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锥指卷二

译于是设置郡县。《周礼》所说的河内，不仅仅指河内郡的地域。现在即使将幽州、幷州一并提及，也没有不可。如果一定要写明疆界，说“河内属于冀州”，或许能符合实际情况。《史记正义》说：“古代帝王的都城多在河东、河北，所以称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又说：‘黄河从龙门向南到华阴，向东到卫州，向东北流入大海，曲折环绕冀州’，因此称为河内。大概黄河以北的地区，总称为河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把怀州称为河内。”然而经文简练深奥，可以通过互相参照来理解，正不必如此繁琐。舜开始划分十二州，因为冀州北部地域广阔，所以分出幷州、幽州。这是马融的说法，孔安国的传注也相同。到了夏代又合并回冀州，与尧时相同。《尔雅》中的九州有冀州、幽州而没有幷州。郭璞认为这是殷代的制度，“两河之间称为冀州”，注释说：“从东河到西河，燕地称为幽州”，注释说：“从易水到北狄。”大概是殷代将夏代冀州的东北部划分为幽州，而正北部的幷州之地仍然属于冀州，比起虞代的冀州就大了。《周礼》中说东北方为幽州，河内为冀州，正北方为幷州，与虞代的制度相同。贾公彦解释说：“周代的冀州比《禹贡》中的小，因为它北部有幽州、幷州。然而不仅比《禹贡》中的小，也比《尔雅》中的小。”

译冀州位于中原腹地，是古代轩辕、陶唐、有虞、夏后、殷商等朝代建都的地方，以及实沈、台骀、孤竹等诸侯国的封地也都在这里。春秋时期可以考证的，有晋【古代实沈的废墟，唐人在这里沿袭旧制以侍奉夏、商、周，周成王灭掉唐国，将此地封给弟弟叔虞作为唐侯，到他的儿子燮时改名为晋】、魏、霍、冀、黎【《尚书》中“西伯戡黎”指的就是这里，现在是黎城县】、郇【或写作荀】、贾、沈、姒、蓐、黄【黄帝将台骀封在汾州，沈、姒、蓐、黄四族实际负责守护其祭祀】、路、赤狄、邶、鄘、卫【最初封地在朝歌】、邢、共、凡、原、雍、邗、虞、檀、温、中山、鼓、肥、鲜虞、蓟、北燕、韩、无终、山戎，总共三十五个国家。战国时期，这些地区属于燕、赵、魏，而秦、卫也兼得其中部分土地。秦朝统一天下，设置三十六郡，这里属于钜鹿、邯郸、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河东、上党、太原、代郡、雁门、云中、三川【北部边境属于三川郡】。汉武帝设立十三州，这里属于冀州【管辖九个郡国】、幽州【管辖十个郡国】、并州【管辖九个郡】。后汉、魏、〇都沿袭这一制度【〇冀州管辖十三个郡国，幽州七个，并州六个】。南北朝时期土地分裂，增设的州郡逐渐增多，多得无法统计。唐朝继承隋朝制度，州就是郡。贞观初年，根据山川形势的便利，将天下分为十道。开元年间，又析分为十五道，这里属于河北道的汲郡【卫州】、邺郡【相州】、广平【洺州】、钜鹿【邢州】、信都【冀州】、赵郡【赵州】、常山【镇州】、博陵【定州】、河间【瀛州】、文安【莫州】、饶阳【深州】、上谷【易州】、范阳【幽州】、顺义【顺州】、归化【从顺州析置】、归德【燕州】、妫川【妫州】、渔阳【蓟州】、密云【檀州】、北平【平州】、柳城【营州】等郡；河东道的河东【蒲州】、绛郡【绛州】、陕郡【陕州，北部边境属于此】、平阳【〇】、高平【泽州】、上党【潞州】、乐平【仪州】、阳城【沁州】、大宁【隰州】、文城【慈州】、西河【汾州】、太原【并州】、昌化【石州】、雁门【代州】、定襄【忻州】、安边【蔚州】、马邑【朔州】、云中【云州】等郡；还有都畿道的河内郡【怀州】、关内道的单于大都护府。按照以上《通典》所列，信都应当全部属于兖州，邺郡的内黄、尧城、临河，以及汲郡黎阳的东部边境应当分别属于兖州。以今天的地理来说，山西的太原、平阳、汾州、潞安、大同五府，以及泽、辽、沁三州。河南则是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只有卫辉的胙城】【县旧在大河之南，应当属于兖州】。直隶则是顺天、永平、保定、广平、顺德五府，以及真定、河间二府的西北部边境【应当以汉时漳水的故道为界，水西属于冀州，水东属于兖州，详见后文】。大名府浚县的西部边界【以宿胥故渎为界，西属于冀州，东属于兖州】。又新设置的宣化府【旧为万全都司】以及旧辽东都司的西部边境【以大辽水为界，西属于冀州，东属于青州】。其北部则越过边塞，直达阴山脚下，西起东受降城以北，东止于大辽水，都是古代冀州的疆域。

冀州西面以黄河为界，黄河从今塞外东受降城南边开始，向东流到山西大同府废东胜州的边界，折向南经过平卤卫以及太原府的河曲、保德、兴县，汾州府的临县、永宁、宁乡、石楼，平阳府的永和、大宁、吉州、乡宁、河津、荣河、临〇、蒲州，这就是西河，与雍州分界。

冀州南面也以黄河为界，黄河从蒲州流过雷首山，折向东，经过芮城、平陛、垣曲以及河南怀庆府的济源、孟县、温县、武陟，卫辉府的〇嘉、新乡、汲县，这就是河南，与豫州分界。冀州东面也以黄河与兖州分界。自从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之后，大禹治理的黄河故道被淤塞废弃，冀州和兖州的边界难以划分。现在根据《汉书·地理志》，魏郡邺县下记载：“故大河在东，句北入海。”故大河，就是王横所说的禹导河水，原本沿着西山下向东北流去的河道。黄河从汲县向南东北方向流，到黎阳县西南流出大伾、上阳三山之间【大伾山一名黎阳山，现在在浚县东南二里，就是贾让所说的东山。枉人山一名善化山，在县城西北二十五里，俗名上阳三山，就是贾让所说的西山】。苏代称之为宿胥之口，郦道元称之为宿胥故渎，李垂称之为西河故渎。浚县旧志记载：“在县城西十里，大概是大禹治水留下的遗迹【黄河改道从县城东边流过，所以称这里为西河】。”从这里向北，经过荡阴、安阳、邺县、斥丘【东接内黄、魏县】，到列人、斥章的边境，左边防护着横流的漳水，就是《尚书》所说的“北过降水”【应劭说：“斥章县漳水从县治北边流出注入黄河。”杜佑说：“漳水横流到肥乡县界注入黄河，斥章现在是曲周县地，肥乡是汉代列人县地，大概漳水从这两个县的境域注入黄河”】。黄河从此向东北流入大海，等到定王时期黄河向南改道，则横流的漳水向东流出，沿着黄河故道而下，到东光县西与大河汇合。王莽时期黄河进一步向南改道，漳水于是独自直达大海，所以斥章以下的水道，《水经》通称为漳水。东

译向北经过平恩、曲周、钜鹿、经县、南宫、堂阳、扶柳、信都、昌成、西梁、桃县、鄡县、下博、乐乡、武强、武隧、武邑、东昌、弓高、阜成、乐成、建成、成平、浮阳，到达章武、平舒后流入大海，这大概都是大禹治理黄河时的故道。而解说经书的人都将王莽时期的黄河当作大禹时的黄河，这是错误的【黄河故道又名北渎，王莽时期世俗便称其为王莽河】。以当今的地理来说，濬县【隶属直隶大名府】、汤阴、安阳、临漳【均隶属河南彰德府】、成安、肥乡、曲周【均隶属直隶广平府】、平乡、广宗、钜鹿【均隶属顺德府】、南宫、新河、冀州【均隶属真定府】、束鹿【隶属保定府】、深州、衡水、武邑、武强【均隶属真定府】、阜城、献县、交河、沧州、青县、静海、天津【均隶属河间府】，这些都是大禹时代冀州东部濒临黄河的地区。黄河主流与兖州分界，《王制》称之为东河。向北分流为九条河道，其中主流《尔雅》称之为徒骇河，后来又合流为逆河，向东到达碣石山后流入大海。后世称之为渤海，详见《导河》篇。

译唐代冀州的治所在信都县，贝州的治所在清河县。《通典》将冀州划入古冀州的疆域，将贝州划入古兖州的疆域。并且依据洚水来划定边界，县治在水西边的属于冀州疆域，县治在水东边的属于兖州疆域。现在查考《汉书·地理志》：故漳河在信都县北边，向东流入大海。《禹贡》中的绛水也流入大海，这条水从南宫县进入，流经该县后折向东北，经过信都县城东边，注入广川县的张甲故渎。后来水流又改道向北，绛水故渎于是干涸，因此被称为枯洚。这大概是漳水一时改道所致【详见《导河》篇】。杜预的意思认为禹时的河道在这里，所以把枯洚当作降水，把深州的陆泽当作大陆泽，这就是“北过降水至于大陆”的说法。然而枯洚实际上并非禹时的遗迹，而且冀州与兖州的边界是以徒骇水而非枯洚来划分的。杜预沿袭前人的错误，错得更厉害了。漳水本来就是徒骇水，唐代冀州、贝州所管辖的各郡县都在漳水东边，怎么会有古冀州的土地呢？

冀州东北方与青州的分界线，在古传记中没有可以考据的。现在查考碣石山以西的渤海，就是禹时的逆河。从天津卫直沽口与兖州分界，又向北经过宝坻县，向东南转折向东经过丰润、滦州、乐亭、卢龙、昌黎县、南昌黎、汉累县。碣石山就在那里，渤海的北岸都属于冀州疆域。从这里向东就是大海，向东经过抚宁县，向东南又向东经过山海关，向南又向东经过辽东、宁远、广宁等卫，南边就是汉代辽西郡的地界。又折向南经过海州卫西南【卫在旧辽东都司城南一百二十里】，叫梁房口关，大辽水在这里入海【关在盖州卫西北九十里，海运船只由此进入辽河】。《水经注》说：大辽水发源于塞外的卫白平山【也有说法出自〇石山】，向东南进入塞内，正对着辽东的望平县，向西弯曲后向西南流，经过襄平县故城西边【襄平是汉代辽东郡的治所，明代是辽东都司郭下定辽中卫的地界】，又向南经过辽隧县故城西边，再向南有小辽水注入【水发源于〇菟高句丽县的辽山】，又向东南经过房县西边，左边有白狼水【水发源于右北平郡白狼县】，又向东经过安市县西南流入大海【《汉书·地理志》望平县的辽水发源于塞外，向南到安市入海，流经一千二百五十里。《明一统志》说辽河从三万卫西北进入塞内，向南流经铁岭、潘阳都司的西境，广宁的东境，又向南到海州卫西南入海】。望平、襄平、辽隧、房县、安市都是汉代辽东郡的属县，而辽水经过它们的西边，由此可知辽西属于冀州疆域，辽东属于青州疆域，而碣石以东、梁房以西的海域则是两州共有的。

冀州的北界也没有可以考据的，大致说来，应当到达阴山。侯应说：“北边塞到辽东，外面有阴山，东西长一千多里，这是对的。”从前战国时期，赵国向北攻破林胡、楼烦，修筑长城从代地沿着阴山南下到高阙作为边塞【颜师古说：高阙，山名，在朔方郡北边】，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燕国也修筑长城从造阳到襄平【颜师古说：造阳，地名，在上谷郡界内】，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用来抵御胡人。燕赵所筑的长城从云中直到辽西，绵延大约三千里，怀疑就是尧时冀州的北界。只是现在的长城未必都是古迹，其详细情况无法得知了。北界的西端，应当起于东受降城【唐景龙二年张仁愿修筑，设置振武军。《元和志》说：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是汉代定襄郡的盛乐县。武德四年在这里设置云州，麟德三年设置单于大都督府】，这就是舜所划分的并州的西界。东端应当抵至医巫闾山，这就是舜所划分的幽州的东界。山在旧辽东都司广宁卫西五里【卫东距离都司城四百二十里】，《职方氏》说幽州的山镇叫医巫闾，就是这里。《明一统志》说：“舜将冀州东北部分出为幽州，就是现在广宁以西的地方；将青州东北部分出为营州，就是现在广宁以东的地方。”秦代将幽州设为辽西郡，营州设为辽东郡，大概是沿袭燕国的旧制，以大辽水为界限。

栁城县汉代属于辽西郡，隋代设置营州治所于此，唐代沿袭。《地理志》说营州栁城县，西北接奚族，北接契丹。《通典》说：“东到辽河四百八十里，南到海二百六十里，西到北平郡七百里，北到契丹界五十里。”那个地方远在今天的塞外。永平府旧志说：“栁城在昌黎县西南六十里。”这大概是唐代永泰元年所设置的柳城军，不是古代的栁城。昌黎本是金代的广宁县，大定末年更名，也不是古代的昌黎。《水经注》说：“魏国田畴率领军队出卢龙塞，开山填谷五百多里，经过白檀，历经平冈，登上白狼山，遥望栁城【见濡水篇】。”又说：“燕国慕容皝认为栁城北边、龙山南边是福地，派阳裕修筑龙城，改栁城为龙城县【见大辽水篇】。”这才是真正的古代栁城，禹贡冀州东端的北界，应当到这里为止。现在却说在昌黎县西南，那么冀州东北角的边界就相差七八百里了，难道不荒谬吗！

顾炎武《日知录》说：古代的天子常居住在冀州，后人因此把冀州当作中国的中心。《楚辞·九歌》：“览冀州兮有余

译《淮南子》记载：“女娲氏杀死黑龙以拯救冀州。”《路史》说：“中国总称为冀州。”《谷梁传》说：“郑国，是同姓的国家，位于冀州。”渭按：《九歌》说：“巡视冀州尚有余力，横跨四海何处是尽头。”《淮南子》说：“女娲氏杀死黑龙以拯救冀州”，又说：“正中央的冀州称为中土，那么中国就是冀州。”范宁注《谷梁传》说：“郑国，是姬姓的国家，冀州靠近京师，亲近的尚且不能使归服，那么疏远的人就可想而知了。”杨士勋解释说：“冀州，是天下的中心，唐、虞、夏、殷都建都于此，是天子的常居之地。所以后来的君王虽然不建都于冀州，也可以用冀州来指代，那么将王畿称为冀州，其义理也略有不同。”

译冀州和兖州共同拥有徒骇水等八条支流，都在兖州的区域内，而孔安国说冀州的水不流经兖州，我常对此深感疑惑。等到读了《河渠书》，大禹疏导黄河到大伾山，因为黄河在平地上流动，多次决口泛滥，于是分导两条渠道来引导黄河，向北引到高地，经过降水到达大陆泽，忽然醒悟如同梦初醒，知道洚水、大陆泽、九河的区域，在尧的时候还没有被黄河经过。孔安国的解释精妙绝伦，苏轼的说法更加畅达。对于孔安国所说的尧时徐州、青州没有黄河水患，青州治理的是潍水、淄水及汶水，徐州治理的是淮水、沂水及泗水，与黄河无关。我考察汉武帝时黄河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注入钜野泽，连通淮水、泗水，是水患波及徐州。成帝时黄河在东郡平原决口，泛滥流入济南、千乘，是水患又波及青州。在两条渠道没有分导的时候，黄河自大伾山以下在平地上流动，多次决口泛滥，怎么知道青州、徐州的境域不像后世那样横遭其害呢？拘泥于经文所记载的州界没有黄河，来讥笑苏轼所说的“夏虫不可以语冰”的观点。

郑樵《六经奥论》说：“《洪范》五行的顺序，第一是水。大禹治水，从冀州开始。冀州是帝都所在，在北方，属水，所以冀州排在前面。冀州的水治理好了，水生木，木属东方，所以接着是兖州，接着是青州，接着是徐州，都是东方。兖州、青州、徐州的水治理好了，木生火，火属南方，所以接着是荆州，接着是扬州，都是南方。荆州、扬州的水治理好了，火生土，土属中央，所以接着是豫州。豫州居于天下之中。豫州的水治理好了，土生金，金属西方，所以最后以梁州、雍州结束。”渭按：“大禹治水的顺序，不过是先低后高，再没有别的含义。”夹漈（郑樵）的说法，是阴阳五行家的言论，用这种说法来解说经典，将会流变为纬书的妖妄。然而他的话近于情理，足以迷惑人，所以洪迈也把它载入《容斋随笔》。我不可以不辨明。

已经治理了壶口山，又治理了梁山和岐山【释文：壶音胡，治如字，岐音其宜】

传文说：壶口山在冀州，梁山和岐山在雍州，从东面沿着山治水向西。正义说：班固作《汉书·地理志》，根据前汉的郡县来说明山川所在。志书说：壶口山在河东北屈县东南，梁山在左冯翊夏阳县西北，岐山在右扶风美阳县西北。那么壶口山向西到梁山，梁山向西到岐山，是从东向西说的。曾旼说：吕不韦说：龙门没有开辟，吕梁没有凿通，黄河从孟门山上流出，大水泛滥逆流，没有丘陵高地能淹没它，名叫洪水。大禹疏通，叫做孟门。按照《地理志》说壶口山在北屈的东南，而郦道元说孟门在北屈的西南，那么壶口山和孟门是东面的山。龙门在梁山的北面，那么梁山是龙门南面的山。由此说来，先前黄河从孟门山上流出，横流而出，就知道东面的壶口山，南面的梁山，西面的岐山，都淹没在水中了。大禹在壶口山的西面开辟孟门，开始在壶口山动工；在梁山的北面开辟龙门，最后在梁山完工；而其余的功绩又波及岐山。大概壶口山、梁山、岐山是一次工程，其施工都是同时，不能分说在两个州，所以一并说在冀州。叶梦得说：《诗经》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那么梁山的施工最多，而岐山是因为梁山而波及到的。薛季宣说：传文称大禹凿开孟门，儒者大多不相信。《夏书》已经记载了壶口山，不可诬蔑。吕祖谦说：壶口山、龙门之上，水口的祸患，根本在于龙门狭隘，所以大禹凿开它来行水，这是用工最大的地方。渭按：“既”是已经完成的辞，“载”是从事。郑康成说：“载”的意思是从事，韦昭相同。壶口山在今山西平阳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梁山在今陕西西安府同州韩城县西北九十里，岐山在今凤翔府岐山县东北十里。吉州是汉代的北屈，韩城就是夏阳，岐山就是美阳。水患没有比黄河更大的，孟门、龙门是黄河的上下游关口，山石挡路，束缚水流，排泄不利，所以首先开辟。壶口山的事完毕，于是向西治理梁山，大概自龙门治理西面的黄河直到华阴，所谓“决川距海”。治理梁山的余功，因而波及岐山，大概决开渭水的下游流入黄河，兼治梁山的田野，使可以耕作，所谓“濬畎浍距川”。

先前的儒者把“既载”连上冀州读，认为赋役属于记载在书籍中，经文实在没有这个意思。而且把“既载”连上读，那么“壶口”二字不成话。应当跟随苏轼，把“既载壶口”作为一句。载本来训为从事，林少颖引用《诗经》“俶载南亩”为例，说开始在壶口山从事。我按《诗经传》“俶”是开始从事，认为是开始有适宜的事。这里只说载，没有开始的意思。《尔雅》“哉，始也”，哉和载不同。颜师古把载当作开始，不对。应当跟随郑、韦的训从事，如“请事斯语”的事。

冀州三面逼近黄河而不说治理黄河，大概因为黄河不是一处，治理不是一时，不能笼统地说，所以举山和地来区别。壶口山、梁山，《志》是龙门西河的治理；岳阳，《志》是南河砥柱的治理；覃怀，《志》是孟津洛汭的治理；衡漳，《志》是东河的治理；大

译陆，是《禹贡》中记载的徒骇河的治理；碣石，是《禹贡》中记载的逆河的治理。虽然文中没有直接提及治理黄河，但黄河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全面的治理。经典著作的笔法，其意蕴微妙而显明，竟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译大禹治理的，是水。但有时举出山来作为水的标志，只有壶口、梁山，是记载西河的；雍州的三危，是记载黑水的，这些都是关于疏通河道以抵御河水泛滥的事情。岐山、岳山以及徐州的防山，羽山的岷山、嶓冢山，蔡州、防州、雍州的荆山、岐山、终南山、惇物山、鸟鼠山，则都是关于疏通田间沟渠以汇入河流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涤源”。

《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都说龙门没有开辟，吕梁没有开凿，黄河水从孟门山之上流出。孟门山在今平阳府大宁县西南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壶口的北面。《黄河中流水经注》说：黄河水向南流经北屈县故城西，有孟门山，就是龙门的上口，确实是黄河的巨大险阻。这块石头开始，大禹开凿河中冲刷拓宽，两岸高深，悬崖倾侧回护，巨石临危仿佛要坠落，又环绕其中，水流交汇冲击，激荡如山腾跃，深波颓叠，直到下口。《元和郡县志》说：孟门山在慈州文城县西南三十六里【今吉州西北六十五里有文城废县】，俗名石槽，现在河中有山凿开如槽，束住水流悬注七十多尺。渭按：龙门的上口为孟门，在今吉州西，正对陕西延安府的宜川县，其下口即今河津县壶口山的尽头，近世也称之为龙门。西边与韩城的龙门相对，上口到下口大约一百六十多里。孟门有两个，一个在龙门山北，三位先生所说黄河从孟门之上流出的是这个；一个在太行山东。《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讨伐晋国，夺取朝歌，进入孟门，登上太行。《史记》吴起对魏武侯说：殷纣王的国家，左边是孟门，右边是太行【《战国策》作右边是漳水、滏水】。《吕氏春秋》说：通达德行的真情，那么孟门、太行就不算是险阻了。刘孝标《广绝交论》说：太行、孟门，难道称得上险峻吗？凡是与太行并列提到的，都不是吉州的孟门。杜预说：孟门，是晋国的险要通道，但没有说明它的具体位置。司马贞注《吴起列传》说：刘氏按纣王都城在朝歌，那么孟门在其西，现在说左边则东边另有孟门。他注《齐世家》则说：孟门在朝歌东，大概是依据吴起的话来立论，现在那里实际上没有山与之对应。齐军从朝歌向西进入，也不应当反而在其东。那么孟门，是太行险道的名字，怀疑就是今辉县的白陉。乐史《太平寰宇记》说：相州安阳县有鲧堤，是大禹的父亲所筑，用来抵御孟门，现在称为三仞城【《淮南子》说：夏鲧建造三仞高的城墙，诸侯背离他】，大概也是指朝歌西边的孟门，但不知道从孟门来的水是什么水，需要筑堤来抵御。如果说这个孟门就是龙门的上口，那么筑堤应当在太原府濒河的地方，安阳距离西河千里，山脊隔断，何用为孟门筑堤？我怀疑这个堤，是为清淇、荡、洹等水而设。后人误认两个孟门为一座山，于是附会其说，认为是鲧所筑，用来抵御孟门罢了。

汉代贾让上奏说：“从前大禹治水，山陵挡路的就摧毁它，所以开凿龙门，开辟伊阙，劈开底柱，打破碣石，堕断天地的本性。”林少颖说：“凿应当在狭窄处凿而拓宽，未必像贾让所说的堕断天地的本性。”渭：“按‘性’犹‘生’，指不是人工所造，相对于上文城郭、田庐、坟墓而言。山陵挡水路就摧毁它，也不是说本来不通水。天生狭窄的，人工开凿使之宽广，就是堕断天地的本性。贾让的话并没有过错。”

三位先生所称的吕梁山，就是《禹贡》中的梁山。《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塌，《公羊传》说：“梁山，是黄河上的山谷，梁山崩塌堵塞黄河三天不流。”《水经》说黄河水向南流出龙门口，注说：“从前大禹疏导黄河积石，疏通决开梁山，说的就是这里，也就是经文所说的龙门。”《魏土地记》说：“梁山北有龙门山，是大禹所凿，通向孟津河口，宽八十步，岩石间刻有痕迹，遗留的功绩尚存。”黄河水又向南流经梁山原，东山在夏阳县，西面临河。上渭，按梁山崩塌，能堵塞黄河，那么俯瞰河流可知，相信是大禹开凿的遗迹。三位先生所称的吕梁，就是这座山的别名。郦道元认为在离石县界，他说：“善于无水西流，经过吕梁山，成为吕梁洪，巨石高耸，壁立千寻，河流激荡，震天动地。从前吕梁没有开辟，黄河从孟门之上流出，大概是大禹开辟，以通黄河。”司马彪说：“吕梁在离石县西。”现在在离石县西历山寻找河流并没有险阻，到这里才成为巨大的险阻，就是古吕梁了。在离石北以东大约二百多里【按《元和志》：唐初分离县地，设置孟门县，不久废除，后来复置定胡县，东至石州九十五里，黄河距离县西二百步，孟门关在县西一百步，大概是误据司马彪以此地为孟门，于是设置县及关。道元本来说离石东北有吕梁，未曾说离石西有孟门】。阎百诗为他辩解说：“道元说吕梁的水势与龙门无异，而认为在离石，离石即石州改名永宁州者，必求其地以实之。”

译永宁州东北方向，就是现在的静乐县、岢岚州一带，向西距离黄河大约二百里，那里并没有所谓的河流。当地的人想要把河曲县西南二十五里的天桥峡当作（禹凿之地），那里也有大禹开凿的痕迹，天将阴雨时，浪声如雷，情形相似，但并没有所谓千仞高的巨石。又向南距离离石四百多里，这些都与郦道元的注释不符，应当存疑。百诗的话非常严谨。现在大同府平卤卫西边也有吕梁山，近代的方志把郦氏所说的（吕梁）当作这里，那就更在河曲的北面了，距离离石更加遥远了。这都是因为不知道吕梁就是龙门南面的山，而把它的名字移到了其他地方罢了。况且如果吕梁果真在离石县北面，那么向西南距离孟门有六七百里，即使没有开凿，也不足以造成危害。《尚书》三篇先说龙门，次说吕梁，这无疑是夏阳的梁山。《列子》中又有吕梁被孔子观看的故事。郦道元说它在吕县泗水之上。现在徐州东南五十里的吕梁山就是它。山下就是古泗水。金元以后被黄河夺道，泗水枯竭成为黄河。大禹治理的黄河曾经不经过这里。傅同叔把这当作大禹开凿的吕梁，错误极了。王应麟《困学纪闻》说：“治理梁山和岐山，如果依据古注，那么雍州的山距离冀州非常遥远，壶口、太原互不相关。晁以道依据《水经注》认为吕梁、狐岐就是梁、岐，读到这里才知道蔡传的说法宗奉晁氏。他的话说：‘梁、岐都是冀州的山，梁山就是吕梁山，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尔雅》说：‘梁山是晋国的望山，就是冀州的吕梁。’又《春秋》记载梁山崩塌，左氏、谷梁都认为是晋国的山，那么也就是吕梁了。岐山在今汾州介休县的狐岐山，胜水发源于此，向东北流注入汾水。这两座山是河水经过的地方，治理它们是为了开通河道。先儒认为雍州的梁、岐，这是不对的。’按蔡氏所说的吕梁在今永宁州东北，本名脊山【一作谷积山，在州东北百里，与太原府交城县接界，俗称为吕梁山】，距离黄河一百五十多里。狐岐在今孝义县西，一名薛颉山【与介休县接界】，距离黄河三百三十多里。怎么能说河水经过而治理它来开通河道呢？况且如果这两座山果真是河水经过的岐、梁，那么应当在太原的役事之中，不能与壶口连举了。晁氏的说法大错特错。《尔雅》说：‘梁山是晋国的望山’，正是指夏阳的梁山。夏阳是古少梁、泰地的地方。《左传》文公十年，晋国人攻打秦国，夺取少梁，梁山从此归属晋国。成公五年，梁山崩塌，晋侯因此询问伯宗而实行降服、撤去音乐的礼仪。下至战国，少梁还属于魏国。所以梁山虽然在雍州的疆域，但实际上是晋国的望山。蔡氏认为在冀州，即离石的吕梁，为什么考察得不详细呢？”

译有人问尸子的话可信吗？回答说：可信。《汉书·艺文志》记载：《尸子》二十篇，作者名佼，是晋国人，秦相商鞅曾以他为师。商鞅死后，佼逃入蜀地。《春秋谷梁传》两次引用了《尸子》的话。《后汉书·宦者传》注说：“《尸子》是晋国人，著书二十篇，其中一篇论述九州的险阻、水泉的源头，大概是龙门、吕梁之说的来源。”尸子是晋国人，必定亲眼见过大禹开凿的痕迹，所以如此说。吕不韦任秦相时，将这些内容采入他的书中。《淮南子》也记载了这些。这或许是古书中的成语，并非佼所独创。朱熹《语录》说：“龙门至今横石阻断流水，从上往下，其势极其可畏。以前未经开凿治理时，龙门正道不能顺畅泄水，所以一股向西滚入关陕，一股向东滚往河东，为患最甚。”这话深得《尸子》的意旨。蔡氏亲自承袭师说，应当尊重所听到的并编入传注。既然采纳曾氏引用吕不韦的话，又采纳晁氏说吕梁在离石的观点，这就自相矛盾了。明朝洪武年间，刘三吾等人奉敕撰写《书传会通》，也沿袭谬误而未能纠正，何其糊涂啊！

朱熹《语录》说：“现在的人说大禹治水始于壶口开凿龙门，我不敢深信。当时河水汹涌，其势迅疾激荡，纵使开凿好了龙门，如果下游的水流没有分流减弱，必定会溃决四出。大概大禹先决通九川之水，使它们各自通向大海；又疏通沟渠之水，使它们各自通向河流。只是先从低处下手。所以我曾说大禹治水应当始于碣石九河。”这必定是朱熹未定的言论，而傅同叔却宗奉它。又根据孟子“禹疏九河，瀹济漯”两句话，认为大禹治水实际上是从兖州开始的。但如果只就冀州而言，那么龙门是咽喉要害之害，所以首先提及它。凡是持这种论点的人，总归是因为不考察洪水的状况如何，以及壶口、梁山为什么必须首先治理的缘故罢了。尧说：“浩浩洪水正割裂大地，荡荡大水包围山陵，浩浩荡荡漫过天际。”孟子说：“在尧的时候，水逆行，泛滥于中原，蛇龙栖息其中，百姓无处安身，低处的人筑巢而居，高处的人挖穴而住。”《尚书》说：“洚水警示我【这也是尧的话，古文《大禹谟》中作舜的话】洚水就是洪水。这水逼近都邑，尧亲眼见过它的状况，所以口能说出，而心中实在恐惧。这正是尸子所说的‘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朱熹所说的‘一股滚入关陕，一股滚往河东’，并非泛泛而言九州的水灾。大概凡是水逆流都称为洪水，而龙门、吕梁的河水为害尤其严重。大禹受命治水，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这里如果能治理，就没有什么水不能治理；这里如果不能治理，那么帝都就会有变成鱼鳖之地的祸患，又哪有空去拯救天下陷入困境的百姓呢？无论冀州是帝都，应当优先治理，即使不是帝都，而滔天的水势如此，又怎能先治理冀州而再去治理兖州呢？明朝嘉靖年间，马明衡撰写《尚书疑义》，其中论述《禹贡》的一条说：“朱熹说《禹贡》记载治水始于壶口龙门，不敢深信，大概是说应当从下游开始。从下游开始则应当从碣石九河开始。这个意思固然正确。我私下认为从下游开始，这是治水的大原则。然而如果上游有严重壅塞的地方，那么也必定要先疏通它，这是治水的权宜之计。况且冀州是帝都所在，吕梁河水势急迫，怎么能不先治理它呢？”凡是后世观察古人的事迹，只应当看到其大纲，至于因时制宜，那么离古代越远，就越不能固执一端来论说。这话深得经书意旨，所以全部记录在这里。

宋代儒者认为雍州的梁山不应当归入冀州，所以对梁、岐有异说。曾彦和说：“壶口、梁、岐是一次工程，不能分说在两个州，所以都记载在冀州。”可疑之处可以涣然冰释了。我曾经说《禹贡》的笔法也有变例，并非故意改变，事情有所不同，那么体例就随之改变罢了。在冀州得到五点：凡是山都归属本州，而雍州的岐山、梁山却单独记载在冀州，这是一；凡是治水都记载在土田之上，而恒山、卫水既已疏通，大陆泽既已治理，却单独记载在田赋之下，这是二。第三则是孔传所说的：“不说明境界，先说赋税后说田土，不提及贡品”，这些都不同于其他州。学者不知道变例，就会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怎么能和他们谈论《禹贡》呢！

冀州有三个壶口，一个在吉州西南，是《禹贡》中的壶口；一个是汾阴县西南平山平水的源头，也叫壶口山，又名姑射山。郦道元错误地认为这是《尚书》中的壶口；一个在长治县东南，《左传》哀公四年，齐国夏伐晋，夺取壶口。杜预注：“潞县东有壶口关。”潞县即今潞城县，关以山命名。这两座山都不是《禹贡》中的壶口【近志记载洪洞县西南也有壶口山，一名蜀山，但传记中没有记载，这是当地俗称为之】【所以不计数】。雍州有两座梁山，一座在韩城县西北，《诗经》所说“奕奕梁山”的，是《禹贡》中的梁山；一座在干州西北，西南接岐山县界，即《孟子》所说“太王居邠，逾梁山”的，不是《禹贡》中的梁山【《元和志》错误地以这座山为治理梁山的梁】。

壶口山，《汉书·地理志》记载在北屈县东南。《括地志》说在

译吉昌县西南五十里。吉昌，就是今天的吉州。后魏延兴四年，在这里设置定阳郡及县。《元和志》说：北屈故县在定阳郡以北二十里，正是今天州城正北的地方。梁山应当在其西南，而《汉书·地理志》说在东南，这是错误的。梁山，《汉书·地理志》记载在夏阳县西北，而各种志书所说的都不相同。大概是因为这座山绵延百里，从今天的郃阳县西北延伸到韩城县西北的麻线岭，都是梁山。然而向南则更加向西延伸，离黄河越来越远。只有韩城西北的山，山首枕着西河，北面连接龙门，应当认为这里是禹凿开山石的遗迹。

译治理梁山，是为了完成壶口疏导黄河的工程，消除黄河水患。为什么工程会延伸到岐山呢？大概是因为吕梁山被凿通后，黄河便在地下河道中流淌，西河两岸不再有洪水的威胁。然而，地面积聚的雨水尚未疏通，无法进行耕作，所以一并加以治理。大禹说：“疏通田间小沟直到大河，连同后稷播种庄稼，解决梁山与岐山之间百姓的粮食困难，这是第一项功绩。”那么，太原、岳阳靠近帝都，大禹不急于治理，反而先治理这里，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治理梁山完毕后，如果立即渡河向东，那么东方的事务繁多，无法迅速返回治理雍州，那要等到几年之后。而梁山与岐山之间，对于帝都的事务，当时一定有非常迫切、不容延缓的情况，所以在治理梁山的余暇，顺势施工，直到岐山才停止。几千年以后，大禹的经营谋划，仍然依稀可见。

《诗经·大雅》说：“巍峨的梁山，是大禹治理的。”传文说：“甸，就是治理。”大禹治理梁山，消除水灾。笺文说：“梁山的原野，在尧帝时都遭受洪水，大禹治理它，决除灾害，使其成为平坦的田地，确定向天子缴纳的贡赋。”渭按：这话正好可以说明治理梁山并延伸到岐山的原因。大概洪水刚刚泛滥，从孟门山大量溢出向西流入鄜州、延州境内。朱熹《语录》说：“长安山延伸到鄜州、延州，但长安地势低，鄜州、延州是山尾却高，那么梁山与岐山之间低于鄜州、延州就可以知道了。”水流入鄜州、延州，必定由此泛滥并向南注入渭水。如同从高处倾倒，平坦的田地都成了巨大的积水。等到洪水消除之后，梁山的原野才开始可以治理。所以大禹先疏通渭水的下游使其流入黄河，接着疏通田间沟渠的水使其流入渭水，使以前的巨大积水重新变为平坦的田地，那么耕作兴起，赋税贡纳的制度就有了施行的基础。大禹之所以独自致力于此，大概是因为渭南逼近南山，岐山以西逐渐接近陇地，都是高地，洪水波及不到，受灾的只有鄜州、延州以南，渭水以北，梁山以西、岐山以东数百里的地方。这就是朱熹所说的“一股向西流入关中的”水流。吕梁山既已凿通，这为什么优先治理呢？

洪水刚刚平定，粮食困难尚未解决，冀州的田地仅列为第五等。而梁山与岐山之间，距离帝都最近，田地既肥沃，转运又方便，所以大禹急切地治理这里。从前秦国向晋国输送粮食，从雍地到绛地，接连命令称为“泛舟之役”，大概是由渭水逆流而上进入黄河，由黄河进入汾水，绛地与平阳都走这条路。大禹治理梁山的原野，开通渭水的漕运，这是为帝都的粮食困难着想，非常迫切。直到岐山才停止，大概是因为岐山以西地势高，洪水不构成灾害，而东方事务紧急，也没有空闲向西扩展的缘故。

有人问：“治理梁山和岐山，果真是为了岐山以东、渭水以北的地方吗？那么泾水属于渭水北岸，漆水、沮水都已顺流，荆山、岐山都已治理，雍州又一一列举，不也多余吗？”回答说：“梁山与岐山之间，大致进行了疏通，工程尚未完成，所以必须等待泾水、漆水、沮水都治理好，然后治理荆山、岐山以宣告平定，这是最后治理雍州的事情，不是冀州开始治理的事情，又有什么多余呢！”

已经修治太原直到岳阳【释文：岳，又作岳】

传文说：“高而平坦的地方叫原，现在作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的南面叫阳。正义说：“太原，是原中最大的。《汉书》作为郡名，就是晋阳县。”《释地》说：“广阔平坦的地方叫原，高而平坦的地方叫陆。”孔颖达认为太原地势高，所以说高平。下文导山说：“壶口、雷首直到太岳。”知道这里的岳就是太岳。《地理志》：“河东彘县有霍太山。”《周礼·职方氏》：“冀州的山镇叫霍山，就是这个太岳。”曾氏说：“太原，是汾水的发源地；岳阳，是汾水流经的地方。已经修治太原直到岳阳，是因为汾水的缘故。”叶氏说：“传文说大禹能修治鲧的功绩，那么鲧的功绩并非全部废弃。大概有因袭而修治的。鲧只知道治理太原而不知道疏导壶口以及岐山、梁山，所以功绩不能完成。所以大禹必须先治理壶口、梁岐，然后修治鲧的旧迹，从太原到岳阳。”朱氏鹤龄说：“现在河北多有鲧堤，太原、岳阳，是帝都所在，鲧必定极力加强堤防。大禹因袭旧迹而修治，完成先前的功绩。但不以此作为开始，大概是因为河道通畅而汾水来的水才有地方容纳。大禹急于治理大河，鲧急于治理小汾，所以成功不同。”渭按：晋阳即今太原县，属山西太原府；彘县即今霍州，属平阳府。太岳在州东三十里，详见导山。岳阳，凡是太岳山南都是其地，应当直抵南河。贾让说：“大禹劈开底柱，那么南河也是施工的地方。”知道必定在治理岳阳时了。说“至于”，是用来连接两头，显示中间相距遥远。

高而平坦的地方叫原，广阔平坦的地方叫陆。《释地》正好相反，传文改说高平是对的，但不应当连用“太”字。疏文说：太原，是原中最大的，那么“太”字另有含义，这就没有弊病了。鲧只治理太原，而不知道凿开龙门，所以没有功绩。然而壶口、梁山的工程，不是神禹谁能着手？鲧即使想做大禹做的事，也终究不能。

《水经注》汾水发源于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山海经》说：管涔山，汾水发源于此，向西流入黄河。《十三州志》说：发源于武州的燕京山，也是管涔的异名。按现在静乐县在太原西北二百

译二十里，本是汉代汾阳县的地界。《地理志》记载汾阳北山，是汾水的发源地，向西南流至汾阴注入黄河，流经两个郡，行程一千三百四十里。管涔山又名燕京山，《淮南子》说汾水发源于燕京山，说的就是这里。《隋书·地理志》记载静乐县有管涔山，《元和郡县志》说该山在县城北一百三十里。汾水向南流，与东西温溪汇合（温溪水发源于右边的近溪）。又向南流经汾阳县故城东（汉代在此屯田积粮，称为羊肠仓，山上有羊肠坂，位于晋阳西北，石阶蜿蜒曲折如同羊肠。按：汾阳故城在今阳曲县西北，《元和郡县志》记载羊肠山在交城县东南五十二里）。又向南与酸水汇合（酸水从西边的少阳山流出，向东南注入汾水）。又向南流出山区，向东南流，洛阴水注入其中（洛阴水发源于新兴郡，向南流经阳曲城北，又向西注入汾水）。又向南流经阳曲城西（《元和郡县志》记载阳曲故城在太原县东北四十五里）。又向东南流经晋阳县东，晋水从县城东南流来注入汾水（太原郡治所在晋阳城，就是《尚书》所说的“既修太原”的地方。大而高平的地方称为太原，晋水发源于晋阳县西的瓮山，《山海经》说：“县瓮之山，晋水发源于此”，现在位于县城西南。从前智伯拦截晋水来灌晋阳城，那河流的上游，后人沿袭他的遗迹，蓄水形成沼泽。沼泽西边有唐叔虞祠，晋水又向东流过县城南，分为两股，北股就是智氏旧渠，凭借高地向东北注入晋阳城，用来环绕灌溉，从东南出城注入汾水。南股在石塘下潜流经过旧溪，向东南流出经过晋阳城南，又向东南流入汾水。《汉书·地理志》记载龙山在晋阳县西北，是晋水的发源地，向东流入汾水。《元和郡县志》记载悬瓮山又名龙山，在晋阳县西南十里，晋水初泉出处砌石为塘，从塘东分为三股，北一股为智伯渠，向东北流入州城中，出城后流入汾水。中一股向东流经晋泽南，又向东流入汾水。这就是郦道元所说的分为两股的情况。南一股是隋开皇四年开凿的，向东南流入汾水。汾水从北边阳曲县界流入，经过县城东。二里）。又向南流经梗阳县故城东（晋阳县南六十里榆次境内有梗阳城，《元和郡县志》说在清源县南一百二十步）。又向南，洞涡水从东边来注入汾水（洞涡水发源于沾县北山，向西流过榆次县南，又向西到晋阳县南，向西流入汾水，出自晋水下口）。又向南流经大陵县东（汾水在县城左侧蜿蜒形成邬泽，《广雅》说水从汾水流出称为汾陂，陂南连接邬，《地理志》说九泽在北方并州的沼泽，《吕氏春秋》称之为大陆，又名沤洟之泽，俗称邬城。按：《周礼》记载并州的沼泽叫昭余祁，就是班固所说的九泽，现在名叫邬城泊，《元和郡县志》说在介休县东北二十六里，大陵故城在文水县北十三里）。又向南流经平陶县东，文水从西边来注入汾水（文水发源于大陵县西山的文谷，向东到达该县，弯曲向南到平陶县东北，向东流入汾水。《元和郡县志》记载文水县本是汉代大陵县地，汾水经过县城东十五里，文水在县城西，汉代平陶县城在县城西南二十五里，后魏改为平遥）。又向南与石桐水汇合（即绵水，发源于介休县的绵山）。又向西南流经介休县故城西，又向南流经冠雀津（在介休县西南，俗称雀鼠谷，《元和郡县志》记载雀鼠谷在介休县西十二里，汾水在县城北十二里，灵石县本是介休地，汾河在县城北十步，深一丈，宽三丈）。又向南进入河东界，流经永安县西（即故彘城，周厉王流放到彘，就是这里，汉顺帝改名为永安）。又向东与彘水汇合（彘水发源于东北的太岳山，就是《禹贡》所说的岳阳，即霍太山，现在在赵城县东北四十五里）。又向南流经霍城东（即故霍国，唐代霍邑县，现在为霍州，《元和郡县志》记载霍山在霍邑县东五十里，《元地理志》记载霍州有霍山为中镇）。又向南，霍水注入其中（霍水发源于霍太山，向西南流经赵城南，又向西注入汾水）。又向南流经〇县西（应劭说：故〇侯国，现在洪洞县东南有〇县故城，《国语》史伯说：西边有霍〇，说的就是这里）。又向南流经高梁故城西（即高梁的废墟，秦穆公接纳公子重耳到晋国，在此杀害怀公）。又向南流经白马城西（即今平阳郡治所）。又向南流经平阳县故城东（城在今临汾县西南，汾水之西）。又向南与平水汇合（平水发源于平阳西的壶口山，向东流经狐谷亭北，春秋时狄人侵犯晋国，夺取狐厨，就是这里）。又向南流经襄陵县故城西（晋国大夫郤犨的封邑，城在今县东南，汾水在县城东一里）。又向南流经临汾县东（天井水发源于东陉山，向西流经尧城南，又向西南流入汾水）。又弯曲从县城南流过，向西流经绛县故城北（晋国新田，汉代设置绛县，其故城在今曲沃县南）。又向西流经虒祁宫北（宫殿地势背靠汾水，面向浍水，西边是两条河流的交汇处，现在绛州南有虒祁宫）。又向西流经魏正平郡南（即今绛州，汉代临汾县，后魏改名为正平，并设置郡）。又向西流经王桥，浍水注入其中（浍水发源于绛县束浍山，向西经过县城南，又向西南经过虒祁宫南，又向西到王桥，注入汾水）。又向西与古水汇合（古水发源于临汾县故城西，向西南流入汾水）。又向西南流经长修县故城南（有修水发源于县城南，向西南流入汾水）。又向西流经清原城北

译晋侯在清原检阅军队，设立三军驻扎。又经过冀亭南面【从前臼季出使经过冀野，看见却缺在田间除草，就是这个地方，杜预说：平阳皮氏县东北有冀亭】又向西与华水汇合【华水发源于北山华谷，晋国卿士蒍的采邑在华阳，即现在的蒲坂北亭，这条水向西南注入汾水】又经过稷山北面【山下有稷亭，春秋宣公十五年，晋侯在稷地整顿军队，以掠夺狄人的土地，就是这里】又向西经过邓丘北面【这是汉代方泽的旧址】又向西经过耿乡城北面【这是殷朝的都城，帝祖乙从相迁都到这里，后来被河水毁坏，所以《尚书序》说：祖乙在耿地遭遇水灾】又向西经过皮氏县南面【汉代河东太守番系开凿渠道引汾水灌溉皮氏县，旧渠尚存，查考如今河津县西二里有皮氏故城】又向西到达汾阴县北面，向西注入黄河【水南面有长阜，背靠汾水，面临黄河，长四五里，宽二里，高十丈，汾水流经它的北面西流入河，《汉书》称之为汾阴脽，应劭说：脽是丘〇。查考《汉书》记载，武帝元鼎四年在汾阴脽上建立后土祠，脽音谁，如今荣河县北有汾阴故城，唐代将汾阴改名为宝鼎，《元和志》记载汾水在宝鼎县北二十五里，旧经记载后土祠下汾水向西注入黄河。明代隆庆四年黄河向东迁移，汾水由河津县葫芦滩南面注入黄河】以当今地理来说，静乐、阳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县【都隶属于山西太原府】平遥、汾阳、介休、孝义【都隶属于汾州府】灵石、汾西、霍州、赵城、洪洞、临汾、襄陵、太平、绛州、曲沃、稷山、河津、荣河【都隶属于平阳府】等州县的境内，都是汾水流经的地方。《周礼》记载冀州的浸水叫汾。《诗经·魏风》说：“那汾水边的湿地。”宰孔说晋国有汾河、涑水、浍水作为深潭。韩献子说新田有汾水、浍水来排泄污秽。这四条水，是晋国的名川。涑水与洮水汇合，互相通用名称，所以也叫洮【《水经注》：涑水发源于河东开喜县东山的黍葭谷，到周阳与洮水汇合。洮水向东流出清野，向西流与涑水汇合。又向西经过董泽陂，又向西经过桐乡城北面，又向西南经过左邑县故城南面，这是原来的曲沃。又向西经过王官城北面，又向西南经过安邑县西面，这是大禹的都城。又向西经过猗氏县故城北面，又向西经过郇城，这是郇瑕氏的废墟。又向西南经过解县故城南面，又向西南经过瑕城，又向西南经过张阳城东面，又向西南汇入陂泽。陂泽分为二，城南面两陂左右是沼泽，东陂世人称为晋兴泽，西陂就是张泽。西北距离蒲坂十五里】《左传》子产说：“从前金天氏有个后代叫昧，担任〇防师。生了允格、台骀。台骀能继承父业，宣导汾水、洮水，堵塞大泽，使太原得以安居。天帝因此嘉奖他，封他在汾川。”那么汾水、洮水需要治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朱长孺说：“智伯认为汾水可以淹没平阳。宋朝攻取北汉，也堵塞汾水灌淹太原。”可见汾水对河东的危害很大，大禹治理它自然不容迟缓，难道仅仅是因为那里是帝都所在吗？渭按：河流适宜宣导，沼泽适宜堵塞，这是一定的道理。鲧想继承台骀的事业，却用治理沼泽的方法来治理河流，用伤害人的方法来救人，能不失败吗？

译太原位于平阳的东北方。《左传》记载台骀能够胜任其官职，从而治理太原，这就是经典中所说的太原。太原也被称为大卤。《春秋》昭公元年记载：“晋国荀吴率领军队在大卤击败狄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将其写作太原。《谷梁传》说：“中原地区称为太原，夷狄地区称为大卤。”太原又被称为大夏。《左传》记载：“将实沈迁徙到大夏。”《史记》记载：“大禹开凿龙门，疏通大夏。”齐桓公向西征伐大夏，说的就是这里。太原又被称为夏虚。《左传》记载：“周王用唐诰命令唐叔，将他封在夏虚。”说的就是这里。太原又被称为晋阳。《春秋》定公十三年记载：“晋国赵鞅进入晋阳发动叛乱。”说的就是这里。这些大概都是太原的不同名称。周朝时太原靠近戎狄，所以祝佗说：“成王将唐叔封在夏虚的边境。”用戎狄的法规来治理，籍谈说：“晋国地处深山，与戎狄为邻。”景王说：“唐叔接受分封的礼器，居住在参虚之地，周围有戎狄。”杜预说：“太原靠近戎狄且寒冷，不与中原地区同属一地。”大概是因为华夏与戎狄交错居住，所以《谷梁传》有“夷狄地区称为大卤”的说法。

《诗经·小雅》中“征伐玁狁，到达太原”，《国语·周语》中“宣王失去南国之师后，在太原清点人口”，《后汉书·西羌传》中“穆王向西征伐犬戎，俘获其五位首领，于是将戎人迁徙到太原”，又说“夷王命令虢公率领六军征伐太原的戎人，到达俞泉，缴获马匹千匹”，又说“宣王二十七年派兵征伐太原戎人，未能攻克【本于《竹书纪年》】”。上述所提到的太原，有人认为就是《禹贡》中的太原。《日知录》说：“‘征伐玁狁，到达太原’，毛亨、郑玄都没有详细考证其地点，认为就是今天太原阳曲县的，始于朱熹【吕祖谦《读诗记》、严粲《诗缉》也都这样说】，但我对此不敢轻信。古代称为太原的地方很多，至于这首诗，必须先考证泾阳在哪里，然后太原的位置才能明确。《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郡有泾阳县，幵头山在西部，是《禹贡》中泾水的发源地’，《后汉书·灵帝纪》记载‘段颎在泾阳击败先零羌’，注释说：‘泾阳属于安定郡，在原州。’《郡县志》记载‘原州平凉县，本是汉代泾阳县的辖地，现在县城西四十里的泾阳故城就是那里。’那么太原应当就是今天的平凉，后来北魏设立原州，也是取自古太原的名称。计算周人抵御玁狁，一定是在泾原之间，如果晋阳的太原在黄河以东，距离周京一千五百里，哪有防备从西边来的敌人却向东出击的道理呢？所以说‘天子命令我，在朔方筑城’。而《国语》中‘宣王在太原清点人口’，也是因为那里靠近边境，作为抵御戎狄的准备，一定不会在晋国境内进行。至于《尚书·禹贡》中‘整治太原，到达岳阳’，《春秋》中‘晋国荀吴率领军队在太原击败狄人’，以及子产对叔向说‘疏导汾水、洮水，堵塞大泽，以防御太原’，这些才是今天的晋阳，怎么能把晋国的太原当作周朝的太原呢【司马相如《上林赋》‘布濩润泽，延蔓太原’；阮籍《东平赋》‘长风振厉，萧条太原’；‘高平之地称为原’，大概是古人的通称】。

渭按：汉代安定郡治所在高平县，后来废除，北魏改置为平高唐，作为原州治所。广德元年沦陷于吐蕃，节度使马璘上表在灵台县百里城设置行原州，贞元十九年迁治所到平凉县，距离旧州一百六十里，旧州即元开城县，也就是今天的固原州【废县在州西南四十里】。《小尔雅》说：“高平之地称为太原”，那么太原应当在州界范围内，而不是平凉县。平凉县是古代的泾阳，在固原的东边，玁狁侵犯泾阳并逼近它，一直到达太原。大概是从平凉追击他们，出塞到达固原就停止了，没有穷追不舍。

岳阳，如果就靠近山南的地方来说，就是今天的岳阳、赵城两县【岳阳是汉代陭氏县，赵城是汉代彘县，都隶属于河东郡。霍山在岳阳县西北、赵城县东北】。蔡氏主张岳阳只是一县，这固然不对，经典中所指的也不止这两县。《雄冀州牧箴》说“岳阳是都城”，那么尧都平阳也是岳阳。况且像华山之阳附近的是商州，但山南之地并非商州所能涵盖；衡山之阳附近的是衡阳县，但荆州的南界并非此县所能涵盖；至于岷山之阳，更不知道其边界在哪里，怎么能专门把灌县当作岷阳呢？岳阳也是如此，一直延伸到南河又有什么可疑的呢【阎百诗说：后面说到‘到达太岳’，专门就山而言，这里说到‘到达岳阳’，‘阳’字所包容的范围很广，大概‘整治太原’这两句是直接举出一千多里用功的范围而言的】。

有人问：“下文说‘到达衡漳’，‘衡漳’是水名，岳阳如果确实包含南河，为什么不直接说‘到达南河’呢？”回答说：“从华阴到底柱，到孟津，到洛汭，到大伾，都是南河。说南河则混杂而没有区别，甚至侵及覃怀了。那么《尚书》说‘到达底柱’，不也可以吗？”回答说：“底柱是河中的山。说‘岳阳’则‘底柱’的功绩显现，说‘底柱’则‘太岳’的功绩不显现，所以不说‘底柱’而说‘岳阳’。”

《复斋集义》说：“其他所列举的山川，都是先说地点后说功绩的，这是观察成功而言。”

译也。壶口、梁岐、太原，都是先讲功绩后讲地名的情况，这是从开始用功的角度来说的。”邵氏《简端録》说：“‘载治’和‘修’，都是讲施功。各州讲施功，都以此处的‘绩’为例；‘至于’都是讲成功。各州讲成功，都以此处为例。”渭按：篇末说“吿厥成功”，那么九州所叙述的，似乎都是以成功来说的。各水土的功绩，都系于山川地名之下，而此处“载治修”唯独系于其上，所以认为是施功的言辞。然而都冠以“既”字，那么也是成功了。只有豫州“导菏泽，被孟猪”，是施功的言辞，行文偶有异同，不可强行生发义例。

译覃怀地区治理成功，直到横漳。《传》说：覃怀，是靠近黄河的地名。漳水横着流入黄河，从覃怀治理水患直到横漳。《正义》说：《地理志》记载，河内郡有怀县，在黄河以北。大概覃怀二字合为一个地名，所以说靠近黄河的地名。衡就是古时的横字，漳水横着流入黄河，所以说横漳。漳水在怀县以北五百多里。《地理志》记载：清漳水发源于上党郡沾县，浊漳水发源于长子县，向东流到邺县注入清漳水。曾氏说：覃怀是平地，应当在孟津以东，太行山以西。怀王、襄王时期，在平地上治理水患很难，所以说“底绩”（治理成功）。黄河自大伾山折向北流，漳水向东流注入黄河，地形南北为纵向，东西为横向。黄河向北流而漳水向东流，那么黄河是纵向而漳水是横向。夏氏僎说：冀州三面被黄河环绕，黄河是大患，所以大禹治理的从壶口到横漳，都是为了治理黄河的灾害以及那些分流注入黄河的水系。金氏履祥说：太行山是黄河以北的脊梁，脊梁上的各州都依山险，只有太行山以南怀州靠近黄河的地方平坦广阔，田地都肥沃美丽，俗称小江南，就是古代的覃怀。渭按：怀县故城在今河南怀庆府武陟县西。衡漳又名降水，它流入黄河在今直隶广平府肥乡、曲周二县交界。这就是《尚书》所说的“北过降水”，详见《导河》篇。覃怀治理成功，那么孟津、洛汭的黄河就治理好了。直到横漳，那么自大伾山引导黄河向北流到高地，与降水交汇，横漳就治理好了，而中间大小各条河流也没有不治理好的。大禹治理冀州到这里，太原、横漳以南，南河以北，西河以东，东河以西，水土都平定了，可以依据土地状况制定赋税了。

河内西部被王屋等山阻挡，其北部又有太行山遮蔽，与河东隔绝。孟门的洪水以及太原、岳阳的洪水到此为止，不能向东溢出造成灾害，所以那里的工程可以稍缓。

《水经注》记载浊漳水发源于上党郡长子县西的发鸠山【《汉书·地理志》说发源于鹿谷山，《淮南子》说发源于发苞山，后魏《地形志》说发源于廉山，大概都是发鸠山的异名】向东经过该县南【今山西潞安府长子县西有长子故城】又向东经过屯留县南，弯曲经过该县城，东绛水注入它【屯留本是春秋时期晋国的纯留邑，汉代设置屯留县，其故城在今县东南十三里，屯读作纯】又向东经过壶关县北【今长治县东北有壶关故城】又向东北经过潞县北【阚骃说：有潞水作为冀州的浸水，就是漳水，所以世人也称浊漳为潞水，今潞城县西有潞县故城】又向东经过武安县南【今彰德府武安县西南有武安故城】清漳水从涉县东南流来注入它，叫做交漳口【清漳水发源于上党郡沾县西北少山大黾谷，今涉县西北有涉县故城】又向东流出山，经过邺县西，又向东经过三户津【孟康说：三户津在邺西四十里，今临漳县西有邺县故城就是这里】又向东经过武城南【司马彪说：邺县有武城】又向东经过梁期城南【《地理风俗记》说：邺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是旧县治】又向东经过平阳城北【司马彪说：邺有平阳城】又向东经过斥丘县北，就是即裴县南【今成安县西有斥丘故城，春秋时期晋国的干侯邑，裴音非，应劭说：列人县西南六十里有即裴城，是旧县治】又向东北经过列人县故城南【城在今肥乡县北】又向东经过肥乡县故城北【城在今县西二十二里】又向东北经过斥漳县南【今曲周县东有斥漳故城】这就是《尚书》所说的覃怀治理成功直到横漳。渭按：《汉书·地理志》，邺县东有故大河，向北流入海，又广平郡斥漳县注，应劭说：漳水发源于治北流入黄河，《通典》说：衡漳流入黄河在肥乡县界，大概黄河从邺东向北流，漳水从邺北横流到肥乡、斥漳二县界流入黄河，所以郦道元认为这是《禹贡》的横漳。以现在的地理来说，浊漳水发源于山西长子县发鸠山【县在潞安府西偏南五十里】向东流经长治县西，又向东北经过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平顺又向东经过河南林县到涉县，东南清漳水注入它。清漳水发源于山西乐平县沾岭【县在太原府平定州东南五十里，县西南有沾县故城】向南流经和顺、辽州、黎城，又向东经过河南林县到涉县，与浊漳水合流。向东经过安阳【彰德府治所】临漳【在府东北八十里】又向东北经过直隶成安县【在广平府西南六十里】流入肥乡、曲周二县界【肥乡在府东南四十里，曲周在府东北四十里】《禹贡》的漳降，到此为止了。《水经注》所叙述的，自平恩以下叫漳、叫绛，都是后起的名字，不是《禹贡》的漳降。蔡传按桑钦说，两条漳水源头不同，而下流相合共同归于海。唐人也说漳水能独自直达大海，请求把它作为独流入海的河流而不说它流入黄河，大概大禹疏导黄河从降水、大陆到碣石，向东北流入黄河。周定王五年，黄河迁徙到砱砾，就逐渐向东迁移。汉初漳水还流入黄河，后来黄河向东迁移，而取用漳水

译距离更加遥远。到了桑钦的时代，黄河自大伾山以下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河道，而漳水已经独自入海了。所以桑钦和唐代人所说的情况就是这样【此说本于夏氏】。渭按：《水经》有人认为由汉代的桑钦所作，桑钦是汉成帝时期的人。黄河自大伾山以下不再是原来的河道，这从周定王五年就已经开始了，难道要等到汉成帝时期吗？况且阜城以下的漳水，在桑钦时代还是黄河的主流，漳水并没有独自入海。说黄河迁徙时卷走砂石砾石，是没有根据的妄谈，辨析见《导河历代徙流下》。

译衡漳河，是河北地区的利害关键。从前战国时期，魏国的西门豹、史起先后担任邺县县令，都引漳水灌溉农田，使河内地区变得富裕，盐碱地变成了种植稻麦的良田。东汉元初二年，又修复旧渠来灌溉农田。建安年间，曹操平定邺城，又筑坝拦截漳水，使其回流向东注入，〇在天井堰里修建了十二道堤堰，堤堰之间相距三百步，让水流互相灌注，一个水源分为十二条支流，都设有悬水门。水流灌溉的堤防，名叫晏泽陂。所以左思在《魏都赋》中说：“堤堰分流十二条，同出一源却有不同的出口。”东魏天平年间，决开漳水开凿万金渠，也叫天平渠【在安阳的西北，临漳的西南】。唐咸亨三年，又引水开凿金凤、菊花等渠，用来灌溉邺城以南的地区。至德年以后就废弃了。宋天圣四年，王防上书说：“如今相、魏、磁、洺等地的农田，凡是靠近漳水的，都是盐碱地无法耕种，请求招募百姓恢复十二渠。”渠道恢复后，水流分散就没有泛滥决堤的祸患，可以使几个郡的百姓富裕。朝廷下诏让河北漕运司规划测量，但议论的人说漳水河岸太高难以开导，水浑浊不能灌溉农田。王防又上奏说：“渠田起源于战国以前，记载只说灌溉的丰饶，不说疏导的方法。只有相州图经记载天井堰，是魏武帝所建，分为十二道堤堰，相距三百步，互相灌注。”可见疏导的方法，必定是顺着高地凿开河岸修渠，截断水流修筑堤堰，然后让水流行几里，才到达平坦的田地。凡是渠道宽二十四丈，那么修筑堤堰的功夫可以减少一半。每天役使万人，五十天就可以完工。如果采用坏山的石头【坏山就是大伾山，在濬县】，取磻阳的木材【磻阳在林县】，供给利成的铁【相州有利成铁冶】，采用郑白渠的方法，扼守中流修筑堤堰，下游大渠分设斗门，多余的水向东流入御河。如果水势盛大溢出，就关闭下游渠道以防奔涌注入，恢复废弃三百年的遗迹，灌溉数万顷良田。虽然劳苦也不能停止。议论最终没有实行。后来王防担任河北转运使，疏导相、卫、邢、赵、天平、晏陂等渠，灌溉农田多达数万顷。由此看来，漳水带来的利益很大啊。然而冬官不修沟渠堤防，地下的水脉【音注】不治理孙【音逊】，那么也有害处。曹操、慕容垂、郭子仪攻打邺城，都引漳水来淹没他们的城池。这虽然是人为的，也是因为水〇顺着高地流下，能淹没平地的缘故。明正德十五年，漳水从安阳决口向南，又向东流入卫地，绵延百余里，宽四十里，土地全都变成了沼泽荒地。它造成的危害不也很大吗？大禹治理黄河之后，泛滥虽然消除，但田间积存的雨水不可不疏泄。何况漳水以南、黄河以北五百里之间，有沇水【发源于河东垣县，王屋山东南流至河内温县入黄河】、沁水【发源于上党涅县，谒戾山南流至河内武德县入黄河】、清水【发源于河内修武县里山，东流至朝歌县与淇水汇合】、淇水【发源于河内隆虑县沮洳山，东流与清水汇合，至魏郡内黄县成为白沟，也叫清河】、荡水【发源于河内荡阴县，西荡音汤】、洹水【发源于上党长子县洹山，洹音桓，荡、洹二水都东流至内黄县入白沟】等河流左右环绕，大禹时都注入黄河。也像黄河与汾河之间，包含涑水、浍水等河流，无论大小，都应当尽力治理，这是疏通田间小沟到较大河流的事情，所谓涤除源头。朱熹说大禹治水从低处下手，如果先凿龙门，而下游的水还没有分流，水势猛烈必定会溃决四处流散，所以认为从九河碣石开始。我认为怀襄时代，黄河从大伾以东早已溃决四处流散，太史公说“在平地上多次失败”，就是这样。不等到凿龙门才这样，而且龙门未凿时，水在地面泛滥向南，最终也流入黄河。黄河中的水没有减少，龙门凿通后，水在地中流动恢复故道，也只是这些水。黄河中的水没有增多，凿与不凿其利害都在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没有损益。只是在覃怀完成功绩之后，引导河北承载的高地，河东、河内大小河流都归于东方，黄河奔腾向北注入，向来青州、徐州分担灾患的，至此只有兖州独自承担，形势非常危急【此时兖州受灾最深，所以赋税制度与其他州不同，直到第十三年才相同】，而恒水、卫水、大陆泽也弥漫难以治理，不先疏通九河不行，所以经书在田赋之下记载这两项工程，以显示其从属。其工程在九河已经疏通之后，不与覃怀的工程相连，这是化工的笔法，不是史臣所能比拟的。

那里的土壤是白色的壤土【释文：壤，音若丈反】

传曰：“没有土块叫壤，水退去后土壤恢复其本性。颜色白且为壤，正义曰：这土壤颜色白且为壤，雍州颜色黄且为壤，豫州只说壤，不说颜色。大概州内的土壤不是单一颜色，所以不能说颜色。”曾氏说：“冀州的土壤，难道都是白壤？这样说，是因为土壤分类的方法，以多数为准。”夏氏说：“《周官》大司徒辨别十二种土壤的物产，知道其种类，用来教导耕种种植，用土均的方法，辨别五物九等，制定天下的地租。那么教导百姓种植，与因地制宜制定贡赋，固然不能不先于辨别土壤。辨别土壤的适宜有两种：白黑之类，辨别其颜色；壤坟之类，辨别其性质。大概草人施肥播种的方法，红硬土用牛粪，赤缇土用羊粪，坟壤土用麋鹿粪，渴泽

译使用鹿粪来治理田地，要根据土壤的颜色和性质，知道应当如何使用。大禹辨别土壤，之所以一定要在此处用心，就是这个原因。」东阳陈氏大猷说：「白说的是颜色，壤说的是质地。水患消退之后，土壤的本性才得以恢复，辨别颜色与质地，然后才能兴办地利，确定赋税制度。」渭按：夏氏引用「渴泽用鹿」，不如引用「埴垆用豕」更切合经文原意。

译疏文说：郑玄在《周礼》中注解说有十二种土壤，他说：“壤也是土，只是变换了用词罢了。”因为万物自然生长于其中，所以称为土；因为人们耕种并种植作物于其中，所以称为壤。壤，是松软和缓的样子。查考这段经文上文提到十二种土，即对应分野的十二邦国，上方对应十二星次，这是保章氏所说的通过星象与土地来辨别九州地域的方法，所以说“壤也是土，只是变换了用词罢了”。那么九州的土，都可以称为壤吗？冀州、豫州、雍州的壤，是相对于坟、埴、涂、泥、垆、黎而言的，是有区别的。只有咸州的三种壤，是通指九州而言的，“壤也是土”，与十二种壤的说法完全相同。

《说文解字》说：壤，是松软的土。《经典释文》说：马融说，壤，是天性柔和美好的意思。刘熙《释名》说：壤，就是瀼，有肥沃湿润的意思。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说：柔嫩的土叫壤，这些都与传文的意旨相合。如果像郑玄所说和缓是由于人力耕作所致，那么所有的土都是如此，并非各州特有的质性，疏文不应当采纳这种解释。

《周礼·草人》的职掌说：“凡是施肥播种，骍刚土用牛粪，赤缇土用羊粪，坟壤土用麋鹿粪，渴泽土用鹿粪，咸泻土用貆（呼丸反）粪，勃壤土用狐粪，埴垆土用猪粪，彊防土用蕡（疆其两反，防呼覧反）粪，轻爂土用犬粪（爂呼照反，又妇尧反）。”注解说：“凡是用来施肥播种的，是指煮取汁液。赤缇，是染红的颜色。渴泽，是干涸的沼泽。泻，是盐碱地。貆，是猪獾。勃壤，是粉状易碎的土（解，胡买反，下同）。埴垆，是黏土与疏松土的混合；彊防，是坚硬板结的土；轻爂，是轻浮松脆的土。”郑司农说：“坟壤，是多蚠鼠的地方。”〇说：“坟壤，是湿润疏松的土。说《禹贡》中的白壤等九类，与此处的骍刚等九类不同，是因为《禹贡》是对九州的大致划分，各自分为一等；而此处的九类不妨碍一个州内包含多种类别，所以不同。”渭按：“《草人》所说的，颜色和质地大致具备。张华《博物志》说：‘五种土壤所适宜的作物，黄白土适宜种禾，黑坟土适宜种黍，苍赤土适宜种豆芋’，这只是说了颜色，而质地不详。《职方氏》说：‘〇荆州适宜种稻，豫州、并州适宜种五种作物（黍稷菽麦稻），青州适宜种稻麦，兖州适宜种四种作物（黍稷稻麦），雍州、冀州适宜种黍稷，幽州适宜种三种作物（黍稷稻）’，这只是说了九州所适宜的作物，而颜色和质地都没有注明。总不如《草人》完备，而《草人》又不如《禹贡》精详。”

其赋税属于上上等且夹杂【释文：错，仓各反】

传文说：赋是指土地所出产的物资用来供给天子。上上是第一等，错杂意味着夹杂着第二等的赋税。又说：这个州先说赋税后说田地，与其他州不同；不说贡篚，也与其他州有差别。正义说：过去洪水为灾，百姓都陷入溺亡，九州的赋税大概也无法征收。水灾消除后，土地恢复本性，以此制定贡赋的等级，所以说赋是指土地所出产的物资用来供给天子。因为九州分为九等，上上是第一等，上上之下就是次一等的上中，所以说夹杂着第二等的赋税。孟子称十分之一的税率为正税，比尧舜时期轻的是大貊小貊，比尧舜时期重的是大桀小桀。那么此时也是十分之一的税率，都是十分之一却能分为九等差别的原因，是因为人力有强弱，收获有多有少。这个州以上上为正等，而夹杂着次等，意思是出产上上等的时候多，出产上中等的时候少。多的作为正等，少的作为杂等，所以说第一。这个州说上上错，是因为杂等少，在正等之下，所以先说上上而后说错。豫州说错上中，是因为杂等少，在正等之上，所以先说错而后说上中。〇州说下上上错，不说错下上，是因为原本设立九等，分为三品，中、上、下、上本是不同的品级，所以变换文字说下上上错。梁州说下中三错，是因为梁州的赋税共有三等，其出产下中等的时候多，所以下中为正等，上面有下上，下面有下下，三等杂出，所以说三错。足以明白杂等中有下上、下下是可以推知的。九等之间的差别不大，各州相互参照来确定等级罢了，这是计算大致的所得，并非严格规定。然而升降变化不能总是相同。冀州自出第二等，与豫州同时，就没有第一等的赋税；豫州与冀州第一等同时，就没有第二等的赋税，或许会这样，事情不能恒常不变。林氏说：九州的赋税计算其每年的总收入而比较多少，有此九等。冀州最多所以上上，兖州最少所以下下，其余各州大致如此，并非向百姓征收时有九等轻重的区别。又说：冀州的赋税独自在田地之前，大概是因为王畿千里之地，是天子直接治理的，连同园囿、防区、漆林之类一起征收，如《周官》载师所负责的，并非全部出自田地。所以将赋税列在厥土之下，而其余各州都是田地的赋税，所以先说田地后说赋税，这就是与王畿内部不同的原因。

龙子说：“贡，是核算几年的平均值作为常额。丰年，粮食多得狼藉，多取也不为虐，就少取；凶年，粪田还不够，却一定要取足定额。这就是贡法不好的原因。”我认为贡与助的区别，只是没有公田罢了。其取民的办法，虽然说是从一夫受田五十亩之中，税取五亩的产出，但也是每年根据丰歉来决定收入的多少，与助法没有区别。并不是上级规定这五亩必须出若干斗斛的谷物作为常额。假使丰年不多取，凶年必

译如果征收赋税定要取足定额，那么赋税的等级为何会有高低交错的情况呢？既然如此，那么龙子的言论难道不对吗？回答说：“龙子大概是有感而发才这样说的。”夏元肃说：“战国时期的诸侯加重赋税、苛刻聚敛，设立固定的法令来向百姓索取，不能根据年成的丰歉来增减赋税，并且借托夏代的贡法来掩饰自己的过错，所以孟子愤激而言。孟子所说的‘不善’，只是用来补救战国时期的弊端罢了。大禹的赋税制度实际上并非如此。”柯山先生的这个解释非常精妙。大概自从鲁宣公实行按亩征税以后，诸侯废除了公田制而实行贡法，向百姓索取的赋税比古代多出数倍。在丰收之年百姓尚且勉强能够供给，在灾荒之年则无法忍受苛求的痛苦，而诸侯们都借口遵循夏后氏的制度来掩饰自己的贪婪暴虐。龙子之所以痛心疾首而发出这样的言论，正是出于此因。孟子当时正劝谏滕君实行助法以革除当时的弊端，意在推崇助法，不得不贬抑贡法，所以举出龙子的言论作为对比，而没有闲暇去深入探究其中的义理。其实龙子所说的“没有不坏的”，指的是战国诸侯的贡法，而不是夏后氏的贡法。〇问：“大禹向百姓征收赋税，如果真的像助法那样，根据年成的丰歉来决定征收的多寡，那么九州的赋税为何会有固定的等级呢？”回答说：“这有其道理。事物的消长盈虚，是天道运行的自然规律。一州的疆域广大，一年之中，丰收与灾荒同时出现，东方歉收则西方丰收，高地有余则低地不足，彼此相互抵消，相差并不远。所以分开来说，百姓供给给国家的赋税参差不齐，这个国家不同于那个国家，这个乡不同于那个乡；但合起来计算，国家从百姓那里得到的赋税自有固定的数额。这个州常常多于那个州，那个州常常少于这个州，虽然有时会有升降变化，但总体上以多者为正数，少者为杂数，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固定等级的原因。如果说五亩土地的赋税每年都有固定的额度，不问年成的丰歉，那么真的就像孟子所说‘灾荒之年必定取足定额，致使百姓借贷来增加赋税’那样了。难道能说尧舜在上位，大禹制定赋税，却会有如此弊端的法令吗！”

译关于“错等”的含义，孔安国和孔颖达都未能阐明。林氏主张以丰年与荒年来立论，蔡传则认为如果是因为丰歉，那么九州都应当如此，为何唯独在冀、梁、豫、雍四州提及呢？大概是因为土地肥力有高低，年份有丰歉不同，就像《周礼》中提到的“一易”、“再易”田地那样，所以赋税的等级也有高低和年份的区别。然而，土地肥力的高低和年份的丰歉，并非只有这四州如此。傅氏说：“‘错’字的意思，不是杂乱，而是差别。九州的赋税，州内能够均齐的，就没有差别等级的例子；如果无法均齐，那么大致如何，或者升高或者降低，也是根据土地情况因地制宜罢了。”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征收赋税的时候有轻重之分，而九等赋税就不是计算岁入的总数了。从情理上推断，林氏的说法比较接近正确，然而他说：“遇到水旱灾害必定有所减免，以利于百姓，所以其岁入的总数自然会有增减。”说减少是由于减免是可以的，但增加难道是加征赋税造成的吗？况且大禹制定的法规，丰年与荒年原本就与百姓共同承担，从未有过等待减免的情况。“错等”的存在与否，确实让人难以理解。我私下认为，《禹贡》所说的，只是依据各州确定赋税之后、献圭报告完成之前的十余年间岁入的常数，而划分为九等；又依据四州十余年间因丰歉导致增减不齐的数额，而称之为“错”。有的就记载，没有的就空缺，并不是把它作为将来的固定格式，从而其他各州永远没有杂出之赋。如果不这样理解，那么天道有盈亏，地力有耗尽，人力有勤惰，说到极致，那么错等上下相差的就不止一个等级了，大禹怎么能根据眼前的验证，而预先确定数十百年的升降呢？各家的说法，都不恰当。我推测到这里，自认为这是千虑中的一得。

孔颖达疏说：冀州出第二等赋税，没有第一等；豫州出第一等赋税，没有第二等。这是说这两个州不互相交换等级。有人问：如果这样，那么九等赋税就有空缺，怎么办？回答说：从冀、豫两州来看，说这两个州互相交换等级，也可以通晓。如果不是这样，用雍、梁、兖三州来验证也可以。假如雍州与梁州互相交换，那么雍州应当记载为下错；梁州与雍、兖互相交换，那么扬州应当记载为三错，兖州应当记载为上错了。但经文中没有这些记载，所以知道这两个州不互相交换等级。然而这两个州同年杂出赋税，而互相交换等级，也是情理之中。孔颖达预先知道这一点，所以说：或许容许这样，事情不能恒常不变。大体上，错等之赋，随时升降，即使让其他各州都详细记载，也不足以穷尽其中的变化。这四个错等，就像是发凡起例，仿照这个例子类推，那么没有不可见的。

刘敞解释这段经文说：“圣人预先制定推移通变的权宜之法，而通行于万世，于是举出其中特别突出的四个州，而制定错法等法。”朱熹也说：“年份有丰歉，不能都符合常规，所以有错法等法来通达变通。”我认为错等之赋，是不期然而然的，大禹未曾预先制定这种法规。凡是说错法等法的，都不对。至于推移通变的权宜之法，那么五亩田的税收，视丰歉决定多少，年年如此，不仅仅在错等之年如此。

《禹贡》所说的赋，郑玄注、孔颖达疏都主张是谷物税，而不包括军赋。苏氏开始说赋是田地所出的粟米、兵车之类，而蔡传采纳了他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周代军队的征发，也称之为赋。《周礼·大司马》注说：“赋，供给军用。”《小司徒》注说：“赋，指出车徒供给徭役。”《论语》“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孔安国注说：“兵赋。”《左传》说：“天子之老，请帅王赋。”又说：“悉索敝赋。”又说：“韩赋七邑。”又说：“鲁赋八百乘。”“邾赋六百乘。”又说：“鄫无赋于司马。”它们所说的赋，都是军赋。所以蔡氏认为苏氏的说法更优，但其实不然。考察周代以前没有把兵称为赋的，《左传》说：“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这就是《司马法》中一成的赋【《诗正义》说：“成方十里，容纳五百人，其出兵夫则大众不全行，所以一车士卒只有七十五人。少康尽举大众，所以与出赋不同】而称众不称赋，那么唐虞时代更可以知道了。王耕野说：“九州田赋只是米谷，不一定是兵车。”这话是对的。然而苏氏的说法也不是独创，仍然出自郑玄。郑玄注《诗·韩奕》说：“禹甸之者，决除其灾，使成平田，定贡赋于天子。”与《禹贡》注中所说的治理田地出产谷物相合。等到注《信南山》时又说：“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车一乘以为赋法。”禹甸的意义是一样的，为什么梁山是治理田地，而南山是兵赋？这是郑玄自己说了又自己推翻了自己。纷纷诸说，又有什么奇怪呢？看甸服的赋，只缴纳总、铚、秸、粟米，那么经文自有明证，不必让后人聚讼了。郑玄用周代的丘乘解释禹甸，就像用汉代的口钱当作九赋，并非经文原意，不可援引进入《禹贡》。

冀州是天子亲自治理的地方，没有贡品的名称。其土地所生长而供给给上面的，也称为赋。所以赋特别系于土之下田之上。林氏拿载师来类比，园圃漆林的征敛，也只是模仿其事，不能一一求合。新安陈氏说：场圃所征的，由载师掌管。

译木材、蒲苇等物，由林衡、泽虞掌管；金锡、禽鱼，由丱人、牧人、罟人掌管，其他情况以此类推，那么其制度就更为严密了。尧舜的时代，恐怕未必如此。孟子谈到王政的好处，说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沼泽中的桥梁不设禁令。又说：市场只设防而不征税，有法度而不设防。又说：细密的渔网不进入池塘，斧头按时进入山林。大概对于山泽的利益，只是设立禁令，使百姓不随意取用罢了，未曾有所征收。晏子告诉齐景公说：山林的树木，由衡鹿掌管；沼泽的萑蒲，由舟鲛掌管；草泽的薪柴，由虞候掌管；海中的盐蜃，由祈望掌管。这是说齐国的征收没有节制。难道说洪水刚刚平息，粮食艰难才刚出现，正是孟子所说的王道开端，却对百姓细微之处都不放过，像陈氏所说的那样吗？那么冀州的土赋，该怎么说呢？回答说：参照其他八州的贡物，冀州的赋税就可以知道了。吕伯恭说：八州的贡品，都是衣服器具之类的物品，也就是所谓的正当供给。冀州的土赋，也应当如此。大概只有吉凶礼乐之事所必需的、不可缺少的，才根据其所拥有的来适量征收，起初并不是借以作为富国的资本。这不仅与后世无度的征收相差甚远，即使是《周官》中九职的地贡，也有不可相提并论之处了。

译疏文说：赋税以收获的多寡来划分等级，田地以肥沃贫瘠来评定等次。如果田地的等级排在赋税之前，那么赋税就应当顺从田地的等级，田地肥沃则赋税沉重，这样就无法看出人们是否努力耕作。所以让赋税排在田地之前，以表明赋税是由人的努力所决定的。冀州既然体现了这个道理，其他州也就可想而知，都让赋税排在田地之后，是想表明赋税是从田地中产生的。韦昭按：孔颖达的说法不对，想要看出人们是否努力耕作，并不在于田地和赋税排列的先后之间，经文根本不是为此而设的。大概其他州先说田地后说赋税，正是常例。冀州兼有土地和赋税，所以特别变通常例，记载下来是为了表明赋税并非全都出自田地。林氏的说法确切，不可辩驳。

冀州的田地等级为中等中的中等【《释文》说：“中”音竹仲反，又读如本字】

传文说：田地的高低肥瘠，在九州中排第五等。正义说：郑玄说田地标明高低等次，应当是为了防备水害。那么郑玄认为地形的高低分为九等。王肃说：是说土地各有肥沃和贫瘠。那么王肃认为确定肥瘠来分为九等。按照郑玄的意思，高处土地贫瘠，出产既少，不能列为上等。按照王肃的意思，肥沃的地方容易受到地下水的侵害，不能列为上等。所以孔颖达说高低和肥瘠互相参照来分为九等。上文说“厥土”，这里说“厥田”，田和土不同的原因，郑玄说：处于阴阳之中的大地，能孕育万物，称为土；依据人的劳力去开垦耕种，就称为田，田和土名称不同，道理本来如此。又说：郑玄说冀州只纳谷物不献贡品，下五百里甸服，传文说为天子治理田地，因为是田地纳谷所以不献贡篚，与其他州不同。林氏说：冀州独独不说贡篚，是因为冀州是天子宫畿内的土地，不需要贡篚。夏氏说：田地的高低既已分为九等，那么赋税也应当与此相称。现在之所以有差异，大概是因为土地有广阔狭小之分，人口有多有少，那么赋税的总数自然不同，不能用田地的高低来衡量。况且洪水刚平定，流离失所的人还没有恢复生计，必定有聚集偏颇的情况，所以土地有开垦与未开垦之分，人力有努力与不努力之别，因此赋税的收入与田地的等级如此悬殊。吴澄说：田地和赋税的等级不同为什么呢？赋税的九等是根据各州每年的总收入比较多少来划分高低的。收入最多的是上上等。田地的九等是根据各州土地适宜程度比较肥瘠来划分高低的。土地最肥沃的是上上等。刘敞《七经小传》说：九州的疆域有大小不整齐的情况，确定田地等级时，以田地的好坏为等次，州虽然小但田地好就居上等，州虽然大但田地差就居下等，不再问其大小。确定赋税时，以赋税的多寡为差别，州大的赋税多，州小的赋税少，不完全取决于好坏。韦昭按：冀州大，赋税第一；兖州小，赋税第九，与刘敞的说法相合。然而雍州、梁州大于豫州，豫州赋税第二而雍州是第六，梁州是第八。青州、徐州小于幽州，幽州赋税第七而青州是第四，徐州是第五。可见赋税的多寡不完全由于土地的大小，所以必须兼及人力来说，然后其义理才完备。

田赋的等级，九州并不相同，无法相互比较，从而评定高低。但也只是根据告成时的情况来说，告成以后，难道就没有变迁更改？孔颖达疏在雍州解释九等时说：“治水之后，就定为这个差别，后来随着人口多少，必定要重新确立等级。”这不是永远固定的。这话实在符合我的心意。纯正的等级尚且难以永远固定，那么杂出的等级就更可想而知了。

周王畿千里之内也有贡赋。一是九职所征收的税，太府称之为万民的贡赋。其项目详载于闾师：农夫贡九谷，园圃贡草木，工匠贡器物，商人贡货物，牧人贡鸟兽，嫔妇贡布帛，衡虞各自贡其物，就是这些。二是采地所获得的收入。《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说：“地位低而贡赋重的，是甸服。”注说：“指天子宫畿内供职贡的人。”大概畿内有三种采地，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自把所食俸禄的剩余输送给周王，名叫贡。这是周代的制度。《禹贡》则不然，采地在侯服，而甸服没有。千里之内都是天子直接治理的地方，百姓把土地所出产的东西上供天子，也称为赋。而九职所征的税是按人而不是按土地，尧时还没有，所以冀州没有贡赋。疏文说：“甸服只方圆千里，冀州北土境界很远，远离都城的国家必定有贡篚。”这话确实是对的。然而大禹治理冀州的水患只到太原、恒山为止，太原、恒山以北还没来得及施功，冀州北土还没有固定的赋税，怎么会有贡篚？只有衡漳、恒卫、大陆这一区域，应当在侯服时就已经划定疆界，不知为什么没有贡赋？难道因为帝都距离西河仅仅三百多里，而截长补短来凑足千里的数目？所以东方这类肥沃富饶的土地都纳入甸服，虽然有所供给上级却不称为贡，这与义理实在难以理解，暂且记下以待后来的贤者。

恒水、卫水已经顺从，大陆已经耕作【《释文》说：“从”，音才容反】

传文说：两条水已经治理，顺从了它们的故道，大陆的土地已经可以耕作。正义说：《地理志》说：恒水发源于常山，上曲阳县，向东流入滱水；卫水发源于常山灵寿县，向东流入滹沱河。大陆在钜陆县北。《释地》十薮说：晋国有大陆。孙炎等都说：就是现在钜鹿县的广河泽。广平叫陆泽，虽然低下，但环绕着广平的土地，所以统称。曾氏说：恒水、卫水两条水在帝都的北面，而且很远，大陆地最

译地势低洼，而河流所经，所以它的成功在田赋之后。林氏说：恒水、衞水、大陆的成功在田赋既定之后，所以不与覃怀、衡漳的文势相连接。黄氏度说：黄河未入海，那么恒水、衞水合而为弥漫之势，大陆沉沦其中。自从黄河向北流而不堵塞，恒水、衞水都顺从，大陆于是可以耕作了。东阳陈氏说：说大陆是地的，大概是以“陆”命名地；说大陆是泽的，大概大陆的堤防有泽，而因地来命名泽。如今经文说“大陆既作”，那么是此地已可耕作，而泽则不可以说“作”了，所以孔安国的说法为恰当。渭按：上曲阳今为曲阳县，属直隶真定府的定州，其故城在县西；灵寿县今属真定府，其故城在县西北。恒即滱水，衞即滹沱水，只是古今名称不同罢了。根据黄氏的说法，这两项工程应当在“兖州九河既导”之后，所以不与覃怀、衡漳的文势相连接。

译有人问：“恒水、卫水、滱水、滹沱水，《汉书·地理志》明确列为四条河流，您说恒水就是滱水，卫水就是滹沱水，有什么依据吗？”回答说：“有的。《水经注》说：滱水向东流经上曲阳县北，恒水从西边流来注入滱水，从此以下，滱水兼纳恒水的通称，这就是《禹贡》所说的‘恒卫既从’。这难道不是恒水就是滱水的明显证据吗？《水经》中没有滹沱水的条目，在浊漳、易滱、巨马等篇章中，只有一两句提及，所以卫水没有考证。然而郦道元注中，凡是两条河流合流，说‘从此以下互相接受通称’的例子举不胜举，那么滹沱水接受卫水之后，也可以通称为卫水，这是可以推知的。【薛士龙说：恒水向东流与滱水汇合，到瀛州高阳县流入易水；卫水向东北与滹沱河汇合，经过信安军流入易水。那么宋人已经知道恒、卫、滹沱是一条水了，可惜蔡传没有考察他的话。】易水卫水源短，滹沱水源长，应当遵循小水汇入大水的惯例，说滹沱流入易水是不对的。】不然的话，恒水发源于曲阳县西北，到县东北流入滱水；卫水发源于灵寿县东北，到县东南流入滹沱水。它们流经的地方不过几十里【曲阳东西相距六十里，灵寿东西相距四十里】，难道说这是寻常的溪涧，而让大禹辛勤地测量吗？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没有这种道理。《周礼·职方氏》并州的山镇叫‘恒’，它的河流是‘虖池、呕夷’【《释文》：虖读作胡，池读作徒多，呕读作乌侯，另一音读作驱】。呕夷就是后世所说的滱水【应劭说：滱音同彄；颜师古说：滱音同防，又音同苦侯】。《山海经》说：‘高是山，滱水发源于此，向东流注入黄河。’《汉书·地理志》代郡灵丘县下说：‘滱河东流到文安注入黄河【文安属于勃海郡，《寰宇记》说：文安故城在今县东北三十里】，经过五个郡，行程九百四十里，是并州的河流【《周礼》注说：呕夷就是祁夷，发源于平舒。按《汉书·地理志》代郡平舒县有祁夷水，北流到桑干注入治水，治水就是湿水，也叫桑干河。《汉书》桑干县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蔚州西北，平舒则是蔚州属下的广灵县，县南有壶流河，就是古祁夷水，发源于县西，向东北流到蔚州注入桑干河，不经过曲阳县界，郑玄的说法不对】。《礼记》说：‘晋人将要祭祀黄河，必须先祭祀恶池。’注说：‘恶应当是虖，是字写错了。’《山海经》说：‘泰戏山，滹沱水发源于此。’战国时苏秦游说燕国说：‘南面有嘑沱、易水。’《汉书·地理志》代郡卤城县下说：‘虖池河东流到参合注入嘑沱。’这是并州的另一条河流，从河东流到文安入海，经过六个郡，行程一千三百七十里【参合应当是参户，大概是传抄者因为郡中有参合而弄错了。参合在汉雁门郡平城县东，今大同府阳和卫北。卤城与参合被大山隔绝，虖沱水不能到达那里。今河间府青县南有参户故城，应劭说：平舒县西南五十里有参户亭，是故县。《水经注》说漳水从成平县南流过，又向东北左边沿着虖沱别河故道，又向东北与清河汇合，又向东北经过章武故城西，支渠流出成为濊水，又向东北经过参户亭，分为两条水道，一条水经过参户亭北，又向东北经过平舒县注入虖沱水。大概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东流到参户注入虖沱’的别河，从河东流到文安入海的】。这就是《禹贡》中的恒水和卫水。然而大禹命名山川，曲阳以下的滱水本名叫恒，灵寿以下的滹沱水本名叫卫。它们发源于高是山和泰戏山的，则是恒水和卫水的别源。自从周代以虖池、呕夷作为并州的河流，它们的名称显赫而恒、卫的名称就隐没了。于是冀州的两条大河，竟然用恒阳溪、雷沟河几十里的源流来对应。蔡氏因此把恒、卫看作小水，而经义就无法通晓了。《水经注》说滱水发源于代郡灵丘县西北的高氏山，就是沤夷水【山上有石刻题字说冀州北界，所以世人称之为石铭陉。《元和志》：蔚州灵丘县，沤夷水一名滱水，发源于县西北的高是山。今按浑源州在山西大同府东南一百二十里，本是汉繁畤、崞二县，属雁门郡。州志说：州南七里有翠屏山，高千余丈，周长十里，滱水发源于其东，大概就是高是山的别名，东南接灵丘边界】。向东南流与温泉水汇合【水发源于西北的暄谷，温热如汤，能治愈百病】。又向东流经灵丘县故城南，进入峡谷叫做隘门【高峰隐天，深溪如谷，其故城在今浑源州西南一百三十里，西北距大同府二百七十里】。又向东流经广昌县南【县今属大同府蔚州，飞狐口在县北二十里，紫荆关在县东北一百里】。又向东流经倒马关【关山险隘，确实深峭，气势如同诗人所说的高冈之病，所以关以它命名。今在广昌县南，唐县西北，也叫常山关】。又向东南流经中山上曲阳县北，恒水从西边流来注入滱水【从此以下滱水兼纳恒水的通称，就是《禹贡》所说的恒卫既从。按曲阳隋代叫恒阳县，《地理志》说有恒阳溪，】

译这就是恒水的源头。《元和志》记载：恒山位于恒山县以北一百四十里；《曲阳县志》记载：滱水在曲阳县东北。滱水又向东流经中人亭的南面。《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晋国荀吴率领军队侵犯鲜虞，到达中人亭大获全胜后返回，中人亭就在今天的唐县境内。滱水又向东流经乐羊城的北面。《史记》记载魏文侯派遣乐羊灭掉中山国，这大概是中山国建造的旧城。滱水又向东流经唐县故城。南北两座城都位于滱水的北岸，所以说滱水从它们的东面流过。《元和志》记载：滱水又名唐河，距离唐县西面一百五十步。滱水又向东流经安喜县的南面。《中山记》说：安喜县位于唐水的西面。《元和志》说：滱水在安喜县北面八里，大概是县城向南迁移了。安喜县就是今天的定州。滱水又向东流经安国县的北面。汉代的安国县，隋朝改名为义丰县，今天称为祁州。滱水又向东北流经解渎亭的北面。汉顺帝阳嘉元年，封河间孝王的儿子刘淑为解渎亭侯国，他的孙子刘宏就是汉灵帝。滱水又向东北流经蠡吾县故城的南面。故城在今天博野县的西南。滱水又向东流经博野县故城的南面。故城在今天蠡县的境内。滱水又向东北流经侯世县故城的南面。故城在蠡县的东北。滱水又向东北流经陵阳亭的东面，又向北，左边有博水汇入。博水发源于望都县，向东南流经该县故城的南面，又向东南潜入地下，再向东南在渎口重新涌出水源，向东南流到阳城县分散成为沼泽，世人称之为阳城泽。这水又伏流沿着渎道，到达清梁亭西北再次涌出水源，向东流经广望县故城的北面，又向东北，左边有濡水汇入。《春秋》昭公七年，齐国与燕国在濡水边防守。杜预说：濡水发源于高阳县东北，流到河间郡鄫县注入易水。这样看来，濡水与虖池、滱水、易水是互相列举通称的。查考《汉书·地理志》中山郡望都县下记载：博水向东到高阳县注入黄河。高阳县属于涿郡，大概是博水既然与濡水汇合后流入滱水，那么向东流到文安县就注入黄河了。滱水又向东北流经依城的北面，世人称之为依城河。依城就是古代的葛城，《郡国志》说：高阳有葛城，是燕国割让给赵国的。今天安州北面有依城河。滱水又向东北流经阿陵县故城的东面。《寰宇记》记载：阿陵故城在莫州任丘县东面二十里，滱水的干涸河道在县城西面一里。滱水又向东北流到长城注入易水。长城在今天文安县境内。易水有北易、中易、南易，这里是中易水接受北易水而合流的地方。《易水注》说：易水在容城县东南与滱水汇合，所以桑钦说：易水发源于北新城西北，向东流入滱水，从此以后滱水和易水互相接受通称了。《寰宇记》记载：南易水从容城县南面流入瀛州高阳县境内与滱水汇合，南易水又名雹水。以今天的地理来说，浑源、灵丘、广昌（都属于山西大同府），曲阳（属于直隶真定府），唐县、定州、庆都、祁州、博野、蠡县、高阳、安州、新安（都属于保定府），任丘（属于河间府），文安（属于顺天府）等州县的境内，都是古代滱水流经的地方。宋朝初年还没有改变，自从咸平年间何承矩兴修塘泊以限制契丹骑兵的行动，于是开始引水向北流，文安的河道于是干涸。后来滱水仍然从蠡县改道流经肃宁、河间、雄县、任丘直到文安，不再向北流。明朝时又从雄县改道流入霸州、保定境内成为玉带河，不再流入文安了。这是恒水下流变迁的大致情况。晁以道说：“现在的恒水向西南流，到行唐县东面，流入滋水（《元和志》记载：滋水在行唐县南面二十六里）。又向东南流入衡水（《元和志》记载：长芦水即衡漳故道，在衡水县南面）。那么恒水的源头所谓恒阳溪，也改道向南流，与漳水汇合，而曲阳以下的河道相同，但源头就不是了。”

译滹沱河是一条大河，《水经》中应当单独列为一篇。近来查阅《寰宇记》，在镇州真定县蒲泽条目下引用《水经注》说：“滹沱河水向东流经常山城北，又向东南形成蒲泽。济水上有桥梁，俗称为蒲泽口。”又在滋水条目下引用《水经》说：“滋水又向东流到新市县注入滹沱河。”又在深州饶阳县枯白马渠条目下引用《水经》说：“滹沱河又向东有白马渠流出。”又在瀛州河间县大浦淀条目下引用《水经注》说：“大浦下游引导陂沟竞相奔流，都注入滹沱河，因此人们开决口引入，堤防称为百道口。”这四条记载检查现在的版本都没有，那么似乎《水经》原本有滹沱水篇，宋朝初年尚存，后来散失，滹沱河的源头和流经情况无法详细知晓，可惜啊【欧阳〇补正《水经》序引《崇文总目》说：“郦道元注四十卷，亡失其五卷，大概泾、洛、滹沱等篇都在这五卷之中。现在版本仍然是四十卷，那是后人拆分其他内容来凑足卷数罢了】《汉书·地理志》记载：代郡的卤城，常山郡的蒲吾、灵夀、南行唐、新市，信都国的信都，河间国的弓髙、乐城，勃海郡的成平、东光、参户、东平舒、文安，都有滹沱河。弓髙、乐成、参户又有滹沱别水，但发源地和流经的地方没有详尽记载。现在根据《元和志》所载，来补充《水经》的缺漏。滹沱水发源于代州繁畤县泰戏山【一名武夫山，在县东南五十里。繁畤本是汉代的葰人县，属雁门郡，汉末荒废，晋代改置繁畤县，周代撤销，隋代又设置。葰音璅。滹沱一名派水，许慎《说文》：“派水出葰人县戍夫山。”郭璞认为是卤城县武夫山，《括地志》认为是孤阜山，《寰宇记》认为是平山，大概都是泰戏山的别名】向西南流经过唐林县东【县东北到代州一百十里，本是汉代广武县，隋代为五台、崞二县地，现在州西有广武废县，大概就是唐林县界】又向西南流经过崞县东【县东北到代州五十里，水离县二百步】又向西南流经过秀容县东【县是忻州治所，水离县三十二里】向东转流经过定襄县北【县西到忻州四十五里，现在治所即阳曲故城，水离县五里】又向东流经过五台县西南【县西北到代州一百二十里，水离县三十五里】又向东流经过盂县北【县西南到太原府二百二十里，水从西面五台县界流入，南离县百里】又向东南流经过灵夀县西南，衞水注入【县东到恒州五十里，水离县二十里，县志说衞水在县东十里，俗名雷沟，河源出县东北十四里良同村，南流到县东南汇入滹沱河】又向东南流经过真定县北【县是恒州治所，水离县一里】又向东南流经过九门县西【县西到恒州三十里，水离县四十九里，现在藁城县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门城】又向东南流经过藁城县东【县西北到州五十八里，水离县二十九里】又向东流经过鼓城县北【县西到恒州九十五里，水离县十三里，《寰宇记》说隋开皇六年分藳城地置昔阳县，十八年改名为鼓城】又向东流经过深泽县南【县西北到定州九十里，水离县二十五里，即氷合渡，光武防御，俗称为危渡口】又向东流经过无极县北【县北到定州八十里，水离县三十里】又向东北流经过鹿城县西北【县东到深州二十五里，水离县四十二里，与博野县分水，《寰宇记》滹沱河在博野县东南三十五里】又向东流经过安平县南【县东南到深州五十三里，水离县二十三里，派水今名礓河，西从定州义丰县界流入】又向东北流经过饶阳县北【县西到深川三十里，水离县四十五里，县治是晋鲁口城，公孙渊叛乱司马宣王征讨他，开凿滹沱河入派水以运输粮食，因此修筑此城，大概滹沱有鲁沱之名，因此〇鲁口，后魏道武皇始三年车驾幸临鲁口，就是此地】从此以下应当进入瀛、莫二州境内，而《元和志》也缺载，查考《寰宇记》，瀛州河间县西二十里，髙阳县东北十四里，莫州鄚县南二里，霸州大城县北一百三十里，文安县西北三十里，都有滹沱水，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从河东到文安入海的地方，以现在地理来说，繁畤，代州崞县，忻州定襄，五台，盂县【都属山西太原府】灵夀，真定，藁城，深泽，无极【都属直隷真定府】束鹿，博野【都属保定府】安平，饶阳【都属真定府】髙阳【属保定府】任丘【属河间府】大城文安【都属顺天府】诸州县界中，都是古滹沱水流经的地方。宋朝初年还未改变，自从塘泺兴起，引水归北，而文安的河道堙塞废弃，于是以乐成【今献县】的滹沱别水作为滹沱的正流，而故道不可再问。明天唘后，逐渐南移，到本朝顺治二年，从束鹿南决口流入冀州，与漳水浑涛，

译而安平、饶阳一带不再有滹沱河了。滹沱河在河北众河流中，泛滥决堤尤其严重，没有几年不发生变化的，它从冀州汇入漳水，也就像黄河与淮河汇合一样，都是古今水道的极大变迁。

译东汉以后，在浮阳（今沧州）、参户（今青县）、东平舒（今大城）、章武（今静海、天津）、泉州（今宝坻）等县界中，漳水与清水汇合的河道，就是古代的徒骇河。这是西汉时期黄河所流经的地方。所以《汉书·地理志》说：滱水向东流到文安注入黄河，滹沱水向东流到参户与滱水汇合，另一支从黄河东岸流到文安注入大海。这说明恒水和卫水都是在文安注入黄河的（今天的文安县位于霸州南偏东六十里处）。

根据《水经注》记载：易水流经容城县南，又向东与滱水汇合，从此以下互相接受，通称为滱水。又向东流到文安县与滹沱水汇合，再向东流到泉州县南，向东注入大海。这就是漳水、御水由潮河经独流口入海的河道（御水即清河，潮水即界河）。自从塘泺兴起后，文安、大城等地的水大多流入白河（即潞河），只有漳水和御水还流经潮河。

古代滱水、易水与滹沱水混同为一，从文安防御黄河并注入大海。西汉时还是这样，程泰之说滹沱水和易水中间地势高，不与黄河相通，这是什么原因呢？正因为这两条水都注入黄河，所以大禹必须先疏导九河，然后治理恒水、卫水，让它们顺着黄河流入大海。否则，如果海口堵塞，即使想要治理这两条水也是做不到的。

冀州有三块大陆，一块在钜鹿郡北，班固将其附属于《禹贡》，又名钜鹿泽。《吕氏春秋》说：赵国有钜鹿，又名广河泽。《尔雅》说晋国有大陆，孙炎说：就是今天的钜鹿县广河泽。这才是真正的《禹贡》中的大陆（详见下文）。

一块在河内郡修武县（古〇邑，秦代设置修武县，其故城在今获嘉县西北）。《左传》定公元年记载：魏献子在大陆打猎，回来死在〇。杜预说：大陆大概就是吴泽陂，靠近〇的地方。

一块在太原郡邬县（今属介休县地）。班固说：九泽在县北，这就是昭余祁，是并州的沼泽。郦道元说：《吕氏春秋》称之为大陆，是对的。这两块都不是《禹贡》中的大陆。

现在考察《吕览》九薮，既然说了晋国的大陆，又说了赵国的钜鹿，如果说大陆就是钜鹿，那么一个沼泽不应该出现两次。所以郦道元用邬泽来对应。大概晋国是唐叔最初封在大陆，应该在其境内，而钜鹿在战国时实际上是赵国地界，所以分为两个沼泽。总之，广平的地方叫陆，到处都有，其中大的就称为大陆。就像高平的地方叫原，到处都有，其中大的就称为太原一样。然而晋国的大陆在汉代大陵县界，陆恐怕是“陵”字的误写。

蔡传引用程氏的话说：“所谓大陆，就是四周没有山丘，空旷平坦的土地。杜佑、李吉甫认为邢、赵、深三州的地界就是大陆，这是对的。”现在考察《汉书·地理志》，钜鹿县《禹贡》大陆泽在北面，仅此一处，而唐代人的说法不一。《通典》有两处：赵州昭庆县，隋代叫大陆县，有大陆泽（昭庆本为汉代广阿县，隋代叫大陆，唐代叫昭庆，宋代改名为隆平，今在真定府赵州东南一百里，县志说大陆泽在县车北三十里杜家庄）；深州陆泽县有《禹贡》大陆泽（陆泽本为汉代下博县，其故城在今深州南，唐代先天二年分下博及饶阳、鹿城地设置陆泽县作为深州治所，今在真定府东二百里），这是对的。

《元和郡县志》有四处：邢州钜鹿县大陆泽，一名钜鹿泽，在县西北，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芦苇、菱角、莲花、鱼蟹之类充满其中，泽边又有咸泉，煮后成为盐，百姓依靠它（钜鹿本为汉代南〇县，也兼得钜鹿县地，在今顺德府东北一百二十里，汉代路温舒是钜鹿东里人，取泽中蒲草截断作为简牍编连，用来写书，就是这个泽）；赵州昭庆县广阿泽，在县东二十五里，就是大陆的别名；深州鹿城县大陆泽，在县南十里（鹿城本为汉代鄡县，今为束鹿县，在保定府祁州南一百三十五里）；又陆泽县南三里，就是大陆的泽，这是对的。所以程泰之说以邢、赵、深三州的地界为大陆，是从杜佑、李吉甫开始的。

我私下认为唐代钜鹿县东境也是汉代钜鹿县地，泽在西北，连接昭庆县界，大概是一个泽跨越两个县的境界，就是班固所说的在钜鹿县北，孙炎所说的今钜鹿县广河泽。而志书家只以平乡为古钜鹿，寻找这个泽却找不到，于是说现在都变成了丘陵，哪里知道《元和志》唯独详细记载钜鹿，原本就不在平乡界内呢？

《宋史·河渠志》说：“大观元年黄河决口淹没钜鹿县，将县城迁到高地，又因为降平县地势低下潮湿，也迁走了”，那么这两个县地势最低，泽在其中，很明显了（《通典》昭庆、陆泽县有泽，而钜鹿、鹿城没有，可见四个泽实际上只有两个泽）。

唐代人也似乎知道漳水就是禹时的黄河，所以把南宫流出的洚渎当作北过降水，把深州的大陆泽当作至于大陆，意思是这样，那么大陆就在过降之后，与经文相符，所以不主张钜鹿而取陆泽。然而枯洚是汉代漳水的改道水流，实在不是禹时的遗迹，即使认为是禹时的遗迹，这也是黄河别为降水，不能称为过降。大陆在邢、赵二州界，而深州不包括在内。傅同叔说：“凡是广河泽以东，地势平坦广阔绵延千里，都称为大陆。”那么瀛州、沧州也是大陆了。黄河从大陆又向北，才开始分播为九河。如果真像傅同叔所说，那么许商所

译说九河从鬲津以北到徒骇河之间，相距二百多里，那将用什么地方来容纳这些河流呢？

译大禹在大陆地区更有疏通田间沟渠的功绩，并非因为恒水、衞水已经顺从，才使得耕作得以进行。观察后文再次提及“既”，就可以明白，大概是因为大陆地形低洼，东面有大河，北面有恒水、衞水。在此之前，九条河道尚未疏通，恒水、衞水也未顺从，它们汇合形成弥漫的水势，平地都成了巨大的积水区。到了这时，这两条水顺着大河流入大海，大禹于是疏通田间沟渠，使之通达支流，那些沼泽也修筑堤坝加以阻挡，用来辅助蓄水和泄洪，从而兴起了耕作之事。所以后文再次提及“既”，是为了表明这并非一次工程就能完成的。

岛夷穿着皮服，夹着碣石山的右侧进入黄河。【释文：岛，音当老；夹，音协；碣，音其列。渭按：岛，《史记》《汉书》都写作“乌”，郑康成、王肃都称“乌夷”。疏说：孔颖达读“乌”为“岛”，那么唐初也作“鸟”字，现在版本作“岛”，大概是开元年间改的。】传文说：海边弯曲的地方叫做岛，碣石是海边的山。正义说：岛是海中的山，夷人居住在上面，称为岛夷。王肃说：是东北方的夷人国家。《地理志》说：碣石山在北平骊城县西南，可见碣石是海边的山。苏氏说：黄河从碣石山南面、渤海的北面流入大海，夹，是挟持的意思。从海进入黄河，逆流向西，右看碣石山好像在腋下挟持着它。林氏说：岛夷穿着皮服，是说水患已经消除，海边的夷人进献他们的皮服。《禹贡》在九州的末尾，都记载了通往帝都的道路。周希圣认为：天子的都城，一定要寻求船只可以到达的地方，使得诸侯的朝贡，商贾的贸易，虽然地方很远，但运输很容易，这个说法是对的。冀州三面靠近黄河，这是设置都城的用意，确实利用了转运的便利，朝贡的方便。《禹贡》所记载的，上面说田赋贡品之事，下面说通往帝都的道路，其始末曲折，没有不具备的，而且都以黄河为主。因为到达了黄河，也就到达了帝都。朱熹说：碣石山背靠着海，处在黄河入海的要冲，从海路夹着碣石的右侧出来，然后进入黄河而到达帝都。蔡氏、沈氏说：岛夷穿着皮服来进贡，从北海进入黄河向南，向西转，而碣石山在他们的右侧，转折弯曲之间，所以说夹右。金氏说：皮服就是《尔雅》所说的东北方的有花纹的皮【郭璞说：虎豹之类，皮有斑纹】。都昌陈氏大猷说：这是夷狄进献地方特产以表示效忠，与冀州不提及贡品并不冲突。郑氏晓说：碣石与岛夷连写，这就是岛夷进贡的道路。渭按：《通典》说：三韩在海岛上，朝鲜的东南，大概就是这里所说的岛夷。骊城，后汉时废除。《说文》说：碣，特立的石头。东海有碣石山，根据文颖、郦道元的说法，应当在直隶永平府昌黎县东南，现在那里没有山与之对应，辨析见导山篇。河指逆流而上，九州末尾，都记载贡道，这也是为了记录治水的成功。说“夹右碣石入于河”，那么破除碣石接纳河流之事，隐约可见了。

九州末尾，各自记载通往帝都的道路，传文认为大禹治理一州的水患完毕后，就回到帝都，报告所治理的情况，这是不对的。大禹想要报告所治理的情况，不必亲自进入帝都，即使亲自进入帝都，陆路行走又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沿着各州迂回的水道而浪费时间、耽误事情呢？郑康成认为治水完毕后，再次巡视，观察土地的肥沃贫瘠，确定贡赋的高低，这样的话就不应该叙述在田赋贡品之后。王肃认为功绩主要在于治水，所以详细记载各州往返涉水的水名。现在考察所记载的，都是通往黄河的道路，没有往返涉水之事，各种说法都讲不通。直到周氏的说法出现，其意义才确定，这确实是后人胜过前人。认为现在一定不如古代的人，是见识短浅之人的看法。

郑康成说：“鸟夷，东方的人，捕捉食用鸟兽的人。”《史记·正义》以靺鞨为鸟夷，引用《括地志》说：“靺鞨国，是古代的肃慎，在京师东北万里以下，东面和北面都到达大海。他们人多勇力，善于射箭，弓长四尺，知道使用弩箭，用楛木做箭杆长一尺八寸，青石做箭头。”渭按：这就是周初进贡的楛矢石弩。然而《史记》说四海之内都拥戴帝舜的功绩，北面有肃慎，东面有鸟夷，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族群，鸟夷并非就是肃慎，况且洪水刚平定，肃慎也没有立刻相通。现在版本作“岛夷”，薛士龙说：“海上的各种夷人，濊貊、肃慎之类。”考察海中的山，水环绕其四面，这才叫做岛。岛夷只有倭、韩可以充当，濊貊、肃慎的国家只是东面濒临大海，其余都通陆地，不能称为岛夷。

《汉书·朝鲜传》：真番【音潘】辰国想要上书拜见天子，又被阻遏不通。辰国就是三韩的地方。《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二年，东夷韩国人率领部众到乐浪【音洛狼】内附。《东夷传》：韩有三种，一是马韩，二是辰韩，三是弁辰【晋、梁两书作弁韩】马韩在西面，有五十四国，其北面与乐浪，南面与倭相接。辰韩在东面，有十二国，其北面与濊貊相接。弁辰在辰韩南面，也有十二国，其南面也与倭相接。总共七十八国，百济是其中一国。大的有一万多户，小的有几千家，各自在

译山海之间，地域纵横四千多里，东西以大海为界限，都是古代辰国的土地。马韩最为强大，共同拥立其部族首领为辰王，统辖三韩全部土地。《北史》记载：新罗，原本是辰韩的部族，地处在高丽东南方。辰韩也叫秦韩，相传秦朝时有逃避徭役的人来到马韩，马韩割让东部边界让他们居住，因为他们是秦国人，所以命名为秦韩。他们的语言、名物与中国人相似。辰韩的王通常由马韩人担任，不能自立为王。辰韩起初有六个国家，后来逐渐分裂为十二个，新罗就是其中之一。《唐书·东夷传》记载：高丽地东跨海与新罗相望，南跨海与百济相望。百济，是扶余的分支族群。南方的倭国，北方的高丽，都要渡海才能到达。其东边是新罗，新罗是弁韩的后裔，土地横宽千里，纵长三千里，东边与长人国接壤，东南是日本，西边是百济，北边是高丽。如今考察，新罗、百济原本是三韩七十八国中的两个，到了唐代则只有新罗、百济，而没有三韩的称谓了。《辽史·地理志》记载：有高州三韩县，辰韩即扶余，弁韩即新罗，马韩即高丽。开泰年间，圣宗讨伐高丽，俘获三国遗民安置在辽东境内，侨置三韩县。如今将辽东称为三韩，是不对的。古代的韩国在朝鲜东南的大海中，依山岛而居，水环绕四周，所以称为岛夷【《元和志》记载：大人故城在登州黄县北二十里，司马宣王讨伐辽东时修筑此城，运粮船从此进入。如今新罗、百济往来常经由这里，大概是因为黄河自东汉以后改道从千乘入海，所以唐代岛夷的贡船沿着渤海南岸进入黄河，禹导黄河从碣石入海，所以向西指向碣石，沿着右岸进入黄河】。传说：岛夷归服，他们的皮衣能消除水患。林少颖说：茹毛饮血而穿皮衣，是夷狄的本性，不必等到水患平定，才穿皮衣。于是改为现在的说法，王氏炎说：“北方土地寒冷，所以穿皮衣；南方土地温暖，所以穿草衣。”东阳陈氏说：“不对，这只是各自说明其来源罢了。北方的皮衣，难道夏天也穿吗？南方的焦葛，难道冬天也穿吗？”像吉贝、木棉，都是南方出产，但都不是暑天穿的衣物。陈氏的说法很对。

译王伯厚说：“在高丽境内的叫左碣石，在平州南面的叫右碣石。”这是把经文中的“右”字属下句来读。我认为，经文中有两座荆山，不加“南”“北”二字来区别；有两座防山，不加“东”“西”二字来区别。碣石只有一座，何必称它为右碣石呢？果真如此，那么导山的文字中没有“右”字，就应当是左碣石了。金吉甫采纳这种说法，实在令人难以理解。马明衡说：“航海的人如果有山可以看见，就以山作为标准；如果没有山可以眺望，就以星作为标准。”意思是碣石是从海到河所眺望用来作为标准的地方，本来不妨碍距离遥远，难道一定要逼近胳膊腋下，才叫做在右转屈之间吗？徐常吉说：“海水弥漫天际，进入黄河的道路难以辨认，碣石高高耸立在右边。从海上望去，就像在右腋一样。”这都是把碣石当作离岸几十里的大山，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其实这座山不过是海边的一块巨石，背靠大海，正对着逆河的水流冲击，所以大禹开凿它来容纳河水。从东北泛海而来的人，船帆拂过它的山顶，船只停靠在它的山脚，真像在胳膊腋下之间，不仅仅是远远眺望它作为标准。

程泰之说：冀北是汉代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的地方。那里的水如辽水、濡水、滹水、易水，都因地势中间高而不与黄河相通，所以必须从北海然后才能到达黄河。胡渭按：大辽水发源于塞外，又向东南流到安市县西南入海，距离碣石五百多里，这确实不与黄河相通。濡水一个读音是人朱切，发源于涿郡故安县，向东南流到范阳县，与易水汇合流入黄河。春秋昭公七年，齐国和燕国在濡水之上会盟，就是这条水。另一个读音是乃官切，读作难，从塞外来，向东南流到絫县碣石山入海【就是现在的栾河】，这正处在逆河的末尾，也不能说它不与黄河相通。至于滹水、易水两条水汇合流到文安进入黄河，日后幽州、并州的贡道正需要由此经过，却说它们不与黄河相通，从北边来的必须经由海进入，是大错特错。况且告成之时，冀北还没有制定贡赋，这篇经文专门为岛夷而设，与五郡的地方完全没有关系。

禹贡锥指卷二

<经部,书类,禹贡锥指>

钦定四库全书

禹贡锥指卷三

德清胡渭撰

济水与黄河之间是兖州【释文：济，子礼反（以下同）；兖，悦转反。胡渭按：济，《汉书》都写作泲。颜师古说：泲，本来是济水的字，从水，齐声，齐音姊。林氏说：济，古文写作泲。《说文》说：这是兖州的济水。那从水从齐的济，《说文》说：发源于常山房子县赞皇山。济和泲读音相同字形不同，应当以古文为正。吴氏说：导水章所叙述的冀州的济水，兖州的济水，实际上是同一条水。济和泲两个字通用。《说文》因为两个字而把北济和南济分为两条水，是不对的。兖，《史记》写作沇】

《传》说：“东南靠着济水，西北抵着黄河。”《正义》说：这下面八州开头提到山川的，都是说境界所到达的地方。郑樵说：“《禹贡》这本书，之所以成为万代地理家的成宪，是因为它用地方来命名州，不用州来命名地方。比如兖州，是当时所命名的名称，后世怎么知道它在南还是在北呢？所以说：‘济河惟兖州’，以济水、黄河之间为兖州。以荆山、衡山之间为荆州，所以说：‘荆及衡阳惟荆州’。济水和黄河，是万代不消失的河流；荆山和衡山，是万代不消失的山脉。让荆、兖的名称依附在这些山川上，即使后世更改移易，也不会埋没了。”胡渭按：济水从菏水又东北汇合于汶水，又向北向东流入大海，这是兖州东南与豫州、徐州、青州分界的地方；黄河从大伾山北过降水到达大陆，又向北分播为九条河，一同作为逆河流入大海，这是兖州西北与冀州分界的地方。

《传》从兖州以下说“据”的有六处，说“距”的有六处。《正义》说：据是跨越的意思，距是到达的意思。学者师承这种说法，一千多年了。现在考察“据”字的意义，《说文》说：用手杖持着。《玉篇》说：依靠，持着。《广韵》说：依靠，牵引，按住。跨字的意义，《说文》说：据。《玉篇》《广韵》都说：越过。两个字的意思，完全不同，而疏注却用跨来解释据，为什么呢？贾谊《过秦论》说：秦孝公据殽山函谷的险固。班固《西都赋》说：左边靠着函谷二殽的险阻。这只是说秦地东边有殽山函谷，并不是说殽山函谷的东边也是秦地。张衡《西京赋》说：在后面则是高陵平原，靠着渭水踞着泾水。大概东起朝邑，西尽凤翔，绵延数百里，都在渭水北边，所以说靠着渭水，并不是说跨越渭水到南边。泾水从北边横穿原野向南流入渭水，那么原野实际上东西跨越泾水，所以说踞着泾水。跨本来训释为踞，踞就是跨。据、踞读音相同字形不同，踞有跨的意思，而据没有跨的意思。自从俗书两个字混用【比如据鞍有时写作踞，虎踞有时写作据之类】，疏注就用跨来解释据。前人嫌宋儒训诂多出己意，没想到唐初已经有这种弊病了。然而据和距，《传》似乎有不同的意思，却让人不明白。推寻经文有：若河、若济、若淮、若岱、若荆，都是说两州之间，以这座山这条水为界，彼此所共有，不能专属于一个州。徐州、青州共是

译淮水，为什么一处说“及”，一处说“据”？荆州和豫州共同以荆山为界，为什么一处说“据”，一处说“至”？雍州、豫州、兖州与冀州共同以黄河为界，为什么豫州、兖州都说“距”，而雍州独说“据”？又如衡阳、华阳都指山南之地，为什么一处说“及”，一处说“据”？雍州、梁州的西部都以黑水为界，为什么一处说“据”，一处说“距”？青州、徐州的岱山，就像荆州、豫州的荆山，为什么荆山有“据”而岱山没有“据”？凡是这类情况纷繁复杂地出现，恐怕是传抄者下笔时偶然产生的异同，不能凭一知半解，妄加分别。自从孔颖达在疏中将“据”解释为“跨”，经义才开始变得难以通晓。他在解释兖州时说：“济水与黄河之间，相距路程较近，兖州的疆域跨越济水而过，东南越过济水，西北到达河东。”这大概是本于《汉书·地理志》。《汉志》记载济阴郡治所在定陶县【唐代为济阴县，即今曹县、定陶县】，山阳郡所领县有成武【唐代亦为成武县，即今成武】、单父【唐代亦为单父县，即今单县】、东缗【唐代为金乡县，即今金乡】、方与【音房预，唐代为方舆县，即今鱼台县】，都在济水之南，两郡的记载都属兖州，所以认为兖州的疆域跨越济水而过。却不知道汉武帝设置十三州，自立疆界，不完全与古制相符，怎么能用汉代的兖州来等同于大禹时的兖州呢？青州东北“据海”，解释为跨越大海而拥有辽东，还可以讲得通。荆州北“据荆山”，则说此州北界到达荆山之北。既然衡山说“阳”，就知道荆州南跨衡山；华山说“阳”，就知道梁州。如果没有华山、荆山，两州的表述没有不同。怎么知道荆州北跨荆山，而豫州独独不能得到荆山呢？至于雍州东“据河”，则侵入了冀州的疆域，道理尤其讲不通。所以改从王肃“西据东距”的说法。然而黑水极远，雍州又跨越它，也没有这样的道理。〇雍州跨越淮水向北，不知道再把什么地方作为徐州的边界？梁州跨越华阳向东，不知道再把什么地方作为豫州的边界？孔疏也不能有说法来处理这些了。我私下认为，“跨”这一个字，对经义大有害处。郑渔仲说《禹贡》是以地命名州，而不是以州命名地，所以成为万世不易的书，这是最善于谈论《禹贡》的话。大概大禹划分九州，不论宽广狭窄、长短，只凭借高山大河来标志边界，不像后世郡国那样犬牙交错互相制约的形状，也不必截然方正如棋局。兖州的南界到达济水就停止了，何必割裂济水之南来附属于兖州？荆州的北界到达荆山就停止了，何必割裂山之北来附属于荆州？像孔疏所说的，事情涉及晚近，不可以用来解释经典。所以说“跨”这一个字，对经义大有害处。蔡氏对于“据海”“据淮”“据荆山”“据华山之南”都将“据”改为“至”或“距”，而兖州据济水依然如故。雍州距黑水而据河，则跟随孔疏倒置其字，大概也是把“据”当作“跨”，而道理讲得通的就沿用它，绝对讲不通的就修改它。他对蔡沈（夹漈先生）的话，终究没有窥见其奥妙。

译《尔雅》说：济水与黄河之间的地区称为兖州。注释说：从黄河以东到济水。《周礼》说：黄河以东称为兖州。而贾逵认为（《周礼》所载兖州）侵占了《禹贡》青州和徐州的土地，大概是因为（《周礼》）记载其镇山是岱山，其泽薮是大野，从而知道殷代的兖州，从黄河以东到济水，与《禹贡》相同。其徐州，从济水以东到大海，也与《禹贡》相同。而周代只说黄河，不说济水，大概是因为其疆域越过济水向东，得到了岱山。岱山以南是徐州，以北是青州。徐州称大野，既然（大野）是猪泽，这就知道（周代兖州）侵占了《禹贡》青州和徐州的土地。兖州的边界跨越济水，只有周代的制度是这样。如果拿《禹贡》的兖州来说，这就违背了。

兖州有古帝颛顼的废墟【杜预说：东郡濮阳县，是古帝颛顼的废墟，所以叫帝丘】，鬲、观、有穷、昆吾、韦、顾的封地都在那里。春秋时期可以考证的，有卫【文公迁到楚丘，成公又迁到帝丘】、郕、胙、燕【南燕，姞姓】共四个国家。战国时期是卫、魏、宋、齐、赵五个国家的土地。秦统一天下后，设置东郡、砀郡【东北边境属于兖州】、齐郡【北边境属于兖州】、钜鹿、上谷【这两个郡的东边境属于兖州】。汉代又设置兖州【管辖八个郡国】，后汉、魏、晋都沿袭这一制度。唐代属于河南道的灵昌【滑州】、濮阳【濮州】、济阳【济州】、东平【郓州】等郡，以及河北道的清河【贝州】、魏郡【魏州】、博平【博州】、平原【德州】、乐安【棣州】、景城【沧州】等郡。按照以上《通典》所列，有应当改属其他州的：东平的须昌、钜野、宿城以及寿张的东境【这是东原、大野之地，须昌、宿城、寿张三个县的古县城都在今天东平州的境内，钜野的古县城在今天钜野县的西边】，鲁郡的任城、龚丘【任城现在是济宁州及嘉祥县的东境，龚丘现在是宁阳县，都在古济水以东】，改属徐州；济阴的南华【在菏泽西边，现在是东明县】，灵昌的匡城【在南华西边，现在是长垣县】，改属豫州；济阳的长清【现在属于济南府】以及东阿的东境【现在是东阿县】，平阴的北境，改属青州，其南境改属徐州【平阴靠近岱山，跨越南北，所以分别属于青州和徐州】。又有应当归属兖州的：冀域信都郡及邺郡的内黄、尧城、临河【内黄、尧城两个县的古县城都在今天内黄县的境内，临河的古县城在今天滑县的北边】，汲郡的黎阳东境。其豫域则是济阴的乘氏【乘氏在菏泽东边，现在是曹州】。以今天的地理来说，河南卫辉府的胙城县【胙城本来在河南，自从金代明昌五年黄河改道流出县南，该县才开始成为河北地】，正对着大明府【只有濬县的西境应当属于冀州，长垣、东明两个县应当属于豫州】以及真定、河间两个府的东南境【应当以汉代漳水的故道为界，东南属于兖州，西北属于冀州】；山东则包括东昌府，其兖州府则包括曹州、阳谷、寿张、郓城、济南、青州两个府的西北境【应当以汉代济水的故道为界，西北属于兖州，东南属于豫州、徐州、青州】，都是古兖州的区域。东南面靠着济水，与豫州分界，应当从兖州府的曹州开始。怎么知道的呢？查考疏导济水流入黄河，溢出成为荥泽，向东从陶丘北边流出，又向东到达菏水。菏泽在今天定陶县的境内，经文将其归入豫州；雷夏在今天曹州的境内，经文将其归入兖州。所以知道这两个泽之间是兖州和豫州的边界。济水到了曹州西边分为二支，一支向东南流成为菏水，一支向东北流入钜野泽成为济渎。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夺取济水西边的田地，《左传》说“分割曹国的土地，从洮以南，向东传到济水”。郦道元说：“济水从这里向东北流出巨泽”，就是这个地方。济水又向北经过东昌府的濮州、范县，向东与徐州分界；又向北经过阳谷、茌平，向东与青州分界；转而向东成为济南府的齐河、济阳、齐东、青城；又向东成为青州府的高苑、博兴、乐安【乐安县东北一百里有琅槐古县城，汉代属于千乘郡，是古济水入海的地方】，向南与青州分界，现在历城以东有小清河，就是济水入海的故道。其北边是兖州，南边是青州。

西北面靠着黄河与冀州分界。黄河从今天河南卫辉府胙城县北边，向东直到直隶大明府濬县的大伾山，向西折转而向北，经过河南彰德府的境内，又向东北经过直隶广平、顺德、真定、河间四个府的境内，向东流入大海。这是禹时黄河的故道，曲周以下就是汉代漳水流经的地方，详见《冀州》。

九河、济水、漯水入海都在兖州东边，徒骇河最北，八枝河次之，漯水在鬲津的南边，济水又在漯水的南边，它们入海的地方都是勃海。从天津卫直沽口与冀州分界，向南经过静海县，向东又向南经过沧州，向东又向南经过沾化、利津、蒲台县，向东折转而向东经过乐安县，向北以小清河入海，与青州分界。

九河已经疏通

传文说：黄河水分散为九条河道，在这个州界平原以北，这是正义所说的：黄河从大陆东边北行，然后向东北流入大海，冀州的东境到黄河的西边，水分大河向东分为九条河道，所以知道在兖州界内平原以北。《释水》记载九河的名字，说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

译徒骇、胡苏、鬲津，是九河的名称。《汉书·沟洫志》记载，汉成帝时，河堤都尉许商上书说：“古代记载九河的名称，有徒骇、胡苏、鬲津，现在存在于成平、东光、鬲县的境内。从鬲津以北到徒骇，两地相距二百多里，由此可知九河的位置。徒骇最靠北，鬲津最靠南，大概徒骇是黄河的主干河道，向东流出后分成了八条支流。”许商上面提到三条河，下面提到三个县，那么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其余的就不清楚了。《尔雅》中九河的次序，是从北到南排列的，既然知道了这三条河的堤防位置，那么其余六条河：太史、马颊、覆釜在东光的北面、成平的南面；简絜、钩盘在东光的南面、鬲县的北面。黄河河道填塞，时常有旧河道留下。郑玄说：“现在从河间弓高以东到平原鬲津，往往有遗留的堤防。”夏氏说：“九河的名称，出于一时的偶然，起初没有义理训诂。李巡、孙炎、郭璞都附会堤防弯曲来加以解说。”渭按：汉代的成平、东光属于勃海郡，鬲县属于平原郡，弓高属于河间国，现在直隶河间府交河县东有成平故城，东光县东有东光故城，阜城县西南有弓高故城，山东济南府德州北有鬲县故城，都是汉代的县城。大概黄河从大陆以北，大禹疏导为九条河道，以削弱其水势，然后恒水、卫水才可以治理，大陆地区全变成了良田。汉代谈论九河，认为不可考证的人，平当说：“九河现在都已填塞湮灭。”马遵说：“九河现在既然湮灭难以明了。”王横说：“九河的土地已经被海水逐渐淹没，这是对的。”然而许商所说的确实有其地点，根据这三条河推断，其余的大概可以知道。九河难道真的湮灭没有遗迹吗？而近世的学者又担心探求得太详细，凡是后人开凿用来通水而被新河道冠以旧名称的，全都据说是大禹的九河。杜佑《通典》在许商所知道的之外，又找到了三条：钩盘在景城郡界，马颊、覆釜在平原郡界，只有太史、简絜三条河没有详细地点。而《史记·正义》说：简絜在贝州历亭县界，《舆地广记》说：简絜在临津，金《地理志》说南皮县有防河。明《一统志》说：太史河在南皮县北。那么这三条河，也都显然有其地点了。用汉代人不能知道的事情，而一一罗列如此，可信吗？不可信吗？蔡传说：有的新河道承载着旧名称，有的一个地方互相有两种说法，都是似是而非，没有依据。这话是对的。于钦《齐乘》认为许商、孔颖达的话简明而接近事实，后世的图志虽然详细，反而显得混乱。我曾经往来于燕齐西道，在河间东部踏勘清州、沧州，仔细探访九河的旧河道。大概以前北流衡漳注入黄河，后来黄河向东迁徙，漳水独自入海，怎么知道北流的漳水不是古代的徒骇河呢？越过漳水向南，清州、沧州之间，有古河堤岸好几重，土地都是低湿沙碱之地。太史等河应当在那一带。沧州南面有大连淀，西越东光，东至海边，这不是胡苏河吗？淀南到西无棣县一百多里之间，有叫大河、沙河的，都临近古堤。县北地名八防口，县城南面靠着无棣沟，这不是简絜等河吗？东无棣县北有防河，宽几里，西通德棣，东至海边，这不是所说的钩盘河吗？滨州北有士伤河，西越德棣，东至海边，这不是鬲津河吗？士伤河最靠南，比其他河稍微宽一些，这是鬲津河无疑了。于氏的论述可以说精博而笃实了。然而探求九河，正不必尺寸都符合大禹的旧河道，也不必满足于九条河的数目。许商说：从鬲津以北到徒骇之间，相距二百多里，现在黄河虽然多次迁徙，不离开这个区域。韩牧认为可以在《禹贡》九河的地方大致开凿，即使不能做成九条，只做四五条，也应该有益处。这真是通达之人的见解。懂得这些的人，可以与他一起穷究经典，可以与他一起治理水患。曾彦和说：九河中有一条不命名的，是黄河的主干流，先儒把简絜分为两条，是不对的。林少颖认为不对，九河从大陆以北分播为九条河道，其水势是均衡的，怎么可以把一条当作主干流，八条当作支流呢？两种说法都错了。《汉书》叙传说：从那时到汉代，北面失去了八条支流，剩下的一条就是徒骇。孔颖达疏：徒骇是黄河的主干道，向东流出分为八枝，说法本于此。朱熹也认为是这样。所以《孟子》集注中简洁（絜讹写为漯）仍然作为两条河，而蔡传唯独跟随曾氏，为什么呢？

译夏允彝《禹贡合注》说：桓谭《新论》称：河水浑浊，一石水中含有六斗泥沙，而百姓争相引河水灌溉农田，导致河道不畅。到了三月桃花汛来临，河水就会决堤，这是因为河道淤塞无法宣泄的缘故。可以禁止百姓再引河水灌溉，引水尚且不可，何况将河水分为九条支流呢？那么禹疏导九河的做法，又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河流在上游不可分流，而在入海之处，宣泄得越快，河道就越通畅，又有什么害处呢？如今九河下游，就是逆河，大抵是说从这里往下，海潮就逆向涌入河中了。虽然名称仍叫河，实际上已经是海了。海水向内吞没九河，向外灌注，不仅借助水力冲刷泥沙，而且海的潮汐也借助河的力量来抵御它。禹以水治水的方法，确实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又说：关键在于入海的地方，本来就应该分流设防，以便快速宣泄。下游流速快且宣泄迅速，上游就不会淤塞，这是河流的好处。如果还没到达海边，水流就分散，力量减弱，无法冲刷泥沙，反而会造成淤塞。所以说：河流不能分作两股并行，分作两股尚且不行，何况分作九股呢【苏辙认为没有两条河流并行的道理，这大概是针对当时情况而言，并非古今通用的定论】。《春秋纬·宝干图》说：迁移黄河作为边界，在齐国吕地堵塞八条支流以扩大自己的领土【《尚书中候》大致相同】。郑康成认为这是齐桓公堵塞的，大概是依据这段文字，说他堵塞了东流的八条支流，并使它们都汇入徒骇河。蔡传说：设置弯曲的堤防，是齐国所禁止的，堵塞河流大概不是齐桓公所为。阎百诗说：这话合乎情理，实际上葵丘五命，只是用来约束诸侯，齐桓公亲自违犯禁令的事情很多，何止是河流呢？只有于钦《齐乘》说：黄河到了大陆泽趋向大海，水势浩大，地势平坦，自然分流为九条，禹只是顺势疏导，并非禹开凿而成九条。禹之后历经商周，到齐桓公时，一千五百多年，支流逐渐断绝，主流独自流淌，这是必然的趋势，并非齐桓公堵塞八条支流以扩大领土。这个论述最确切。我因此想到齐桓公死于周襄王九年戊寅，到周定王五年己未，才四十二年，而《周谱》说这一年黄河改道，大概是因为下游已经淤塞，水流不畅，上游于是决口，这是理所当然的。黄河的祸患从此开始了。渭按：阎百诗的话很恰当，八条支流虽然并非齐桓公所堵，但参照《周谱》，那么淤塞始于齐桓公时期，也并非虚妄。纬书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九河之地，被海水逐渐淹没，王横的话确实错误。如果程大昌说：郦道元也认为九河被海水淹没，那么郦善长实际上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查郦氏三次提到：碣石山沦入海中，但九河并不跟随碣石山的说法。第五卷《河水注》说：从鬲盘、东光河之间，乐成以东，城地并存，河流大多消亡。第十卷《漳水注》说：九河既已分流，八条支流相继断绝，遗迹尚存，往往还能看到。这与许商、郑康成的说法如出一辙，而程氏将九河与碣石山并提，致使郦亭背负这长久的冤屈，真是奇怪啊。

雷夏成为沼泽，灉水和沮水汇聚于此【释文：灉，徐音邕，王音于用；沮，音七余。渭按：《史记》《汉书》都写作雍】。传曰：雷夏，是沼泽的名字。灉、沮两条水汇聚并一同流入这个沼泽。正义曰：洪水时期，高地也积水，沼泽不成其为沼泽。雷夏成为沼泽，高地上的水已退尽，这里又成了沼泽。在沼泽之下说灉沮汇聚，是指两条水汇聚并一同流入这个沼泽。《地理志》说：雷泽在济阴成阳县西北。黄氏说：沼泽依靠两条水的灌注。蔡氏说：沼泽，是水汇聚的地方。渭按：现在山东兖州府曹州东北六十里有成阳故城，北与东昌府濮州接壤。雷夏在曹州的东北，濮州的东南。《史记》说：尧在成阳制作陶器，舜在雷泽捕鱼，就是这灉沮两条水。《汉志》没有记载。《括地志》说：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城外西北【《通典》：雷泽县本是汉代的成阳县。《元和志》：雷泽县西北到濮州九十里。按北齐废除成阳，隋朝又在该地设置雷泽县，唐宋沿袭，金朝又废除。现在曹州东北六十里的故雷泽城就是】。灉沮两条水在沼泽西北的平地上。《元和志》说：灉水、沮水两个源头都出自雷泽县西北的平地，距离县城十四里。又说：雷夏泽在县城北门外，灉沮两条水汇聚于此沼泽，与孔传相符。韩汝节说：雷夏成为沼泽，记载了治理济水的成效，这是不对的。禹治理济水的功劳，徐地最多，从大野、东原的文字可以看出。对于兖州而言，除了九河之外，疏导雷泽的下游注入济水，又疏通灉沮的旧河道回归沼泽，使桑土恢复常态，事情就完成了。

《周礼》记载兖州的水泽是卢维。郑注说：“应写作雷雍。”引用此处的“雷夏既泽”作为证据。大概是以“雷”为雷泽，“雍”为灉水。《通典》不采纳郑说，说：“卢水在济阳郡卢县，潍水在高密郡莒县。”现在查考：潍，《汉志》一作维，所以杜氏以《职方》的维为《禹贡》的潍。然而周朝时徐地并入青州和兖州，不能越过青州向东有潍水。济阳的卢水，古代并不著名，其他书籍也很少见到。我私下认为《周礼》多用古字，“靁”字形似“卢”，“雝”字形似“维”，因字形相近而误。郑氏将“卢维”破读为“雷雍”，大概不可更改。两条水合流注入沼泽，那么说“雍”本来就可以概括沮水。

《水经注》

译云：“〇子河故道自句阳县西【句阳故城在今曹州北】又向东经过雷泽北。雷泽在大成阳故城西北十余里，其堤岸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五里，就是舜曾经捕鱼的地方。”又说：“雷泽西南十里左右有歴山，山北有小土山，雷泽的东北有陶墟。郭縁生说舜耕种和制陶的地方，在陶墟和小土山相连属，岸边环绕着〇河。其北就是廪丘县【今范县东南有廪丘故城】〇河与濮水都向东流，经过所谓‘过廪丘为濮水’的地方。那么雷泽就在〇河的南边，成阳故城的西北，陶墟的西南，歴山的东北了。近代的志书谈论雷泽，位置所在不太分明，所以详细记录它。”

译《山海经》说：“沼泽中有雷神，龙的身体，人的脑袋，拍打它的肚子就会打雷。”这正是太史公不敢说的话。郦道元注《水经》时还没有采纳这种说法，而蔡氏却引用它来解释《禹贡》，怎么这样不知道选择呢！明代李之藻说：“沼泽底部有陡峭的岩石和深谷，冬至前水被吸进去，像巨大的雷声，所以叫雷泽【见孙氏《九州山水考》】这也奇怪，不知道出自什么典籍记载，还是亲身经历过那个地方而得知的？现在还是这样吗？

孙氏说：“‘既泽’，意思是还没有成为沼泽，现在才开始成为沼泽；‘既猪’，意思是以前已经是沼泽，现在恢复旧貌【朱子语录：说有一个版本孙曾书解，孙是孙征，曾是曾彦和】我私下认为雷夏本来不是沼泽，而是大禹疏浚它使它成为沼泽，难道大禹是无所作为吗？应当遵从旧说。大概兖州地势低洼，遭受水患最严重，洪水横流的时候，雷夏看不出它是沼泽；水退去后又成为沼泽，所以说‘既泽’。其他州虽然有水患，但沼泽的形状依旧，只是水有时向旁边溢出造成灾害，大禹建立堤坝来阻挡它罢了，所以说‘既猪’。然而下文说‘九泽既陂’，那么雷夏也有堤坝是可以知道的。《水经注》所说的‘堤坝东西二十多里，南北十五里’，大概是大禹的遗迹。

蔡传解释灉、沮是两个水名。曾氏说：“《尔雅》说水从黄河分出叫灉。许慎说：河灉水在宋地，又说汳水接受陈留浚仪阴沟的水到防县叫灉水，向东流入泗水。《水经》说汳水从阴沟向东到防县叫狙獾【《水经》说汳水向东到防县叫濉水，又获水从汳水在防县北流出，并没有狙獾，大概是濉获二字的错误】那么灉水就是汳水。灉水下游流入睢水。地志说：睢水从沛国芒县流出，睢水就是沮水吗？”晁氏说：“《尔雅》说从黄河分出叫灉，从济水分出叫濋。查韵书，沮有濋的读音，二水是黄河和济水的支流。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个正确？”我按：汳、沮都从豫州流入徐州，与兖州无关。《水经注》说：濮阳县北十里就是〇河口。《禹贡》说雷夏既泽，灉沮防同。《尔雅》说：水从黄河分出叫灉。许慎说：雝是河雝水。他的意思是以〇子为雝，这确实在兖州境内。然而大禹时的黄河不经过濮阳，以〇子为《禹贡》的灉也是不对的。沮虽然有濋的读音，现在考察《水经注》：泛水在西边分出济渎，经过济阴郡南边。《尔雅》说：济水的支流叫濋。从前汉高祖在汜水北边即皇帝位，张晏说：在济阴郡界【泛音泛，现在曹县、定陶都有汜水】泛水又向东汇合菏水然后向北注入济渎。那么濋水就是汜水，出入都在豫州境内，怎么能读沮为濋来对应它呢？韩汝节说汳、睢在豫州徐州的边界，与兖州无关，而兖州自有灉、沮，他的说法是对的。然而以小清河为沮，以章丘县的漯水流入小清河的为灉，那就大错了。《括地志》、《元和志》明明记载灉、沮二水从雷泽县西北的平地流出【《寰宇记》相同】而各位儒者都不考察，胡乱引用其他水来解释经文，怎么恰当呢。”

《尔雅》前代儒者认为是周公所作，有人认为是子夏所作，都没有明确证据，大概多是后人附加增补的。比如水“从黄河分出叫灉”，是根据汳水而言，大禹时还没有鸿沟，南边的黄河不与淮河、泗水相通。现在曹州南边二十五里有灉河，从东明县流入，又向东北流入郓城县界，县志认为就是《禹贡》的灉，这是妄说。这是后来段凝决开黄河之后，河水分流，才开始有这个名称。大禹时黄河从大陆流过，离这里很远，怎么会有别出的灉呢？我私下认为灉、沮都是济水所出，而黄河不参与。为什么呢？济水性情强劲湍急，所以屡次潜伏屡次出现，都是从平地中涌出。在荥播陶丘之外，又有这两个源头。《唐书·许敬宗传》说：“济水潜流到曹濮，散出地面，汇合后向东流。”既然说散说合，那么就不只是陶丘一个孔洞，可以知道了。雷泽县正在曹濮之间，而灉、沮从它西北流出，它们是济水无疑。其他的如管城的京水，新郑的溱水，菅县的百脉水，历下的七十二泉，都靠近荥济，从平地中涌出，大概也是这类，不能拘泥于《尔雅》的文字，说灉出于黄河，沮出于济水。

有人怀疑灉沮不流入雷泽，我按裴骃《史记集解》引用郑康成的话说：“雍水、沮水相触而合流入这个沼泽中。”百诗说：“下一个‘触’字。”郑康成大概是用亲眼所见知道的，几乎没有可疑之处。只是雷泽的下游不知道流向哪里，大概不向南注入济水，就向北注入濮水，濮水最终也归于济水。

王晦叔说：“《九域志》，濮州有沮沟，就是《禹贡》灉、沮、防同的地方，而两个源头渺无踪迹，大概五代以后黄河流经这里，荡灭无存了。现在州境内有古黄河两道，一道在州北，从开州流入，又向东北流入范县界，这是东汉时的流经路线，到唐、宋都走这条路；一道在州东六十里，从曹州流入，又向北流入范县，这是五代以后决口黄河所经之路。州东南九十里有成阳故城，与漕州接界，它的西北是雷泽县，沼泽在县的西北，两个源头又在沼泽的西北，离县十四里。黄河旧道走州北，离两个源头颇远，所以得以无恙。等到梁末段凝决开河水”

译用来阻挡晋军，但决口日益扩大，屡次成为漕州、濮州的祸患。宋太平兴国八年、天禧三年黄河决口，都泛滥在曹州、濮州之间，二源正好处于水流的要冲，被河水淹没。过了很久，河水退去，空出的窦口堵塞，水不再流出了。然而《史记》集解、正义、《元和寰宇》等书幸好没有失传，谈论《禹贡》的人，难道竟然把它束之高阁而不看吗？宋人只有易祓知道这件事，却不能极力主张他的学说，可惜啊！

译桑树生长的土地已经可以养蚕了，人们便从丘陵迁居到平地上。【释文：蚕，音南反】

《传》说：地势高峻的地方叫丘，大水退去后，百姓便从丘陵迁居到平地上。《正义》说：适宜种植桑树的土地，已经获得了桑叶来养蚕了。洪水泛滥时，百姓居住在丘陵上，于是得以走下丘陵居住在平地上。《释丘》说：不是人工堆筑的土山。孙炎说：这是土地自然形成的形态。计算从丘陵迁居到平地的各种堤防措施，都是如此，却唯独在这里提及，是因为郑玄说：这一州山地稀少，夹在两川大流之间，遭遇洪水时，百姓尤其受水害困扰。既然水患消除，于是走下丘陵居住在平地上，因为特别免于灾难，感到喜悦，所以记录下来。蔡氏说：蚕性厌恶潮湿，所以水退去之后才可以养蚕。然而九州都依赖它的利益，却唯独在兖州提及，是因为兖地适宜种桑，后世的濮水之上、桑林之间还可以验证。王氏炎说：现在德博、河间产丝最多，那里的土地适宜种桑，可以知道，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是因为农桑是衣食的根本。王氏樵说：蚕性厌恶潮湿，在低洼的平地上并不适宜。兖地适宜种桑，在水退去后才适宜，所以唯独在兖州记载它。邵氏宝说：桑土养蚕，是通过物产来了解土地；阳鸟居住，是通过物产来了解水情。渭按：《尔雅》说：蟓，桑茧。郭璞说：吃桑叶作茧的，就是现在的蚕。秦湛《蚕书》说：考查《禹贡》，冀、梁、幽、雍不贡丝茧类物品；兖州贡织有花纹的丝织品，徐州贡细薄的白绢，荆州贡彩色丝织品，豫州贡细软的丝绵，青州贡山桑丝，都是丝茧类物品。而“桑土既蚕”唯独在兖州提及，那么九州的蚕桑事业，以兖州最为兴盛。预防济河之间，见到一个妇女不养蚕，邻居都责骂她，所以知道兖州人可以作为养蚕的师傅【见《淮海后集》，秦湛字处度，是秦观的儿子】。关于“降丘宅土”，《传》认为是为了从事桑蚕之事。茅氏汇疏说：这里所说的得到平地而居住，不必说是为了从事桑蚕之事。

卫国的疆域向东获得了适宜种桑的土地，楚丘、帝丘都是。那里的诗歌说：“走下高丘观看桑树”，又说：“在桑田里休息”，又说：“在桑林中与我相会”，又说：“桑树还未落叶，叶子润泽光亮。”这种树木屡次出现在歌咏中，那么它繁多可知。《乐记》说：“桑间濮上”，桑间就是桑中，那地方在濮水之上。雷夏、灉、沮都与濮州接壤，所以“桑土既蚕”紧接着提及。濮州旧志说：“兖州的桑、濮两地为上佳，进入其境，桑树遮蔽了田间小路，正当养蚕治理时，产丝帛的邻里之间甚至不互相往来，丝帛做成可以供全家穿衣，剩余的则拿去交易。”《卫风》称“抱着布匹去换丝”，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了。渭按：《左传》记载晋公子重耳在齐国，将要出行时在桑树下谋划，养蚕的妾在树上告诉了姜氏；而《史记·货殖传》说：“邹鲁靠近洙水泗水，颇有桑麻产业”，又说：“齐鲁千亩桑田，其人与千户侯相等”，又说：“沂水泗水以北适宜五谷桑麻”，可见青州、徐州的土地也适宜种桑。《诗·魏风》说：“在那汾水一方，去采桑叶”，又说：“十亩之间啊，采桑的人悠闲自在。”《货殖传》说：“燕代地区种田畜牧并从事蚕桑”，可见冀州土地也有适宜种桑的。孟子说文王养老的政策，在墙下种桑，普通妇女养蚕，而《豳风·七月》的第二章、第三章咏叹蚕桑之事非常详尽，可见雍州土地也有适宜种桑的。古代蚕桑的利益，北方土地最为丰饶，看秦氏《蚕书》及濮州旧志所言，那么近代还未改变。不知何时逐渐衰落，而吴越之间独擅其名，赋税也因此加重，于是有了“织机空转”的感叹。古今事变的不同，竟有如此情况。

兖州山地少而丘陵多。见于经传的有：楚丘【现在在〇县东北】帝丘【现在开州，本是颛顼的故地，所以称帝丘】旄丘【在开州西】鐡丘【在州西南】瑕丘、清丘【都在州东南】廪丘【现在范县东南】敦丘【现在观城县南，又顿丘现在濬县西，应属冀州，所以不计数】都在濮水岸边，桑土的原野上。所以经文将“降丘宅土”系于“桑土既蚕”之下。《说文》：丘，土的高处。《广雅》：小陵叫丘。兖地最为低洼，丘陵不能与山相比。当洪水泛滥时，而丘陵之上还可以居住人。更加相信“怀山襄陵”，是指孟门的洪水，而不是泛泛而言九州的灾害。

那里的土壤黑而松软隆起，那里的草茂盛，那里的树木修长。【释文：坟，扶粉反，后同；韦昭音勃偾反；繇，音遥】《传》说：黑坟，颜色黑而隆起；繇，茂盛修长。林氏说：坟，是土壤肥沃脉络隆起的意思。《左传》：“公祭祀土地，土地隆起。”就是这个意思。九州中只有这里和徐州、扬州提及草木，孔安国说：三州特别适宜草木。这个说法不对。按三州最居下游，地势低洼潮湿泥泞，洪水为患，草木不能正常生长。到这里有的茂盛，有的修长，有的夭折，有的高大，有的逐渐茂盛，所以在三州特别提及，以显示水土平定，草木也能顺遂其本性。东阳陈氏说：兖、徐、扬居河、济、江淮下游，水未平定时则为低洼潮湿，对草木不适宜；水既平定后则为肥沃平坦，对草木尤其适宜。所以三州特别提及草木【渭】按释文：马融说：繇，抽发。比茂盛的意义更优。吴幼清跟随他。说兖州水患最严重，草木到这里才开始抽发开始生长，与徐、扬不同。

译。《孟子》说洪水泛滥，草木茂盛，但三州的草木一定要等到水土平定之后才能顺遂其本性，为什么呢？因为《孟子》所说的“畅茂”，是指山陵林麓高亢之地，草木繁盛郁塞的样子；《经》所说的“繇条”，是指平地上种植五谷的地方，一定要等水退去之后，草木才能顺遂其本性，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译那里的田地属于中等偏下，赋税则是贞正。经过十三年，才与其他州相同。【释文：载，马融、郑玄的本作年。渭按：《史记》《汉书》都写作年】

传文说：“田地等级为第六，贞正；州序为第九，赋税等级与九相当。”正义说：“各州的赋税没有下下这一等，贞就是下下，为第九等。”林氏说：“兖州的赋税，必须等到十三年之后，才与其他州相同，并不是说这个州治水直到十三年后才成功。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它的文势就不应该放在‘降丘宅土’之后。”蔡氏说：“兖州处于黄河下游的冲要之地，水流湍急凶猛，地势平坦但土壤松软，受害尤其严重。如今水患虽然平息，但低洼潮湿泥泞的情况未必完全消除，土地空旷人口稀少，谋生的途径很少，必须治理十三年，然后赋税制度才与其他州相同。这是就田赋而言，所以它的文字归属于‘厥赋’之下。”以前的儒者认为这是大禹治水所经历的年份，并且说这个州治水最晚，完成州序为第九，成功因此以上文‘厥赋贞’作为赋税也是第九，与州序正好相当，这完全没有意义，他们的说法是不对的。王氏充耘说：“兖州受害最深，水土既然可以耕作了，又必须宽限十三年，等待一纪之后，岁星绕行一周，天道在上变化，地力在下恢复，然后才让它的赋税供给与其他州相同。大概是因为它受害最深，所以优抚它到了极点。”渭按：“林、蔡、王三人的说法，大致是对的，但有所未尽。”韩康伯注解《易经》‘贞胜’说：‘贞，正也，一也。贞训正，兼有一义。’‘厥赋贞’是说在十二年中，赋税制度始终如一。大概大禹制定五亩的税收，根据年成的丰歉来决定多少，而兖州独有不同，受害最深，开垦不易，大禹确立一个最少的标准作为每年的常例，即使遇到丰年也不多取，而宽待它，直到一纪之后，第十三年，然后赋税制度才与其他州相同，也是根据年成的丰歉来决定多少。九等赋税中唯独缺少下下，兖州赋税最少，固当为第九，而经文不说下下，为什么呢？兖州赋税制度不同于其他州，说贞则其义可见，说下下则其义不可见，所以不说‘厥赋惟下下’，而说‘厥赋贞’。

《易经·文言》说：‘贞固足以干事。’这是说贞也兼有固的含义。内卦为贞，外卦为悔。本卦为贞，之卦为悔。贞都是指不动不变的事物。厥赋‘贞’应当这样解释。苏氏认为赋税随田地高低而定的是正。这个州田地中下，赋税也中下。田赋都是第六，所以叫贞。九州赋税相互比较为等差，哪有雍州赋税已经是第六而兖州又是第六的道理？蔡传云：‘兖州赋税最薄，说统治天下的人以薄赋为正【说法源自曾氏】那么其他州的赋税都不正吗？袁良贵说：‘什一税，是尧舜中正的法度。重则是夏桀，轻则是貉国。说赋税以薄为正，实在不是大道。’朱氏说：‘贞者，随所卜而定之之名也。’大概兖州与其他州不同，水患虽然平息，盈虚未卜，所以必须治理十三年逐年试验，然后得到一定的法度，而赋税才年年齐一。按袁氏批评蔡氏确实是对的，而以贞为卜义也不恰当。金吉甫说：‘贞字就是下下字。古篆凡是重字，在上字下加二。兖州赋税下下，篆文从下二，或误作正，于是讹为贞。’此说尤其不符合经文。果说：‘如果说厥赋下下，那么下文义理就不通了。’

《禹贡》中言作的有四处，冀州大陆既作，青州、莱夷作牧，荆州、云土、梦泽作乂，以及此处的作十有三载乃同，就是这样。那三个州都以作为耕作，那么这个州为何独以作为治水呢？总由汉儒错解此经，以十有三载为洪水初平之年后，人们于是沿袭其谬误。今按大禹治理兖州，疏通九河，疏导济水、漯水，泽雷夏，防御灉水、沮水，而其功业已经完成，百姓都从丘陵迁居平地了，岂必迟之又久而后平，乃始有赋法也哉？以初年所入之数为准，一纪之中，概从其薄，贞一而不变，此即是兖之赋法，而与他州不同。至十有三载，地力加厚，人功益备，乃同于他州耳。后世募民开垦之法，数年后起科渐加，与熟田等，亦即此意。《春秋传》曰：‘美恶周必复，周谓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也。十有三载，其恶复为美之时乎？’

那里的贡品是漆和丝。【释文：漆音七】

传文说：土地适宜漆树成林，又适宜桑蚕。正义说：根据土地产出进贡，这个州贡漆，知道土地适宜漆林。《周礼·载师》说：漆林的赋税，所以以漆林言之。林氏说：八州的贡品，荆州最多，兖雍最寡，各因其地之所有，而不强之以所无也。虽有多寡，然皆以其所入准其高下，以充每岁之常贡，是以有多寡而无轻重。吕氏说：九州之贡，皆服食器用之物，所谓惟正之供。渭按：卫文公迁于楚丘，其诗曰：树之榛栗，椅桐梓漆，是亦兖土宜漆之一证也。

那里的筐篚里装着织文。【渭按：篚，《汉书》皆作棐，颜氏云与篚同】

传文说：“盛之筐篚

译而进贡它。」《正义》说：「织文，是指织出有花纹的织物。」郑玄说：「贡，是百工之府接收并收藏的。那些放入篚中的，属于女功，所以用贡篚来区分。」逐一查验篚中所盛之物，都是供衣服之用的，归入女功，正如郑玄所言。那些没有篚的，是因为该州没有放入篚中的物品，所以不进贡。曾氏说：「称为织文，那么绘画、组绣而有花纹的就不包括在内了。」林氏说：「古代币帛之类，都盛放在篚中。」苏氏引用「篚厥玄黄」作为证据，是正确的。夏氏说：「参考其他州的徐篚纎缟、扬篚织贝、荆篚纁玑组、豫篚纎纩，都可以作为衣服的材料。」至于青州贡的檿丝，虽然不直接做衣服，但《尔雅》注说檿丝出产在东莱，用它织成的缯坚韧异常，所以也可以做衣服，因此梁州、雍州有贡，没有篚是因为不适合。蔡氏说：「篚，是竹制的筐类器具。」吴氏说：「织文，是绫罗之类。」渭按：「篚盛放币帛之类，归入女功，这大概就是《周官》中的币贡、服贡吧？」

译疏文说：汉代陈留郡襄邑县设有服官，负责制作衣服，这说明兖州的绫锦精美。查考《水经注》引用《陈留风俗传》说：襄邑县南面有涣水，所以传文说：“睢水与涣水之间出产有花纹的丝织品，天子在郊祀和宗庙祭祀时所穿的衣服就出自这里。”这就是《尚书》所说的“筐里装着织有花纹的丝织品”。襄邑位于豫州地域，不应当引用兖州的贡品作为证据，杜预沿袭了这个错误。

孔安国传注说：织文是指锦、绮之类。吴氏在《九州志》注中说：将丝染成五种颜色再织造，叫做织贝；不将丝染成五种颜色而织出花纹的，叫做织文。所以认为织文属于绫罗之类，而不说是锦。因为锦必定是染丝后织造的，这种解释更为合理。现在采纳这种说法。

乘船浮行于济水和漯水，到达黄河。【释文：漯，音天荅；《篇韵》作他合反】

传注说：“济、漯是两条水的名字，顺着一条水进入另一条水叫做达。”正义解释说：“《地理志》说：漯水发源于东郡东武阳县，流到乐安郡千乘县入海，经过三个郡，行程一千二十里。至于济水的情况，下文已经详细说明了。顺着水进入水，意思是不需要舍船登岸步行。”蔡氏说：“船在水上行驶叫做浮。漯水是黄河的支流。兖州的贡品，乘船浮行于济水和漯水，从而到达黄河。”帝都位于冀州，三面被黄河环绕，到达黄河也就到达了帝都。渭说：“查考现在山东东昌府朝城县西面有东武阳故城，青州府高苑县北面有千乘故城，都是汉代的县。这里的河指的是南河的下游，漯水源头接受黄河的分流。”孟子说：“大禹疏通九河，疏导济水和漯水，都在兖州地域，但经文在济水、漯水处没有提到施功治理，而是通过贡道来体现，说‘浮行于济水、漯水’，那么这两条水的治理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其行文简练深奥，就像这样。

传注说“顺着水流方向叫浮”，张子韶取用这个解释来说明荆州的贡道，而传同叔为他辩解说：“豫州贡品浮行于洛水，到达黄河，是顺流；雍州贡品浮行于积石山，到达龙门，是顺流。但是济水、漯水接受黄河水向东流，兖州贡品浮行于济水、漯水以到达黄河，这果真是顺流吗？况且荆州贡品所说的‘浮行于江水、沱水、潜水、汉水’，正如程氏所说的各自方便的说法，而越过洛水，那就是逆流而上汉水，没有水可以通往黄河，所以舍船登岸步行进入洛水，由洛水到达黄河。又怎么能说浮行汉水是顺流呢？”现在查考傅说确实正确，“浮”是指船在水上行驶，顺流逆流都用这个词。贡道说“浮”的，除了七传所列举的五州之外，只有青州贡品浮行于汶水，到达济水，也是顺流；而梁州贡品浮行于潜水，越过沔水，有顺流也有逆流。郑玄没有防备经文的始末，就轻易地解释，其错误显而易见。无垢还有可取之处，为什么呢？

济漯的“漯”字，《说文》原本写作“湿”【水发源于东郡东武阳入海，从水，防声。桑钦说发源于千乘高唐，音他合切】。“燥湿”的“湿”字，《说文》原本写作“湿”【幽暗潮湿，从水，一，用来覆盖。覆盖而有王，所以是湿。防省声，音失入切】。隶书将“日”改为“田”，又省去一“糸”，于是写作“漯”，而“湿”转为“湿”。“湿”“湿”二字混淆而没有区别。汉代千乘郡有湿沃县，是漯水流经的地方，所以得名，而《地理志》误写为“湿”，司马彪、魏收都沿袭了这个错误。只有《水经注》写作“漯沃”，应当采纳。

《汉书·地理志》东郡东武阳县下说大禹治理漯水，向东北流到千乘入海【东武阳就是现在的朝城县，应劭说在武水北面，郦道元说漯水也就是武水，其故城在现在县西，千乘县是千乘郡治所，东汉开始改郡为乐安国，杜预引用班固《地理志》不应当加上“乐安”二字】。又在平原郡高唐县下说桑钦说漯水发源处，现在查考大禹引导黄河自大伾山，向西折转而向北，沿着大陆泽东岸入海，而漯水源头接受黄河水是从黎阳宿胥口，并不是从东武阳开始。《水经注》所叙述的河水从宿胥口，又向东右侧经过滑台城【故白马县治所，在现在〇县西南】，又向东北经过黎阳县南【黎阳故城在现在濬县东北】，又向东北经过凉城县【在现在〇县东北】，又向东北经过伍子胥庙南【庙在晋代顿丘郡界，现在清丰县西境是】，又向东北成为长寿津，黄河的故道从这里分出【津在凉城废县东北六十里】，河水又向东经过铁丘南【《元和志》铁丘在滑州卫南县东南十里，卫南本是汉代濮阳县地，丘现在在开州西南】，又向东北经过濮阳县北【开州西南二十里有濮阳故城】，又向东北经过卫国县南【县本是畔观，其故城在现在观城县西，清丰南境，开州北境都得到这块地】，又向东经过鄄城县北【现在濮州东二十里有鄄县故城，唐代濮州治所】，又向东北经过范县的秦亭西【《春秋》记载筑台于秦的地方，现在范县东南二十里有范县故城】，又向东北经过委粟津【《寰宇记》观城县东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大概与津相近】，这些都是古代的漯水。从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从宿胥口向东流入漯川到长寿津，才开始与漯水分开，其津以西漯水的故道全被黄河占据，而上游较短了。然而黄河的故道不经过东武阳，也不经过高唐，等到汉成帝建始末年，黄河在馆陶【属魏郡】决口，从东武阳截断漯水向东北到高唐，又截断漯水向东北到千乘入海，虽然曾经堵塞治理，但故道仍然存在。王莽始建国三年再次决口

译在这里，王莽为元城冢墓的规划考虑，没有修筑堤防堵塞河道，直到明帝永平年间王景治理黄河，才成为大河的主流。从此以后，委粟津以西、漯水的故道，又被黄河占据，上游的堤防更加短少了。漯水第一次从武阳流出，第二次从高唐流出，这是依据成帝之后的情况来说的【详见《导河历代徙流下》】。《水经注》记载：“委粟津的黄河以北，就是东武阳，漯水从这里流出【黄河从此与漯水分流，向东北流经东阿、茌平、防县，到达千乘入海】。漯水在武阳县东南承接黄河水，向北流经武阳新城东面，引水从东门石窦，向北注入堂池，水环绕护城河，在城东北汇合成一条沟渠，向东北流出外城，流经阳平县的冈城西面【阳平故城，现在是莘县的治所，冈城在县城西南七里。《通典》记载：‘莘县，是汉代阳平县的地域，有武阳城，没有这条水了。’《元和志》记载：‘武河在朝城县东十步，大概就是漯水。’新志说：‘古河道现在已埋没，只有县城西门外偏南三里左右，有一个大陂，宽广十余里，其地势环绕县城向东，与阳谷县西的大陂相连，夏秋积水，汇成大片水域，相传是古漯河汇流的地方】。又向北横穿莘道城的西北【现在莘县西十三里有莘亭故城】。又向东北流经乐平县故城东面【本是汉代清县，后汉改名为乐平，其故城在现在唐邑县东南三十里】。又向北流经聊城县故城西面【城在现在聊城县西十五里】。又向东北流经清河县故城北面【城在现在清平县南，清平本是汉代贝丘县，其西南有贝丘故城】。又向东北流经文乡城东南【城也在清平县南】。又向东北流经博平县故城南面【城在现在博平县西北三十里】。右边与黄沟汇合【黄沟承接聊城郭水，向东北流出，流经清河城南，又向东北流经摄城北面，即春秋时期所说的聊摄以东，又向东流经文乡城，又向东北从高唐县东面流出，注入漯水】。又向东北流经援县故城西面【杜预解释地名说：‘济南祝阿县西北有援城，现在在禹城县西南，汉代地理志写作瑗’】。又流经高唐县故城东面【《左传·哀公十年》记载：‘赵鞅率领军队讨伐齐国，夺取犁及辕，毁坏高唐的外城。’杜预说：‘辕就是援。’祝阿县西北有高唐城，现在在禹城县西四十里。禹城本是汉代祝阿县】。桑钦《地理志》说：‘漯水发源于高唐。’我查阅《穆天子传》记载：‘丁卯日，天子从五鹿向东征伐，在漯水钓鱼，用来祭祀淑。’丁巳日，天子向东征伐，在漯水之上喂马，寻找其沿袭经过的趋向，发现不能靠近高唐，桑氏所说的，大概是津流出发次于所间【去声】的情况，俗人认为这条水，上游承接黄河，也称之为源河【源河是漯水第二次流出的地方，桑钦只知道这一点，而不知道它起于东武阳，这就疏漏了。黄河既然与漯水汇合，又分为二支，漯水从漯阴故城北面流过，黄河从平原故城东面流过，大概从高唐以西到武阳，黄河在南而漯水在北，从高唐以东到海边，则漯水在南而黄河在北了。现在禹城县南有源阳故城，唐县在源河之北，所以得名】。漯水又向东北流经漯阴县故城北面【伏琛称之为漯阳城，《地理风俗记》说，平原漯阴县现在巨漯亭就是，按临邑县西有漯阴故城，《元和志》说漯水北去临邑县七里】。又向东北流经着县故城南面【城在现在济阳县西南，着读竹庶反】。又向东北流经崔氏城北面【城在现在章丘县西北】。又向东北流经东朝阳故城南面【城也在章丘西北】。又向东流经汉代徵君伏生墓南面【碑碣尚存】。又向东流经邹平县故城北面【城在现在邹平县北，与齐东县接界】。又向东北流经东邹城北面【现在青城县界有东邹故县】。又向东北流经建信县故城北面【应劭说，在临济县西北五十里，现在在高苑县西北】。又向东北流经千乘县二城之间【伏琛说，千乘城在齐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防水就是漯水的别名，《元和志》说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县北二十五里】。又向东北形成马常坈【大概也在千乘县界，《玉篇》说坈音而勇切，地名，现在按下文里数，则坈乃是淀泊之类】。坈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混乱的黄河支流流入大海【第五卷河水注说，河水从千乘北城北面流过，又向东分为二水，支流向东流经甲下城南，东南经过马常坈，注入济水，又第八卷济水注说，济水从甲下邑南面流过，向东经过琅槐故城北面，又向东北黄河支流注入，大概就是漯水所混乱的地方】。这是西汉末年到后魏时期漯川的源流概况。以现在的地理来说，濬县、滑县、开州、清丰【都属于直隶大名府】、观城、濮州、范县、朝城、莘县、堂邑、〇城、清平、博平【都属于山东东昌府】、禹城、临邑、济阳、章丘、邹平、齐东、青城【都属于济南府】、高苑【属于青州府】等州县界中，都是古漯水流经的地方。自从宋代黄河在商胡决口，朝城水流断绝，而旧迹留存的就很少了。

译蔡氏传文说：“地理志记载漯水发源于东郡东武阳，流至千乘注入大海。”程氏认为这其实是汉代的黄河，与漯水截然不同，但他也不能明确说出漯水究竟在何处，是因为没有详细考察那里的地理情况。陈师凯说：“程氏的《贡道图》说漯水在武阳接纳黄河，这是汉代的黄河，而不是大禹时的黄河。”我按他的意思理解，并不是指漯水就是汉代的黄河，而是说如今从漯水汇入黄河的地方所接纳的河水，是汉代以后改道至顿丘的黄河，并非大禹时代澶相以北的黄河。那漯水仍然以东武阳为源头是正确的，推测在黄河改道之前，漯水汇入黄河的地方，又在武阳以北的地区。既然没有文字说明漯水与黄河截然不同，所以就不另外说明漯水所在的地方罢了。这番话足以纠正蔡氏的错误，况且《水经注》所叙述的漯水源头和流向极其明确，蔡氏将其束之高阁而不加查看，竟认为那里的地理无法详知，仅用“黄河的支流”一句话来敷衍了事。如此糊涂，对研究《禹贡》又有什么帮助呢？

《困学纪闻》说：司马迁、班固认为大禹疏导两条渠道来引导黄河，一条是贝丘，一条是漯川。李垂的《导河形势书》说：“向东作为漯川的，就是现在的泉源赤河；向北流出贝丘的，就是现在的王莽故渎。”而汉代堵塞宣房决口时所行的两条渠道，大概只有漯川。另一条则是汉代决口形成的，从观城出发，流入蒲台，就是所谓的武河。我按：赤河在今天东平州西北以及东阿县北。五代后周显德初年，命令宰相李谷治理杨刘决口的黄河，其中没有恢复旧道的部分，分出了赤河和游金二河。欧阳修所说的游、赤、金三河就是这些。古代的漯川并不流经东平境内，把赤河当作漯川，非常错误。武河，就是武水。《水经注》说：“就是漯水”，也没听说它是汉代决口形成的。凡是李垂书中所述的旧迹，大多不可信，大体如此。

孟康说：“黄河自从王莽时代就干涸了，只使用漯水。”其实黄河流经漯川，只有在武阳以上是这样，而在武阳以下，黄河和漯水仍然各自分流。应劭说：“黄河水势盛大时就相通，汇入海水；水势减退时就只有细微的流水断绝。”这是说漯水从高唐以东，随着黄河的涨落而充盈或干涸，并不是说黄河沿着漯水流入大海。看《水经》：黄河和漯水各有其道。郦道元说：“黄河在济水、漯水的北面分流注入大海，如今停止流动的一支只有漯水罢了【见第八卷《济水注》】。那么漯水入海的地方，后魏时虽然已经断流，但旧河道仍然存在，未曾被黄河占据，何况东汉时代呢？现在大清河从历城以东，都是漯川的旧河道。五代后晋以后屡次被黄河流经，但滨州以下就不是漯水了。漯水入海的地方终究未曾被黄河占据。《明一统志》说：“漯河在章丘县北七里，源头出自长白山，向西北流入小清河。”焦弱侯将其指认为《禹贡》中的漯水。按：漯水上游承接黄河水，并非山间源头，也不在章丘县北流入小清河。根据《元和郡县志》：章丘县有济水，就是现在的小清河。《水经注》说：“济水向东经过菅县故城南【城在章丘县西北二十五里】，右边接纳百脉水，水出自土鼓县故城西，又向东北流注入济水。济水又向东，有杨渚沟水出于于陵故城西南，向北经过土鼓城东，又向西北经过章丘城东，又向北流注入济水。”于陵故城在今天长山县西南。杨渚沟水从章丘城东向北流入小清河。《寰宇记》称它为〇河。《齐乘》说：“在章丘县东七里，出自长白山的王村峪【山在长山县西南三十里，《元和志》引用《齐记》说：‘于陵城西三里有长白山’】。后来小清河的上游淤塞，章丘、邹平、长山交界处的旧河道成为〇河的流经处，俗人于是把〇当作漯。《齐乘》说：‘小清河从邹平又向东经过长山新城，现在成为漯河的流经处了。’这就是杨渚沟又名〇河的地方，字音随声音变化，与《禹贡》中的漯水完全没有关系。

有人问：河南的济水，潜伏出现断续，如果把它作为贡道，那么一定有舍船登陆的情况，按理应当像荆州、梁州那样记载‘逾’（越过），但经文没有这样的文字，为什么呢？回答说：荥泽水积聚而不流动，它的水在地下潜行，到陶丘又涌出成为济水【详见导沇】，中间相距大约四百里，都需要陆路行走，圣人重视避免劳民，贡道必定不经过这里。那所谓‘浮于济漯达于河’的，大概是从陶丘以东乘船沿济水向北，经由漯水到达黄河，本来没有什么需要越过的，所以不记载‘逾’。又有人问：汉水与洛水、潜水与〇水，都是两条水却有不同的名称，所以记载‘逾’。陶丘和荥泽，是同一条济水，所以不记载‘逾’。回答说：如果有舍船登陆的情况，就必定记载‘逾’，哪里管是一条水还是两条水呢？只是本来没有什么需要越过的，所以不记载‘逾’。

济水、漯水这两条水，是东南四个州贡道所必须经过的，不仅仅是兖州。青州承接兖州，说‘达于济’，那么由济水进入漯水，就可以知道了。徐州承接青州，说‘达于菏’，那么由菏水进入济水，就可以知道了。〇州承接徐州，说‘达于淮泗’，那么由淮水进入泗水，由泗水进入菏水，就可以知道了。淮水通泗水，泗水通菏水，菏水通济水，济水通漯水，漯水通黄河。四个州的贡道没有不经过济水的，而总与陶丘、荥泽之间无关，这就是它不记载‘逾’的原因。大禹时代济水确实通漯水，林少颖说：“考察经文没有济水漯水相通的道路，

译不是这样。”但孔颖达的疏解说：“从漯水进入济水，从济水进入黄河”，那么必定有弃船陆行的情况，这是大错特错了。周希圣重新订正其文字说：“从济水进入漯水，从漯水进入黄河”，经文的本意就非常清晰了。近来只有朱长孺深知此意，他所著的《禹贡长笺》说：“古时济水与漯水相通，汉代以后就不再相连属。孔疏与经文所述水道次序不合，应当是从济水进入漯水，从漯水进入黄河。”郑端简也说：“旧本作两条水道的是错误的”，这恰好与周氏的观点暗中契合。《新唐书·许敬宗传》记载：“唐高宗东封泰山，驻扎在濮阳，问《尚书》中称‘浮于济漯’，如今济水与漯水断绝不相连接，是什么原因？”许敬宗回答说：“沇水、济水从温县流入黄河，潜伏地下向南流出成为荥泽，又潜伏而出于曹、濮之间，汶水从那里汇入，所以《尚书》又说‘浮汶达济’，不说与漯水汇合，是因为漯水从东武阳到千乘流入大海。”有人据此来驳斥济水与漯水相通的说法。我说：“济水与漯水本来互相邻近，到了西汉末年，黄河改道流经济水与漯水之间，高唐以西到东武阳，这两条水被黄河隔开，唐代依然如此，所以高宗说济水与漯水断绝不相连接。许敬宗不知道古今水道的变迁，而凭主观臆断来回答，完全违背了经文的本意，不可以用来证明《禹贡》。”那么济水与漯水相通，应当在什么地方呢？回答说：“这无法确知。”查考《水经》：“邓里渠与将渠汇合，向北经过茌平县东，在临邑县故城西北流入黄河。黄河水又向东北经过四渎津。”注释说：“黄河水向东分出济水，也称济水，是接受黄河水【《水经注》中“济”有时写作“泲”，又因“泲”而讹误为“沛”，现在全部改从“济”】从黄河进入济水，从济水进入淮水，从淮水经过周通，所以有四渎的名称。大概那时济水与漯水之间被黄河隔开，所以说‘黄河分出济水’，又说‘济水接受黄河水’。在禹的时代则本来是漯水分出济水，或者济水接受漯水。汉代临邑县在今茌平县东【《通典》：‘汉代临邑故城在卢县东’，查考现在长清县西南二十五里有卢县故城，西边与茌平接壤。汉代临邑应当在这里，现在的临邑本是汉代漯阴县，刘宋时期侨置临邑，不是汉代县治】四渎津在临邑故城东北【《寰宇记》四口故关在〇城县东八十里，一名四渎口】应当是古代济水与漯水相通的地方。这也不敢断定一定是这样，然而济水与漯水相通，必定在防山与汶水之后，又向北向东之际，而临邑恰好位于此地。东北连接高唐故城，是漯水流经之处，支流直接相通，道理上没有什么可疑的。

译黄文叔说：“有的浮行济水，有的浮行漯水，但都到达黄河。”我认为兖州的北境可以直接浮行漯水到达黄河，而其南境则必须经由济水进入漯水。依据此来推论，那么青州的汶水、徐州的淮河、扬州的长江和大海、荆州的长江和沱水、潜水和汉水、雍州的龙门，虽然并列于经文，但有的经由有的不经由，各自随其便利。只有豫州的洛水、梁州的潜水和沔水渭水，是道路所必须经由的。水患没有比黄河更大的了。尧的时候黄河从大伾向东在平地流动，多次决口，青州和徐州的灾害特别严重。降伏洪水后，大陆和九河的区域，尚未成为黄河所流经的地方。孔颖达疏说：“冀州的水不经过兖州，所以能够先治冀州而后治兖州。”这是确切的论断。说治理黄河应当从兖州开始，而不相信龙门、吕梁的事情，总是因为读《河渠书》不熟罢了。九河既已疏通，青州和徐州的黄河水患平息，当时应当治理的只有济水和淮河罢了。雍州的西河、豫州的南河，在治理冀州时早已就绪。等到治理豫州和雍州，就只是决开各条河流，让它们经由洛水、渭水流入黄河，而工程已经完成，黄河无事可做了。大禹治水势如破竹，青州、徐州以下所谓几节之后迎刃而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禹贡锥指卷三

<经部,书类,禹贡锥指>

钦定四库全书

禹贡锥指卷四

徳清胡渭撰

海岱惟青州【释文岱音代】

传文说：东北靠海，西南抵泰山。颜氏【师古】说：岱就是泰山。【渭】按：成王赐给太公履的封地时说：“东边到达大海。”季札听到齐国的音乐时说：“作为东海标志的，大概是太公吧？”齐湣王对张仪说：“齐国偏僻简陋隐居，在东海之上，这是东边靠海。”而传文兼言北边。楚子对齐侯说：“您处在北海。”苏秦游说齐王说：“北边有勃海。”大概是从现在的成山到乐安的地方，所以说东北靠海。然而从朝鲜到日照都属于青州，遗漏的地方太多了，专说东边固然可以包括琅琊和朝鲜。《地理志》说：岱山在泰山郡博县西北，现在山东济南府泰安州东南有博县故城，山在州北五里，对于故城来说是西北。《公羊传》说：“越在岱阴。”齐国的苏秦游说齐王说：“南边有泰山。”《史记》说：“泰山的南面是鲁，北面是齐。”岱山主要说南边，与徐州分界。而传文兼言西边，那么岱山不足以标示其边界。大概青州西边以济水为兖州的边界，《齐语》“正封疆，西至于济”，这是明显的证据。北边从琅槐以西，也以济水为兖州的边界，所以王莽改汉朝的齐郡为济南。而经文不说济水，是承袭兖州济河的文意，由此可知。传文兼言西边，是想严密反而疏漏，太严重了！解说经文的困难啊。

正义说：海不是可以跨越而说靠据的，东莱东境的县，浮海进入海曲之间，青州的地界，不是只到海边而已，所以说靠据。汉末有个公孙度，窃据辽东，自封为青州刺史，渡海收取东莱各郡。尧的时候青州应当渡海而有辽东。舜分为十二州，把青州分为营州，营州就是辽东。渭按：安国的传出于魏晋，问其解释《舜典》说分青州为营州，是沿袭马融、郑玄的说法。这里说青州东北靠海，大概是直接考察当时的地理，辽东属于幽州，认为青州的北境到勃海为止，所以说东北靠海。如果忘记了营州是从青州分出来的，而颖达善于为传文辩护，训释据为跨，以求符合前面的说法。青州跨越海固然可以，而以传文的据为跨，则不对。把青州靠海当作跨海，还可以。推而至于兖州靠济，扬州靠淮，荆州靠荆山，梁州靠华山之南，雍州靠河，都认为是跨，那就大错了。颖达难道没有思考吗？先儒说分青州为营州，依据《尔雅》齐曰营州，以此立义。康成说：舜以青州渡海分置营州，是尧的时候辽东本来属于青州。而王明逸反对说：中国的疆界固然有不只到海边为止的，如珠崖在大海中，自成一隅而属于岭南，然而虽然渡海而土俗相接，又其他无可依附。辽东固然是中国东境，难道有不属接壤的冀州，而遥属隔海的青州吗？周的时候辽东就是营州而并入幽州，那么尧的时候决不属于青州了。这话也近情理，然而孙炎以《尔雅》为殷制，殷必有所受，辽东如果不是青州的地域，殷何由改青州曰营？马、郑诸儒相沿已久，应当遵从他们。古今疆域有的因袭有的变革，未可以周的属于幽州来证明尧的时候不属于青州。

《周礼》正东曰青州，其疆域与《禹贡》大不相同。郑注说：“青州就是徐州的地。”大概以其山镇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知道这一点。《经》说：“海岱及淮惟徐州。”又说：“淮沂其乂。”又说：“浮于淮泗。”由此知道徐州并入青州。贾疏说：“周的青州，在《禹贡》侵占了豫州的地。”大概以其泽薮曰望诸，知道这一点。望诸就是孟猪，《经》在豫州说：“导菏泽被孟猪。”由此知道侵占豫州的地。疏又说：“周的时候幽州南侵徐州的地。”大概以其泽薮曰貕养，知道这一点。《地理志》：“琅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