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锥指卷十一上

译我私下认为吴山，虽然《汉书·地理志》说它在县西，但山冈连绵不断，延伸到它的南面，与岳山其实是同一座山。自从周代尊崇岍山称为岳山，民间又把它叫做吴山，有时又将二者合称为吴岳。《史记》于是将岳山与吴岳分为两座山，而岍山的名称就掩盖了它的真实情况。这两座山，《周礼》统称为岳山，《禹贡》统称为岍山，应当以《汉书·地理志》的说法为正确。蔡传引用晁氏的说法，又说现在的陇山、天井、金门、秦岭都是古代的岍山，不知依据是什么。

译《汉书·地理志》在美阳县条下说：“《禹贡》所载的岐山在西北中水乡，是周太王建邑的地方。”《诗经》说：“沿着西边的水滨，到达岐山脚下。”又说：“他们前往那里，岐山有平坦的大道。”说的就是这里。《水经注》说：“岐水流经周城南边，城池位于岐山南面且靠近西侧，这就是所谓的‘居于岐山之南’。这不仅仅是因为山而得名，也是指水而言的。”水流又经过周原北面，那就是中水乡，成周聚落，所以说‘有周’。水的北面就是岐山了。现在考察，岐山又名天柱山，山峰高峻，形状像柱子一样。《国语》说：“周朝兴起时，鸑鷟在岐山鸣叫。”所以俗称为凤凰堆。山的南面，周原在那里。这就是《诗经》所称的“周原肥沃”的地方。东西横亘，土地肥沃宽广平坦，在今岐山县东北四十里处。

《史记》记载周勃跟随平定三秦，被赐食邑怀德，不久设置怀德县。《汉书·地理志》说：“《禹贡》北条荆山在南面，下面有彊梁原，洛水向东南流入渭水。”《帝王世纪》说：“大禹在荆山铸鼎，在冯翊怀德的南面，现在下面有荆渠。”《水经注》说：“渭水向东流经平舒城北面，城南面通向大道，从前秦始皇将要灭亡时，江神在华阴平舒道归还玉璧，说的就是这里。渭水的北面，沙苑的南面，就是怀德县故城。”《地理志》说：“《禹贡》北条荆山在南山下，有荆渠，就是夏后氏铸鼎的地方。”《括地志》说：“怀德故城在同州朝邑县西南四十三里，平舒故城在华州华阴县西北六里，大概两座城隔着水，南北相对。”富平县也有怀德故城。《水经注》说：“沮水向东南流经土门南原下面，向东流经怀德城南面，城池在北原上。又泽泉水向东流经怀德城北面，向东南注入郑渠，汇合沮水。”这都是富平的怀德城。《通典》说：“晋朝从彭原迁移富平到今县西南的怀德城。”《寰宇记》说：“怀德故城在今富平县西南十一里，不是汉代的怀德县。”大概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因为汉代旧名在这里设立县，现在有废城存在。那么荆山应当在今朝邑县境内，而《隋书·地理志》说：“富平县有荆山。”《括地志》说：“荆山在雍州富平县，现在名叫掘陵原。”《元和郡县志》说：“在富平县西南二十五里。”《长安志》说：“在县西南二十里。”县志说：“山下有荆渠，靠近渠的就是彊梁原。”而朝邑并没有这些。两个怀德城，不知道哪个是西汉的旧县。然而我曾经用道理推测，有两个可以证明的地方：《寰宇记》引用《水经注》说：“洛水向东南流经彊梁原，俗称为朝坂。”现在富平没有洛水，而朝邑有洛水流经彊梁原进入渭水，原在荆山下，这是第一个证据。同州志说：“华原在朝邑县西，环绕县西而向北，向东直到黄河，是古代的河岸边，一名朝坂，也叫华原山。”大概华原就是朝坂，朝坂就是彊梁原【周建德二年在原上设置长春宫】，荆山的山脚直达河岸边，大禹从这里渡河，所以说“到达荆山，越过黄河”。如果富平则向东距离黄河二百多里，与经文意思不合，这是第二个证据。朝邑确实是西汉的怀德，荆山应当在其境内。唐人之所以产生错误，大概是因为先儒认为漆沮就是洛水。泽泉经过富平，怀德城北面，向东南截断沮水，注入浊水，得到漆沮的名字，于是把这当作《汉志》中向东南流入渭水的洛水，并且把荆山也移到富平罢了。

王氏日记说：荆山，蔡氏认为就是今耀州富平县的掘陵原，而三原人马伯循【理】则认为这原是唐代的献陵，不是山。《四夷郡县图记》说黄帝铸鼎的地方在今三原嵯峨山，大概嵯峨就是荆山。那山高出于云层之上，登上山顶则泾水、渭水、黄河都在眼前，俯视秦川平坦如手掌，它的支岭有西原、中原、东原，是县名由来的原因。山南面有鼎州，就是黄帝铸鼎的地方。岐山以东只有嵯峨最大，嵯峨作为荆山是很明显的。渭按《汉志》：嶻薛山在冯翊池阳县北，师古说：就是现在俗话所说的嵳峩山，读音为嶻齧。《寰宇记》说：嶻嶭山在云阳县东北十里，一名慈娥山。王褎《云阳宫记》：东面有慈娥山，说的就是这里。土人称之为嵯峨山，从前黄帝在这里铸鼎，然而不曾把嵯峨当作荆山。只有刘昭注补《郡国志》说：云阳县有荆山，引用皇甫谧《帝王世纪》作为证据，是把这当作怀德的荆山了。然而刘昭在池阳县下仍然说：有嶻嶭山在北面，也没有把荆山当作嶻嶭。我根据图志考察，现在泾阳县本是汉代池阳、云阳两县的地界，嵯峨山在县城北面，连接淳化、三原两县边界，淳化也是云阳地，三原也是池阳地。大概这座山跨越三县的地界，刘昭所说的云阳的荆山与池阳的嶻嶭实际上是同一座山。马伯循的说法与刘昭暗中相合，但我私下认为不对。富平向东距离黄河二百多里，三原更在富平西六十里，大禹到这里怎么能就说越过黄河呢？马伯循是三原人，想引用《禹贡》的荆山

译认为那个地方重要，难道就不顾经文意思的契合与否吗？大禹从岐山到荆九嵏、甘泉、嶻嶭，这些地方是他必定经过的，应当包含在“至于”二字之中。只有荆山脚下被称为彊梁原的地方，一直延伸到河边，大禹从这里渡河，所以特别记载下来，不一定那座山高耸入云像嵯峨山那样。唐高祖献陵，《长安志》说：在富平县东十八里。伯循说就是掘陵原，然而蔡氏的说法本于《括地志》，《括地志》是魏王李泰撰写的，难道会有皇家陵寝所在的地方，却沿用这个“掘陵”的恶名而写入书中吗？况且《元和志》说：掘陵原在富平县西南二十五里，而献陵在县城东十八里，相距很远，这个原一定不是献陵。地理之学到了宋代已经疏漏，明代人尤其多没有根据的言论，应当彻底摒弃。

译荆山有三座：一座在雍州地域，怀德县北部的荆山，是大禹铸鼎的地方；一座在荆、豫二州交界，临沮县南部的荆山，是卞和得到玉石的地方；一座在豫州地域，与《禹贡》无关。《汉书·郊祀志》公孙卿说：“黄帝开采首山的铜，在荆山下铸鼎。”按照《唐书·地理志》，虢州湖城县有覆釜山，又名荆山；《元和郡县志》说山在县城南边，就是黄帝铸鼎的地方。晋灼认为在冯翊怀德县，这是错误的。湖城县后来撤销并入阌乡县，山现在在县城南二十五里【县属河南府陕州】。韩愈诗说：“荆山已去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李商隐诗说：“杨仆移关三百里，可能全是为荆山。”就是这座山。苏林传把这座山当作北部的荆山，是因为受晋灼影响而错误。

河指西河，在朝邑县东三十五里，与山西的蒲州分水。大禹治水第四年，水路行走乘坐船，渡过黄河进入大海，经过九江，都是乘船的事。所经过的河流，多得无法列举。黄河、大海、九江，是最大的几条，所以特别记载它们。

壶口、雷首直到太岳

传文说：三座山在冀州，太岳、上党西部。正义说：《地理志》说：壶口在河东北屈县东南，雷首在河东蒲坂县南，太岳在河东彘县东。这三座山在冀州，因为太岳东边靠近上党，所以说在上党西部。渭按：汉上党郡，就是现在的山西潞安府；蒲坂现在是平阳府的蒲州，其故城在州东南的汉县，是舜所建都城。其余见冀州部分。

疏导山脉从荆山越过黄河到达壶口，所以在冀州说壶口，在雍州说龙门。《汉书·地理志》也说壶口在北屈，龙门在夏阳，那么两座山夹着黄河对峙，东边是壶口，西边是龙门，很明显了。自从后魏太平真君七年，改汉河东皮氏县为龙门县，龙门的名字就沿用到东岸。所以颜师古注《司马迁传》说：“龙门山，它的西边在现在同州韩城县北，东边在现在蒲州龙门县北。”龙门县宋代改为河津县，县西北二十五里有龙门山，大概就是壶口的南支。古时候东岸没有龙门这个名字。河水倾注其中，形状像壶一样，所以叫壶口【据《吉州志》】。江海大鱼到这里不能上去，上去就变成龙，所以叫龙门【据辛氏《三秦记》】。两山对峙，形体分开而气势相连，东边必须得到西边才形成“口”，西边也必须得到东边才形成“门”。举此可以见彼，壶口的治理就是龙门的治理。所以冀州在导山部分说壶口而不说龙门，到了龙门就是到了壶口。所以雍州在导河部分说龙门而不说壶口，它们的文意互相补充。

雷首山在现在蒲州南，又名首阳山。《诗经》：“唐风”、“采苓”、“采苓首阳之巅”。《论语》：“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马融说：“首阳山在蒲坂河曲之中。”《寰宇记》说：“首阳就是雷首的南坡，或者称首山。”《汉书·地理志》：“蒲坂有首山祠。”《郊祀志》：“黄帝开采首山铜，就是这里。”也称独头山。阚骃说：“首阳山一名独头山，是伯夷叔齐隐居的地方。”又名襄山。《穆天子传》说：“东巡从河首襄山。”又名薄山。《穆天子传》说：“登上薄山放置车辕。”《史记·封禅书》说：“薄山就是襄山。”又名尧山。《汉书·地理志》：“蒲坂有尧山。”《水经注》说：“雷首山面临大河，北离蒲坂三十里，俗人也叫它尧山。”又名中条山。《元和郡县志》说：“雷首一名中条，在河东县南十五里，永乐县北三十里。”《寰宇记》说：“中条山在芮城县北十五里，也叫薄山。”又名陑山。《寰宇记》说：“尧山在河东县南二十八里，就是雷首山。山有九个名字，也就是陑山。”商汤讨伐夏桀，从陑山进军。（注：在河曲之南，就是这里。）《括地志》说：“此山西起雷首，东至吴坂，长数百里，随地不同名字。”《通典》说：“雷首在现在河东县。此山共有八个名字：历山、首阳山、薄山、襄山、甘〇山、中条山、渠猪山、独头山。”《蒲州新志》：“首阳山在州南四十五里，又中条山在州东南十五里，山狭而长，西起雷首，蜿蜒向东，直接太行山，南跨芮城、平陆，北跨临晋、解州、安邑、夏县、闻喜、垣曲等地，共数百里。中条山北有几座山峰聚集矗立，拱卫对着州城，在州南十五里，中间高旁边低，俗名叫笔架山。又南五里是八盘山，又南十里是麻谷山，再南是凤凰山，离州七十里，与潼关相对，是中条山南麓尽头。现在按雷首的山脉为中条山，东尽于垣曲，王屋山在那里。大禹到这里不向东走，而向北抵达太岳，大概是因为以帝都为首要任务。”

太岳就是霍山，又名霍太山，在平阳府霍州东三十里，以及岳阳县西北九十里，赵城县东北四十五里。《周礼》冀州山镇叫霍山。《汉书·地理志》河东彘县有霍太山，在东边，就是冀州的山。

译《尔雅》说，西方的美好之物，有霍山的珠玉，也称景霍。《晋语》中宰孔说：“用景霍来筑城。”韦昭注说：“景，是大。大霍，是晋国的山名，现在在河东彘县。”《史记》记载，周武王灭殷时，飞亷先前作为纣王出使北方，回来没有什么可以汇报的，就在霍太山筑坛，向纣王报告使命。《水经注》说，汾水向南流过永安县西，那是旧时的彘县。又向东与彘水汇合，彘水发源于东北的太岳山。《禹贡》所说的岳阳，就是霍太山。山上有岳庙，非常灵验。汾水又向南经过霍城东边，那是旧时的霍国。又经过赵城西南，周穆王把这里封给造父，赵氏从此开始。《元和郡县志》说，霍山又名太岳，在霍邑东三十里，现在的州治就是霍邑故城。《新志》说：“山高百余丈，长八十里，周长二百多里，南接赵城岳阳，北跨灵石，现在称为中镇。”按隋开皇十四年诏书以霍山为冀州镇山，历代沿袭，号称中镇，大概就是古代的中岳。后来降格为镇山，是被嵩高所压制罢了。阎百诗说：“‘崧高维岳’，是说崧然高耸的是四岳之山，并不是以太室山为岳名曰崧高。”《尔雅》编撰于《诗经》三百篇之后，因此就实指嵩高为中岳。太史公又在《尔雅》之后，并补注《尧典》说：“中岳嵩高。”这大概是忘记了《禹贡》中的太岳了，难道尧有两个中岳吗？汉武帝登礼太室，《易经》说：“崈高中岳”，名声更加显赫，都是被《尔雅》所误导的。有人说：“那么周朝竟然没有中岳吗？”我说：“周朝仍然以唐虞时的太岳为中岳。看《职方氏》说河内叫冀州，镇山叫霍山，就可以知道。大概自从有宇宙就有这座山，黄帝正名百物，早就定下了五岳的名称。大禹主持命名山川，又从而奠定。下至周秦，都不敢移动，哪有像汉武帝那样因为衡山远而把南岳的祭祀移到灊霍山的呢？”我最赞赏郑康成注《大司乐》“四镇五岳”，取《职方氏》九州之山而遍足，只是嫌他把岳山当作西岳而不把霍山当作中岳，又嫌他《大宗伯》的注沿袭《尔雅》，混杂了嵩高，忘记了《大司乐》的注，大概是因为没有好好读《崧高》这首诗吧。太岳冀州传说在太原西南，这个传又说在上党西。按此山本在河东彘县，而安国这样说，是害怕别人议论他抄袭班固。假如作者果真是武帝博士，亲眼见过图籍，为什么不直接指出它所在的郡县，反而迂回其辞，像隐谜一样？大概是窃取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唯恐别人识破，只是改头换面，所谓欲盖弥彰啊。

译厎柱、析城直到王屋山。【释文：厎音履，柱音如字，韦音知父，又音知女，渭。按：厎，《史记》作砥，后文同】传文说：这三座山在冀州南面、黄河的北面，向东延伸。正义说：《地理志》记载：析城山在河东郡濩泽县西面，王屋山在河东郡垣县东北面。《地理志》没有记载厎柱山。厎柱山在大阳关东面、析城山西面，渭水连接濩泽，现在属于山西泽州的阳城县，其旧县城在县城西面三十里。垣县现在属于平阳府绛州的垣曲县，其旧县城在县城西面四十里。大阳现在属于解州的平陆县，其旧县城在县城东北面，这些都是汉代的县。大阳关现在在河南府陜州东面。王屋山现在在怀庆府济源县西北面，是唐代王屋山的辖地，西面与垣曲接壤。后周将大阳县改名为河北县，唐代又改名为平陆。《水经注》记载：厎柱山也叫三门，在大阳县东面。《隋书·地理志》记载：河北县有厎柱山。《通典》记载：陜州硖石县有厎柱山。贞观年间，唐太宗巡视，命令魏征刻石铭文。现在查考：陜州东南七十里有硖石旧县城，北面与平陆县分水。厎柱山在平陆县东南五十里，陜州东面四十里。大河中最北面有两座石柱相对，距离河岸而立，这就是所谓的三门。所以传文说在南河的北面，其实山在水中，不与河岸相连。详见导河篇。

吴防清说：析城山在王屋县西北七十里，山峰四面像城墙，有南门。现在在阳城县西南面。《水经注》说：山非常高大陡峭，上面平坦，下面有两个泉，东边的浑浊西边的清澈，左右不长草木，几十步外多生长细竹。《括地志》说：山在泽州濩泽县西南七十里，天宝元年改县名为阳城，所以《通典》说：阳城县有析城山，濩泽水也。《史记正义》引用《古今地名》说：山方圆七百里，高万仞。《寰宇记》说：山顶有汤王池，民间传说是商汤旱灾求雨的地方，现在池子四周岸边生长龙须草。《阳城县志》说：山顶东面岩壁有龙洞，深不可测。又说：厎柱山在县城南面五十里，山有三座山峰，中间山峰最高秀，其下都是土，只有山峰突起处是石头，像石柱一样，所以得名。从此山西南到析城三十里，又西南到王屋五十里。我查考《禹贡》的这三座山，从厎柱向东是析城、王屋，所以传文说“向东延伸”，而方志所说的却相反，知道是当地俗传的谬误，因为析城而附会罢了。

王屋山在济源县西北面，山有三重，形状像屋子，与山西垣曲、阳城两县接壤。《隋书·地理志》记载王屋县有王屋山。《括地志》说：山在县城北面十里。《元和郡县志》说：在县城北面十五里，周长一百三十里，高三十里。现在济源县西面有王屋旧县城，是隋唐时期的县，划分汉代垣县的地域设置，元代省并进入济源。《河南通志》说：山在济源县西面八十里，形状像王者的车盖，所以得名。其绝顶叫天坛，大概是济水发源的地方。查考天坛在县城西北一百二十里，王屋山的北面，山峰突兀，东面叫日精，西面叫月华。绝顶有石坛，名叫清虚，是小有洞天。李濑《游王屋山记》说：天坛世人称为西顶，上面有黑龙洞，洞前有太乙池，就是济水发源的地方。

太行、恒山直到碣石，进入大海。【释文：行，音户刚，又如字】

传文说：这两座山连绵延伸，东北连接碣石而进入沧海。正义说：《地理志》记载：太行山在河内郡山阳县西北面，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阳县西北面。太行山距离恒山太远，恒山距离碣石又远，所以说这两座山连绵延伸，东北连接碣石而进入沧海。渭按：山阳现在属于河南怀庆府的修武县，其旧县城在县城西北面。上曲阳现在属于直隶真定府定州的曲阳县，其旧县城在县城西面。《地理志》记载：河内郡野王县西北面有太行山，山阳县北面有东太行山。野王现在属于河内县，其旧县城就是现在怀庆府的治所。孔颖达疏文引用山阳而遗漏野王，是不对的。恒山即北岳，在现在曲阳县西北面。碣石见冀州海，在碣石的东面，越过黄河就是禹渡河，然后进入大海，也是禹涉海的地方。

太行在《列子》中写作“太形”，那么“行”读如字，也可以，所以陆德明兼存两说。太行山一名“五行山”，《淮南子》记载“武王想要筑宫于五行之山”，高诱注说：“太行山。”《河图括地象》说：“太行是天下之脊。”《汉书·地理志》认为在野王的叫太行，而在山阳的叫东太行，那是太行的支峰吗？又上党郡有上党关、壶口关、石硏关【硏音形】、天井关，壶关县有羊肠坂，大概都在太行山上。《括地志》记载：“太行山在河内县北面二十五里，南面属于怀州，北面属于泽州。”《隋书·地理志》记载：“丹川县有太行山。”《元和郡县志》说：“在晋城县南面四十里。”《通典》说：“泽州晋城县，汉代叫高都，隋代叫丹川，有天井关在南太行山上。”又潞州壶关县有羊肠坂。

译王莽命令左威将军王嘉说：“羊头山的险要之处，正对着燕地和赵地，就是这里。”《括地志》记载：“河内县北面有羊肠坂。”《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太行陉在怀州北面，宽度只有三步，长度四十里，羊肠坂所经过的地方，瀑布悬流而下，确实非常险峻狭窄。”现在考察蔡泽对齐国应侯所说：“决断羊肠的险要，堵塞太行的道路。”刘歆在《遂初赋》中说：“驰骋于太行山的险峻，进入天井关的高关。”曹操的乐府诗中说：“向北登上太行山，艰难啊多么巍峨！羊肠坂曲折盘旋，车轮因此折断。”由此可知，太行山横亘东西，天井关和羊肠坂是道路上的险要之处，这是显而易见的。

又考察《金史·地理志》记载：“济源县有太行山，以沁水为界，西面是王屋山，东面是太行山，那么这座山实际上起源于济源。”大概是从河南怀庆府进入山西泽州，向东北延伸，跨越陵川、壶关、平顺、潞城、黎城、武乡、辽州、和顺、平定、乐平，以及河南的辉县、武安，直隶的井陉、获鹿等州县的边界，都有太行山，绵延一千多里。林少颖说：“太行山在今怀州北面，连绵数个州，作为河北的脊梁，连接恒山。”程子说：“太行山千里连绵，片石众多，群山都从石头上崛起。”朱子语录说：“太行山长达一千里，河北各州都环绕着它的山脚。”潞州上党位于山脊最高处，渡过河便看见太行山在半空中如同黑云一般。

《尚书·舜典》记载：“十一月朔日，巡视守土到达北岳。”传文说：“北岳是恒山。”《周礼》在此处称为“并州”，其镇山称为“恒山”，注解说：“在上曲阳。”《尔雅》说：“恒山是北岳。”《管子》说：“恒山北面濒临代地，南面俯瞰赵地。”《汉书》记载：“北岳恒山在常山郡。”郡治上曲阳县西北有祠庙，属于并州的山。张晏说：恒山在西面，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名讳，所以改称为常山。汉武帝元鼎三年，常山王迁徙，然后北岳才在天子直辖的郡内。天汉三年，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回师经过常山祭祀，埋藏玉璧。汉宣帝神爵元年，在上曲阳祭祀北岳常山。隋朝将曲阳改名为恒阳，所以其志书记载：恒阳县有恒山，又滋阳县有大茂山。韩琦的岳庙碑文说：恒山又名大茂山，在今阜平县东边七十里处，连接曲阳边界，是恒山的山脊，俗名神尖石，是晋朝与契丹的分界处。现在阜平、曲阳、唐县都沿着大茂山的山麓分布。

《括地志》记载：恒山在恒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汉朝将恒山改为常山，到后周武帝平定北齐后，又恢复称为恒山。唐代地理志记载：元和十五年，将恒岳改称为镇岳。《名山记》说：恒山高三千九百丈，山顶平坦方圆三十里。沈括《梦溪笔谈》说：北岳称为大茂山，岳庙旧时在山下，祠中有很多唐代留下的石碑。晋王存勖灭燕，回师经过定州，与王处直一起谒见岳庙，就是这里。石晋之后，岳庙稍微迁移到近处，现在那个地方叫做神棚。新祠庙北面有望岳亭，新雨后天气晴朗时，可以望见大茂山。

现在考察阜平县在真定府西北二百十里【原本是汉代灵寿、南行唐两县的地界，金朝析置阜平县】，大茂山在县城东北七十里，与《括地志》所指的恒山距离相符。大概大茂山是北岳的最高峰，旧时的祠庙在其山下，所以举此来标示恒山。

译天下的山，没有比太行山更大的，然而它也必定有终止的地方。《尚书·禹贡》说：太行山、恒山延伸到碣石，绝对没有越过恒山仍然称为太行山的道理。《元和郡县志》说：连绵的山脉中断的地方叫做陉。《述征记》说：太行山起于河内，从河内向北直到幽州，共有八处陉。第一，轵关陉；第二，太行陉；第三，白陉。这三处陉如今在河内境内。第四，滏口陉，在邺城以西；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又名望都关；第七，蒲隂陉。这三处陉在中山境内。第八，军都陉，在幽州境内。《述征记》是郭缘生所撰写的。《括地志》说：太行山连绵横亘在黄河以北的各州，长达数千里，是天下山脉的脊梁。这大概也是依据上述文字而言的。渭按《尔雅》的说法：山中间断绝的地方叫做陉。轵关陉在今济源县，太行陉在今河内县。《十六国春秋》说：慕容永驻扎在轵关，堵塞太行山口，以抵御慕容垂，指的就是这两处陉。白陉在今卫辉府的辉县。《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齐侯讨伐晋国，夺取朝歌，进入孟门，登上太行山。杜预说：孟门是晋国的险要通道，大概就是所说的白陉。滏口陉在今彰德府磁州的武安县。后魏永安年间，高欢到山东就食，从晋阳出滏口。太昌初年，高欢从邺城进入滏口，在晋阳攻打尔朱兆，大概是往来于并州和邺城之间的必经大道了。纵观传记所载：齐桓公拴住车马，翻越太行山；齐庄公进入孟门，登上太行山；范睢说：向北切断太行山的道路，那么上党的军队就无法南下；蔡泽说：决开羊肠道的险阻，堵塞太行山的道路；韩桓惠王十年，秦国在太行山攻打韩国，上党投降赵国；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打太行山，道路断绝而韩国的野王投降；郦食其说：堵塞成皋的险要，堵塞太行山的道路；后汉永平十三年，登上太行山，幸至上党；元和二年，向北登上太行山，到达天井关；隋大业三年，开凿太行山，直达并州，以开通驰道。它们所指的太行山，都在汉代河内、上党两郡，唐代怀、泽、潞三州的境内。大概滏口以南的四处陉，才是真正的太行山。又向东北跨越辽州，进入直隶真定府界，为井陉，也叫土门，在今获鹿县。这是广武君所说的车辆不能并排行驶，骑兵不能列队行进的地方。古代没有把这称为太行山的，然而它在恒山以南，即使把它称为太行山，也无不可。至于飞狐陉，南面正对着恒山的北面，今山西大同府、蔚州的飞狐口就是。再向东是蒲隂陉，在今直隶顺天府易州境内。再向东是军都陉，在今昌平州境内。这三处陉，都被恒山所阻隔，不能称为太行山。太行山虽然大，也不过千里就终止了。后世沿袭《述征记》的说法，于是说太行山连绵横亘直到幽州，有数千里之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伊川先生、考亭先生都说太行山千里，这是依据经典立论，不被近世的志书所迷惑。况且恒山以北，是大禹治水功绩所未达到的地方。大禹疏导山脉本是为了治水，既然抵达恒山，就应当沿着恒水、卫水之间，向东行进并逆流而上直到碣石，没有理由再向北经过飞狐、蒲隂、军都。这三处陉指为恒山尚且不可以，何况是太行山呢？解说《禹贡》的人，应当以程颐、朱熹的说法为正确。大同府浑源州南二十里，也有恒山。《水经注》说：崞县南面有北岳，就是这座山【州本汉雁门郡繁畤、崞二县】古北岳恒山，历代史志都说在上曲阳，并无异议。自从宋代因为恒山沦陷于辽，从曲阳遥祭，于是废除了曲阳的恒山，而指浑源这座山为大禹遗迹。近世的志书说它与在曲阳西北的那座山实为一山，然而州距离大茂山约三百多里，虽然或许峰峦相接，也不可强行合为一山。北岳在曲阳，又有什么可疑的呢？阎百诗说：后来在燕地建都的人，认为曲阳在南，浑源稍北，在方位上适宜。我按孔颖达《诗经·嵩高》疏说：如果一定要根据都城来确定方岳，那么五岳的名称没有哪个朝代不改变的。为什么呢？轩辕住在上谷，处在恒山之西；舜住在蒲阪，在华阴之北，难道应当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来改变岳庙的祭祀吗？这是大儒的话。金世宗大定年间，有人说现在既然定都燕地，应当另行商议五岳的名称，不能沿袭前代。太常卿范拱随即援引《嵩高》疏中的几句话来回答，事情于是作罢。明嘉靖六年，兵部尚书马文升建议北岳应当改为在浑源祭祀，下交礼部商议。侍郎倪岳坚持不可，于是停止。修缮浑源州旧庙，而祭祀仍在曲阳。万历十六年，大同巡抚胡来贡上疏请求改祀北岳，沈鲤任礼部尚书，上疏详细驳斥，议论的人无言以对。本朝顺治七年，才开始改在浑源祭祀。在那时，可惜没有像范太常、沈宗伯那样引经据典来纠正它的人。

《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骊成县下说大揭石山在县城西南，王莽时称揭石；辽西郡絫县下说有揭石水向南流入官水【指下官水】，并没有说有山。等到文颖注释《汉书·武帝纪》说碣石在辽西郡絫县，絫县如今已废并入临渝县，这块石头矗立在海边【颜师古说：碣碣然，是特立的样子】。文颖字叔良，南阳人，任荆州从事【见干宝《搜神记》】，就是王粲写诗送别聘问刘璋的那个人，称这座山

译临渝海边的那块孤石，与班固的说法不同。自《水经注》开始，《水经》中有魏晋时期的人所增补的内容，所以也说碣石在临渝。《后汉书·郡国志》中没有骊成县，刘昭补注时，便在临渝县下提及碣石。晋代将临渝县并入肥如县，所以《魏书·地形志》说碣石在肥如。隋代将肥如县并入新昌县，不久又将新昌县改名为卢龙县，所以《隋书·地理志》说碣石在卢龙。从后汉到隋代，记载这座山所在地的县名，先后称为絫县、临渝、肥如、卢龙，县名四次变更，而山的位置始终一致，都在今昌黎县东、絫县故城的南面。直到《括地志》才说碣石在卢龙县南二十三里，这与文颖的说法不同。《唐书·地理志》和《太平寰宇记》则说石城县有碣石。而欧阳忞在《舆地广记》中说，石城就是原来的骊成县。易祓依据这个说法来解释《禹贡》。

按石城县有四个：一个在今大宁废卫境内，是汉代旧县，隶属于右北平郡【县城距离龙城大约百里】；一个在今永平府西北，是后魏设置的，隶属于建德郡【《通典》记载平州西北到石城一百四十里，指的就是这个】。这两个县都不靠海。一个在今滦州南面，唐代设置，隶属于平州【县城北距滦州三十里】；一个就是今抚宁县，唐代临渝县改名为石城县，也隶属于平州【有临渝关、大海、碣石山】。这两个县都靠海。欧阳忞所说的石城即旧骊成县，是指今之抚宁呢，还是指滦州的南境呢？抚宁本是汉代的临渝县【今县城北有临渝故城】，位于辽西郡的东部边缘，形势上不可能越过令支【今迁安】、絫县【今昌黎】、肥如【今卢龙】、海阳【今滦州】而隶属于右北平郡。骊成县必定不在这个地方。试着查考地图来寻找，今滦州所辖的乐亭县【县城在州东南，唐初为石城县地，后为卢龙县地，又为马城县地，金大定末年析置乐亭县】西南三十里有座古城，似乎就是汉代骊成县的治所。欧阳忞所说的石城，大概是指这个地方，而不是临渝县更名后的石城县，即今之抚宁。

然而乐亭县境内平坦开阔没有山，即使把州南靠海的地方当作骊成县地，也没有山。只有县城西南四十里有祥云、李家、桑坨三座岛屿，紧靠海边，难道就是所谓的大碣石吗？《通典》在平州卢龙县条下说，有碣石山，高耸挺立，在海边，所以叫碣石，仍然采用文颖的说法。金元以来，人们都知道昌黎是絫县，而碣石山在那里。在海边寻找没有找到，在水中寻找也没有找到，于是又向北寻找。所以《明一统志》说：碣石在昌黎县北二十里。有人又把仙人台上的巨石当作天桥柱，这都是依据文颖的说法。然而那座山距离海边八九十里，严重违背了“夹右入河”的含义，不能采纳。

译要辨别碣石山的位置，不如用现在所说的滦河来考证。滦河就是古代的濡水。《汉书·地理志》记载：辽西郡肥如县，濡水向南流入大海。颜师古说：“濡”音乃官反，读音像“难”，后来讹变为“滦”，因为声音相近。辽代因此设置滦州，世人便称这条水为滦河，不再知道它是古代的濡水了。现在虽然找不到碣石山的遗迹，但滦河仍然从迁安、卢龙、滦州流向东南，在乐亭县东南入海，与郦道元注释中濡水入海的路线没有不同，那么碣石山旧日位于滦河口以东，就可以知道了。《赞水》中提到的卑耳溪沦没在海中的地方，应当也在乐亭县西南。

山名相同而用大小来区分的，比如大别山与小别山、太华山与少华山、太室山与少室山之类就是如此【古书中“太”与“大”通用】。骊成山的山称为大碣石，那么一定有小碣石存在，大概就是絫县海边的那块石头了。郦道元既然推崇文颖的观点，认为碣石山在絫县，又引用骊成的大碣石来证明它。如果认为这座山跨越两个县的境界，现在考察濡水从塞外流来，向东南经过令支故城东边，又向南经过孤竹城西边，又向东南经过牧城西边，分为两条水流，北边的支流分出，世人称之为小濡水，向东经过乐安亭北边，向东南流入大海。濡水向东南流经过乐安亭南边，向东与旧河道新河汇合【新河就是曹操征讨蹋顿时开凿的】，又向东南到达絫县的碣石山，然后向南流入大海。乐安亭，大概就是现在乐亭县东北的乐安故城【东晋在这里设置乐安县】，絫县在它的南边，骊城在它的西边。根据濡水经过亭子南边向东，又向东南到达碣石山，那么碣石山在亭子的东南，与骊成西南的大碣石相距遥远，怎么能连成一座山呢？郭璞注释《山海经》说：“碣石山在临渝，有人说在骊成”，大概是两说并存。我认为在临渝的说法是正确的。有人说《汉书·地理志》难道可以违背吗？回答说班固所说的偶尔有错误，西县的山嶓冢，氐道的养水，武都的东汉水，就是特别严重的例子。其他如安丰的大别山，安陆的陪尾山，寻阳的九江，居延的流沙，后人都认为不对而不采纳，难道唯独骊成的碣石山就例外吗？嶓冢、汉水的错误沿袭了几百年，直到魏收才纠正，世人都遵行他的说法。文颖在建安年间纠正班固关于碣石山的说法，就像王横在新莽年间纠正司马迁关于禹河的记载一样，不久就恢复正确，道理上没有可疑之处。王横的说法优于司马迁、班固，就采纳他的说法【《地理志》说旧黄河在邺城以东，《叙传》说商朝枯竭周朝迁移，都是王横的说法】，文颖的说法优于班固，现在为什么不可以用呢？

《山海经》说：“碣石山，绳水从这里发源，向西流注入黄河。”这是骊成的大碣石。怎么知道的呢？絫县的碣石山在濡水东边，绳水如果从这座山发源，形势上不可能越过濡水向西注入黄河。还有两座碣石山。《史记·索隐》引用《太康地志》说：乐浪郡遂城县有碣石山，是长城的起点。《通典》说：秦朝修筑长城，从碣石山开始，在现在高丽旧界，不是卢龙的碣石山。北齐文宣帝纪记载：天保四年，在青山大破契丹，回到营州，登上碣石山，俯瞰沧海。《唐书·地理志》记载：营州柳城县北接契丹，有东北镇医巫闾祠，再往东有碣石山。这就是文宣帝所登的，与前面在遂城的那座，都不是《禹贡》中的碣石山。刘昭注释《补郡国志》说：常山郡九门县有碣石山。根据孔颖达疏引郑玄的说法说：战国时《防碣石》山在九门县，大概是另一座碣石山，不与此相同。现在查验九门县没有这座山【现在真定府藁城县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门城故县，四面五百多里都是平地，没有一座山】。至于燕昭王所建的碣石宫，用来侍奉驺衍的，《史记·正义》说：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的东边。附近没有这座山，只是取作宫名罢了。凡是说九门、蓟县有碣石山的，都是胡说。

《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的碣石，派燕人卢生寻找羡门、高誓，刻石于碣石门【《日知录》说：秦始皇刻石的地方共有六处，《史记》记载得很清楚。对于邹峄山、泰山、之罘、琅琊、会稽，无不先说“立”，后说“刻”，唯独对于碣石则说“刻碣石门”，门本身就是石头，不需要“立”】。二世元年，向东巡视郡县，到达碣石。《汉书》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向东巡视海边，到达碣石。这是海边突入海中的山【《封禅书》说成山突入海中，《索隐》说：意思是陡峭曲折地突入海中】，所以成帝时贾让说：大禹治水，开凿龙门，开辟伊阙，劈开底柱，打破碣石，凡是挡路的山陵都毁坏它。大概伊阙类似龙门，夹峙两岸，水流从中间流出。碣石类似底柱，横绝中流，阻挡河流的冲击。劈开它、打破它，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是这块石头还附着在海边，不知哪一年被海水吞没。经文说：碣石山在辽西郡临渝县南边的水中。郦道元注释说：大禹开凿这块石头，右边夹着它而容纳河水【说法本于贾让，凿就是破的意思】。秦始皇、汉武帝都曾登临它。海水向西侵蚀，岁月越久越严重，从而吞没了这座山，所以说在水中【见第十四卷末《禹贡山水》】。又说：汉司空掾王璜【《汉书·儒林传》：琅邪人王璜字平仲，《传》中古文尚书沟洫志作王横】

译说：从前天空曾连续刮北风，海水溢出向西南流出，侵蚀了数百里。所以张君说：碣石在海中，大概是被海水淹没了吧【后汉书注：禹贡正义都引用张氏地理记，张氏不知其名，难道就是这里所说的张君吗？程大昌认为是张揖。查隋书经籍志有魏博士张揖撰写的广雅二卷，而没有张氏地理记，不确定张君是不是张揖】从前燕、齐地区辽阔空旷，分设营州，如今城池临近海边，海水向北侵蚀，城池快要淹没一半。王璜的话真实而有证据，碣石入海并非没有证据了【见第五卷河水】又说：濡水从乐安亭南边与新河故道汇合，又向东南流到絫县碣石山。文颖说：碣石在辽西絫县。絫县和临渝都属于同一地区。地理志说：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骊成县西南，王莽改名为碣石。汉武帝也曾登上它，以眺望大海，并在这里刻石留念。如今枕着大海有石头像甬道几十里，山顶有大石头像柱子形状，常常可见，立在巨海之中，潮水大涨【此句下似乎有缺文】等到潮水退去，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人称之为天桥柱【现在辽东广宁前屯卫西南七十里有孤石屹立海中，高百余尺，周围三十多步，天桥柱就是这类】形状像人造的，但也不是人力所能完成的。韦昭也指这个为碣石，濡水在这里南流入海。又查管子，齐桓公征讨孤竹到达卑耳之溪，渡过赞水，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从前在汉代，海水波涛汹涌，吞食土地广阔，应当和碣石一样，被洪水淹没【见第十四卷濡水】郦道元三次说碣石沦于海，有原因，有时间，有证据，有形状，确凿可据如此，而世人却指责为妄谈，以伸张自己无稽的说法，不也太荒谬了吗？曹操诗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建安十二年征讨乌桓经过这里而作【濡水注说：魏太祖征讨蹋顿，与泃口一起引导的，世人称为新河，新河防濡水东南到碣石山而南流入海，那么曹公征讨乌桓时道经碣石可知】后魏文成帝太安四年东巡，登碣石山，望沧海，改山名乐游，大概这座山虽然沦于海，但离北岸不远，还可以扬帆揽胜。车驾东巡，大军出塞的，都登山观海，以修故事。道元家郦亭，距离临渝才五六百里，所谓碣石被洪水淹没的，乃是以目验知之，而引用王璜作为证据，难道像程泰之生于南宋，没看到溟渤，而只凭古人的一句话，就恣意臆断的吗？世人因为程氏的妄言，而怀疑郦氏的真实性，也太糊涂了。所可恨的是，这座山不知什么时候再次被荡灭，现在昌黎县南海中没有一座山，从抚宁以东再二三百里海中也没有一座山，这是郦氏的说法不被今人相信的原因。查道元死于魏孝昌二年，岁在丙午，下距齐文宣登碣石的年份，天保四年癸酉，共二十八年，而文宣所登的在营州，此前营州没听说有碣石，怀疑这时平州的碣石已经灭亡，所以假营州临海的一座山为碣石而登之，以修故事，不然哪有舍弃这个登那个的道理？从此以后登碣石的没听说。隋炀帝大业八年亲征高丽，三月渡辽水，七月班师，九月到东都，而不听说登碣石。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亲征高丽大破之九月班师十月丙午次营州而不登碣石大概因为这座山不是真的而高洋的故事不值得修耳丙辰入临渝关戊午次汉武台刻石纪功【水经注说魏氏土地记章武县东一百里有武帝台基高六十丈俗云汉武帝东巡海上所筑困学纪闻说九域志沧州有汉武台唐太宗纪贞观十九年伐高丽班师次汉武台刻石纪功台余基三成燕齐之士谓汉武求仙处今名望海台在沧州东北一百五十里】而不刻碣石则时无此山可知矣妄意推测碣石之亡当在魏齐之世丙午至癸酉二十八年间也宋儒不加考覈而沿袭旧闻谓在平州南海中去岸五百余里【宋时平滦二州陷于契丹唯据沧州地望言之故云然非谓去北岸五百余里也】岂知曩立于巨海之中者后幷化为波涛也哉近世有郭造卿着碣石丛谈以昌黎县北十里仙人台当之曰台即碣石之顶也絶壁万仞上凌霄汉其台崇广顶有巨石为天桥柱人莫能至夫天桥柱者郦氏明言在海中其又可移之平陆邪劒去逺矣而锲舟以求之非大愚不至此也

译有客人质疑我说：“自从天地开辟以来，碣石不知经历了多少年？为什么突然一下子沉没到海里去了？郦道元的说法，大概不可相信。”我说：“凡是事物的形成与毁灭，各自都有气数，山川也是这样。如果说经历年代长久的最终永远不毁灭，那么岐山为什么在周幽王三年突然崩塌？梁山为什么在鲁成公五年突然崩塌？岷山为什么在汉成帝元延年间突然崩塌？神仙传记中有沧海桑田的说法，人们都知道那是荒诞的，然而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山陵，诗人并没有欺骗我们。我曾经用近代的事情来验证，小孤山原本与北岸的宿松县相连，明朝成化年间，江水冲断，它独立在江心，这与碣石沉没入海有什么不同？郦道元亲眼看到营州的城市，有一半即将沉没，因此知道渤海的北岸大多被水吞食，导致碣石完全沉没，这是真实的记录，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质疑者说：“如果真的这样，那么史书为什么不记载？”我说：“郦道元不是说过吗：‘岁月流逝越来越严重而包围了山，大概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人们无法察觉，郡县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史书没有记载。’况且史书没有记载而在其他书中见到的很多，难道都可以认为是虚妄的吗？”质疑者说：“这倒是对的，但说它后来再次遭受毁灭，事情没有证据，道理也难以相信。”我说：“地理隐秘，变化没有定规，不能用常情来推测。山有土覆盖石的，有石覆盖土的，碣石怎么知道不是土覆盖石的呢？起初在平地上，根基牢固，等到它沉没入海时，洪涛飓风，四面撞击，山根的土日渐被掏空，一旦倒塌陷落，这是理所当然的。古语说：‘水不是凿石却能渗入石头，何况是土呢？’”质疑者又说：“黄河包围砥柱，至今安然无恙。其他如瞿塘的滟滪堆，京口的金山，都特立在江心，屹立不动，即使是海中的岛屿，也没有听说突然遭受毁灭的，为什么唯独碣石有这样的巨变？”我说：“山体应当有所不同，原本在水中的，必定全体都是石头，深入厚土，牢固不可防备，所以经历长久而存在；原本在平地上的，或者土上覆盖石头，山根浮脆，被水包围沉没之后，海水日夜冲刷啃咬，下面空虚上面沉重，倾覆在海底，这就是碣石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山的原因。”质疑者又说：“山有腐朽的土壤就会崩塌，只是一角的变故罢了，怎么会全体都沉没？”我说：“像梁山、岐山等山，在平地上绵延数十里，所以虽然有所崩塌但全体没有损伤；碣石孤立在海边，与梁山、岐山等山大小悬殊，又被海水剥蚀，山根瘦削，一旦倾倒就全部倾倒，哪里会有剩余呢？”金吉甫说：大抵天地之间，山陵土石自有消长。只是消长的过程非常漫长，而人的寿命有限，来不及看到它的消长，就以为古今有固定的形态罢了。朝菌不知道晦朔，夏虫不可以谈论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碣石原本在临渝海中，过去有现在没有，正是土石消长的变化。人们不相信它是崩塌，也是朝菌、夏虫的见识罢了。

言论中有似是而非的，危害最严重。比如《尚书》说“太行、恒山至于碣石”，解说者认为碣石与这两座山并举，那么必定高大相当，所以把昌黎县北边的山当作碣石【昌黎本是汉代的絫县，东汉省并入临渝，晋以后为肥如县地，隋唐为卢龙县地，后来侨置营州柳城县，辽改县名为广宁，金又改名为昌黎】，但其实不是这样。《尚书》说“砥柱、析城至于王屋”，现在砥柱还在，它能与析城、王屋争雄吗？看了砥柱就知道碣石了。不相信海中的碣石，而把昌黎县北边的山当作碣石，那么也将不相信河中的砥柱，而把阳城县南边的山当作砥柱【阳城县在山西泽州西八十里，近志县南有砥柱山，但传记中没有记载，与昌黎县这里的碣石正是一类】，然而砥柱没有异议，而碣石多有枝节之辞，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存在一个灭亡的缘故。善于谈论《禹贡》的人，应当凭借古代记载来推寻，不可以因为灭亡而怀疑。相信海中的碣石，《水经注》有明确的文字；至于昌黎县北离海数十里的碣石，是谁说的而谁传的呢？苏秦游说燕国说：“南有碣石”，国人必定都认识它的地方。秦灭燕不久，秦始皇难道误刻了吗？汉朝距离秦也不久，汉武帝难道误游了吗？曹操、魏文帝相隔在数百年间，难道都误登了吗？郦道元是北人，家又靠近碣石，他本朝的故事也必定熟悉，难道误认海中一山为先帝所临幸而改名？如果错了，必定另有一处为秦汉诸君的古迹，名叫碣石的，而其他书完全没有听闻。舍弃郦道元所说的，将依据什么呢？世上谈论《禹贡》的人，抱着拘泥狭隘的见识，废弃开阔宏大的观察，说碣石没有灭亡的道理，而一定要寻找现存的山来证实它，斥责古代记载为荒唐，奉近代方志为典要，我拿他们没办法啊！罢了。

乐亭西南的三个岛屿，靠近海边，指为《禹贡》的碣石，也未尝不可，但我最终主张文颖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古代渤海北岸的土地，没有被水吞食，那么这些岛屿距离海还远，不在河流的冲击之下，禹也没有必要去破坏它，所以只有絫县海边的石头可以充当。郦道元说汉代波涛吞食土地，广阔由今以观，文颖时石头还附着在海边

译至于张君，他起初谈论海中苞沦之事，恐怕又是汉代以后的说法了。世间谈论碣石的人，如果不相信吞岸苞山的说法，那么在乐亭西南寻找，也不算大的失误。至于昌黎县北边的山，距离大海八九十里，既违背了班固（孟坚）的说法，又背离了李贤（叔良）的注解，而且与“夹右入河”的含义不相符合，错误太远了。金吉甫认为在高丽的是左碣石，而沙门岛对岸、位于渤海口的铁山是《禹贡》中的右碣石，这个地方既不是骊成，也不是絫县，距离昌黎西边四五百里，史传中没有证据，这凭什么让天下人信服呢？

译碣石山位于冀州山后，世人中有因黄河改道而将其移至兖州地域的说法，元代王充耘、明代刘世伟的观点便是如此。王充耘在《读书管见》中写道：“如今合口御河入海之处，北岸有石山耸立，形状像小孤山，北方俗称为碣石。古人曾在上面刻写铭文，有人说这里就是古黄河河道，称为逆河，而从海进入黄河的地方，碣石也正好位于河道向右转折弯曲之处，这与经文相吻合。”胡渭按语：御河即卫河，也叫永济渠。如今河间府青县以南二里有合口镇，是漳河与卫河汇合的地方，那里有中山山岩耸立，数十丈高的瀑布悬挂，俗称为高土冈，这难道就是所说的石山耸立、形状像小孤山的地方吗？大概宋代时商胡水向北流汇入永济渠，到乾宁军入海【乾宁军在青县以南，其对岸是沧州】，所以金元时期流传为荒诞之谈，王氏将其采入经学解释，真是无知极了。刘世伟是阳信人，著论说：“海丰县以北六十里【阳信、海丰都属于济南府的武定州】有马谷山，又名大山，高三里，周长六七里【县志记载：山上多石头，没有草木】，怀疑这就是古代的碣石山，是黄河入海的地方。”胡渭按语：《水经注》记载：“笃马河向东北流经阳信县故城南，又向东北流入海。”阳信故城在今海丰县境内，县志说：“钩盘河北支流经县西北三十里，又向东北流经马谷山前入海，这大概就是古代的笃马河，也叫陷河。”宋代二股河下游汇合笃马河经此山入海，并非大禹治水时的遗迹，怎么能指认马谷山为碣石呢？刘氏凭空臆测没有根据，或许有人欣赏其新奇而将其写入书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关于“入于海”，《正义》说：“意思是山旁边的水都流入海，山本身并不入海。”胡渭按语：碣石山的西边是逆河，东边就是海。大禹疏导山脉到这里，必须渡海观察其形势。这句话应当与“逾于河”看作同一类，说山入海，固然不是说山旁边的水入海，那就更不是了。大禹痛心先人的功业没有完成，劳累身体、焦灼思虑，在外八年，险阻艰难都尝遍了。为什么唯独对大海畏惧风涛的危险，而不敢涉足一次呢？

《传》说：“百川经过这里，众山大禹都治理了，无法一一列举名字，所以用山来指代。”《正义》说：“指的是漳、潞、汾、涑在壶口，雷首、太行经过砥柱、析城，济水出自王屋山，淇水靠近太行山，恒山、卫水、滹沱、易水靠近恒山、碣石等。”胡渭按语：“在鲧、禹治水之时，平地全都成为积水，所以必须登高望远，审察应当治理的地方，大禹实际上是顺着山脉行走，并非百川无法一一列举，而暂且举出山来作为标志。”这个解释用在壶口、梁山、岐山、蒙山、羽山等地方，是可以的。而且从疏导岍山一直到碣石山，都是为了治理黄河做铺垫。漳、潞等河流都归于黄河，说到黄河，这些河流就在其中了。孔颖达的疏解说列举了细枝末节而遗漏了重大内容，完全失去了要领。

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直到太华山【《释文》：圉，音鱼吕；华，音如字，又音户化】

《传》说：“西倾、朱圉、鸟鼠，这三座是雍州的南山，直到太华山，首尾相连向东延伸。”《正义》说：“《地理志》记载：朱圉山在天水冀县南，鸟鼠山向东望太华山，距离太远，所以《传》说首尾相连向东延伸。”曾氏说：“岍山与西倾山都是北条山，所以西倾山不说‘导’，其文义承袭于‘导岍’。”胡渭按语：如今巩昌府伏羌县南有冀县故城，就是汉代的县。西倾山、鸟鼠山、太华山，前面都已见过。西倾山在鸟鼠山的西南，鸟鼠山是渭水的发源地，朱圉山、太华山都在渭水的南边。

西倾山在陕西洮州卫西南四百多里【唐代洮州临潭县故城在卫西南七十里，《括地志》说西倾山在临潭县西南三百三十六里，这样卫治距离山四百零六里；《明一统志》说在卫西南二百五十里，大错】，一名嵹台山。《水经注》引用《沙州记》说：洮水与垫江水都出自嵹台山，山南就是垫江源头，山东则是洮水源头。《山海经》说：白水出自蜀地。郭璞注说：从临洮的西倾山，向东南流入汉水，到达垫江，所以段国认为是垫江水。洮水同出一山，所以知道嵹台、西倾是异名【见第二卷河水】，又名西彊山。《宋书》记载景平年间，吐谷浑阿豺登上西彊山，观看垫江源头，就是这个山。隋大业三年，裴矩撰写《西域图记》，从西倾山往西，纵横跨越，将近二万里，大概这座山正对着西域的正东方。《通典》说：西倾山在临潭县西南，是吐谷浑的边界。《卫志》说：西倾山绵延千里，外部跨越各个羌族。如今巩昌府漳县西北七十里，也有西倾山。《明一统志》认为这就是《禹贡》中的西倾山，是错误的。孔颖达疏说西倾山在积石山东边，是黄河所经过的。如今考察这座山北距金城河四五百里，东北距渭水源也六七百里，似乎与黄河、渭水无关。它所流出的只有洮水、白水，白水就是梁州的桓水。西倾山是戎人进贡道路所经过的地方，不可以不治理，所以大禹特意前往视察。

《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下记载：《禹贡》朱圄山在县南梧中聚，颜师古说：圄读与圉同。《水经注》说：《开山图》称之为天鼓山，有石

译鼓不敲击却自行鸣响，鸣响则预示战乱兴起。《汉书·五行志》记载：汉成帝鸿嘉三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行鸣响，就是这座山。《通典》记载：秦州上邽县有朱圉山，俗名白岩山。《元和郡县志》记载：朱圉山在伏羌县西南六十里，渭水流经该县，这里距离县城一里。《伏羌县志》记载：朱圉山在县城西南三十里【因为县治迁移向西南，所以山距离比《元和志》所载近了三十里】。又记载石鼓山在县城南四十里，向西连接朱圉山，大概就是朱圉山的支峰。各家说法互相不同，于是有人说县城西南的锦缆、石鼓、木梅、天门等山，都是朱圉山因地而异的名称。百诗对我说：根据《汉书》记载，山在梧中聚。既然一个“聚”可以容纳，那么它的基址就不很广大，怎么会有上面所说的那些情况呢？我曾经亲自经过那座山，在今伏羌县西南三十里，山色带红，石上刻有四个大字“禹奠朱圉”。我因此想到，大禹疏导山脉本是为了治理洪水，只有在大河出入经过的地方才去疏导，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是有名的山也不去疏导。泰山是四岳之首，而《禹贡》的记载却没有涉及它，其他情况可想而知。那些山不一定都是高耸入云的，所以像北条的荆山、敷浅原，不能因为它们绵延平缓而怀疑它们。也不一定都是连绵的山峰重叠的屏障，绵延数十上百里，所以像底柱山、碣石山、朱圉山，不能因为它们孤立狭小而怀疑它们。那些认为朱圉不是一座山，凡是县城西南的山都是朱圉山的人，是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九域志》说：大潭县有朱圉山，也不是大潭的旧城，在今西和县西南三百里，本是汉代陇西西县的地界。蔡传认为冀县就是大潭，错误得很严重。

译西魏将汉代的汉首阳县改名为渭源县。隋朝时隶属于渭州。唐朝沿袭此制。《元和郡县志》记载：“鸟鼠山现在叫青雀山，位于渭源县以西七十六里。”这就是《禹贡》导水篇中所说的“鸟鼠同穴”的地方。《水经注》说：“鸟鼠山是同穴山的支脉。”渭水从其中流出，向东北流过同穴山的支脉之间，那么鸟鼠山与同穴山就是两座山，恐怕不对。又说：“南谷山在鸟鼠山西北，渭水发源于此。”根据县志记载：“鸟鼠山在县城以西二十里，南谷山在县城以西二十五里。”鸟鼠山与南谷山相距仅五里，应当是一座山，是后人强行区分罢了。大禹疏导山脉，本来就有不径直向前而是盘旋往复的情况，比如已经到达雷首山却不向东行进，而是向北到达太岳山，这是因为急于到达帝都的缘故。如果鸟鼠山位于洮水以东，大禹从西倾山沿着洮水到达鸟鼠山，最为直接方便。现在却先到达朱圉山，再向西行进到鸟鼠山，然后向东南行进到达太华山，实在觉得没有道理。我私下怀疑古经原本写作“鸟鼠朱圉”，自从秦朝禁止私学，口耳相传流行开来，颠倒了文字顺序罢了。

太华山在今西安府华州华阴县以南十里，就是西岳。《舜典》记载：“八月向西巡视守土，到达西岳。”《周礼》记载：“豫州的镇山叫华山。”《山海经》说：“太华山，削成四方，它的高度五千仞，宽度十里。”郭缘生《述征记》说：“华山从山脚到山顶，升降迂回，共三十三里。”《水经注》说：“华阴县有华山，远远望去，像花朵的形状。西南有小华山。”又说：“山上有两股泉水，向东向西分流。至于山雨倾盆，洪水泛滥洒落，水流悬挂腾空，直接泻到山下。”《寰宇记》说：“华岳有三座山峰，直上数千仞，基座高而山峰峻峭秀丽，直到岭外。三座山峰分别是芙蓉峰、明星峰、玉女峰。”少华山在华州以南十里，距离太华山向东八十里，峰势相连，比华山稍小，所以叫少华。《西京赋》说：“点缀着两座华山，指的是太华山和少华山。”现在考察，两座华山与终南山气势绵延，属于雍州的旅行路线。说终南山，敦物山直到鸟鼠山。大禹顺着开山从鸟鼠山向东，也必定经过敦物山、终南山到达太华山。篇末说：“九座山开山旅行，开山是开始的事，旅行是结束的事，旅行不提及西倾山、朱圉山，开山不提及终南山、敦物山。”其文辞大概是互相补充完备的。

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直到陪尾山【释文：陪音裴。渭按：陪，《史记》作负，《汉书》作倍。颜师古说：倍读作陪】

传文说：四座山相连，东南在豫州境内。正义说：《地理志》记载：熊耳山在弘农卢氏县以东，嵩高山在颍川嵩高县，古文认为这是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阳平氏县东南，横尾山在江夏安陆县东北，古文认为这是陪尾山。这四座山连接华山而相连，东南都在豫州境内。吴氏说：根据唐志，泗水县有陪尾山，泗水发源于此，大概就是这里。把横尾山当作陪尾山，是不对的。朱鹤龄说：凡是说“至于”的，是因为相距遥远。太华山距离鸟鼠山遥远，所以说“至于”，那么陪尾山也应该遥远。看经文疏导淮河从桐柏山开始，向东汇合于泗水、沂水，那是徐州的陪尾山就很明白了。渭按：卢氏现在属于河南府，嵩高现在为登封县地，平氏现在为南阳府桐柏县，其故城在县城西北四十里；安陆现在属于湖广德安府，泗水现在属于山东兖州府，本是汉代鲁国卞县，陪尾山在县城以东。

熊耳山在今卢氏县西南五十里，向东连接永宁，向南连接内乡。有东西两座山峰相竞，像熊耳朵一样，所以得名。《水经注》说：洛水向东经过熊耳山北边，《禹贡》所说的疏导洛水从熊耳山开始就是这里。阳渠水发源于南阳渠山，就是荀渠山。《山海经》说：熊耳山，浮豪水发源于此，向西北流注入洛水，怀疑就是这条水。荀渠大概是熊耳山的别称。又说：均水发源于卢氏县熊耳山，双峰齐秀，望去像熊耳朵，因此得名。齐桓公召陵之盟，向西望见熊耳山，就是这座山。太史公司马迁都曾登上过它。又说：洛水向东北经过宜阳县南边，水北有熊耳山，双峦竞起，形状如同熊耳，这是另一座山，与大禹疏导洛水从熊耳山开始的那座不同。从前汉光武帝打败赤眉军，樊崇堆积铠甲兵器与熊耳山平齐，就是这座山。渭按《汉书·地理志》：弘农上雒县下记载：熊耳山、获舆山在东北，所以上雒也有熊耳山。《山海经》说：讙举山，洛水发源于此，讙举怀疑是获舆的误写【字形相似】。又说：熊耳山，伊水发源于此。郭璞说：熊耳山在上洛县南边。《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向南到达长江，登上熊山、湘山。《封禅书》：齐桓公向南讨伐到达召陵，登上熊山。正义都引用《括地志》说：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西十里。大概这座山从上洛到卢氏，绵延二百多里，洛水发源于上洛，伊水发源于卢氏，总属于《禹贡》中的熊耳山，只有在宜阳的那座是后来起的名字。《唐书·地理志》：虢州湖城县又有熊耳山，现在在陕州东一百五十里，乃是达摩

译安葬的地方，虽然同在豫州境内，但与伊水、洛水无关。

译《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元年，汉武帝登临嵩山举行祭祀，设置奉邑，命名为崇高。《地理志》说：颍川郡崇高县，是汉武帝设置的，用来供奉太室山，这就是中岳。有太室山和少室山的庙宇。古文中把崇高称为外方山。颜师古说：崇，是古字的“崇”。现在叫嵩山，在河南府登封县北十里。《左传·昭公四年》司马侯说：“四岳、三涂、阳城、太室。”太室就是嵩山。在四岳之外单独提及，也可以看出嵩山当时并不被列为五岳。《尔雅》说嵩山是中岳，大概是后人附加补充的。《后汉书》记载，熹平五年，恢复崇高为嵩高。韦昭说：“嵩高有太室、少室两座山，山中有石室，所以得名。”戴延之《西征记》说：“东边叫太室，西边叫少室，相距十七里。”嵩高是它们的总称。《元和郡县志》说：“嵩高山在告成县西北二十三里【唐代将阳城县改为告成县，其故城在今登封县东南四十里】，登封县北八里，高二十里，周长一百三十里。少室山在告成县西北五十里，登封县西十里，高六十里，周长三十里。”胡渭按：古人都把嵩高指认为太室山，而韦昭、戴延之则将太室、少室两山并称。然而前代贤人的题咏仍然用太室来称呼嵩山，而少室则保留其本名，所以有“嵩少”的称呼。这座山向东跨越密县，向西跨越洛阳，向北跨越巩县，绵延一百五十里。太室山中间是峻极峰，左右排列的峰各十二座，共二十四座。少室山有三十六座峰。先儒都把嵩高当作外方山。金吉甫说：“嵩高世人称为中岳，怎么能和江夏的内方山构成内外关系呢？”根据唐代志书：陆浑山又名方山，大概是古代的外方山。这种说法不对。嵩高在夏禹时如果不是中岳，即使是中岳仍然名叫外方，与东岱、西华、南衡、北恒一样，道理上无可怀疑。况且陆浑方山又怎么知道它是外方山呢？

《诗经·大雅》说“嵩高维岳，峻极于天”，是兼指五岳而言的。《尔雅·释山》说：“山高大，叫嵩。”郭璞注说：“现在的中岳嵩高山，大概是依据这个命名。”邢昺疏说：“李巡说：‘高大叫嵩’，这就是说山高大的自然叫嵩，本来不特指中岳。现在的中岳名叫嵩高，或许是取用这篇文章来命名的吗？没有确切的文献依据，所以说‘盖’表示怀疑。这也并不认为《诗经》中的‘嵩高’就是中岳。”自从刘熙《释名》说：“嵩字有时写作崧，那么这两个字通用作一个字。”世人于是把“降神生甫”专门归于中岳，文人错误理解，贻误至今。偶尔有能纠正这一错误的人，反而被认为不对，令人叹息。《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平氏县下说：“《禹贡》中的桐柏大复山，在东南，是淮水的发源地。”《水经》说淮水发源于平氏县的胎簪山，向东北流经桐柏山。注说：“《山海经》说：淮水发源于余山，在朝阳东边，义乡西边。”《尚书·导淮》篇说的从桐柏山开始，就是这里。淮水潜流地下三十多里，从桐柏山大复山南边流出，称为阳口水。南边就是复阳县。这座山现在在桐柏县境内。《元和郡县志》说：“唐州桐柏县，本是汉代平氏县东界，梁朝设置义乡县，开皇十八年改以桐柏山为名。山在县城西南九十里，又名大复山。”胡渭按：这座山东南连接湖广德安府随州边界，西接襄阳府枣阳县边界，峰峦奇特秀丽。余山是桐柏山的异名。县志说：“大复山在县城东三十里，胎簪山在县城西北三十里，大概都是它的支峰。”《禹贡》则总称为桐柏山。

传文说：洛水经过熊耳山，伊水经过外方山，淮水发源于桐柏山，经过陪尾山。现在考察安陆县北有横山，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横尾山，古文认为这就是陪尾山。《元和郡县志》说：陪尾山又名横山，在县城北六十里。淮水何曾经过这里？传文有误。大禹疏导山脉直到陪尾，实际上指的是泗水。泗水与淮水的关系，就像伊水与洛水的关系一样。《水经注》说：泗水发源于卞县东南的桃墟，西北的桃墟，世人称为陶墟，是舜居住的地方。墟中有沼泽，方圆十五里，沼泽西边连接山丘，俗称为妫亭山。从这里连绵的山冈和山丘，向西北四十多里，山冈的西边便得到了泗水的源头。《博物志》说：泗水发源于陪尾，大概就是这个山丘了。《隋书·地理志》泗水县有陪尾山，现在在县城东五十里。百诗说：《周礼·保章氏》疏说：外方、熊耳直到泗水陪尾，属于摇星。贾公彦实际上是从春秋纬书中得来的，那么汉人早就这样解释了。《博物志》本来就有依据。又考察：大禹从桐柏山向东北行进到陪尾，大概是从现在归德府界出来，在曹县、单县之间，陶丘正在那里。河南复出的济水，也进入大禹的经营范围了。不然的话，济水虽然细小，却列于四渎，大禹怎么会独独不留意呢？

《禹贡锥指》卷十一上

<经部,书类,禹贡锥指>

钦定四库全书

《禹贡锥指》卷十一下

德清胡渭撰

疏导嶓冢山直到荆山

传文说：漾水发源于嶓冢山，在梁州，经过荆山。荆山在荆州。正义说：梁州说岷山、嶓冢山都种植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