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锥指卷十八

译从卫水以北是并州，医无闾所在之地是幽州，碣石以东连接青州以北是营州，这就构成了十二州。」考察《诗经》《尚书》及传记所记载的内容，后来又恢复为九州，大概九州才是正统体制，而幽州、并州、营州不过是分别统领青州、冀州的旧地，因此殷代的制度将冀州分出并州，将青州并入营州，将梁州分出并入雍州、荆州；周代的制度将梁州并入雍州，将徐州并入青州，而并州与幽州、冀州又合并为三个州，这在《尔雅》中略有提及，在《职方氏》的记载中则更为详细。《职方氏》记载幽州，其镇山叫医无闾，其河流为黄河和泲水；并州，其镇山叫恒山，其河流为虖池和呕夷。那么营州，其镇山是碣石，其河流为辽水和渭水。查考虖池就是卫水，呕夷就是恒水。郑玄说“分出卫水作为并州”，说法很不明确，《通典》将其指认为卫水以北，而金氏沿袭此说，又列举恒山、虖池来证明，尤其确切。如果认为康叔所封的卫国就是并州，那么并州和冀州应当以衡漳为界，而冀州的北界止于平阳，这是不合情理的。营州的碣石，并非《禹贡》中的碣石，说法见于《导山》篇。

译《日知录》说：幽州、并州、营州这三个州，在《禹贡》所记载的九州范围之外。以前的儒者认为这是因为冀州、青州两地过于广阔而将其分割出来，这大概是不对的。幽州就是今天涿州、易州以北直到塞外的地方，并州就是今天忻州、代州以北直到塞外的地方，营州就是今天辽东、大宁一带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山川都不记载于《禹贡》，所以无法详细考证。然而《尚书·益稷》篇说“辅佐成就五服制度，直到方圆五千里的范围”，那么冀州北方的疆域不应该只有几百里就停止了。《辽史·地理志》说：“幽州位于渤海和碣石山之间，并州北面有代州、朔州，营州东面直到辽海。”《营卫志》说：“冀州以南，经历了洪水的变故，夏朝君主才开始建造城墙，那里的百姓定居下来；并州、营州以北，寒风凛冽，气候寒冷，人们随着阳光迁徙，一年中没有固定的居所，空旷的土地长达万里。”或许这些说法是有根据的。刘三吾在《书传》中说：“孔氏将辽东归属于青州，隔着巨大的海洋，道路遥远，这不符合‘依据高山大河作为界限’的意思。”大概幽州、并州、营州这三个州都是从冀州分割出来的土地，现在也没有确切的考证。我曾和阎百诗讨论过这件事，阎百诗说：“顾炎武（宁人）著书说幽州在今天桑干河以北直到山后各州，并州在今天石岭关以北直到丰州、胜州，营州在今天辽东大宁，并且都有塞外的土地。舜大概到了这些地方，才开始有以前儒者所说的‘因为冀州、青州地广而分割’的说法，这大概是不对的。”我当时和他一起客居太原，当面质问他：“这不过是顺着起始的说法罢了，只是主观推测而已。其实《周礼·职方氏》记载并州，其沼泽叫昭余祁，在今天介休县东北二十二里，俗名叫邬城泊。我和你共同游览的地方，难道不是在石岭关以南吗？况且你也知道以前儒者解释经书的苦心吗？知道将冀州东面恒山的土地分割为并州，是因为《周礼》说并州的镇山是恒山；所以知道将冀州东北医无闾山的土地分割为幽州，是因为《周礼》说幽州的镇山是医无闾；所以又知道将青州东北辽东等地的土地分割为营州，是因为《尔雅·释地》说齐地称为营州。不然的话，如果没有《周礼》、《尔雅》这两本书，想要在《禹贡》九州之外列举舜时三个州的名字，尚且不可能，何况是疆域所到达的地方呢？”郑玄说：“舜将青州跨越海洋分割设置营州”，《晋地理志》说法相同。那么青州分割出营州，不仅仅是因为土地广阔，实在是因为官吏百姓难以渡海，所以另外设置一个州来避开这种险阻。汉光武帝将辽东等郡隶属于青州，后来又归还给幽州，这与明朝嘉靖十三年将辽阳附属于顺天府乡试的做法大致相同。大概古今的情况也没有相差太远。现在考察：恒山、虖池、呕夷都是并州的山川，并且都记载在《禹贡》中，怎么能说这些地方不属于冀州的区域呢？从这里以北，是大禹治水功绩所未能到达的地方，所以医无闾山没有记载，并不是因为这座山在外国而忽略它。经营九州，只到震泽为止，难道可以因为防稽山不记载在《禹贡》中，就说浙江以南不属于九州的范围吗？幽州是冀州的东北边境，非常明显。《后汉书》以及杜佑的《通典》，都将东夷九种称为嵎夷，那地方在汉代乐浪郡、玄菟郡的边界，而青州首先记载嵎夷，既然省略了，那么朝鲜、句丽等国家，在大禹时代实际上都在青州的范围内，何况辽东渡海只有几百里呢？尧帝遭遇洪水，天下隔绝，说冀州东北面前面闭塞而后方通达，前面受阻而后方顺服，在道理上也没有妨碍，但不能说这三个州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没有，直到舜帝才开始开辟。况且大禹辅佐成就五服制度，直到方圆五千里，从尧的都城向北，应当有两千五百里的土地，如果这三个州不是固有的，那么冀州北面的要服、荒服，将安置在哪里呢？以前的儒者解释经书，未必都是正确的，如果有确凿的证据，不妨改从新说，像这类情况，则还是沿袭旧说更为稳妥。

四方的低湿之地已经安居【释文：隩，音于六反；《玉篇》：音于报反。顾炎武：按，隩，《史记》《汉书》都写作奥】

蔡氏说：“隩，是弯曲处。崖岸内侧靠近水的地方叫隩。顾炎武：按，隩是水边弯曲幽深的地方，就像房间里的内室。四方的隩，都可以安定居住，那么不仅仅是兖州从丘陵下降到平地居住，雍州三危山一带已经安居而已。”

传文说：“四方可以居住的地方已经可以居住了。”正义说：“房间的角落叫隩。隩是里面的意思。人们建造房屋居住，到了里面的角落，就用隩来代表房屋。所以传文把隩当作房屋，以房屋内部可以居住来说明。四方原来可以居住的地方，现在都可以居住了。”顾炎武按：“隩是角落的意思。所以房间的角落也叫隩。直接把隩解释为房屋，是不对的。”疏文虽然费了很多言辞，最终也没有讲明白。《尔雅》说：“隩，崖岸内侧叫隩，外侧叫隈。”疏文说：“隈应该写作鞫，是传抄错误。”李巡说：“崖岸内侧靠近水的地方叫隩，外侧叫鞫。”孙炎说：“隈，是水弯曲的地方。内侧弯曲里面叫隩，外侧弯曲外面叫鞫。”《诗经·大雅》说：“芮鞫之即。”传文说：“芮，是水边。鞫，是尽头。”笺注说：“芮的意思是内，水内叫隩，水外叫鞫。”大概《诗经》所说的“芮”，就是《禹贡》所说的“隩”。芮和汭相同，隩也写作奥。《卫风》说：“瞻彼淇奥。”就是如此【《大学》引用这首诗写作澳】

九州的名山已经砍伐树木开辟道路并且举行旅祭了。正义说：上文各州有提到山川沼泽的，都是举出大的方面来说，言语未尽，所以在这里再次总结。

译九州的山、川、泽，说的是九州之内所有的山川沼泽，无论大小，都已经治理完毕。从前大水泛滥时，旅祭的礼仪被废止，现在说举行旅祭，表明已经治理成功。吕氏说：九州的山已经砍伐清理，设置坛场而举行旅祭，用来报告治水成功。金氏说：“刊”是指清除茂密的草木，驱赶猛兽；“旅”是指确定祭祀的等级，树立标志以镇守。王氏（王樵）说：“刊”和“旅”列举了事情的始末，而省略了中间过程，“刊”是治水的开始，“旅”是功成后的祭告。渭按：“刊”是顺着山势进行的工作，“旅”是祭告的名称。九州的山都已经完成了“刊”和“旅”，那么就不只是四列之地所顺应的、梁雍之地所祭告的而已。

译《左传》说：“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是九州的险阻之地。”《禹贡》记载了其中的七座，而没有两座【三涂、阳城】。《淮南子》说：“什么是九山？防稽、泰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是九山。”《禹贡》记载了其中的六座【泰山即岱山，首山即雷首山】，而没有三座【防稽、羊肠、孟门】，这很不相符。所以《史记·索隐》解释《道》篇中的九山说：“汧山、壶口山、厎柱山、太行山、西倾山、熊耳山、嶓冢山、内方山、汶山【与岷山同】是九山。”然而大禹所疏导的，从汧山到敷浅原，共有二十七座山，为什么唯独选取这九座山？如果说选取的是其中大的，那么雷首山、太岳山、太华山、外方山、衡山，难道反而不如厎柱山、内方山等吗？蔡山、蒙山、荆山、岐山、终南山、惇物山、鸟鼠山的“旅”祭，经文中有明文记载，为什么都不在这九山之列呢？其错误不用辩驳就可以知道。况且《鲁语》中展禽说：“共工氏的儿子叫后土，能够平整九州的土地。”韦昭说：“九州的土地。”《左传》中虞人的箴言说：“茫茫禹迹，划分为九州，开辟九条道路。”杜预说：“九州的道路。”孔颖达说：“既然将海内划分为九州，于是都用‘九’来表述。”《禹贡》说：“九山、九川、九泽。”所以这里也说“九州的土地、九州的道路”，正好可以与这篇经文相互印证。

劈开山岭开辟道路，未曾安居休息，这是黄帝划分疆域、设立州郡的原因。帝王巡视山岭，砍伐柞树和棫树，清除障碍，这是太王开创王业踪迹的原因。砍伐树木，是古代帝王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所以开头和结尾两次提到它。

祭祀有正祭，有告祭。《周礼》大宗伯的职责说：“国家有大变故，就向天帝和四方遥祭。”注解说：“变故，指凶灾。旅，陈列。陈列祭祀的事宜，用来祈祷和祭祀。礼仪不如祭祀完备。”上帝，指五帝。四望，指五岳、四镇、四渎。《论语·季氏》中“旅于泰山”，马融说：“旅，是祭祀的名称。”由此说来，旅是告祭的名称，并非专门主持山川祭祀。孔安国传在梁州说：“祭山叫旅。”这不恰当。有人说：“旅是告祭山川，正祭的名称叫什么？”回答说：“正祭山川叫望。”《尧典》中“舜接受禅让之后，遥祭山川，向东巡守到达岱宗，用柴望之礼按等级祭祀山川【金吉甫说：‘《礼记》作柴而望祀山川。大概古代祭山用埋祭，祭川用沉祭。现在在东岳之下祭祀岱宗并波及东方山川，不能普遍进行埋祭和沉祭，所以用柴望之礼祭祀，取其气息旁通到达’】”。《诗序》中“《时迈》是巡守时告祭柴望的【郑康成说：‘武王平定天下后，时常出行巡视邦国，称为巡守。遥祭山川，都按照尊卑等级祭祀’】”。殷商巡守时祭祀四岳、河、海。这些都是天子的礼仪。山川遥远，不能亲自前往祭祀，于是向四个方向筑坛，遥祭它们，所以叫四望。《公羊传》说：“三望是什么？是遥祭。”祭祀泰山、河、海。郑康成认为望是祭祀山川的名称，三望指淮、海、岱。《尔雅》说：“梁山，是晋国的遥祭对象。”《左传》说：“江、汉、睢、漳，是楚国的遥祭对象。”这些都是诸侯的礼仪。望是正祭，天子、诸侯都亲自参与其事，而旅则命令祠官致敬。质疑的人说：“舜、武王对于山川，也是告祭，为什么叫望？”回答说：“接受禅让、巡守，是大事。虽然是告祭但用望礼进行，所以也叫望。”大禹治水时，尚未摄政，王官不能施行望礼。水土工程完成后，暂且用来报告平定，有时亲自参与，有时派遣官员前往祭祀，统称为旅。

九川涤源【释文：涤，音待歴。渭，按：源，《史记》作原】

传文说：九州的河流已经涤除，泉源没有壅塞了。正义说：从河流的源头到入海口都荡涤清除，没有壅塞。林氏说：九山九川九泽都是泛指九州的山水沼泽而言，如果一定要以弱水以下作为九川，雷夏以下作为九泽，那么从导岍以下果真是九山吗？吕氏说：涤源，水平后再次疏通涤荡其源头，是为长远考虑。金氏说：九州的河流不说通流而说涤源，这就是所说的疏通田间小沟直到大河，那么田里就没有水涝壅塞的祸患了。渭按：金氏的说法尤其好，九州的河流都已经涤除源头，那么所疏通的不仅仅是岷山、嶓冢山、蒙山、羽山等山，以及太原、覃怀等地而已。

《管子》说：“水有大小，有远近。水从山流出流入海的，称为经水；从其他水分出，流入大水及海的，称为枝水。”《墨子》说：“大禹堵塞洪水，决开江河，沟通四夷九州，名川三百，支流三千，小的无数【《周书》说：大禹疏通七十条河流，大大利于天下】”。《水经》所引用的天下之水一百三十七条，就是所说的经水；郦道元注引用的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就是所说的枝水。大禹说：“决开九川直到四海”，指的就是这个。《史记·索隐》用弱水、黑水、河、漾、江、沇、淮、渭、洛来对应，这就拘泥而缺乏通达了。它说：“疏通田间小沟直到大河”，就是这篇经文所说的“涤源”。畎浍有两种：一种是田

译疏通水道的办法，工匠所规划的田间小沟、大沟、排水渠等制度就是如此；另一种则是山间涧谷的水流。《释水》说：“流入河流的叫做谿，流入谿流的叫做谷。”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谷就是田间小沟和谿流，类似于浍，详见青州部分】。大概田间小沟和浍渠，是各条河流的源头。洪水泛滥时，田间小沟和浍渠被泥沙填塞淤积，如果不加以疏浚，那么每逢雨季积水到来，平坦的田地都会变成巨大的水灾，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决开堤岸，将水引入河流。河流中水位暴涨，又反过来溢出到陆地上；等到干旱的时候，田间缺乏水源，良好的禾苗立刻枯死，也没有办法挽救。这样无论是旱灾还是涝灾都是灾害，源头和下游都受到损害。所以必须把“清理源头”作为疏浚河流成功的标志。

译大禹说：“我疏通九条大河，通向四海；深挖田间沟渠，通向河流。”这是大禹担任司空时的事迹。孔子说：“（大禹）降低宫室的规格，而致力于沟渠的疏浚。”这是大禹代理帝位后的事迹。既然已经疏通大河通向大海，却必须紧接着深挖田间沟渠；既然已经使万国安定，却还必须致力于沟渠的疏浚。大禹终身勤勉不懈地做这件事，人们都知道这是治理农田的好方法，却不知道这是治理水患的最终措施。长江、淮河、黄河、汉水的水流，在地下河道中流淌，历经千余年而没有变化，依靠的就是这种方法。周恭肃说：“现在的黄河，就是古代的黄河。之所以有改道决堤的变化，是因为连绵大雨和积水没有地方容纳。如果天下都有沟渠，那么天下就都是容纳水的地方；天下就都是治理水患的人。水患治理好了，田地就没有不耕种的，一举之间平息了天下的大害，兴起了天下的大利，两全其美了。”朱国盛说：“天下的水，应当由天下共同分担。大禹疏通大河、修筑堤防，是为了抑制洪水；他致力于沟渠疏浚，是为了储备容纳洪水。用天下的沟渠来容纳天下的暴雨积水，黄河就能安然流入大海。四海的田地都能耕种，国家的生计就没有忧虑了。这是千古不变的格言，治理黄河的良策。”《禹贡》在叙述九州时分别记载了疏通大河的事迹，而总结说：“九条大河都疏通了源头。”如果这件事仅仅是为了治理农田而与治水无关，那么为什么把它归在九条大河之下呢？把它归在九条大河之下，大概是因为这是治水的最终措施。现在井田制的政策虽然不能恢复，但沟渠的方法随地都可以实行，治理黄河的人不知道从这里着手，为什么呢？冯应京说：“大禹治水成功，直到殷商、周朝，疆界条理依然如故。田界道路都是水防设施，不需要修筑堤坝和蓄水；沟渠排列都是水的储藏处，不需要开凿渠道。黄河在地下河道中流淌，不劳费力就安定了。现在黄河以北的地区，一眼望去都是荒地，如果确实能驱使河南、徐州、邳州等郡的百姓，每几百亩地必挖沟，几十条沟必通川，几条大河必蓄水成为湖泊沼泽。沟渠顺着水流冲刷而成，堤坊顺着水势泛滥而成，深渊顺着水势弯曲而合乎规矩。作为湖泊沼泽，多了就能容纳方圆千里之水，不助长黄河为虐，反而成为利益了。这真正懂得了‘涤源’的精义，如果这种说法能实行，难道不是安定黄河、安抚百姓的上策吗？”总之，设置沟渠，不单单是为了田间防备旱涝，大概是因为暴雨时常到来，有了沟渠来储存它，那么水就不会全部汇入黄河，这是急来缓受的方法，黄河之所以没有溢出决堤的原因。夏、商、周三代以后，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很少了。

沟渠的制度，占用土地很多。商鞅之所以开辟田间道路，是为了富国强兵，让土地没有一寸不耕种，没有一寸不征税。既然竭尽土地之力，废除了沟渠，那么肥沃的土地就变成盐碱地，于是开凿渠道灌溉的事情兴起了。郑国引泾水注入洛水作为渠道，灌溉盐碱地四万多顷，就是这种情况。贾让想在冀州多地开凿漕渠，让百姓能够灌溉田地，这是郑国、白渠的旧法，不是大禹疏通源头的本意。所以贾让自己也说这不是圣人的方法，而是补救败局的权术。有人认为开凿渠道灌溉田地符合古代沟渠的制度，大错特错，为什么呢？大禹深挖田间沟渠，引导溪谷的水流入田间，顺势而为容易。郑国、白渠，引河流的水灌溉平地，逆势而为困难。沟渠宽广深邃，雨水多、水势猛时有地方容纳，利于农田也利于黄河。开凿渠道引水灌溉，使得河流流速减缓、淤积而变浅，水势猛时就会溢出决堤（汉代张戎说过），农田虽然有利，但黄河却受害了。只有大禹治水，让地面上的水流有所容纳蓄积，而河中的水不至于太满，水利工程和农田工程互为表里，这就是它成为万世依赖的原因吧？

九泽已经修筑堤坝

传文说：“九州的沼泽，已经修筑堤坝阻挡，没有决口溢出了。”正义说：“以前泛滥溢出，现在水势安定，都修筑堤坝来阻挡它，使它没有决口溢出。”《诗经》说：“那沼泽的堤岸。”毛传说：“陂，是沼泽的堤岸。”吕氏说：“大凡治水不出两种情况，河流沟渠，辗转相入以到达大海，这是为了让水有所归宿。或者遥远而不能到达，就舍弃几百里的土地作为沼泽，这是为了让水有所容纳。”渭说：“按九州之泽，都已经修筑堤坝阻挡，那么不仅仅是雷夏泽以下，既为沼泽又为蓄水处而已。”

《周礼》泽虞注说：“泽，是水聚集的地方。水少曰薮。”《职方》注说：“大泽曰薮。”贾公彦说：“泽虞注：水聚集曰泽，水少曰薮。那么泽和薮是不同的。”现在这里说“大泽曰薮”，只是泽和薮相互依存，也作为同一事物。《周语》“陂障九泽，丰殖九薮”。韦昭说：“泽中没有水曰薮。”渭按：“泽和薮单独列举，则一个有水，一个无水；连称则通为一物。另外还有所谓浸的。”郑玄说：“可以作为堤坝灌溉。”我私下认为这个意义不恰当，泽水也可以灌溉，不仅仅是浸水。扬州的泽薮叫具区，它的河流是三江，它的浸水是五湖。大概泽薮的水浅，有时充盈有时干涸，丰富生长各种生物，百姓依靠它的利益。所以太宰的职责说：“薮使百姓富足。”浸就是后世所说的湖。停蓄渊深，四季不变。现在太湖自包山以西，水极深，就是古代的五湖；而平望、八赤、震泽之间，水弥漫而很浅，就是古代的具区。泽和浸的区别，就在于此。云梦泽方圆八九百里，只有巴丘湖常满而

译不枯竭，这也是浸润。

译《周礼·职方氏》记载的泽薮：冀州叫具区，荆州叫云瞢，豫州叫圃田，青州叫望诸，兖州叫大野，雍州叫杨纡，幽州叫貕养，冀州叫杨纡，并州叫昭余祁【郑玄注说：凡是九州的山镇泽薮中称“曰”的，是因为它们不止一个，只是说其中最大的那个罢了】。《尔雅·释地》中的十个泽薮：鲁国有大野，晋国有大陆，秦国有杨陓，宋国有孟诸，楚国有云瞢，吴越之间有具区，齐国有海隅，燕国有昭余祁，郑国有圃田，周国有焦护【贾公彦《职方氏》疏说：《尔雅》中泽薮有十个，是因为周和秦同在雍州，秦有杨纡，周有焦护，一州有两个，所以凑成十个】。《吕氏春秋》记载的九个泽薮说：越国的具区，楚国的云瞢，秦国的阳华，晋国的大陆，梁国的圃田，宋国的孟诸，齐国的海隅，赵国的钜鹿，燕国的大昭【《淮南子》说：秦国的阳纡，燕国的昭余】。现在考察，“九薮”二字最早见于《国语》和《管子》，解说的人认为就是九泽，而《周礼》、《尔雅》、《吕览》、《淮南》所列的参差不齐，有的按州来说，有的按国来说，各自列举其中最大且著名的，与《禹贡》不合，所以解释这部经书的人认为兖州的雷夏，徐州的大野，扬州的彭蠡、震泽，荆州的云梦，豫州的荥波、菏泽、孟猪，雍州的猪野，才是九泽，取自经典本身就已足够，不必向外寻求，这种说法也通顺，但无奈九山难以截取对应。施博士说：虽然可能有偶然相合的数字，却没有必然可信的道理，那么九山、九川、九泽都是以九州来说的了【林氏《尚书全解》引用此语】。

《国语》中太子晋劝谏灵王说：“我听说古代治理百姓的人，不毁坏山，不填平泽薮，不堵塞河流，不凿穿沼泽。山，是土聚集的地方；薮，是万物归聚的地方；川，是气流疏导的地方；泽，是水流汇聚的地方。天地形成后，土聚集在高处，万物归聚在低处，疏通为川谷，来疏导气流；修筑堤防、低洼之地，来汇聚美好之物【唐，堤也】。因此土聚集而不崩塌，万物有所归聚；气不沉滞，也不散失。所以百姓生活有财用，死后有所归宿。从前共工抛弃了这种方法，想要堵塞百川，毁坏高地填平低地，来危害天下，祸乱同时兴起，共工因此灭亡。到了有虞氏时期，有崇伯鲧，放纵他的邪心，称颂并延续共工的过错，尧因此将他诛杀于羽山。后来伯禹考虑到前人的错误，度量制定新的制度，效法天地共有的万物，顺从孙四岳辅佐他，高处修筑堤防，低处疏通河道，疏导河流排除滞水，汇聚水流丰饶万物，封土增高九山，决开疏通九川，修筑堤防九泽，丰饶种植九薮。所以天上没有潜伏的阴气，地上没有散失的阳气，水中没有沉滞之气，火没有灾害。皇天嘉奖他，赐给他天下【渭】。按：这段论述最精妙，河流流动，所以适宜疏通它，来疏导其滞塞；沼泽止水，所以适宜汇聚它，来丰饶百物。这是天地自然的本性，圣人治理它，也只是顺应自然而无所作为罢了。《左传》说：“台骀是台骀之父的后代，能继承他的官职，在汾水、洮水修筑堤防阻挡大泽。”大概自从上古以来，治水的方法就是这样。共工和鲧改变了它，适宜他们失败。

陂也是堤，但实际上不同。河流两岸修筑堤防，控制其旁溢；陂则是环绕沼泽修筑堤防，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地方。陂必定有水门，按时蓄水和泄水。考察传记：寿春的芍陂，是楚国相国孙叔敖修建的，有五个水门；隋朝赵轨修缮它，又开了三十六个水门。穰县的钳卢陂，是汉朝南阳太守召信臣修建的，有六个石门，号称六门陂。山阴的镜湖，是防稽太守马臻修建的，筑塘环绕三百里，疏通为两个水门：北堤有两个石闸，十九条阴沟；南堤十四条阴沟。大概都是古法。河流水势暴涨时，就打开高处的水门接纳水，让水在陂中游荡，来分散削弱其怒气；河流平静时就关闭水门蓄水，遇到干旱就打开低处的水门灌溉农田。利民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易经》说：“使万物喜悦的，没有比泽更喜悦的。”贾让说：“内黄境内有泽，方圆几十里，周围有堤防。太守把它分配给百姓，百姓在其中建造房屋。”大概自从战国开垦阡陌，尽用地力，就有废弃泽薮作为农田的。后来翟方进毁坏汝南的鸿隙陂，郡中百姓怨恨他。谢灵运请求将防稽的回踵、岯崲两个湖泊作为农田，太守不允许。陂不可废弃，就是这样。近代追求利益而忘记危害，古代蓄水的地方，没有一寸不耕种的，却忘记了它们过去是陂泽。就《禹贡》所载来说：荥波、菏泽被堵塞成为平地，不是人的罪过。其余如大陆、雷夏、大野、震泽、菏泽，都失去了旧貌。大概都是由围田导致的，其他泽薮就可以推知了。孔子谈论政事时说：“不要只看小利，看小利则大事不成。”现在废弃泽薮作为农田，而百川决堤泛滥，百姓没有安定的居所，连年歉收，都是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只看小利的危害。

陆文裕【深】《河汾燕闲录》说：晋水在涧中流淌，像闽越的水那样凶悍浑浊，怒号特别厉害，虽然步行可以跨越，但水流处辄起涛头，发出澎湃之声，是因为源头很高的缘故。夏秋之间危害不小，是因为没有堰堨等工具罢了。我在三晋各山间行走，曾想命令沿水的地方，聚集乱石，仿照闽越间制作滩涂，从源头往下，审察地势高低，以此决定疏密，那么晋水就都有利了。官府既不暇顾及，而晋人简慢懒惰，也再不知道做什么。闽地谚语说：“水没有一个堤防，就不能得利。”

译确实如此，也是因为有豪杰之士率先兴起倡导，后来的人因此继承发扬，才成就了永久的功业。所以我曾说：闽水之所以带来利益，是因为它充满坑洼后才缓缓前进；晋水之所以不能带来利益，是因为它像从高处倾倒一样急速流下罢了。朱文肃（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说：辛丑年我南归，经过磁州，遍野都是水沟，深度不超过二三寸，宽度大约一尺，纵横交错，随地势的便利而弯曲，车马可以跨越而过，庄稼茂盛，对此感到惊奇。问车夫水是从哪里来的，他指着远处的西山说：“那是泉水的源头。”又问泉水怎么能平稳地流动，回答说：前任知州刘征国在泉水下方修筑堤坝阻挡，高约一丈左右，堤坝高，泉水也随之升高，顺着地势引导水流向下，大概高出一尺，就可以灌溉十里土地，全州于是成为乐土。阎百诗曾经举出这两条事例给我看，说：“这就是文章家中急脉缓受、缓脉急受的方法。”我说：“是的。”又由此领悟到溪谷中的水，从山上流入田地，从田地流入河流，无论南北高低，都适宜缓慢而不适宜急促。阻挡泉水的源头，那么田间就不会有突然暴涨的水；加深沟渠，那么河流中就不会有猛烈的洪流。聚集石块形成浅滩，修筑堤坝作为屏障，也就是大禹治理沼泽的意思，不仅仅是让下游让出土地作为河水流淌回旋的地方。

译从前贾让想在冀州境内开凿漕渠，多处设置水门，干旱时就开启东方的下水门，灌溉冀州；水涝时就开启西方的高门，分流河水。这也是利用水门，但其法则与后世的减水河相同，并非利用陂塘障蓄九泽的本意。大概开凿渠道以削减水量，施之于清澈的河流是可以的，施之于浑浊的河流则因为分水过多，水流力量减弱，不足以冲刷泥沙，正道必然导致淤积填塞，从而在上游决口，祸害更加严重了。凭借泽地低洼的形势，来蓄积水流，按时开启关闭，河水暴涨时，得以向左右分流；等到水退时，主流不分流，永远没有淤积填塞的祸患。这是圣人的智慧，所以显得伟大。

四海防同

传文说：“四海之内都防同于京师，九州风俗相同，万国贯穿一致。”正义解释说：“按照礼制，诸侯朝见天子，按时朝见叫作‘防’，五年一次朝见叫作‘同’。这里说四海防同，是说官吏和百姓都能聚集到京师，并非指诸侯本人朝见天子。”夷狄戎蛮被称为四海。林氏说：“洪水泛滥于天下，四方道路都被阻断而不通。等到禹治理九州的功业完成，每州的末尾都记载了通往黄河的道路。比如长江不通淮河，就说沿着长江、大海到达淮河、泗水；沱水、潜水、汉水不通洛水，就说越过洛水到达南河。或者航海，或者陆运，都以到达黄河为终点。那么北起碣石，西起西倾山，南到东海尽头的地方，都有通往帝都的道路。这就是四海之所以防同的原因。”张氏说：“水患消除后，不只是九州百姓往来没有阻碍，蛮夷戎狄也都再次防同于京师了。”渭按：张氏的说法最恰当。“四海的人都防同于京师，那么不只是东方的岛夷，西方的昆仑、析支、渠搜罢了。”

《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为四海。”郭璞说：“九夷在东，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蛮在南。”其次是四荒，渭按：古书所称四海，都是就地域而言，不是就水域而言。《尔雅》四海属于释地，不属于释水。《禹贡》九州之外，就是四海，不以海水的远近为界限。刘向《说苑》说：“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这是正确的。自从宋人抛弃古训，直接把海当作海水，所以《蔡传》解释四海防同说：“四海的水无不防同，而各有归宿。”不知道这个意思包含在“九州攸同”句中，何必用多余的言辞？况且《禹贡》诸水都流入东海，只有黑水流入南海，那些归向西海、北海的，又是什么水呢？西海、北海不见于《诗》《书》《礼记》。《祭义》才开始提到“西海、北海”，注家不详其地点。《左传》《孟子》所说的“北海”，不离开东海。《离骚》说：“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史记》说：“于寘之西，水都向西流注入西海。”又说：“奄蔡在康居西北约二千里，临近大泽无边，大概是北海。”《汉书》记载苏武、郭吉出使匈奴，都被幽禁在北海之上。又有条支国临近西海。《后汉书》说：“班超派遣甘英等人亲自到达那里。”西海以西，又有大秦夷人与海商都经常往来。《唐书》说：“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干国，在海北岸。”又流鬼国距离京师一万五千里，濒临北海。其确凿的记载如此。然而西海距离玉门关、阳关四万多里，自汉朝以来西域常通，中国人得以见到其海；而极北之地，很少有使命，流鬼距离长安仅一万五千里，而北海终究不得见。所以朱子说：“自古无人穷至北海。”根据《王制》：“西河到东海不过二千多里。”现在以尧时甸服计算，其距离南海近的约四千里，远的也不过七八千里；而西海、北海却如此遥远，声教所及，为何相差如此悬殊？四海的含义，定当遵从《尔雅》。然而传记所称西海、北海，则实有其处，并非寓言。洪景卢说：“海只有一个，地东北高，东南低，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是一个。北到青沧，就叫北海；南到交广，就叫南海；东渐吴越，就叫东海，没有所谓西海的。”《诗》《书》《礼》经所称四海，大概是引类而言。如果审慎而言，那么《禹贡》的文字，只说海就够了，为何又有南海呢？大概南海附近交广，黑水流入其中，而西海、北海远在数万里之外，与中国的水无关，所以不说罢了。灉、沮、防同，是从水而言；四海防同，是从人而言。解说者应当随文立义，不可牵强附会。按时朝见叫作“防”，五年一次朝见叫作“同”，这是《周礼》的说法；尧时未必有此名称。“防同”只是望走的意思，不必引用诸侯朝见天子的事。“四海防同”，举远以概括近，说夷狄戎蛮，那么华夏可知。传文“四海之内”，“内”字有毛病，而疏曲为之解说云：天子对于夷狄，不与华夏同风，故知“四海”谓“

译“四海之内”，也就是九州之中。顺从传闻而违背经典，我不采纳这种说法。

译六府治理得十分完善。

传文说：“水、火、金、木、土、谷，都治理得很好。”意思是政教平和。正义解释说：“因为政教平和，百姓不丧失生计，各自能够增殖自己的资产，所以六府得以治理完善。”叶氏说：“六府没有废弃，财用贡赋的法度由此建立。”金氏说：“府，指官府。六府，是水、火、金、木、土、谷的官府。水土已经平定，所以这六者的利益无不兴起，而这六者的官员无不举用。”渭按：“以下总结各州土田贡赋的事。六府是财用的源泉。六府的政事如果不修治，那么赋税就没有来源，贡品也就无从产生。”说“六府治理完善”，是为下文做铺垫。

金吉甫将“府”解释为官府，他的说法大概有所依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回答魏献子说：“五行之官，称为五官，实际排列接受氏姓，封为上公，祭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崇和奉行的。木正叫句芒【正，官长；句，古侯反】，火正叫祝融，金正叫蓐收，水正叫玄冥，土正叫后土【句芒以下都是五行之神名，配享者与他们同食，也能取他们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就像社本是土神之名，稷本是谷神之名，配享者也能称为社稷一样】。魏献子说：“社稷五祀，是谁氏的五行之官呢？”回答说：“少皥氏有四个儿子叫重【直龙反】、该、修、熙，确实能治理金、木及水【能治理他们的官职】，让重做句芒，该做蓐收，修和熙做玄冥，世代不丧失职守，于是渡过了穷桑之难，这是其中的三祀。颛顼氏有个儿子叫犁【《国语》字作黎】，做祝融。共工氏有个儿子叫句龙，做后土，这是其中的二祀。后土是社稷的田正【农官之长，掌管播种繁殖】。烈山氏有个儿子叫柱，做稷，从夏朝以上祭祀他。周弃也做稷，从商朝以来祭祀他。现在考察五行之官及田正，从少皥氏时就已经有了，那么尧时也有这六官，是可以知道的。禹做司空，平定水土，大概兼管这两官。益掌管火，焚烧山泽，设立虞官管理草木，也应当兼管木火之官。稷播种百谷，做田正，只是不知道金正属于何人罢了。”《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顺序与此稍有不同，大概是禹接受洛书后所更改确定的。下文说：“土适宜种植庄稼”，那么谷附属于土而不再单独列为一府，于是五官的名著显明，而六府的称号就隐没了。

众土都得到正确的治理，谨慎地制定财货贡赋。

传文说：“交，俱也。”众土都得到正确的治理，指的是壤、坟、垆，致使所谨慎的，是财货贡赋，意思是取之有节制，不过度。正义解释说：“水灾已经消除，天下众土如坟、壤之类都得到正确的治理，恢复本性故也。百姓既然丰足，取之有法度，致使所谨慎的，是说实行什一之税，不过度。”叶氏说：“众土都得到正确的治理，是用九土相互参照来辨别其等级。”吕氏说：“九州的土，彼此相互对照，高低各得其正。”蔡氏说：“土是财货自然生长的地方，称为众土，那么不仅仅指谷土。众土有等级，应当以肥瘠、高低、名物相互参照来校正，以承担土事。因为众土所产出的财货，而谨慎其财赋的收入，就像周朝大司徒用土宜之法，辨别十二土的名物，以承担土事之类。”渭按：这是兼论土田贡赋而言。谨慎者，是圣人兢业之心，制定法度使其归于中正，施行万世而没有弊端。

万物都依附于土，土是财赋的源泉，所以在六府之中，特别举出土来论述。众土，吴幼清说：“川泽、坟衍、原隰、丘陵、山林。”说法源自《周礼·大司徒》，即所谓“用土防之法，辨别五地之物产”。东阳陈氏说：“众土都得到正确的治理，那么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土地，无不辨别，不仅仅只是坟、壤、垆的区别而已。”这种说法不对。坟、壤、垆，就包含在这五地之中，难道“厥土”等等之外，还有所谓的五地之土性吗？吴氏的说法不妨互相印证，陈氏推广而言，就错了。

正义说：各州的土，青黎是颜色，涂泥是湿度，土性的差异，只有壤、坟、垆罢了，所以举这三者来说。现在考察：荆州之涂泥，不能说不是土性；梁州之青黎，安国以黎为黑，马融说：“黎，小疏也。”王肃跟随他，大概黎确实是土性。青州海滨广斥，斥卤也是土性。土黏叫埴，徐州之赤埴，难道不是土性吗？传文说：“壤、坟、垆”，只是举其多者而言，不必说这三者之外更没有土性了。

孔疏以众土都恢复本性为交正，叶少蕴开始说用九土相互参照来辨别其等级，这个意义较长，所以蔡传宗之。有人怀疑经文“田有等级而土无等级”，叶氏的说法恐怕不对。我认为“田不外乎土”，只是从人耕治出谷，命名为田。九等也是就壤、坟、垆来区分的，即田的等级可以知道土的等级。但这说“众土都得到正确的治理”，不专门指谷土而已。

都依据三壤制定赋税，治理中邦。

传文说：“都依据壤田的上、中、下，大致分为三品，完成九州的赋税。”说明水害已除，正义说：“土壤各有

译土地有肥沃与贫瘠之分，因此划分为上、中、下三等，虽然计算的等级非常多，但只举其大概，定为三个品级，依据土地的优劣，来作为贡赋多寡的标准。虽然将三等细分为九等，由于人力修治的多少，当时略有差异，但百姓的常规赋税，必定以土地为准。”苏氏说：“九州各自衡量土地的高下，来制定国家的用度，决定赋税收入的多少。中邦指的是中原诸夏，贡品中有到达四方夷狄的，但赋税只限于中原诸夏。”王氏说：“土地贡赋有涉及四方夷狄的，但田赋只限于中邦而已。”金氏说：“中邦，就是中国。古代田地可以实行井田制的，就整齐地加以治理，称为中国；那些田地不能实行井田制的，就是偏僻闭塞之地，用戎狄的法规来划定疆界，所以九州之内有夷狄。”【渭】按：金氏的说法最为精善。中邦指的是甸服、侯服、绥服这三个内服地区，泛泛所说的九州，并非指田地是众土中的膏壤，中邦乃是实行井田和牧地制度的地方，田赋由此产生，百姓的生命维系于此，国家的积蓄依赖于此，比土贡更为急迫，所以特别在前两句中抽出来说明。

译古代将九州之内的土地制度划分为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方圆三千里称为中国，方圆二千里的要服和荒服称为四夷。五服之外的剩余土地也属于九州。九州之外，是夷狄戎蛮，这就是四海。自从汉代以来，解释经书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有金吉甫领悟了它。《左传·定公四年》祝佗说：“成王将伯禽封在少皥的旧地，将康叔封在殷的旧地，都依照周的法度划定疆界；将唐叔封在夏的旧地，依照戎的法度划定疆界。夏的旧地，就是太原。尧的时候，太原属于侯服，周朝建都镐京，那么太原就应当属于要服。那地方靠近戎族，所以依照戎的法度划定疆界。大概也不把那里的田地划分为井田，使其与中国的赋税制度相同。”

《礼记·王制》说：“从恒山到南河，方圆千里而近。”郑玄注说：“这是冀州的区域；从南河到长江，方圆千里而近，这是豫州的区域；从长江到衡山，方圆千里而远，这是荆州的区域；从东河到东海，方圆千里而远，这是徐州的区域；从东河到西河，方圆千里而近，这也是冀州的区域；从西河到流沙，方圆千里而远，这是雍州的区域。”按此经文的意思，并不在于各州的边界，郑康成的说法似是而非。篇首说：“凡是四海之内，九州，每州方圆千里。”这里又是纵横来说：从恒山向南，经过黄河、长江直到衡山，南北直径三千里；从东海向东河、西河直到流沙，东西直径三千里。根据它的直径来知道它的方圆，所以下文说：“西边不到流沙，南边不到衡山，东边不到东海，北边不到恒山。”凡是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圆三千里，作为田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这就是《禹贡》中甸服、侯服、绥服方圆三千里的土地，没有蛮夷杂居其中，可以依据土地状况制定赋税。夏朝建立，殷朝沿袭，经历一千多年而没有改变，到了周朝才开始有所增减。金华应镛说：“‘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这是区域的大数，是疆理的大略；‘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这是民田的大数，是疆理的详实。”深得经文旨意，是其他儒生所赶不上的。“四海之内”就是“九州”，“九州之中”又有“五服”。五服的土地并不占尽九州。孟子说：“海内方圆千里的地方有九个。”大概就是《禹贡》中作为邦国征收赋税的区域。撰写《王制》的人错解了其意，于是认为“每州方圆千里”，“九州方圆三千里”，而其外就是四海。从此这一错误，其他儒生不再知道《禹贡》九州之内有中国、蛮夷的区别，而把四夷当作版图不登记、正朔不施加的地方，与四海没有分别了。谬误积累相承，现在特别加以纠正。

《禹贡长笺》说：按“庶土”四句，蔡氏分为土贡、田赋、土贡，说“慎”，就是只指服食器用；田赋说“成”，就是万民正当的供给。然而庶土所包容的范围很广，根据蔡氏所说“不只是谷物土地”，那么谷物土地已经在其中了。况且经文中“赋”字有两个，本来没有区别，怎么能把财赋的“赋”专门指为土贡呢？大概“底慎”是千古理财的根本意义，兼有贡赋特别积蓄作为军国的命脉，什一税尤其中正的常道。所以又在庶土之中选取谷物土地来说，那么依据土地制定赋税、取之于民有制度，这就是所谓的“底慎”，意义相互充足，不是上面说贡下面说赋的意思。

《禹贡锥指》卷十八

<经部,书类,禹贡锥指>

钦定四库全书

《禹贡锥指》卷十九

德清胡渭撰

锡土姓

传文说：天子建立有德行的人，根据其出生地赐予姓氏，意思是说有德行的人生在此地，用此地名赐给他姓氏，以显扬他。正义说：《周语》称上帝嘉奖禹的德行，赐姓为姒；赐福给四岳，赐姓为姜；《左传》称周朝赐给陈胡公的姓氏为妫，这些都是因出生地赐姓的事情。臣下蒙受赐姓，这样的人很少了。这件事是用贤者中最大的，所以举出来说。林氏说：锡土姓，于是才可以划定天下疆界而成就五服。如契封在商，赐姓子氏；稷封在邰，赐姓姬氏，也必定在这个时候。黄氏说：旧有土地的人，功劳高就加赐，已有姓氏，非大功大德不另外赐予。金氏说：水土既已平定，田制既已确定，于是修明封建的法度，各自让他们守卫。锡土，是奖赏他们的功劳，确定他们的限制；锡姓，是表彰他们的勋德，辑睦他们的分族。封建的由来，固然久经洪水之患，那么限制多不明确；有平定水土的功劳，那么劳绩所宜奖赏。这就是修明封建制度的原因。当时尧舜在上，封建虽然并非禹所专有，而实际上出自禹的规划，所谓弼成五服者，此章以下是也。按：有土地则必定有氏，而赐姓为难。锡土姓，是说始封之君有德行。

锡土姓是一件事，有人说旧有土地而今才赐姓的，大概也有。我认为众仲说：“天子建立有德行的人，根据其出生地赐予姓氏。”这必定是始封之君，即使旧有土地的人，当时也必定改封。《大国王制》说：“有功德于民的人，加地进律。”就是这件事。

尧时锡土姓之事，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