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锥指卷二十
书之言不足据，然或禹治水时得一玉，色▯而异于常玉，故琢为圭以献诸上，亦未可知。玉色▯，斯谓之▯圭，天功水徳，禹未尝有意于其间也。
译典籍中的说法不足以凭信，然而或许大禹治水时得到一块玉石，颜色青翠而不同于普通的玉石，所以将其雕琢成圭来献给上级，也未尝不可能。玉石颜色青翠，这就叫做青圭，这是天然的功效和水的德行，大禹并没有在其中刻意为之。
成功，人皆谓水土之功，成此未足以尽其义。天生民而立君，以治之，养与教二端而已。养之所以遂其生，教之所以复其性。生已遂而性犹未复，圣人之忧方深，故必只台徳先，不距朕行声教，讫于四海，而后为新民之极功。止于至善也。禹抑洪水，不过八年，而告厥成功，需之十有三载，职是故耳。《禹贡》一书，虽言治水之事，而其规模之大，义理之精，如此二十八篇中，唯《尧典》《洪范》可与颉颃，余皆不及也。
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体不同，《春秋》以事系日，日系月，月系时，时系年，前后灼然可见。《尚书》则以事类结聚成篇，而年月不具，其前后更须参考。史迁不知此义，故本纪多误。尧命舜摄位之辞曰：“乃言厎可绩三载。”金履祥《通鉴前编》从王肃说，以尧在位七十载，癸丑舜征庸至七十二载，乙卯命摄位为三载。其明年丙辰正月，受终于文祖，事与经合。而迁则曰：“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使舜摄政八年而尧崩。”此一误也。舜陟帝位，咨四岳，求可宅百揆者，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安国传云然，其所举称禹前功以命之，是也。孟子言舜使益掌火，禹治水，皆尧老舜摄时事，而迁则错解经文，以为尧崩之后舜问于四岳，岳举禹乃命禹平水土，此又一误也。《洪范》曰：“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左传》僖三十三年云：“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襄二十一年云：“鲧殛而禹兴。”二事大抵皆在征庸三十年中，而不能灼知其为何年。文十八年，季文子曰：“舜臣尧，流四凶族。”又曰：“四门穆穆，无凶人也。”先儒据此以殛鲧为歴试三载中事。然《舜典》纪四罪在受终之后，故史迁云：“舜摄位，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此说与经合。彼以为去四凶皆在歴试时，不待受终后，者亦过泥季文子之言耳。《尚书》虽年月不具，而以前事系后事之下，恐无是理。金氏谓舜摄位之明年丁巳始巡狩，疑殛鲧在此时也。鲧之初殛，禹年尚幼，未尝以能治水闻。及鲧死，舜始闻其有圣徳而能治水，乃举而用之，使嗣鲧职。故《祭法》曰：“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非谓父子接踵治水也。先儒马融等以为舜征用即举禹治水三载，而八州平，乃禅舜。其明年兖州平，合鲧九载为十三载，适当舜受终之年，是禹父子接踵而治。水也，夫舜方用禹，而殛其父以死，殆非人情。且史迁云：「禹立十年而崩。」裴骃集解引皇甫谧曰：「禹年百嵗，前编禹十年为癸未，追而上之，当生于尧六十一载甲辰。」下逮七十载癸丑，舜征庸禹，方十岁，而遽畀以治水之任，亦大可疑。傅子曰：「荀仲豫称禹十二为司空，则当在乙卯。」罗泌《路史》言舜摄时鲧殛，既死而禹用，盖年十四，则当在丁巳。虽较迟数年，犹未离乎幼也。窃谓四罪无死刑，殛者拘囚困苦之使，郁郁无聊，不获尽其天年，故谓之殛死，非甫殛而随死也。死后禹又须居防二年，计鲧殛禹兴中间尚隔十余载，不得泥《洪范》《左氏》之文，以为父子接踵治水也。《益稷》传云：「辛日娶妻，甲日复往治水。」是已尝治水而辍事成昏也。《吴越春秋》云：「禹三十未娶，三十当舜摄位十九载甲戌，至是始辍事成昏。」则受命治水必不在幼时，可知矣。世逺事湮，纪载疎略，如马融等说，则禹兴太早；如史迁及赵▯说，则禹兴又太迟。以理度之，举禹必不在摄位十五年之后，而告成则必在放勲殂落之前。所可知者如此而已，先儒推测之言，亦未必尽得也。
孟子言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而《史记·河渠书》云：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汉书·沟洫志》同】此据兖州作十有三载乃同以为言也。正义曰：《尧典》言鲧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得舜举禹治水三载，功成，尧即禅舜。此言十三载者，并鲧九载数之。《祭法》云：禹能修鲧之
译大禹治水成功，人们都说是水土自然的功劳，但这样的说法不足以完全阐明其中的深意。上天生育百姓并设立君主，来治理他们，不外乎养育和教化两个方面。养育是为了使百姓得以生存，教化是为了使百姓恢复本性。百姓虽然得以生存但本性尚未恢复，圣人的忧虑才更加深切，所以必须首先宣扬美德，不违背我的政令，使声教遍及四海，这才算是教化百姓的最高成就，即达到至善的境界。大禹抑制洪水，不过八年，就宣告成功，而需要十三年才完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禹贡》一书，虽然讲的是治水的事情，但其规模宏大，义理精微，在这二十八篇中，只有《尧典》《洪范》可以与之相匹敌，其余都不及它。
古代左史记述事件，右史记述言论。言论编成《尚书》，事件编成《春秋》。它们的体例不同，《春秋》用事件系于日，日系于月，月系于时，时系于年，前后次序清晰可见。《尚书》则是按事件类别集结成篇，而年月不全，其前后次序更需要参考考证。司马迁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本纪中多有错误。尧命令舜代理帝位的辞令说：“于是说可以考核政绩三年。”金履祥《通鉴前编》采纳王肃的说法，认为尧在位七十年，癸丑年舜被征用任职到七十二年，乙卯年命令代理帝位为三年。第二年丙辰年正月，在文祖庙接受尧的禅让，事情与经文相符。而司马迁却说：“尧在位七十年，得到舜二十年而年老，让舜代理政事八年而尧去世。”这是第一个错误。舜登上帝位，咨询四岳，寻求可以担任百官之长的人，大家都说伯禹，让他担任司空。帝说：“好。”咨询禹说：“你平定水土，务必努力啊。”安国的传注这样说，他所列举称颂禹以前的功绩来任命他，是对的。孟子说舜让益掌管火，禹治水，都是尧年老舜代理帝位时的事，而司马迁却错误地解释经文，认为是尧去世后舜询问四岳，四岳推举禹才任命禹平定水土，这是第二个错误。《洪范》说：“鲧被杀而死，禹才继承兴起。”《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说：“舜的罪过，杀了鲧。”推举他兴起的是禹。襄公二十一年说：“鲧被杀而禹兴起。”这两件事大致都在征用任职的三十年中，但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一年。文公十八年，季文子说：“舜辅佐尧，流放四个凶恶的家族。”又说：“四门庄重肃穆，没有凶恶的人。”先儒据此认为杀鲧是在历试三年中的事。然而《舜典》记载四罪是在接受禅让之后，所以司马迁说：“舜代理帝位，巡视四方，看到鲧治水没有成效，就把鲧杀在羽山而死。”这个说法与经文相符。那些认为清除四凶都在历试时，不必等到接受禅让之后的人，也是过于拘泥于季文子的话罢了。《尚书》虽然年月不全，但把前事系于后事之下，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金氏认为舜代理帝位的第二年丁巳年开始巡视，怀疑杀鲧就在这个时候。鲧刚被杀时，禹年纪尚小，未曾以善于治水闻名。等到鲧死后，舜才听说他有圣德且能治水，于是推举任用他，让他继承鲧的职务。所以《祭法》说：“鲧阻挡洪水而被杀，禹能修成鲧的功业。”并不是说父子接连治水。先儒马融等人认为舜征用禹即举禹治水三年，而八州平定，于是禅让给舜。第二年兖州平定，加上鲧的九年共为十三年，正好是舜接受禅让的年份，这是禹父子接连治水。然而舜刚任用禹，却杀了他的父亲，大概不符合人情。而且司马迁说：“禹在位十年而去世。”裴骃集解引用皇甫谧的话说：“禹活了一百岁，前编禹十年为癸未年，向上推算，应当生于尧六十一载甲辰年。”下到七十载癸丑年，舜征用禹，才十岁，就立刻赋予他治水的重任，也非常可疑。傅子说：“荀仲豫称禹十二岁为司空，则应当在乙卯年。”罗泌《路史》说舜代理帝位时杀鲧，死后任用禹，大概十四岁，则应当在丁巳年。虽然晚几年，仍然没有脱离幼年。我私下认为四罪没有死刑，殛是拘禁困苦使他郁郁不乐，不能尽享天年，所以称为殛死，并非刚被杀就随即死去。死后禹又必须居丧两年，计算鲧被杀禹兴起中间还隔着十多年，不能拘泥于《洪范》《左氏》的文字，认为父子接连治水。《益稷》传注说：“辛日娶妻，甲日又回去治水。”这是曾经治水而停止事务去结婚。《吴越春秋》说：“禹三十岁未娶，三十岁当舜代理帝位十九载甲戌年，至此才停止事务去结婚。”那么受命治水一定不在幼年，可以知道了。年代久远事情湮没，记载疏略，如马融等人的说法，则禹兴起太早；如司马迁及赵某的說法，则禹兴起又太迟。以情理推测，举用禹一定不在代理帝位十五年之后，而宣告成功则一定在尧去世之前。所能知道的仅此而已，先儒推测的话，也未必完全正确。
孟子说禹在外八年，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而《史记·河渠书》说：禹抑制洪水十三年，经过家门不入门【《汉书·沟洫志》相同】这是根据兖州十三年才一同来说的。正义说：《尧典》说鲧治水九年，功绩没有成功，然后得到舜举用禹治水三年，功成，尧就禅让给舜。这里说十三年，是把鲧的九年算在一起。《祭法》说：禹能修成鲧的
功，明鲧已加功而禹因之也。马融云：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尧以为功而禅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在舜受终之年也。渭按：鲧以无成致殛，则其功必少，故经惟于太原言修。汉儒乃因《祭法》之文而张大之，以为禹修父业，事止三年。夫以九州之大，三年而毕其役，禹虽圣人，亦未必神速至此，当以孟子之说为正。然东渐西被，声教四讫之效，恐亦非八年所能致，则十三载之说未为无据，但不当连鲧九载。尝试就禹所自言而折中之：「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啓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此八年中事，经文「冀州至成赋中邦」是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此九年迄十三年事，经文「锡土姓至声教讫于四海」是也。九州攸同，当在舜受终二十年后，锡圭告成，则又在其后五年，去放勲殂落之嵗，殆无几耳。鼂错曰：「尧有九年之水【惟据鲧九载】髙堂隆云：「尧洪水二十二载【合鲧九载禹十三载】皆不得其实。今参攷羣言，知鲧殛禹兴，中间尚隔一纪，通前九载后八年计之，垂三十年而始平洒。沈澹灾盖若斯之难也。善哉乎邵文庄之论曰：「尧之水，说者谓开辟以来未有治之者，故不得其道而若是烈也。天下之生久矣，歴三皇氏未闻懐襄昏垫之为害也，何独至于尧而有然？此天地之大变，变通之会，其当斯时乎？以粒易鲜，以居易巢，斯所谓通变宜民者也。非水之治，其何以及此？」是故洪水一乱也，化懐襄而平成转昏垫而叙，且歌，岂非开万世之治乎？《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水哉，水哉！所以啓君子之经纶者，大矣。而况恒雨积焉，诸山泄焉。当是时，水固有异于常者，而泛以配汤之旱，殆书生之常谈也夫。
译“功”字，表明鲧已经做过一些工作，而禹是继承了他的事业。马融说：禹治理水患三年，八州得以平定，所以尧认为这是大功，从而禅位给舜。这意味着十二年间八州平定，第十三年兖州平定，这正是在舜接受禅让的那一年。
渭按：鲧因为无功而遭诛杀，那么他的功劳一定很少，所以《尚书》只在太原地区提到“修”字。汉代儒者却依据《祭法》的文字而夸大其词，认为禹只是继承父业，事情只用了三年。九州地域如此广大，三年就完成全部工程，禹虽然是圣人，也未必能神速到这种程度，应当以孟子的说法为正确。然而，向东传播、向西覆盖，声威教化遍及四方的成效，恐怕也不是八年所能达到的，那么十三年的说法并非没有根据，只是不应当把鲧的九年连在一起计算。
试着就禹自己所说的话来折中判断：“娶妻于涂山，辛日壬日癸日甲日，启呱呱啼哭，我不把他当儿子，只专心治理水土工程。”这是八年中的事，对应经文中“冀州到成赋中邦”的部分。“辅佐完成五服制度直到五千里的范围，十二州的军队，向外直到四海，都建立了五长，各自引导有功之人。”这是第九年到第十三年的事，对应经文中“赐土姓到声教讫于四海”的部分。九州统一，应当在舜接受禅让二十年之后，赐圭告成，则又在其后五年，距离尧去世的那一年，几乎没有多少时间了。
晁错说：“尧时有九年的水灾【仅依据鲧的九年】”，高堂隆说：“尧时洪水二十二年【合计鲧的九年和禹的十三年】”，都没有得到实情。现在参考众人的言论，知道鲧被诛杀、禹兴起，中间还隔着一个纪（十二年），通算前面的九年和后面的八年，将近三十年才平定水患。沉没泛滥的灾害竟然如此难以治理。
邵文庄的论述太好了，他说：“尧时的水灾，解说者认为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人治理过，所以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而如此猛烈。天下百姓生存很久了，历经三皇时代，没听说有洪水淹没、百姓困苦的危害，为什么偏偏到了尧的时候才这样？这是天地的大变化，变通的时机，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吧？用粮食代替生鲜，用平地居住代替巢居，这就是所说的通变以适应百姓。如果不治理水患，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
所以，洪水这一场大乱，使洪水变为平定，使困苦变为秩序，并且歌颂，难道不是开创了万世的治理吗？《易经》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水啊，水啊！用来启发君子经世济民的大业，作用太大了。何况常年降雨积聚，众山宣泄。在这个时候，水本来就有不同于平常的地方，而泛泛地用水灾来配合同样的旱灾，大概是书生们的老生常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