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析疑卷八

译饮酒不过一顿饭的工夫。因为不需要六种酒饮，所以只有肉酱和浆水，称为“俟”，大概是由酒人和浆人捧着，等待事情发生，然后才将觯装满交给宰夫。其他礼仪中，酒尊大多设置在户外，因为担心（酒尊）会等候在堂东，所以特别指明这一点。

译凡是宰夫在东房准备饮食，

大射礼上向君主进献干肉和肉酱，也特意表明它们出自左房，那么《燕礼》中官员的饮食在寝殿东侧准备，是在堂上而不是在房中，这就很明白了。饮食之礼在宗庙举行，凡是宗庙祭祀，笾、豆、簋、铏都陈设在东方，夫人亲自进献。诸侯互相宴请，夫人也参与事务。这次聘问之礼较轻，所以让宰夫在这里准备饮食。大射礼在射宫举行，房中没有礼仪事务，也可以让有司准备饮食。如果是路寝的东西房，那么君主的几案、席垫、书册、食柜等都陈列在那里，这大概就是《燕礼》中饮食在堂上准备的原因吧？

大夫站在东夹南面，面朝西，以北为上。

这是为了显示东西方位的礼节，同时也显示了面朝北的礼节。说“东夹”，就知道夹室在东墙之外；说“东夹南”，就知道夹室的地基与厢房的屋檐齐平，而不与堂的地基相连。大概两个夹室的地基必须向内收缩，然后堂的东面、西面才有等待在堂下办事的人站立的位置。射礼中三耦等待在堂西，司射到堂西从台阶西侧取弓矢，所说的堂西，就是西夹的南面，再往南就是台阶西侧。堂东、台阶东侧的礼节也是这样。到这里才看到群臣的位置，明白国君进入后群臣才跟随进入，国君和宾客升堂后，群臣和副使才各自就位。知道群臣不是先在宗庙站立等待国君进入，因为准备饮食的人必须先有事于宗庙，群臣应当跟随国君，副使跟随宾客进入而位次在群臣之后，那么同时就位就很明白了。冠礼中主人的兄弟及傧者在未接纳宾客之前就就位，明白他们是先站立等待。如果群臣先站立等待，那么文字应当在准备饮食之后、接纳宾客之前，而国君和宾客升堂之后，只记载副使的位置就可以了。主国的群臣到这里才跟随国君进入，由此知道篇首的即位，是卿大夫士在外朝就位等待国君出来。

宰站在东夹北面，面朝西，以南为上。内官之士在宰的东北，面朝西，以南为上。郑玄本“面朝西”下有“以南为上”二字，注解说：“古文没有这两个字。”敖氏遵从古文，是对的。宰独自站在这里，“以南为上”的文字没有用处。注解说这是宰夫的属官，疏证因此说不仅仅一人，以此来勉强附会“以南为上”的意义。难道不考虑篇中两次称宰，大羹湆也可以说是宰夫的属官拿着献给国君吗？大夫都位于东夹南面，宰独自位于其北面，为什么呢？宾客的事务都由小宰及宰夫掌管，内官之士也属于内宰，所以宰位于东夹的北面，面朝西，以便监视在东房准备饮食，以及内官之士从北堂到东房办事的人，没有比宰更尊贵的，而位次在大夫士之后，职责就是这样。侯国没有冢宰，应当由司徒兼任【详见《春秋传》】《春秋传》说：晋赵孟想要一献，说：“武已经向冢宰请示了。”因为专门主管宾客事务。内官司宫之类，所以站在宰的东北而稍退，因为都没有堂左右庭中的职事。大射礼中司宫、工人士、梓人都在堂上有事，然后降立北阶下，意义与此相同。《记》说：“宫宰夙夫人。”疏证说侯国没有内宰，错了。

副使在门西，面朝北，以西为上。

聘礼：副使跟随宾客进入，因为副使各有觌礼。又宾客应当为士介辞谢。饮食只有宾客和上介，不过是接受宾客劝酒的币帛罢了，所以在宾客之后进入，站在门西。

国君对着门楣北面，直到再次拜谢。宾客降阶，国君再次拜谢。

翁荃说：“《士昏礼》、《乡饮酒》、《乡射》只说再次拜谢，而不说‘至’，宾客主人地位相等，刚开始相接，主人先拜，那么拜宾客的到来无疑。如果是燕射，意义是君臣关系，让宰夫代理主人，早晚在朝，怀疑没有拜其到来的礼节，所以特别记载。燕射是本国的臣子，所以拜至的是宰夫；国君宴请聘问的宾客，则亲自拜其到来。由此推断，国君与客人燕饮，副使为宾客，礼节较轻，拜至的也是宰夫；而本国的臣子有大功勋劳而与之礼食，那么国君也应当拜其到来。‘前再’应当作‘一’，或者作‘公’。”

宾客在西阶东北回答拜谢。

不说阶下，既然降阶而没有升堂，就不必说了。不说稽首，凡是回答邻国国君的拜谢，很少有不经行稽首的，也不必说了。

国君降下一等，辞谢说：“寡君跟随您，虽然将要拜谢，起身也是拜谢。”宾客从西阶升堂，不拜谢命令，完成拜礼，在台阶上面面朝北再次拜谢并稽首。

凡是再次拜谢稽首而不升堂拜谢，只有膳宰送爵给国君、大夫媵爵时如此。大射礼，宾客刚开始受命；燕射礼的结束，国君命令撤去幂。卿大夫降阶拜谢就是这样。直到国君酬谢宾客，宾客媵爵给国君，那么小臣虽然辞谢，宾客升堂就完成拜礼，而国君也没有再次命令。只有饮食之礼，升堂而不拜谢，再次命令后才完成拜礼，为什么呢？因为本国的臣子而国君拜其到来，礼节过于恭敬；即使是其他国家的宾客，开始聘问拜其到来，飨礼拜其到来，到这里已经是第三次，勤勉也过了头。所以宾客最终在阶下拜谢然后升堂，不敢拜谢自同于膳宰送爵、大夫媵觯，以表明其震惊不安的意思。只有宾客以不敢拜谢来表明不同的敬意，所以国君又以命令完成拜谢为优礼。只有聘问和饮食之礼解释这个辞谢，大概宾客对主君尽礼，没有比送币而拜稽首更重的，与本国的臣子奠贽相同；没有比以宾客之礼接待而降阶拜稽首更重的，与本国的臣子作为宾客相同。所以辞谢更加紧迫，而宾客升堂拜谢又各不相同。聘问的宾客

译于是（宾客）已在阶下行了拜稽首之礼，因此以登堂而不拜为敬，完全遵循臣子之礼的常规，所以国君也不命令他拜。进食时，国君先拜至，宾客降阶又降阶辞谢，施礼过重，因此以登堂而不拜为敬，表示不敢完成拜礼，就像本国臣子在阶下拜稽首而不登堂一样，所以国君命令他登堂而后才完成拜礼。

译旅人面向南方，将匕加于鼎上，然后退下。

疏文认为“旅人”就是《燕礼》中的“旅食”者，这是不对的。《燕礼》中尊贵之士旅食于门西，与士相连且同位，由此可知他们是庶子学士中观礼的人。这里旅人与饔人共同做事，却特别称为“旅人”，那么饔人就是属士。

大夫依次盥洗，位置在东南，面向西，以北为上，依次前进盥洗。退下的人与前进的人在前面交错。盥洗完毕，依次前进，面向南取匕。

飨礼已失传，燕礼的牺牲用狗，制成脯醢，没有使用匕的地方。只有食礼专门以进食为主，具备太牢，国君亲自视察膳食，所以大夫取匕，士人载肉，以此来表示隆重。三种牺牲、鱼、腊、肠胃、伦、肤，每人载一俎，所以大夫依次前进以就事。大概食礼中大夫、士没有其他职事，只是辅助国君供养宾客，所以礼仪繁多而不简省。

宰夫从东房授予醯酱，国君设置它，宾客推辞。

正式的聘礼中，宾客与国君授几，宾客不降阶而在西阶上拜，这是为了将自己区别于本国的臣子。这里国君亲自设置醯酱，宾客推辞而不拜，直到揖让进食后才降阶拜、升阶成拜，这是为了将自己比作本国的臣子。相接之初，自我区别以显示礼仪的不同；正式礼仪既已辨别，自我比拟以显示敬意的相同，这都是义理所适宜的。有人说国君拜送几，所以宾客答拜；设置醯酱、涪粱，国君不拜，所以宾客也不拜，这看似近似但不对。如果不是为了将自己区别于本国的臣子，那么国君授几时也应当降阶拜，等主人推辞后升阶成拜，没有必要在堂上拜两次；如果不是为了将自己比作本国的臣子，那么国君亲自设置酱时也可以拜于堂上，等国君揖让进食后降阶拜、升阶成拜。随时变化，以符合事理，这就是事物道理的极致。

旅人取匕，甸人举鼎，顺着次序出来，放在原来的位置。

这段文字适宜接在大夫取匕退下之后，却特别列举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同一时间的事。大概国君应当降阶盥洗，宾客跟随降阶，揖让后升阶，让取匕举鼎的人夹杂其间，就会亵慢而不恭敬；即使俎未陈设，让取俎的人与出鼎的人交错，也会杂乱而无条理。所以必须等国君立于序内，宾客立于阶西，豆俎已经陈设，然后才完成阶下的事。

赞者背着东房面向南，向国君报告膳食完备。

注疏本有“一人”，赞者没有意义可求。敖氏根据石经删去了它。但上文有“先者一人”，此时事毕应当退下，怀疑原文是“先者一人降”，而传抄者漏掉了“降”字。经文对于执事的重要人物，没有只见其升而不见其降的道理。

国君再拜，揖让进食。

凡是送爵，只拜而食，加上揖，为什么呢？亲自献酬，那么送爵而受者自己饮就可以了。食礼中，国君不参与，所以拜谢膳食后起身，又推手以催促宾客进食。

起身授予宾客，宾客祭之。

宾客祭之，那么接受就可以知道了。接受不说起身，祭不说坐下，因为礼仪详细记载在祭肺中，所以省略文字。注解说只说赞者起身优待宾客，难以通晓。注“豆祭”似乎应当作“际”，是传写错误。下注又说“每肺起身接受，在豆际祭之”，那么不作“际”义就不通了。

鱼、腊、酱、湆不祭。

酱是饮食的主食而不祭，因为它是朝夕常设之物。大羮国君亲自设置而不祭，因为三牢各自已有肺祭，又用柶取铏中的肉羹而祭之，那么其中已有湆了。而且酱湆与酒酱不同，酒酱的质地清洁，酹于地则慢慢自干，酱湆渗漉，虽然随即扫除，砖色必定会改变。

宰夫授予国君饭粱，国君设置在湆的西边。

醯酱，是品味的主食；大羮湆，是礼仪所重视的；粱，是加馔的首位。所以国君都亲自设置。

大概执豆如同宰夫。

说执于盖豆之间，文字当然如此。说“执盖豆”，似乎盖加于豆，而两手共同执之；说“执豆盖”，又似乎所执只有盖，先说盖，后说执豆。而说“如宰”，则是分执之，与左右手并着。这是经文的奇特而合乎法度之处。宰夫进大羮湆，所执的是镫。如果说“执盖豆如宰”，那么似乎宰夫所执也是豆镫。辞意之细微无不辨别如此。

先者返回，由门入，升自西阶。

先者返回，说明众腾羞者也返回，取豆以进，不独先者一人。正馔的豆出自东房，牲俎升自碑南，只有庶羞入自门，升自西阶，正馔祭而不食，饭用湆酱，那么所食的只有庶羞，所以比时而升自爨镬，取其温。正馔只有大羮由门入，义同，其升自阼阶，是因为应当授予国君，所以如此。

先者一人升，设置在稻南簋西之间，容人。旁四列，西北上。膷以东，臐、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鮨南羊炙以东，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酱、鱼脍。众人腾羞者尽阶，不升堂，授予盖，降出。

这一节的事绪，如果让秦汉以后的人写，必定先说豆的数量，升堂而羞只有一人；接着说众人腾羞者由门入，升自西阶，尽阶不升堂；然后说先者一人升设；然后说其次都将以所执豆授予先升者；然后说授豆者都以盖降；然后说众腾羞者都反取豆。

译然后再进献；然后说陈设食物完毕后，降者便迎出。像这样，文字就加倍了，而且仪节才开始完备，并且与上下文的文意辗转未能严丝合缝。经文则把逆序当作顺叙，简略却更加明白，自从周朝衰微以来，就没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了。

译取粱稻，在酱和肉汁之间进行祭祀。

酱和豆，是在肉汁和铏鼎之间。

宾客面向北，从中间坐下，左手抱着盛粱的簠，右手拿着肉汁走下台阶。

国君亲自摆设大羹，是为了加重加饭到粱，而食物齐备，左手抱右手拿，就没有空闲顾及其他的了。

宾客登堂，国君作揖，退到厢房。

尊卑地位不同，主宾尚不熟悉就一起进食，不仅对主君来说是防范，宾客反而不能自安，所以退到厢房等待。庶羞任凭所欲而不说所举，也是这个道理。由此可知诸侯的宗庙有东夹室。《聘礼》中，西夹室有六豆，设在西窗下，陈设食物在东方也如此，那么大夫和士的宗庙也有东西夹室。大概中室前面是中堂，左右房前面是东西堂，左右夹室前面是东西厢，上下相同，只是深浅广狭的程度不同罢了。就像如今达官富人家处理事务的地方，中间三间并列，东西有墙，墙外各附一间，外面屋脊不同而里面相通。古制则是中栋以北作为室、房，中栋以南作为堂，厢则不同。看《尚书·顾命》“西夹室铺设国王的几席”，《聘礼》“豆设在墙下”，那么中栋以北、东西房以南，必定凿墙开门以通到夹室。看这段经文国君退而待在厢房，那么堂前东北墙必定包着檐柱，留出余地以通到厢房而容纳人的往来。堂前隆起以通到台阶的，地基必定深，不深就不能铺设主宾的席位，展开进退拜献的礼仪。两厢的地基必定浅，不浅就无法容纳堂东、堂西在下面侍立的人的站位。

宾客登堂，再拜稽首，接受玉帛，在东楹旁，面向北，退后，在西楹西边，面向东站立。聘宾三次退后，背对序墙，以便拿着圭前进授予，避开国君在堂上的拜礼，以远为宜。这里则是国君拜送玉帛，宾客应当在下台阶处避开，以快为宜，所以靠近站立在西楹的西边。

宾客面向北作揖，拿着庭实出去。

庭实是由拿着的人出去，而不指明那个人，为什么呢？下文“上介接受宾客的玉帛，随从的人惊讶地接受皮”，那么另有拿着皮的人，而不是宾客兼拿，不用说了。

取粱和酱走下台阶，面向西坐下，放在台阶西边。

表明知道自己应当得到的，而不敢肯定主君会让自己带走，这是谦恭。

面向东再拜稽首，国君走下台阶再拜。

只有地位对等的人，主人在门外拜迎，国君才开始迎宾，在门内再拜，不敢用对待臣下的礼节对待他。只有本国的臣子，有在台阶下拜而不登堂完成拜礼的。国君拜到，宾客走下台阶拜而登堂，不拜，想要把自己等同于本国的臣子，所以国君必定命令他完成拜礼再登堂。而完成拜礼，是友邦臣子所共有的；在台阶下拜而不登堂，与登堂而不再拜的，是本国臣子所独有的【大夫腾爵的，拜而不登堂，国君命令撤去帷幕，卿大夫走下台阶拜稽首，登堂而不再拜】食礼既结束，宾客在台阶下拜稽首，又把自己等同于本国的臣子。国君走下台阶而答拜，使宾客无需再登堂，始终不敢用对待臣下的礼节对待他。主宾各自尽到敬意，上下都得到安宁，这叫顺应人性而制定礼仪。宾客取粱和酱走下台阶，那么宾客就向厢房报告。这时宾客自己在台阶下拜，国君要其节度而走下台阶拜，借此送宾客。如果国君从厢房进入堂上，那么宾客走下台阶时国君应当推辞，国君走下台阶时宾客又推辞，礼节更加繁琐，意义无所取。大概自从聘享、礼宾、觌问之后，飨礼既举行，敬意和文饰都齐备，到了食礼而主宾更加融洽了，所以礼仪可以逐渐省略。

介逆着出去。

国君宴请宾客，介不参与。他跟随到来，是为了替宾客接受侑币。他逆着出去，是为了等待宾客的授予。主君完全不与他行礼，因为介应当单独接受食物。大概宾客和介可以同献酬，而不可以同食。食物的器具多，宾客和介等级不同，难以并列陈设；即使并列陈设，主君也难以与他们行礼。所以简化礼节而错开时间，然后事情容易举行而敬意可以专一。

有司卷起三牲的俎回到宾馆。

卷，是振取俎里的东西而放在篚里。牲体有脂膏，或者另有东西包裹，像遣奠的包。敖氏说连同俎一起归还，那么经文应当说“把三牲的俎归还到宾馆”。

第二天宾客穿朝服在朝廷拜谢赏赐，拜谢食物和侑币都是再拜稽首。这篇在宾客就位时说如聘礼，在设洗时说如飨礼，拜谢赏赐后，总见于聘礼，其详细必定已在飨礼中具备而再次列举，为什么呢？经文对于礼仪的大节必定一再列举，所以到了燕礼然后文字大多省略。食和侑币分开拜，表明羞和俶献没有玉帛，就只再拜。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铏、九俎，鱼、腊都是两俎。

上大夫的礼节附见于下大夫，为什么呢？以显示豆笾、铏俎的数量虽然各自依照爵位等级，而主君恩德的深厚、体貌的隆重，则上下如一，所以巩固邦交而彰显礼信。如果列举上大夫的礼仪，就怀疑每下一等就减少。

豆里的食物装在罋里，陈设在楹外，两个并列，向北陈设。簋里的食物装在筐里，陈设在两楹之间，两个并列，向南陈设。

豆里的食物、簋里的食物，虽然分内外，而并列陈设在两楹之间，所以总括地看见。

都从阼阶走下堂接受，授予的人登一等，宾客停止。

主人取酱和肉汁，从阼阶走下，所以客人也到阼阶，以便主人。接受和授予都在中等，以授予的人登一等来显示，

译而宾客停留在中等位置，不再继续下阶。主人下阶，直到走完台阶然后才升阶，拿着酱肉汁和币帛的人等候在台阶下面，一同出现了。《聘礼》中归送熟食和活牲时，宾客傧相的大夫下堂接受老币，大夫便停止下阶。这与大夫下阶取侑币、宾客停止而不下的情况相同。因为接下来应当在台阶下面行拜稽首之礼，所以仪节中细微的部分可以省略。然而《聘礼》中大夫停止下阶，又是因为宾客想要对主君尽到敬意，传命的人不应当坚决推辞。这里则与主人下阶接受酱肉汁相连，接受酱肉汁时停止下阶，而接受币帛时却下阶，恐怕会显得轻视礼仪而看重财物，其中的义理并非单一角度能够穷尽的。

译宾客拿着粱米和肉汁，走到西序的尽头。主人表示推辞，宾客便返回。

敖氏说：“这下面应当有‘辞于主人降一等主人从’十个字，这是不对的。”宾客既然已经接受了肉汁，再拿着粱米和肉汁走到西序，此时主人在堂上，宾客即使有推辞，也没有必要走下台阶。如果是推辞侑币，那么主人不允许他推辞，应当把它交给副使或私臣，所以才走下一级台阶，主人跟随他以便应对罢了。

接受侑币，两次拜谢并叩头至地。主人赠送侑币时也是这样。

平辈之间叩头至地，是因为主人称代国君的命令来赠送币帛。《聘礼》中宾客即使是私下进献，还远远称代国君的命令来赠送，何况是进食他国的卿大夫，哪有不奉命而私下办事的呢？因为称代国君，所以接受者如同接受本国君主的赏赐，而赠送者也叩头至地。

推辞于主人，走下一级台阶，主人跟随。

不说主人退避到哪里，是因为下文都像《公食大夫礼》那样包裹币帛。平辈之间互相进食，却不与宾客共同食用，是因为秉承国君的命令进食异国的宾客，不敢使用同国互相进食的礼仪。

其他都像《公食大夫礼》。

其他是指宾客吃三口饭，然后用币帛劝食，接受侑币，之后宾客入席又拜谢之类，这些没有记载在经文中，恐怕会怀疑没有这两个环节。

如果不亲自进食，那么国君就命令大夫穿着朝服，用侑币送达。

大夫不能亲自进食，国君还让其他人用侑币送达，那么宾客和副使私下见面，大夫互相进食的礼仪，币帛都是官府供给的，由此可知，所以接受者必定叩头至地。飨礼用来教导恭敬节俭，燕礼用来显示慈爱恩惠，而其间又设置食礼，为什么呢？只有飨礼是接待宾客的正统礼仪，其意义极其严肃，几乎摆设而不倚靠，酒爵满而不饮，所以又进食以显示满足。燕礼本来是为众臣设置的，大概因为酒食献酬可以遍及多人，所以在本国使用，而偶尔用于国宾，就简化其仪节，记载中所说的不尝肺、不尝酒，经文中的礼辞也说“请先生与寡君稍作停留”就是这样。如果是进食，那么并立宾客和副使而延请进食的只有宾客，大概副使应当另外进食，作揖让他自己吃，很快就结束，其礼仪极其简单，可以不浪费时间而阻碍国事。经文和记文对于国宾多言飨食，而与宾客燕饮只附见于《燕礼》的末尾，因为这种事很少。《周官》中小行人掌管接待四方使节，大客则作为傧相，小客则接受。

他的币帛并听取他的言辞，礼仪官员的职司以及大小行人、司仪、掌客，完全没有王朝飨食使臣的礼仪，大概是因为礼仪不可亵渎，事情也难以周全。《春秋传》：“周王飨管仲并与晋国巩朔宴饮”，这是周王室衰微后做的这种不合礼制的行为，不是周公的旧典。

在门外东方烹煮【记】

翁荃说：“《仪礼》中烹煮有时在门内，有时在门外。郑玄在《燕礼》的注中说这是臣子所掌管的事，意思是君主的礼仪在门外烹煮，区别于《乡饮酒礼》、《乡射礼》臣子礼仪在门内，却没有解释《少牢馈食礼》中臣子礼仪的宰割和烹煮也在门外。此注说这是大夫的事，意思是同于《少牢》大夫礼仪在门外，却没有解释《乡饮酒礼》、《乡射礼》也是大夫的事却在堂下烹煮。而且《燕礼》、《食礼》都是君主对待臣子的礼仪，却分为两种含义，也没有办法安置。”国君具备各种官员，燕饮和进食群臣、国宾，互相展示礼仪，自然以在门外烹煮为宜；《乡饮酒礼》、《乡射礼》在东方烹煮狗，以表示培养贤才、优待老人的内心，自然以在门内堂下为宜。所以诸侯的乡大夫，是国卿；州长、党正，是大夫、士，而饮射都在堂东烹煮。大夫祭祀，主妇掌管笾豆、簠簋、铏羹的事多，所以看宰割和烹煮都让有司在门外共同做事；士则公有司、私臣很少，所以主妇在堂西烹煮，而有司在门外烹煮。体制事物，各有适宜之处罢了。

拜谢进食和侑币都两次拜谢并叩头至地。

臣子拜谢君主的赏赐，都叩头至地，无需多言。必定是周朝衰微，大国的卿骄横傲慢，有不叩头至地的，如孔子所称的拜谢在上位者。传文称孙子与鲁君齐登的，所以因为记述上文大夫的礼仪而特别注明这一点。

《仪礼析疑》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仪礼析疑》卷十

翰林院侍讲衔方苞撰

觐礼

郑玄注说觐是遇礼和省礼，所以享献不见，似乎竟然没有享献。郑玄于是说“献是指三享后的私觌私献”，更加错误了。聘使，是邻国的臣子，所以公享之外，觌、献都称为私。诸侯入觐，正享之外不得有私。庭实各自用土地所出产的东西，即使是鲁壶之类，也是器物贡品。《周官·太宰》职掌所说的玉币，就是此经初享的束帛加璧；所说的玉献，就是此经的庭实，也是拿着玉来赠送罢了。

至于在郊外，王派人穿着皮弁用璧犒劳。

用束帛犒劳邻国聘使，那么诸侯入觐用玉犒劳，是适宜的。而璧不应当配以束帛，带着山川土田民社而来述职，只以天子的礼貌为荣，如果用财物厚待他，那么礼仪反而轻慢而不相称。《春秋传》：“先王占卜征伐五年，而每年演习其吉祥之兆。”那么诸侯入觐，必定在祖祢那里贞卜；图谋事情既定，必定筮选副使和日子；前期必定陈列币玉皮马，如聘礼；将要出行必定告于祖，奠于祢，命令祝史告于社稷宗庙，所过山川，命令五官引导而出，如《曾子问》所记载的。出疆则有假道请帅的礼仪，在途中则有与同觐

译诸侯会面的礼仪，进入王畿境内时，应有誓众、谒见关吏、演习觐见与献享、陈列群币、小行人出迎慰劳、沿途供给物资等礼仪，这些全部都没有，而是直接到达王都郊外才开始，大概因为所有这些礼仪在春朝和夏宗时都已经具备，无需再次举行。那些与聘礼相同的部分，就完全依照聘礼且更加详细，这是不言而喻的。敖氏所说的“起初没有四季的区别”，与《周官》中“秋季朝见称为觐”的含义不同，是没有深思罢了。诸侯慰劳聘问使者各自按照爵位进行，那么两位先王后裔的慰劳者必定是三公。

译二伯诸侯以卿，伯以大夫，子男以士，故统之曰“使人至赐服命”，则五等之国皆赐。诸公盖天命有德，三公坐而论道，与王同执维纲也。《书传略说》、《孝经注》必纬书之类，其言“天子使世子郊迎”，非惟害义，亦势不能行。贾逵以为异代之礼，惑也。

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门之外，再拜。

侯氏再拜而不稽首，以王命未宣，拜使者之至也。使者不答，以王命未宣，不敢私受侯氏之礼也。无聘礼，出诸入告礼辞之节，闻王命即出迎，不敢同客主之礼也。敖氏谓：“天子于诸侯有三劳，远郊宜使中大夫，近郊宜使卿。”此惟一劳，与《周官》异，非也，已于朝宗具之。

侯氏升，听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

聘礼受劳币于庭中，此升受玉者，王命不可宣于阶下，故使者不让而升堂，升侯氏使听之。侯氏降拜稽首而后升受，体当然也。

使者乃出

当有以玉授有司之节文不具

使者降，以左骖出。侯氏送于门外，再拜。侯氏遂从之。《聘礼》：“夫人使下大夫郊劳。”《玉人》：“案有十二寸，枣栗十有二列。”夫人以劳诸侯。《周官·酒正职》载：“王后致饮于宾客之礼。”则于诸侯有郊劳，明矣。以皆前见，故文不具。

天子赐舍

致馆当使卿，故注谓使司空。而《周语》曰：“司里授馆。”盖司里乃冬官之属，故各以所宜授之馆告，而司空致之，犹聘礼大夫帅以至馆，而后卿致耳。

侯氏再拜稽首傧之束帛乘马

此下当有设飧之礼。及期，侯氏有展币之礼。聘则陈币于庙门外，宾礼也。朝觐职贡，宜展而奉之，及时乃入，布于庭中。以皆前见，故文不具。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帅乃初事。”

聘礼先造于朝而后就馆，主君之命未达不敢即安，且宾礼可径造于主国之朝也。觐则就馆而不造于朝，盖既以入觐告，进止迟速一听于王命，臣礼也。聘礼宾至，厥明即迓宾于馆，同盟之国来聘者少，以速接为敬也。侯氏赐舍之后，戒以某日帅乃初事，则远近无定之辞，使大夫戒，亦不着其为何日。盖来王者多，必俟其会集，数宜旅见而后期可定，故大夫往戒之期亦不可预定。

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异姓东面北上。春秋传曰：“非天子不旅见诸侯。”凡朝觐皆旅见，不独会同也。盖六年五服一朝，而侯甸男三服朝期尤密，若日受一二国、四三国之觐享，而兼以飨食，则日不暇给，凡祭祀、师田、学校、会纪诸大事，皆不能举矣。必积至兼旬，度可众见而后一举，以次归之，然后馆舍有以容，饔饩易以致。注乃谓来朝者众，顾其入觐则不得并，误矣。至其飨食燕，则不惟王有疾，凡祭祀入斋期、搜狩既卜日，皆可以币致也。若时会殷同，则必刻日以至，受享、礼宾、命事、莅盟，既并于一日，则飨燕亦必择用其一，同日而毕事，使之遄归，然后王命速达，礼事无壅。其来会者，侯甸而外，必州长、卒正始召焉。此分东西受舍，正旅见之礼也。诸公至少，侯伯旅见之次，日子男继之，则车逆送之度，亦不至参错矣。掌客：凡朝觐者，飨食燕皆有定数，秩叙则然。以义揆之，惟飨礼最重，必一举。侯伯七献，共一飨；子男五献，共一飨。燕无分于爵等。惟食礼之举甚难，其鼎俎、豆笾、簠簋各异，又必每人而与之为礼，势不能遍，又不可遗，惟以币分致为宜。是以王礼诸侯，见于《诗》及《春秋传》者，惟飨燕而未尝有食也。掌客所列飨食燕之数，或王之师保、周亲，或有大勋劳者，闲备其数，未可以为常式。

侯氏裨冕释币于祢

聘使筮尸，若昭若穆，以国卿或有耆艾而父尚存者，诸侯继世，故释币必于祢也。使臣以好将命，苟无愆仪，无失辞，可安然而受主国之礼，故至受饔然后筮荐。若诸侯入觐，则必在国能谨于侯度，述职咸顺于王心，然后可保天子之宠命。小有谴呵，则负先君之付授而无以归临其臣民，故将觐而币告于祢，事毕而肉袒请铏，乃先王崇礼消萌、养诸侯而兵不试之道也。

译国卿如果不是出使聘问，就没有理由接受太牢的熟食，所以如果不先献给祖先，就不敢先品尝。至于诸侯，先君在王朝接受飨宴本是旧例，没有必要用熟食来进献。敖氏认为朝见时穿裨冕，这与《周官》《大行人》的说法不同，这是不对的。《大行人》是根据九仪的命令，统一邦国的礼仪，兼及诸侯和诸臣在国内的服制与命数来说的，所以说上公穿九章，侯伯穿七章，子男穿五章。等到朝觐、防同之时，天子穿衮冕亲临，那么即使是上公也不能与天子穿同样的礼服，自然应当穿裨冕来朝见。如果有事于圜丘、方泽、四郊、明堂，天子穿十二章的礼服，那么公、侯、伯、子、男自然应当各自穿上等礼服，而不使用裨冕了。天子穿衮冕来享祭先王，所以朝觐、防同时的礼服不能超过天子，而诸侯各自穿次一等的礼服，礼仪各有其恰当之处。注解说迁庙的牌位而称祢，是表示亲近，这是不对的。查考《曾子问》，只有天

译天子巡狩，诸侯率军随行，所装载的必定是迁庙的祖先神主。诸侯前往朝见天子，在祖庙告祭，在父庙奠祭，那么所装载的必定是父庙的神主。大概如果得以经过王室，或者到了改换位置而建立宗支的时候，迁庙的神主仍应当留在本国，不适宜装载【诸侯离开本国，然后祝官才取群庙的神主随行】。至于诸侯互相朝见，只在父庙告祭，那么父庙的神主也不适宜装载，所装载的必定是奠告所用的币帛、皮圭。凡是这类情况，都是礼仪根据义理而设立的，不能拘泥于彼例来类推此例。

乘坐墨车

三次献享之后，诸侯肉袒请命，天子推辞，然后才更换赐予车服，所以有乘坐墨车的礼仪。使者在入觐之初，对车服不可常享感到凛然敬畏；返回本国之后，时常畏惧职贡、业命修治不周，而不敢放纵自己。

装载龙旗和弧韣

装载而不树立旗帜，弧放在韣中，以此来表明它。

于是朝见时拿着瑞玉，瑞玉上有缫。

说：“瑞玉，明确是指最初封赐时赏命的圭。瑞玉必定在朝觐时才亲自拿着，那么聘使所执持的，大概是仿照命圭的形制尺寸而制作的吧？聘使所执持的圭，上介在临事时授予他，可能有缫而不使用韦版。侯氏的瑞圭入门后奠放在地上，不用韦版承接是不可以的。经文没有说，也是前面已经见过的。”

啬夫接受命令报告给天子

侯氏进入王都，礼仪没有比授馆更优先的，由司空主管，所以借使啬夫接受命令。

侯氏入门，向右坐下，奠放圭，再拜稽首。摈者通报。侯氏坐下取圭，升堂传达命令。王接受玉。

瑞玉有缫，奠放在地上，又有韦版。侯氏取圭升堂传达命令，后来接受缫与韦版的是谁？王接受玉后授予谁？经文记载都没有文字，必定是前面已经见过的无疑。《周官》冢宰的职掌：“大朝觐、防同，赞玉币、玉献。”那么接受王所授玉的必定是冢宰，而接受缫与韦版的，也是冢宰命令的人吗？聘使传达命令，是传达聘君的命令。侯氏亲自面见天子却说传达命令，为什么呢？朝觐是陈述所担任的职务。大小各国，各有被任命常职，那些不朝见的空闲时间，又或许有随时命令的事情，现在来到王所，都亲自传达给王，下文所说的“听事”就是如此。所以赐舍的礼仪辞令，也说“在王所顺从命令”。

侯氏下台阶，面向东北再拜稽首。摈者延请说：“升。”升堂，完成拜礼，然后退出。

国君宴饮射箭，众臣下拜稽首，小臣先辞谢，君必定答拜。诸侯觐见献享，下拜稽首，天子只作三次揖礼。大概必定能用礼仪使他们肃敬，然后才能用德行使他们归服。周朝衰微，天子下堂接见诸侯，王臣下聘而诸侯不答拜，究察世道的变化，可以知道先王制定礼仪的用意了。司仪：王对庶姓作土揖，对异姓作时揖，对同姓作天揖。不知道开始进入时泛行揖礼，或者稽首，当时用揖来回答，经文记载没有文字，必定是前面已经见过的。

四次献享都是束帛加璧，庭实只有本国所有的。

三次献享的仪法不详细，都是前面已经见过的。注：“分三次献享没有证据。”敖氏删去“三牲鱼腊笾豆的实物”，是正确的；而仍然把〇、金、丹、漆、丝、纩、竹、箭作为第二次献享，则是不对的。凡是这类，都是每年九贡的常规，不适宜用于献享。以义理推测，献享王，庭实用马；献享后，庭实用皮；第三次献享，则用宝物良器，如九江的大〇、泗滨的浮磬、雍州的球琳琅玕以及鲁壶、纪甗之类。然而只有本国所有的，不可以取远方难得之物来进贡。《周官》太宰以九贡供给邦国的使用，大府的职掌：“凡邦国的贡品，用来等待吊唁之用。”大概王朝的使用不多，而仍然用于邦国。大夫之所以专门说吊唁之用，是因为侯国有死亡、瘟疫、灾祸、围败，天子用来勤恤赒济的，其用度大且多。除此之外，则下文所说的“重赐”、大行人所说的“时聘闲问”，不过是将非其土产的方物颁给他们罢了。

匹马卓上

卓是迥立神骏的样子

侯氏升堂，传达命令。王抚摸玉。侯氏下堂，从西阶面向东，授予宰币，在西阶前再拜稽首。

献享而说传达命令，凡是职贡都是王所命令的。说“王抚摸玉”，那么侯氏进献玉可知。既下堂接受币然后拜，正是因为在下堂时执币授予宰然后才可以拜。亲自相互授受，是敌体之礼。至尊不可以降格，而且旅见不止一人，礼仪繁琐则时间不够，所以只抚摸而让人接受。

事毕

三次献享完毕，应当再行献享后王的礼仪。事情多，由大宗伯代理其仪法，适宜见于春夏，所以用事毕概括它。

于是向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于是入门向右，面向北站立，报告听事。朝觐是为了述职，所以既献享，报告摈者进入听事。天子辨别其所陈述的职事。肉袒以请命，害怕有获罪之事，所以辞于侯氏，直说：“伯父无事。”

从屏南出来，到门西，于是入门向左，面向北站立。

侯氏肉袒请铏，那么对王命感到凛然至矣，所以有归宁尔邦的命令，则使入门向左，以客礼对待。

天子赐予侯氏车服，在外门外迎接，再拜。

迎拜及送都与劳者相同，只有受命稽首，大概入觐则与内公卿同为王臣，禀承于一尊，不是受王命，一以同列之礼交接，与

译聘问的使者以及主国的大臣接受私人的礼物并行稽首之礼，这是因为要尊崇友邦的君主，以示区别。

厚重的赏赐没有定数，放置在车的南面。

译重赐与命书、车服一同颁赐，这是为什么呢？六服诸侯前来朝见，每旬每月都没有空过，如果任命和赏赐分在不同日子进行，再加上宴请慰劳，即使分班受礼，也无法承受这种烦扰。天子所加的礼遇，有时赐予礼乐之器以及典册、彝器，其余的只是地方特产，也就是他国用来进献的庭实。注疏引用“重锦”并将“重”解释为“善”，但“重”可以包含“善”，“善”却不能包含“重”。用于致事的璧琮，侯国则另外用璧琮来报答进献，王朝则应当一并归还其进献的玉。大概是因为如果只受而不报，那么侯国会因为屡次供应而感到困难，而王朝则会堆积无用的物品；如果用他国的进献玉来报答，这是君臣之间却降低了采用邻国之间的礼节。所以有赐物而没有报答进献，其详情必定已经在朝宗时体现，所以不再重复列举罢了。有人怀疑《周官》中内府接受四方币献的金玉、齿革、兵器，不知道与金及齿革并列提及，那么显然是九贡中未雕琢的玉。如果是璧琮琥璜，那么是玉瑞，应当收藏在典瑞。典瑞的职责以及《玉人》的记载，天子对诸侯只用瑞节作为信物，没有用璧琮琥璜赐予的。《尚书》将宝玉分给伯叔之国，是开始分封时所分；如果有大功劳赐予圭瓒【《大雅》《江汉》之诗，宣王以此赐召虎】，则是内公卿承受侯伯的任命，与山川土田一同赐予，这不是常规制度。《聘礼》在归还圭璋之外，另外提到报答进献的礼玉，那么接受其进献礼的璧琮而另外用璧琮报答就可以知道了。《觐礼》只提到重赐、郊劳、赐馆，并没有束帛，那么不仅没有报答进献的玉，而且所赐的并非锦文帛皮之类也就明白了。

侯氏升堂，面向西站立，太史宣读任命。

《周官》中太史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以迎接邦国的治理，其事与冢宰相连，所以天子赐予诸侯服命，诸公捧着箧，而太史宣读任命。

侯氏降堂，在两阶之间，面向北两次拜礼并叩头至地。

《周官》中朝士外朝的位置，三公面向北；射人射朝的位置，三公面向北；诸侯在朝，也面向北。那么三公居中，而诸侯左右分列，就很明白了【刘歆伪撰《明堂位》，说三公在中阶之前，面向北以东为上，也是依据这两个职位】。此拜在两阶之间，与射朝位相同，大概靠近东西阶，而中央则空出，以避开三公的位置。

同姓的大国，称为伯父；异姓的，称为伯舅；同姓的小邦，称为叔父；异姓的小邦，称为叔舅。

礼文残缺，只听说伯父、叔父的称呼，大概是举其尊者而言。其实同姓在子孙辈的，言辞必定有异。《吕》命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大概是其通例。《尚书》称小子封、小子胡，都是弟弟，何况子孙辈而可以冒用伯父、叔父的称呼呢？异姓姻亲而行辈较低的，也不宜称舅。其同庶姓，专门举其爵位，曰侯氏、伯氏，与以国大小为别，也不妥当。

举行飨礼后才回去

聘使刚到，就致送飱饔、飨燕。结束后将要回去，然后赠送财物。侯氏则赐予车服、重赐一同颁赐。等到将要回去后才举行飨礼，这是为什么呢？奉使而有失误，不过是主君不亲自宴请，而邦交如故。所以按次序致礼然后贿赠，使回去报告其君。侯氏如果有违犯王章，或者贼害贤人、残害百姓、对内暴虐、对外侵略，而不安宁于其邦，虽然按时来朝见天子，不立即施加九伐之法，必定有削地降律的惩罚。所以必须肉袒请罪听候处理，等待天子有无事归宁其邦的命令，再赐予车服，重加命书，然后继此得为诸侯。于是用飨食荣耀他，厚待其燕好而让他回去，这是先王制定礼制的精意。

诸侯朝见天子，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高十二寻，深四尺，在上面加上方明。

“记”字应当冠在此节之首，而误置篇末。周公整顿纲维，运动六服，养诸侯而兵不用，没有比朝觐、宗遇、防同之礼更重要的，而防同所关尤重，五官之长都临事，盟书则登于天府。六事本各为一篇，至周之衰，只有觐礼尚存。诸侯朝觐，正当朝日、夕月之期，天子常率领以用事【救日且率领诸侯陈列五兵五麾，那么朝日可知】。记者杂述旧闻，以补经所略，因拜日而并及方明之祀，所以事无首尾，辞气也断缺不完，经文之体没有这样的。如果正述防同之礼，则应当详载发禁、施政、要言、载书、刑牲、歃血之事，而无一提及。况且防同礼重，春秋皆宜有之，所以《周官》或谓之大朝觐，不宜附于觐礼之末，而阙略至此，其为记者掇拾于礼亡之后，决也。

方明者是木

自己为注释，《通经》所无，记文多此类。

设置六玉

注疏说设置玉者，刻其木而附着之，大概因为在下之璧，如果不嵌入木中，则难于设置。不知道说设置，那么不是嵌入木中就很明白了。况且玉所以礼神，方明之木象神，那么礼神之玉，也不宜附着于木。大概主于匰、蒩有馆，方明未设，宜有类似匰馆者以函之；及设，有类似几案者以承之。其度较广，而虚

译其中，将设在下方的璧，以及圭，都陈列在方明之上，四方的玉则安放在四个方位。虽然经传中没有相关记载，但如果不这样理解，其中的义理就无法贯通。

译上圭下璧

天气在春季发生，那么圭应当使用东方的青色；地气在冬季凝结，那么璧应当使用北方的黑色【上青下黄，木用天地之正色，那么玉应当用青色来间隔】。圭的形状是方的，璧的形状是圆的，这又体现了阴阳互相蕴藏、天地交感安泰的意义。

四传摈

传摈的人各自按照等级，传达王命而升阶。诸侯的随从，只有捧着旗帜的上介。根据《周官·司仪》，三次献享都在坛上，那么如果不是群介都跟随，不足以完成礼仪。不知道坛阶有三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他们呢？难道只是捧着玉帛和庭实，就陈列在宫外，另外有人互相授受吗？

在南门外礼敬日，在北门外礼敬月和四渎，在西门外礼敬山川丘陵。

上文说在东门外拜日，这里又把拜改为礼，以显示这不是定期祭祀的时候，有拜礼而没有奠祭。春夏属阳，所以都礼敬日；秋冬属阴，所以礼敬岳渎山川。五岳比四渎尊贵，不应该有四渎而没有五岳，一定是传写时把“岳”误写为“四”，而后来的儒者没有辨别出来。《周官·司仪》记载在坛上会合诸侯，而没有提到拜日和祭祀方明。根据这篇记载的次序，那么在祭祀方明的前一天，应当在坛宫堂的北面张设帷帐承幕，来设置方明，作为外面设置黼扆或皇邸。天亮时，诸侯各自按照旗帜站立。王进入坛宫，登上堂，依次传摈朝见、献享。礼仪完毕，王才率领诸侯在坛宫门外拜日。返回后，撤去帷帐来祭祀方明。祭祀完毕，王才发布命令，让诸侯在方明前接受命令。如果有不协调的，就歃血结盟，盟书藏在司盟那里；如果没有不协调的，就册书藏在太史那里。诸侯各自记录事情于辞令而返回。根据《春秋传》，楚子在申地防会诸侯，宋国的向戍献上了公合诸侯的礼仪六种，郑国的子产献上了伯合诸侯的礼仪六种，那么天子的大防同，记载在河间献王所献的《邦国礼》中一定非常详细，可惜唐代以后竟然失传了。注中所引的《朝事仪》，似乎是天子亲自从王宫率领诸侯在东郊朝日，然后退回来在坛宫朝见诸侯，这与这篇记载以及《司仪》都不符合，其辞意也不明确。大概一定是先朝见诸侯之后才可以率领他们朝日，那么就不能说退回来朝见诸侯，一定要说退回来进行防盟才通顺。

祭天焚烧柴火，祭山丘陵升烟，祭川沉物，祭地埋藏。

天神、地示的祭祀，这四种概括了。人鬼设立尸来代替享用，那么只是理堕在台阶之间而已，没有涉及日月，为什么呢？三辰依附于天，《祭义》说：“郊祭，是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那么幽宗的祭祀也使用燔燎，是明显的。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间经过华阴，有人拿着璧挡住使者说：“替我致意滈池君，明年祖龙死。”人忽然不见，留下璧就走了。御府查看璧，是二十八年渡江时沉没的。先王制定礼仪，通达幽明之故，而知道鬼神的情状，燔瘗升沉来通达其气，难道是随便的吗！

偏驾不入王门【记】

王门，是王都的门。天子有五路，只有玉路不赐给人。金路以下，诸侯初封偏得其一，所以叫偏驾。进入王都而群驾天子的车，就会使人怀疑，所以五等之国都乘坐墨车，用来彰显臣节、安定民心。不入王门，那么在畿内行走，可以乘坐就知道了。

奠圭于缫上

有的记载者就把韦版当作缫，或者在奠圭时用缫包裹圭而加在韦版上，只是缫不应当直接放在地上。

仪礼析疑卷十

<经部,礼类,仪礼之属,仪礼析疑》>

钦定四库全书

仪礼析疑卷十一

翰林院侍讲衔方苞撰

防服

《仪礼》十七篇，自汉、唐以来都被认为是完整的书。我小时候读《防服传》“至尊同则不降”，觉得违背心意，实在不能安心，而无法驳倒它。等到看到《汉书·王莽传》居摄践阼，称《明堂位》来定其仪，而二戴所述都没有这一篇，才知道是王莽、刘歆伪造的，所以当时不敢公开颁布其书，直到东汉马融才与《吕氏月令》一起增入《礼记》。后来治《周官》，凡是后儒所指摘、病民尽利、悖情逆理的，都像是为王莽的乱政开其端兆。按照这个来剔除，那么五官所列，没有不是运用天理、合乎人心的。于是悟出“尊同则不降”，也是王莽、刘歆增窜的。公孙禄所说的“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这是尤其显著的。大概王莽自知被天下诟骂，莫过于称奉汉大宗之后不服母防，所以在《防服传》增窜“尊同则不降”之说；齐衰章则在“大夫为祖父母、适孙”下增“为士者”；大功章则在“大夫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增“为士者”；又在《杂记》窜“士之子为大夫，则其父母不能主也”三条，以显示大夫、士相去一闲耳，而在父母、祖父母之防纪，即有变更，何况践阼居天子位，奉汉大宗，而可私屈为母防主乎？传之悖谬，注疏闲亦觉之，而于其旁见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