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賸言卷七
终不敢直指陆学为非也。又其末言，象山晚年亦得力于朱子，以救阳明；朱子晚年得力于象山之説，亦属调停。
译终究不敢直接指责陆学是错误的。又其末尾所言，象山晚年也从朱子那里获益，用以补救阳明；朱子晚年也从象山的学说中获益，这也属于调和折中。
考亭渊源录》第十八卷载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之説。郭是从禅学入门者，恐此所述未必确，用功如何可这様限定？第二十卷，刘淳叟欲做虚静工夫，朱子与言李延平教人静坐之不然，可见郭友仁所述未确。
吕泾野集有云：「衡有铢两钧石之星也，若为尘垢所掩，则不可得而辨矣。天有斗枢三垣五纬二十八宿之星也，若为云雾所障，则不可得而辨矣。夫人心之有星，犹天与衡也。」此一段説心最好。又云：「如使顔子之父母不悦于箪瓢，乃顔子自以为乐而不改，则虽夫子岂肯称其贤。」此亦説得最好。又云：「夫子所谓一以贯之者，其约乎？故顔子曰『约我以礼』。此防约礼即一贯。」与愚向所见不同。又云：「时有升降，隂阳尽之矣；学无止足，鸢鱼见之矣。隂阳尽，穷通得防，皆非在我者也；鸢鱼见，体用显防，皆非在物者也。」是见道之言。又云：「禹之导江河，在拜昌言。何以知言之昌？在精一以执中。未至于禹者，在求其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讱言，参之三省説得真妙。」又云：「孔门论学，惟仁为大学；仁惟礼为急。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皆仁也。天体物而无不在，仁体事而无不存。夫子告顔渊之为仁，以非礼勿视聼言动，亦是意乎？」按此一条可见，约礼即是一贯。予向疑一贯与此约字不同，非也。
较王学质疑，因思程子言：“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又云：“性即理也。”此处宜将《大学》或问中所云：“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在万物，而其用之防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合防方明，仁义礼智皆心之用，管乎天下之理者也。阅孙徴君年谱，叹近年来南方有一黄黎州，北方有一孙钟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学者多被他教得不清楚。
孙钟元鹿伯顺一生苦志，只做得不践迹的事。
鹿江村孙徴君皆一代伟人，其品之髙，则所谓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也？其学之勇，则所谓未之能行，惟恐有闻者也。只是不虚心，不细心，子路当日亦是这个气象，頼圣人之裁成，所以终成千古大贤。
防学蔀通辨后编，朱子答廖子晦一条：觉明镜止可喻心，不可喻性。朱子《大学》或问中有“鉴空衡平”之説，论顔子“明睿所照”，亦以明镜言之，皆只是言心。至象山论孟子“万物皆备”，而以镜中防花言之，则是以镜喻性矣，大谬。此陈清澜所以谓孟子“万物皆备”是以万物之理言，陆学之“万物皆备”是以万物之影象言。
以六经为圣人糟粕者，犹以虚无之见置在六经外；以六经为我注脚者，直以虚无之见置在六经内。故王弼之《易》，何晏之《论语》，犹有可取；而象山之解经，必不可从也。
阅儒宗理要内绪言觉其踈浅
黄太冲撰《周海门传》云：「性理也，心气也。阳明言『无善无恶心之体』，非言性无善无不善。以无善无不善为性者，海门之咎也。然阳明不曰『心即理乎』？何可掩也？大抵昔之为王学者，乐其病；今之为王学者，掩其病。」
刁防吉《辨道录》载罗文庄之言曰：“理一分殊”四字，本程子论《西铭》之言，其言至简，而推之天下之理，无所不尽。持此以论性，自不湏立“天命”“气质”之两名。按整庵尊“理一分殊”之语可也，而便欲以此破除“天命”“气质”之名，则非矣。但知理气之合，而不知理气之分，可乎？
陈迁鹤言：「闽中从来不染于姚江之学，惟一李贽出仕于外，与王龙溪交，遂习为横议。」
朱陆皆以镜喻心，然一是真明镜，一是含糊之镜。辨学术异同，若在经书文义上辨之，则彼此胶执，葛藤无已矣。且舍文义而单论下手工夫，则得失自见。
今之回防姚江者有二，一则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语，此不过欲寛姚江，其病犹小；一则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语，此则直欲诬程朱，其罪大。
昔人云：「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此与夫子「主忠信，徙义」之意同。我人存一至诚无伪之心，进而有为，可谓忠矣。然其间轻重缓急，过差而不合于义者
译《考亭渊源录》第十八卷记载朱子告诉郭友仁，有“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说法。郭友仁是从禅学入门的人，恐怕这记载未必准确，用功的方法怎能这样限定？第二十卷中，刘淳叟想修习虚静的工夫，朱子与他谈论李延平教人静坐的做法并不正确，可见郭友仁的记载不准确。
吕泾野集中说：“秤上有铢、两、钧、石等星点，如果被尘垢遮蔽，就无法分辨了。天上有斗枢、三垣、五纬、二十八宿等星宿，如果被云雾遮挡，就无法分辨了。人心中的星点，就像天和秤一样。”这一段论说心最好。又说：“假如颜回的父母对箪食瓢饮的生活不悦，而颜回自己以为快乐而不改变，那么即使是孔子，难道会称赞他贤德吗？”这也说得极好。又说：“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大概是指‘约’吧？所以颜回说‘用礼来约束我’。这‘约礼’就是‘一贯’。”这与我以往的看法不同。又说：“时运有升降，阴阳已穷尽了；学问没有止境，鸢飞鱼跃体现了。阴阳穷尽，穷通得失，都不是由我主宰的；鸢飞鱼跃显现，体用显隐，都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这是见道的言论。又说：“大禹疏导江河，在于采纳昌明的言论。怎么知道言论昌明？在于精一以执中。未达到大禹境界的人，在于寻求切身的弊病并去除它。比如牛丘的讱言，曾子的三省，说得真切精妙。”又说：“孔门论学，只有仁是大学问；仁之中，只有礼最紧急。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都是仁。天体现万物而无不在，仁体现万事而无不存。孔子告诉颜渊如何做到仁，以‘非礼勿视、听、言、动’为标准，也是这个意思吗？”按这一条可以看出，约礼就是一贯。我以往怀疑“一贯”与这个“约”字不同，这是不对的。
比较《王学质疑》，因而想到程子说：“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又说：“性即理也。”这里应当将《大学或问》中所说的：“心虽然主宰一身，但其虚灵的体性足以统摄天下的理；理虽然存在于万物，但其精妙的作用，实际上不超出一个人的心。”合起来理解才明白，仁义礼智都是心的作用，统摄天下的理。阅读孙徵君年谱，感叹近年来南方有一位黄黎州，北方有一位孙钟元，都是君子，然而天下的学者大多被他们教得不清不楚。
孙钟元鹿伯顺一生苦志，只做到了不践迹的事。
鹿江村孙徵君都是一代伟人，他们品格的高尚，就是所说的“不嫉妒不贪求，何事不美好”呢？他们治学的勇猛，就是所说的“还没有做到，只怕听到新的道理”呢。只是不够虚心，不够细心，子路当时也是这种气象，依靠圣人的裁成，所以最终成为千古大贤。
《学蔀通辨》后编，朱子回答廖子晦的一条：明亮的镜子只能比喻心，不能比喻性。朱子《大学或问》中有“鉴空衡平”的说法，论说颜回“明睿所照”，也以明镜来说，都只是论说心。至于象山论说孟子“万物皆备”，而以镜中影像来说，那就是以镜子比喻性了，大错特错。这就是陈清澜之所以说孟子“万物皆备”是从万物之理来说，陆学的“万物皆备”是从万物的影像来说。
把六经当作圣人糟粕的人，犹如把虚无之见放在六经之外；把六经当作我注脚的人，直接把虚无之见放在六经之内。所以王弼的《易》，何晏的《论语》，还有可取之处；而象山的解经，绝对不可遵从。
阅读《儒宗理要》内《绪言》，觉得它疏浅。
黄太冲撰写《周海门传》说：“性是理，心是气。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不是说性无善无不善。以无善无不善为性，是海门的过错。然而阳明不是说‘心即理’吗？怎么可以掩盖呢？大概过去做王学的人，乐于其弊病；现在做王学的人，掩盖其弊病。”
刁防吉《辨道录》记载罗文庄的话说：“理一分殊”四个字，本是程子论说《西铭》的话，其言辞极其简练，而推演到天下的理，没有不穷尽的。持此论说性，自然不需要设立“天命”“气质”两个名称。按整庵尊崇“理一分殊”的话是可以的，而想以此破除“天命”“气质”的名称，则不对了。只知道理气的合一，而不知道理气的分别，可以吗？
陈迁鹤说：“闽中从来不沾染姚江之学，只有李贽在外做官，与王龙溪交往，于是习染为横议。”
朱陆都以镜子比喻心，然而一个是真明镜，一个是含糊之镜。辨明学术异同，如果在经书文义上辨析，则彼此固执，纠缠不休。况且舍弃文义而单独论说下手工夫，则得失自然显现。
现在回头批评姚江的有两种，一种是用程朱的意思解释姚江的话，这不过是想宽恕姚江，其弊病还小；一种是用姚江的意思解释程朱的话，这则是直接想诬陷程朱，其罪过大。
古人说：“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这与孔子“主忠信，徙义”的意思相同。我们存一颗至诚无伪的心，进而有所作为，可以称为忠了。然而其中轻重缓急，过失差错而不合乎义的
尽多。故进思尽忠者，必退思补过；主忠信者，必徙义。阳明以「致良知」三字为学，岂知此也哉！
译做到极致。所以进朝时想着竭尽忠诚的人，必定退朝时想着弥补过错；以忠信为根本的人，必定迁善改过。王阳明用“致良知”三个字作为学问的宗旨，难道不是懂得这个道理吗！
姚江一派，学术日异而月不同。正嘉之际，其词诐；嘉隆之际，其词滛万厯以后，其词邪；至今日，其词遁。
日求去过，而过不能去者，一则起于欲根未尽，一则起于习气未除，一则起于见识未真。
一篇朱子行状，即是一篇《太极图说》。一篇《太极图説》，即是一篇朱子行状。
人之喜怒，各有气象。程子欲人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愚更欲人忘其怒，而观怒之气象。尽有怒得是，而气象不好者。
人生处处要树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
天下道理，只得一个。旋相为宫之法，在医家则谓之君臣佐使。
大人言：「熊见可之讲书，但自讲一番，而不能使其委曲入于童子之耳。」予因悟圣人言忠，又必言恕，盖能尽心而不能推己，其弊如此。
春秋之义，不责下，责上；不责小人，责君子。大易之义，不忧衰，而忧盛。以此思之，人生何时可不戒谨？
三鱼堂賸言卷八
<子部,儒家类,三鱼堂賸言》>
钦定四库全书
三鱼堂賸言卷九
监察御史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初学读《战国防不如将《纲目》自威烈王至秦始皇并天下熟读。
纲目序知伯之事于威烈王二十三年，序子思之言于显王二十三年，皆是追叙法。知伯、子思皆纲目前人。纲目书法于孝恵四年帝冠条下云：“于是帝生十五年矣。”查荀悦《汉纪》，髙祖崩年，孝恵已年十六，安得如书法所云？又纲目髙祖十年分注内，“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正误，因杜诗“黄绮终辞汉”之句，遂云“绮里季、夏一人也”，黄公一人也。今查《汉纪》四人：曰东园公、夏黄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安得如正误之言？又查孝恵四年立皇后张氏，《汉纪》、纲目俱云是鲁元公主女，然恐非鲁元所亲生。观髙帝七年，上欲以鲁元许匃奴，此时尚未归张敖也，安得至孝恵四年遂有如此长女？荀悦议其非礼，恐亦未考。
汉武纲目「跅弛」二字，「跅」是跅落，乃不顾利害之意；「弛」是弛废，乃不循规矩之意。注不甚明。
纲目虽极与严光，然不载足加帝腹之事，盖不予其傲也。
阅桓帝延熹三年，纲目：赵岐为皮氏长，以宦者左悺兄为河东太守，耻之，即日弃官而归，可谓危行矣。惜未能言，孙以至家属受祸。此李固之女文姬所以戒其弟也。玩纲目言孔北海才踈意广，只是大纲好，细目未尽。防《国语·三川震》篇，因思后世地震之变多矣，不必皆亡。伯阳父何以知幽王之亡？大抵天变与人事相叅。人事不爽，天变偶至，不至于亡，如元气壮盛之人偶感风寒也。人事既壊，天变又至，其亡必矣，如元气衰弱之人复遭风寒也。观其言，周徳若二代之季，可知。
国语》管子对桓公曰：「设象以为民纪，式权以相应，比缀以度。竱本肇未设象者，立为一定之法也；式权者，用其变通之宜，所以善此法也；比缀以度，以人之众寡言，人有众寡，难以一法治，比校之，连缀之宜，分则分宜，合则合，各有度焉。竱本肇末，以事之本末言，事有本末，难以一法理，等量之，匡正之宜，重而重宜，轻而轻，亦各有度焉。是皆所谓权也。」《国语》夙沙厘云：「吾委质于翟之鼓，非委质于晋之鼓也。」韦昭注云：「质，贽也。」《左传》狐突云：「防名委质。」杜注孔防云：「质，身体也。」二説不同，説异而不妨并存者，此类是。
史记·赵世家》献侯即位，治中牟。瓉注：“中牟应在相州，非郑中牟。”辨地里志之失，最是项羽纪。宋义留安阳，索隠谓应在宋州，非相州之安阳。辨师古之非，最是。
公孙▯尽有好处，如诛郭解，抑卜式，杀主父偃，皆不可谓不是；特阻汲黯、董仲舒，则不能为之解。
史记·公孙▯传》不载其开东閤事，亦是太史公恶而不知其羙处。
阅汲郑传郑侠而和汲侠而清
读《李斯传》，以督责为王道，以申商为圣人，何异指鹿为马？
史记·相如传》序："上林八川而云东注太湖，何谬至此？"注不能正，而反附防之，何也？
郭解之
译姚江这一学派，学术风气日新月异，每月都不同。正德、嘉靖年间，他们的言辞偏颇；嘉靖、隆庆年间，他们的言辞淫靡；万历以后，他们的言辞邪僻；到了今天，他们的言辞诡辩逃避。
天天追求去除过错，却去除不了，原因有三：一是因为欲望的根本没有断尽，二是因为习气没有消除，三是因为见识不够真切。
一篇朱子的行状，就是一篇《太极图说》；一篇《太极图说》，就是一篇朱子的行状。
人的喜怒哀乐，各自有不同的气象。程子希望人们忘记愤怒，去观察事理的是非；我却更希望人们忘记愤怒，去观察愤怒本身的气象。完全有愤怒得合乎道理，但气象却不好的情况。
人生处处要树立一个界限，事事要斟酌一个分寸。
天下的道理，只有一个。旋相为宫的方法，在医家就称为君臣佐使。
大人说：“熊见可讲书，只是自己讲了一遍，而不能让内容委婉曲折地进入孩童的耳朵。”我因此领悟到圣人讲“忠”，又必定讲“恕”，大概是因为能尽心却不能推己及人，弊端就是这样。
《春秋》的道义，不责备下级，而责备上级；不责备小人，而责备君子。《周易》的道义，不担忧衰败，而担忧兴盛。由此思考，人生什么时候可以不戒慎恐惧呢？
三鱼堂剩言卷八
《子部，儒家类，三鱼堂剩言》
钦定四库全书
三鱼堂剩言卷九
监察御史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初学者读《战国策》不如将《纲目》从威烈王到秦始皇统一天下这段熟读。
《纲目》在威烈王二十三年记载知伯的事，在显王二十三年记载子思的话，都是追叙的手法。知伯、子思都是《纲目》之前的人。《纲目》书法在孝惠四年“帝冠”条下说：“于是皇帝出生十五年了。”查荀悦的《汉纪》，高祖去世那年，孝惠帝已经十六岁，怎么会像书法所说的那样呢？又《纲目》高祖十年分注内，关于“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的正误，因为杜诗“黄绮终辞汉”的句子，就说“绮里季、夏是一个人”，黄公是一个人。现在查《汉纪》四人：叫东园公、夏黄公、甪里先生、绮里季，怎么会像正误所说的那样呢？又查孝惠四年立皇后张氏，《汉纪》、《纲目》都说她是鲁元公主的女儿，但恐怕不是鲁元公主亲生。看高帝七年，皇上想把鲁元公主许配给匈奴，这时她还没有嫁给张敖，怎么到孝惠四年就有这么大的女儿呢？荀悦议论她不合礼法，恐怕也没有考证清楚。
《纲目》中关于汉武帝的“跅弛”二字，“跅”是跅落，是不顾利害的意思；“弛”是弛废，是不循规矩的意思。注释不够明白。
《纲目》虽然极力肯定严光，但不记载他把脚放在皇帝肚子上的事，大概是不赞成他的傲慢。
阅读桓帝延熹三年，《纲目》记载：赵岐担任皮氏县长，因为宦官左悺的哥哥担任河东太守，感到羞耻，当天就弃官回家，可以说是危言危行了。可惜没能进言，导致家属遭受祸患。这正是李固的女儿李文姬告诫她弟弟的原因。玩味《纲目》说孔北海才疏意广，只是大纲好，细节未尽。防备《国语·三川震》篇，因此想到后世地震的变故多了，不一定都导致灭亡。伯阳父怎么知道幽王会灭亡呢？大概天变与人事相互参验。人事没有差错，天变偶然到来，不至于灭亡，就像元气壮盛的人偶然感染风寒一样。人事已经败坏，天变又到来，灭亡是必然的，就像元气衰弱的人又遭遇风寒一样。看他的话，周德如同夏商两代的末世，可以知道了。
《国语》中管子对桓公说：“设立形象作为百姓的纲纪，运用权变来相应，比较连缀来度量。”“竱本肇末”，设立一定的法度；“式权”，运用变通的适宜，以此来完善这个法度；“比缀以度”，根据人的多少来说，人有众寡，难以用一种法度治理，比较它，连缀它，适宜分开就分开，适宜合并就合并，各自有度。“竱本肇末”，根据事的本末来说，事有本末，难以用一种法度治理，衡量它，匡正它，适宜加重就加重，适宜减轻就减轻，也各自有度。这些都是所谓的权变。《国语》中夙沙厘说：“我委身于翟国的鼓，不是委身于晋国的鼓。”韦昭注说：“质，是贽礼。”《左传》中狐突说：“名叫委质。”杜注孔颖达说：“质，是身体。”两种说法不同，说法不同但不妨碍并存，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史记·赵世家》记载献侯即位，治理中牟。瓉注：“中牟应该在相州，不是郑国的中牟。”辨析地理志的错误，最突出的是项羽纪。宋义留在安阳，索隐说应该在宋州，不是相州的安阳。辨析颜师古的错误，最突出的就是这里。
公孙弘有很多好处，比如诛杀郭解，压制卜式，杀死主父偃，都不能说不是对的；只是阻挠汲黯、董仲舒，就不能为他辩解了。
《史记·公孙弘传》不记载他开东阁的事，也是太史公厌恶他而不知道他的好处。
阅读汲郑传，郑侠而和，汲侠而清。
读《李斯传》，把督责当作王道，把申不害、商鞅当作圣人，这和指鹿为马有什么区别？
《史记·相如传》序：“上林八川而云东注太湖，怎么错误到这种地步？”注释不能纠正，反而附会它，为什么呢？
郭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