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锥指卷一

译如果像张氏所说的那样，那么“贡”就是“赋”了，经典为什么还要分别称为“厥赋厥贡”呢？林少颖说：“分开来说有贡有赋，合起来说则这贡与商代的助、周代的彻，都是某一朝代征收民赋的总称。”蔡传采纳了他的说法。然而五十亩而贡，是从受田的百姓那里征收；任土作贡，是供给拥有土地的诸侯，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同。这篇文献中贡是贡，赋是赋，将它们混为一谈，是不对的。只有王氏的说法比较正确。谨按：九州篇末都提到贡道，下文又说“赐给你土地和姓氏，以我的德行为先，不要违背我的政令”，那么重视的是诸侯修明职分，由此可见。甸服、侯服、绥服，方圆三千里的地域，称为中邦，是禹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赋税的地方。然而只有甸服千里之内，是天子直接征收赋税的地方，其余都分封给诸侯，诸侯向百姓征收称为赋，拿出国家用度之余献给天子，这就叫贡，而不是赋了。至于外服和要荒之地的君长，如嵎夷、莱夷、淮夷、和夷、西倾之类，都有进献，以表示他们仰慕道义、向往教化的诚意，也叫贡。至于海外的岛夷以及昆仑、析支、渠搜等戎族，没有不前来朝贡称王的，各自拿着他们珍视的宝物作为见面礼，也都叫贡。所谓贡，含义广泛而宏大。赋仅限于甸服，贡遍及九州；赋仅限于中邦，贡涵盖四海。说赋不能包括贡，而说贡则可以包括赋。史官用贡来命名篇章，实在含有大一统的意义，向东向西逐渐教化，声威教化遍及四方的盛况，都由此体现出来。晦叔对经文的解释非常精当。

译虞夏的制度已经无法详细知晓了，请让我用周代的制度来作比喻。《周礼·职方氏》说：“规定各诸侯国的贡赋，都根据他们当地所出产的东西。”注解说：“各国土地所出产的物品。”贾公彦说：“诸侯没有直接向天子进贡的法度，民间可以征税，大国征收一半，次等之国征收三分之一，小国征收四分之一（这是依据《大司徒》的经文来说的）。”都是在市场上购买本国所出产的物品来进贡给天子，这就是《大宰》所说的九种贡赋、《小行人》所说的春天进贡，以及《禹贡》中所说的“厥篚”、“厥贡”之类。《左传》中子产说：“地位尊贵，贡赋就重”，意思是公侯的封地广阔，所以进贡的东西多。大概周代的制度就是这样。在舜、禹的时代，不知道情况如何。总之，按照十分之一的税率向百姓征税，拿出国家用度之余，在市场上购买物品进贡给天子，这一点古今是一致的。疏解说：“这里所说的贡赋与《周礼》中的九贡没有区别。”按照《大宰》的说法，用九种贡赋来满足邦国的需要：一是祀贡，二是嫔贡，三是器贡，四是币贡，五是材贡，六是货贡，七是服贡，八是斿贡，九是物贡。先郑（郑众）说：祀贡是牺牲、包茅之类；嫔贡是皮帛之类；器贡是宗庙的器具；币贡是绣帛；材贡是木材；货贡是珠贝等自然之物；服贡是祭服；斿贡是羽毛；物贡是九州之外各自以其珍贵之物作为见面礼，如肃慎氏进贡楛矢之类。后郑（郑玄）说：嫔贡是丝麻；器贡是银、铁、石磬、丹漆；币贡是玉、马、币帛；材贡是櫄、干、栝、柏、篠、簜；货贡是金玉、贝；服贡是细葛布；斿读如“囿游”的“游”，斿贡是燕好、珠玑、琅玕；物贡是杂物、鱼、盐、橘、柚。这些都是仿照《禹贡》来说的。然而九州的产品，有的过去有现在没有，有的以前好后来坏，所进贡的物品难道一定完全相同吗？

有人问：“如果按照张氏的说法，那么‘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就是禹自己的话了？”回答说：“‘台’和‘朕’都是指自己，把功劳归于自己，这怎么能说是谦逊不夸耀呢？”问者说：“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不仅仅是这两句话，《皋陶谟》中多次提到【《皋陶谟》和《益稷》原本是一篇，古文将‘帝曰来禹’以下分为《益稷》】：‘我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沿着山势砍伐树木，与益一起进献各种新鲜食物。我疏通九条河流，直达四海，深挖沟渠直到河流。与稷一起播种，进献各种艰难获得的食物和新鲜食物，努力交换有无，教化百姓，百姓才得以有粮食，万物才得以治理。’这难道不是禹在帝面前说的自己的话吗？‘我娶了涂山氏的女儿，辛日结婚，壬日回来，癸日继续工作，甲日又回来，启哭着找我，我没有把他当儿子看待，只是忙于规划水土工程，辅佐完成了五服的制度，直到方圆五千里的范围。十二州的军队，外至四海，都建立了五个长官，各自引导有功之人。’这难道又不是禹在帝面前说的自己的话吗？以常情来看，对于善行应当归功于君主，这似乎有违背，而禹却不以为意。臣说：‘遵循我的德行。’君说：‘引导我的德行。’圣人的心胸广阔如天，又哪里知道德行是在上还是在下呢？程子说：‘凡是避嫌的人，都是内心不足。圣人出于至公，有什么可避嫌的？’由此就可以了解禹了。”问者连连点头退下。总之，虞夏时期的君臣同心同德，元首和股肱之臣连为一体，他们互相告语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能用后世衰微时期的人情去随意揣测。张氏也曾以此自我质疑，但他解释的方式不恰当，所以敢以我的浅见参与讨论。

《禹贡》属于《夏书》，传文说：“这是尧时的事，却在《夏书》的开头。禹称王，就是凭借这项功绩。”正义说：“起初一定在《虞书》之内，大概是夏朝的史官将其抽入《夏书》，或者是孔子开始调整其顺序，这不过是顺应传文的含义罢了。”林少颖说：“从《尧典》到《益稷》，都是虞朝史官所记录，所以称为《虞书》；《禹贡》是夏朝史官所记录，所以称为《夏书》。”这就是孔颖达“《尧典》不是唐史所记录，所以称为《虞书》”的意思，后来的儒者都遵循使用这个说法。然而《隋书》修于唐代，未曾称为《唐书》；《唐书》修于宋代，未曾称为《宋书》。《禹贡》即使是夏朝史官所记录，但其内容都是舜辅佐尧时的事，怎么能称为《夏书》呢？现在考察董仲舒说：“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人相继传承，而遵循同一道统，没有挽救衰败的政治。”所以《尧典》可以归属于虞，而虞时的事可以连接到夏。马融、郑玄、王肃分别记录的题注都说是“《虞夏书》”。郑玄的序言认为：“《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赞语说：“三科的条目，五家的教化，这是虞夏同属一科。”扬子《法言》也说：“《虞夏书》浑厚；《商书》浩大；《周书》严肃。”《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赵衰引用《夏书》，杜预注说：“《尚书》中的《虞夏书》。”这些都与虞夏同科的说法没有不同。而现在通行的《尚书》本却单独分为两本书，所以有人怀疑虞夏的区分。自从东晋梅赜所献的安国传开始，然而《左传》多次引用《夏书》，伏生的《虞夏传》之外，还有《虞传》《夏传》；而太史公《河渠书》引用《夏书》说：“禹抑制洪水云云。”许慎《说文解字》也多次引用《虞书》。这些都在梅赜之前，《虞书》《夏书》的区分，恐怕不是从东晋开始的。有人说：《左传》所引用的《夏书》中有现在《虞书》里的内容，孔颖达说：“因为事情关系到禹，所以引用为《夏书》。”如果《洪范》本是《周书》，因为箕子陈述而传文引用它，就说是《商书》。推论这个例子，那么《说文解字》事情关系到舜，引用为《虞书》；《左传》《史记》事情关系到禹，引用为《夏书》，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当时书的标题已经明确分为两本吗？这话最合乎情理。况且“帝告厘沃，汤征汝鸠、汝方”在郑玄那里属于《商书》

译然而孔安国将《禹贡》并入《征》篇之下，定为《夏书》，由此《夏书》有了九篇，《商书》只剩下三十五篇，这显然是因为嫌《夏书》篇目太少，所以采取多者减、少者增的办法，主观地加以迁就，这也是非常可疑的。至于《左传》在文公五年、成公六年、襄公三年三次引用《洪范》，都称之为《商书》，仅仅是因为其中的话出自箕子之口罢了。明代丰坊伪造《古书世学》，声称他的曾祖父丰庆得到了箕子在朝鲜的版本，从神农的政典一直到防子为止，后面附有一篇《洪范》。丰坊依据《左传》的三次引用，把《洪范》作为《商书》的结尾，这难道就是判定《禹贡》属于《夏书》的原因吗？真是明智吗？

译序言说：禹划分九州，顺着山势疏浚河流，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傅寅对此解释说：顺着山势来疏浚河流，根据土地情况来制定贡赋，这正是程氏所说的顺应事物自然本性的意思。况且四渎的水都向东流入大海，而弱水向西流，黑水向南流，这是因为它们源头和流经地方的山势本来就是这样。山势的朝向与背向，水流随之趋向或避开，禹不能违背山势来行事，水也不能强行改变其本性来制定贡赋。因应变通而施设的措施，虽然种类繁多，但其中的规划妙用，都符合顺理成章的道理。孔子为《尚书》作序，这三句十二个字，概括了首尾，没有多余的蕴意了。然而百篇的序言，朱子认为决不是孔门原有的，而是周秦之间低劣手笔所作。《汉书·艺文志》认为是孔子编纂的，这是不对的。同叔也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序言原本是一篇完整的古文，引用时各自冠于篇首，现在不再采用。

禹敷土【陆德明《经典释文》：敷，方无反。渭按：敷，《史记·夏本纪》作“傅”】

传文说：洪水泛滥，禹分布治理九州的土地。正义说：洪水浸坏民居，所以禹分布治理它。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左传》文公十八年说：举用八凯让他们主管后土，那么伯益之类辅佐禹的人很多。叶梦得说：辨别九州的封域并分布治理，让官员各有职守以承担事务，百姓各有住宅以发挥劳力。渭按：《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与益、后稷奉帝王之命，命令诸侯百姓征发民夫来傅土。裴骃说：《尚书》“傅”作“敷”。马融说：敷，分也。司马贞说：《大戴礼记》作“傅土”，所以此纪依从它。“傅”即“赋”也，指赋功属役之事，让人分布治理九州的土地。

《商颂》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就是这敷土的意思。古文“敷”与“傅”相通，《大戴礼记》敷土作傅土，《汉书·地理志》以傅阳山为敷浅原，是对的。又与“赋”相通，《左传》赵衰引用《夏书》“赋纳以言”，是对的。所以索隐说傅即赋，《左传》晋国联合诸侯的大夫修筑成周，士弥牟属役赋丈，也是傅土的意思。薛氏说敷如同敷治的敷，还不太远。张子韶才开始说敷土就是别九州的意思，而蔡传沿袭至今，经义完全丧失。谨按：书序三句总括一篇的义理，而经文篇首三句都是禹未施功时的事情，敷土又是禹未出门时的事情。别九州在“奠高山大川”句内，不能像张氏所说的那样。

禹平水土，不是靠一双手脚完成的。当时，位在禹之下的人一定很多。内而百官，外而群牧，都有其人。禹自说与益、与稷同行，则三人同行，没有时刻分离。可知《国语·周语》太子晋说：“共工的孙子四岳，能作为禹的股肱心膂，以养育万物、丰富人民。”韦昭说：“共工的孙子担任四岳之官，掌管率领诸侯，辅助禹治水。”这是四岳也是禹的辅佐。《殷本纪》记载汤诰的话说：“古禹、皋陶长期在外辛劳，四渎已经修治，万民才有居所。”这是皋陶也是禹的辅佐。《吕刑》说：“于是命令三后为民忧虑功业，伯夷降下典章，折服百姓只靠刑罚，禹平水土，主持命名山川，稷降下播种，农殖嘉谷。”这是伯夷也是禹的辅佐。疏只引八恺，然而杜预以八恺为垂、益、禹、皋陶之类，八元为稷、契、朱虎、熊罴之类，那么八元也有辅佐禹治水的。大概益主管焚烧砍伐，稷主管播种，伯夷主管祭祀秩序，皋陶主管象刑，伴随禹巡视天下，而四岳倡导率领九牧，牧各自选择其州内诸侯的贤能者，赋功属役以命令他们。事情有专门负责的人，责任无可推诿。这就是为什么八年就奏成平治业绩的原因。不然，禹虽然栉风沐雨，胼手胝足，又有什么益处呢？

《东莱书说》云：史官作《禹贡》，先说“禹敷土”三字，表明禹心中有一定的规模，分布九州之土，何处用此法治理，何处用彼法治理，工役计算用多少，然后施功。譬如筑城，如果寻常动工，是数年不能完成的；至于李光弼筑万里城，不过数月之功，大概先摆布定，何处成队声势相接，所以能速成。禹之治水，其规模在此而已。渭按：此喻甚切。《左传·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蒍艾猎筑沂城，使封人考虑事情，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财用，平板榦，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近，略基趾，具糇粮，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昭公三十二年：“晋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近，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糇粮，以令役于诸侯，属役赋丈，书以授帅，城三旬而毕。”这都是所谓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者。治水与筑城不同，然而事有大小难易，其理则一耳。

随山刋木【释文：刋，苦寒反。渭按：刋，《汉书·地理志》作“栞”。颜氏云：古刋字】

传文说：“随行山林，斩木通道。”正义说：“禹必身行九州，规谋设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于时平”

译大地到处都积水成泽，很少有可以陆行的道路。所以打算治理水患时，就沿着山林行进，砍伐树木开辟道路。」郑玄说：「一定要顺着州中的山攀登上去，清除树木开辟道路，以便眺望观察应当治理的地方，从而规划其地形并估量其工程。」这是解释禹登山的原因。苏轼说：「在山中行走容易迷路，砍伐树木作为标记，并且用来开辟道路。」《史记》说：「在山中行走，砍伐树木作为标记。」

译《益稷》篇说：“我乘坐四种交通工具，顺着山势砍伐树木。”传文说：“所说的四种交通工具，是指在水上坐船，在陆地上乘车，在泥沼中乘坐輴，在山上乘坐樏。顺着九州的山区和林地，砍伐树木，开通道路，以此来治理水患。”正义解释说：“《史记·河渠书》记载：‘大禹抑制洪水历时十三年，三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去。在陆地上行走时乘车，在水上行走时乘船，在泥沼中行走时乘坐橇，在山上行走时乘坐桥。’徐广说：‘桥一作輂，是直辕的车。’《尸子》记载：‘在山上行走乘坐樏，在泥沼中行走乘坐蕝。’《汉书·沟洫志》记载：‘在泥沼中行走乘坐毳，在山上行走使用梮。毳的形状像簸箕，在泥上滑行。如淳说：‘毳是指在泥上放置木板，以便通行。’《慎子》说：‘制作毳，是为了解决泥沼泥泞的困难。’应劭说：‘梮有时写作樏，是由人牵引的。’如淳说：‘梮是指用铁制成像锥头一样、长半寸的东西，安装在鞋底下面，用来登山，防止滑倒。’韦昭说：‘梮是一种木制器具，就像现在的轿床，由人抬着行走。’輴和毳是同一种东西，樏和梮、輂是同一种东西。古篆字形发生变形，字体有所改变，说法各不相同，不知道哪种是正确的。

《尚书》说砍伐树木，而孟子说：‘舜让益掌管火，益放火烧尽山林沼泽。’这两种说法不同，为什么呢？大概砍伐树木是常规做法，偶尔遇到深邃的森林和偏僻的山谷，草木茂密丛生，斧头无法全部砍除的，就用一把火烧光，这样可以大大节省人力，这是圣人灵活变通的智慧。

顺着山势砍伐树木有五种好处。远眺山川的形势，规划测量土木工程，这是第一点；往来的人不会迷失道路，这是第二点；禽兽逃避隐藏，登高避水的人得以安居，这是第三点；提供众多的新鲜食物，用来救济遭受饥荒的百姓，这是第四点；木材堆积，可以供给治水使用，这是第五点。

确定高山和大川的位置。【释文：奠，音田遍】

传文说：“奠，就是确定的意思。”正义解释说：“礼仪中将器物安放在地上，通称为奠，所以奠就是确定的意思。”叶氏说：“高山和大川，比如荆山、岐山、长江、汉水等。治水的人不违背它们的本性，而是顺势而为，只是顺应形势罢了。形势以山川为主，山川又以高大者为主。高山和大川各自确定了位置，名分正当，那么其余的就可以推求了。确定位置，就像《周官》所说的确定土地的职责一样。”黄氏（度）说：“高山，是山的屏障。溪谷随着大小在山中流淌，众多水流汇聚到大川。大川是用来梳理众多小水流的。九州都有高山和大川，不仅仅是五岳和四渎，这就是所说的砍伐树木、疏通源头。”董氏（鼎）说：“自从黄帝划分疆域、设立州郡，九州的边界就已经确定了。大禹治水，又选取高山和大川来分别标识，让各州的官员率领百姓去从事工作。

传文说：‘高山是五岳，大川是四渎，确定它们的等级次序，祭祀礼仪所依据的。’林少颖说：‘这是有关官员的常规事务，却把它放在砍伐树木之后、冀州之前，不符合顺序。’所以知道孔安国的说法是不对的。渭按：《史记集解》引用《尚书大传》说：‘高山和大川，五岳四渎之类都有。’‘属’字，就没有问题了。

蔡氏说：‘确定高山和大川以区分州的边界。比如兖州的济水、黄河，青州的大海、泰山，徐州的淮河、大海，雍州的黑水、西河，荆州的荆山、衡山，徐州的大海、泰山，扬州、豫州的荆山、黄河，梁州的花山、黑水，就是这样的。’渭按《吕刑》：‘大禹平定水土，主持命名山川。’正义解释说：‘山川与天地同时产生，百姓应该先给它们命名。但是大禹治水，万事更新，古老的人已经死去，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消失，所以当时没有名称的，大禹都主持给它们命名。不仅仅像蔡氏所列举的边界上的山川，凡是九州所说的，比如冀州的壶口、岳阳，徐州的蒙山、羽山，梁州的岷山、嶓山，蔡山、蒙山，雍州的梁山、荆山、岐山，终南山、惇物山、鸟鼠山、三危山、积石山、龙门山，都是高山。冀州的衡漳、恒水、卫水，兖州的漯水，青州的潍水、淄水，徐州的沂水、泗水，扬州的三江，荆州的长江、汉水、九江，豫州的伊水、洛水、瀍水、涧水，梁州的长江、沱水、桓水、沔水，雍州的弱水、渭水、泾水、漆水、沮水、沣水，都是大川。大禹既给它们命名，就确定某山是某州的山，某川是某州的川，让守卫土地的人知道该做什么，不容许推诿。

敷土是大禹没有出门时的事，冀州的土地赋税给某某，兖州的土地赋税给某某，这不过是选择人来任用，还不知道某山某川应当治理。等到顺着山势砍伐树木完毕，高山和大川历历可数，大禹于是确定某山是某州的山，某川是某州的川，让各自治理自己所有的，那么方法就更加详细了。山川既已确定，大禹与益、稷、四岳，让九牧各自率领他们的下属，征集人力去服役，有的两地先后开工【比如从壶口到梁山、岐山，再到太原、岳阳，再到覃怀、衡漳，都是先后依次开工】，有的邻州同时开工【比如九河已经疏通，那么兖州的雷夏、灉水、沮水与冀州的恒水、卫水、大陆泽不妨分头同时开工】，有的疏通河流之余兼及田间水道【比如吕梁已经凿通，随即涉及岐山；淮河、沂水已经治理，随即涉及蒙山、羽山】，有的距离大海之后很久才疏通源头【比如治理兖州时，黄河已经从碣石入海；治理扬州时，长江、汉水已经作为三江入海，而岷山、嶓山、积石山的工程却在治理梁州、雍州时进行】，有的作为两州的边界，临事共同协力【比如冀州与

译雍、豫、兖三州共同治理黄河，禹在冀州，三州协力治河；徐、兖两州共同治理济水，禹在徐州，兖州协力治济；徐、〇两州共同治理淮水，禹在徐州，〇州协力治淮。或者跨越数个州的水域，而各州境内各自承担劳役，例如江汉跨越梁、荆、〇三州的区域，但〇州治理三江，荆州治理九江以及江、沱、潜、汉，梁州治理岷山、嶓冢以及沱水、潜水，这是各州的力量互不借用的情况。上下相互维系，彼此相互呼应，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所以能够衡量功绩来规定日期，不违背原本的计划，八年而九州统一，十三年而赐圭宣告成功。铺设土地的工作已经完成，然后才有疏导岍山的行动；安定山川的工作已经完成，然后才有壶口的事情。

译禹贡锥指卷一

经部，书类，禹贡锥指

钦定四库全书

禹贡锥指卷二

德清胡渭撰

冀州【释文：冀，居器反】

传文说：这是尧的都城所在。又说：这个州是帝王的都城，不说明其边界，因为其余各州的边界到了哪里，就可以推知冀州的边界了。正义说：史传都说尧都平阳。《五子之歌》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这说明冀州是尧的都城所在。又说：兖州说“济河”，是指东河以东；豫州说“荆河”，是指南河以南；雍州说“西河”，是指西河以西。那么，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就是冀州的边界了。又说：九州的排列顺序，是按照治理的先后次序。因为水往低处流，应当从下游开始疏导，所以治理都从下游开始。冀州是帝都，所以首先从冀州开始，然后向东南依次是兖州，再向东南依次是青州，再向南依次是徐州，再向南依次是扬州，从扬州向西，依次是荆州，从荆州向北，依次是豫州，从豫州向西，依次是梁州，从梁州向北，依次是雍州。雍州地势最高，所以排在最后。从兖州以下，都是依据地势的高低，从低向高，从东向西。青州、徐州、扬州三州并列为东部。雍州高于豫州，豫州高于青州、徐州。雍州、豫州的水流从青州、徐州流入大海。梁州高于荆州，荆州高于扬州。梁州、荆州的水流从扬州流入大海。兖州在冀州的东南，冀州、兖州的水流各自向东北流入大海。冀州的水不经过兖州，因为冀州是帝都，黄河是大患，所以先治冀州而后治兖州。如果让冀州的水向东流入兖州，水没有去处，治理就没有益处，即使是帝都，也不能先治。苏氏说：尧时黄河为患最严重，长江次之，淮河再次之。黄河在冀州、兖州流经最多，而青州、徐州是其下游，受害尤其严重。尧都于冀州，所以大禹治水从冀州开始，其次是兖州、青州、徐州，这四州治理完毕，黄河的祸患就减轻了。雍州、豫州虽然靠近黄河，因为下游已经治理，可以稍缓，所以其次是扬州、荆州，以治理长江、淮河。长江、淮河治理完毕，水患平息，所以其次是豫州、梁州、雍州，以治理长江、黄河上游的残余祸患，而雍州地势最高，所以最后治理。胡渭按：尧都平阳，即现在山西平阳府临汾县西南的平阳故城。李巡注《尔雅》才开始解释州名。孔颖达疏认为所说的未必符合本意，其后《晋志》、《通典》也都有说法。林少颖说：九州命名的含义，大概是出于一时的偶然，不可必定要寻求其含义。傅同叔说：凡是解释九州名称的，都是因字生义罢了，未必符合古人命名的实际，不足为信。这真是通达之人的见解，现在一概不收录，因为那些话都属于附会，而且与重要义理无关。

古书中说唐尧居住的地方有三处：一是帝都，《汉书·地理志》说河东本是唐尧所居，应劭说平阳是尧都，在平水之阳，这是正确的；二是始封的国家，一处在太原晋阳县，《汉书·地理志》说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弟叔虞，晋水所出，这是正确的；一处在中山唐县，《汉书·地理志》说尧山在南，应劭说故尧国，张晏说尧为唐侯国于此，这是正确的。郑康成《诗谱》说：“唐者帝尧旧都，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后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这些都在冀州的区域，所以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济阴定陶县，根据《汉郡国志》也说古陶尧所居，这则在兖州的区域。《水经注》永安木彘县，汾水自县西经过唐城东，瓒注《汉书》说尧所都，东去彘十里。按永安即今霍州，霍太山在其东。扬雄《冀州牧箴》虽有“岳阳是都”的话，然而“岳阳”所涵盖的范围广，平阳也在太岳之阳，恐怕不止永安，瓒的说法不对。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说：“蔡传尧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按尧为天子，实先都于晋阳，后徙于平阳，从来没有都陶的事，真是臆测之语。即使《书序》、《左传》杜注、孔疏也不这样认为。只有《汉书》臣瓒注：“尧初居唐，后居陶，故曰陶唐。”颜师古说：“瓒说非也。”许慎《说文解字》说：“陶丘再成也，在济阴。”《夏书》说：“东至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居之，后居于唐，故尧号陶唐氏。”这才得到了正确的解释。我想用它来替换蔡传【胡渭按《竹书》：“帝尧九十年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瓒说本此】冀州不言边界，传文说法正确，马融、郑玄都说当时帝都使得它显得广大，孔疏反驳说：“既然用州名限定，又凭什么显示其广大？这是妄说。”晁以道说：“这也是为了尊崇京师，显示王者无外的意思。”说法本于马融、郑玄。班固所谓“非其本义与不得已者”。

有人问：“冀州如果要说明其边界，应当怎么说？”回答说：“如果按照《尔雅》说‘两河间’，那就漏掉了南河，不够完善。古时候河北之地，都称为河内。从战国魏开始，才有河内、河东的区别，而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