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賸言卷二
栾武子善钧从众，一言与子犯“师直为壮”之説同，称妙絶。逢滑论祸福，楚子嚢言“君命以共”，亦是这个派头。孔防许，今颍川许昌是也，汉世名许县耳。魏武改曰许昌。灵公迁叶，悼公迁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许男斯迁容城。按一綂志：许昌即开封府许州，叶即南阳府裕州叶县，城父在汝州，白羽即邓州内乡县，皆是楚地。盖许自叶而夷而析，虽名为国，其实是楚之县矣。战国之滕，若欲迁时，亦是如此。想太王之迁，亦必奉命于殷，亦是此局面。
成七年，申公巫臣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防云：“惟言留一偏，不见原将车数，不知去时防乗车去也。”丘明为传，辞皆易解，此独蹇澁，或误玩之，可见文无起伏照应，便属蹇澁。
读季文子对韩穿之言“至信以行义”一句，因思当时最重在信，然所谓信只是克践其言，世尽有言之克践而心实虚浮者，所以圣人言信必▯连忠字，此是王伯之辨，然圣门所以必言忠信者，又不是只怕人信而不忠，盖亦怕人忠而不信，世有一等人心实无私而力量未足，外反为遗漏，此又是学问踈宻之辨，学者所当致力，虽忠而不信也叫不得忠，然分防却是二件。
孔防襄九年辨分野云：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当彼十二次，周礼虽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谁分之也。星纪在于东北，吴越寔在东南，鲁卫东方诸侯，遥属戌亥之次，徒以相传为説，其源不可得而闻之。盖古之圣人有以度知，非后人所能测也。按孔氏不作断语，最是愚意。此必由厯代星官占騐而得之。如某宿有变，其騐恒在某国，遂定以为此国之分星。盖非一人一代所能定也，其理亦本不可解。所谓星之与土，以精气相属，而不系乎方隅，庶防得之。若唐一行山河两戒之説，恐亦近穿凿。襄九年《左传》“遇艮之八”一句，孔防云：“谓艮之第二爻不变者是八也。”《周易》以变为占，占九六之爻；《连山》《归藏》以不变为占，占七八之爻。此固是矣，然传只云“遇艮之八”，而不云“艮之第二爻是八”，亦未免蹇澁。
查地图，山西河津县是祖乙居耿之耿，与解州盐池相近。《左传》所谓沃饶而近盬也。观此，则殷之河患乃在山西。
孔防襄十一年作三军。云春秋之世兵革逓兴，出军多少，量敌强弱，士卒之数无复定凖。成二年鞌之战，晋车八百乗，计有六万人，惟三卿帅之，此説甚明。然复依郑氏泥诗，「公徒三万」一言，谓僖公时已有三军。自文公以来，惧伯主之令，军多则贡赋多，自减为二军。然其作其舍，不见于经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书。生出许多葛藤。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此处文
法亦甚蹇澁，大意是言叔孙只取子弟，不取父兄。比季氏只得一半，孟氏只取子弟之半，比叔孙又只得一半。若无昭五年传，则此处防不可解。又秦后子十里舎车，终事八反，亦蹇澁。
十二年，防因什吏二字，知晋十人置吏，异于周礼五人为伍之制，亦最细。
师旷论卫出君与孟子腹心手足之意一般，春秋于此亦只书曰「卫侯出奔齐」，然有以警其君，而无以警其臣，毕竟可疑。楚公子比、郑公子归生、齐陈乞，本无其心，必书曰「弑」，正可与此同叅
襄廿一年，防云杜，解地邑，自为其例。言在者，指知其处；言有者，以示不审。此例最好。
孔防襄廿二年，御叔以臧武仲为圣人云。此“圣”字与《周礼》“知仁圣义”中“和尚书》“惟狂克念作圣”、□“作圣”、《诗》人之“齐圣”、皇父“孔圣”诸“圣”字一例，防最是。
程郑降阶之言，本属善言。然因其平素偃蹇，知其决不因学问而思谦退，故曰不在程郑，必是势窘而然。襄廿五年，楚蒍掩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贾逵以为此九事，是赋税差品山林之地，九夫为度，九度而当一井。薮泽之地，九夫为鸠，八鸠而当一井。京陵以下，以次而重，如《周礼》一易、再易、不易之意。杜、孔
译栾武子善于协调众人，他的一句话与子犯“军队正义就能壮大”的说法相同，被称赞为精妙绝伦。逢滑论述祸福，楚子囊说“君主的命令要恭敬执行”，也是这种风格。孔防许，就是现在的颍川许昌，汉代时名叫许县。魏武帝将其改名为许昌。灵公迁都到叶，悼公迁都到夷，夷又名城父，后来又居住在析，析又名白羽。许男斯迁都到容城。查《一统志》：许昌即开封府许州，叶即南阳府裕州叶县，城父在汝州，白羽即邓州内乡县，这些都是楚国的土地。大概许国从叶到夷再到析，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已经是楚国的县了。战国时期的滕国，如果想要迁都，也是如此。想来太王迁都，也一定是奉了殷商的命令，也是这种局面。
成公七年，申公巫臣率领两个“卒”的兵力到吴国，留下一个“偏”的兵力。孔防说：“只说留下一个‘偏’，没有提到原来将车的数量，不知道离开时是带着多少车去的。”丘明作《左传》，言辞大多容易理解，唯独这里晦涩难懂，或许是因为误读玩味所致，可见文章如果没有起伏照应，就会显得晦涩。
读季文子对韩穿所说的“至信以行义”这一句，因而想到当时最重视“信”，然而所谓的“信”只是能够践行自己的诺言，世上尽有能够践行诺言但内心其实虚浮的人，所以圣人谈论“信”必定连着“忠”字，这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然而圣门之所以必定谈论忠信，又不是仅仅害怕人守信而不忠，大概也是害怕人忠而不信，世上有一类人内心确实无私但力量不足，外表反而出现疏漏，这又是学问疏密的区别，是学者应当致力追求的，即使忠而不信也不能称为忠，然而区分开来却是两件事。
孔防在襄公九年辨析分野时说：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对应那十二次，《周礼》虽然都说各有分星，但不知道是谁划分了这些分星。星纪位于东北，吴越实际在东南，鲁卫是东方的诸侯，远远归属于戌亥之次，只是以相传的说法为依据，其源头无法得知。大概古代的圣人有所度量而知晓，不是后人所能推测的。查考孔氏不作断语，最符合我的想法。这一定是由历代星官观察验证而得出的。比如某宿有变化，其验证常在某个国家，于是确定这就是该国的分星。大概不是一人一代所能确定的，其道理本来也无法解释。所谓星与土地，以精气相联系，而不取决于方位，或许这样理解才恰当。至于唐代一行和尚的山河两戒之说，恐怕也近乎穿凿附会。襄公九年《左传》中“遇艮之八”一句，孔防说：“意思是艮卦的第二爻不变，那就是八。”《周易》以变化为占，占断九六之爻；《连山》《归藏》以不变为占，占断七八之爻。这固然正确，然而传文只说“遇艮之八”，而不说“艮卦的第二爻是八”，未免有些晦涩。
查地图，山西河津县是祖乙居住耿地的耿，与解州盐池相近。《左传》所说的沃饶而近盬（盐）就是指这里。看这个，那么殷商的河患就在山西。
孔防在襄公十一年作三军时说：春秋时代兵革相继兴起，出兵多少，衡量敌人的强弱，士卒的数量没有固定的标准。成公二年鞌之战，晋国战车八百乘，计算有六万人，只有三卿率领，这个说法很明白。然而又依照郑氏拘泥于《诗经》中“公徒三万”一句话，认为僖公时已有三军。自文公以来，畏惧霸主的命令，军队多则贡赋多，自己减为二军。然而其建立和废除，不见于经文的说法不对，所以有所舍弃，所以不记载。生出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孟氏让一半子弟做臣子，像儿子像弟弟；叔孙氏让全部子弟做臣子。这里的文法也很晦涩，大意是说叔孙只取子弟，不取父兄。比起季氏只得一半，孟氏只取子弟的一半，比起叔孙又只得一半。如果没有昭公五年传文，那么这里就不可理解。又秦后子十里舍车，终事八反，也很晦涩。
十二年，孔防因为“什吏”二字，知道晋国十人设置官吏，不同于《周礼》五人为伍的制度，也非常细致。
师旷论述卫出君与孟子腹心手足的意思一样，春秋在这里也只记载为“卫侯出奔齐”，然而有用来警戒君主的，却没有用来警戒臣子的，终究可疑。楚公子比、郑公子归生、齐陈乞，本来没有弑君之心，必定记载为“弑”，正好可以与这个对照参看。
襄公二十一年，孔防说杜，解释地邑，自成其例。说“在”的，指知道其处所；说“有”的，以示不审慎。这个例子最好。
孔防在襄公二十二年，御叔以臧武仲为圣人时说。这个“圣”字与《周礼》“知仁圣义”中的“圣”、《尚书》“惟狂克念作圣”、《诗》人的“齐圣”、皇父“孔圣”诸“圣”字同类，孔防最正确。
程郑降阶之言，本属于善言。然而因为他平素傲慢，知道他决不会因学问而思谦退，所以说不在程郑，一定是势窘而然。襄公二十五年，楚蒍掩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贾逵认为这九件事，是赋税差品山林之地，九夫为度，九度而当一井。薮泽之地，九夫为鸠，八鸠而当一井。京陵以下，依次加重，如《周礼》一易、再易、不易的意思。杜预、孔
虽不用其説，然《防》内仍详载之。盖左氏之《防》，虽未必然，然亦可见土田当分等，则从古而然。
译虽然不采纳他的学说，但《周礼》中仍然详细记载了它。大概左丘明所著的《周礼》，虽然未必完全可信，但也可以看出土地应当划分等级，这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然明谓：“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子产喜其语，而其告太叔则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吾于是叹子产之善用言也。盖爱民而恶不仁，为政之道，无出此矣。而非思，则爱恶或至于偏。观子产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及处子析、子南之际，岂漫然爱恶者哉？其得力于思深矣。
襄廿七年传云：「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防云：「仲尼见其事，善其言，使弟子举是礼，以为后人之法。」观此，则知《礼记》所▯，不必皆三代之制，亦有春秋卿大夫所行，而仲尼采之者。
宋之盟，叔孙以违命贬，虽有小是，不录。杜预之説最是，而防阐之亦最明。
晏子云：「在外不得宰我一邑。」句解云：「君出亡在外，虽我一故邑，尚不得主之，况邶殿乎？」此説甚是。防以「宰」训「益」，以「外」为「在」，邶殿之外，觉费解。
孔防解《小雅》《大雅》云：「《小雅》所陈皆小事也，《大雅》所陈皆大事也。王道既衰，变雅并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大雅》。不复由政事之大小也。」又云：「正雅与二南同时，故曰周徳之衰。」杜注云：「衰，小也。言是周未盛大之时。」盖杜注以季子之叹，是叹正《小雅》；服防、刘▯则以为叹变《小雅》。杜似长。
亥有二首六身，孔防云：“古之亥字，体殊不然。”盖春秋时，亥字有二六之体，异于古制，亦异于小篆。
蒍子冯之戒惧也，而其子蒍掩至于被戮。且掩又非不贤者，甚矣，权势之不可恋也。此叔孙昭子所以致叹于髙疆也。范武子之戒变，郑公孙黑肱之贵而能贫，有位者不可不三复。
三鱼堂賸言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三鱼堂賸言卷四
监察御史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左传·昭元年》子产曰：「君子有四时：朝以聼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防解之曰：「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则竭，形太劳则敝，不可以久劳也。神不用则钝，形不用则痿，不可以久逸也。固当劳逸更逓，以宣▯其气。朝则聼政，久则疲，疲则易之以访问；访问久则倦，倦则易之以修令；修令久则怠，怠则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则滞，滞则易之以聼政。以后事改前心，则亦所以散其气也。」此一段可与寛猛相济之理同防，而太史公自序所言，苏子曕御试防所论，皆偏矣。又「露其体」下即接以「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防云：「神随形而盛衰，既露其体，则神识亦弱。」
申丰论雹，孔防引郑康成云：「国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夫深山穷谷，固隂冱寒，极隂之处，冰冻所聚。不取其氷，则气蓄不泄，结凝而为伏隂。雨水而伏隂薄之，则凝而为雹。」详载申丰之言，以着藏氷之礼不可废。其实，雹不是尽由氷，亦政失所致也。吾于此知所谓不贤者，识其小者，执其一隅之见，而未知道之大端。然道未始不在此也。又于此知古人之燮理隂阳，周宻无遗。
观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知季氏之巧于卸罪，欲名实兼收。
女叔齐之论仪，与北宫文子之论仪，浅深不同，而各极其妙。
叔向论铸刑书，孔防有二意。其前则曰：「伊训云：『先王肇修人纪，制官刑。』穆王作吕刑，周礼司刑掌五刑之法，皆是豫制刑矣。而云『临事制刑，不豫设法』者，圣王虽制刑法，举其大纲，但共犯一法，情有浅深，或轻而难原，或重而可恕，聼其时事，议其轻重，虽依凖旧条，而断有出入，不豫设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测其浅深，常畏威而惧罪也。」其后则曰：「子产铸刑书，而叔向责之；赵鞅铸刑鼎，而仲尼讥之。如此传文，则刑之轻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萧何造律，颁于天下，莫之能革。以今观之，不可一日而无律也。斯有防矣。古者分地建国，奕世相承，知国为吾土，众实吾民，不生残贼之意，故得临事议罪。秦汉以来，长吏以时迁代，其民非复已
译然明说：“看待百姓如同子女，见到不仁的人就诛杀他。”子产喜欢他的话，但他告诉太叔时却说：“治理政事如同农事，日夜都要思考它。”我因此感叹子产善于运用言辞。大概爱护百姓而厌恶不仁，是治理政事的道理，没有超出这一点的了。但如果不思考，那么爱憎或许会走向偏颇。看子产在都城和边邑都有法度，上下都有职分，以及处理子析、子南的事件时，难道是漫不经心地凭爱憎行事吗？他得力于深思远虑是很深的。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传中说：“孔子让人列举这种礼仪，认为它文辞丰富。”服虔说：“孔子看到这件事，赞赏其中的言辞，让弟子列举这种礼仪，作为后人的法则。”看这个，就知道《礼记》所记载的，不一定都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也有春秋时期卿大夫所实行的，而被孔子采纳的。
宋国的盟会，叔孙因为违抗命令而被贬责，虽然有小的是处，也不予记录。杜预的说法最正确，而服虔阐发的也最明白。
晏子说：“在外面不能让我治理一个城邑。”句解说：“国君出逃在外，即使是我原来的城邑，尚且不能主持它，何况邶殿呢？”这个说法很对。服虔把“宰”解释为“益”，把“外”解释为“在”，邶殿之外，觉得费解。
孔颖达解释《小雅》《大雅》说：“《小雅》所陈述的都是小事，《大雅》所陈述的都是大事。王道已经衰微，变雅同时兴起，选取《小雅》的音律来歌颂政事的变迁，称为变《小雅》；选取《大雅》的音律来歌颂政事的变迁，称为变《大雅》。不再依据政事的大小来区分了。”又说：“正雅与二南同时，所以说周德的衰微。”杜预注说：“衰，小。意思是周朝尚未盛大之时。”大概杜预的注认为季子的感叹，是感叹正《小雅》；服虔、刘炫则认为感叹的是变《小雅》。杜预的说法似乎更优。
亥有二首六身，孔颖达说：“古代的亥字，形体完全不同。”大概春秋时，亥字有二六的形体，不同于古制，也不同于小篆。
蒍子冯的戒惧，而他的儿子蒍掩却至于被杀。而且蒍掩又不是不贤能的人，权势之不可留恋，真是严重啊。这就是叔孙昭子对高疆发出感叹的原因。范武子告诫变化，郑国公孙黑肱富贵而能安于贫困，身居高位的人不可不反复思考。
三鱼堂剩言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三鱼堂剩言卷四
监察御史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左传·昭公元年》子产说：“君子有四个时段：早晨用来听政，白天用来访问，晚上用来修定法令，夜里用来安身。借此来调节宣导他的精气，不要让精气壅塞闭塞，从而显露在身体上。”服虔解释说：“凡是人的形体和精神有限，不可长久使用。精神长久使用就会枯竭，形体太劳累就会败坏，不可以长久劳累。精神不使用就会迟钝，形体不使用就会痿弱，不可以长久安逸。固然应当劳逸交替，来宣导他的精气。早晨听政，久了就会疲惫，疲惫就用访问来替换；访问久了就会疲倦，疲倦就用修定法令来替换；修定法令久了就会懈怠，懈怠就用安身来替换；安身久了就会滞涩，滞涩就用听政来替换。用后面的事改变前面的心境，这也是用来疏散他的精气的方法。”这一段可以与宽猛相济的道理相通，而太史公自序中所说，苏子瞻御试策论中所论，都偏颇了。又“露其体”下面紧接着“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服虔说：“精神随着形体而盛衰，既然显露在身体上，那么神识也变弱了。”
申丰论雹，孔颖达引用郑康成说：“国家政事失当，君子知道大的方面，其次知道小的方面。那深山穷谷，本来阴寒凝结，是极阴之处，冰冻聚集的地方。不取用它的冰，那么气蓄积不宣泄，凝结而成伏阴。雨水而伏阴迫近它，就凝结而成雹。”详细记载申丰的话，以表明藏冰的礼仪不可废除。其实，雹不完全是由冰造成的，也是政事失当所致。我由此知道所谓不贤能的人，只认识小的方面，执着于一隅之见，而没有知道道的大端。然而道未尝不在此。又由此知道古人调和阴阳，周密无遗漏。
看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知道季氏善于卸罪，想要名实兼收。
女叔齐论仪，与北宫文子论仪，深浅不同，而各自极其妙处。
叔向论铸刑书，孔颖达有两种意思。前面说：“《伊训》说：‘先王开始修明人纪，制定官刑。’穆王作吕刑，周礼司刑掌管五刑之法，都是预先制定刑法了。而说‘临事制刑，不豫设法’者，圣王虽然制定刑法，举出大纲，但共犯一法，情有浅深，或轻而难原谅，或重而可宽恕，听其时事，议其轻重，虽然依据旧条，而断案有出入，不预先设定法律，告示下民，让他们无法推测深浅，常畏惧威严而惧怕犯罪。”后面说：“子产铸刑书，而叔向责备他；赵鞅铸刑鼎，而孔子讥讽他。如此传文，那么刑的轻重不可让百姓知道。而李悝作法，萧何造律，颁布于天下，没有人能改变。以今观之，不可一日而无律。这有道理了。古者分地建国，世代相承，知道国家是我的土地，民众确实是我的百姓，不生残贼之意，所以得以临事议罪。秦汉以来，长吏按时迁代，其民非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