迩言卷九
治，不急治人者也。」
战国君愚，臣智，及其终也，臣亦自愚。嬴秦君尊，臣卑，及其终也，君亦自卑。
译治理国家，不在于急于治理臣民罢了。”
战国时期的君主愚昧，臣子聪明，等到最终结局时，臣子也自取愚昧。嬴秦的君主尊贵，臣子卑贱，等到最终结局时，君主也自取卑贱。
或问：“汉祖功归三杰，陈平何独不与？”曰：“起沛，入秦，迁蜀，复有关中，萧、张、韩之宣力已多。凡五年，始得陈平于修武，蹑足随良，未足多也。恶具间楚，楚庸则受之耳。汜阳正位，归功三杰，平胡得与。是后解围释急，诛吕安刘，平功足以继三杰矣。”
或问：“叔孙两生之是非？曰：月余绵蕞，何以复古？必待百年，曷御击柱？叔孙则非，两生亦未为得也。汉去三代未逺，必也复古，易于反掌，两生胡不为是来欤？”
或曰：髙祖以大度剏业，光武以明智中兴。假使冦邓居前，未必能办髙祖之事；韩彭后出，亦未必为光武用也。髙光优劣，亦可知矣。曰：是特羯胡之言尔。吾闻之老先生曰：光武材过诸将，而气以柔之；髙祖材不及诸将，而气以盖之。韩彭亦轻视髙祖，而然尔。使遇光武，殆未必尔斯言得之矣。髙光未易遽优劣也，为民之志同，御将之方异也。
或问：“文宣之治，孰优？”曰：“文宣同于恤民，而异于驭臣。文帝驭臣寛而有制，宣帝驭臣严而少恩。”
或问：“武宣之治，孰优？”曰：“武帝所为，去秦皇不逺，末年多悔祸之心；宣帝所为，去周宣不逺，末年多兆祸之事。宣帝苟不尔，不特优于武帝而已也。”
或问：“汉、唐孰能用谏？”曰：“汉祖实副其名，唐宗名过其实。名实隠然，莫如文帝。终身受言，得之贾山；终身务农，得之贾谊；终身重谷，得之晁错。体貎大臣之说，用困邓通，而重丞相不止礼一；周勃也，推毂遣将之说，行屈帝尊，而信亚夫不止赦一魏尚也。听言用諌之道，惟文帝得之，其余则忽听暂行而止也。”
或问：“妖言令，汉世屡除而复存，何也？”曰：“是令不存于简书，而尝着于谗人之口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真秦人之谓也。”
或问文帝除收孥而盗玉杯者族，得不谓之过刑欤？曰：惩人罔已之罪，示己欺天之过也。方士幻诈，武帝觉而不诛，有愧文帝之为矣。
或问：“文帝广仁爱之道，何以废天下通丧？”曰：“其有监于平、勃之事乎？帝自代来，夜拜私人，行殿中，领南北军，不三月而建太子，防闲周宻，未害也。其终也不欲百官听于冡宰，遂废天下通丧。虽有辩者，不能为之辞矣。”
或问：“孝文何不尽用贾生之言？”曰：“正始之道，宜改正朔，欲兴礼乐，太欲速矣。暨帝中年，方有心于王制，而谊已夭终。汉制之不古者，天也。”
或问：“文帝决狱钱榖之问何如？”曰：“庶富之基，措刑之本也。”
或问：“汉世制御夷狄之方，文帝为得，武帝为失？”曰：“待以柔道，在文帝时犹可，在武帝时则不可。匈奴怙强盛甚矣。建元以来，大入冦边，凡十六七。帝大出兵，亦十五六。自王恢马邑之后，大抵彼先发，此应之，非师出无名也。惜乎穷追反弊中国耳。”
或曰：「贾生言治，皆切于当世，何表饵之疏耶？」曰：「仁义信，表也；以中国之物而壊匈奴耳目口腹者，饵也。三表固出于常，而五饵正与中行说之言反，遽斥以疏，可乎？所患杂出于术，而不纯于道尔。」
或问先汉任相之道曰：「不数易，足为后世法。任而尽其材，萧、曹、丙、魏而已。」
或问周汉任子之制曰：「先之以教养，申之以保任，父师之责也。师不能教之于始，父兄不能保其终，是制也。后世流为恩赏之格矣。」
或问汉世集议何如？曰：始于髙祖之好谋，成于孝文之能行。虽其余得失相半，然是道也，终不失古人之美意。
或问两汉报功之典，曰：“云台优于麒麟，麒麟优于白马。”或问京房考课之法，曰：“萧、刘以直道攻恭，显然且不免；房以瞽史之术，占盗窃之私言，虽有中，岂不速小人之祸也哉！”
或问贡禹、韦匡郊庙之议曰：“三子者议此则坚执不移，及建太策，漠然不对，因循成风，卒厄汉祚。儒生遇主，足以为鉴矣。”
汉儒因循汉法，犹秦也。任者一节不谨，大者族，次者戮，下者狱。是故儒多逊，顽多触。宜其始也，错；中也，弘；终也，韦
译有人问：“汉高祖的功业归功于萧何、张良、韩信三杰，为什么唯独陈平不在其中？”回答说：“从起兵沛县，攻入秦都，迁都蜀地，再到收复关中，萧何、张良、韩信的出力已经很多了。直到第五年，才在修武得到陈平，他跟随张良的脚步，功劳还不足以称多。他用离间计对付楚国，是因为楚国平庸才接受罢了。在汜阳确立帝位，将功劳归于三杰，陈平怎么能参与呢。此后解除围困、缓解急难，诛灭吕氏、安定刘氏，陈平的功劳足以继承三杰了。”
有人问：“叔孙通与两位儒生的是非如何？”回答说：“仅凭一个多月在绵蕞场上演习礼仪，怎么能恢复古制？如果非要等到百年之后，又怎能抵御击柱之祸？叔孙通的做法不对，两位儒生也没有做得恰当。汉朝距离夏商周三代并不遥远，如果要恢复古制，易如反掌，两位儒生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呢？”
有人说：“高祖凭借宽大的气度开创基业，光武帝凭借明智实现中兴。假使寇恂、邓禹处在高祖之前，未必能办成高祖的事；韩信、彭越如果后出，也未必能为光武帝所用。高祖与光武的优劣，由此可知。”回答说：“这不过是胡人的言论罢了。我听老先生说：光武的才能超过众将，但用柔和之气来驾驭；高祖的才能不及众将，但用气势来压倒他们。韩信、彭越也轻视高祖，所以才会那样。如果让他们遇到光武帝，大概未必会说出这样的话。高祖与光武的优劣，不能轻易断定，他们为民的志向相同，驾驭将领的方法不同罢了。”
有人问：“文帝与宣帝的治理，谁更优秀？”回答说：“文帝与宣帝在体恤百姓方面相同，而在驾驭臣下方面不同。文帝驾驭臣下宽厚而有法度，宣帝驾驭臣下严厉而少恩。”
有人问：“武帝与宣帝的治理，谁更优秀？”回答说：“武帝所为，距离秦始皇不远，晚年多有悔祸之心；宣帝所为，距离周宣王不远，晚年多有招致祸患之事。宣帝如果不这样，不仅优于武帝而已。”
有人问：“汉朝和唐朝，谁更能纳谏？”回答说：“汉高祖确实名副其实，唐太宗名过其实。名实相符，没有谁比得上文帝。终身听取意见，得益于贾山；终身致力于农业，得益于贾谊；终身重视粮食，得益于晁错。采纳尊重大臣的建议，任用困顿的邓通，而尊重丞相不止于礼仪；周勃推举车毂派遣将领的建议，实行屈尊帝位的做法，而信任周亚夫不止于赦免魏尚一次。听取言论、采纳谏言的道理，只有文帝做到了，其余的则是偶尔听取、暂时实行就停止了。”
有人问：“禁止妖言的法令，在汉朝屡次废除又恢复，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法令不记载在简册上，而常常出现在谗人的口中。”始作俑者，大概没有后代吧？“这真是说秦人啊。”
有人问文帝废除收孥连坐之刑，却将盗窃玉杯的人灭族，难道不算是刑罚过重吗？回答说：“这是惩罚他人诬陷自己的罪行，显示自己欺骗上天的过错。方士幻术欺诈，武帝察觉却不诛杀，比起文帝的做法，是有愧的。”
有人问：“文帝推广仁爱之道，为什么废除天下通丧之礼？”回答说：“这是鉴于陈平、周勃之事吧？皇帝从代地来，夜间拜见私人，在殿中行走，统领南北军，不到三个月就立了太子，防范周密，没有危害。他最终不想让百官听命于冡宰，于是废除了天下通丧之礼。即使有善辩的人，也不能为他辩解了。”
有人问：“孝文帝为什么不全部采用贾生的言论？”回答说：“端正开始之道，应当改正历法，想要兴办礼乐，太急于求成了。等到皇帝中年，才有心于王制，而贾谊已经早逝。汉朝制度不古，是天意。”
有人问：“文帝决断狱讼、询问钱粮谷物之事如何？”回答说：“这是使百姓富足的基础，施行刑罚的根本。”
有人问：“汉朝控制夷狄的方法，文帝做得对，武帝做得错？”回答说：“用柔道对待，在文帝时还可以，在武帝时就不行了。匈奴倚仗强盛，非常厉害。建元以来，大规模入侵边境，大约有十六七次。皇帝大规模出兵，也有十五六次。自从王恢马邑之谋之后，大体上是对方先发动，我方应战，并非师出无名。可惜穷追猛打反而使中国陷入困境罢了。”
有人说：“贾生谈论治国，都切合当世，为什么《表饵》这篇疏论显得疏远呢？”回答说：“仁义信，是表；用中原的物品来败坏匈奴的耳目口腹，是饵。三表固然出于常规，而五饵正好与中行说的言论相反，就斥责为疏远，可以吗？所担心的是杂出于权术，而不纯粹于大道罢了。”
有人问西汉任用丞相的方法，回答说：“不频繁更换，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任用并尽其才，只有萧何、曹参、丙吉、魏相而已。”
有人问周朝和汉朝的任子制度，回答说：“先以教养为先，再申以保任，这是父师的责任。老师不能在开始时教育，父兄不能在终了时担保，这就是这个制度。后世流变为恩赏的格式了。”
有人问汉朝集议如何，回答说：“始于高祖的好谋，成于孝文的能行。虽然其余得失各半，但这种方法，终究不失古人的美好心意。”
有人问两汉报功的典礼，回答说：“云台优于麒麟阁，麒麟阁优于白马寺。”有人问京房考课的方法，回答说：“萧望之、刘向以直道攻击石显，明显且不免；京房以瞽史之术，占卜盗窃的私言，即使有中的，难道不加速小人的祸患吗！”
有人问贡禹、韦匡关于郊庙的议论，回答说：“这三个人议论此事则坚执不移，等到建立太策，却漠然不对，因循成风，最终危害汉朝国运。儒生遇到君主，足以作为鉴戒了。”
汉朝儒生因循汉朝法律，如同秦朝一样。任职者稍有不慎，大的灭族，次等的杀戮，下等的入狱。所以儒生多谦逊，顽劣者多触犯。适宜其开始时是晁错，中间是公孙弘，最后是韦贤。
、匡。甚而至于孔、张也。孔、张之计得矣，其如朱云之玷何？舒向出处，足为汉儒标凖矣。
译匡衡。进而至于孔光、张禹。孔光、张禹的计谋虽然得逞，但怎能抹去朱云的污点呢？舒向的出仕与退隐，足以作为汉代儒者的标准。
或问：“汉置三公官何如？”曰：“权在王氏，不必论其官之备不备，名之正不正也。”
或问：“光武、明、章之盛，由反西都之为也。及其弊也，复出于意料之所不及者，何耶？”曰：“反之过乎中也。”
或问节谊之士如之何而党锢？曰：自取之也。君子百是必有一非，小人百非必有一是。天下士至不少矣，岂必登龙门、仙舟者皆贤？不在此选者皆不肖耶？更相题表，自立祸的者也。人岂能祸之哉？
或曰：“孔明曷自比于管、乐？”曰：“亮有志于兴汉也。昭王全破燕，威公治乱齐，管、乐之力也。亮佐先主续亡汉，如其志矣。彼曷不自比于方、召、寇、邓哉？”曰：“亮起隆中，吴、魏各有其国，十五六年矣，势同列国，乌得与周、汉比？顾庐对谈，大畧着白矣。然则三国之君孰优？”曰：“亮气节、筹畧过荀、贾、瑜、肃逺甚。初平之初，亮即辅刘，则孙、曹负矣。其君优劣，不必论也。”
或问赤壁、淝水之役曰：「是役也可为东南备御之法。长淮、大江，利在逆战，害在退守。盖敌在境土，彼心未固；敌入门墙，我心易揺也。」公瑾、幼度知此，遂胜。惜天不假之年尔。
或问魏晋清谈之弊曰：「党锢之遗也。融、衡以孔、颜自况，扬、晏以四聪八逹更为品目，天下之人皆若狂，宜其败国亡家也。」
或问：“六朝何以不能复中原？”曰：“强弱变故，适相当天意也。况其人间事之未至耶？”盖尝为六朝兵枢矣，更仆未易悉数也。
或问：“营平武侯屯田之法，曰：‘后世养兵之良法也。’营平春作，不及秋成；武侯经画，实为乆计。天必佑汉。亮之渭南，即萧何之关中也。”
或问：“均田、口分、世业之制，曰：富连阡陌，贫无立锥，苟或均之，不犹愈于不均乎？”惜乎，不保其往尔。
或问府兵起于西魏而备于唐，备而复壊者何也？曰：口分、世业、租调、府兵，其原一也。赋法兵制，亦从而转移者，由世业之不存也。
或问：“唐藩镇之弊曰：太宗务广地，诸邉都护即藩镇也。不必府兵坏而后藩镇也。”
或问：“天策、弘文之置，曰：疑似之际，有天策以收勇士，有弘文以收谋士，宜乎隐巢之死也。汉储、博望且犹不可，况居嫌隙之地哉？”
或问太宗渐不克终，得非自夸仁义之既效欤？曰：自夸则有之，然不若斯言之甚也。旧史止谓之偃武修文，新史则曰劝行仁义尔。
或曰：「太宗腹心房、杜、药、石、王、魏，君臣相得，近古未有也。然于征也，生则如友，死则如雠，何也？」曰：「太宗有过，惟征极言之，极言则易踈，势使然也。太宗尚雠征于既死，若德宗则雠贽于犹生。」
或问：“近世之治，惟太宗为盛，变故迭兴，亦未有如唐者，何也？”曰：“太宗备君人之能，故其治举；太宗不纯乎君人之道，故其弊端易滋也。”
或曰：「姚宋韩张，玄宗之所重及其相也，或四三年，或七八月而止尔。李林甫、杨国忠，玄宗之所轻也，迭居相位，或终其身，或十九年者，何也？」曰：「非其始明终暗也。佚于小人之佞谀，劳于君子之规正也。」
或问唐世宗宦官之祸曰：「猛将若可忌，阉寺若易制，曾不知兵权舍此而就彼，则非复门户扫除之隶也。」
或曰：不仁，未有能得天下者。朱梁、新莽，何以暂有天命，少留人心哉？曰：天为民置君，非为莽、温也。人知一心以尊天子，非尊莽、温也。四时不可一日无阳，则天下不可一日无君。苟其人暂可以长雄，天必置之。迨其恶稔，天命人心始去之耳。天命人心旣然，然则嬴秦、曹魏，上承周、汉之正朔，史氏乌得而遽绝之乎？尊其正朔之相承者，所以贵一统之义也。
或问：“得以不仁守之，以仁可乎？”曰：“杀夺人于货者，犹不可文之以礼义，而况于天下乎？以是得之，则以是失之尔。”
或曰：「五季得失天下，何易耶？」曰：「规模狭也。」我太祖应天顺人，规模广大，异于是矣。
或问圣宋祖宗之所以盛，曰：「太祖克逊，太宗克继，卓然在二帝
译有人问：“汉朝设置三公官职怎么样？”回答说：“权力掌握在王氏家族手中，不必讨论官职设置是否完备，名分是否正当。”
有人问：“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期的盛世，是因为反行了西汉的做法。等到出现弊端时，又超出了意料之外，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因为反行过度，偏离了中道。”
有人问：“像那些坚守节义的人士，为什么会被党锢之祸所牵连？”回答说：“这是他们自找的。君子一百次正确中必然有一次错误，小人一百次错误中必然有一次正确。天下的士人已经很多了，难道只有登上龙门、仙舟的都是贤人？不在这一类中的都是不肖之人吗？他们互相题写表彰，自己树立了招致祸患的目标。别人怎么能加祸于他们呢？”
有人说：“诸葛亮为什么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回答说：“诸葛亮有志于复兴汉朝。燕昭王彻底击败燕国，齐威公治理混乱的齐国，这都是管仲、乐毅的功劳。诸葛亮辅佐先主延续灭亡的汉朝，实现了他的志向。他为什么不把自己比作方叔、召虎、寇恂、邓禹呢？”又问：“诸葛亮起于隆中时，吴、魏各自拥有国家，已经十五六年了，局势如同并列的国家，怎么能与周朝、汉朝相比呢？况且在草庐中的对话，大致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么三国君主谁更优秀呢？”回答说：“诸葛亮的气节、谋略远远超过荀彧、贾诩、周瑜、鲁肃。如果在初平初年，诸葛亮就辅佐刘备，那么孙权、曹操就失败了。君主的优劣，不必讨论了。”
有人问赤壁、淝水之战说：“这两次战役可以作为东南防御的方法。长淮、大江，利于迎击敌人，不利于退守。因为敌人在边境时，他们的心志还不坚定；敌人进入门墙时，我们的心志容易动摇。”周瑜、谢玄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获胜。可惜上天没有给他们更多的寿命罢了。
有人问魏晋清谈的弊端说：“这是党锢之祸的遗留。孔融、祢衡以孔子、颜回自比，扬雄、晏婴以四聪八达作为品评标准，天下的人都像发了狂一样，难怪会败国亡家。”
有人问：“六朝为什么不能恢复中原？”回答说：“强弱变化，恰好符合天意。何况人间的事情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呢？”我曾经列举六朝的军事枢纽，即使更换仆人也不容易全部说完。
有人问：“营平侯赵充国、武侯诸葛亮的屯田之法，说：‘这是后世养兵的好方法。’赵充国春天耕作，赶不上秋天收获；诸葛亮的规划，确实是长久之计。上天必定保佑汉朝。诸葛亮在渭南，就是萧何在关中。”
有人问：“均田、口分、世业的制度，说：‘富人连片土地，穷人没有立足之地，如果平均分配，不还是比不平均好吗？’可惜，不能保持以往的状态罢了。”
有人问府兵制起于西魏而完备于唐朝，完备后又毁坏的原因是什么？回答说：“口分、世业、租调、府兵，它们的根源是一致的。赋税制度和兵制也随之转移，是因为世业制度不存在了。”
有人问：“唐朝藩镇的弊端，说：‘唐太宗致力于扩大领土，各边疆的都护府就是藩镇。不必等到府兵制毁坏后才出现藩镇。’”
有人问：“天策府、弘文馆的设置，说：‘在疑似之际，有天策府来收罗勇士，有弘文馆来收罗谋士，难怪隐太子、巢刺王会死。汉朝的储君、博望侯尚且不可以，何况处于嫌疑之地呢？’”
有人问唐太宗逐渐不能善始善终，难道是因为自夸仁义已经见效吗？回答说：“自夸是有的，但不像这话说的那么严重。旧史只说他是偃武修文，新史则说他是劝行仁义罢了。”
有人说：“唐太宗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君臣相得，近古未有。然而对于魏征，活着时像朋友，死后像仇敌，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唐太宗有过错，只有魏征极力直言，极力直言就容易疏远，形势使然。唐太宗在魏征死后还仇视他，如果像唐德宗那样，在李泌还活着时就仇视他。”
有人问：“近世的治理，只有唐太宗最兴盛，变故接连兴起，也没有像唐朝那样的，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唐太宗具备君主的才能，所以他的治理成功；唐太宗不纯粹遵循君主之道，所以他的弊端容易滋生。”
有人说：“姚崇、宋璟、韩滉、张说，是唐玄宗所重用的，等到他们担任宰相，有的三四年，有的七八个月就停止了。李林甫、杨国忠，是唐玄宗所轻视的，却接连担任宰相，有的终身，有的十九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他开始时明智后来昏暗。他沉溺于小人的谄媚，劳累于君子的规劝。”
有人问唐代宗宦官之祸说：“猛将如果可忌，宦官如果易制，却不知道兵权舍此就彼，就不再是门户扫除的仆隶了。”
有人说：“不仁，没有能得天下的人。朱梁、新莽，为什么暂时拥有天命，稍微留住人心呢？”回答说：“上天为百姓设置君主，不是为了王莽、朱温。人们知道一心尊崇天子，不是为了尊崇王莽、朱温。四时不可一日无阳，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如果那个人暂时可以称雄，上天必定安置他。等到他的恶行成熟，天命人心才开始离开他。天命人心既然这样，那么嬴秦、曹魏，上承周朝、汉朝的正朔，史官怎么能立刻断绝他们呢？尊崇他们正朔的相承，是为了重视一统的意义。”
有人问：“得以不仁守之，以仁可以吗？”回答说：“杀夺人财物的，尚且不可以用礼义来文饰，何况天下呢？以此得之，就以此失之罢了。”
有人说：“五代得失天下，为什么这么容易呢？”回答说：“规模狭小。”我太祖顺应天意人心，规模广大，不同于此。
有人问圣宋祖宗之所以兴盛，回答说：“太祖能够谦逊，太宗能够继承，卓然在二帝
或问澶渊之役曰：「冦公屹然不动，如山足以镇服夷夏之心矣。策画尽用，岂复有外侮哉？」
或问天书之真伪，曰：“出于王丁之诈，而将以章圣之诚，上天孚亮仁德，以志在沮夷息民也。”
或问：“仁祖四十二年之治，方之周、汉孰优？”曰：“比隆成康，超轶文景。”或曰：“如二邉之扰何？”曰：“韩、范为西方金城，富公为北门汤池，时焉。边警适足成中国之治安尔。”
或问：“濮议之是非？”曰：“司马倡是，欧阳倡非，二公优劣于是乎分矣。”
或问韩范优劣何如？曰：韩忠于所托，天下无间言；范勇于自任，朋党之议起。意者，韩优于范。至于临大节，决大策，易地则皆然。
或曰：「忠献光辅三朝，终始大节，于古孰比？」曰：「功盖天地，忠贯日月，进则毅然身任天下之重，退则怡然了无愠戚之容。求之于古，其伊周之亚与？表表乎博陆、绛侯之上。尔后不必求多于前功，毋忝尔祖，斯可矣。」
或问赵中令曰：「我太祖之房，魏也。」
或问李文靖曰：「我章圣之曹参、丙吉也，先见则过之。」
或问吕文靖曰：「我仁祖之姚崇也，王沂公则近宋璟。」
或问先虑曰：「田表圣，今之贾谊也；先见曰：吕献可，今之羊叔子也。」
或问温、荆二公之学曰：「荆公遂己见于食饵，温公济人见于击瓮。」
或问苏文忠公之志曰：「志在名节，故进退荣辱不足以二其心。」
或问司马修身治国之论，曰：「万世君人之法也。」
或问吕范十事十条之目，曰：“君人致治之大端也。”
或问：“圣宋中兴之功，曰基于髙宗之仁，成于孝宗之明。”
或问中兴之佐曰：「张、韩、刘、岳，不挫于桧，中兴不在江表矣。」
或问：“金亮之死，天耶？人耶？”曰：“仁与暴，德与力，于是乎分矣。人也，即天也。”
迩言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迩言卷十
（宋）刘炎撰
○经籍
或问：「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六经之义，皆可蔽以一言乎？」曰：「礼，毋不敬；乐，不可伪；书，执厥中；易，常其德；春秋，一字惟公，皆无邪之谓也。」诗之流三变，国风、雅、颂，美刺以正；子虚、上林，风劝以私。
晋宋以来，嘲吟风月，摹写卉木而已。至于托物见志，一饭念君，则老杜酸辛，优于太白之放荡；叙幽情，述旷懐，则渊明《归去》，东坡《赤壁》，优于《离骚》之怨怼【止庵曰：陶、苏与屈平于君有异姓、同姓之不同。屈平怨怼于君，即大舜怨慕于亲之心也，未可以此议平也】
或问：「书有艰深、易直之异，何也？」曰：「古文二十五篇，则易直；伏生所传，多齐语，故艰深。晁错在当时，十且不知二；后世强为之说，不无谬妄矣。」
或问：「周礼果圣人之全书乎？」曰：「司门讥财物之犯禁者，举而没之；司关凡货之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周公于民之意，虑不若是之察也。」
或问：“连山、归藏之真伪？”曰：“汉志不录《连山》，唐志则有之；汉志不录《归藏》，晋《中经》、隋、唐志皆有之。昔无今有，其伪可知。况其言之不经耶？”
或曰：六经遭秦火，惟《易》以卜筮之书得全。春秋何以无阙文？曰：一字褒贬，其文藏诸人心，胡得讹谬？
或问：“经籍阙文，可以意见足之乎？”曰：“三代经籍厄于秦、项之火，两汉经籍厄于莽、卓之乱，中经四部，五胡云扰，靡有孑遗；七志九条，五部七录，周、齐兵火，咸自焚之后。魏有书散落于尔朱，隋氏之书漂没于砥柱。有唐之书，再厄于禄山、黄巢。阙文多矣，必以己见足之，八寸策必有八十宗之谬矣。”
或问《易》《春秋》天人之道，刘歆比而同之，何如？曰：一身之脉络则贯穿，而耳目鼻口之形则不同，不求合乎《易》《春秋》之理，而附会其数，犹比合乎人之形也。《洪范五行传》大略亦若是也。其所以异者，向欲兴刘歆，欲附莽而已。或问周、唐《六典》之同异？曰：唐象周为制而已，苟其制同，修书朝夕可就也
译有人问澶渊之战的情况，回答说：“寇准屹立不动，像山一样足以镇服夷夏的人心。他的谋略全部被采用，难道还会有外敌侵扰吗？”
有人问天书的真伪，回答说：“出于王钦若的欺诈，而用来彰显真宗的虔诚，上天信服并昭示他的仁德，以此表明他旨在阻止夷狄、休养生息。”
有人问：“仁宗四十二年的治理，与周朝、汉朝相比哪个更优？”回答说：“比肩成王、康王的盛世，超越汉文帝、汉景帝的治绩。”有人问：“那对两边境的侵扰怎么办？”回答说：“韩琦、范仲淹是西边的金城，富弼是北门的汤池，这是时势使然。边境的警报正好足以成就中原的安定罢了。”
有人问：“濮议的是非如何？”回答说：“司马光主张是，欧阳修主张非，两位先生的优劣由此区分开了。”
有人问韩琦、范仲淹的优劣如何？回答说：“韩琦忠于所托，天下没有非议；范仲淹勇于自任，朋党的议论由此兴起。大概韩琦优于范仲淹。至于面临重大节操、决断重大策略，互换位置也都一样。”
有人说：“忠献公（韩琦）辅佐三朝，始终坚守大节，在古代谁能相比？”回答说：“功绩覆盖天地，忠诚贯穿日月，进则毅然承担天下的重任，退则怡然没有怨恨忧愁的神色。在古代寻求，大概是伊尹、周公的次一等吧？显著地高于博陆侯、绛侯。此后不必追求超过前人的功绩，不辱没你的祖先，这就够了。”
有人问赵普（中令），说：“我是太祖的房玄龄。”
有人问李沆（文靖），说：“我是真宗的曹参、丙吉，预见性则超过他们。”
有人问吕夷简（文靖），说：“我是仁宗的姚崇，王曾（沂公）则接近宋璟。”
有人问先虑，说：“田锡（表圣），是现在的贾谊；先见说：吕诲（献可），是现在的羊叔子。”
有人问温公、荆公两人的学问，说：“荆公（王安石）的自我满足体现在饮食中，温公（司马光）的济世救人体现在击瓮中。”
有人问苏东坡（文忠公）的志向，说：“志向在于名节，所以进退荣辱不足以使他的心志动摇。”
有人问司马光修身治国的言论，回答说：“这是万世君主治理天下的法则。”
有人问吕公著十事十条的条目，回答说：“这是君主实现大治的根本要点。”
有人问：“圣宋中兴的功业，说基于高宗的仁德，成就于孝宗的英明。”
有人问中兴的辅佐大臣，说：“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不被秦桧挫败，中兴就不会局限于江南了。”
有人问：“金亮（完颜亮）的死，是天意呢？还是人为呢？”回答说：“仁与暴，德与力，由此区分开了。是人为，也就是天意。”
迩言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迩言卷十
（宋）刘炎撰
经籍
有人问：“《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六经的意义，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吗？”回答说：“礼，没有不恭敬的；乐，不可虚伪；《尚书》，把握其中正；《易经》，保持其德行；《春秋》，一字只为公正，都是说没有邪僻的意思。”《诗经》的流变有三变，国风、雅、颂，赞美讽刺以端正；《子虚赋》、《上林赋》，讽喻劝诫出于私心。
晋宋以来，只是吟咏风月，描摹花草树木罢了。至于寄托事物以表达志向，一顿饭也思念君主，那么老杜（杜甫）的酸辛，优于李白的放荡；叙述幽深的情思，抒发旷达的胸怀，那么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苏东坡的《赤壁赋》，优于《离骚》的怨恨【止庵说：陶渊明、苏东坡与屈原对于君主有异姓、同姓的不同。屈原怨恨君主，就是大舜怨恨思念亲人的心，不可以由此议论屈原】
有人问：“《尚书》有艰深、平易的区别，为什么呢？”回答说：“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则平易；伏生所传的，多齐地语言，所以艰深。晁错在当时，十句还不知两句；后世强行解释，不免有谬误妄言了。”
有人问：“《周礼》果真是圣人的全书吗？”回答说：“司门讥讽财物违禁的人，没收他们的财物；司关对于不通过关卡的货物，没收货物，处罚其人。周公对百姓的心意，考虑不会如此苛刻。”
有人问：“《连山》、《归藏》的真伪如何？”回答说：“《汉书·艺文志》不收录《连山》，《唐书·经籍志》则有；《汉书·艺文志》不收录《归藏》，晋《中经》、《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都有。过去没有现在有了，其伪可知。况且其言论不合常理呢？”
有人说：六经遭受秦朝大火，只有《易经》因为卜筮之书得以保全。《春秋》为什么没有缺文？回答说：一字褒贬，其文藏在人心，怎么会讹误？
有人问：“经籍缺文，可以用自己的意见补充吗？”回答说：“三代经籍遭受秦、项的大火，两汉经籍遭受王莽、董卓的动乱，中经四部，五胡乱华，没有遗留；七志九条，五部七录，北周、北齐兵火，都在自焚之后。魏朝的书散落于尔朱荣，隋朝的书漂没于砥柱。唐朝的书，再次遭受安禄山、黄巢的厄运。缺文很多，一定要用自己的意见补充，八寸的简策必有八十种谬误了。”
有人问《易经》《春秋》天人之道，刘歆把它们比而同之，如何？回答说：身体的脉络则贯穿，而耳目鼻口的形状则不同，不寻求合乎《易经》《春秋》的道理，而附会其数目，就像比合人的形状一样。《洪范五行传》大概也是这样。其所以不同，是因为向歆想兴刘歆，想依附王莽罢了。有人问周朝、唐朝《六典》的同异？回答说：唐朝模仿周朝制定制度罢了，如果制度相同，修书朝夕就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