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賸言卷六

译如果从形体上去寻求，就不能通过耳闻目见获得，只有长久地存养，那么在日常用事之间似乎有所见，这就是少年学禅时所见到的昭昭灵灵的意思。等到见到延平先生，才完全明白其中的过失。后来会见南轩先生，才开始听闻五峰先生的学问，以察识端倪作为最初下手的处所，未免缺失了平时涵养这一节工夫。告别南轩先生的诗中所说“只有在应酬应对之处特别通达地见到本根”，以及在回复何叔京书信末尾说南轩先生的入手处精切，说的都是这个意思。《中和旧说》对此论述尤其详细，后来他自己觉悟到其中的过失，改定了“已发未发”的论述，然后体用不偏颇，动静两方面都致力，工夫才变得浑全，这是他终身确定的见解。祭奠南轩先生的文章中，开始共同品尝而最终共同抛弃的，就是这类情况。大体上，先生从早年本来就已经卓越地有志于圣人之学，然而未免被言语文字分散了工夫，直到中年以后才有一个规模。今天正应当依据先生已经确定的论述来反证那些尚未确定的地方，或许可以有所持守遵循。看这一条，庄渠先生的学问颇为端正。

译唐荆川编纂《诸儒语要》十卷，高景逸作序说：“前六卷都是各位先生自己体悟得来的言论，后四卷则是辨析同异之处。”然而前六卷记载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位先生，以及上蔡、双山、五峰、南轩的言论，最后以象山、慈湖、白沙、阳明的言论作结，像河津、余干等人却未被收录，那么这种取舍就不恰当了。后四卷杂取先儒的言论，却不注明姓氏，那么体例就不完善。又有《续语要》六卷，是薛文清、吴康斋、陈剩夫、章枫山、胡敬斋、曹月川、蔡虚斋、魏庄渠、徐养斋、尤西川、吕泾野、王心斋、罗念庵、罗近溪、钱绪山、王龙溪、邹东廓这十七人的言论，由宛陵黄一腾编纂辑录。然而遗漏了罗整庵、邵二泉，也不能没有非议。徐养斋、尤西川不详他们是什么人。曹月川，我没有见过他的书。现在看这本书所载，如说：“人的气聚结就生，气消散就死，就像白天黑夜那样必然，哪有死了又生为人，又死了为鬼，往来不停而成为轮回的呢？”这番话卓然不凡。又这本书记载了他的《太极图说述解》《序存疑录》《序儒者宗统谱》《序家规辑略》《序》，那么他的书都流传于世。尤西川，大约是良知学派的人，然而他的言论有非常精当的。如说：“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让人怪异的，多是因为自己好胜心强、气浮所致。比如讲说事理，或论文说书，稍有见解，就想压倒别人，或是挟持知识故意问人，话没说完就伸张自己的意见，这些地方虽然是善也是恶。又或是被人规劝警示，不肯认错悔改，委曲辗转寻找借口脱身，那么是他有爱护我的心，我反而拒绝他，这样交往，谁能容得下呢？必须虚心平气，谦卑自己、尊重他人，求益不求胜就可以了。”又说：“没完全明白别人的话就伸张自己的意见，这是学者的通病，问题出在没完全明白就伸张意见之间，不在于议论是非的地方。”又说：“后辈对前辈贤者及前辈的言论，有与我不合的，尤其要压下气、抑制心，反复详细品味，实在不可遵从然后才断定，尤其要克制好胜心，不要因为一句话的得失轻易议论前人，苟且苟同或刻意立异都是私心，还学什么呢？”又说：“正大光明的人，难免有以善服人的毛病。”又说：“风水家的说法败坏人心术，用大义禁止并断绝它是可以的。六经四书不讲风水，如果与礼义有关，孔孟应当详细说它了。”又说：“我们儒家说仁统摄四德，然而四德也各自统摄仁，随时随事立名，没有偏全的不同，理只是一个而已。按《几亭学言》第一卷内又说：‘礼义智都是仁，说的是心。如果从事物来说，仁义智都只是礼罢了。’所以教人为国以礼，礼，是三者畅达于四肢、发用于事业的东西。不依礼那么三者不可见，也不能自行。”

叶讱庵反复强调以亲身实践为重，论学不以阳明为错。拿出卫尔锡《潜斋寤言》给我看，卫也是倾向于阳明的。《寤言》中说：“立大志，审几微，踏实地。”又说：“初学不克制世俗之情，无法见到至情。然而至情未能发动，终究摆脱不了世俗之情，所以致曲集义，都顺着所发动的而扩充它，使有如火燃烧、泉水涌达之势。”又说：“学者未能中行，宁可为狂狷，不可与权变。先求有所立，未能温良恭俭让，先为刚毅木讷。”这些都是名言。

陆桴亭《性善图说》大意谓人性之善正要在气质上防范，这只说得朱子不离气质一边，而略去了不杂气质一边，此图很不必要作。至于论高顾大意，而深取高子“无声无臭即至善也”一语，谓阳明以善为有声臭，故说“无善无恶”，岂知善固无声无臭者乎？不知高子此语亦未是，谓善无声无臭，是知无极而未知太极也，知冲漠无朕而未知万象森然已备也。虽若异乎阳明之说，而实与阳明之说同归也。张干臣《困知记》序云：“始也以儒而托于禅，既也以禅之实篡儒，复以儒之名攻禅，有崇正学之称而已，非正学；有辟异端之论而已趋异端。”此数语曲尽嘉隆以来讲学之弊。

校对《困知记》见整庵论薛文清“气有聚散，理无聚散”之说，云：“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若云一有一无，则非理气无缝隙之论矣。”此一段说得最好，与整庵别处论理气不同。余前疑文清之言未融，得此豁然。

容城孙奇逢【字钟元】《理学宗传》一书，混朱陆、阳明而一之，盖未知考正《晚年定论》也。但慈湖、龙溪、近溪、海门，则列在末卷补遗之中，盖亦知其非矣。

《理学宗传》章本清心性说曰：“心学传自虞廷，虽曰观诸孩提之爱敬，则人生之初，其心本无

译不好。观察践行道义的人，乞丐不接受呵斥踢打，即使在刚强违逆之后，本心仍有未曾完全泯灭的部分。不知道这乃是圣贤多方诱导，或者在尚未迷失之前进行指点防范，或者在已经迷失之后进行指点防范，无非是想要人们自己认识本心以自我保存。不然的话，人没有不是孩童的，曾经有随着年龄增长而不被外物牵引、习惯改变的吗？乞丐不接受呵斥踢打，曾经有永远保持此心而不加防范的吗？好比谷种，不播种就不生长；好比真金，不淘洗就不纯净。近来论述心性学问的人，为什么竞相指出众人当下的心就与圣人相同呢？他们的说法很正当，然而观察他们的意图，却似乎是以心为主而以理服从它，不是以理为主而以心服从它。」又看到钱绪山论述师门关于虚寂的防范说：「变动周流，以虚来适应变化；无思无为，以寂来通达感应，这是《大易》的教诲。自从圣学衰微而防范之言断绝，学者执着于典籍纲要，拘泥于思虑作为，变通感通的防范于是消亡。那佛教徒趁着衰微而入，就借用我们儒家的精髓来运用，以主持世间教化。作为我们儒家的，仅仅自我固守，徒然想以虚名抗拒他们，不足以使他们心服。谈到虚寂，反而随之避忌，不知道这原本就是我们儒家的家常便饭，沦落失传才到了这一步。他们这种援引儒家进入墨家，推崇墨家依附儒家，可以说很巧妙了。」又论述无善无恶说：「眼睛没有颜色，所以能穷尽天下的颜色；耳朵没有声音，所以能穷尽万物的声音；心没有善，所以能穷尽天下万事的善。」简直是放言无忌。我考虑王氏与高弟之间流传的语言，应该仿照《阳明要书》的例子，摘录并辨析它们，希望使后世不再迷惑。

译象山说：“六经都是我的注脚”，率领天下人而祸害六经的，必定是这句话。这正是朱子所说的以己意揣测圣人之志，而不是以己意逆推圣人之志。学者不知道真正的学问，而轻易相信别人，就像《理学宗传》所记载的，贺克恭对于陈白沙，南元善、徐珊等人对于王阳明，这正是朱子所说的“笃信而不好学，那么所相信的就不是正道了”。

黄太冲有《沈清溪墓志》，其中关于心性与本性的辨析也很明确。大抵自从罗整庵严厉批评象山、阳明之后，像高景逸、刘念台都不敢再直接指心为性。但心性之辨虽然明确，也不过是说心属于气而性属于理，心中含有性但性并不就是心罢了。他们想要专门持守心来笼罩理，这一点是一样的。只是阳明认为理在心外，高、刘则认为理在心内。高以静坐为主，刘以慎独为主，并说无动无静。高似乎符合周敦颐主静的说法，刘似乎符合程颐定性的说法，以及朱熹中和的初说，但都失去了真谛。

张居正请求开设经筵，防备有圣王的功业，已经严密而且更加严密，圣德日日更新而又更加更新的言语，因此想到《大学》说：“又日新”，《孟子》说：“又从而振德之”，这两个“又”字最有意味，凡是做学问教化人，都不可以不知道这个“又”字。汪苕文给计甫草的信说：“禅宗的教化，固然有不可思议的地方，但想要把孔子之道与禅宗合而为一，就像把乳汁倾入酒中，最终酒和乳汁都贬值，这条论断似是而非，如果这样说却好像禅宗原本有妙处，只是不可以与我们儒家相合，那么又何必奇怪天下人跟从它呢？”过去佞佛的人多合并三教，现在佞佛的人又多区分三教。

张瑶山文集内有《玉山遗响》一种，其中一条说：“居住在茅屋中，每次在搜览书籍的闲暇，默坐观心，点燃一炷香。虽然本体照耀透彻，不能立刻相信。觉得山空人静，各种因缘屏退，尘世的污垢不到，精神收拾透彻，畅快。”又他的序说：“建立我老师的祠堂来祭祀薛、胡、罗、高四位先生，那么他们的学问大抵接近于梁谿。”

又一条说：塘南王公说：“孔子说无知，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暂且就初学者所能达到的来说，使从此透入，必定透到水穷山尽处才可以。”单提良知，既被后人所怀疑，而塘南又轻视良知，提出无知、水尽山穷，从何下手？这个说法很好。又一条说：“水帘洞天，半路断绝，起初用梯子上升，接着就砌石而上，然而空中的阶梯，意在速成，根基不平，不到十天，雨过后就崩塌。”程子说：“必须扩大心量，使开辟，譬如九层的高台，必须做大脚基才行。”又称赞邵雍空中楼阁，朱子说它四通八达，必须在实地上安脚更好。唉！心的所往叫做志，学者立志应当以君子自待，以希圣、希贤、希天自期，最不可以轻视此身、狭隘此心，掀天揭地全在脚根，否则即便小有成就，也不是大规模，久了就像风中的草，任其波靡，像水上的浮萍，听其飘荡，做了一分便损一分，做了一层便坏一层。我因此因为山径已经形成，又倾覆不能，不给学者寻求所以立脚、所以栽根的方法，这一条最警切，不可不猛省。邵雍尚且是空中楼阁，何况不如邵雍的人呢？

《篑山集》说：“执着有执着的过失，和平也有和平的过失，这不是切实体认的人所不知道的。”

又给别人的信说：“人想要合知行为一，我必定分知行为二。单提致知，不如直说笃行，明白切实。如果以力行的工夫总用致良知三个字来概括，虽然是透脱，恐怕学者竟然走入空寂一边。”这一条最足以辅助程朱。又给熊青岳的信说：“如果提明善二字，说可以包知行，那么致良知也可以包知行。姚江之学复兴，将有言辞来指责我了。”与前面的言论同意，不知道青岳为什么有这样的论断。

又给罗先生的信说：“令师青老见解不偏，考察防备有年。其中闲道录颇与我私淑罗文庄的意思相合。又孙北老学问渊深，所刊印薛文清、胡敬斋、罗文庄、高存之四位先生的学约，都有不谋而合的地方。”根据这个，那么篑山所推重的，只有这两个人罢了。又有一封信说：“宗儒语略，前序后跋，议论参差。我所取于篑山的，正在于此。人能勇于从善如此，天下有什么事呢？如果象山有此心，那么必定没有无极太极之争；如果阳明有此心，那么必定不执着良知的说法，必定不写晚年定论的书。今人挟

译那些持有片面见解的人，以向正确的言论屈服为耻，用各种方法企图取胜。哪里知道先生之所以达到别人无法企及的境界，恰恰在于能够屈从呢？先生的气节能够抗衡拥有万辆兵车的威势，足以抵制纷繁华丽奢靡的风气。然而仅仅因为整庵的一本书，就谦逊地自居下位，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学问。如果不是天下的大勇者，谁能做到这样呢？

译阅读张篑山给熊青岳的信，论述学问与经济（经世济民之学），虽然二者并非截然两分，但毕竟经济有源自学问的，也有不源自学问的。源自学问的，学习颜回的学问，就是立志践行伊尹的志向；不源自学问的，就会表现为骄纵吝啬、器量狭小、固执拗执，甚至奸诈阴险。这些人并非不自认为有谋略、有作为，但实际上毒害百姓、误国误事的，正是这些自命为通晓经济的人，张篑山的这种论断最为精辟。

张篑山说夫子之道由“中”来贯穿，我认为曾子所说的忠恕是诚实地贯穿，如果程朱重视主敬，那就是以敬来贯穿，这应当互相防范。《篑山语录》上卷说：学问只有循序渐进的功夫，没有顿悟的法门。又说：各家谈论自然、顿悟，不询问元气虚实，专门使用发散的药物，不害人就不止了。这最足以看出他学问的正统。又说：儒者谈论学问，说别人说过的不必再说，然而舍弃别人说过的，又从哪里说起呢？圣贤的言语越读越有滋味，越讲越无穷尽。又深深赞同章枫山“先儒之言已尽”的说法，这足以看出他学问的朴实。又论述气说：气本身无动无静，因为所运行的有动有静；气本身无聚无散，因为所依附的有聚有散。论述阴阳说：阴阳有相互生成的时候，没有未生成的时候。这又足以看出他体认的细致。

又说：儒者的学问，不宜单独强调一个“静”字，以免类似于禅宗。然而静则悔恨吝惜少，也是收敛杂念驰思的一个方面。这种说法得当，也经过斟酌。

三鱼堂剩言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三鱼堂剩言卷八

监察御史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阅读《学蔀通辨》，看到陆象山对朱济道说：“收拾精神，自立主宰，应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应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因此想到象山、阳明、景逸、念台都是“收拾精神”这一路的功夫，都是心学。但是象山主静，阳明则不分动静；景逸主静，念台则不分动静。象山、阳明竟然不要读书穷理；景逸、念台则略微涉及读书穷理。象山、阳明则指理在心外；景逸、念台则指理在心内。究竟来说是一样的。指理在心外的，如同镜中的影像；指理在心内的，如同树的根，得失自然不同。

辨析明代的理学，比宋代更难。凭借阳明的功业，刘蕺山的节义，都是天下所信服的，如同顺风而呼。所以辨析起来尤其困难。

现在的人看到阳明的功业，便把讥讽他的人视为苛刻，不知道管仲在《春秋》中是怎样的功业？孔子孟子只用一个“小”字、一个“卑”字来评判他，怎么能因为他的功业就相信他的学问呢？况且阳明即使有功，也不过是一时；而把朱子比作杨朱墨翟，把孔子比作九千镒黄金，其得罪于万世，我岂能为他辩解呢？

真西山《夜气箴》说：“必须斋戒其心，必须严肃其身体，不敢在床第之上松弛放纵。”读到这里，不觉悚然。又说：“以理论气，是濂溪先生的学问；以理论数，是安乐先生的学问。”这两句话最精妙。

黄太冲《学案》序。叙述明代一代的儒者，可以说有功，但议论不无偏僻。大概是以蕺山一家之言，来判定诸儒的同异，自然如此。我因此想到经师与人师不同，而人师内部又有两种：有兴起之师，有成德之师。像蕺山先生，作为兴起之师，是可以的；作为成德之师，则不可以。而黄太冲尊崇他太过，所以多有周旋。

高忠宪与管登之辩论说：“如果说以觉包理，那么理就在外面了。”又说：“说气在虚空中，那就是张载所说的以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虚是虚，气是气，不相资入的了。”这一条大可理防。大概梁溪一派防备得性尽明白，却不认得性中的条目。又阅读他的静坐说，才知道高子所说的性体，也是指心，也大大不同于程朱了。他不想说以觉包理，特意想要伸张自己的见解罢了。阅读徐鸿洲《信古余论》，看到他论述《西铭》是仁体，因此领悟与万物流通的是仁体，无物不有的是仁体，无时不然的是仁体。所以《中庸》费隐章，《论语》“子在川上”章与《西铭》，都是言说仁体。

阅读《紫阳通志》，看到高彚旃《格致论》，他的学问似乎比景逸更正。又刁防吉寄严佩之书，不满泾阳，而深推景逸，因此与陈防亭同配享于道南祠。他所著《潜室劄记》中，也多格论，只是对景逸佩服太过罢了。又施璜所著《思诚录》，训诫诸条，其论甚正。又《通志》所载江知黙，字月岩；汪学圣，字惕若，都志于学，而以梁溪为宗。

阅读顾泾凡与高景逸论学问，当从狂狷起脚，书写此其病根。

看《薛方山考亭渊源录》序言，朱子的话，是孔子教人的方法；陆子的话，是孟子教人的方法。不觉太息，孔孟岂有二法哉？方山序中，既说老而知朱学之精，而又为调停之说，如此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