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质疑卷一

译而这就离“三正”的含义太远了。有人说：“与其寄托于空泛的言论，不如体现在实际行事上，那么用夏历的月份来冠于周历的正月之上，不也可以吗？”我回答说：“实行夏历，这是平时讨论治国原则时应当如此，并不是说编纂国史就可以立刻更改。”如果真像胡氏所说，那么圣人修撰《舆服志》，难道要把周朝的辂车改为殷朝的辂车吗？修撰《礼乐书》，难道要把武舞改为韶舞吗？《春秋》这本书，本来是针对乱臣贼子而作的，所记载的君王，是周朝的君王；所列出的诸侯，是周朝的诸侯；所采用的正朔，是周朝的正朔。如果把夏历的月份冠在周历月份之上，这是先一并废黜了当时周王冬春季节的次序，而自己处于无君无王的状态，也太过分了。又拿什么去声讨乱臣贼子呢？

译春天，周历正月。

《春秋》尊崇周王吗？回答说：是的。有人说：鲁隐公元年，是周平王四十九年。按照书法体例，应当写为“王四十九年春正月”，而今年却使用鲁国的月份，使用周王的年号，这是为什么呢？由此推论，这一年齐僖公禄父必定自称九年，晋鄂侯郄必定自称二年，曲沃庄伯鲜必定自称十一年，卫桓公完必定自称十三年，蔡宣公考父必定自称二十八年，郑庄公寤生必定自称二十二年，曹桓公终生必定自称三十五年，陈桓公鲍必定自称二十三年，〇武公必定自称二十九年，宋穆公和必定自称七年，秦文公必定自称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必定自称十九年。传文说：“先王建万国，以亲近诸侯。”又说：“周初分封了一千八百个国家。”那一千八百个国家，必定都有一千八百个元年。如此纷乱不同，还能说是大一统吗？我回答说：古代诸侯国必定有史官，史官必定以其国君即位的年份作为纪元的开始。“元年春正月”，是鲁国史书的写法。“元年春王正月”，将“王”字系于“春”前，是圣人的特别笔法。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史书，那么都是以各自国君纪元。至于如称对天子为朝见、聘问，称对友邦为聘问、朝见、〇、防、遇、纳币、胥命，没有不使用天子正朔而纷纷自行纪元的，怎么证明是这样的呢？臯鼬的〇将要让蔡国在卫国之上，祝佗列举践土之盟的旧例来争辩，说：“盟书上说‘王这样说：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看异姓必定列在同姓之后，那么他举用周正来号令诸侯，是确凿无疑的。只有吴、楚僭越称王，那么他们的盟会必定有自行纪元而不使用天子正朔的，这大概是《春秋》之所以急切斥责他们的原因吧？

不记载即位

《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查考惠公的正妃孟子去世，继室声子生了隐公。宋武公生了仲子，仲子出生时手上有纹路，写着“为鲁夫人”，所以仲子嫁给我，生了桓公。礼制规定，诸侯不再娶。仲子对于惠公不过是妾罢了，手上有纹路，怎么知道不是附会呢？又怎么就能因此把她当作夫人呢？隐公和桓公地位相当吗？庶出的隐公是哥哥，桓公是弟弟。立庶子以长子为先，桓公怎么能立？隐公又怎么能成就先君的遗志，而想把君位让给桓公呢？礼制规定，人子遵从治命，不遵从乱命。先君想把君位给桓公，是乱命。遵从乱命而就把君位让给桓公，这是刘恺、丁鸿那样的小人行径，圣人是不会赞同的。所以不记载即位。胡安国说：因为向上没有禀告天子，所以不记载。然而《春秋》中记载“公即位”的地方很多，难道都禀告过天子吗？

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赗赠。天王去世，武氏子来求取赙赠。

褒奖挽救卫国，那么王人子突以下士的身份却书写他的字；贬斥归赗，那么宰咺以冡宰的身份却书写他的名。《春秋》的褒贬严厉啊。然而天王对鲁国施加礼遇如此，等到他去世时，不奔赴丧礼，不防备葬事，冷漠得像路上的行人一样。于是武氏子来求取赙赠，而鲁国好像没有听说一样。这还有人伦之心吗？《谷梁传》说：“周朝即使不求，鲁国不可以不送；鲁国即使不送，周朝不可以求。”说：“来求取赙赠，是互相讥讽。”得其旨意了。

宋公和去世

胡安国说：诸侯去世称薨，大夫去世称卒。五等爵位的国君而书写“卒”的，是因为周室东迁，诸侯专享其国，而向上不请示天子，所以圣人根据他们报丧，特意书写为“卒”，不承认他们是诸侯。苛刻吗？这是在道路上倒灰都有刑罚罢了。孟子说：“您认为如果有王者兴起，会把现在的诸侯都诛杀吗？还是教导他们不改而后诛杀呢？”那二百四十九年之间，难道没有一个人向天子请示吗？为什么一概书写“卒”呢？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春秋》是鲁国史书，国内去世称薨，国外诸侯去世称卒。

安葬宋穆公

胡安国说：“宋殇公、齐昭公，记载弑杀不记载安葬，是讨伐他们的贼人。晋景公安葬，因为止公的缘故不记载，是避讳他的耻辱。吴、楚的国君不记载安葬，是避讳他们的称号。”我说：“这是对的。”胡安国又说：“鲁、宋盟会，没有不同时进行的，而三代不记载安葬，是惩治他们的罪过。”我说：“不对。”桓公未安葬而襄公盟会诸侯，进入《春秋》也有陈子盟温的先例，何至于连他父亲的安葬都削去呢？襄公、成公并没有大罪，所说的惩治他们的罪过，是什么罪呢？那么三代不记载安葬，是什么原因呢？桓公、成公，鲁国可能没有参加，或者史官遗漏了；襄公死于〇，是为中国避讳。

安葬卫桓公

胡安国说：卫国本来是侯爵，为什么称公？是因为臣子没有向王请示，而私自谥号罢了。我说：不对。桓公的父亲是庄公，庄公的父亲是武公，就是所谓抑戒睿圣的人，由此可知卫国称公很久了。诸侯活着时遵从他们的爵位，去世则称公，这是孝子慈孙的用心，圣人所因循而不改变，什么叫请示不请示呢？即使请示，天王也不能用初封的爵位来称呼他了。胡安国又说：失位而被弑杀，何

译认为这是桓公吗？忠孝之人是不忍心这样做的。然而我曾考察《春秋》，卫国国君完并没有丧失德行，只是因为州吁受到先君的宠爱，而倚仗武力、安于残忍，他遭到弑杀，也不过是不幸罢了。哪里会有周幽王、周厉王那样的恶行，却可以用恶谥加在他身上呢？

译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齐侯派弟弟年来聘问，郑伯派弟弟语来结盟。这是根据事实来记载，并不是贬斥他们。认为这是讥讽他们有偏爱私情的说法，是牵强附会的。

附录

说左手有文记，是鲁国夫人左氏的诬蔑。说桓公因防制而尊贵，隐公因年长而卑微，是《公羊传》的错误。那么隐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呢？回答说：我遵循《谷梁传》。邾仪父是附庸国，按惯例称字。《左氏传》认为这是尊崇他，《公羊传》认为这是因为他与国君结盟而褒奖他，《谷梁传》认为这是男子的美称，都失去了分寸。郑伯在鄢地击败段，左氏说：段不守弟道，所以不称弟；如同两国国君交战，所以称克；称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化。唉！说得完备了。郑伯说：我有弟弟，不能和睦协调，却让他四处乞食糊口。《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郑伯杀了段，有什么依据？宰咺送葬具回来，仲子已经去世了。《左氏传》认为桓公尚未去世，这是预办凶事，不对。《谷梁传》认为仲子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不对，也不对。

进入极国，是到达它的国都，并不是灭国。《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是灭同姓之国，不对。无骇去世，是因为尚未赐族。认为这是厌恶他灭极而削去他的族，尤其不对。尹氏去世，《左氏传》说是君氏，即声子。然而哀公的母亲定姒，记载了去世和安葬。声子为什么不记载安葬？由此知道这不是声子。天王去世，《公羊传》认为天子只记崩不记葬，所以不记载。那么桓、襄、匡、简、景等天子既记崩又记葬，又是为什么呢？

郑伯不尊奉周王，天下的恶行是一样的。而《左氏传》说：“周郑交恶”，这是把周王等同于诸侯，太糊涂于君臣名分的区别了。

宋穆公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与夷。《左氏传》说：“宋宣公可以说知人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其位，是用义来命令的。”君子说：“不对。”《公羊传》说：“君子推崇居守正道。宋国的祸乱，是宣公造成的。”

卫国人拥立晋，是厌恶他没有周王的命令、父亲的命令而擅自立君。然而当时，周王的命令确实已经绝望了。如果有父亲的命令，还可以说得通。所以在齐国陈乞弑杀荼这件事上阐发。荼本来有父亲景公的命令。然而扰乱伦常、触犯讨伐，那么即使有父亲的命令也不能抗拒周王的命令。所以又在卫侯朔这件事上阐发。朔虽然有父亲宣公的命令，但四国接纳他，就受到贬斥；王人救援卫国，就受到褒奖。因为周王的命令不承认他是诸侯。然而周王的命令虽然重要，如果不以义来制定命令，也将阻塞而不能实行。所以又在首止之盟这件事上阐发，以显示天子的私爱可以夺取，而大义不可动摇。这就是所谓的大居正。

考仲子的宫庙，说：“不承认仲子是夫人。”不承认她是夫人，那么桓公自以为应当即位，以及隐公想要让位给桓公，都是不对的。夺取郜国，夺取防地，《左氏传》认为郑庄公在这里可以说是正了。以周王的命令讨伐不朝觐的诸侯，不贪图他们的土地，以劳绩来尊重王爵，这是正道的体统。唉！不能实行三年的丧礼，却去苛察缌麻、小功这样的细枝末节，哪里算得上正？进入许国而不夺取，派大夫百里奉许叔居住在东边，《左氏传》认为郑庄公在这里有礼。许国没有法度而讨伐它，服罪就放过它，估量德行而处置它，衡量力量而行动，可以说知礼了。唉！吃饭时大口咀嚼、喝汤时狼吞虎咽，却去询问不用牙齿咬断食物，哪里算得上知礼？

春秋质疑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质疑卷二

明 杨于庭 撰

桓公

滕子来朝

滕侯是爵位，降等称子。胡氏认为是朝见弑君的贼人而贬黜他，不对。从桓公二年一直到定公、哀公的时代，滕国或者记载去世，或者记载会盟，或者记载结盟，或者来朝见，或者记载参加葬礼，只称子。《春秋》的法度，厌恶恶行只限于本人。如果认为朝见桓公而受贬，为什么连他二百多年的子孙都一并削去爵位呢？那么圣人也太苛刻了。那么记载滕子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滕本来是小国，自从进入桓公时代以来，它的国君不能用侯礼，自比于子男，所以圣人因而称子，就像〇伯用夷礼称〇子一样。如果是因为朝见弑君的贼人，那么直接记载来朝见，恶行自然显现了。

公子翚到齐国迎娶女子

隐公时代翚两次率领军队，不称公子，这里称公子翚，为什么呢？翚为桓公弑杀隐公，所以《春秋》以此作为桓公的公子翚。

州公到曹国 实来

同一个州公实，以国君之礼到曹国，就记载“州公”；失国而不返回，就记载“实”。由此可以看出拥有天下国家的人，不可一天不以礼自强。而古代帝王之所以兢兢业业，一天之中处理上万件事，就是因为这个。孟子斥责纣王为独夫，解说的人说：“一天之内，天命未绝，就是天子；一天之内，天命已绝，就是独夫。”从州公实这件事来看，就可以明白了。所以桓公十一年，郑忽出奔卫国；庄公二十四年，曹羁出奔陈国。忽、羁都是国君的世子，国君去世而国家本来就是他们的，不能自立，以至于出奔，而《春秋》直接斥责为“忽”、为“羁”，难道不与实来的义理触类旁通吗？

子同出生

国君生子，是常事。《春秋》十二公，唯独桓公记载子同出生，为什么呢？是谨慎。当时文姜淫乱，周公的血〇不可不谨慎。

谷伯绥、邓侯吾离来朝

诸侯不称名来朝，而称名，《左氏传》认为是贬低他，是对的。为什么贬低？鄙陋而混杂夷狄，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