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质疑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质疑》十二卷，明代杨于庭撰写。杨于庭字道行，全椒人，万历庚辰年进士。本书的宗旨，是依据胡安国《春秋传》的意旨，主张纳牖褒讳，抑损不无附会于《春秋》大义，其中符合的占十分之七，不符合的占十分之三。又对《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有的采纳有的驳斥，也不能完全恰当，因此逐条摘录论述。例如胡氏认为“春王正月”是用夏历的时令冠在周历的月份之上，杨于庭则引用《礼记》中孟献子的话：“正月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冬至，可以祭祀祖先。”证明冬至就是冬至，由此可知周朝以子月为正月。又胡氏认为经文中不记载国君即位，是因为没有向周王请示，杨于庭则引用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过了四个月天王派毛伯来赐给国君任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派召伯来赐给国君任命。根据这些，赐命都在即位之后数年或数月，可知此前并没有请示，却都记载了即位，胡氏的说法不能通晓。又胡氏认为从祀先公是昭公到这时才开始得以从祀于太庙，杨于庭则认为季氏吝惜昭公不得从祀，这件事不见于三传，直到冯山才开始提出，胡氏不免轻信。像这类议论，大多精确可取，固然不是妄自攻击先儒、肆意发表异说的人所能比拟的。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完毕。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质疑原序

自从公羊氏、谷梁氏出现，左氏就被贬低。自从胡氏被列入学官，公羊、谷梁也被贬低。然而他们考证史事难道不依靠盲史吗？他们订正难道不依靠这两家吗？而为什么华衮、斧钺，全都尸祝胡氏而不敢置一词呢？大概孔子晚年作《春秋》，其隐微之处使人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让人告诉。而七十子私下听闻，就退而私下议论。盲史掌管旧事，而高与赤也是西河的弟子。耳闻目睹，尚且认为像天地摹绘一样，而不得而知，何况生于千百世之后，而姑且臆测呢？胡氏勤勉地摘取三传的瑕疵，而撷取精华，言语多有创获，对于笔削的意义，接近了。然而他的议论务求奇异，而责备人近乎苛刻，间有抄袭公羊、谷梁而失当的，以王子虎为叔服、公孙防自出奔之类是也。也有自己立说而失当的，卒诸侯别于内，而以为不与其为诸侯，滕自降称而以为朝桓得贬之类是也。我年少时受读，曾私下怀疑。归田闲暇，更加得以罗列而虚心权衡。权衡后符合的占十分之七，不符合的占十分之三，就笔录下来，而《质疑》由此编成。博士家说三传出现，而《春秋》散佚，而胡氏执牛耳。吕不韦悬书于市，而诏令说：“改一字者予千金。”这必定是得不到的。既然列胡氏于学官，而噤左公谷之口，这是悬于市。既悬于市，而我犹置一吻于其间，是我像子云老不晓事，而恨不手不韦之金以归。大概汉人祀天，以牛；夷人祀天，以马。而天固苍苍，祀以牛以马，不若以精意合。夫不以精意求圣人，而执胡氏诮左公谷，是祀天而或以牛或以马。这是我所以怀疑的原因。万历己亥春王正月谷旦，杨于庭序。

宋王荆公疑《春秋》经筵，不以讲学宫，不以列万世，非之。荆公疑其所以治《春秋》者耳。《春秋》孔子之刑书，笔则笔，削则削，虽其门人弟子文学如游、夏，不使赞一辞，平居之雅言不及焉。必其鈇钺华衮之微意，有未易以语人者，而安在其后世诸儒尽管窥之而蠡测之也？汉元康、甘露之间，召名儒大议殿中，平《公谷异同，宗《公羊》者诎《谷梁》，尊《谷梁》者亦诎《公羊》。贾长沙独训故《左氏传》，中垒校尉歆笃好之，白《左氏春秋》可立至，移书太常责让其屈。三者递兴废，然《左氏》不得与《公谷》并重矣。荆公之时，胡氏书未出，彼其睹汉以前儒为《公谷》氏之学者，或用以绳下，或傅为峻文。虽以董江都之贤，治《公羊》与胡母生同业，不免于灾异事应之说。而张禹之善《左氏》，其流为陈钦、子佚，以授王莽，阴移汉祚，其心窃非之，是以敢罢去之而不顾。疑其治《春秋》者，而并以废孔氏之《春秋》，此荆公之大失也。盖至胡氏之学兴，而三传茀废矣。非胡氏之能废三传也。《左氏》详于事而略于义，后世读之者第好其文而已。《公》与《谷》则不幸而出于汉世也。吾以为左丘明生鲁《春秋》之时，与夫子同耻，又身掌

译国家史书的典章制度，他所著的书虽然在义例上未必非常明晰，但在事实方面却十分详尽，其撰写叙述，应当不至于出现大的谬误。《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孔子的门人，其学说沿流而下得自子夏，大概也有传授的渊源。义例在《左传》中的兴起非常猛烈。至于这两家学说互相矛盾抵牾，则是荣广、眭孟之流造成的。胡康侯生活在南宋南渡时期，他折衷《春秋》三传以进献自己的观点，主旨在于纳入引导、褒扬隐讳，其中难免有附会防范之处。他的考核并非不精密，但精密有时显得穿凿；并非不严谨，但严谨有时显得拘泥。他阐发大义的固然很多，但不完全符合原意的也有。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业。”又说：“《诗》衰亡之后《春秋》才兴起，所记之事是齐桓公、晋文公，所记之文是史官，所蕴含之义则是孔子窃取而来的。”用文章来铺陈史事，《左传》就是这样；《公羊》、《谷梁》则是义例兴起的缘由。只是孟子称《春秋》为“天子的事业”，众儒者却称其为“孔子匹夫的事业”；孟子不说孔子假借了南面称王的权力，众儒者却说孔子假借了这种权力。像夏历冠月这类问题，不一而足。所以这本书可疑的地方，确实很多。孔门弟子中只有子夏，可以与他谈论《诗》。《诗序》是子夏所作。宋代儒者贬斥它，认为不是子夏所作。《诗经》三百篇，没有淫邪之作。《诗序》被废弃，而《诗》中便有了淫邪之说。为什么呢？因为《诗序》不幸出自汉代。那么又何必谈论《公羊》、《谷梁》呢？鲁鱼亥豕，字形相似，其错误相去不远。郢书燕说，解释得越精密，偏离得就越严重。杨先生对于六经，没有不涉猎的。在读《春秋》时，对胡氏的说法不满，便提出疑问。汇集而成书，以向四方请教。杨先生是《春秋》的孝子，是《公羊》、《谷梁》的慈孙，是胡康侯的忠臣。我因此作序论述，作为《麟经鼓吹》的序言。万历庚子年五月吉日，邱应和序。

译春秋质疑

凡例

一、如今代表章胡氏，我阅读后认为符合我心意的不叙述，只叙述我有所疑惑的：凡是左氏、公谷的说法，胡氏采纳且符合我意，或者驳斥且符合我意，这两类都不叙述，我只叙述胡氏采纳或驳斥而我有所疑惑的。

一、义理不关乎褒贬，但事情可以证明古今，触动议论的，叙述；四种传文说法不同的，叙述。虽然义理不关乎褒贬，但其中纰漏可以指摘的，叙述。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质疑卷一

明 杨于庭 撰

隐公

春王正月上

胡氏说：周朝以建子之月为岁首，那么冬十有一月就是正月。建子之月并非春季，而是用夏历的四季名称冠在周历月份之上，这就是所说的实行夏历而体现在行事中的验证。我说：不对。假如说建子、建丑，就因此把子丑之月当作春季，那么胡氏的说法就不对。如果只把子丑之月当作岁首，而仍然以寅月为春季，那么胡氏的说法也不对。为什么说？把子丑之月当作春季，胡氏的说法不对。史伯璿说：实行夏历，这个“时”字，是兼指春夏秋冬而言的。既然有所谓夏历，就一定有所谓商历、周历。夏历以建寅之月为春季，那么周历必定以建子之月为春季。如果周历的春季也是建寅，与夏历没有区别，那么又何必说实行夏历呢？我考察：果真按照这种说法，那就是周人建子，就把子月当作春季，而所谓“春王正月”，乃是孔子遵从周礼而不改变，而杜预所说的所使用的历法就是周正，就是这个意思。哪里体现实行夏历而见于行事中的验证呢？所以说：建子、建丑，就因此把子丑之月当作春季，胡氏的说法不对。为什么说？以寅为春季，胡氏的说法也不对。《伊训》说：只有元祀十有二月。蔡沈说：商朝建丑，所以以十二月为正月。三代虽然正朔不同，但至于纪月的数目，都以寅为首。不只是蔡沈有这个论点，胡氏也说：在周朝之前，以丑为正月，其书开始即位说“惟元祀十有二月”，就知道月份没有改变。在周朝之后，以亥为正月，其书开始建国说“元年冬十月”，就知道时节没有改变。建子不是春季，这是明显的。我考察：果真按照这种说法，那就是周人虽然以子为岁首，但至于春夏秋冬，则未曾不以寅为顺序，起初并非以冬为春、以春为夏、以夏为秋、以秋为冬。等到仲尼作《春秋》，才把夏历的四季名称冠在周历月份之上，而以冬为春，这是本想实行夏历，反而扰乱了天地四时的顺序，大大不如建子、建丑而仍然以寅为春季的做法稳妥。所以说：以寅为春季，胡氏的说法也不对。然而我曾经考证《左传》：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注说：冬至也。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成公元年二月无冰。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都认为是灾异而特别记载。那么确实是以十一月为正月了。总之，以冬为春，是鲁国史官遵从周礼，而圣人因循而不改变。这正是所谓“现在使用它，我遵从周礼”的意思。至于告诉颜子实行夏历，则是斟酌百王。所谓“我有这个志向但没有达到”，与此正不相妨碍。认为把夏历冠在周历之上，则是穿凿附会了。

春王正月中

有人问我：“夏历冠在周正之上，这不只是胡氏的话，也是程子的话。”程子说：“周正月不是春季，借天时来确立义理罢了。”我回答说：“道理有不可遵从的。《尚书》序，汉儒认为是孔子所作，现在尚且议论它，何况程子呢？‘春王正月’，这是夏正的十一月。以十一月为正月，就因此认为是春季，这是周正。鲁国人世代遵循它，并非本来没有这件事而孔子凭空创造出来的。怎么证明它是这样的呢？《礼记·明堂位》说：‘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杂记》说：‘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夏至，可以有事于祖先。”’冬至，就是冬至；七月夏至，就是夏至。鲁国原本以季夏六月禘至，孟献子改为七月，所以又说：‘七月而禘，是献子做的。’那么鲁国人明确以建巳之月为季夏了。既然以建巳之月为季夏，那么建子不是春季又是什么？所以说：‘以冬为春’，这是周正。鲁国人世代遵循，不是孔子凭空创造出来的。十一月可以作为春季吗？回答说：‘有什么不可以？春的意思是蠢，万物蠢蠢然发动。一阳初生，律管中的灰吹动，就认为是春季，有什么不可以？’总之，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所以三代交替使用它们。然而并非从三代才开始。《甘誓》说：‘怠弃三正。’那么从唐虞以前，本来就有建子、建丑的了。只是历法起于子、丑，终究不如建寅的尽善尽美，所以孔子独取夏历，而不是说建子、丑不可以。只有秦朝以建亥为岁首，那不过是区区厌胜之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