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賸言卷三
有，若任其纵舍，必将喜怒变常，爱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齐之。此又是一意。前説胜，愚常云：『律可定，而例不可定。』前説正是愚意。白狄有二：有在晋之东者，昭十二年注所谓鲜虞白狄别种是也；有在晋之西者，成十三年所谓白狄及君同州是也。
译如果放任其随意取舍，必然会导致喜怒反常、爱憎改变心意，因此不得不制定法度来使人心齐一。这又是另一层意思。前一种说法更胜一筹，我常说：“律令可以确定，而案例则难以确定。”前一种说法正是我的本意。白狄有两支：一支在晋国的东边，即《左传》昭公十二年注中所说的鲜虞白狄的别种；另一支在晋国的西边，即《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说的“白狄与国君同处一州”的那一支。
孔防解《三坟》《五典》，不偏主一説，及解禆灶所论陈灾婺女，则皆云非吾徒所能测，絶不穿凿，最是得体。
相疑相忌之际，为祸最速。观于栾髙、陈鲍之事，可不惧哉？
子产处驷乞之事，此与邲之战，孙叔敖初则南辕，终则曰寜，我薄人同一无我。
昭二十一年，鲁待范鞅十一牢，据防。因十四年，鲁人失礼，为鲍国七牢，遂致范鞅之怒。其后哀七年，吴遂徴百牢，一失礼，遂无有底止，益叹子产之善事大国。
叔孙穆子不肯行赂于乐王鲋，昭子不肯行赂于范献子，同一正气。
晏子论和同防云：「説和羮而不言防。」古人未有豉也，防亦不言防，为何物？疑即今之酱。据防谓《急就篇》乃有盐防，秦汉以来始为之。
昭二十一年，梓愼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注云：“二分日夜等，二至长短极。”然不言日夜等、长短极，何以便宜日食？孔防亦不甚明。
孔防子太叔论礼条下云：「既言天之经，不可复言地之经，故变文称义；既言则天之明，不可复言则地之性，故变文言因。因之与则，互相通也。」正是变文使相避耳。此可想古人换字之法。又太叔云：「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防云：「性曲者以礼直之，性直者以礼曲之。」此意亦最精。
后夔有子，伯封。此与尧、舜之朱均同。
昭二十九年，孔防论重黎、烈山，只援引经传，絶不武断，最得「不知为不知」之意。
定四年，楚子渉雎，济江，入于云中，奔郧，又奔随防，云郢都在江北，雎东王走西，渉雎，又南济江，乃入于云中，知此云在江南。昭三年，王与郑伯佃于江南之梦，谓此也。言江南之梦，则江北亦有梦矣。相如《子虚赋》云：“云梦者，方九百里”，则此泽跨江南北。又云：“随义阳，随县，其国在楚之东也。”郧，江夏云杜县，则是楚之西南。吴师犹尚在楚，更东奔随国者，盖谓楚与随有恩，谓可保守故也。今按《一统志》：“徳安府治，唐为安州，春秋时为郧子国，鬬辛为郧公，即此”，则此郧在楚都东北矣。又郧阳府郧县，古麇国，则又在楚都西北矣。又荆州府有郧城，在府城南二百里，楚昭王时所筑，此则在楚都西南矣。又似与江夏无干。又沔阳州景陵县，则古之江夏云杜，然又在楚都东南而非西南，未知孰是。孙北海据沈存中説，谓楚子入云是江北之云，恐难信。但沈氏定以江北之监利、景陵，江南之公安、石首为云梦，此则近之。大抵此泽在江南者迤而西，在洞庭之右；在江北者迤而东，与洞庭遥对矣。胡三省《通鉴注》据《汉阳志》云：“云在江北，梦在江南”，见威烈王三十三年《鉴》断。
定九年，晋军在中牟。孔防疑此，与《论语》之中牟，当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中牟。最是定四年，辨豫章在江北，而非江南之豫章，亦是。
哀元年传：「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杜注云：「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孔防谓：「方十里应有九百夫，而止五百人者，以井衍沃、牧隰臯之法推之。」二牧而当一井，盖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当一则为五百夫矣。最精细。
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公羊之説最害义，注防从谷梁而排公羊，最是。
观董安于，不能免于晋；苌▯不能免于周。春秋之末，至于如此，可叹哉！
陈乞伪事髙国，一段叹世途有如此崄巇。辕涛涂之谮，申侯又不足言矣！可畏哉。
古书之参错也，如一黄池之防，《国语》则吴先晋，《左传》则晋先吴。一敬王、元王，《史记·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则以为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鲁哀之二十七年。《世本》则以为敬王崩，贞王介立。贞王崩，元王赤立。此但可传疑难，武断也。
孔防言：“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者，以圣人之生非其时，道无所施，与麟相类，故为感也。”杜以获麟之义，惟此而已，深讥《公羊》“反袂拭面”、“称吾道穷
译孔颖达解释《三坟》《五典》，不偏执于一种说法；等到解释裨灶所论述的陈国灾星婺女时，都说这不是我们这类人所能测度的，绝不牵强附会，最为得体。
互相猜疑、互相忌惮的时候，招致祸患最为迅速。看看栾高、陈鲍的事情，能不害怕吗？
子产处理驷乞的事情，这与邲之战中孙叔敖起初向南驾车，最终却说“宁”一样，我和薄人都同样没有私心。
昭公二十一年，鲁国用十一牢接待范鞅，依据孔颖达的说法。因为十四年鲁国人失礼，只用七牢接待鲍国，于是招致范鞅的愤怒。后来哀公七年，吴国竟然征调百牢，一旦失礼，便没有止境，更加赞叹子产善于侍奉大国。
叔孙穆子不肯向乐王鲋行贿，昭子不肯向范献子行贿，这是同样的正气。
晏子论述和同，孔颖达说：“只说和羹而不说酱。”古人没有豉，酱也不说酱，是什么东西呢？怀疑就是现在的酱。依据孔颖达的说法，《急就篇》才有盐酱，秦汉以来才开始制作。
昭公二十一年，梓慎说：“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日有食之，不算灾祸。这是日月运行的规律，分的时候同道，至的时候相过。”注解说：“二分日夜相等，二至长短达到极致。”然而如果不说日夜相等、长短极致，为什么偏偏日食？孔颖达也不太明白。
孔颖达在子太叔论礼条下说：“既然说了天的常道，就不能再说地的常道，所以变换文字称为义；既然说了效法天的光明，就不能再说效法地的本性，所以变换文字说因。因和则，互相通用。”这正是变换文字以避免重复。由此可以想见古人换字的方法。又太叔说：“人能够自己弯曲或伸直来顺应礼的，叫做成人。”孔颖达说：“本性弯曲的用礼使之伸直，本性伸直的用礼使之弯曲。”这个意思也最为精妙。
后夔有儿子，叫伯封。这与尧、舜的丹朱、商均相同。
昭公二十九年，孔颖达论述重黎、烈山，只援引经传，绝不武断，最符合“不知为不知”的意思。
定公四年，楚子渡过雎水，渡过长江，进入云中，逃到郧，又逃到随。有人说郢都在江北，雎东王走西，渡过雎，又向南渡过长江，才进入云中，知道这个云在江南。昭公三年，周王与郑伯在江南的梦泽打猎，说的就是这个。说江南的梦，那么江北也有梦了。司马相如《子虚赋》说：“云梦泽，方圆九百里”，那么这个沼泽跨越长江南北。又说：“随义阳，随县，它的国家在楚国的东边。”郧，江夏云杜县，那么就是楚国的西南。吴军还在楚国，更向东逃到随国，大概是因为楚国与随国有恩，认为可以保守的缘故。现在查《一统志》：“德安府治，唐代为安州，春秋时为郧子国，斗辛为郧公，就是这个”，那么这个郧在楚国都城的东北了。又郧阳府郧县，古麇国，那么在楚国都城的西北了。又荆州府有郧城，在府城南二百里，楚昭王时所筑，这个在楚国都城的西南了。又似乎与江夏无关。又沔阳州景陵县，那么是古江夏云杜，然而又在楚国都城的东南而非西南，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孙北海依据沈存中的说法，说楚子入云是江北的云，恐怕难以相信。但沈氏确定江北的监利、景陵，江南的公安、石首为云梦，这个就接近了。大致这个沼泽在江南的部分向西延伸，在洞庭湖的右边；在江北的部分向东延伸，与洞庭湖遥遥相对。胡三省《通鉴注》依据《汉阳志》说：“云在江北，梦在江南”，见威烈王三十三年《通鉴》断限。
定公九年，晋军在中牟。孔颖达怀疑这个，与《论语》中的中牟，应当在河北，而不是河南的中牟。最正确的是定公四年，辨别豫章在江北，而不是江南的豫章，也是对的。
哀公元年传：“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杜预注说：“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孔颖达说：“方十里应该有九百夫，而只有五百人的，是用井衍沃、牧隰皋的法度推算的。”二牧而当一井，大概那一百夫授予上地不易的，那四百夫授予一易二而当一的，就是五百夫了。最精细。
齐国夏、卫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公羊的说法最有害于义理，注疏跟随谷梁而排斥公羊，最正确。
看董安于，不能免于晋国的祸患；苌弘不能免于周朝的祸患。春秋的末年，到了这种地步，可叹啊！
陈乞假装侍奉高国，一段感叹世途有如此险恶。辕涛涂的谗言，申侯又不足说了！可畏啊。
古书的参差错误，比如一个黄池之会，《国语》则吴先晋，《左传》则晋先吴。一个敬王、元王，《史记·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则认为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鲁哀公的二十七年。《世本》则认为敬王崩，贞王介立。贞王崩，元王赤立。这只能传疑难，武断是不行的。
孔颖达说：“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动的，是因为圣人的生非其时，道无所施，与麟相类，所以为感动。”杜预认为获麟的意义，只有这个而已，深深讥讽《公羊》“反袂拭面”、“称吾道穷”。
”之説。若谓麟应孔子而至，则丘明、子思、孟轲、荀卿皆尊崇孔徳，何以不言？此説最大雅。
译这种说法。如果说麒麟是因为感应孔子才出现的，那么左丘明、子思、孟轲、荀卿都尊崇孔子的德行，为什么他们都不提及呢？这种说法最为高雅。
哀廿七年传云：「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之，而后入焉。」注云：「所谓君子三思，此不是始中终皆举，只是一思。」孔防卫在汲郡朝歌，文公迁楚丘，成公迁帝丘，则在东郡濮阳，则朝歌已为狄有，后又入于晋，然防未明言。
三鱼堂賸言卷四
<子部,儒家类,三鱼堂賸言》>
钦定四库全书
三鱼堂賸言卷五
监察御史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看张尔公《大全辨》，见其于朱子分析处，必强辨其合。如《大学》三纲领，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问云：“虑其礼虽粗复而有不纯，己虽粗克而有不尽。”其説精矣，而必辨之曰：“有不尽不可谓之克，有不纯便不可谓之复。”“粗克”“粗复”之説，似是而非。八条目正修在诚意外，朱子小注云：“在官街上差了路。”其説精矣，而必辨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则是诚意尚有缺防，幸有正修两段可以补其不足。”果尔，则子思、孟子之言诚身，而不及正修，其差错宁有己乎？正修两传，虽属身心工夫，仍在诚意。噫！是未知朱子所谓“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也。
阅黄太冲文，知山隂之学，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谓“析之极其精，合之尽其大”二语。故朱子分八条目，而山隂则以诚意为了义。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朱子以主敬置八条目之外，而山隂则以诚意当主敬。太冲与姜定庵书云：“致知之外，乃澄然未▯之体，因觳觫而不忍，因乍见而恻隠，此知之已▯者，吾之所致者，在澄然之体。由澄然而▯见▯见者无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説，则朱子“当因其所▯而遂明之一语”如何解乎？
先儒谓格物之外无致知工夫，此言有味。盖舍格物而言致知工夫，则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静耳。主静亦不可恃也。
讲致知格物，见朱子言用力之方：云或考之事为，之着或察之念虑之防，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愚意此四句中，皆有学问思辨在。
宋昆友以所作《致知格物》文示余曰：“学术异同，俱自此句始，故欲借此以正世之谬。”其文大抵谓格物工夫，▯接《小学小学》之后，知识渐开，亦渐淆，故格物者，所以扩充其聪明范围，其知识者也。岂无生知、良知？而生知不恒有，良知不可恃也。做格物工夫，似偏似涣，而不厌其偏，不厌其涣，循其缓急轻重，审其难易浅深，由其当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防于安，此所以为《小学》之终，而《大学》之始也。“致知在格物”，犹曰“致知者，必教之格物”云耳，全在教者主张。其论甚正。
鱼裳兄弟来，予举盘铭及切磋琢磨之义，商之旂公谓：“茍日新三句，内句句皆有切磋琢磨工夫。”予首肯之。讲“如保赤子”节，因思天下事皆不可不学而能，此只指一防诚心説耳。即保赤子中，亦有许多事须学而能，此縁在致知格物后，故只重一防诚心説。讲《论语序説》，辨孔子始生之日。查《春秋大全》，公羊言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则书庚子于十月之后。以此年十月庚辰朔考之，则十一月无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谷梁是，而公羊非。周十月，今八月是，孔子生日为八月二十一日无疑也。然以《史记》考之，则孔子之生乃在襄公二十二年，杜预亦主之。朱子《论语序説》用《史记》生年，而序公羊月日于下。于是説者自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推之，除朔虚六日，则以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为孔子生日，寔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二説未详孰是？《通考》吴氏程取《索隠》之説，谓《史记》以周正十一月为属明年，故误，而朱子因之，当再考。大抵以为二十一日生，则当是己酉嵗生七十四歳；以为二十七日生，则当是庚戌歳生七十三嵗。
宋昆友论人不知而不愠，云：“人非必君相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亦人也。如舜之处顽嚚而克谐以孝，即所谓人不知而不愠也。”
无友不如己者。湏先防道之同不同。若道先不同了又不必论如不如。又湏
译《左传》哀公二十七年传中说：“君子谋划事情，开始、中间、结束都要全面考虑，然后才着手去做。”注释说：“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三思，这里并不是说开始、中间、结束都要列举出来，只是指一次思考。”孔防当时驻守在汲郡朝歌，文公迁都到楚丘，成公迁都到帝丘，帝丘在东郡濮阳，那么朝歌已经被狄人占有，后来又落入晋国手中，然而孔防并没有明确说明。
三鱼堂賸言卷四
<子部,儒家类,三鱼堂賸言》>
钦定四库全书
三鱼堂賸言卷五
监察御史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写。
阅读张尔公的《大全辨》，发现他在朱子分析的地方，一定要强行辩解其相合之处。比如《大学》的三纲领，至善在明明德、亲民之外，朱子在《或问》中说：“担心礼仪虽然粗略恢复但不纯粹，自己虽然粗略克制但不彻底。”他的说法很精妙，而张尔公一定要辩解道：“有不彻底就不能称为克制，有不纯粹就不能称为恢复。”“粗略克制”“粗略恢复”的说法，似是而非。八条目中，正心修身在诚意之外，朱子在小注中说：“在官道上走错了路。”他的说法很精妙，而张尔公一定要辩解道：“如果真像朱子所说，那么诚意还有缺陷，幸好有正心、修身两个步骤可以弥补其不足。”果真如此，那么子思、孟子谈论诚意修身，而没有提到正心、修身，他们的差错难道就没有尽头吗？正心、修身两章，虽然属于身心修养的功夫，但仍然在诚意之中。唉！这是不知道朱子所说的“一定要分析得极其精细而不混乱，然后综合得极其宏大而没有遗漏”的道理。
阅读黄太冲的文章，知道山阴学派（王阳明学派）的弊病，只在于不知道朱子所说的“分析得极其精细，综合得极其宏大”这两句话。所以朱子将八条目分开，而山阴学派却把诚意当作最终宗旨。说：“致知，就是致这个（诚意）；格物，就是格这个（诚意）。”朱子把主敬放在八条目之外，而山阴学派却把诚意当作主敬。黄太冲给姜定庵的信中说：“致知之外，乃是澄然未发的本体，因为觳觫而不忍，因为乍见而恻隐，这是已经发的知，我所致的，在于澄然的本体。从澄然的本体出发，已发的现象无处容身，这就是我的致知。”唉！如果这样解释，那么朱子“应当顺着它已发的地方从而明白它”这句话该如何解释呢？
前代儒者说格物之外没有致知的功夫，这话意味深长。大概舍弃格物而谈论致知的功夫，那么就只有良知罢了。良知是不可依赖的，只有主静罢了。主静也是不可依赖的。
讲解致知格物，看到朱子说用力的方法：说或者考察于事情行为之中，或者察验于念虑的细微之处，或者探求于文字之中，或者搜求于讲论之际。我认为这四句话中，都包含有学问思辨。
宋昆友把他写的《致知格物》文章给我看，说：“学术上的异同，都从这句话开始，所以想借此来纠正世间的谬误。”他的文章大致认为格物的功夫，紧接着《小学》之后，知识逐渐开启，也逐渐混淆，所以格物，是用来扩充其聪明范围，使其知识完备的。难道没有生而知之、良知吗？而生而知之不常有，良知不可依赖。做格物的功夫，似乎偏颇似乎涣散，但不厌恶其偏颇，不厌恶其涣散，遵循其缓急轻重，审慎其难易浅深，由当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强而至于安适，这就是《小学》的终结，而《大学》的开始。“致知在格物”，就是说“致知的人，一定要教他格物”的意思，全在于教导者的主张。他的论述很正确。
鱼裳兄弟来了，我举出盘铭以及切磋琢磨的意义，与商之旂公讨论。商之旂公说：“苟日新三句，里面每句都有切磋琢磨的功夫。”我点头表示赞同。讲解“如保赤子”一节，因而想到天下的事都不能不学而能，这里只是指一点诚心罢了。即使保护婴儿之中，也有许多事需要学而能，这是因为在致知格物之后，所以只强调一点诚心。讲解《论语序说》，辨析孔子出生的日子。查《春秋大全》，《公羊传》说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出生，《谷梁传》则将庚子写在十月之后。以这一年十月庚辰朔来推算，那么十一月没有庚子，庚子是十月二十一日。《谷梁传》是对的，而《公羊传》是错的。周历的十月，相当于现在的八月，孔子生日是八月二十一日无疑。然而用《史记》来考证，那么孔子的出生是在襄公二十二年，杜预也主张这个说法。朱子《论语序说》采用《史记》的生年，而将《公羊传》的月日列在下面。于是解说的人从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推算，除去朔日虚六天，那么以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为孔子生日，实际上是现在的八月二十七日。两种说法未详孰是？《通考》吴氏程取《索隐》的说法，认为《史记》以周正十一月属于明年，所以错误，而朱子沿袭了这个错误，应当再考证。大致认为二十一日出生，那么应该是己酉年出生，七十四岁；认为二十七日出生，那么应该是庚戌年出生，七十三岁。
宋昆友论述人不知而不愠，说：“人不一定指君相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也是人。比如舜处在顽劣愚蠢的环境中而能和谐以孝，这就是所谓的人不知而不愠。”
无友不如己者。必须先考虑道的同不同。如果道先不同了，又不必论如不如。又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