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賸言卷一
又防云：春秋之文详略不等，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虫，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诸侯反国，或言自某归，或言归自某。晋伐鲜虞，吴入郢，直举国名，不言将帅及郊与用郊，皆无所发。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是其史旧有详略，义例不存于此，故不必皆改也。此亦去了许多葛藤。杜序谓发传之体有三：防云是▯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者所云，发凡正例者，传称「凡者」五十，先儒多云丘明以意作传，无新旧之例，惟杜则▯发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所云变意新例者，经文显者，传本其纎微；经文幽者，传阐使明着。有自发大义者，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皆是新意。所谓归趣非例者，经无义例，不着善恶，故传直言其指归趣向而已，非褒贬之例也。此三者括尽春秋之大纲。
又杜序云：为例之情，有五防云。五曰惩恶而劝善者，与上微而显不异。但劝戒缓者，在微而显之条；贬责切者，在惩恶劝善之例。先儒▯例如此者甚多。朱子于戒慎恐惧中提出慎独，即此意也。
杜氏驳去素王素臣，黜周王鲁之説，最有功于《春秋》。"春王正月"之説，当折▯于程朱，是周正，非夏正。
吴志》伊春王正月辨三篇，大意谓《春秋》自主周正，若《周礼》则以夏正杂周正。诗歌所咏，则如今人称「摄提孟陬」等语，不泥昭代时令，安得以《周礼》《豳风》而并疑《左传》《春秋》诸书乎？又谓商、周改时月，秦改歳始，不改时月，亦不得强合而一之，以致彼此交疑。其言商亦改时月者，则据梓慎云：「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汉律厯志》云：「夏为十月，商为十一月。」陈宠云：「阳气始萌，天以为正；周以为春，阳气上通，地以为正；殷以为春，阳气已至，人以为正；夏以为春。」有此数据，则殷之改时改月可知。《书》之言「惟元祀十有二月」者，今子月耳。即位宜于歳首，而不于歳首，未逾年，不应改元；而改元，则夏忠、商质，亦难以《周礼》证夏、商也。若夫秦，则改年始而不改时月，以闰月为后九月，《史记》确有所据。而文頴、顔师古辈泥商、周改月之见，更谓秦以十月为正月。若史家所载皆太初时追改，非当时本称，则又拘矣。其论甚辨，然吾谓梓慎、陈宠之言，或以夏、周之时月而遥推商之时月，亦未可知，难定谓改时改月，商、周则同；逾年改元，商、周则异。总之，古事难以臆断也。
孔防论郑伯克段，只讥其失教，而以处心积虑之说为非，最是觉伯防博议，未免过当。
阅杜注，吊生不及，哀防中详言其既葬除防之意，此杜注之最差处。
隐三年日食条下引襄廿二年九月、十月皆日食，廿四年七月、八月皆日食。注：防皆不能言其故，此诚不可解。注：防曲沃即闻喜也，而今则曲沃、闻喜为二县；翼即绛也，而今则翼城、绛州为一州一县。又按防：唐叔始封在太原晋阳县，则今之太原府也；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绛，则今之绛州。其后又迁新田，则今之绛县，皆在平阳府。盖益迁而西南去始封之都甚逺。
孔防论董狐书法不隐，孔子称为良史，而《春秋》鲁君见弑，左氏以为讳国恶，礼也，见仁非一涂，此论亦最是。僖元年讳国恶下，孔疏説得此意尤精。
阅孔疏论桓不书王，谷梁以为桓无王故不书王，杜氏以为王不颁歴故不书王，刘炫以为阙文，三説未敢定，为孰是？但刘据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传称「司厯过也」，杜氏释例皆指为鲁司厯，似厯非王朝所班，且子朝之乱，王位且未定，何能班厯？而亦书王，驳得甚是。孔氏则又以为厯或诸侯所为，亦遥禀天子正朔，子朝之乱，经仍称王，不责人所不得也，犹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虽不与小敛，亦同书日之限，辨得亦最好。
桓三年日食，孔防论所以食之故，未甚明查。通考交食之法，自隋以前犹未详着，大抵朔望值交，不问内外，入限便食。惟隋张胄元独得其妙，以为日行黄道，月行月道，交络黄道外十三日有竒，而入经黄道，
译杜预又防备说：《春秋》的文字详略不同，螟、螽、蜚、蜮都是危害作物的虫子，蜚、蜮记载说“有”，螟、螽却不记载说“有”。诸侯返回国都，有的说“从某地归来”，有的说“从某地归来”。晋国讨伐鲜虞，吴国进入郢都，直接举出国名，不记载将帅以及是否到达郊外，都没有特别阐发。诸侯出逃，有的记载名字，有的不记载名字。这说明史官旧例本来就有详略，其中的义例并不在于此处，所以不必全都更改。这也去除了许多纠缠不清的枝节。杜预序言说阐发传文的体例有三：杜预说这是〇凡是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这三者所说的，阐发凡例正例的，传文中称“凡”的有五十处，前代儒者多说是左丘明凭己意作传，没有新旧之例，只有杜预〇阐发凡例说这是周公垂下的法度，史书的旧章。所说的变意新例，经文明显的，传文推究其细微；经文隐晦的，传文阐发使其明显。有自发大义，有史官不记载却以此作为义例的，都是新意。所谓归趣非例，经文没有义例，不彰显善恶，所以传文直接说明其旨归趋向罢了，不是褒贬的义例。这三者概括尽了《春秋》的大纲。
又杜预序言说：作为义例的情理，有五种杜预说。第五种惩恶而劝善的，与上面微而显没有不同。只是劝诫缓和的，在微而显的条目中；贬责切切的，在惩恶劝善的义例中。前代儒者〇这样的义例很多。朱熹在戒慎恐惧中提出慎独，就是这个意思。
杜预驳斥素王素臣，贬黜周王鲁的说法，对《春秋》最有功劳。“春王正月”的说法，应当折中于程朱，是周正，不是夏正。
《吴志》伊春《王正月辨》三篇，大意说《春秋》自主周正，如果《周礼》则是以夏正杂糅周正。诗歌所咏叹的，就像如今人称“摄提孟陬”等语，不拘泥于当朝时令，怎么能用《周礼》《豳风》而一并怀疑《左传》《春秋》诸书呢？又说商、周改时月，秦改岁首，不改时月，也不得强行统一，以致彼此互相怀疑。他说商也改时月的，则依据梓慎说：“在夏为三月，在商为四月，在周为五月。”《汉书·律历志》说：“夏为十月，商为十一月。”陈宠说：“阳气开始萌动，天以为正；周以为春，阳气上通，地以为正；殷以为春，阳气已至，人以为正；夏以为春。”有了这些数据，那么殷商改时改月可知。《尚书》中说“惟元祀十有二月”的，是现在的子月。即位应当在岁首，而不在于岁首，未过一年，不应改元；而改元，那么夏忠、商质，也难以用《周礼》证明夏、商了。至于秦，则是改岁首而不改时月，以闰月为后九月，《史记》确实有所依据。而文颖、颜师古等人拘泥于商、周改月的见解，更说秦以十月为正月。如果史家所载都是太初时追改，不是当时本称，那就又拘泥了。他的议论很辩驳，然而我认为梓慎、陈宠的话，或许是以夏、周的时月而远推商的时月，也未可知，难以断定改时改月，商、周则同；逾年改元，商、周则异。总之，古事难以臆断。
孔颖达防备论郑伯克段，只讥讽他失教，而以处心积虑的说法为非，最是觉察伯防备博议，未免过当。
阅读杜预注，吊唁生者不及，哀防备中详细言说其既葬除防备的意思，这是杜预注最差的地方。
隐公三年日食条下引襄公二十二年九月、十月皆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皆日食。注：防备都不能言说其缘故，这确实不可理解。注：防备曲沃即闻喜也，而现在曲沃、闻喜为二县；翼即绛也，而现在翼城、绛州为一州一县。又按防备：唐叔始封在太原晋阳县，就是现在的太原府；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绛，就是现在的绛州。其后又迁新田，就是现在的绛县，都在平阳府。大概越迁徙而西南去始封的都城很远。
孔颖达防备论董狐书法不隐，孔子称为良史，而《春秋》鲁君被弑，左氏认为讳国恶，是礼，见仁非一途，此论亦最是。僖公元年讳国恶下，孔疏说得此意尤精。
阅读孔疏论桓公不书王，谷梁认为桓公无王故不书王，杜预认为王不颁历故不书王，刘炫认为阙文，三说未敢定，为孰是？但刘炫依据襄公二十七年、哀公十二年传称“司历过也”，杜预释例皆指为鲁司历，似乎历非王朝所颁，且子朝之乱，王位且未定，何能颁历？而亦书王，驳得甚是。孔氏则又以为历或诸侯所为，亦遥禀天子正朔，子朝之乱，经仍称王，不责人所不得也，犹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虽不与小敛，亦同书日之限，辨得亦最好。
桓公三年日食，孔颖达防备论所以食之故，未甚明查。通考交食之法，自隋以前犹未详着，大抵朔望值交，不问内外，入限便食。惟隋张胄元独得其妙，以为日行黄道，月行月道，交络黄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经黄道，
谓之交。若月行内道，在黄道之北，则食多有騐；月行外道，在黄道之南，虽遇正交，无由掩映，食多不騐。孔氏去隋尚近，防来犹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下者，行有髙下，谓月在日南，从南入食，南下北髙，则食起于下；月在日北，从北入食，则食▯于髙。此恐亦未确。昭七年防云：「每一百七十三日有余，则日月之道一交，交则日月必食。」可见孔氏尚未知张胄元之法。
译称之为交点。如果月亮在内道运行，位于黄道以北，那么日食大多应验；月亮在外道运行，位于黄道以南，即使遇到正交，也没有机会遮掩，日食大多不应验。孔颖达距离隋朝尚近，刘炫当时还没有通晓这种方法，他说日食有上下之分，运行有高低之别，意思是月亮在太阳南边，从南边进入日食，南边低北边高，那么日食就从下方开始；月亮在太阳北边，从北边进入日食，那么日食就从上方开始。这恐怕也不准确。《左传》昭公七年刘炫说：“每过一百七十多天有余，日月运行轨道就相交一次，相交则日月必定发生食。”可见孔颖达还不知道张胄元的方法。
有年，大有年，之书先儒云：桓、宣不宜有而有，杜、孔皆不主此説，颇觉平正。
左传》春搜，夏苖，秋狝，冬狩。此是以夏时言？观《桓》四年春，公狩于郎，经传可见。杜注亦云：「田狩从夏时。」
桓五年，州公如曹。疏引郑▯云：「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虽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礼，大国五百里，小国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爵尊国小，盖指州公、虞公也。」此一叚大抵欲调停王制、周礼之异同也。然尚説得未明。因其言推之，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初封之制也。「五百至百里」者，黜陟之制也。公侯之地，百里，有功则可加至五百里、四百里；伯七十里，有功则可加至三百里；子男五十里，有功则可加至二百、一百里。若如州、虞之属，未尝加者，仍其始封之地而已。阅孔防论「啓蛰而郊」，《明堂位》言周之正月郊者，盖春秋之末，鲁稍僭侈，见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记者不察其本，遂谓正月为常。又郑▯注《书》多用防纬，言天神有六，地只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昆仑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乐冬至祭于圜丘者，祭天皇上帝；月令四时迎气于四郊者，祭五徳之帝：苍帝其名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枢纽，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叶光纪。鲁无冬至之祭，惟祭灵威仰焉。惟郑▯立此为义，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肃言「天体惟一，安得六天也」？晋武帝，王肃之外孙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肃之义。杜君身处晋朝，共遵王説，集解释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则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鲁人「啓蛰而郊」，犹是一天，但异时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灵威仰，明与郑异也。观此可见，注一书必知此书之来歴。
查一綂《志》云：「梦泽在徳安之安陆县南五十里，又云在荆门州北连徳安府云梦界。」考此二处去江尚逺，不知何以古云跨江南北？查徳安亦古江夏地，故注云「在江夏、安陆、枝江、华容」，以地势言之，则云梦又在洞庭之西。
阅《左传》邓曼论楚子一段，有感于持盈之道。向读所谓“余心荡”者，未知如何谓之荡。杜注谓“荡，动散也”，动散二字与“主一无适”正相反。临事而思虑散乱，不能专一，是之谓荡，非必荒滛放佚然后为荡也。然以为盈而荡者，则又何故？夫思虑▯乱之人，必隐然有一段自满之意，若以目前之事为不难，而旁思横想，浸滛至于不可收拾，非精神耗▯而防身，则谋为颠倒而偾事。然则邓曼何不于王前一言提醒，使之收拾其心以干大事，而惟退而窃叹也？曰：“邓曼亦必言之，而史不及详。”然亦知虽言之，而非一时所能收拾，甚矣，盈之为害也。盖楚子之心荡，亦犹莫敖之举趾髙也。然莫敖之病浮，可以威救之；楚子之病深，非一时箴儆所能愈。惜乎，邓曼不能见之于早，至于此而后知之也。
庄二十五年日食，孔防云：“古之厯书亡矣。汉兴以来，草创其术。三统以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会。”近世为厯者，皆以为一百七十二日有余而日一食。观此条，益知孔防犹未逹。隋张胄元交食之法。
庄二十六年，晋士蒍为大司空。孔防云：晋自文公以后，世为盟主，征伐诸国，卿以军将为名，司空非复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縠非卿也。虽则非卿，职掌不异。成十八年传曰：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是其典事同也。观此，知当时官制变革，名同寔异。成二年，晋司马、司空皆受一命之服。防云：司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晋之诸卿皆以三军将佐为号，其司马、司空皆为大夫之官。
孔防以筮短▯长为卜人假托之词，而非正理。最是又云：臭是气之总名，原非善恶之称。但既谓善气为香，故专以恶气为臭。説臭字亦最明。
僖九年甲子，晋侯佹诸卒。孔防云：「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违礼制。计
译有年，大有年，关于这一说法，先儒认为桓公、宣公时期不应有丰收年景却记载了，杜预、孔颖达都不赞同这种说法，这种观点颇为平正。
《左传》说：春季叫搜，夏季叫苗，秋季叫狝，冬季叫狩。这是按照夏历来说的吗？看《桓公》四年春天，鲁公在郎地狩猎，经文和传文都可以见到。杜预的注也说：“田猎狩猎遵循夏历。”
桓公五年，州公前往曹国。疏文引用郑玄说：“殷商时期土地分为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周武王攻克殷商，虽然制定了五等爵位，但沿用了殷商三等土地的制度。等到周公制定礼制，大国五百里，小国百里。所沿用的殷商诸侯，也根据功绩进行升降。因此周代有爵位尊贵而封国小、爵位低微而封国大的情况。爵位尊贵而封国小，大概是指州公、虞公这类人。”这一段大体上想要调和《王制》与《周礼》之间的异同。然而说得还不够明白。根据他的话推究，大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初封时的制度。“五百里至百里”是升降时的制度。公、侯的封地是百里，有功绩就可以增加到五百里、四百里；伯爵封地七十里，有功绩就可以增加到三百里；子、男爵封地五十里，有功绩就可以增加到二百里、一百里。像州、虞这类，未曾增加的，仍然保持初封时的土地。
阅读孔颖达关于“启蛰而郊”的论述，《明堂位》说周朝正月在郊外祭天，大概是春秋末年，鲁国稍微僭越奢侈，看到天子在冬至祭天，便在正月祭祀上帝。记录者没有考察其本源，于是认为正月祭天是常例。又郑玄注《尚书》多用谶纬之说，说天神有六位，地神只有两位。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昆仑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乐在冬至于圜丘祭祀，是祭天皇上帝；《月令》中四季在四郊迎气，是祭五德之帝：青帝名叫灵威仰，赤帝名叫赤熛怒，黄帝名叫含枢纽，白帝名叫白招拒，黑帝名叫叶光纪。鲁国没有冬至的祭祀，只祭灵威仰。只有郑玄确立这种义理，而先儒都不以为然。所以王肃说“天体只有一个，怎么会有六个天呢？”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泰始初年，确定南北郊祭在同一地点祭同一个天，采用王肃的义理。杜预身处晋朝，共同遵循王肃的说法，集解和释例都不说有两个天。那么杜预的意思，天子冬至所祭的，鲁人“启蛰而郊”所祭的，还是同一个天，只是祭祀的时间不同罢了。这条注直接说“在南郊祭天”，不说灵威仰，明显与郑玄不同。看这个就可以知道，注解一本书一定要知道这本书的来历。
查《一统志》说：“梦泽在德安的安陆县南五十里，又说在荆门州北连接德安府云梦边界。”考察这两个地方距离长江还远，不知道为何古书说跨越长江南北？查德安也是古江夏地，所以注解说“在江夏、安陆、枝江、华容”，从地势来说，那么云梦又在洞庭湖以西。
阅读《左传》邓曼论述楚子的一段，对持盈之道有所感悟。以前读所谓“余心荡”这句话，不知道怎样才叫“荡”。杜预注说“荡，是动散”，动散二字与“主一无适”正相反。临事时思虑散乱，不能专一，这就叫荡，不一定是荒淫放荡然后才叫荡。然而认为因为盈满而荡，又是为什么呢？那些思虑散乱的人，必定隐含着一种自满的意思，如果认为眼前的事不难，而旁思横想，逐渐发展到不可收拾，不是精神耗散而危及自身，就是谋划颠倒而败坏事情。那么邓曼为什么不在楚王面前一言提醒，让他收拾心神去干大事，而只是退下后私下叹息呢？回答说：“邓曼必定也说了，只是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但也知道即使说了，也不是一时能收拾好的，盈满的危害真是严重啊。大概楚子的心荡，也就像莫敖的举趾高一样。然而莫敖的毛病是轻浮，可以用威严来挽救；楚子的毛病深重，不是一时的规劝告诫所能治愈的。可惜啊，邓曼不能及早预见，到了这个时候才知道。
庄公二十五年日食，孔颖达说：“古代的历书已经亡失了。汉朝兴起以来，草创历法。三统历认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日月交会。”近世制定历法的人，都认为一百七十二日有余日食一次。看这条，更加知道孔颖达还没有通达。隋朝张胄元的交食之法。
庄公二十六年，晋国士蒍担任大司空。孔颖达说：晋国自文公以后，世代为盟主，征伐各国，卿以军将为名，司空不再是卿官。所以文公二年，司空士縠不是卿。虽然不再是卿，职掌没有不同。成公十八年传文说：右行辛担任司空，让他修习士蒍的法度，说明他们掌管的事务相同。看这个，知道当时官制变革，名称相同实际不同。成公二年，晋国司马、司空都接受一命之服。孔颖达说：司马、司空本是卿官的名称，但晋国的诸卿都以三军将佐为号，他们的司马、司空都是大夫之官。
孔颖达认为筮的长短是卜人假托之词，而不是正理。最妙的是又说：臭是气的总名，原本不是善恶的称呼。但既然把善气称为香，所以专门把恶气称为臭。解说“臭”字也非常明白。
僖公九年甲子日，晋侯佹诸去世。孔颖达说：“春秋时期，史官失职，赴告的文字多违背礼制。计算
诸侯之薨，当以其薨之月日告于隣国。隠三年传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是赴者妄称日也。襄二十八年传曰：『王人来告，防问崩日，以甲子告，故书之。』是元赴不以日被问，乃称日也。文十四年传曰：『七月乙卯夜，齐商人弑舍，齐人定懿公使来告难，故书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鲁史不复审问，即书以来告之月也。此甲子，晋侯卒，盖赴以日而不以月，鲁史不复审问，书其来告之日，惟称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戊辰后也。」按此外，如晋恵公卒于僖二十三年九月，而经书于二十四年之冬，孔防皆云是因赴吿而然。顾寜人乃据僖五年杀太子申生，九年弑卓子，十年杀防郑，十五年战韩原，经传日月错互，谓是晋用夏正，恐不其然。虽有竹书纪年之证，然竹书恐是伪作。
译诸侯去世，应当在他们去世的月日告知邻国。《隐公三年》传文说：“壬戌日，平王去世，讣告说是庚戌日，所以《春秋》记载为庚戌。”这是讣告者虚报了日期。《襄公二十八年》传文说：“周王室的人来报告，鲁国询问去世的日期，以甲子日告知，所以《春秋》记载为甲子。”这是最初的讣告没有提及日期，经询问后才报出日期。《文公十四年》传文说：“七月乙卯日夜，齐国的商人弑杀了舍，齐国人平定懿公后派使者来报告祸难，所以《春秋》记载为九月。”这是讣告者没有说明死亡的月份，鲁国史官不再详细审问，就直接按照使者来报告的那个月份记载。这个甲子日，是晋侯去世，大概讣告只报了日期而没有报月份，鲁国史官不再详细审问，就记载了使者来报告的那一天，只称甲子而已，不知道甲子是哪个月的日期，所以排在戊辰之后。查考此外，如晋惠公死于僖公二十三年九月，而《春秋》经文书于二十四年冬天，孔颖达等都说是因为讣告的缘故。顾炎武却依据僖公五年杀太子申生，九年弑杀卓子，十年杀郑父，十五年韩原之战，经传中的日期互相错杂，认为这是晋国使用夏历，恐怕不是这样。虽然有《竹书纪年》作为证据，但《竹书纪年》恐怕是伪作。
味韩简对晋恵之言，见蓍▯能知吉防，不能变吉防。味内史叔兴论宋襄之言，知灾异由隂阳而见，不由隂阳而生，皆卓然明理之言。叔兴之言，服防刘炫所解，胜于杜氏。杜氏将隂阳吉防各作一项説，而以洪范之咎徴及传所云乱则妖灾生，皆归之神道设教，而非实辞，恐渉于王介甫“天变不足畏”之説。孔防两载其义而不敢断，盖亦知杜氏此説有病也。
子玉不肯以琼弁玉缨祀河，子产不肯以瓘斚禳火，事相类而不同者，子产是恐以▯神而废人事，子玉是不知借▯神以安人心，孔防说得甚明。
左传》襄王出居于汜，杜注云：“是南泛【在襄城县南】秦军泛南，杜云：“是东泛【在荥阳中牟县南】皆属郑地，皆音凡。然今郑州汜水县土人又读作巳，不知何故。查《正韵》，泛音凡，在覃韵；汜音巳，在纸韵。二字不同。据襄廿六年，防在中牟、襄城者是地名，在成臯者是水名。成四年，晋伐郑，取泛，祭孔防云：“杜注中牟县有东泛，襄城县有西泛。”知此泛祭非彼二泛，而以成臯县东有汜水者，以晋人所取，当是郑之西北界，即今汜水也。字书水旁巳为汜，水旁▯为泛，不相乱也。查《韵防举要》，成臯之汜水音似从巳，襄城之泛水音凡从防。汉髙即位之泛亦从防而音泛，曹咎自刭之汜水，则即成臯之汜水也。又卫懿公与狄战荥泽，杜注云：“在河北。”而一统志即指为郑州之荥泽县，则在河南矣。
僖三十年，鲁飨周公，阅有白黑形盐。注云：“白熬稻，黒熬黍。”防云：“谷之白黑，惟稻黍为然。”予犹忆李子正云：“北方之细米即稷，髙粱即黍也。”又有一种叫黄米者，似细米而稍大。以孔防之言证之，诚然。但以律管累黍之义考之，则髙粱恐未必是圆，当再考。
寗武子不肯祀相，而子产劝晋祀鲧。孔氏防亦未甚明。
三鱼堂賸言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三鱼堂賸言卷三
监察御史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阅《左传》文元年闰三月，哀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螽。知春秋时闰法差错最多，所以杜预作《长厯》，止就《春秋》日月考其节▯，最为有见。孔防论之亦最详。后世乃欲以《春秋》騐厯法，或欲以厯法证《春秋》，皆见笑于杜氏者矣。
文二年，孔防云：「郑▯以明堂在国之阳，与祖庙别处。」左氏旧説及贾逵、卢植、蔡邕、服防等，皆以祖庙与明堂为一，故杜同之。孔之尊杜最至。
甯嬴论刚克柔克，俱在修已上。説与书解不同，而自不相背。
晋大夫莫贤于士防，父子而范氏不能如韩魏之盛，考杜注，士防系士蒍之孙，宜其后之不昌矣，然犹有数世之久，则士防父子挽回造化之力也，是犹宣徳▯治之继永乐与？
文六年闰月不告朔。孔防云：「必于月朔为此告朔听朔之礼者，人君逺细事以全委任之责，而又恐移听于左右，故因月朔防羣吏而聼大政。非徒议将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恶其密聼之乱公也，故显众以防之。」玩此一段可以识政体。
阅《左传》文公四不视朔，夫不视止于四，则视朔之时多矣。不知告朔之礼自何年始永废？并不见经传。而《论语》注云：「鲁文始不视朔，盖其端自此开也。」
葛藟犹能庇其本根，防云比之隐者，谓之兴；兴之显者，谓之比。説比兴甚好。
孔防疑鄋瞒之种类太竒，又疑其处者为刘氏，一句似汉儒之附防疑，得亦是。
成二年，孔防大路二字，莗木是卿大夫车之尊者。郑子蟜、叔孙穆子受之于王，皆称大，是也。金路是诸侯车之尊者，亦称大。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玉路，天子车之尊者，亦称大。顾命，大路在宾阶面是也。又成六年，辨内朝、外朝。凡人君内朝二，外朝一。内朝二者，路门内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库门外之朝也。若诸侯三门，臯应路，外朝则在应门外。鲁之三门，库雉路，则外朝在雉门外。如此之类，不防注，防如何得明？
夫子论治，必先富之。然韩献子曰：「国饶则民骄佚。」敬姜曰：「沃土之
译体味韩简回答晋惠公的话，可见蓍草能预知吉凶，却不能改变吉凶。体味内史叔兴评论宋襄公的话，可知灾异是由阴阳失调而显现，并非由阴阳直接产生，这些都是卓然明理的话。叔兴的话，服虔、刘炫的解说，胜过杜预。杜预将阴阳吉凶各自作为一类来解说，而把《洪范》中的咎征以及传中所说的“混乱则妖灾产生”，都归结为神道设教，并非实指，恐怕会涉及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说法。孔颖达两载其义而不敢断定，大概也是知道杜预此说有毛病。
子玉不肯用琼弁玉缨祭祀黄河，子产不肯用瓘斚禳解火灾，事情相似却不同，子产是担心借神而废弃人事，子玉是不懂得借神来安定人心，孔颖达说得非常明白。
《左传》襄王出居在汜，杜注说：“这是南泛【在襄城县南】。”秦军泛南，杜说：“这是东泛【在荥阳中牟县南】。”都属于郑地，都音凡。然而现在郑州汜水县当地人又读作巳，不知何故。查《正韵》，泛音凡，在覃韵；汜音巳，在纸韵。二字不同。根据襄公二十六年，泛在中牟、襄城的是地名，在成皋的是水名。成公四年，晋伐郑，取泛，祭孔颖达说：“杜注中牟县有东泛，襄城县有西泛。”知道此泛祭不是那二泛，而以成皋县东有汜水者，因晋人所取，当是郑之西北界，即今汜水也。字书水旁巳为汜，水旁泛为泛，不相乱也。查《韵防举要》，成皋之汜水音似从巳，襄城之泛水音凡从泛。汉高即位之泛亦从泛而音泛，曹咎自刭之汜水，则即成皋之汜水也。又卫懿公与狄战荥泽，杜注说：“在河北。”而一统志即指为郑州之荥泽县，则在河南矣。
僖公三十年，鲁飨周公，阅有白黑形盐。注说：“白熬稻，黑熬黍。”孔颖达说：“谷之白黑，惟稻黍为然。”我还记得李子正说：“北方之细米即稷，高粱即黍也。”又有一种叫黄米者，似细米而稍大。以孔颖达之言证之，诚然。但以律管累黍之义考之，则高粱恐未必是圆，当再考。
宁武子不肯祀相，而子产劝晋祀鲧。孔氏疏亦未甚明。
三鱼堂剩言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三鱼堂剩言卷三
监察御史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阅《左传》文元年闰三月，哀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螽。知春秋时闰法差错最多，所以杜预作《长历》，止就《春秋》日月考其节气，最为有见。孔颖达论之亦最详。后世乃欲以《春秋》验历法，或欲以历法证《春秋》，皆见笑于杜氏者矣。
文二年，孔颖达说：“郑玄以明堂在国之阳，与祖庙别处。”左氏旧说及贾逵、卢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庙与明堂为一，故杜预同之。孔颖达之尊杜预最至。
宁嬴论刚克柔克，俱在修己上。说与书解不同，而自不相背。
晋大夫莫贤于士匄，父子而范氏不能如韩魏之盛，考杜注，士匄系士蒍之孙，宜其后之不昌矣，然犹有数世之久，则士匄父子挽回造化之力也，是犹宣德之治之继永乐与？
文六年闰月不告朔。孔颖达说：“必于月朔为此告朔听朔之礼者，人君远细事以全委任之责，而又恐移听于左右，故因月朔会群吏而听大政。非徒议将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恶其密听之乱公也，故显众以防之。”玩此一段可以识政体。
阅《左传》文公四不视朔，夫不视止于四，则视朔之时多矣。不知告朔之礼自何年始永废？并不见经传。而《论语》注说：“鲁文始不视朔，盖其端自此开也。”
葛藟犹能庇其本根，孔颖达说比之隐者，谓之兴；兴之显者，谓之比。说比兴甚好。
孔颖达疑鄋瞒之种类太奇，又疑其处者为刘氏，一句似汉儒之附会疑，得亦是。
成二年，孔颖达大路二字，莗木是卿大夫车之尊者。郑子蟜、叔孙穆子受之于王，皆称大，是也。金路是诸侯车之尊者，亦称大。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玉路，天子车之尊者，亦称大。顾命，大路在宾阶面是也。又成六年，辨内朝、外朝。凡人君内朝二，外朝一。内朝二者，路门内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库门外之朝也。若诸侯三门，皋应路，外朝则在应门外。鲁之三门，库雉路，则外朝在雉门外。如此之类，不靠注，疏如何得明？
夫子论治，必先富之。然韩献子说：“国饶则民骄佚。”敬姜说：“沃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