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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七

《明儒言行录》传记〇三【总录之属】提要

【臣】等谨按：《明儒言行录》十卷，《续录》二卷。

本朝沈佳撰写。沈佳字昭嗣，号复斋，是仁和人。康熙戊辰年考中进士，担任安化县知县。这部书仿效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的体例，编排明代一代的儒者，各自征引各种书籍，记述他们的行事，也偶尔摘录他们的语录附在后面。所列人物始于叶仪，终于金〇，共七十五人，附带提及的有七十四人。《续录》所列人物始于宋濂，终于黄淳耀，共五十九人，附带提及的有九人。沈佳的学问出自汤斌，然而汤斌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参酌调和，沈佳则完全尊崇朱熹。所以这部书大体以薛瑄为明代儒者的宗师，对陈献章则颇表不满。虽然将王守仁收录在正集中，但王守仁的弟子则删减淘汰很多，王畿、王艮都不在其中。他的论断颇为严谨。起初，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采录最为详细，但他的学问出自姚江学派，虽然对河津一派不敢公然抨击，但对于王门末流那些流于猖狂放肆的人，也颇为回护门户之见，未免尚存偏见。沈佳撰写这部录，大概暗中用来补救这种偏颇。鄞县人万斯大，是黄宗羲的弟子，平生笃信老师的学说，却为沈佳这部录作序，也只是委婉地批评他过于严苛，而不能攻击他的失误，大概也是内心赞许他吧。学者将这两家的书互相参证，或许明代一代的学派就能得到公允的评价了。正不必喜欢甜的而忌讳辣的，认为丹砂是对的而认为素丝是错的。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錫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明儒言行录原序

闲暇时曾与开先、赤师、昭嗣私下聚会，偶然谈论史事。见开先说各种史书非常〇，我说向来有十七史，如今又增加了五史。假如再像宋人制科出题那样，兼考十七史，不也太难了吗？记忆繁多，足以成为心累，也往往视力达不到。我们的史学，大体上《通鉴》《纲目》与《文献通考两本书就足够了。接着又想到古人美好的言论和德行，在各类史书中非常丰富，不可不知道。只有宋朱熹有《名臣言行录》，一代伟人记载得很详细。如果得到有心的朋友，将历代言行各自编成书，那么其余那些记载逆乱的纪事、供人取笑的材料，都可以废弃了。当时各位朋友都很赞同。我回家后，思考言行录，在汉代容易，在明代困难。明代虽然有人做过，但取舍删削没有什么发明，又向来没有完整的史书，各种书籍难以备齐。我家藏书少，做这件事力量不足。只有汉代人的言行〇在班固、司马迁、范晔、陈寿四史中，就近辑录，功效相对容易。我做了些粗活，希望有赞同这种说法的人接着做吧？因此辑录，历年苦于抄写，竟然没有完成。一天看见昭嗣从袖中拿出书，就是《明儒言行录》。我忍不住惊喜，认为我虽然说了但实行不力。昭嗣默默不言，而书已经告成。凡事〇如此。等到看他的书，有正集，有续集，取舍之间非常谨慎。大体以敬轩为宗师，而各位儒者继承他，有所不足，仍记载先儒的话作为判断，非常不得已，才提出自己的观点以略微显示其倾向。至于阳明的学问，则实行已久，其中从中兴起、努力实行令人敬畏的人不乏其人，仍然两方面都保存，收录绪山、念庵而不收录龙溪、心斋，都有深意，可谓简练严谨了。然而我还担心它太少，认为不如稍加增载，使后来无可添加，那就更为完备了。昭嗣认为对，更广泛采录各种书籍以〇论之。唉！这本书既成，如果再有关于经济、节烈、名臣的书接着它，那么一代人的言行，岂有遗憾呢？况且昭嗣写这本书，不仅仅如我意在存史而已，大概像伊洛渊源，大概是把它作为努力实行理学的先导吧。我对此又有感慨。明代继承宋代理学，既明之后，一代〇文之士不少，像王、唐、瞿、薛，理学并非不善言说，但这部录所记载的，竟然不登载他们，那么儒者所看重的，不也可以大大看出来吗？昭嗣启发我很多了。应防谦序。

听说通晓天地人叫做儒，那么儒者，虽然是学者的通称，但实际上是圣贤的最高准则。只是因为学者所学在于此，所以凡是做学者的，也可以用儒来命名。我曾经上上下下考察古今，而感叹儒者对于世间，大概是因时而进行救弊的。尧、舜、禹、汤、文、武，是儒者而做君主的。皋、夔、稷、契、伊、傅、周、召是儒者而做宰相的。那时道统在上方受尊崇，德行教化翔实融洽，民风淳厚，危害道统的人没有一个出现在其中，所以虞、夏、商、周的书所记载的，都是他们的政治，而历代圣人的道法得以保存，不必多做解释。世道衰落，以至于春秋，王迹熄灭，霸术兴起，功利进入人心，道统的〇不在君主宰相而在学士，学士于是专门以儒自称，而那时的儒者也就有了君子、小人的区别。孔子是圣人，没有得到职位做老师，传授给门人，担心弟子或许陷入小人，所以对子夏说：“你为

译君子要做儒者，不要做小人的儒者。」又好像预先知道后世会有邪说出现，来扰乱我们的儒学，所以告诫说：「钻研异端学说，祸害就大了。」这是想要严格训诫并树立防线，来维系正道不致坠落。所以《论语》这一本书，与其他书相比已经详细了，然而还没有深入地进行辩驳。到了战国时期，百家学说泛滥，杨朱、墨翟的学说更加盛行，孟子生在这个时代，独自学习孔子的言辞来批驳他们，从尧以来相传的道，因此大大彰显。所以孟子的七篇著作，与《论语》相比更加辩驳。唉！详细与辩驳，是圣贤根据时势进行补救的心意，是圣贤不得已而为之。后来的儒者，关心当世，他们著书立说，如果像圣贤那样不得已，那么详细也可以，辩驳也可以。汉朝以来，佛教和道教兴盛，历经魏、晋、五代，学士大夫迷惑沉溺，不知道停止。唐代的时候，韩愈辩驳它们，下到宋代，起初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辩驳它们，后来朱熹、陆九渊二人辩驳它们，都是阐发圣道，排斥佛教和道教，大概符合圣贤不得已的心意。从此以后，朱熹、陆九渊分派别，互相争论同异，党同伐异，互相诋毁。先前辩驳佛教和道教，现在却辩驳朱熹和陆九渊。朱熹和陆九渊的末流，固然不应该没有辩驳，但一定要平心静气观察事理，不要固执偏见，深刻理解我们之所以正确的原因，精细分析他们之所以错误的原因，然后用我们的学说去衡量，那么言辞不繁琐而道理自然占胜。不这样而只是空口白话，吵吵闹闹意气相争，辩驳虽然纷繁，终究对圣道有什么补益？朱熹和陆九渊如果再生，将会责怪他们的话太过分了。唉！像这样的辩驳，不如没有。辩驳，明代一代儒者先后兴起，有的崇尚躬行实践，有的推崇理解领悟，都是根据时势进行补救，所以他们阐发圣道，排斥佛教和道教，功劳直接与宋儒相等。然而因为见解不同，他们的末流互相讥讽，像朱熹和陆九渊那样纷纷扰扰，到现在更加严重。唉，言论混乱，折中于圣人，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深思慎选，使先儒不得已的苦心，万死一生的成果，在典籍中清晰可见，天下有志之士能够根据自己天资相近的，跟随应该跟随的，学习应该学习的，统一于正道，而不陷入邪道，也大概有助于阐发圣道，排斥佛教和道教。我的朋友沈昭嗣一向有志于理学，端正自身修养，对于宋儒的学说已经窥见其奥秘，担心明儒的学说纷繁不可记载，于是汇集群书编纂为《明儒言行录》，有正本有续本，出入严谨，采择详细谨慎。今年在交往闲暇时，拿出来给我看，并且让我作序。因此想到我高祖父鹿园公推崇王阳明的学说，书中像东郭、南野、绪山、念庵等人，都是先生的朋友。先父履安公和我的老师黄太冲先生都曾是刘宗周的门人。我不幸背离先人的训诫，正跟随黄先生阅读刘宗周的遗书，向上追溯先儒，却懒惰自安，没有窥见其万一。诵读这本书，既深深仰慕，又深切惭愧。不揣固陋，叙述历来儒者根据时势进行补救的学说，来回复昭嗣，他还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吗？昭嗣名佳，仁和人。万斯大作序。

译《明儒言行录》是我弟弟进士昭嗣所编纂的。从洪武年间开始，直到崇祯年间结束，整理为十卷，又续编两卷。收录在这部书里的有一百七十多家。各家先记载名号、谥号、爵位和籍贯，以彰显他们的家世，然后摘录他们言行中的要点，以阐明他们的学问。从遗文群籍，到史录志乘，各类书籍无不搜求考证。其取舍必定谨慎，至于异同得失的细微之处，常常出自自己的意见加以论定，无不折衷于严正的旨归。海内学者先后编纂的书籍不一，但都没有比得上这本书的，因此嘱托我作序。我于是感慨叹息而起。序言说：儒者的道，没有比明朝更兴盛的了。也自古没有比明朝更艰难且令人警惕的了。鲁地邹邑开创道统，当时王道崩坏，百家争鸣凌驾，道统不尊贵也不专一。沿袭到汉唐，诵读效法的还号称孔墨、孟荀。儒林中的人，即使精通经义、行为修养，也不识根本。下到宋代，道统才开始尊贵专一。当时宋朝兴起已百年，师承源流相承未远，而邪说蜂起。北宋灭亡而中原文献仅一线传承到江南，然而仍然狂吠竞逐，甚至被称为狂怪、浮诞。禁令与偏安相始终。不久魏国临川（王安石），在存亡之间稍延旧物。由此看来，儒者在过去的记载中，其树立的时间短，其被拨乱的时间长。独有明朝三百年间，自始至终，儒者的道统辉煌绵延，没有昏暗停息的日子。所以说没有比明朝更兴盛的了。然而往代蠹蚀兴起，朝廷尚知辨别，即使像编管奉祠疏斥这样的衰替，也不至于受辱。明朝则从洪武建文而下，刀锯三木，祸患偏偏集中在儒者贤人身上，其极端是被宦官宠幸者杀戮，而宫廷不知。在这种情况下说能不辱吗？然而承受越危险，磨砺越坚定。所以说没有比明朝更艰难且令人警惕的了。正因为它在前代独盛，譬如繁星丽天，大的如五纬闪耀光芒，其余若微光以明的，不敢落后。正因为它在前代艰难且令人警惕，譬如危峰阻挡波澜，峻峭的如三门的砥柱，其余若岌岌以当其冲的，不敢回避。那不敢落后与不敢回避，是儒者承担道义的心如此。于是他们在天下卓然树立，所以超越流俗、挽救俗学，天下共同尊信。在哪里呢？回答说：言行二者而已。显达时言语敷陈于朝廷，行为取信于国家；隐晦时以言语教化他的弟子，以行为完善自身。这哪里有丝毫可以虚伪装饰的呢？虽然言行的辨别，非常严格。明初百年之间，天下所尊信为儒者的言论，没有不同于宋五先生的。自从陈白沙出现，言论一变，当时不变的，是胡敬斋、章枫山、罗一泉。姚江（王阳明）、增城（罗汝芳）出现，言论再变，当时不变的，是罗整庵、吕泾野、蔡虚斋。万历年间，邓定宇、李见罗、邹南皋主持调停学脉，言论又似一变；继之以泾阳、少墟、侪鹤（刘宗周、孙奇逢、黄道周、张履祥）主持澄清世道，言论又似再变。有变而不同的，有变而离异为同的。言论不同则可忧，因为一两个言论的不同足以扰乱我们的儒学。但考察他们行为的大端，则未尝不同。因此一代诸儒，或为中行，或为狂狷而必无乡愿之贼，如禹光的经行、杨子的明哲，得以阴窜其中。或以异而疑同，或以同而救异的，而没有同室操戈，如伊洛的孽在门墙、紫阳的孽在讲习，起而阳叛其下的。唉！这就是明儒之所以凛凛然守之艰难而警惕，而其道之长独盛于前古的原因，岂是偶然的呢？虽然，学者考论前儒言行，不是为了夸耀见闻、资于口耳，而是为了效法先觉，使言语没有口过、行为没有怨恶，树立坊表于世，这才是好的。昭嗣天资和粹，早年勤学好道，对于儒者的传承，辨别明白，坚守正道，力行孝友，与人应事必恭必诚乡邦无不敬爱他。考中进士归来，闭门授徒，足不踏官府，对于先儒的言行有什么愧疚呢？出行出仕，将以致君泽民，表现风采，为当世所依赖，吾道所光大其楷模效法，这一编足以尽之，更何他求呢？我素有志于学问，茫然少所得，现在老且衰，即使不敢顷刻忘学问，顾省身克己，言行滋疚多矣。面对先儒遗范，不觉愧汗，时流离而下的，敢为昭嗣勉励吗？沈珩序。

钦定四库全书

明儒言行录卷一

安化县知县沈佳撰

叶仪

字景翰，浙江金华人。洪武初年，被征召。

元末，师从白云许谦学习，许谦告诉他学者必须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为先，于是朝夕警惕勉励，研究深奥的道理，后来授徒讲学，士人争相追随。

他对学者说：“圣贤的言行尽在于六经四书，其微词奥义则近世的先儒之说完备了。通过他们的言论来探求他们的心，涵泳从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见而妄加是非。”

太祖攻下金华，召叶仪为五经师，他以老疾推辞。居家奉养双亲，所著书曰《南阳杂稿》等。吴沈称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