迩言卷八
或问古今学校之制，曰：“古者先德而后艺，先行而后文；后世教者校艺而不及德，学者言文而不及行。”
古者官制，亦可知矣。古者量材而授下，亦自量而受；后世反是。
古者取民有常制，粟帛布缕、力役之征，或用其一，或用其二。后世无所不用，则亦无所不取，何必三者而已哉？古者官、兵、民有常职，故费约而兼足，足则交相养；后之官、兵、民无常职，故食冗而俱贫，贫则交相贼。
周禁羣饮，以节民心；汉戒酒醪，虑乏民食。后世榷酤，意则异矣。古今立法，名实背驰，大抵若此。
古者疑赦，今乃赦罪；古者宥过，今乃宥故。是古今赦宥之名同，而实亦大异也。
礼教，天下之防范；赏刑，有国之纪纲。礼教行，则人知荣辱；刑赏明，则人知劝惩。与其劝惩于后，孰若荣辱于先？上不知有荣辱，下不知有劝惩，防范纪纲，其可置而不省乎？
一日之顷，有昼有夜，四时更代，有阴有阳。一代之兴，方其明盛，君子彚征。及其变故之将兴也，小人交乱，不有女主，则有强权；不有僭叛，则有夷狄之祸，数也。惟天子不可以言数，必也观时察变，事为之备，固结人心，遭变不移，多蓄贤才，为后人用，是之为以人胜天，惟圣人能之。然则汉运中衰，称圣易号，奉天之祸，城以厌之，卒不能逃。符谶语果可以人胜天乎？曰：尧、汤水旱，是足以言数矣。哀、平失政，德宗任诈，非惟不能胜天，而复有以速天之变，猥归之数，可乎？
或曰：「汉太宗、我仁祖，皆治世也，何灾变之多耶？」曰：「天爱人君，警以灾异；父爱贤子，示以教戒，皆所以成全之也。如其不足成全，则委之听之矣。」若李文靖之用心，可谓大臣矣。日奏灾变，可谓知天意者矣。
先正俭训曰：「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炎曰：「俭者，国家之大宝。汉文帝知之，故用度常有余；武帝不知，故用度常不足。使有国有家者，凡事简易，常如剏业之初，动遵检束。不由俭而入奢，尚何不足之有？」
入其庭，污则新，敝则葺；器用有常，服食不诡。斯起家已，入其国，田野辟，邮传治，野人多于市，游手寡于农。斯兴国已。
家国无二道。家之兴也，父子和，兄弟睦，妇姑顺，事仆妾禀令。汉唐盛时，君臣各尽其职，何以异此？家之败也，父子暌，兄弟阋，室堂藩篱，妾妇长舌，曾不知外侮之及也。
汉唐之衰，君昏于上，臣乱于下，知分曹植党以固其位，而不知盗贼之至也。亦然，知其然而制于未然，非至明，其孰能之哉？
靖康之变，非细故也。朋党之士，犹相倾挤，曾不知大敌之在前，敌骑之在后也。于时谋臣智将，朝更暮置，如航鲸海，数易柂师，危亦甚矣。赖彼金人悔祸厌兵，天心人意系于至仁尔。然则朋党之患，深于敌国，无朋党则敌国不足畏矣。
容貎堂堂，观其气骨，不观小慧；厦屋渠渠，观其规模，不观微巧。我太祖之有天下也，谈笑间去节度，数百年之患，严阶级，销武夫悍卒凌轹之态。出征之日，誓不杀人，而天下平；不戮降王，而诸国附。凡歴代所谓权、强、阉、寺等患，一切无之。气骨端严，规模正大，是所谓有道之长也。
或曰：「圣宋规模逺过汉唐，惟待夷狄之策，莫知适从，何也？」曰：「太祖将迁雍洛，李懐忠一言而止；章圣将幸长安，种放一言而止。苟一时之安，失万世之利。二子之智，何如奉春？」
或曰：「井田既废，自汉迄唐，皆收屯田之利，我朝何独不然？」曰：「五季易置，皆以兵也。养兵如养骄子，抱儿哺之，犹虑不食，如之何使之耕而食耶？律以阶级，亦已善矣。姑以民田而徐以兵田，使之知有仓廪之积、室家之奉，践其利而忘其势，顾何有不足之意哉！」
圣宋经纶厚德，培埴至仁，生养休息，惟恐伤之。一祖三宗之治，其在人者深矣。熙丰大臣乃欲代稻粱以稊稗，续梧槚以荆榛。斯人之智，曾农圃之不如，斯不足以谋人之国矣。
靖康、建炎望敌投拜者多矣。绍兴以来，迎敌追拒，太平之人不覩
译有人问起古今学校的制度，回答说：“古代先重视德行而后才重视技艺，先注重实践而后才注重文辞；后世的教育者只考核技艺而不及德行，学习者只谈论文辞而不及实践。”
古代的官制，也可以由此推知。古代根据才能授予下属职位，也根据自己的能力接受职位；后世则相反。
古代向百姓征收赋税有固定的制度，粮食、布匹、丝线以及力役的征发，有时只用其中一项，有时用其中两项。后世没有哪一项不用的，也就没有哪一项不取的，何必只限于这三项呢？古代的官员、士兵、百姓都有固定的职责，所以费用节省而各方面都充足，充足就能相互供养；后世的官员、士兵、百姓没有固定的职责，所以供养冗杂而大家都贫困，贫困就会相互侵害。
周朝禁止聚众饮酒，以节制民心；汉朝告诫不要过度酿酒，担心缺乏百姓的口粮。后世实行酒类专卖，意图就不同了。古今制定法律，名义与实际背道而驰，大体上都是这样。
古代对可疑的案件予以赦免，现在却赦免确凿的罪行；古代对过失予以宽恕，现在却宽恕故意的犯罪。这是古今赦免宽恕的名义相同，而实际却大不相同。
礼教，是天下的防范；赏罚，是国家的纲纪。礼教推行，人们就知道荣辱；刑罚奖赏分明，人们就知道劝善惩恶。与其事后进行劝善惩恶，哪里比得上事先让人知晓荣辱？上面不知道有荣辱，下面不知道有劝善惩恶，防范和纲纪，难道可以置之不理吗？
一天之中，有白天有黑夜；四季更替，有阴有阳。一个朝代的兴起，正当其光明强盛时，君子们汇聚前行。等到变故将要兴起时，小人交相作乱，不是有女主专权，就是有强权横行；不是有僭越叛乱，就是有夷狄的祸患，这是定数。只有天子不能仅凭定数行事，必须观察时势、体察变化，事先做好准备，牢固团结人心，遭遇变故也不动摇，多蓄养贤才，供后人使用，这才叫做以人力胜过天命，只有圣人能做到。然而汉朝国运中衰，改称圣号，奉天之祸，用筑城来厌胜它，最终没能逃脱。符命谶语果真能让人力胜过天命吗？回答说：尧、汤时的水旱灾害，足以说明这是定数了。哀帝、平帝失政，德宗任用诈术，不仅不能胜过天命，反而加速了天命的变故，随意归咎于定数，可以吗？
有人说：“汉太宗、我朝仁祖，都是治世，为什么灾变这么多呢？”回答说：“上天爱护君主，用灾异来警示；父亲爱护贤子，用教戒来示警，都是为了成全他们。如果不足以成全，那就听之任之了。”像李文靖那样的用心，可以称得上是大臣了。每天上奏灾变，可以称得上是懂得天意的人了。
先正节俭的训诫说：“由节俭进入奢侈容易，由奢侈回到节俭困难。”炎说：“节俭，是国家的最大宝物。汉文帝懂得这一点，所以用度常常有余；汉武帝不懂，所以用度常常不足。假使拥有国家或封地的人，凡事简易，常像创业之初，行动遵循约束。不因为节俭而陷入奢侈，还有什么不足的呢？”
进入他的庭院，污秽就清洗，破败就修缮；器物使用有常规，服饰饮食不怪异。这是家庭兴起的征兆。进入他的国家，田野开垦，驿站治理，乡下人多于城市，游手好闲的人少于农民。这是国家兴起的征兆。
治家和治国没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家庭兴起时，父子和睦，兄弟友爱，婆媳顺从，仆妾听从命令。汉唐盛世，君臣各尽其职，这与治家有什么不同呢？家庭败落时，父子疏远，兄弟争吵，内外隔阂，妾妇长舌是非，竟然不知道外侮已经降临。
汉唐衰败时，君主在上昏庸，臣子在下作乱，只知道分派派系、树立党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却不知道盗贼将至。也是这样，知道情况却能在未发生前加以制约，不是极其明智的人，谁能做到呢？
靖康之变，不是小事。朋党之士，还互相倾轧排挤，竟然不知道大敌在前，敌骑在后。当时谋臣智将，早上任命晚上罢免，就像航行在鲸鱼出没的大海，多次更换舵手，危险极了。幸亏那些金人悔祸厌战，天心人意系于至仁。然而朋党的祸患，比敌国更深，没有朋党，敌国就不值得畏惧了。
容貌堂堂，观察他的气度骨格，不观察小聪明；房屋高大，观察它的规模，不观察细微的巧饰。我太祖拥有天下时，谈笑间废除节度使，消除了数百年的祸患，严格等级制度，消除了武夫悍卒欺凌的态势。出征之日，发誓不杀人，而天下平定；不杀戮投降的国王，而各国归附。凡是历代所谓的权臣、强藩、宦官等祸患，一概没有。气度端严，规模正大，这就是所谓有道之君的长处。
有人说：“圣宋的规模远远超过汉唐，只有对待夷狄的策略，不知道何去何从，为什么呢？”回答说：“太祖将要迁都雍洛，李怀忠一句话就停止了；章圣将要巡幸长安，种放一句话就停止了。贪图一时的安宁，失去万世的利益。这两个人的智慧，哪里比得上奉春君？”
有人说：“井田制废除后，从汉朝到唐朝，都收取屯田的利益，我朝为什么偏偏不然？”回答说：“五代更替，都是因为军队。养兵就像养骄纵的孩子，抱着孩子喂他，还担心他不吃，怎么能让他耕种自食其力呢？用等级制度来约束，也已经很好了。暂且用民田，慢慢过渡到兵田，让他们知道有粮仓的积蓄、家庭的供养，享受利益而忘记权势，哪里还有不足的意思呢！”
圣宋经营治理，厚德载物，培养至仁，生养休息，惟恐伤害百姓。一祖三宗的治理，在人事方面深入极了。熙丰年间的大臣却想用稗子代替稻粱，用荆棘接续梧桐。这些人的智慧，还不如农夫园丁，这不足以谋划国家大事了。
靖康、建炎年间，望敌投降的人很多。绍兴以来，迎敌追击抵抗，太平之人没有看见
兵革，不若习见战阵之为愈。帝王盛时，故虽无事，必搜苗焉，必狝狩焉，使民不倦不悸。居则有不虞之备用，则为仁义之师。
译武器装备，不如熟悉战阵更为有益。在帝王盛世，即使没有战事，也必定举行搜苗之礼，必定进行狝狩之役，使百姓不感到疲倦和惊惧。平时就有应对意外情况的储备，战时就能成为施行仁义的军队。
弈贵争先，子不虚置，故能以一敌十；兵贵争先，机不虚发，故能以一当百。
赏刑，人主之柄也。设而不用，上也；用而有经，次也。予夺无章，僭滥不度，斯为下矣。
或问为政寛严之尚？炎曰：“近闻之真玉堂云：‘毋论寛严，亦惟仁义而已。寛本于仁，何至于民慢？严本于义，何至于民残？’斯足为为政之法矣。”
或问：“后世循吏何寡耶？”曰：“郡县之职，在乆任。任不乆，则亲吏而不亲民。民不及亲，席不暇暖其意。若曰：‘何以循良为也？’况乎仕者旷闲之曰多，居官之日寡，滔滔皆为身计耶！”
从政莫先于省吏，约文书。吏省，则蠧民之害寡；文书约，则吏不得而瞀之。
莅官从政，有一言可以得人心者，其廉乎？有一言可以失人心者，其贪乎？廉则约己而厚人，贪则浚人而自厚。知自厚而不知厚人，虽曰剖决如流，私泥之矣。方寸清明，欲乱之矣。方寸自乱，何以知人心之得失哉？
有污吏之罚，无廉吏之赏，则污浊多，必得实廉而旌之，人其肯自污欤？荐举未有不求而得，则无以御人之求，举尔所知，不待其求而予之，人其肯妄求欤？
治国理家之道，于所不可不有者，无之不振之渐也；于所不可不去者，存之起祸之萌也。或曰：“后世立法，惟便利是从，何其弊之多也？”曰：“楮笔便矣，不如竹简之重质；钱币利矣，不如谷帛之充实。天下之弊，未必不生于便利也。”
三皇之气，浑如元气；五帝之化，大如天地；三王之治，昭如日星。治道止于三代，求多于三代者，皆过也。
迩言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迩言卷九
（宋）刘炎撰
○今昔
或问：“昔者帝王所以公天下之意？”曰：“尧以天下授一民，臣民无间言；舜以天下授一臣，臣民亦无间言。顺天下，非强天下也；苟或强之，父子犹有争，况天下乎？三王之未王也，已为羣臣诸侯之长；三王之既王矣，羣臣诸侯世有其国，三王亦止为之长尔。忧天下，非私天下也；苟或私之，箪食豆羮且不可，况天下乎？”
或曰：「三代忠质文之政，犹不能无弊，何以责后世？」曰：「斯弊也，加一转移之力则善矣。后世弊政，若腐木壊器者，不可复为。其有可为者，必有得于三代之意也。」或曰：「周典，圣人之善制，何不可行于后世？」曰：「周之诸侯各治其国，而周公独提纲于王畿。刘歆、王介甫欲以一人之力施之天下，则碍矣。况立法本意与周异耶？」
或问：“夫子之教异于释老者安在？”曰：“圣人心正而天下平，释老之心虚寂而已。虚寂则可以己，不可以人也。”
人，在天地间，身，为重，父父子子，而后有此身；君君臣臣，而后安此身。释老之教，内不知有父子，外不知有君臣，而曰：“乃身可以佛，而极乐可以仙，而长生。”吾不信也。岂知圣贤内乐，以道养生，以仁始乎？事亲，终乎事君，近而正身，逺而及物，此身乐且不息矣。老庄陋至治，而嘉洪荒，然则衣冠不如毡罽，稻粱不如湩酪乎？
或曰：墨氏贵俭，养老、选士、大射、宗祀、严父，尧舜之治，如斯而已，何以见摈于孟氏之门？曰：圣贤所贵者，常行之道也。墨氏俭不适礼，爱不别亲，差之杪忽，其谬霄壤也。
或问：“从衡之言，孰当？”曰：“衡则失之，从亦未为得也。”季子说六国以合从，止夸大其土地之广，溪山之险，甲兵之强，资用之富而已。天时人和，行攻坐守，缔交约好之本末，未之或知也。能自治其国，厚其民，相轲而将，颇斯亦足矣。何必听从衡之言，事秦且攻秦哉？
或问：“乐毅伐齐，所不下者两城，果有心于王道欤？”曰：“斯师也，复雠之师也。昔者齐人伐燕，不能置君而去之，故燕叛之。今也，燕能伐齐，不能置君而去之，齐亦叛。以燕伐燕，以齐伐齐，先后一辙，何王道之有？王通之言过矣，孟氏之云不亦正乎？”
或问颇牧之为将，曰：「大将也，静而后应，不为祸始。汉以来，赵营平、诸葛武侯足以齐之。尔皆先自
译下棋贵在争先，棋子不随意放置，所以能以一敌十；用兵贵在争先，战机不轻易放过，所以能以一当百。
赏罚，是君主掌握的权柄。设立了而不滥用，是上等；使用了而有法度，是次一等。赏罚没有章法，僭越泛滥没有节制，这就是下等了。
有人问治理政事是崇尚宽厚还是严厉？刘炎说：“最近从真玉堂那里听说：‘不论宽厚还是严厉，都只在于仁义罢了。宽厚根源于仁，怎么会致使百姓轻慢？严厉根源于义，怎么会致使百姓残害？’这足以作为治理政事的法则了。”
有人问：“后世的循吏为什么很少呢？”回答说：“郡县官吏的职责，在于长期任职。任职不长久，就会亲近属吏而不亲近百姓。百姓来不及亲近，连坐席都来不及坐暖，他们的心意就变了。如果说：‘为什么要做循良的官吏呢？’何况做官的人空闲的日子多，在任的日子少，滔滔众人都为自己打算呢！”
从政没有比精简官吏、减少文书更重要的了。官吏精简，那么侵害百姓的祸害就少；文书简约，那么官吏就不能使百姓昏乱。
任职从政，有一句话可以得到人心的，那就是廉洁吧；有一句话会失去人心的，那就是贪婪吧。廉洁就约束自己而厚待他人，贪婪就盘剥他人而厚待自己。只知道厚待自己而不知道厚待他人，虽然说断案如流水般迅速，也被私欲所蒙蔽了。内心清明，想要扰乱它了。内心自己乱了，怎么知道人心的得失呢？
有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没有对廉洁官吏的奖赏，那么污浊的人就多，一定要查实廉洁的人并表彰他们，人们难道肯自甘污浊吗？推荐举拔没有不求取而得到的，那么就无法抵御人们的求取，举荐你所知道的人，不等他们求取就给予他们，人们难道肯妄求吗？
治国治家的道理，对于不可不拥有的东西，没有它就会有衰败的征兆；对于不可不去除的东西，保留它就会有祸患的萌芽。有人说：“后世立法，只以便利为标准，为什么弊端这么多呢？”回答说：“纸笔便利，不如竹简厚重质朴；钱币便利，不如粮食布帛充实。天下的弊端，未必不是产生于便利之中。”
三皇的气象，浑然如元气；五帝的教化，广大如天地；三王的治理，昭明如日星。治道止于夏商周三代，追求超过三代的，都是过分的。
迩言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迩言卷九
（宋）刘炎撰
今昔
有人问：“从前帝王之所以公天下的意思是什么？”回答说：“尧把天下授予一个平民，臣民没有异议；舜把天下授予一个臣子，臣民也没有异议。顺应天下，不是强迫天下；如果强迫的话，父子之间尚且有争执，何况天下呢？三王在未称王之前，已经是群臣诸侯的领袖；三王称王之后，群臣诸侯世代拥有他们的封国，三王也只是做他们的领袖罢了。忧虑天下，不是私占天下；如果私占的话，一筐饭一碗汤尚且不可得，何况天下呢？”
有人说：“夏商周三代忠、质、文的政治，尚且不能没有弊端，怎么能要求后世呢？”回答说：“这些弊端，加上一分转移的力量就会变好了。后世的弊政，像腐朽的木头、破损的器具一样，不可再修复。那些可以有所作为的，必定是得到了三代的精神。”有人说：“周朝的典章制度，是圣人的良好制度，为什么不能在后世实行呢？”回答说：“周朝的诸侯各自治理他们的国家，而周公只在王畿之内提纲挈领。刘歆、王安石想以一个人的力量施行于天下，就受阻了。何况立法的本意与周朝不同呢？”
有人问：“孔子的教导与佛老的不同在哪里？”回答说：“圣人心正而天下太平，佛老之心只是虚寂罢了。虚寂可以适用于自己，不可以适用于他人。”
人，在天地之间，身体，是最重的，父父子子，然后才有这身体；君君臣臣，然后才能安顿这身体。佛老的教导，对内不知道有父子，对外不知道有君臣，却说：“这身体可以成佛，而极乐可以成仙，而长生。”我不相信。难道不知道圣贤内心的快乐，以道养生，以仁爱开始吗？侍奉双亲，最终侍奉君主，近则端正自身，远则惠及万物，这身体快乐且不停息了。老庄轻视大治，而赞美洪荒时代，那么衣冠不如毡毯，稻粱不如乳酪吗？
有人说：墨家崇尚节俭，养老、选士、大射、宗庙祭祀、尊崇父亲，尧舜的治理，就是这样罢了，为什么被孟子排斥呢？回答说：圣贤所看重的，是常行的道理。墨家的节俭不符合礼制，爱不区分亲疏，相差毫厘，谬误却如天壤之别。
有人问：“纵横家的言论，哪个恰当？”回答说：“连横则失之，合从也未为得当。”苏秦游说六国合从，只是夸大他们土地的广阔、山川的险要、军队的强大、物资的丰富罢了。天时人和，进攻防守，缔结交好约盟的根本，他们不知道。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使百姓富裕，互相支持，这就足够了。何必听从纵横家的言论，侍奉秦国甚至攻打秦国呢？
有人问：“乐毅攻打齐国，没有攻下的只有两座城市，真的有实行王道的用心吗？”回答说：“这支军队，是复仇的军队。从前齐国人攻打燕国，不能安置君主就离开了，所以燕国背叛了他们。现在，燕国能攻打齐国，不能安置君主就离开了，齐国也背叛了。以燕国攻打燕国，以齐国攻打齐国，先后一样，有什么王道呢？王通的话过分了，孟子的话不也很正确吗？”
有人问李牧、廉颇作为将领的情况，回答说：“是大将，静而后应，不主动挑起祸端。汉朝以来，赵充国、诸葛亮足以与他们并列。你们都是先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