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賸言卷十
山、许白云、真西山、魏鹤山文集及《西山读书记》。其家多有《学蔀通辨》一书。孙北海亦从翼王借得，韩元少、徐彦和皆从借抄。翼王言：北海学博而才敏，其所着诸书，虽不皆精，然多有益于学者。博学之士皆收入门下，相助挍对。朱锡鬯、顾寜人，其尤也。顾寜人有《日知录》，多发先儒所未发。又言：桴亭、确庵，当娄东二张盛行之时，独卓然以实学自励，不肯随声附和。桴亭上马抚台二十四欵，皆切中时务。
译山、许白云、真西山、魏鹤山的文集以及《西山读书记》。他家大多收藏有《学蔀通辨》这一本书。孙北海也从翼王那里借得此书，韩元少、徐彦和也都从翼王那里借来抄录。翼王说：北海学问广博且才思敏捷，他所著的各种书籍，虽然并非全都精妙，但大多对求学之人有益。他都将博学之士招入门下，协助自己校勘核对。朱锡鬯、顾寜人，是其中尤为突出的。顾寜人有《日知录》，其中阐发的观点，大多揭示了前代儒者未曾揭示的道理。又说：桴亭、确庵，在娄东二张学说盛行之时，独自卓然以实学自我勉励，不肯随声附和。桴亭呈给巡抚的二十四条建议，都切中当时的政务要害。
胡敬斋集》三卷。目録自第五叶后缺，疑其书尚不止此。查焦弱侯《经籍考》不载此书。卷首有门人鄱阳余祐序。其第一篇奉于生书，托其于京中寻《程子遗书》《朱子语类》《伊洛渊源》《晦庵文集》等书。噫！先軰于书亦得之难如此。
陆翼王言：「嘉定四先生之文，皆本于归震川。盖震川一脉，独传于嘉定，而及于余子也。」震川墓志，系唐叔达笔，托名于王文肃。初，文肃欲自作，数日不成，卒使叔达为之。
翼王又言黄陶庵每在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谈人过。其就馆于常熟也，时张公国维巡抚吴中，取陶庵观风第一。张公至主人所，请与相见，甚欢。时适有以千金之事求主人为言于张公者，主人适别有一事干张公，不便又言，劝陶庵言之。陶庵坚不肯，其人不得已，索太翁一书与之曰：「子言此，则我甘防之，奉有余孝莫甚焉。」陶庵卒不肯曰：「不可破我不妄取戒。」既第后不肯干凟有司。太翁每以家贫为言，卒不能移其意。盖其誓于神前者，皆能力践其言。又言明季士大夫相聚，上者言道徳次者论文章，最下寜可渉声色，无有及于货利者。余言陶庵之学间入于禅。翼王言陶庵本从濓洛入门，后喜静坐，又喜阅坛经诸书，因不无夹杂。又言此事是非诚难辨，在江寜得《学蔀通辨》，乃始知之。又言魏环极言孙北海诸书，以考正《晚年定论》为第一。又言嘉定前軰之书，严永思《通鉴》是一好书。虽有云「温公通鉴有资于治者取之，无关于治者略之」，今严书所详温公非不知之，乃其所不取者也。然严书亦不为无益。又言徐九一虽溺于声色，而晚节甚好，宜其有子昭▯【名枋】也。
吴淞江之白鹤港南有宣圣衣冠墓，读其碑，乃孔子四十四代孙稹，仕隋为苏州刺史，因家焉，而以宣圣衣冠葬于此。循其墓道，过一小桥，桥北即先师庙，先圣及四配皆塑像。左为启圣祠，祠有孔子周流列国图；右为子之燕居，有吴道子画圣像，石碑二。庙后即先圣衣冠墓，墓后有书院，守祠僧圣归居之。僧云：道子圣像碑其大者，相传为徐文真家摹刻，乱后埋没于瓦砾中，康熈九年移置于此；其小者，相传为松江顾氏家物，则在此已久。又云：塑像先是万厯时陆古堂仿阙里像为之，嵗久圯壊。今年八月，邑中士大夫改塑，以旧像为不文，俱从改易，然失其真矣。陆古堂即纂《广舆记》者。
舟中防山晓阁明文选见曾异撰弗人送刘汉中教授广信序云：信州鵞湖，古朱陆辨论同异处也。自▯正以前，则朱胜；隆万以后，则陆胜。嘉隆之间，朱陆争而胜负各半，説得明白。然曾意却是要调停于朱陆之间。曾又送林守一序云：使司马子长而与人交，必不能成史记。其意谓必目中无人，独徃独来，然后其气无碍而能著作。此不成议论。又曹峩雪贺施存梅八十序，十分回防。谓昭代奄竖之祸，三为振、为瑾、为忠贤，而忠贤为烈。颂功徳如莽，迫帝后如操，私人典兵，室有藏甲如产禄。南北军文负、文定不能尼振，文正文恪不能尼瑾。如▯方沸之羮，而欲澹洒之以仙掌之露，势所甚难。为时计者，独有抽薪一法耳。自寅秋膺简命，缇骑不复出，诏狱之威亦稍杀止。则以曲逆之沉思，运仲弓之妙用，委蛇调剂。师既不言，世亦不得尽知。不然一跌而为蕃武，再跌而为训注，徃事可鉴，又何幸焉？噫！存梅所处何时，所居何位，所行何事，可以抽薪两字塞责耶？共阅倪鸿寳、黄石斋文，湛持、陈明卿、谭友夏、章大力、罗文止、艾千子、张受先文数十首。惟千子宋史礼乐志论差为有用文字。金正希文嫌其多衰飒之气。张天如文颇精寔，而气多滞。有陈▯绪号石庄者，文气甚爽，未详其为何人。陈卧子平内盗议颇佳。田一儁罗念庵祠田记，李维桢告信陵君祠文俱可人意。于慎行与司宼丘公论江陵事书，最是有关系文字。冯琢庵寄山隂王相公书，伍容庵上首辅书，是有用之文。陈眉公、袁石公等书俱纎细无足取。又冯琢庵文昌阁记云：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
译《胡敬斋集》三卷。目录从第五页之后缺失，怀疑这本书还不止这些。查焦弱侯的《经籍考》没有记载这本书。卷首有门人鄱阳人余祐写的序。其中第一篇是写给于生的信，委托他在京城寻找《程子遗书》《朱子语类》《伊洛渊源录》《晦庵文集》等书。唉！先辈们得到书籍竟然如此艰难。
陆翼王说：“嘉定四先生的文章，都本源于归震川。大概震川这一脉，唯独在嘉定传承，并波及到其他弟子。”震川的墓志铭，是唐叔达写的，假托王文肃之名。起初，王文肃想自己写，几天都写不成，最终让唐叔达代笔。
翼王又说黄陶庵常在神前以三件事自我发誓：不随便索取财物，不沉迷女色，不议论他人过错。他到常熟担任塾师时，当时张公国维巡抚吴中，将陶庵列为观风第一。张公到了主人家，请求与陶庵相见，非常高兴。当时恰好有人带着千金之事请求主人向张公说情，主人恰好另有事要拜托张公，不便再说，便劝陶庵去说。陶庵坚决不肯，那人不得已，索要陶庵父亲的一封信给他，说：“你如果说了这件事，我就甘心防备你，供养有余，没有比这更大的孝心了。”陶庵最终不肯，说：“不能破坏我不随便索取的戒律。”考中进士后，也不肯干求官府。父亲常以家境贫寒为由，最终也不能改变他的心意。大概他在神前发誓的事，都能努力践行。翼王又说明代末年士大夫聚会，上等的人谈论道德，次一等的人谈论文章，最下等的宁可涉足声色，也没有涉及货利的。我说陶庵的学问间杂着禅学。翼王说陶庵原本从濂洛之学入门，后来喜欢静坐，又喜欢阅读《坛经》等书，因此不免夹杂。翼王又说这件事的是非确实难以辨别，在江宁得到《学蔀通辨》，才知晓真相。翼王又说魏环极评论孙北海等人的书，以考正《晚年定论》为第一。翼王又说嘉定先辈的书，严永思的《通鉴》是一部好书。虽然有人说“司马光《通鉴》对治理有用的就选取，与治理无关的就略去”，现在严书所详述的，司马光并非不知道，而是他不选取的内容。然而严书也并非没有益处。翼王又说徐九一虽然沉迷声色，但晚节很好，难怪他有儿子徐枋。
吴淞江白鹤港南面有宣圣衣冠冢，阅读它的碑文，原来是孔子第四十四代孙孔稹，在隋朝做苏州刺史，因此定居于此，并将宣圣的衣冠葬在这里。沿着墓道，经过一座小桥，桥北就是先师庙，先圣和四配都塑有像。左边是启圣祠，祠中有孔子周游列国图；右边是子之燕居，有吴道子画的圣像，石碑两块。庙后就是先圣衣冠冢，墓后有书院，看守祠堂的僧人圣归住在那里。僧人说：吴道子圣像碑中大的那块，相传是徐文贞家摹刻的，战乱后埋没在瓦砾中，康熙九年移置于此；小的那块，相传是松江顾氏家的物品，则在这里很久了。僧人又说：塑像原先是万历年间陆古堂仿照阙里的像制作的，年久倒塌损坏。今年八月，县里的士大夫重新塑造，因为旧像不美观，都加以更换，然而失去了原来的真貌。陆古堂就是编纂《广舆记》的人。
在船上翻阅山晓阁《明文选》，见到曾异撰写的《送刘汉中教授广信序》说：信州鹅湖，是古代朱熹和陆九渊辩论同异的地方。自弘治、正德以前，朱熹占优；隆庆、万历以后，陆九渊占优。嘉靖、隆庆之间，朱陆争论而胜负各半，说得明白。然而曾异的意思却是想要在朱陆之间调和。曾异又写《送林守一序》说：假如司马子长与人交往，一定不能写成《史记》。他的意思是说，必须目中无人，独来独往，然后气势没有阻碍才能著作。这是不成体统的议论。又见曹峩雪《贺施存梅八十序》，十分回护。说昭代宦官之祸，三次震动，分别是刘瑾、魏忠贤，而魏忠贤最为猛烈。歌颂功德如王莽，逼迫帝后如曹操，私人统领军队，家中藏甲如樊哙、周勃。南北军文负、文定不能阻止刘瑾，文正、文恪不能阻止魏忠贤。如同沸腾的羹汤，却想用仙掌之露来浇洒，形势非常困难。为时局考虑，只有抽薪一法罢了。自从寅年秋天接受任命，缇骑不再出动，诏狱的威风也稍微减弱停止。那么凭借曲逆的深思，运用仲弓的妙用，委婉调剂。老师既然不言，世人也不能完全知晓。否则一旦跌倒成为蕃武，再跌倒成为训注，往事可鉴，又是何等的幸运呢？唉！存梅身处何时，居于何位，行何事，可以用“抽薪”两个字来塞责吗？共同阅读倪鸿宝、黄石斋的文章，湛持、陈明卿、谭友夏、章大力、罗文止、艾千子、张受先的文章数十首。只有艾千子《宋史礼乐志论》算是有用的文字。金正希的文章嫌其多有衰飒之气。张天如的文章颇为精实，但气势多滞涩。有陈绪号石庄的人，文章气势很爽朗，未详他是谁。陈卧子《平内盗议》很好。田一儁《罗念庵祠田记》，李维桢《告信陵君祠文》都令人满意。于慎行与司寇丘公讨论江陵事的书信，是最有关系的文字。冯琢庵寄给山阴王相公的信，伍容庵给首辅的信，是有用的文章。陈眉公、袁石公等人的书信都纤细微小不足取。又见冯琢庵《文昌阁记》说：现在祠庙多援引周天列星
，而以人事之取斗四星图绘其象，而谓之魁指戴筐六星为缟衣素舄青童白马，而谓之文昌。夫以悬象着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与人通其言语文字，聼其钟鼔管籥，飨其牲牢酒醴。此其説宜儒。者所不道，最足醒人。
译却用人间事务来对应北斗四星的图像，称其为魁；将戴筐六星描绘为穿着白衣服、白鞋子的童子骑着白马，称其为文昌。那些高悬于天、显著明亮的星象，排列有序的星座，竟然能够向下与人类沟通言语文字，聆听钟鼓管籥的音乐，享用牺牲酒醴的祭品。这种说法，是儒者所不谈论的，最足以使人清醒。
程孟阳耦耕堂集纎细无可取
常熟志修于嘉靖己亥，平湖冯汝弼作县时也。查有明一代人物，当以吴讷为第一。传称其非圣之书不读，文非闗于世教不为。所着有《小学集解》《北汉字义》等书。永乐时人，其所着《尊经阁记》《发明朱子子防祠记》甚明。朱子记中引《隋书·儒林传序》：“南方之学得其精华。”及《荀卿·非十二子篇》“媮懦惮事，无防耻，嗜饮食”，是子防氏之儒，虽引之而不明言其所出。得讷记而愈明。讷云：“荀去子游防二百载，其时弟子乡人或狃于习俗，遂议及子游。”故朱子云云。修志者邑人邓韨。
古防书者，华容人孙防，纂古防纬之书，而自附以论解。偶捡其一叚，颇好曰：“三坟以伏羲为燧人之子矣。郑▯《六艺论》又谓遂皇之后，厯六纪九十一代至伏羲。皇甫世纪云：女娲氏亦风姓，伏羲之妹也。谯周《古史考》则云：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伏羲次有三姓，乃至女娲。郑▯以大庭氏为神农之别号，而谯周以神农炎帝非一人。自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罗泌《路史》至以为轩辕之前，别有轩辕；而有巢之上，更一有巢。何上古之多茫防也？夫以帝王至贵，而隐冺曶汨，犹若此，而况于后世一介里巷修名者，其孰为表而传之，使声施不朽哉？”见张尔公《四书大全辨》，大约好因史以证经，此其所长；而多翻朱注，非纯正之书也。比之《见圣编》，则较敛然才，又不如。内引陈防亭，则称嘉善陈氏；引谭梁生、顾麟士，则称或曰。
齐东野语》系南宋周密，字公谨，所着内有辨“复”“覆”“伏”三字音义一叚，甚好。曰：“‘复’‘覆’‘伏’三字音义相出入，易于混乱，今各防于左。”复有三音，房六切者，“复”归之“复”也。字书训以徃来是也。《易》卦之“复”，《毛诗》“复古”“复竟”土语言可“复”也。克己“复”礼皆是也。《易》注云：“还语注犹覆”，与《诗》为“恢复”之“复”，其义一也。扶富切，“复”又之“复”也。字书训以又是也。《书》“复归于亳”，《诗》“复防诸侯”，语“复梦周公则不复也”，及“复见”“复闻”之类皆是也。芳六切，与“覆”同音者，“反复”之“复”也。《易·乾象》賛“反复道也”，释文芳六切，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切者，“反覆”之“覆”也。字书训以反是也。《中庸》“倾者覆之”，注“败也”，与《易》“反复道也”之“复”音同义异。敷救切者，“覆帱”之“覆”也。字书训以盖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传》“君为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羲”之“防”也。字书训以伺也，匿也，隐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鸟抱卵”也。《庄子》“越鸡不能伏鹄卵”，及后汉“大丈夫当雄飞，安得雌伏”皆是也。前《五行志》“元帝初年，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顔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王元羙望太湖诗云：「青天不道向外生，白日如从此间没。」此二句虽是形容太湖之寥廊然亦可见人之见识易局于一隅。若不从太湖之外防，而只就太湖中防，则防疑天日只在太湖邉上矣。
江陵答大同廵抚贾春宇曰：「俺答既死，彼中无主，争王争印，必有一畨扰乱。在我惟当沉防处静，以俟其自定。有来控者，悉抚以好语，使人人皆以孟甞君为亲己。然后视其胜者，因而与之，不宜强为主持，致滋仇怨也。」此纯是战国机械。以程朱处此，当如何？曰：「程朱亦不强为主持，但其来控，则以至诚告之曰：『朝廷无成心，但尔众共推服，能效顺者当主之。』」
妹壻陈耐庵好学不倦，藏书甚富。余为顔其堂曰《万卷》。尝云：「穷逹天也，若不读书，便不识义理。不识义理，何以为人？」余首肯其言。
魏永叔《禧延陵书院记》云：汉唐之党祸，君子与小人相攻也；至雒蜀之党，分而君子与君子相攻矣。雒蜀
译程孟阳的《耦耕堂集》纤巧细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常熟县志》修撰于嘉靖己亥年，那是平湖人冯汝弼担任县令的时候。查考明朝一代的人物，应当以吴讷为第一。传记称他不读非圣人之书，文章不关乎世教就不写。他所著述的有《小学集解》《北汉字义》等书。他是永乐年间的人，他所写的《尊经阁记》《发明朱子子游祠记》非常明晰。朱子的记文中引用《隋书·儒林传序》：“南方的学问得其精华。”以及《荀子·非十二子篇》中“苟且懦弱畏惧做事，没有廉耻，贪吃贪喝”，这是子游氏的儒学，虽然引用了却不明确说出出处。得到吴讷的记文后更加明晰。吴讷说：“荀子距离子游大约二百载，那时的弟子乡人或许拘泥于习俗，于是议论到子游。”所以朱子那样说。修撰县志的是同乡人邓韨。
古防书，是华容人孙防编纂的古防纬之书，并自行附上论解。偶然检阅其中一段，颇为喜好，说道：“《三坟》以伏羲为燧人氏的儿子。郑玄《六艺论》又说燧人氏之后，历经六纪九十一代才到伏羲。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女娲氏也是风姓，是伏羲的妹妹。谯周《古史考》则说：燧人氏之后有三姓，才到伏羲；伏羲之后有三姓，才到女娲。郑玄以大庭氏为神农的别号，而谯周认为神农和炎帝不是同一个人。从神农到炎帝，有一百三十三姓。罗泌《路史》甚至认为轩辕之前，另有轩辕；而在有巢氏之上，还有一个有巢氏。为什么上古的历史如此模糊不清呢？帝王尊贵至极，尚且隐没晦暗如此，何况后世那些在里巷中修求名声的人，谁能为他们立碑传颂，使他们的声名流传不朽呢？”这段话见于张尔公《四书大全辨》，他大约喜好用史书来印证经书，这是他的长处；但他多翻驳朱熹的注解，不是纯正的书籍。与《见圣编》相比，则显得较为收敛，才学又不如它。书中引用陈献章，就称嘉善陈氏；引用谭梁生、顾麟士，就称或曰。
《齐东野语》是南宋周密，字公谨，所著，其中辨析“复”“覆”“伏”三字音义的一段，非常好。他说：“‘复’‘覆’‘伏’三字音义相互出入，容易混淆，现在分别列于左边。”“复”有三个读音，房六切者，是“复归”的“复”。字书解释为往来是正确的。《易经》卦象中的“复”，《毛诗》中的“复古”“复竟”，土语中说可“复”，克制自己“复”礼，都是这个意思。《易》注说：“还语注犹覆”，与《诗》中作为“恢复”的“复”，意义相同。扶富切，“复”又是“复”的意思。字书解释为又是正确的。《尚书》“复归于亳”，《诗经》“复召诸侯”，语“复梦周公则不复也”，以及“复见”“复闻”之类都是这个意思。芳六切，与“覆”同音者，是“反复”的“复”。《易·乾象》赞“反复道也”，释文芳六切，原本也作“覆”，是正确的。“覆”也有三个读音，芳六切者，是“反覆”的“覆”。字书解释为反是正确的。《中庸》“倾者覆之”，注“败也”，与《易》“反复道也”的“复”音同义异。敷救切者，是“覆帱”的“覆”。字书解释为盖是正确的。扶又切者，是“伏兵”的意思。《左传》“君为三覆以待之”就是这个意思。“伏”也有两个读音，房六切者，是“伏羲”的“伏”。字书解释为伺也，匿也，隐也，是正确的。“三伏”的“伏”以及“伏羲”“伏生”“赤伏符”都是这个意思。扶富切者，是“鸟抱卵”的意思。《庄子》“越鸡不能伏鹄卵”，以及后汉“大丈夫当雄飞，安得雌伏”都是这个意思。前《五行志》“元帝初年，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颜师古说“房富反”，用字的人不可以不辨别。
王元美望太湖诗说：“青天不道向外生，白日如从此间没。”这两句虽然是形容太湖的辽阔，但也可见人的见识容易局限于一隅。如果不从太湖之外看，而只就太湖中看，就会怀疑天日只在太湖边上。
江陵答大同巡抚贾春宇说：“俺答既然死了，那边没有主事的人，争夺王位争夺印信，必定会有一番扰乱。我们只应当沉着安静，等待他们自己安定。有来控诉的，全都用好话安抚，使人人都认为孟尝君亲近自己。然后看谁胜了，就顺势给他，不应当强行主持，导致滋生仇怨。”这完全是战国时期的权谋机巧。如果用程朱理学来处此，应当如何？回答说：“程朱也不强行主持，但对于来控诉的，就用至诚告诉他们：‘朝廷没有成见，只要你们众人共同推举信服，能顺从的，就让他做主。’”
妹夫陈耐庵好学不倦，藏书非常丰富。我为他的厅堂题名为《万卷》。他曾经说：“穷达是天命，如果不读书，就不认识义理。不认识义理，怎么能做人？”我点头赞同他的话。
魏永叔《禧延陵书院记》说：汉唐的党祸，是君子与小人相互攻讦；到了洛蜀之党，分裂开来，君子与君子相互攻讦了。洛蜀
之争，是君子之讲学与君子之不讲学者相攻也；至朱陆之党分，近日程朱阳明之説异，而君子之讲学与讲学者相攻矣。为学者各有所得力之处，要归于圣贤之道而己又《蔡忠襄传》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学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洒北宋以来儒者之耻。于此二文，可窥其学。孙北海《禹贡山水考》其中考核，亦多可据，但每将他人之説与己意夹持，间架不清。
译这种争论，是主张讲学的君子与不主张讲学的君子相互攻讦；到了朱熹与陆九渊两派分立，以及近日程朱学派与阳明学派学说相异，于是主张讲学的君子之间也相互攻讦了。做学问的人各自有所得力之处，最终都要归结于圣贤之道罢了。《蔡忠襄传》中说：姚江的王文成公凭借道学建立事功，是三百年来仅见的一人，洗刷了北宋以来儒者的耻辱。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窥见他的学问。孙北海的《禹贡山水考》其中的考证，也有很多可以依据的地方，但他常常将他人的学说与自己的意见夹杂在一起，条理框架不够清晰。
汪苕文《钝翁类稿》有云：「古之君子，欲进则进，欲退则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侧身遅回于进退之际，恒皇皇焉不能自主，何也？非其人为之，其时为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为食，力蠺以为衣，俛仰身世，无求而皆给，故当其不得志而退也，毕其生可以无闷。今之君子，仰无以养其亲，俯无以育其妻子，饥寒之患，廹于肌肤，此其时与古异矣。虽不得志，其能遯世长徃，浩然于寂寞无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难也。」读此一段，不觉为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许鲁斋「治生为急」一语。
钝翁类稿内有王西樵传，载其所作《伪诗传论略》云：「近世所传子贡诗传、申公诗説，皆伪也。明有鄞人丰道生，好撰伪书，自言其家有鲁诗世学一书，传自逺祖，稷实自撰也。又作诗传，托之子贡，以为张本。而所谓世学者，若相与发明，寻有妄人依旁诗传，别撰诗説，其体类小序，其説与丰氏尽同，惟篇次小异。道生叙诗传源流，又诡其所从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诏摹石，而宋王子韶开河得之，其説最支离，而同时诸公无觉之者。郭子章刻之于楚，李维桢为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应宾者，着《九经考异》辨之，特详然防周氏其伪亦灼然也。凡古书源流存亡眞赝，汉《艺文》、隋《经籍》，降及郑《通志》、马《通考》诸书，可覆而按也。《汉书·儒林叙》诸家授受尤悉，并无一言及子贡诗传者。考《虞喜传》亦无奉诏书石经事，独申公为鲁诗，《汉志》鲁故二十五卷，説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于西晋，安得至今犹存耶？此书本不足以欺后世，而姚氏《诗疑问》引传説与序等，遂若诗传果出子贡之手者。按西樵氏论，最有功于诗，汪载之集中亦最有见，余向固疑之，然未知其出于丰坊也。」
又云：「公伯寮亲与七十子之列，而敢于毁季路。」邢和叔本程门髙弟，而遽诬宣仁，以附绍述之説。比例固好，但寮虽《史记》列弟子中，而《家语》无之，未可定为弟子也。即使果弟子矣，或在七十人之外，而未必在七十人之内。即使在内矣，而或在执贽以后，叛其师友；或在执贽以前，未闻圣教，皆不可知。事辽逺，难以臆断也。
读张文潜集，喜其论汉曰：文帝之所以裁绛侯者，乃所以深爱之；宣帝之所以宠霍光者，乃所以深害之。论徳宗曰：徳宗先讨田恱，是先攻其坚，故天下乱；宪宗先平元济，是先攻其易，故天下定。又论鲁仲连曰：孔子请讨陈恒，不可则止；仲连以布衣而出身，救天下之患，此墨子摩顶放踵之学。论吴起曰：起从事于法，而不知权，此主少国疑，众情未信时之所深忌。子产所以欲焚载书。论商鞅曰：善飬生者，和其血气，平其心志；有贱丈夫焉，不能忍嵗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饵恶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刚壮勇力倍于平时，然不过数年而遗毒余孽，溃裂四出，一日皆作而不可制。又喜其讥司马迁之反覆，详叙聂政、荆轲、窦婴、灌夫之事。又论邴吉曰：虏入云中，诏问丞相、御史以虏所入郡，御史不能对，得谴责而丞相能具知，见谓忧邉思职。夫吉之能知，驭吏之力也。吉当曰：臣与御史等耳，臣之仆有先白臣，臣是以知之。此其为能，岂独忧邉思职而已哉？吉脱宣帝于死，能絶口不道，独贪一驭吏之功，殆必不然。传曰：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吉未之思与？论赵充国云：武帝战匃奴之强，而不能引匃奴于弱，而后战；唐太宗知颉利之方强，虽足以胜之，而未可以无患，故与之临渭水而盟。其后李靖以孤军而功过于卫、霍之百战，惟投其时故也。勾践与范蠡谋吴，勾践不能忍而欲▯也，数矣；蠡独不可，至稻蟹之变而遂起而不疑，此即充国之法也。论李郭曰：李光弼治军行兵，出郭子仪之右，而当时诸将皆望风伏子仪；子仪能使吐蕃为父，而史思明乃上书请诛光弼。大抵光弼之实不及子仪之名；子仪安坐而有余，光弼驰骋而不足。余尝思其故，读史思明传，见光弼使乌承恩潜杀史思
译汪苕文在《钝翁类稿》中说：“古代的君子，想进取就进取，想退隐就退隐，没有不心胸开阔、自得其乐的。现在的君子，在进退之间侧身徘徊，常常惶恐不安而不能自主，这是为什么呢？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而是时势造成的。古代的君子，亲自耕种来获取食物，亲自养蚕来制作衣服，俯仰之间，对身世无所求却都能满足，所以当他们在不得志而退隐时，终其一生也可以没有烦闷。现在的君子，对上无法奉养父母，对下无法养育妻子儿女，饥寒的祸患迫在眉睫，这与古代的情况不同了。即使不得志，他们能避世远去，在寂寞无人的地方保持浩然之气吗？我因此知道这是很难的。”读这一段，不禁为之感慨，不得不让人想起许鲁斋“治生为急”这句话。
《钝翁类稿》中有王西樵传，记载他所作的《伪诗传论略》说：“近代所传的子贡《诗传》、申公《诗说》，都是伪书。明代有鄞县人丰道生，喜欢撰写伪书，自称家中有一本《鲁诗世学》，是从远祖传下来的，实际上是他自己撰写的。他又作《诗传》，假托为子贡所作，以此作为张本。而那所谓的《世学》，好像与《诗传》相互阐发，后来有妄人依据《诗传》，另外撰写《诗说》，其体例类似小序，其说法与丰氏完全相同，只有篇目次序稍有不同。丰道生在《诗传》序言中叙述源流，又诡称其出处，说魏正始年间虞喜奉诏摹刻石经，而宋代的王子韶开河时得到了它，这种说法最为支离破碎，而当时各位公卿却没有察觉。郭子章在楚地刊刻此书，李维桢作序，也不一致。怀疑只有丰道生同郡的周应宾，著《九经考异》辨明此事，特别详细，然而周氏辨明其伪也是显而易见的。凡是古书的源流存亡真伪，汉代的《艺文志》、隋代的《经籍志》，下至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通考》等书，都可以覆查考证。《汉书·儒林传》中各家传授尤其详尽，并没有一字提及子贡《诗传》。考证《虞喜传》也没有奉诏书写石经的事，只有申公为鲁诗，《汉书·艺文志》记载鲁故二十五卷，说二十八卷，隋书明确说在西晋时已亡佚，怎么能至今还存在呢？这本书本来不足以欺骗后世，而姚氏《诗疑问》引用传说与序言等同，于是好像《诗传》真是出自子贡之手。按王西樵的论述，对《诗经》研究最有功劳，汪载之集中也最有见识，我向来就怀疑它，但不知道它出自丰坊之手。”
又说：“公伯寮亲自位列七十子之中，却敢于诋毁季路。”邢和叔本是程门高弟，却遽然诬陷宣仁，以附和绍述之说。这个类比固然好，但公伯寮虽然《史记》列在弟子中，而《家语》中没有他，不能确定他是弟子。即使确实是弟子，也可能在七十人之外，而不一定在七十人之内。即使在七十人之内，也可能是在执贽拜师之后，背叛其师友；或者在执贽拜师之前，未闻圣教，这些都不能确定。事情久远，难以凭主观臆断。
读张文潜集，喜欢他评论汉朝说：文帝之所以裁抑绛侯，正是出于深爱他；宣帝之所以宠信霍光，正是出于深害他。评论德宗说：德宗先讨伐田悦，是先攻击其坚固之处，所以天下大乱；宪宗先平定李希烈，是先攻击其容易之处，所以天下安定。又评论鲁仲连说：孔子请求讨伐陈恒，不可就停止；仲连以布衣身份挺身而出，拯救天下的祸患，这是墨子摩顶放踵的学问。评论吴起说：吴起从事法治，却不懂权变，这是君主年少、国家多疑、众心未服时所深深忌讳的。子产之所以想焚烧载书。评论商鞅说：善于养生的人，调和血气，平复心志；有个鄙夫，不能忍受岁月的辛劳，而在耳目之前急于求效，于是服用毒石，吃恶草来刺激自己。当见效时，刚强勇力倍于平时，然而不过几年，遗毒余孽，溃裂四出，一天之内都发作而不可控制。又喜欢他讥讽司马迁反复无常，详细叙述聂政、荆轲、窦婴、灌夫的事迹。又评论邴吉说：匈奴入侵云中，诏书询问丞相、御史匈奴入侵的郡县，御史不能回答，受到谴责，而丞相能详细知道，被认为忧边思职。邴吉能知道，是驭吏的力量。邴吉应当说：我与御史一样，我的仆从先告诉我，我因此知道。这他的才能，难道只是忧边思职而已吗？邴吉救宣帝于死地，能闭口不谈，独自贪图一个驭吏的功劳，大概必然不是这样。传曰：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得不到。邴吉没有思考吗？评论赵充国说：武帝对抗匈奴的强大，而不能引匈奴于弱势，而后战；唐太宗知道颉利正强，虽然足以战胜他，但还不能没有祸患，所以与他临渭水而盟。后来李靖以孤军立功超过卫青、霍去病的百战，只是投其时故也。勾践与范蠡谋划吴国，勾践不能忍耐而想要行动，多次；范蠡独不可，直到稻蟹之变才兴起而不疑，这就是赵充国的方法。评论李郭说：李光弼治军行兵，超出郭子仪之上，而当时诸将都望风佩服郭子仪；郭子仪能使吐蕃为父，而史思明却上书请求诛杀李光弼。大概李光弼的实绩不及郭子仪的名声；郭子仪安坐而有余，李光弼驰骋而不足。我曾经思考其原因，读史思明传，见李光弼派乌承恩暗杀史思
明事，而后知李郭之优劣。盖子仪之为人至。诚不欺主，于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静则人安其徳，动则人伏其义。光弼则市井之智，盗贼之谋，有时而用，此于伏人之道小矣。汉髙伪游云梦，虽能执韩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当此时，髙才智士，亦有轻其君之心，故英布、贯髙之徒继踵而起。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按文潜之论，李郭最正，然其论治术则引老子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天之将寒也，不以霜雪为之也，金石裂，土山焦者，所以为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将暑也，不以蒸鬰为之也，震风积雪者，所以为今日之炎烈也。故圣人未有不尚乎术也。此则蘓氏之余习，大抵圣人言术必归之道，蘓氏之徒言道必归之术。
译明白事理，然后才知道李光弼和郭子仪的高下。因为郭子仪为人极其诚实，不欺骗君主，在忠信方面他内心光明磊落，是位大人。所以静止时人们安享他的德行，行动时人们信服他的道义。李光弼则是市井小民的智巧，盗贼般的谋略，有时也能起作用，但这在使人信服方面就狭隘了。汉高祖假装巡游云梦泽，虽然能逮捕韩信，但韩信的叛心从此产生。在这个时候，高才之士，也有轻视君主的心，所以英布、贯高等人相继而起。这不是降伏英雄的方法。按照秦观的议论，李光弼和郭子仪最为正统，然而他论述治国之术却引用老子的话：“想要收敛它，必定先扩张它；想要夺取它，必定先给予它。”天将要寒冷时，不是用霜雪来造成寒冷，金石开裂、土地山丘焦枯，正是为了造就今天的霰雪。天将要炎热时，不是用闷热来造成炎热，狂风震动、积雪堆积，正是为了造就今天的酷热。所以圣人没有不崇尚权术的。这就是苏氏学派的余习，大抵圣人谈论权术必定归结于道，苏氏一派人谈论道必定归结于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