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锥指卷十一下

译这是嶓冢山位于梁州。关于渭水：查考《后魏地形志》记载：华阳郡嶓冢县有嶓冢山，汉水发源于此。《唐六典》记载山南道的名山叫做嶓冢。嶓冢县的故城在今天陕西省汉中府沔县西南四十里处，西南方向与宁羌州交界，这座山如今位于宁羌州以北九十里处。荆山见于荆州记载，在今天湖广襄阳府南漳县以西。《通典》说：南漳、汉、临、沮一带有荆山。

译《山海经》说汉水发源于鲋嵎山，这大概是嶓冢山的另一个名称。它本来位于汉中郡沔阳县的边界【沔阳故城在今天沔县东南十里处】。后魏正始年间，从沔阳县析出设立嶓冢县，隶属于华阳郡，所以《地形志》说该县有嶓冢山。隋朝时撤销沔阳县并入嶓冢县，隶属于梁州。大业初年改设为西县【其故城在沔县边界西北，距离唐代西县治所白马城五里】，所以《隋书·地理志》说西县有嶓冢山。唐武德二年，从利州绵谷县的通谷镇析出设立金牛县【金牛故城在宁羌州西北，本是汉代广汉郡葭萌县地，蜀汉时为汉寿县地，晋朝时为晋寿县地，东晋时为绵谷县地】，而嶓冢山位于其境内，所以《括地志》说嶓冢山在金牛县东二十八里。《通典》说金牛县有嶓冢山。武德四年又从绵谷县析出设立三泉县【其故城在今天宁羌州西北，向东到西县一百五十里，天宝初年迁治所到这里，西南距离旧县一百二十里】。宝历初年撤销金牛县并入三泉县，所以《太平寰宇记》说嶓冢山在三泉县东。宋至道二年，将三泉县升格为大安军，绍兴三年将治所改建在西县边界，重新设立三泉县〇军【今天是大安驿，在沔县西南九十里，连接宁羌州边界】，所以《舆地纪胜》引用《宋朝郡县志》说现在所说的汉水以西县嶓冢山为源头。后来又将三泉县并入大安军，所以《地理通释》说嶓冢山在大安军西。元朝将大安军降格为县，所以《元一统志》说汉水发源于大安县嶓冢山。明初将该地改设为沔县，又在县西南设立宁羌卫，成化二十二年即在卫所设立州，而嶓冢山位于其境内，所以《汉中府志》说嶓冢山在宁羌州北九十里。大概这座山本来在汉代沔阳县界，西南连接葭萌，自后魏以来，说到山的位置，有的叫嶓冢，有的叫西县，有的叫金牛，有的叫三泉，有的叫大安，有的叫宁羌，地名变了六次，而山还是同一座，都在古代梁州的区域，它是《禹贡》中的嶓冢山无疑了。

金牛故城有两处，一处在通谷镇。《元和郡县志》说：武德二年从绵谷县通谷镇析出设立金牛县，这是指一处；另一处在白土店。《太平寰宇记》说：废掉的金牛县本名叫白土店，开元十八年迁治所到这里，向西距离旧县三十里，向南临近东汉水，这是指另一处。通谷镇今天在宁羌州西北，白土店就是金牛镇，今天是驿站，在州东北七十里。关于嶓冢山，《元和郡县志》说：在金牛县东二十八里，大概是沿袭《括地志》的文字，依据旧县来说的。吴防清不知道这一点，竟说在金牛镇东二十八里，大错特错。《续通典》《九域志》都说：金牛镇在三泉县东六十里，那么旧县向西距离三泉三十里，而《太平寰宇记》说山在三泉县东二十八里，那就反而在旧县的西边了。大概“二”是“五”字的错误，三泉向东到旧县三十里，再向东二十八里是嶓冢山，总共五十八里。

嶓冢山，孔安国的传注没有说明它所在的郡县，而《正义》引用《地理志》来证实说：陇西郡西县嶓冢山，是西汉水的发源地。这条水就是嘉陵江的上源，并不是《禹贡》所说的嶓冢导漾东流成为汉水的那座山。而班固把西县的嶓冢当作《禹贡》中的嶓冢，这是错误的。从此以后，谈论嶓冢的人大多依据班固的说法。比如张衡《西京赋》说：终南山和太一山，山冈连绵到嶓冢；潘岳《西征赋》说：面对终南山而背靠云阳，跨越平原而连接嶓冢。玩味他们的辞意，都是以陇西为对象。司马彪《郡国志》也说：汉阳郡西县有嶓冢山，没有异议。自后魏正始年间，从沔阳县析出设立嶓冢县，以标明这座山，而嶓冢之名才开始显著。郦道元死于孝昌二年，上距正始设立嶓冢县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年。本朝的典章制度是他亲眼所见的，而他在注《水经》时却没有提及，难道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他成书之后，来不及追改，还是因为他认为嶓冢县设立较晚而对此存疑呢？然而《漾水注》引用《汉中记》说：嶓冢以东的水都向东流，嶓冢以西的水都向西流，所以俗人称嶓冢为分水岭。作者似乎也认为班固《地理志》有误，而认为《禹贡》中的嶓冢应当在汉中。如果不对，为什么在《汉中记》中详细提及陇西的山呢？由此看来，那么在魏收以前就已经有人知道嶓冢在汉中，不必等到《地形志》出来才知道。孔颖达难道没有考察过吗？然而班固虽然把西县嶓冢当作《禹贡》中的山，但漾水却系于氐道之下，不说出自某山【养与漾相通，或写作瀁】。自《水经》说：漾水发源于氐道县嶓冢山，而氐道也有嶓冢了。常璩《华阳国志》说：东源发源于武都氐道县漾山，成为漾水，而氐道的嶓冢甚至有漾山的名称了。郭璞注《山海经》说：嶓冢今天在武都氐道县南。郦道元注《水经》说：东西两源都发源于嶓冢，而合流成为汉水，那么似乎是一座山跨越两个县的边界，而在西县的是西源，在氐道的是东源。辗转迷惑，时间越久错误越多，解说经书的人不能跳出这个框框，而《禹贡》中的嶓冢几乎无法查考了。西县故城在今天秦州西南，氐道今天不知道在哪里，

译大概自从西晋永嘉之乱以后，陇西地区沦陷于氐、羌之手，郡县荒废。常璩、郭璞都说氐道县隶属于武都郡，而《晋书·地理志》中武都郡却没有这个县，那么该县的情况无法考证已经很久了。总之，这两个县都在陇西，都属于古雍州的疆域，而《禹贡》所载的嶓冢山却是梁州的山水，不应该混入雍州的疆域，所以只有魏收的说法才符合事实【秦州的嶓冢山与宁羌的嶓冢山，南北相距五六百里】

译《汉书·地理志》南郡临沮县条下记载：“《禹贡》所说的南条荆山在东北，是漳水的发源地。”《通典》说：“临沮故城在当阳县北，而南漳也是临沮的地域。”查考《隋书·地理志》：“西魏时从临沮县析置重阳县，后周改名为思安县，开皇十八年改名为南漳县。这里有荆山，就是如今南漳县西偏北八十里处的荆山。”《左传》昭公四年司马侯说：“荆山是九州中的险要之地。”昭公十二年右尹子革说：“从前我们的先王熊绎开辟疆土于荆山。”《后汉书·郡国志》临沮县有荆山。刘昭说：“《荆州记》记载：向西北三十里有清溪，溪北就是荆山的山首，叫景山，也就是卞和怀抱玉璞的地方。”《水经注》说：“沮水发源于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就是荆山的山首。高峰耸入云霞，峻峭直插层云。《山海经》说：这里出产金玉，也是沮水的源头。”所以《淮南子》说：“沮水发源于荆山。”杜预说：“水发源于新城县西南，出自阿山，大概是山的不同名称。”又说：“漳水发源于临沮县的荆山，荆山在景山东一百多里，位于新城沛乡县界。虽然群峰竞相耸立，但荆山最为突出。”《元和郡县志》说：“荆山在南漳县西北八十里，三面险峻绝壁，只有东南一角才通人径。”《寰宇记》说：“南漳县荆山顶上有池，高大的松树翠绿的柏树环绕在池旁。”

内方山直到大别山

《传》说：内方、大别，是两座山的名字，在荆州。汉水流经这里，《正义》说：《地理志》记载：章山在江夏郡竟陵县东北，古文认为这就是内方山。《地理志》没有记载大别山，郑玄说：大别山在庐江郡安丰县。杜预注解《春秋》说：大别山空缺，不知道在哪里。有人说：大别山在安丰县西南。《左传》记载：吴国已经与楚国夹汉水对峙，然后楚国才渡过汉水布阵，从小别山直到大别山。那么这两座别山靠近汉水得名，没有理由会在安丰县。像杜预所说，虽然不知道具体位置，但一定要与内方山相接。汉水流经的地方，必定在荆州境内。苏氏说：两座别山都在汉水之北。蔡氏说：内方山在今荆门军长林县，大别山在今汉阳军汉阳县。【渭按：《地理志》六安国安丰县条下记载：《禹贡》大别山在西南，郑玄、杜预的说法由此而来。《正义》说《地理志》没有大别山，为什么呢？安丰县后汉时属庐江郡，其故城在今江南庐州府霍山县西北。竟陵故城在今湖广安陆府钟祥县南。长林故城在今荆门州东。汉阳县就是今汉阳府治所，大别山在其东北，即《水经注》所说的翼际山。】

《后汉书·郡国志》竟陵县有章山，原本就是内方山。刘昭说：《荆州记》记载，山高三十丈，周长一百多里。《水经》记载：沔水从荆城东南流，经过当阳县的章山，东注说：“山上有古城，是太尉陶侃讨伐杜曾时所筑。”这就是《禹贡》所说的“内方直到大别”。既然濒临沔水，确实符合《尚书》的文字。《括地志》说：章山在长林县东北六十里，汉水依附山的东面。傅同叔说：五代晋朝改竟陵为景陵。《通典》说：长林县有章山。如今景陵即安州，长林即荆门，从地势来看，如今这座山不再属于景陵了。【渭按：汉代竟陵故城在今钟祥县界，刘宋时从竟陵县析置长寿、宵城二县，后周将竟陵县并入长寿县。明嘉靖初年改名为钟祥县，章山原本在此地。自从晋朝析置编县设立长林县，割让竟陵西境来充实它，所以章山在长林县界内。景陵即原来的宵城县，后周改名为竟陵县，虽然沿用了汉代县名，但章山原本不在其地。唐贞元末年从长林县析置荆门县，宋代为荆门军，元代降为州，明代将长林县并入荆门州，所以章山如今在州东北，与钟祥县接界。这是章山在长寿县、不在宵城县的明显证据。《水经》将章山系于当阳县，难道是因为古代当阳县本在今县东一百四十里，绿林、长坂之南，所以山在其境内吗？】《元和郡县志》说：内方山在沔州沔川县南九十里【沔音义】沔川今为汉川县，属汉阳府，这是另一座山。《寰宇记》认为这就是《禹贡》的内方山，是不对的。

大别山在汉阳府城东北半里，汉水西岸。《左传·定公四年》：“吴国讨伐楚国，从豫章与楚国夹汉水对峙，子常渡过汉水布阵，从小别山直到大别山。”杜预说：“《禹贡》汉水到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那么这两座别山在江夏郡界内。《水经注》：“江水向东经过鲁山南，就是古代的翼际山。”《地说》说：“汉水与长江在衡山北翼际山旁边汇合。”山上有吴国江夏太守陆涣治理的城，大概是取两水之名。《地理志》说：“夏水经过郡城流入长江，所以叫江夏。”旧治所在安陆，吴国于是迁徙到这里。山左就是沔口了。沔水左岸有却月城，是原来的曲陵县，后来成为沙羡县治所【羡音夷】。《元和郡县志》：“鲁山一名大别山，在汉阳县东北一百步。这座山前临蜀江，北带汉水，山上有吴将鲁肃的神祠。”【渭按：《禹贡》大别山，杜元凯】

译已经知道大别山在江夏，不在安丰。郦道元也主张杜预的说法，但最终不能指出鲁山就是大别山。直到唐代人才能说清楚这件事。”小别山又名甑山，在汉川县东南十里处，详细情况见《导漾》篇。

译岷山的南面直到衡山【渭按：岷，《汉书》写作“防”，后文同】

传文说：岷山是长江的发源地，在梁州。正义说：梁州说岷山和嶓冢山都已耕种，这是岷山在梁州的意思。《地理志》说：衡山在长沙郡湘南县东南。曾氏说：岷山和嶓冢山都是南条山，所以岷山不单独说“导”，它的文义承蒙于“导嶓冢”之下。吴氏说：蜀地以西靠近长江源头的地方，都叫岷山，连绵的山峰和山谷，青城山、天彭山等山所环绕的，都是岷山。岷山的南面，那里的山不止一座。衡山，是南岳，在衡州衡阳县北七十里，南面的一座山峰叫岣嵝山。从衡阳县西北直到湘南县东南，都是衡山【渭】按：岷山，《地理志》说在蜀郡湔氐道边界之外，湔氐道现在是四川松潘卫。山在卫的西北。衡山县本是汉代的湘南县，现在属于湖广衡州府。《唐志》：衡山县有南岳祠。《元和志》说：岳庙在县西三十里。衡阳，现在是府治所在地。

古今谈论岷山的共有四处：一处在现在的四川松潘卫，卫东南距离布政司七百六十里，《史记》写作汶山，《封禅书》说从华山以西名山有七座，有渎山，就是蜀地的汶山。《汉书·地理志》说岷山在湔氐道西边界之外，是长江的发源地。《蜀志》秦宓说蜀地有汶阜山，长江从它的腹部流出。《华阳国志》说岷山又名沃焦山，它的山脚叫羊膊，是长江的发源地。《任豫·益州记》说大江的泉源开始发源于羊膊岭下，向东南流下一百多里，到达白马岭，经过天彭阙。《水经注》说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就是渎山。又说汶阜山在边界之外，是长江导源的地方。《隋志》说汶山在汶山郡左封县【唐悉州治所，东到翼州一百九十里，现在叠溪营西有废弃的翼州】。这些都是说岷山在松潘的。一处在现在的成都府茂州，州本是冉駹国，汉朝在那里设置汶山郡，治所在汶江县，晋朝改名为广阳，隋朝又改名为汶山。《山海经注》说岷山在广阳县。《水经注》说汶水发源于汶江道边界之外的防山玉轮坂下。《元和志》说汶山县有汶山，就是岷山，距离青城山百里，天色晴朗时，可以看到成都，就是陇山的南首。张栻《西岳碑》说岷山在茂州列鵞村，它的山脚叫羊膊。《舆地广记》说岷山在汶山县西北，俗称为铁豹岭。王氏《地理通释》说大渡河又名羊山江，源头出于铁豹岭，岭就是羊膊的异名。这些都是说岷山在茂州的。一处在成都府的灌县，县本是汉代緜虒、郫江、原三县的地域，周武帝分江原设置青城县，因山命名。《元和志》说青城山在蜀州青城县西北三十二里。杜光庭《成都记》说岷山连绵的山峰和山谷千里不绝，灌县青城山是它的第一个山峰。县志说汶山在县北三十里，大概就是青城山了。一处在现在的陕西岷州卫，卫本是汉代陇西郡的地域，西魏设置溢乐县，现在卫治所就是它的旧城。《括地志》说岷山在岷州溢乐县南，连绵到蜀地几乎两千里，都叫岷山。《元和志》说山在溢乐县南一里。这些都是说岷山在岷州卫的。那么岷山最大，史书各家就各自所在的地方来说。陆游说：从蜀郡以西，大山广谷，深广起伏，向西南延伸到蛮箐中，都是岷山。薛季宣说：“现在从岷、洮、松、防以南，那些大山峻岭可以考证的，都是岷山随地立名的罢了。”这个说法是对的。看《汉志》说：“山在边界之外”，那么本来不可以用湔氐一个县来限制它了。大概岷山北起于溢乐，实际上跨越古雍州的境界，而南则止于青城，绵延土地一千多里，与太行山不相上下。或者专门指岷山在松潘，也不是确切的议论。但是长江的发源地，则必定是湔氐道西边界之外的地方。”

《舜典》五月南巡守，到达南岳。传文说衡山。后汉志长沙郡湘南县下说衡山在东南。刘昭说：郭璞说山别名岣嵝。《湘中记》说：遥望衡山像陈列的云。沿着湘江千里，九次转向九次背向，才不再看见。《水经注》说：湘水向北经过衡山县东，山在西南，有三座山峰，一座叫紫盖，一座叫容峰【此处恐怕有脱误。盛〇之《荆州记》说：衡山有三座山峰，一座叫紫盖，一座叫石囷，一座叫芙蓉】容峰最为高耸杰出，从远处望它，苍苍隐没在天际，所以罗含说：望它像陈列的云，不是清朗晴好的早晨看不见它的山峰。丹水涌出在它的左边，醴泉流淌在它的右边。《山经》叫它岣嵝，山是南岳。山下有舜庙，南面有祝融冢。衡山东南两面映照湘川，从长沙到这里七百里，中间有九向九背，所以渔夫唱道：帆随湘水转，望衡山九面。山上有飞泉，向下映照青林，直注山下，望它像一幅白绢。徐灵期《南岳记》说：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峰为首，岳麓为足【岳麓在长沙，所以唐志潭州湘潭县有衡山】《长沙记》说：衡山轩翔耸立，九千多丈，尊卑差次七十二峰，最大的有五座：芙蓉、紫盖、石廪、天柱、祝融。祝融最高。韩退之说：五岳在中州，衡山最远。南方巍峨高大以百计的山，唯独衡山为宗。顾璘《游衡山记》说：登上祝融峰的顶端，俯视四极，苍然一色，山川杂

译陈，琐碎细微，难以分辨。风从远处吹来，力量非常强劲，气候与地下截然不同。等到天亮观看太阳从海中升起，景象清晰可见，近处如同疆域之中，东边其余的游动雾气浩大漫延，没有边际。

译《尔雅·释山》说：“江南的衡山。”李巡说：“就是南岳衡山。”下文又说：“霍山是南岳。”郭璞说：“霍山现在位于庐江灊县，灊水从那里流出，别名天柱山。汉武帝因为衡山遥远空旷，所以把祭祀南岳的神灵移到这里。现在当地百姓都称它为南岳。南岳本来就以两座山为名，并非从近代才开始。而学者大多认为霍山不能称为南岳，又说汉武帝时期才开始命名。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是说汉武帝在《尔雅》之前吗？这显然不对。渭按：徐灵期的《记》说：‘衡山作为南岳，由来已久。到了轩辕时期，才把灊霍山作为它的副岳。’所以《尔雅》说：‘霍山为南岳。’这大概是本于方士的说法，汉武帝相信了，于是把衡山的祭祀移到灊霍山。其实南岳叫衡山，本来没有两个名字。《释山》后一条，应当是汉人附加增补的。郭璞依据不经之谈，认为衡山一名霍山，自古已然，并非始于汉武帝，这不是错了吗？

有人问：“岷山之阳，从哪里开始？”回答说：“应当从灌县开始。”杜光庭说：“青城是岷山的第一峰。”可以证明这一点。问：“这话值得相信吗？”回答说：“郦道元说：‘青城山上有嘉谷，山下有蹲鸱，就是芋头。’所谓‘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是卓氏乐于远迁的原因【见《水经》第三十三卷《江水注》】。按《史记》卓氏的话说：‘我听说岷山之下，有肥沃的原野，下面有芋头，直到死也不挨饿。’于是寻求远迁，到了临卭。卓氏说：‘岷山下有芋头’，而郦道元以青城山当之，说明青城也是岷山。从南边数起，就是第一峰罢了。大禹疏导山脉，大概从这里开始，沿着江向南，又向东直到巫山，并不经过三峡，而是沿着夷水向东，又向南越过澧水、沅水直到衡山。质疑的人说：‘岷山之阳，极其苍茫辽阔，你怎么确切知道它所经过的地方？’我说：‘大禹疏导这里，专门是为了江水。看疏导江水的文字说：‘向东分出沱水，又向东到达澧水’，那么不经过三峡就可以知道了。至于衡山，看九江的上游，到了衡山就停止，不过山的南面，所以衡山不说‘阳’。传文说‘衡山是江水所经过的’，这是错误的。江水距离衡山南面五六百里，山是湘水所经过的，与大江无关，妄说如此，这难道是身为博士、具备图籍的人所做的事吗？’

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

传文说：敷浅原又名傅阳山，在〇州豫章界。正义说：《地理志》，豫章歴陵县有博阳山，古文认为就是敷浅原。朱子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是说疏导岷山的水，而这水流横截在洞庭的出口，直到东陵。这是汉水经过三澨的例子。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是说疏导岷阳的山，而疏导山的人到达衡山的山脚，于是越过洞庭的尾部，向东走山路直到敷浅原。这是疏导岍山、岐山、荆山而越过黄河，以尽恒山、碣石山的例子【见九江彭蠡辨】。渭按：九江就是洞庭，说法见荆州汉志。傅阳山，傅读作敷，现在注疏本作博字，是错误。〇以道说：饶州鄱阳县界中，有歴陵故县及傅阳山，他的说法接近正确。大禹疏导山脉到这里，是为猪彭蠡做打算，而三江的形势也大致可见。后来扬雄所治理的，只有这两条水，难道不是明显的效果吗？

蔡传说“过”是经过的意思，与疏导岍山越过黄河的意义相同。孔氏认为衡山的山脉连绵延伸成为敷浅原，这是不对的。因为岷山的山脉，其北一支是衡山，而终止于洞庭的西边；其南一支越过桂岭，向北经过袁筠之地到德安，所谓的敷浅原，在两支之间，湘水间断。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浅原在湘水东北。它不是衡山的山脉连绵经过九江而成为敷浅原，非常明显。渭按蔡说，本于朱子彭蠡九江辨，以经义来看，这个“过”自然应当是疏导山的人。如果与他辩论山脉，那么又怎么知道岷山的北支为衡山的果然终止于九江的西边，而庐山是南支的尽头呢？朱子本来是说大禹所标识的山，不像现在论葬法的人所说，即使以山脉来说，也不像这样，所以深深见到他的说法的错误。语意圆活，蔡氏叙述它则未免实在且滞涩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的就是这个。焦弱侯说：蔡氏的说法，大概本于他的祖父牧堂西山，这也能见微知著。山脉与地脉有什么不同？恐怕不足以折服东坡于泉下。大禹既然到达衡山，沿着湘水西岸向北，渡湖到巴陵，就是所谓越过洞庭的尾部。从巴陵沿着江水南岸向东，越过庐山到达歴陵，就是所谓向东走山路直到敷浅原。古三苗的国家，左边是洞庭，右边是彭蠡。大禹疏导山脉从九江直到敷浅原，所行都在其境内。而蔡传说江淮地偏，大禹或许不亲自前往，而且三苗依仗其险阻，顽固不从事工程，官员前往的也不敢深入，所以误以为彭蠡是江汉的汇聚，难道是这样吗？大概不是这样。

古文以歴陵的傅阳山为敷浅原，应当有所依据。现在想知道山在哪里，必须先

译明县在什么地界？《通典》说：江州浔阳县有蒲塘驿，就是汉代的歴陵县。驿前有敷浅原，原西几十里有敷阳山。渭按：唐武德八年，在浔阳县设置蒲塘驿，后来改为场。五代时杨吴升格为德安县，现在的治所就在旧驿址上。杜佑认为驿就是汉代的歴陵县，不知依据是什么？难道是因为王莽把歴陵改名为蒲亭，于是就把蒲塘附会上去吗？黄子鸿深深怀疑这一点，曾经为他辩解说：《汉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领有歴陵县，《晋书·地理志》记载歴陵与余汗、鄡阳都割属鄱阳郡，而柴桑则属武昌郡，不应该歴陵反而在柴桑的西边。因此说眺氏的话：歴陵在鄱阳的是对的，并且说：《吴志》记载歴陵有石印山，就是现在饶州府的鄱阳山，这也是歴陵在鄱阳的一个证据。现在查考鄱阳山在府治鄱阳县西北一百五十里，鄱阳湖中，也叫石印山。鄱阳县的故城在现在府城东六十里，从三国吴到隋代都是鄱阳郡的治所，唐代迁移到现在的地点。那么府城西边应当就是旧歴陵的地界，敷浅原大概在鄱阳湖的西边，落星山的旁边。《说文解字》：原，高而平坦的田野，人们登临的地方。本来有山体，所以叫它敷阳山。就像彊梁原也称华原山一样。杜氏把山和原分为两处，是不对的。大禹疏导山岭到这里，彭蠡、三江的形势都在他眼中，而鄱阳以东也大多是山溪，没有严重的水患。大禹从此返回了。

译德安县就是唐代的蒲塘驿。根据杜佑的说法，那么傅浅原应当在县南，而敷阳山在原西，相距数十里。宋代罗泌说：“查考驿站以西数十里，只有一座望夫山。《浔阳志》说傅阳山在德安县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县西北十五里。当地人说县里有古敷浅原，登上那里可以望见它。那么这望夫山就是杜佑所说的傅阳山，而这傅阳山就是杜佑所说的敷浅原。”《文献通考》记载：德安县有傅浅水。吴防清说：“德安就是汉代歴陵县的地域，敷浅原大概是兼有山和水而得名。敷阳是其中间的小山，庐阜则是尽头的大山。”这些说法都遵循《通典》的观点。我按：周景式《庐山记》说：“山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山图》说：“周长四百多里。”山势险峻的岩壁，高达万仞。郦道元说：“秦始皇、汉武帝以及太史公司马迁都登上它的岩壁，眺望九江并远望钟山、彭蠡。”那么禹疏导山脉到这里，为什么不登临它的顶峰，览阅彭蠡和三江的形势，却到了蒲塘就停止了？这也是事理上难以相信的。况且他所称的敷阳山小而低矮，北距大江，东南距鄱阳湖都有一百五六十里，禹登上它不足以远望彭蠡三江的形势，未能详察，为什么就突然改变方向向北呢？以德安为歴陵，而指县南的山为敷浅原，恐怕是没有根据的说法，不能因为它出自杜佑就相信它。

朱子《九江彭蠡辨》说：现在所谓的敷浅原，作为山非常小而低矮，不足以作为标志，而它的整体正脉于是兴起成为庐阜，则非常高且大，直到大江与彭蠡的交界处，用来识别衡山东过一支的尽头，只有这里才适宜。又回复程泰之的信说：详细推究经文，“敷浅原”是衡山东北一支的尽头，意思就是现在的庐山。如果像晁氏所说，认为是江流入海处所经过的水，又不只是京口而已，这是把庐阜当作敷浅原。然而这座山高峻，似乎不能称它为原。金吉甫说：“敷”古文作“傅”，傅阳山在庐阜的西南，那么“是敷浅原”的阳面。大概庐山虽然高，但其中原野田地连绵不断，人民定居，所以有“敷浅原”的名字，这也是很好的解释。然而原野田地连绵不断，终究不过是山中高平的地方罢了。像这样的地方不胜枚举，怎么能把整体命名为原呢？王耕野说：“敷浅原”恐怕不是庐山高平称为“原”，而又名“敷浅”，那么一定是平旷之地，不是高山可以知道。近来朱长孺也说：“傅阳山”，《汉书·地理志》从古文得来，可以依据。朱子怀疑低矮不足以作为标志，推究“敷浅”的名字，正不应当寻求高大。大概傅阳在古代本是高平之地，后人称它为山罢了。疏导江汉的山脉到大别山、敷浅原就停止，是因为江汉到这里合流入海，不必费力跟随开凿，况且疏导水流兼举源头和流向，可以互相印证，难道一定要寻求山脉的尽头吗？这个说法是对的。现在查考《水经注》引用孙放《庐山赋》说：“寻阳郡南有庐山，面临彭蠡之泽，连接平敞的原野。”这是庐山下本来就有平原。山现在跨越德化、星子两县的境地【南唐改寻阳县为德化，现在是九江府治所；宋代提升德化的星子镇为县，现在是南康府治所，县以落星石得名。《水经注》说：庐山的南湖中有落星石，周围百余步，高五丈，现在在城南五里的湖中。《梁书》记载王僧辩在落星湾击败侯景，就是这里】星子旧以为汉代鄡阳地，然而鄡阳故城在现在鄱阳县西北一百二十里鄱湖的东北，那么都昌才是，星子似乎不是那个地方。我怀疑星子地本是歴陵，而“敷浅原”就是孙放所说的平敞之原，是庐山东南的山脚，濒临彭蠡泽的地方。大概柴桑故城在德化县南九十里故蒲塘驿，现在是德安县，在德化县西南一百五十里，这一定是汉代柴桑地，西连武昌郡界，所以晋代把柴桑归属它，而歴陵和鄡阳都归属鄱阳郡，歴陵在柴桑之东，鄡阳之西，那么只有星子可以对应【歴陵故治应当在湖西，现在星子县地，其境域跨越湖向东，宋元嘉初年废除歴陵，大概把石印以东并入鄱阳，而其西则并入柴桑，所以星子镇归属德化罢了】庐山盘基广大，其阳面必有平敞的原野，只是空旷无奇，选胜者所不提及，而地方志家又因循旧说，不能详细考证指明其状罢了，以此寻求，大概不违背朱子的意思，而又不直接把高山当作平原，触犯学者所怀疑的地方，对照地理方位，衡量经文旨意，比起晁氏稍好一些。

庐山最高，而且大禹不以其山作为标志，却记载敷浅原。大概是以所疏导的尽头而言罢了。从岍岐到荆山巀嶭，是所必经的，而不说巀嶭，说荆山。从九江到敷浅原庐阜，是所必经的，而不说庐阜，说敷浅原。都是其尽头，巀嶭庐阜则包含在“至于”二字中了。庐阜为衡山东过一支的尽头，乃堪舆

译家说。我认为敷浅原位于庐山东南的山脚，靠近彭蠡泽，大禹疏导山脉到这里就返回了，所以特别记载它。不必选择高大的山峰作为标志，也无须论及山脉的尽头与否。

译《正义》说：从导岍山到敷浅原，旧说认为分为三条。《地理志》说：《禹贡》北条的荆山在怀德，南条的荆山在临沮，这就是三条的说法。所以马融、王肃都主张三条说。导岍为北条，西倾为中条，嶓冢为南条。郑玄认为分为四列：导岍为阴列，西倾为次阴列，嶓冢为次阳列，岷山为正阳列。郑玄创立此说，孔安国也应当是三条说。渭按：三条之说始于班固，四列之说出自郑康成。蔡传说：三条、四列的名称，都不符合当今的说法。根据“导”字来划分，认为分为南北二条，而以长江、黄河作为纲纪。在这二条之中，又各自分为二条。导岍为北条，是大河北境的群山；西倾为北条，是大河南境的群山；嶓冢为南条，是长江、汉江北境的群山；岷山为南条，是长江、汉江南境的群山。这是朱熹的意思，而蔡氏阐述得精辟且详尽。然而将岍、岐、荆视为大河北境的群山，则仍不恰当。因为这三座山在北河的南面，渭水的北面，不能一概称为大河北境。吴防清解说这一节说：岍、岐、荆三座山在渭水北面，是北条之北的第一部分；壶口到碣石九座山在黄河北面，是北条之北的第二部分。这样就没有弊病了。朱熹在二条之中各自分为二条，吴氏又在四条之中各自分为二条。第一节以越过黄河进入大海为界限，后三节则以到达某处为界限。四列说优于三条说，或许有人嫌其阴阳的名称近于怪异。我说：阴阳二字只作南北二字用，在义理上无害。朱熹根据“导”字划分南北，实际上本于郑康成，而又参以一行山河两戒的说法【《唐天文志》，僧一行说山河两戒道：北戒自三危、积石，依托终南地络的阴面，向东到达太华，越过黄河到达雷首、厎柱、王屋、太行，向北抵达恒山的右侧，于是向东沿着边塞城墙到达濊貊、朝鲜，这称为北纪，用来限制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依托地络的阳面，向东到达太华，连接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向南越过长江、汉水，携带武当、荆山到达衡阳，于是向东沿着岭南边界到达东瓯、闽中，这称为南纪，用来限制蛮夷。所以星传称北戒为胡门，南戒为越门】从而确立此义。大路的制度，托始于简陋的车轮。学者习于朱熹、蔡氏而忘记其本源，动辄诋毁郑康成，实在可笑。然而当时导山的本意，不过是看大川所经过的地方，作为疏导者所行走的路径，最初未曾预设分为四列来约束其踪迹。洪庆善说：“《春秋》本来没有条例，学者根据行事的事迹来制定条例，犹如天本来没有度数，制定历法的人就根据周天的数目来制定度数。”我说导山也是如此，本来没有列可言，自从解说经书的人根据大禹的事迹来划分列，于是觉得九州的山确实有这四列。孔传说：“凡是这些，都是先在上面列举所施功的山，然后在下面条列所治理的水，互相完备。”蔡传说：“山的经理，已经附在逐州之下，在这里又条列而详细记载，于是山的经纬都可以看见了。”世人都尊崇这种说法，然而这一章记载随山刊木的实事，自然不可缺少，并非故意设为导水的张本，也不是因为逐州之下不相联贯而再条列以显示其经纬。那么本意是什么呢？回答说：“没有比陈寿翁【栎】的话更好的了：‘说大禹导山，虽然说顺势治理众水，大概岍岐这一列，是黄河、济水所经过；西倾这一列，是伊水、洛水、淮河、渭水所经过；嶓冢这一列，是汉水所经过；岷山这一列，是江水所经过。’”明白此义，那么枝蔓的言辞一切都不需要了。

苏传说：随山，是顺着地脉来探究其终始。什么叫地脉？地有山，犹如人有脉一样。有近而不相连的，有远而相属的，即使是江河也不能断绝。自从秦朝蒙恬开始谈论地脉，而班固、马融、王肃治《尚书》，都有三条之说。古代的通达之人，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了。北条的山，首起岍岐，而越过黄河，以至于太岳；向东尽于碣石，以进入大海。这是黄河不能断绝的。南条的山，首起嶓冢、岷山，至于衡山，经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这是长江不能断绝的。不是地脉又是什么呢？朱熹非议说：“大禹治水，随山刊木，他所标识的各山名称，必定是高大可以辨别疆域，广博可以安定民居，所以谨慎地记载，以显示其施功的次第。最初并非有意推究其脉络所从来的，像现在谈论葬法的人所说的那样。”渭按：地脉之说出于蒙恬，其流变为郭璞的《葬经》；味别之说出于许敬宗，其绪余为陆羽的《茶经》。苏氏所解的是《禹贡》，而以地脉言山，以味别论水，真是通人的一种弊病。朱熹驳斥他是对的，然而他的说法也有不完全正确的地方。王耕野说：“导山不论山的高大，只要与水有干涉就记载。如果说所表见的必定高大，可以辨别疆域，广博可以安定民居，那么五岳中的岱山、扬州的灊山、茅山、九华山之类，其绵亘都有数百里，为什么略不记载呢？”这话规劝朱熹不是妄愚，所以唯独取信于寿翁。

山有见于九州之下，而导山无

译那些被提及的，是因为随着刊刻未能及时赶上，而施功却涉及到了它们，这也可能是州界划分以及贡道经过的地方。冀州的梁山、青州和徐州的岱山，徐州的蒙山、羽山，梁州的蔡山、蒙山，雍州的终南山、惇物山、积石山、龙门山，就是这类情况。有些出现在导水条目之下，而在导山条目中没有出现的，是因为这些山临近水流，所以特别记载，但随刊刻时未曾涉及。弱水流域的合黎山，黑水流域的三危山，黄河的积石山、龙门山、大伾山，长江的东陵山，就是这类情况。有些出现在导山条目之下，而在其他地方没有出现的，岍山、雷首山、析城山、王屋山、太行山、恒山、朱圉山、外方山、陪尾山、内方山、敷浅原山，就是这类情况。有些出现两次的，北条山脉的荆山、壶口山、太岳山、厎柱山、碣石山、西倾山、熊耳山、桐柏山、大别山、衡山，就是这类情况。有些出现三次的，岐山、鸟鼠山、太华山、嶓冢山、岷山、南条山脉的荆山，就是这类情况。有的有记载，有的没有记载，有的单独出现，有的重复出现，其中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求学的人不可以不仔细考察。

译《禹贡锥指》卷十一（下）

钦定四库全书

《禹贡锥指》卷十二

德清胡渭撰

疏导弱水，到达合黎。【释文：弱，有的版本写作溺；合，读原音；黎，音力兮】

《传》说：合黎是水名，在流沙的东边。《正义》说：顾氏说：《地说》记载合黎是山名，但这里的水发源于合黎，所以因山得名。郑玄也认为是山名。《汉书·地理志》记载张掖郡删丹县，桑钦认为疏导弱水从这里向西到酒泉的合黎，又居延县有居延泽，在东北方，古文认为那是流沙。按照《地理志》的说法，酒泉郡在张掖郡的西边，居延属于张掖，合黎在酒泉，那么流沙就在合黎的东边，这与《传》文不符。考察经文，弱水向西流，水流既然到了合黎，余波流入流沙，应当如《传》文所说，合黎在流沙的东边，不可能在西边。苏氏说：合黎是山名。易氏说：甘州就是汉代的张掖郡，弱水发源于删丹县南山的脚下，合黎山在张掖县西北二百里，俗名叫要涂山。薛氏说：弱水发源于吐谷浑境内的穷石山，从删丹向西到合黎山，与张掖河汇合。【胡渭按：“导”也是顺着水流行走的意思，与疏导菏泽的“导”不同。大禹治水，有时亲自处理，有时派遣官员前往治理。等到九州的工程完成，那些水量大且关乎利害的河流有九条。大禹乘船从源头到入海口，核查治理得是否妥当，所以称为“导”，并不是疏通、决排的意思。以前的儒者都把“导”当作治理。治理黄河先从积石山开始，治理长江先从岷山开始，有这样的道理吗？经书的本意被掩盖而不明，令人叹息。张掖郡现在是甘州卫，陕西行都司治所。酒泉郡现在是肃州卫。删丹县就是现在的山丹卫。居延故城在甘州卫东北的塞外，那里的湖泊叫居延海。弱水主流流出合黎峡口向东北注入居延海，并不是经文中所说的流沙。

《尚书·序》说：“顺着山脉疏通河道”，所以各家都认为疏导山脉就是顺着山脉，疏导水流就是疏通河道。疏导山脉就是顺着山脉的事，确实如此；但把疏导水流当作疏通河道，那就大错特错了。怎么证明是这样呢？水的本性是向下流，从低处排泄，所以治水必须从低处开始。大禹说：“我疏通九条大河直到四海，疏通田间小沟直到大河。”这是从低处向高处说的。九州的次序，首先是冀州，其次是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也是从低处向高处排列。解说《禹贡》的人，无不奉此为关键。唯独到了疏导水流时却认为是疏通河道，怎么与前面的意思相违背呢？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说，那么治水先治弱水，其次黑水，其次黄河，而九州的次序应当以雍州排在冀州之后，而不是以兖州排在冀州之后了。黄河先治积石山而后治龙门，那么壶口的工程就不能算作第一功了。汉水先治嶓冢山而后治三澨，长江先治岷山而后治九江，那么荆州就不能越过梁州而排在前面了。汉水先治大别山而后治彭蠡，长江先治东陵而后治汇泽，那么扬州就不能越过荆州而排在前面了。淮河先治桐柏山而后治泗水、沂水，那么徐州就不能越过豫州而排在前面了。渭水、洛水治理得最晚，那么豫州又应当排在雍州之后，居于九州的末尾了。种种悖谬，总归是因为不知道疏导水流是在工程完成之后，而强行去迎合《尚书·序》所说的话罢了。林少颖也知道这里有不通之处，却不能探究其原因，于是说治水的先后不在于九州，这不是非常糊涂吗？

九州所记载的，各条河流是大禹施功的次序；疏导水流所记载的九条大河，是大禹巡视的次序。

蔡传说：“水的疏导情况，已经附在各州之下，在这里又分别详细记载，那么水的经纬脉络都可以看到了。”胡渭按：“大禹乘船行走，核查治理得是否妥当，这篇文章大概是记录实情，并不是因为各州之下的水源流脉不连贯，又分别详细记载，以相互作为经纬。”弱水经文没有说发源地，桑钦认为发源于张掖删丹县，郑康成说：“众水向东流，唯独这条向西流，而《水经注》没有记载，它所经过和流入的地方无法详细得知。”现在考察近代的志书，弱水发源于山丹卫西南的穷石山，《离骚》中“傍晚停留在穷石”，就是这里。《淮南子》说：“弱水发源于穷石山。”【山丹卫在陕西行都司东一百二十里，本是汉代的删丹、口勒二县，属于张掖郡，后魏改删丹为山丹，隋朝恢复原名，元朝升为山丹州，明朝改置山丹卫。卫西南有穷石山，在吐谷浑境内。《十六国春秋》记载乞伏孔子在弱水南边攻击吐谷浑觅地，就是这条水。】《元和郡县志》说：“弱水在删丹县南山的脚下。”《括地志》说：“兰门山又名穷石，在删丹县西南七十里。”《十六国春秋》说：“北凉永安元年，沮渠蒙逊与堂兄男成约定一同祭祀兰门山，就是这里。”《隋书·地理志》说：“删丹县有祭祀山和弱水。”《行都司志》说：“祁连山在山丹卫南一百五十里，是弱水的发源地，大概都是穷石山的异名。”又考察《说文解字》：“防，山名。有人说弱水发源于此。从山，几声，音居履切。”《隋书·地理志》中的“祀山”怀疑是“防”字的错误。】向北流经山丹卫西边，又向西北流经甘州卫北边。【《寰宇记》说：“弱水在甘州北二十三里。”】又向西流经合黎山，与张掖河汇合。【《行都司志》说：“删丹河在城西，源头出自祁连山，向西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