五服为侯、甸、男、采、卫，大概是因为要服太远不能经常按期到达，所以不计算在内。现在按《周官》晚出，识者每每对此表示怀疑。六服大概是依据《大行人》除去藩国来说的，五服则是又依据《康诰》“侯、甸、男、邦、采、卫”除去要服来说的。根据《大行人》，要服六年见一次，没有不及期的事情，《康诰》不计算要服，是当时偶然不在列，说朝见只有五服是错误的【《酒诰》有卫而无采，《召诰》不计算男、采、卫，难道也是因为太远不能按期到达吗？】《周礼·大行人职》说：“侯服，一年见一次，进贡祭祀用的物品；甸服，二年见一次，进贡嫔妃用的物品；男服，三年见一次，进贡器物；采服，四年见一次，进贡服饰用的物品；卫服，五年见一次，进贡材木用的物品；要服，六年见一次，进贡货物；九州之外，称为蕃国，世代见一次，各自以其所珍贵的宝物作为见面礼。”《周语·祭公谋父》说：“先王的制度，邦内是甸服，邦外是侯服，侯卫是宾服，蛮夷是要服，戎翟是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现在按祭公是周人所言，五服与《禹贡》略有不同，所以韦昭依据《周礼》解释，以甸服当王畿，以侯服当侯服，以宾服当甸、男、采、卫四服，以要服当蛮服，以荒服当夷、镇、藩三服。那么五服之地，只有甸、侯、要都是方圆五百里，与《禹贡》相同，而宾服则是方圆二千里，荒服方圆一千五百里，与禹的绥服、荒服大小相差悬殊了。我曾经认为《春秋传》杂采众记而成，而外传尤其驳杂，左氏间有不可信的地方。比如昭公十三年叔向说明王的制度，使诸侯岁聘间朝，再朝而会，再会而盟。先儒认为其制度与《周礼》

译（与某说）不同，不知是哪一个朝代的制度。祭公的话也是如此，古今制度不同，解说《禹贡》的人只应当依据经文确立义理，不可强行附会。

译《正义》说：凡五服的区分，每服各五百里，因此王城四面，每面各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构成边长五千里的正方形。贾逵、马融认为甸服之外，从百里到五百里，米特（疑为“米”或特定地名/人名之误，依文意指甸服外区域）有此数目，距离王城千里，其侯、绥、要、荒四服各五百里，这样每面二千里，相距构成边长六千里的正方形。郑玄认为五服的区分各五百里，是尧的旧制，等到禹辅佐时，每服之间又增加五百里，每面达到五千里，相距构成边长一万里的正方形【甸服郑玄以五百里为尧的旧制，百里以下才是禹所辅佐完成的，其余仿此】。司马迁与孔安国的意思相同，王肃也认为如此，所以王肃在此注解说：“贾逵、马融既已失实，郑玄必定不对。”禹的功绩在于平治山川，不在于开拓疆土扩大领土，土地面积比尧时扩大三倍，而《尚书》等传文中没有称述，那么郑玄的创造难以据信。先王划定方圆千里作为甸服，其余均匀分配，让公、侯、伯、子、男各自拥有安宁的居所，而让甸服之外的诸侯缴纳禾稾，这不符合义理。司马迁的看法大概得于此，这与孔安国相同。如果这样，《周礼》王畿之外另有九服，每服五百里，构成边长一万里的正方形，又凭什么说比尧时扩大三倍呢？又《汉书·地理志》说汉朝的疆域，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验证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贡》的范围，山川承载于大地，古今必定相同，而里程数目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尧与周、汉的土地是一样的。《尚书》所言是根据虚空鸟飞直线来计算，《汉书》所言则是说贴着地面，按人迹曲折来测量，所以数目不同。此说也本于王肃、金吉甫，进而推演说：“汉朝东西方向相比《禹贡》几乎一倍，南北方向相比《禹贡》几乎两倍。”然而考察其所载山川，又不完全在禹迹之外，为什么呢？古代圣人制定数目周密，制定方田的数目以应对田地的宽窄，制定勾股的数目以应对远近高低。方田的制度实行，那么从井田亩径遂的直积到道路川浍，截然直方，没有迂曲，所以中邦之地虽然广阔，而里程数目则是直接的。自从秦汉开辟阡陌，于是道路里程开始迂曲，这是古今里程数目多少不同的原因之一。《周髀经》说：“数的法则开始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所以折矩以为勾，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禹之所以治理天下，就是靠这个。矩由此产生，这就是勾股算法自禹制定。大概积累矩以形成方田，而用勾股来测量高低浅深远近，这是禹所以疆理天下而辅佐完成五服的原因。勾股的数目精密，那么在山川迂回之处，与道路曲折之间，用勾股的多边计算直线的距离，从而得到远近的真实情况。大抵勾三股四，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从秦汉以来，夸大多务广，固然尽取外薄的远方，其计算道路里程又只以人迹为数目，不再论勾股直线。所以汉朝的九千里，大约相当于古代的六千五百里；汉朝的三千里，相当于古代的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长短制度的差异，又不在此数之中。这是古今里程数目多少不同的原因之二。渭按贾逵、马融、郑玄的说法，都错误，王肃驳难他们，很对。古人之言里程，有论道路经由的，有论土地界限的。论道路则应当以人迹曲折计算，论土地则应当以鸟飞准绳计算【“鸟飞准绳”语见《管子》】。五服五千，是土地的界限，不是道路的经由，其所言的都是直方的数目。然而秦汉以降，阡陌虽然毁坏，而《九章算术》犹传于世，言地理者难道不能用勾股的多边计算直线的距离，而得到远近的真实情况吗？说《汉书》所言里程只据着地人迹，与《禹贡》不同，我不敢深信。尝试思考，禹因高山大川的形势，分别划分为九州，起初不计幅员的广狭，道路的迂直。等到水土既平，则划定方圆五千里的土地，作为五服的制度，周围二万里。其中积方五百里的有一百个，方千里的有二十五个，虽然有绝长补短之处，而大体整齐划一如棋局。至于荒服之外，尚有余地，所谓外薄四海，咸建五长的，则东渐于海，直抵嵎夷，西被流沙，届于黑水，计算其延袤当不下万里【这是径数，不是开方】。嵎夷即汉朝的乐浪，流沙在炖煌郡界，而《汉书》说东西九千三百二里，正与《禹贡》相符。说者只据五服五千，认为汉朝的东西方向相比《禹贡》几乎一倍，这就疏漏了。古代九州的区域，东西宽而南北窄，就东头计算，自揭阳以北至沙漠，多不过七千里，愈西则愈短少，仅五千里，而《汉书》说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则真相比《禹贡》几乎两倍了。推究其原因，由于武帝开百越，定滇池，置牂柯，收交趾，大斥南疆，悉以其地为郡县，所以有如此之远。并非勾股之法废弛，而所言里程都以着地人迹计算。《隋书·地理志》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十五里。

译《唐志》记载，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与汉朝的东西宽度没有差异，而南北范围更加广阔。如果以鸟飞直线作为标准来衡量土地的界限，那么两者是相等的。然而这种说法只适用于秦汉以后，至于周代九服的里程数比《禹贡》多出一倍，则又有其特殊原因了。周代五服的里程数比禹代五服多出一倍，这是古今的一个大疑点。贾公彦说：“如果依据鸟飞直线计算，周代的五服也不过五千里；如果顺着山川的曲折计算，那么《禹贡》的里程也能达到万里，彼此并没有不同。”这意味着禹代五服和周代五服实际上都是五千里，只是《尚书》依据鸟飞直线，《周礼》计算山川曲折，所以里程数有多有少罢了。考察两部经典的里程数，都是以正方形边长来表述的，没有计算人行道路曲折的道理，贾公彦的说法是不对的。陆佃在《礼象》中说：“郑玄认为周公扩大了九州的边界，方圆七千里。”这是误读了《周官》。因为《禹贡》说的是正面，《周官》说的是方边，所谓“方”，是指每一面各向外延伸二百五十里，而不是每一面五百里。易祓撰写《禹贡疆理广记》，又进一步引申说：“禹代五服，帝畿在其中，帝畿方圆千里，而两个侧面各五百里，只计算其中一个侧面，所以称为五百里甸服。从甸服到荒服，都只计算一个侧面，每个侧面各五百里，总共为二千五百里，两个侧面相距共五千里。”《职方氏》所载，则王畿不在九服之内，从方圆五百里的侯服到方圆五百里的藩服，名称共有九种。九服每个侧面各二百五十里，总共为二千二百五十里，两个侧面相距共四千五百里，加上王畿的一千里，总共为五千五百里，比禹代多出的只是五百里的藩服罢了。然而禹代九州之外，都建立了五位长官，向东向西逐渐延伸，就是成周藩服的疆域，名称虽然增加了，但土地并没有增加。这个说法比陆佃的更为透彻，千年未解的疑案，至此便得以决断【曾氏说：“周代的蛮服、夷服就是禹代的要服，其镇服、藩服就是禹代的荒服，这是错误的。现在判定采纳易氏的说法”】。金吉甫又概括其要点说：“考察经文，甸服方圆千里，却说五百里，这是只举一个侧面来说。《周官》方圆千里称为王畿，又在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某服。”这是举两个侧面通算的，那么《禹贡》所说的五百里，实际上是千里；而《周官》所说的外方圆五百里，实际上是二百五十里。三家互相阐发，颇觉后来者居上【王明逸说：考察周代的疆域，大概并不比禹代广阔。《立政》篇说遍行天下，登上禹的足迹，那么也是以禹的足迹为极限罢了】

译有人说，古今的尺有长短，步有大小，所以周代的疆域与禹时的疆域不同；田制方面，夏代五十亩，殷代七十亩，周代百亩，也是因为尺有长短的缘故，名称不同而实际面积不变。夏尺是周尺的两倍，禹时疆域五千（里），周时疆域一万（里），道理本来如此，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查考《王制》说：“古代用周尺八尺作为一步，现在用周尺六尺四寸作为一步。古代的百亩，相当于现在的东田一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代的百里，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这说明古代的步比现在的步大，古代的里比现在的里宽。然而，不应该禹尺与周尺相差一倍之多。《日知录》说：“《谷梁传》记载古代三百步为一里，现在三百六十步为一里，而且现在的尺比古代的尺大四分之一。现在的六十二里，就相当于古代的百里。”这说明现在的步比古代的步大，现在的里比古代的里宽。不应该禹时疆域五千里，周代反而加倍成为一万里。这两种说法都讲不通，那么上述三家（前文提到的观点）的说法确实才是确切的论断。蔡沈的《书传》全部排斥各种说法，而自行解释道：“禹声教所及的地方直到四海，但其疆域治理只以五服为制度，到了荒服之外，又另外划分区域，就像所说的‘咸建五长’一样。至于周、汉两代，则是尽其土地所到之处进行规划。”这种解释比较接近事实，但也不应该外围之地是五服的三倍【禹的五服按开方法计算，是方圆千里的二十五块；按照蔡沈的说法，则周代的卫、蛮、夷、镇、藩都是外围之地，是方圆千里的七十五块，这样禹的疆域仅得其四分之一】。仁山（赵汸）舍弃蔡说而遵从易说，可以说是选择精当，持守简约了。

蔡传说：按每服五百里计算，五服就是二千五百里，南北东西相距五千里，所以《益稷》篇说“辅成五服至于五千”。然而尧都位于冀州，冀州的北境包括云中、涿、易等地，恐怕也没有二千五百里；即使有，也都是沙漠不毛之地，而东南财赋出产的地方，反而被弃置在要服和荒服之外，从地势考察，实在难以理解。只是推测古今土地盛衰不同，在舜的时代，冀北之地未必像后世那样荒凉。这也如同闽浙之间过去是蛮夷聚集的地方，而现在富庶繁衍，成为上国，土地的兴废不能用一时来概括。金吉甫说：隆古之都位于冀州，政教四方通达，那么冀北的荒野聚集的人群接受教化，一定不像后世那样成为穷漠，所以水平之后分为幽、并二州，其广阔程度可以想见。况且尧都平阳，虽然属于冀州，但从平阳以南渡河到陕，按现在的地理是三百七十五里，按古代大约是二百六十多里。那么甸服之地跨越冀、豫，冀山而豫平缅，猜想当时甸服之地应当也像周室王畿的制度，西自邠、岐、丰、镐为八百里，东通洛阳六百里，总共方圆千里。五服之制其间绝长补短，计算也大概如此。为什么呢？周都丰镐，西至犬戎大约一千多里而称为荒服，这说明五服之制有因地势而长短不同的情况。大概诸侯分服只是作为朝贡的限制，有的在近处却视为远，有的虽远却视为近，土地有广狭，风俗有夷夏，未必截然如此。圣人设立限制的原则，其中固必有通变的含义，读书人不可拘泥于一说而不知道圣人运用的广大。渭按：此论胜过蔡说。孟子说：“现在滕国绝长补短将近五十里。”《王制》说：“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圆三千里。”《汉书·地理志》说：“洛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短长相覆就是绝长补短的意思。由此可知先王体国经野都使用这种方法，虽然四面相距各若干里，其间容有乘除，未必面面均齐没有盈亏。尹耕《两镇志》说：涿鹿是东北的极远角落，而黄帝在此建都。釜山是塞上的小山，而黄帝在此合符，那么当时在其西北的藩属国就可以知道了【涿鹿今保安州，釜山在怀来城北】。这说明古代冀北之地尚宽，但受沙漠限制，南距尧都最多不过二千里。之所以能具备五服之制，是靠绝长补短来完成的。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释文：渐，子廉反；被，皮寄反】

传曰：渐，进入的意思。正义曰：海多曲折，所以说渐入。流沙长远，所以说被及。渐和被都有超过的意思。流沙应当是西境最远的地方，而《地理志》把流沙当作张掖居延泽，计算三危在居延之西，太远了。《地理志》的说法不对。颜师古说：被，加的意思。朔，北方。暨，及。吴氏说：渐，像水之浸渍；被，像衣服之覆盖。邵氏说：《禹贡》九州都有疆界，天下难道没有疆界吗？东渐西被，朔南暨，这就是天下的疆界。渭按：这是总说九州的大边界，即禹所说的“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传认为在五服之外。大概禹以方圆五千里的土地制定五服，而其外尚有余地，那么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就是九州的大边界。其外则是四海。

凡是《禹贡》疆理所及的地方，都是东海。所以说“东渐于海”，《扬州传》说南距海

译“”，并非如此。《吴语》记载：“晋侯命令董褐向吴王复命说：‘如今君王遮蔽王道于东海，以淫乱的名声传扬于天子。’”《越语》记载：“范蠡对王孙雄说：‘从前我们的先君本来就是周王室不成器的子弟，所以居住在东海之滨。’”《汉书》记载：“惠帝三年，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颜师古注释说：“就是今天的泉州，是那个地方。”既然如此，那么吴、越、闽所濒临的海，都是东海。到了岭南揭阳，才开始称为南海，而大禹时代那里不在九州的疆域之内，所以只从东边的边界说起，详见《〇州》。

译流沙有两处：一处在张掖，《汉书·地理志》记载居延泽在居延县东北，古文认为这就是流沙。另一处在敦煌，《通典》说敦煌就是古流沙之地，那里的沙子被风吹动流动，在郡西八十里处，这就是流沙。《尚书》说西边延伸到流沙，而居延泽却在张掖的东北，那么理应主张敦煌才是流沙。沙漠从西向东并略微向北延伸，居延泽虽然不是《禹贡》所说的流沙，也就是这片沙漠之地。唯独《王制》所说的流沙距离西河千里之遥，其地很近，这大概又与《禹贡》、《汉书·地理志》所说的不同了。《五代史》记载，晋天福三年，高居诲出使于阗回来，记录那里的山川说：从灵州渡过黄河三十里，开始进入沙地进入党项边界，叫细腰沙、神树沙，到三公沙，从这里沙行四百多里到黑堡沙，沙地尤其广阔。从甘州向西开始进入沙漠，沙漠中没有水，向西一百五十里到肃州，渡过金河，出玉门关【这在今天的肃州卫西边，不是古玉门关】到瓜州、沙州，州南十里是鸣沙山，冬夏隆隆有声如雷，说是《禹贡》的流沙。《元和郡县志》说鸣沙县东北到灵州一百二十里，隋朝设置环州，因为大河环绕弯曲而得名【今天宁夏中卫东北有鸣沙故城】。《梦溪笔谈》说：我在鄜延查阅兵马名册，有称过范河损失的，问什么叫范河，原来是越人把泥淖沙地称为范河，北人称之为活沙，人马踩上去，百步之外都在晃动，如同人走在帐篷上，脚下虽然很坚实，如果遇到一处塌陷，那么人马骆驼车辆立刻都会沉没。有人说这就是流沙。《方舆纪要》说：旱海在宁夏卫灵州所东南，宋张洎说：从威州到灵州有旱海七百里，盐碱枯泽，没有溪涧川谷。张舜民说：现在的旱江平就是旱海，在清远军北。赵珣说：盐州、夏州、清远军之间都是沙碛，俗称为旱海。从环州出清刚川，本是灵州大路，从这里到美利寨逐渐进入平夏，穿过旱海到耀德、清边镇进入灵州，就是这样。现在考察以上各书所载，那么灵州之地已有沙碛，《王制》所说的流沙应当在鸣沙废县境内，大概其地东距西河正好千里之遥。从这里向西沙碛更加广阔，而东西三千里的宽度到这里就停止了，所以说西边不到流沙。儒生们不仔细考察，于是把这当作西边延伸到流沙，因而说《禹贡》九州的疆域不过方圆三千里。而将要服、荒服划为异域，五服五千里的意义，长期晦暗不明。

黄氏《日抄》说：古注以“声教”断句，各家都跟随这种说法。我的朋友蒋荣甫说：从前徐履去应试，途中向水村舍求宿，有位老士人教四五个孩童，以“朔南暨”为句。徐履指出他的错误，老士人生气地说：“难道只有北方和南方参与声教，而东方和西方不参与吗？”东方和西方都有终止的地方，所以用海和流沙来说。北方和南方地域广阔，所以用“暨”来说。而下文总说声教终止于四海罢了。现在考察裴骃《史记集解》，他的注在“暨”字下面，那么从刘宋时已经不跟随孔安国传，而把“声教”属下读了。老士人确实有所传承。

《尔雅》说：朔，北方也。舍人说：朔，尽也。北方万物穷尽，所以说朔。李巡说：万物在北方穷尽，复苏后又生长，所以北称朔。朔、南与上、东西相对，不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指说的。把朔当作《尧典》的朔方，南当作《尧典》的南交，也没有大碍。有人说就是汉朔方郡，那么其地太近；把南交当作交趾，那么又太远了，不可采纳。暨与渐被，似乎有盈缩的区别。郑康成说南北不说到达哪里，允许超过，这是暨比渐被更盈满。现在用经文考察，东有嵎夷、莱夷，突入大海；西有三危、黑水，在流沙之中，都超过了，所以指明其地而称为渐被。南抵五岭，北距大漠，则到达边界就停止，不能越出其外，所以只说暨，暨比渐被更收缩，很明显。郑康成的说法不对。

九州南北的大边界，传记中没有可考证的。只有唐神功元年，狄仁杰上疏，认为东距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这是上天用来限制戎狄而隔绝中原与外夷的。南北两句，实在可以作为“朔南暨”的注脚。应镛解释《王制》说：“只说东海，是因为东海在中国封疆内；西南北海，则远在夷狄边界之外。”南边只以衡山为限，百越没有完全开发。只有黄河举出东西南北，因为河流环绕中国。从秦朝以前，西北长而东南短；从秦朝以后，东南扩展而西北收缩。这是古今天地的大趋势。道理明白意义精妙，对于这部经书没有不合的。

王耕野说：“声教到达海滨就停止了，为什么又说渐于海，被于流沙？大概海岛的夷人和流沙以西的戎人，都朝贡中国。那么有虞氏的声教，东边不止于海，而且逐渐进入海中；西边不止于流沙，又蒙被流沙之外了。”渭按：“这三句说九州的大边界渐被暨，都是以地来说，不是说声教所到达的地方。与岛夷、西戎无关。旧以‘朔南暨声教’为句，所以孔颖达疏认为虽然在五服之外，都听闻天子声教，时常来朝见。王氏承袭其错误，”

译于是便有了这种说法。」

译《尧典》说：帝尧命令羲叔居住在南交，传文说夏与春相交，这是治理南方的官员。疏文说：这个官员既主管四时，也主管方位。经文说南交，是指南方与东方相交，传文说夏与春相交，表明他既掌管时节也掌管方位。春尽之日与立夏之初，是时节相交；东方的南面、南方的东面，是方位相交。《史记》索隐说：孔安国的注解不对，那么冬与秋相交，为什么下文没有记载？况且东方的嵎夷、西方的昧谷、北方的幽都，三方都说的是地名，而夏却不说地名，只说与春相交，这太不合体例了。现在南方有地名交阯，或许古文省略了一个字来命名地方，南交就是交阯无疑【渭】按：南交固然应当从地名来解释，然而上古的地名大多不可考证，一个字偶然相同，就能断定是交阯吗？《水经注·叶榆水》说：《尚书大传》说：尧向南安抚交阯，在《禹贡》荆州南边偏远荒僻之外，是越地。《周礼》说南方的八蛮中有雕题、交阯，有不以谷物为食的人。《春秋》中不记载在传文中，不与华夏相通，那么交州实际上是荆州的南边偏远之地，与扬州无关，而且在荒僻之外，并不能说是荆州的疆域。《太康地志》说：交州原本属于〇州，是虞朝的南极，这真是荒诞的言论，不足相信。《史记》说四海都拥戴帝舜的功德，说向南安抚交阯，向北征发息慎【即肃慎】，于是有人根据这段文字来证明交州是虞朝的南极，不知道这不过是说声教所到达的地方罢了，或者像后世举荐部族内属之类，所以称为安抚。索隐说：帝舜的德行安抚到四方夷人，所以先安抚他们，这个说法是对的。濊貊、朝鲜，北边与肃慎接壤，说肃慎在直隶营州的塞外是可以的，也不能说在营州的疆域内。质疑的人说：《左传》昭公九年，周王派詹桓伯对晋国说：巴、濮、楚、邓，是我们的南土；肃慎、燕、亳，是我们的北土。这话也不值得相信吗？我说：这不过是一时应对泛泛列举四方的土地，并非正式论述九州的疆界。如果一定要拘泥于这话，那么巴、濮、楚、邓南边距离衡山还很远，况且不到岭南，何况岭南呢？参照《史记》北边征发肃慎的说法，那么南边安抚交阯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了。《国语·鲁语》说武王灭商，于是开通道路使九夷八蛮归附，肃慎氏来进贡楛矢石砮。到了成王时，有赏赐肃慎的命令，或许是因为部族内属，所以詹桓伯列举此事来驳斥晋国，也未可知。古今事变不同，怎么能用周朝的疆界作为虞朝的疆界呢？

舜葬在苍梧的野外，见于《礼记》。儒者大多怀疑这件事。《史记》说：舜即位三十九年，向南巡视，死在苍梧的野外，那么舜在位只有三十九年，寿命只有九十九岁。这明显与《尚书》“五十载陟方”的文字相矛盾。巡狩有没有，又哪里值得辩驳呢？周洪谟《读书录》说：按舜九十三岁，自称厌倦于政务而命令禹摄政，怎么会有在一百零九岁之后，又渡过长江，深入蛮夷之地的呢？持这种说法的人，是被《尚书》“陟方乃死”的文字迷惑了。总之，舜定都蒲坂，距离鸣条二百多里。《孟子》说：“死在鸣条的是可信的。”现在按：尧在位七十年而推举舜，又三年在文祖接受尧的禅让。下文说祭祀、朝觐、巡狩的事，都是舜代尧做的。尧刚七十三岁，就不再巡狩，而舜却一百零九岁，南巡到岭南瘴疠之乡，难道是舜的精神特别旺盛吗？还是尧的德行不如舜，而早早就厌倦于政务呢？如果认为《礼经》不可违背，那么先儒本来就说《檀弓》有可疑之处了。如果认为《史记》不可背离，那么司马迁的错误，前人纠正他的不止一处了。为什么唯独在这里不能释怀呢？

韩愈以六经的文字为诸儒倡导，人们都相信他。他酬答张韶州的诗说：“暂欲系船韶石下，上宾虞舜整冠裾。”近来有人引用此诗来证明南巡的事，我按《水经注》说：“利水向南经过韶石下，它高百仞，方圆五里，两块石头对峙，相距一里，大小大致相等，像双阙，名叫韶石。”《元和郡县志》说：“在韶州曲江县东北八十里，高七十五丈，并没有舜奏乐的说法。”直到《太平寰宇记》才说：“韶州科斗劳水间有韶石，舜南游登上此石奏乐，因此得名。”乐史的书写成于宋初，他的话大多本于唐人，大概是“上宾虞舜”这句诗的出处。然而韩愈向来不相信南巡的说法，《黄陵庙碑》说：“《尚书》说舜陟方乃死，传文说舜升道南方而死，又有人说舜死葬在苍梧，二妃跟随他，来不及溺死在沅湘之间。”我说《竹书纪年》中帝王的去世，都说“涉陟升”，意思是升天。《尚书》说“殷礼陟配天”，是说以道终其德行，与天相合。《尚书》记载舜的去世说“陟”，与《竹书纪年》《周书》文字相同。下面说“方乃死”，是用来解释“陟”为死的意思。地势东南低，如果说舜南巡而死，应当说“下方”，不能说“陟方”。据此说舜死葬在苍梧，当时二妃跟随他来不及而溺死的，都不可信，这是韩愈不相信南巡的明证。九疑之

译关于安葬、二妃溺水、韶石奏乐、斑竹留痕这些事，都以舜帝南巡为根本依据。如果南巡这件事是虚构的，那么其余种种便不值得辩驳了。诗人寄托情志，野史小说，都可以采用，怎么能援引它们来解释经典呢？如果一定要依据这类材料去驳斥其他说法，那么韩愈送惠师诗中说：“斑竹啼舜妇”，这正是撰写《黄陵碑》的人所作的，难道也可以依据诗歌来驳斥文章吗？《檀弓》说：“二妃没有跟随而去”，韩愈《祭张员外文》中说：“二妃行走迷路，泪痕染遍树林”，那么又将依据文章来驳斥礼制吗？司马光诗中说：“虞舜因倦于勤政，推荐禹做天子，哪里还有再南巡，遥远地渡过湘水。”张文潜诗中说：“重瞳舜帝去南方时，二妃已是老人，怎肯在路边哭泣，洒泪留在丛竹上。”王应麟说：“这两首诗可以消除千百年来的疑惑。”

译自两汉以来，岭南的风气逐渐改变，犀角、象牙、毒草、冒顿（一种毒草），以及珍珠、美玉、银、铜、水果、布匹等物产汇聚于此，魁梧奇特、忠诚守信、有才能德行的人，也在这里产生。一方面认为这里是富庶之地，一方面认为这里是文化昌盛之邦。到了唐代，沿海地区的丰饶超过了前人所说的南海，如东、西二州那样，但我认为它不在九州的范围内。有人警告我说：“广东出产很多人才，将会对你释放怨恨，该怎么办？”我说：“懂得道理的人一定不会有这种怨恨，不然的话，杜君卿早就承受过了。有什么好怕的？三代以后，东南日益开发，西北日益荒废，这是古今盛衰的大趋势，风俗随着时代而变迁。圣人根据时势制定政策，即使尧舜再生于今天，也一定会把岭南作为一个州。我所说的是《禹贡》中的疆域。西北日益荒废的地方，不能推而弃之于九州之外，那么东南日益开发的地方，也不能引而纳之于九州之内。依据经典解释经典，只求不违背道理，迎合当世的人情，而曲意迁就，可以吗！”

声教讫于四海【释文：讫，音“斤密”】

吴氏说：声教，虽然不能近距离看到善教的实际效果，但也能远远听到善教的声音而效仿仰慕。讫，尽的意思。顾氏【炎武】说：《禹贡》中说“海有二”，东渐于海，是具体说的海；声教讫于四海，是概括说的海。胡渭按：《左传》说“树之风声”，司马相如说“逖聴者风声”，说的就是声教。四海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九州之外的地方，当时声教所及。东海的岛夷，西戎的昆仑、析支、渠搜，都已经来进贡。等到告成之后，则南抚交阯、北发、肃慎，而四海之外没有远达不到的地方了。

《中庸》的颂词，至圣说：“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这是声教讫于四海的意义阐释。《史记》说帝颛顼的地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日月所照，莫不砥属”，也是声教四讫的意思。他称颂禹的功绩，则说“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说的是在九州之内的情况，又说“南抚交阯，北发【索隠曰：当云北户】西戎析支渠廋氐羌【戎字疑衍】北山戎发息慎【当云北山戎息慎】东长鸟夷【索隠曰：长下少夷字，案《大戴礼》云长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说的是在九州之外的情况。前面说的是疆理所至，后面说的是声教所及，咸戴帝舜与莫不尊亲意思相同，不是说把四海都纳入疆理，全部拥有其地，全部臣服其人。有人根据“南抚交趾，北发肃慎”两句话，来证明有虞之世，交趾属于扬州域，肃慎属于营州域，那么开创十二州，难道连“朔南暨”的规模也扩大了吗？虽然辩论如悬河，我不敢相信。

禹贡锥指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禹贡锥指卷二十

徳清胡渭撰

禹锡〇圭告厥成功

王氏说：禹把〇圭赐给尧，以告成功。锡与师锡、帝九江、纳锡大龟，意义相同。蔡氏说：水土既平，禹以〇圭为贽，而告成功于舜。水色黑，所以圭用〇。云傅氏说：水患平而锡土姓，是君主报功。声教讫于四海，而锡〇圭，是臣子归美以报上。王氏【樵】说：上与下为锡，禹奉〇圭而说锡，是因为为舜成万世之功，不可以用常辞。胡渭按：这两句是史辞，〇圭或以为锡尧，或以为锡舜，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当时尧老，舜摄政，大概是禹上之于舜，而舜归之于尧，理当然也。

传云：“禹功尽加于四海，故尧赐〇圭以彰显之。”说天功成，按锡者与也。下与上，也可以称之为锡。经言“禹锡”，不言“锡禹”，那么其为禹之锡尧也，审矣。吕伯恭以为锡舜，而蔡传因之，亦通。林少颖云：“臣以圭而锡君，载籍恐无此事。”以某所见，是禹以〇圭告成于天耳。说禹告天，尤无据。且《易·益》六三爻辞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这不是臣锡圭于君之事，见于载籍者吗？

下与上书锡者三：一师锡帝以舜，一九江纳锡大〇，一禹锡〇圭。大概尧为天下得人，〇足以决大疑，禹成万世永赖之功。事莫有大于此者，所以都异其文。

正义云：考工记“天谓之〇”，是〇为天色。尧之赐禹，必以天色圭者，说天功成也。苏氏说：禹以治水得天下，所以从水而尚黑。帝锡禹以〇圭，为水徳之瑞也。蔡传舍孔而从苏。胡渭按：尚书“璇玑钤”云：禹开龙门，导积石，〇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徳天赐。佩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