迩言卷十
，何必更易数十人，绵延十六年哉？
或问六经谶纬之是非？曰：夫子不语怪力乱神，谶纬不足信，明矣。用以释经，是则汉儒之罪也。或曰：六经传注不同，学者师其是而已，何西汉诸儒执一见也？曰：主一经之说而胜者骤用，主一经之说而负者左迁，汉君实使之然耳。
译为什么一定要更换几十个人，拖延十六年呢？
有人问六经和谶纬的是非对错，回答说：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混乱和鬼神，谶纬不值得相信，这是很明显的。用它来解释经书，这是汉代儒生的罪过。
有人说：六经的传注各不相同，学者只要学习其中正确的就行了，为什么西汉的儒生们固执于一己之见呢？回答说：主张某一经义而获胜的人被迅速提拔任用，主张某一经义而失败的人被贬官降职，这是汉代的君主实际上造成的局面罢了。
或问：“两汉多经师，汉以来何寡？”曰：“昔求之颛门，后世则师纸上语也。”
或问：“古今文籍，何烦简之异？”曰：“古文难知，加以竹简之重质，此其所以简也。今文易知，加以毫楮之便利，此其所以烦也。简则意全，烦则易凿。全则人淳，凿则人伪。至于械用，莫不皆然，何独文籍而已哉！”
或问：“九流七畧之别，儒墨杂处，邪正混淆，何也？”曰：“以书言，不以人言也。区别其书，各有门目，以备歴代藏书之策云尔。决择去取，存乎人。必焚其书，则反害己。”
或问诸子立言之体，曰：“古者一言足以尽道，今也千万言，仅足述古人一二而已。圣人言则成章，无待强作。必也得立言之体，则孟氏亚于圣人，荀、扬、王其次也。韩、柳又其次也，不及韩、柳不能传矣。”
或问荀扬之得失安在？曰：立言则荀不雕篆，雄多模仿；辩理则雄有据依，荀多偏执。荀扬得失，王通盖兼有之。
或问贾谊董仲舒之文曰：「仲舒春风，贾生烈日。」或问温公功业过扬子云逺甚，平生所为文章乃有慕于子云，何也？曰：「欲成名于后世之趣同也。」
或问：“子云不及孟氏，而温公疑孟者，何也？”曰：“读圣贤之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西铭以天地为父母，圣人是也。人能以父母为天地，约而求之，仁亦不可胜用矣。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而况于人乎？而况于物乎？」
或问：“学圣贤之道者，其流亦有偏乎？”曰：“近闻之真公，学而至之，乌得偏？学而不至，虽孔孟门人不能无偏，能遡其源，复于正矣。不然，毫忽之差，其谬逾逺，是足为学二程不至者之戒也。”
或问：“欧阳司马之文，孰优？”曰：“欧公本之韩退之学而至者也，温公逺齐先汉，自诚实而充也。”
人毋以嗜欲杀身，货财杀子孙，政事杀人，学术文章杀天下后世君子哉！若人之言，斯其为君子之乐也。
或问近世成人之道，曰：“能行司马公家教，吕氏蒙训，亦可以为近世成人矣。”
或问近世史学孰优？曰：《通鉴》歴代之纲目，诸史之会要，编年本《春秋》之意，纪事槩之《左氏》之文，秦汉以来作者弗可及矣。不特优于近世而已也。
或问通鉴之起威烈何也？曰：平王东迁，周于是兴矣。威烈壊礼，东周益无复兴之理。春秋始于彼，通鉴起于此。温公袭夫子之意，而不敢僭其文也。曰：何以辩其非僭也？曰：夫子严一字之褒贬，温公述徃事以为劝戒也。
或问：「通鉴正朔，以曹魏继汉，朱梁继唐，后周继后汉，何为而舍吴、蜀、晋阳、北汉之正哉？」曰：「吴王孙权，晋王克用，始则无所受；蜀主、北汉主，终则无所授。始终无所授受者，纪一国之事可也，纪歴代之事不可也。」
或问《通鉴》书诏令独详于先汉者何也？曰：以其近古也。出于人君之口，笔于人君之手，如却马诏、赐南越书之类是也。后世诏令皆代言者为之，纷纷何足多述哉！所以温公不屑禁林者，不能强作不诚语也。
或问《离骚》《上林》《通鉴》何以不录？曰：无益于劝戒也。凡无与于劝戒，凡不足为大祸福者，皆所不书。此其为法，班马所不及也。
或曰：“通鉴亦有失欤？”曰：“通鉴非《春秋》，乌得而无失？魏伐吴蜀时，谓之‘征’；吴蜀入魏，晋阳入梁，北汉入周时，谓之‘寇’。何哉？而谓之‘寇’，夷狄侵中国之谓也；何哉？而谓之‘征’，王命讨不庭之谓也。轻重失中，是则温公因仍旧史之过也。”
或曰：纪传之体，与编年孰是？曰：文人爱竒则嗜纪传；史氏尚法，则优编年。必有作者，知所先矣。
或曰：编年优于纪传，春秋一字之法，亦可效欤？曰：春秋不可僭也，必如荀恱《汉纪》、温公《通鉴》，斯亦足矣。
或曰：纪传不及编年，然则班马皆非欤？曰：班马未可全贬也。文皆近古，事皆见闻，法皆家传。后世得之传闻，笔之众手者，又下于此矣。苟不多爱，容何伤于纪
译有人问：“两汉时期经学大师众多，为什么汉代以后就很少了呢？”回答说：“过去人们向专门的门户求学，后世则只以书本上的言语为师。”
有人问：“古今的文献典籍，为什么在繁简上有所不同？”回答说：“古文难以理解，加上竹简笨重，这就是它简略的原因。今文容易理解，加上笔墨纸张的便利，这就是它繁杂的原因。简略则意旨完整，繁杂则容易穿凿附会。意旨完整则人心淳朴，穿凿附会则人心虚伪。至于器械用具，没有不是这样的，难道只是文献典籍如此吗！”
有人问：“九流七略的分类中，儒家和墨家混杂，邪说和正道混淆，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从书籍的角度来说的，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区别这些书籍，各自有门类目录，是为了准备历代藏书的策略罢了。决定取舍，在于人。如果一定要焚烧那些书，反而会害了自己。”
有人问诸子立言的体裁，回答说：“古时候一句话足以穷尽道理，现在千万句话，仅仅够叙述古人的一二而已。圣人说话自然成章，不需要勉强造作。如果一定要得到立言的体裁，那么孟子仅次于圣人，荀子、扬雄、王通次之。韩愈、柳宗元又次之，不及韩愈、柳宗元就不能传于世了。”
有人问荀子和扬雄的得失在哪里？回答说：“在立言方面，荀子不雕琢修饰，扬雄多模仿；在辩理方面，扬雄有依据，荀子多偏执。荀子和扬雄的得失，王通大概兼而有之。”
有人问贾谊和董仲舒的文章，回答说：“董仲舒的文章如春风，贾谊的文章如烈日。”有人问司马光的功业远远超过扬雄，平生所写的文章却仰慕扬雄，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想要在后世成名的趣味相同罢了。”
有人问：“扬雄不及孟子，而司马光怀疑孟子，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读圣贤的书，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
《西铭》以天地为父母，圣人是这样的。人能以父母之心对待天地，简约地探求，仁爱也是用不完的。孔子说：“侍奉父亲孝顺，所以侍奉天就明达；侍奉母亲孝顺，所以侍奉地就明察。天地明达明察，神明就彰显了。何况对人呢？何况对物呢？”
有人问：“学习圣贤之道的人，其流派也有偏颇吗？”回答说：“最近听真公说，学习而达到境界，怎么会偏颇？学习而没有达到境界，即使是孔孟的门人也不能没有偏颇，能够追溯其本源，就能回归正道了。不然的话，毫厘的差别，谬误就会越来越远，这足以作为学习二程而没有达到境界者的警戒。”
有人问：“欧阳修和司马光的文章，谁更好？”回答说：“欧阳修以韩愈为根本，学习而达到境界；司马光远追先秦两汉，从诚实而充实。”
人不要以嗜欲害死自己，以货财害死子孙，以政事害死人，以学术文章害死天下后世的君子啊！像这样的话，这就是君子的快乐了。
有人问近世成人的道理，回答说：“能够实行司马光的《家范》、吕氏的《蒙训》，也可以算是近世的成人了。”
有人问近世史学谁更好？回答说：“《资治通鉴》是历代的纲目，诸史的会要，编年体秉承《春秋》的意旨，记事概括《左传》的文风，秦汉以来的作者不能比得上。不只是优于近世而已。”
有人问《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开始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平王东迁，周于是兴盛了。威烈王破坏礼制，东周更加没有复兴的道理。《春秋》开始于那里，《资治通鉴》开始于此。司马光沿袭孔子的意旨，而不敢僭越其文辞。”问：怎么辨别这不是僭越呢？回答说：“孔子严格一字之褒贬，司马光叙述往事作为劝戒。”
有人问：“《资治通鉴》的正朔，以曹魏继承汉，朱梁继承唐，后周继承后汉，为什么舍弃吴、蜀、晋阳、北汉的正统呢？”回答说：“吴王孙权，晋王李克用，开始时没有接受正统；蜀主、北汉主，结束时没有授予正统。始终没有接受和授予正统的，记载一国的事情可以，记载历代的事情不可以。”
有人问《资治通鉴》记载诏令唯独在先汉详细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靠近古代。出于君主之口，由君主亲手书写，如却马诏、赐南越书之类的就是。后世的诏令都是代笔的人写的，纷纷扰扰有什么值得多叙述的呢！所以司马光不屑于在翰林院任职，不能勉强写不真诚的话。”
有人问《离骚》《上林赋》《资治通鉴》为什么不收录？回答说：“对劝戒没有益处。凡是与劝戒无关的，凡是不足以造成大祸福的，都不记载。这种法则，班固、司马迁都比不上。”
有人说：“《资治通鉴》也有失误吗？”回答说：“《资治通鉴》不是《春秋》，怎么能没有失误？魏国讨伐吴蜀时，称为‘征’；吴蜀进入魏国，晋阳进入梁国，北汉进入周国时，称为‘寇’。为什么呢？称为‘寇’，是夷狄侵犯中国的说法；为什么呢？称为‘征’，是王命讨伐不臣服者的说法。轻重失中，这是司马光沿袭旧史的错误。”
有人说：纪传体，与编年体哪个正确？回答说：文人喜欢奇闻则嗜好纪传体；史家崇尚法则，则编年体更优。一定有作者，知道哪个优先了。
有人说：编年体优于纪传体，《春秋》一字之法则，也可以效仿吗？回答说：《春秋》不可僭越，一定像荀悦《汉纪》、司马光《资治通鉴》那样，也就足够了。
有人说：纪传体不及编年体，那么班固、司马迁都不对吗？回答说：班固、司马迁不可完全贬低。文章都接近古代，事迹都是见闻，法则都是家传。后世得到传闻，由众人执笔的，又低于此了。如果不多加喜爱，哪里会伤害到纪
传乎？
室堂之言，门外不知；比邻所传，朝与夕异。作史而有易心，则见实闻，不无失实。
译传闻吗？
室内厅堂里的话，门外的人不知道；邻居之间传说的话，早晨和晚上就有差异。撰写史书如果存有随意更改的心思，那么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难免会有失真之处。
唐无全史，决择知几之法，平易退之之文，则全史矣。欧宋恶其不全，更而张之，纪传异趣，工字斵语，其为不全，祗益甚耳。
或问范、马二公钟律之辨曰：「帝王依人声以制乐，托乐噐以为音。乐本效人，非人效乐。为是言者，知人声之贵矣。是故人禀中和之气，则有中和之声。人声足以权量八音。妙于听声者，以心不以度。君实以尺制律，则失之矣。景仁以律生尺，然亦未为得也。惟妙于听声，本之人心，参之人声，声律相生，乐在其中矣。」
或问荀勖故法，胡安定新制曰：「古者调律出于耳听，后世则据尺而为之，适足易差。」《晋志》之言足以正荀勉之失。圣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则不可。徐复之言足以正胡氏之失。二子之失，皆泥于器数之过也。景王无射也，见非于伶州鸠。梁武方夸其能吹笛合声噐数，岂必古皆是，今皆非欤？
或问苏刘郊祀分合之议曰：「阴阳天地之道也。一阳生而祭天，一阴生而祀地，由古而然。古者质胜文，故郊礼一岁而再举，不以为难；后世文胜质，故郊礼三年而合祭，不以为易也。」
或曰：「律疏刑统，防闲备矣，何囹圄之不虚？」曰：「法以明民，方施象刑，属民读法，是也。今也条目浩繁，儒生不能遽晓，愚民则亦无责焉耳。」赵冬曦尝以是为奸臣侮法之资，非虚言矣。
或问：“谱牒崇冠冕之绪，是耶？非耶？”曰：“书称别生分类，周有小史，辨世系，欲人不乱昭穆、婚姻之别也。谱牒必以着姓为先者，欲人毋忘其所自出也。后世遂有寒门、望族之辨，因得以寘厚薄之论，则未然矣。”
或问：“律厯书志，何先？”曰：“太史公为之祖，蔡邕抑又次焉，其余则不知而作之者也。”
或问一行两戒山河之说，曰：「即天官书所谓街北街南也。即天下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而尾入于渤碣之谓也。」不徒惟是，诸史天文律厯，皆推广太史公之说云尔。
或问歴代厯法之异曰：「太初以律，大衍以易，其余则增损故法，复相非尔。」
或曰：「孟子言千岁之日可坐而致，何后世厯法之屡更？」曰：「数往者易，知来者难。诸厯逆推上元，则无爽；传之方来，未有及百年者。天动而数无穷，余分积乆，则难计也。」
或问大衍天地之数曰：「大衍包天地，非天地生大衍也。」王弼尝喻此理，后人特未之详尔。
或曰：「汉、魏、隋、唐人主必集所为文者，何也？」曰：「后世之君，以马上得之，耻于文名之不彰也。古者帝王，言动则史必书，言皆法言，行皆德行，是足以为文矣，何必作为与文士争一旦之名哉！」
或曰：「子之所言，书之末也。本则奈何？」曰：「观书如饮食，在乎知味而已。」理解则说：「曰学识明矣，道全则乐，无入不自得焉。未有本末不相为用而能进乎是也。」
迩言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迩言卷十一
（宋）刘炎撰
○习俗
场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与学优则仕异矣。士大夫以此髙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敷文郑公之言曰：「不为俗学所累者，可与言理道。」
或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也百里之地，恨无文行者，何也？」曰：「文坏于场屋之习，行蠧于科目之路。文行且非孔门之旧，忠信从可知矣。」
或叹无严师畏友曰：「非无也，未之见也。」有严师教，亦不行；有畏友谏，亦不入。近世流俗之患也，徇俗而忘已从流而失正。斯师友也，何严畏之有？
古之教者，虑道之无传也。今之教者，身不行道，何道之可传？悠悠风尘外，科目之习不谈也。师，夫人师夫文也，道不至，无议焉。授，夫人授夫文也，道不进，无责焉。胶庠辟頖，皆然矣。私淑诸人，微有异焉。羣然诮之。
近世宦学之士，在人上则乐人之誉，已在下则不敢以咈人。嗟乎！万乗而容匹夫之贱，匹夫而规万乗之贵，受谏诚难，进谏亦不易矣。尧舜圣之极也，闻以从諌为圣。汉祖唐宗，雄畧髙天下，不闻以誉已为乐。乡
译唐朝没有完整的史书，如果采用决择知几的方法，平易退之的文风，那就是完整的史书了。欧阳修、宋祁厌恶它不完整，反而加以铺张，纪传体例旨趣不同，雕琢字句，其不完整，只是更加严重罢了。
有人问范镇、司马光关于音律的辩论说：“帝王依据人声来制定音乐，依托乐器来产生音律。音乐本来效法人声，而不是人声效仿音乐。说这话的人，知道人声的可贵了。所以人禀受中和之气，就有中和之声。人声足以衡量八音。善于听声的人，用心而不用尺度。司马光用尺子来制定音律，就错了。范镇认为音律产生尺子，但也未算得当。只有善于听声，本于人心，参酌人声，声律相互生成，音乐就在其中了。”
有人问荀勖的旧法、胡瑗的新制说：“古代调律出于耳听，后世则依据尺子来做，正好容易出差错。”《晋书·律历志》的话足以纠正荀勖的过失。圣人寄托乐器以发声，不先求得声音就改变乐器，那是不行的。徐复的话足以纠正胡瑗的过失。两人的过失，都是拘泥于器物数目的过错。景王无射，被伶州鸠非议。梁武帝正夸耀他能吹笛子合乎乐器数目，难道古代都是对的，现在都是错的呢？
有人问苏轼关于郊祀分合的议论说：“阴阳是天地的道理。一阳生而祭天，一阴生而祭地，从古就是这样。古代质朴胜过文采，所以郊礼一年举行两次，不认为困难；后世文采胜过质朴，所以郊礼三年合并祭祀，不认为容易。”
有人说：“律疏刑统，防范完备了，为什么监狱不空虚呢？”回答说：“法律用来使民众明白，施行象刑，让民众阅读法律，这是对的。现在条目浩繁，儒生不能立刻明白，愚民也就没有责备他们的理由了。”赵冬曦曾经认为这是奸臣蔑视法律的资本，不是虚言。
有人问：“谱牒推崇冠冕的世系，对吗？不对吗？”回答说：“《尚书》说区分出生分类，周朝有小史，辨别世系，想要人们不混乱昭穆、婚姻的差别。谱牒必定以显贵姓氏为先，想要人们不忘自己所从出的本源。后世于是有寒门、望族的分别，因此得以置入厚薄的议论，那就不是这样了。”
有人问：“律历书志，哪个在先？”回答说：“太史公是它们的始祖，蔡邕又次一等，其余则是不知道而妄作的人。”
有人问一行两戒山河的说法，回答说：“就是《天官书》所说的街北街南。就是天下山川向东北流，其源头在陇蜀，而尾巴流入渤碣的意思。”不只是这样，各史天文律历，都是推广太史公的说法罢了。
有人问历代历法的差异说：“太初历以律，大衍历以易，其余则是增减旧法，互相非议罢了。”
有人说：“孟子说千岁之日可以坐着推知，为什么后世历法屡次更改？”回答说：“推究过去容易，预知未来困难。各历逆推上元，就没有差错；传给未来，没有能到百年的。天体运动而数目无穷，余分积累久了，就难以计算了。”
有人问大衍天地之数说：“大衍包含天地，不是天地生出大衍。”王弼曾经比喻这个道理，后人只是没有详细阐述罢了。
有人说：“汉、魏、隋、唐的君主必定收集所作的文章，为什么呢？”回答说：“后世的君主，以马上得天下，耻于文名不显扬。古代的帝王，言行史官必定记载，言语都是法言，行为都是德行，这就足以成为文章了，何必作为与文士争一时的名声呢！”
有人说：“您所说的，是书的末节。根本是什么呢？”回答说：“看书如同饮食，在于知道味道罢了。”理解就说：“学识明白了，道全备就快乐，无往而不自得。没有根本和末节不相为用而能进到此境界的。”
迩言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迩言卷十一
（宋）刘炎撰
习俗
科举考场上的文章，朝廷借以选拔士人，与学优则仕不同了。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互相矜夸傲视，互相羡慕，也可悲了。敷文郑公的话好啊：“不被俗学所累的人，可以和他谈论理道。”
有人说：“十户人家的小地方，必定有忠信的人。现在百里之地，遗憾没有文行的人，为什么呢？”回答说：“文章败坏于科举的习气，品行蛀蚀于科举的道路。文行尚且不是孔门的旧貌，忠信就可以知道了。”
有人感叹没有严师畏友说：“不是没有，是没有见到。”有严师教导，也不实行；有畏友规劝，也不听进去。近世流俗的祸患，迎合世俗而忘记自我，随波逐流而失去正道。这样的师友，有什么严畏的呢？
古代的教化者，担心道不能传承。现在的教化者，自身不行道，有什么道可以传承？悠悠风尘之外，科举的习气不谈。老师，是教人文章的人，道不到，没有可议论的。传授，是传授人文章的人，道不进步，没有可责备的。学校，都是这样。私下向贤者学习的人，稍有不同。众人嘲笑他。
近世做官读书的人，在人上就喜欢别人的赞誉，已在人下就不敢违背别人。唉！万乘之君能容纳匹夫的卑贱，匹夫能规劝万乘之君的尊贵，接受规劝确实难，进献规劝也不容易。尧舜是圣人的极致，听说以听从规劝为圣。汉祖唐宗，雄略高天下，没听说以赞誉自己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