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言行录卷七

译他一再出仕。先生自幼未曾接触禅学，在京师时遇到一位老僧前来探求心性的关键，于是为他构思推演，彻夜不眠。一天，他披衣将要起身，忽然有所领悟，汗水流遍全身，拿禅宗典籍来印证，全都吻合。后来，他取出五经、四书以及濂、洛、关、闽诸儒的语录阅读玩味，渐渐又产生了疑问。过了很久，他感叹道：“从前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年轻时都曾学习禅宗，都探究过它的根本，等到对儒家正道有所心得，才恍然大悟禅宗的错误。我现在才明白，先前所见的，只是此心虚灵不昧的妙用，而不是本性。”于是，他对道心与人心的区别、理与气的关系、性与命的内涵、神妙的变化以及阴阳的规律，都极其深入地钻研其精微奥妙之处。他曾经说：“自古以来有志于道学的人，没有不尊崇信奉程朱的。近来以道学自命的人，却安然自处，把自己放在程朱之上，然而探究他们的所得，不过是程朱早年学习过而后最终抛弃的东西。勤奋一生以求道，却拾取先贤所抛弃的东西来自我珍视，进而议论先贤的过失，不也是错误吗？”先生精思笃行，志向坚定不变，毅然以捍卫正道为己任。圣贤的著作从未有一天离开手边，对于禅学尤其深入探讨，阐发它与儒学不同的原因。自从唐代以来排斥佛教，没有像他这样明白且详尽的。

译他常常教导儿子们说：“权势地位不是某一家的私有物，必须能够看破它。”又说：“喜爱和宠爱的人，往往贪得无厌、难以满足，人们认为这是确切的论断。”仲子去吏部选官，不曾写信给旧日亲友，临行前他斟了一杯酒教导他说：“前程自有定数，只要安守道义和天命就可以了。”等到授官的日期临近，仲子想谋求南方官职以便书信往来，请求父亲写一封信给相识的人。父亲回复他说：“几个字本来不吝惜，但似乎你对天命信得不够确切。”最终没有给他写信，只写了一篇出行训诫给他，并反复叮嘱要忠诚守信、笃实恭敬【欧阳塾撰行状】

凡是出仕或隐退、获取或给予，必定要印证已有的成例法度。他曾经说：“人立身处世、建功立业，必须先打破义利这一关，否则就会纷扰不安直到老死。”他教导人常常以此要求严格。官至尚书，甘愿忍受清贫朴素。晚年居住在一座楼里数年直至去世【言行略】

他曾经说：“长期任职，自然是好的方法。”陆宣公（陆贽）通晓治国的根本体制，却不很赞同这种观点。大概是想以此补救唐德宗的偏颇，拓宽选拔任用人才的途径，以济一时之用，并且对于敦厚宏大的教化，或许有一点小的补益罢了。议论法度的人，不可以把它当作定论。正德年间，我曾上书建议此事，并连带提及越级提拔的说法。大意认为：“越级提拔的说法，与长期任职的方法相互流通。前面越级提拔，自然可以要求后面长期任职；后面长期任职，固然不辜负前面被淹滞的经历。”因为其他策略触犯了当权者，最终被搁置。

他又说：谋划治理应当先确定规模，这样才有坚持遵循和积累的基础。规模大则成就大，规模小则成就小，没有见过规模不定而能有成就的。然而其中的弊病根源所在，不可不知道。秉持德行摇摆不定，则规模不定；任用人才摇摆不定，则规模不定。如果没有这些弊病，对于实现大治还有什么困难呢？先生年老辞官，天子屡次空出宰相职位，征召他却不赴任。著书三篇，叫《困知记》。摘取似是而非的言论以彰显真理，剔除虚伪以端正真实。他说：“思考，是心的作用，获得的是性的道理。”这叫确立认知，能够发挥心的作用，就是爱敬天的道理。所以说他精析心性与本性，以辨别儒佛，统合理与气以统一天人，通达这四点而众说就统一了。多么宏大啊，这是武夷山的精髓啊！先生庄重方正耿介，言行合乎规矩，培养士人严格，主持铨选公正，虽然与时任宰相意见不合，我的准则也不改变。权势与利益，毁谤与赞誉，都不放在心上。所以学者佩服他的品行而相信他的言论【崔铣寿序】

公在自志中说：“平生对于性命之理，曾经私下用心研究，却没有来得及完成学业。于是谢绝尘世羁绊，静坐在山阁中，风雨晦暗之时，也不忘记所从事的事。于是著《困知记》前后共六卷，用来继承垂微的绪论，明确斥责是非。大概没有不竭尽诚意的，力量用尽了，心思深远了，也不是在分内之外有所增加。”

林次崖《希元困知记》序说：“自古圣贤谈论学问，有的以亲身践行实践为先，见识言论次之。所以傅说告诉高宗说：‘不是知道难，实行才难。’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先实行所说的话，然后再说出来。’圣贤重视实行到了如此地步。所以世间评论人物，也只是根据他们行为实践的优劣，来评定品格的高低，智识文辞不在考虑之列。现在的君子只崇尚智识文辞，而不讨论实际行为了。所以听他们的言论好像伊尹、周公、孔子、孟子又出世了，考察他们的实际却不如市井小人。忧虑世道的君子，辨明道心，然后根本才能确立，根本确实确立了，应酬应对自然充沛，这就叫做简易而天下的道理就得到了。山林晚年，独自学习没有朋友，虽然自信如此，但没有异同的讨论，怎么能够穷尽它的归宿趣味呢？每当病体稍好，有所思考，就写下来记录，积久成卷，放在座位旁边，时常翻阅，以求达到未达到的境界。有志同道合的人超过我的，就拿出来讲解，不一定对别人有益，未必对我没有益处。虽然如此，书上不是说吗：‘不是知道难，实行才难。’反复诵读这句话，羞愧恐惧交织，命名为困知，是表明实际情况罢了。”

据记载先生著《困知记》共三次续写，当时年龄七十多岁了。

先生专心致力于求道，年老而不疲倦。大概因为涵养纯熟至极，所以心体融会透彻，而众说不能掩盖【黄芳记序】

先生学问师从程朱，而深思力践，不说不切实际的话，那么他所自得的东西就多了。明朝兴起谈论理学，只有薛文清公堪称首屈一指，他的纯正且正确，用公来比较，不知道谁先谁后，但深严缜密几乎超过他【陆粲《困知记后跋》】公与弟弟钦德、钦宗先后考中进士，当时号称罗氏三凤，又在父母健在的情况下，更是古今罕有【双溪杂记】

公的父亲栗斋先生居家，当时三个儿子都已经显贵。公任礼部尚书，钦德任按察副使，钦宗任通政司通政。起初轮流接父亲来奉养，后来轮流请假回家，依恋在父母身边，不愿离开。满门孝义，海内贤者都称赞【杨慎撰《栗斋墓志》】

崔铣、张邦奇都敬重信任并尊奉他。都御史张岳上疏请求存问，我对此没有不三次感叹的。我看先生自从在翰林院任职，直到位居三公，他的行为居官如同精金美玉，人们找不出瑕疵。等到退居，就闭门不出，只以著书明道为事，本分之外一事不预。家人子弟遵守家法，恭敬谨慎一步不敢放肆。他居家又是这样。而且看他辞去吏部职务这一节，真有凤凰飞翔千仞之意。虽然

译孟子推辞万钟的俸禄，有什么过错呢？可以说他是身体力行的君子了。看看世上那些高谈阔论的人，嘴上说着“我是孔孟，我是孔孟”，却对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等人的学说不屑一顾，被名利的束缚所牵制而不能摆脱，他们与贤者、不贤者的区别究竟如何呢？唉！当今的人物，除了先生，我还能追随谁呢？百代之后，能让本朝史册熠熠生辉像先生这样的人，又能有几个呢？这篇记中所说的内容，都对儒家正道有所阐发。至于驳斥邪说、抵制放荡淫逸的志向，更是格外恳切专注。孟子说：“冉牛、闵子、颜渊善于谈论德行。”解释的人说：“因为他们自身具备这些德行，所以谈论起来亲切而有意味。”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能说是善于谈论德行吗？

译先生自序说：“我才能微薄而资质愚钝，志向又平凡浅近。早年曾从事章句之学，不过是为了谋求利禄罢了。年纪将近四十，才感慨地立志于求道。自认为如果能粗略地见到大道的大意，也差不多没有辜负这一生。然而官职事务拘束牵制，加上多病，功夫难以专一。间或曾好像有所体悟，但过了十天半月或更长时间，又怀疑而不能确定。像这样大概有二十多年，在钻研体察探究的功夫上，也可以说是尽心了。近年以来，才有所自信。因为此理在心目之间，从本体到末用，万象纷纭而不混乱；从末用回归本体，一真湛寂而没有余留。正因为没有余留，所以极其简约。这才知道圣经典籍所说的‘道心惟微’，它的本体确实是这样。所以人们认为钦顺正道正学，有幸得到上位者的尊崇礼遇，风劝勉励士大夫学士归于正道。防说：可以等到疾病时，安坐如平日，留下笔迹书写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话，可以观察他的修养了。”【邓潜谷理学传】

《困知记》三篇，对于性情心意的蕴藏、学问的源头，在毫厘细微之间，都出自苦思妙契之余，只是他的学问不开门授徒，有请求教益的就开示他，因此世人竞相趋向王氏之学【儒林记】

《困知记》要语

孔子教导人，没有不是存心养性的事情，然而未曾明确地说出来。孟子则明确地说出来了。心，是人的神明；性，是人的生理。理所在的地方，叫做心；心所具有的东西，叫做性。不可以混为一谈。《虞书》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论语》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又说：“其心三月不为仁。”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这是心与性的辨析。两者起初不相分离，但实际上不容混淆。精之又精，才能见到它的真面目。如果误认心就是性，真是所谓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了。

《系辞传》说：“没有远近幽深，就能预知未来的事物。不是天下的至精，谁能做到这样？通晓它的变化，就能成就天地的文采；穷尽它的数理，就能确定天下的形象。不是天下的至变，谁能做到这样？寂然不动，感应而通达天下的事理。不是天下的至神，谁能做到这样？”《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究几微的。《易》道就是这样，也就是天道。它在人身上，难道会有两种吗？所以至精的是性；至变的是情；至神的是心。所贵在存心，本来就是要穷极它的深奥，研究它的几微，以不失去性情之正。如果只是见到至神，就以为道就在这里，而不能穷极它的深奥，不能研究它的几微，想要通达天下的意志，成就天下的事务，有这样的道理吗？

道心，就是性；人心，就是情。心是一个，而分为两说的，是动静之分，体用之别。凡是静以制动，就吉祥；动而迷失复归，就凶险。惟精，是用来审察它的几微；惟一，是用来保存它的诚。允执厥中，从心所欲，不逾越规矩。这是圣神的能力。

【佳】按，先生又说：“道心是寂然不动的，是至精的本体，看不见，所以微；人心是感应而通达的，是至变的作用，不可测度，所以危。这样，道心就发用为人心了。既然属于道心所感，有什么危险呢？”我认为：“心可以分寂感，不可以分道心、人心。而且以此指称体用，尤其有毫厘之差。”先生笃信程朱，在性命源头上，似乎还未契合。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人如同物，我如同人，其中的理难道会有两种吗？然而形体资质既已具备，那么它们的分别就不能不殊异。分别殊异所以各自私其身，理一所以都具备于我。人心虚灵的体，本来没有不包罗的，只是被有我之私所遮蔽，所以明于近而暗于远，见其小而遗其大。凡它所遗忘所暗昧的，都是不诚的根本。那么知道有未至，想要意念真诚，怎么可能得到呢？所以《大学》的教化，必定始于格物，用来开启它的遮蔽。格物的格，是通彻无间的意思。大概功夫到了，就通彻无间，物即我，我即物，浑然一致，即使合字也不必用了。

此理确实至易，确实至简。然而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是成德的事情。至于学者的事情，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篤行，废弃一项都不行。遵循这五项来进步，是用来求至于易简的。如果厌恶问学的烦琐，而想要径直达到易简的境界，这难道是所谓的易简吗？

自从夫子赞《易》开始，以穷理为言。理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大概通天地，亘古今，无非是一气而已。气本来是一个，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不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成为四时的温凉寒暑，成为万物的生长收藏，成为百姓的日常伦理，成为人事的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交错，但最终不可混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这就是所谓的理。起初并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而行。有的人因为《易》有太极一言，就怀疑阴阳的变化，有一个东西主宰其间

译并非如此。《易经》中有太极，阐明万物纷繁的根源在于一个本体。进而推究其生生不息的次序，阐明一个本体发散为万物纷繁的道理。这本来就是自然的机理，哪里可以用具体的形迹去寻求呢？程颐曾说：“阴阳也是形而下的。”又说“道只是这个”，这话将形上形下区分得最为分明。原来这本身就是道，关键在于人们要静默体悟而认识它。朱熹回复柯国材的一封信中说：“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就是道的全体。”这话最为直截了当，与程颐的话非常契合。程颐和朱熹的学问可以说达到了极致，然而他们内心却从未自认为已经到达极致。程颐的《易传》已经完成，学者们无不传授学习。有人请求他定稿，他说：“自量精力尚未衰退，还希望有所进步。”朱熹年纪将近七十，还发出“眼前犹隔一层膜”的感叹。大概是因为确实见识到义理的无穷无尽，心中仍有不满足的地方，这并不是谦虚的言辞。

译性命之奥妙，没有超出“理一”“分殊”这四个字的，它简明而完备，简约而无所不通，起初并不借助于牵强附会和刻意安排，自然确定而不可改变。大概人与万物产生，在禀受元气之初，其理是唯一的；形成形体之后，其类别就不同了。其类别的不同，无非是自然的道理；其理的唯一，应当存在于类别的不同之中。这就是性命奥妙的原因。说到理的唯一，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说到类别的不同，所以上等智慧的人与下等愚笨的人不可改变。圣人如果再次兴起，必定会采纳我的这些话。

天与人遵循同一个道理，但它们的类别不同。人天生安静，这道理本来存在于人身上；类别则属于天。受到外物感应而活动，这道理本来出自天；类别则属于人了。君子一定要在独处时谨慎，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探究事物原理，获得知识，是学习的开始；克制私欲，恢复礼制，是学习的终结。道本来就是人固有的，但人不能将其体认为一体，大概是因为事物与我相互对照，就只知道有我罢了。有我的私心日益强盛，于是违背道就日益遥远。事物原理被穷尽，就没有事物，只见到理；私欲被克制，就没有我，只遵循理。充沛地流行天理，这就是仁的原因。

上天的运作，没有声音没有气味，不出乎人心的动静之间，人伦日常应用之中。《诗经》所说的“昊天说明亮，与你一起出行；昊天说天亮，与你一起繁衍”，就是这个意思。君子恭敬而没有过失，侍奉天的道理，差不多就完备了。至于圣人，纯粹而且不停止，本来就与天合为一体了。

有志于道的人，一定要看透富贵功名这两道关卡，然后才能进入道的境界。不然，身体在这里，道在那里，重重藩篱和严密屏障，间隔在中间，它们之间的距离就日益远去了。

古代建立政令，是为了使百姓富足。现在建立政令，只是为了使国家富足。古代执政的人，是为了教化百姓。现在执政的人，愚夫愚妇，或许跟着议论，怎么能教化百姓呢？

忠诚劝告，善意引导，不仅是朋友之道理所当然，人臣向君主进言，其道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所以“矫激”二字应当深深戒除。矫饰就不忠诚，激切就不完善，想要求得感动和感化，就难了。

制度建立，然后才可以使风俗淳厚而财物丰富。现在天下财物日益窘迫，风俗日益败坏，都是因为制度毁坏废弃而造成的。所以从衣服饮食、宫室车马，一直到冠婚丧祭，必须贵贱有等级，上下有区别，那么财物就不会浪费而可以丰富，人就不会妄取而风俗可以淳厚。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天下是大器。必须以天下为尺度的人，才能运用它。才能不足以依赖，即使有超过常人的才能，但没有听闻君子的道，他的器量本来就容易满。不满足就大，用大的器量来运用大的事物，不是很宽裕吗？

找回放失的本心只是初学时的功夫，尽心才是它的极致。中间的关键就是穷究事理。穷究事理需要有循序渐进的过程，至于尽心知性，就一时都明白了，更没有先后可以说了。

动也是定的，静也是定的，这是性的本体如此。动静不恒常的，是心。圣人的性之心就是理，理就是心的本体，常常清澈宁静，完全没有动静的区别。常人之所以忙乱不安，曾经没有片刻的安定贴切，是因为心被外物役使而迷失了本性。事物虽然多，都是本性分内所有的，如果能够顺着它们的道理去应对，自然也就无事。然而光明没有照亮，真诚没有保持，平时既没有主宰，那么临事的时候，又怎么知道理在哪里而顺应它呢？所以必须真诚和明理两方面并进，功夫纯熟，然后才可以谈论定性，这是学者应当勉力的。

《乐记》说“人生而静，是天之性；感于物而动，是性之欲”，这一段义理精粹，如果不是圣人不能说出。陆象山却对此怀疑，错了。他大概专门把欲当作恶。人之有欲，固然出自天，有必然而且不容自己停止的，而且有应当而且不可改变的。在那些不容自己停止的地方，都合乎应当的准则，哪里不是善呢？只有放纵情欲而不知道反省，这才是恶。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来说，大概都是为了防止其流弊，不得不严厉。但语意似乎偏重。欲与喜怒哀乐，都是本性所有的，喜怒哀乐又可以去除吗？

视听思虑动作都是天。人只在其中要识别真与妄罢了。动以天称为真，动以人称为妄。天人本来没有二致，人只因为有了这个形体就与天隔了一层。除去形体，全是天。然而形体怎么除去？只要克制去除有我的私心就是除去了。

静中有物，就是程子所说的“亭亭当当，直上直下的正理”。

理必须在气上去认识，但把气认作理就不对了。这里间不容发，最难说，关键在于人善于观察而默默领会。只在气上认理与认气为理，两句话明明有分别。如果在这里看不透，多说也没有用。有人问：“杨龟山说《易》有太极，莫非就是道所说的中吗？”回答说：“是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本来没有固定的形体，所在之处就是太极吗？”回答说：“是的。”“两仪、四象、八卦怎么从这里产生？”回答说：“既然有太极，就有上下；有上下，就有左右前后；有左右前后，四方就有四维，都是自然的道理。”龟山这段话说词很平易，而道理极分明，真是看得透彻。然而学者在这里

译应当知道，圣人所说的太极，是依据《周易》而言的，大概是在实体上指出这个理来示人，并不是凭空立论，必须仔细体会认可才行。禅学终究浅薄，如果对儒家之道有所见解，再拿禅学的说法来详细探究，丝毫也无处逃避。

译气的聚合，就是聚合的道理；气的消散，就是消散的道理。正因为有聚合有消散，这才叫做理。推究到造化的消长、事物的终始，没有不是这样的。

心性是最难明白的，说它是两样东西，又不是两样东西；说它是一样东西，又不是一样东西。除去心，就没有性；除去性，就没有心。只有从一样东西中分辨出两样东西来，才可以叫做知道性。学问如果没有达到知道性的地步，天下的言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

人呼吸的气，就是天地的气。从形体来看，似乎有内外的分别，其实不过是气的往来罢了。程子说：“天和人本来没有两样，不必说合一。”气就是理，都是这样的。

理只是气的理，应当在气的转折处去观察它。去而又来，来而又去，就是转折处。那去了就不能不来，来了就不能不去，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却自然如此的现象。如果有一个东西主宰在其中使它这样，这就是理之所以被称为理的原因。《易经》说“有太极”，说的就是这个。如果在转折处看得分明，自然处处都契合。程子曾经说：“天地间只有一个感应罢了，还有什么别的事呢？”那去的是感，那么来的就是应；来的是感，那么去的就是应。一感一应，循环不停。理没有不在其中存在的。在天在人，是一样的。天道只是至公，所以感应有常而不错误；人情不能没有私欲的牵累，所以感应容易错误而没有常准。那感应，是气。这样去感，就那样去应，不容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这是理。恰好符合，就吉利；违背它，就凶险。或者过分，或者不足，就会后悔且困窘。所以理没有不在其中确定的。然而这大多是从感通的地方来说的，要知道这心虽然寂然不动，那冲和之气自然进行感应，未曾有一息的停顿。所以所谓亭亭当当、直上直下的正理，自然不容有片刻的间隔。这就是天所赋予的，而人和物之所以成为性的原因。所以我曾经说：“理必须从气上去认识，然而把气当作理就不对了。”这话大概是不可以改变的！各位大儒的言语文字，难道没有小小的出入吗？只是在根本源头上看得真切，所以能够阐发孔孟的微妙之处，使后学者知道用力的方向，不被异说所迷惑。

孟子说：“幼儿，没有不知道爱他的父母的；等到长大了，没有不知道尊敬他的兄长的。”由此，确实可以说明良知良能的学说，它的意义很明白。因为知能是人心妙的运用，爱敬是人心的天理。因为它们不需要思考就自然知道，所以叫做良。近来有人把良知当作天理，那么爱敬又是什么东西呢？

朱子曾经说：“神也是形而下的。”又说：“神是气的精英。”必须曾经切实下功夫体察研究，才相信这话确实不可改变。不然，就会错误地把神当作形而上的东西了。黄直卿曾经怀疑《中庸》论鬼神有“诚之不可掩”一句话，那么神就是形而上的。朱子回答说：“只是实在的道理显现出来，它的意义更加明白。”

先天图最适合潜心玩味性命之理，非常分明。分阴分阳，是太极的体，用来确立一阴一阳；太极的用，用来运行。如果玩得熟练了，就能看见一本散为万殊，万殊原于一本，无非是自然的妙处。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是阐发这个理。有志于学习的人，必须熟读精思，把身心投入到圣贤的言语中，反复体认穷究，才能得出道理。

元朝的大儒称许鲁斋、吴草庐两个人。鲁斋始终尊信朱子，他的学问品行都平正笃实，遭遇世祖，地位通达显赫，虽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他的志向，但在他那个时代儒者的道没有废弃。虞伯生说鲁斋实际上开启了它，可以说对斯文有功了。草庐早年笃信朱子，他的进步很迅速，晚年所见却与陆象山相合，他的出处一节，自然难以与鲁斋相提并论。至于他一生恳切地辅翼圣经，到老都不疲倦，他的志向也是值得推崇的。刘敬修天分很高，学问渊博才识广博，议论英发，当时被推崇，几乎与许鲁斋、吴草庐相等。然而以我看来，说他有志于圣人之道，可以说是他有所得于圣人之道，恐怕未必吧。

规模宽大，条理精详，是最难得的。做学问如此，做政治也如此，这才可以叫做真儒。

成就自己成就万物，就是感应的理。理只有一个，得到它的理，那么物我都成就，所以说合内外之道。

人心的本体，就是天的本体，本来是一样东西。但那主宰于我的，叫做心。天、人、物、我之所以通贯为一，只是这个理罢了。就像一根线贯穿万颗珠子，提起就都在掌握之中。所以尽自己的本性，就能尽人物之性，可以赞化育而参天地。

我们做学问，必须循序渐进。规范我的奔驰，如同行走万里的路途，决非一步就能到达。那些喜好高深想要速成的人，能够避免差错而得到归宿的很少。

学问达到自得，大概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如果能够笃信圣人的话，并且努力实行很久，他所自立，也可以无愧于君子了。至于未能自得，言行相违，不是我所能知道的。

世道的升降，取决于人，不取决于

译上天。假如我们顾惜、防止羞耻的心，胜过追求富贵的念头，那么夏商周三代的盛世，没有不能恢复的。

译文章贵在真实，诗书的文章，没有不是真实的。《易经》彖辞象辞的文辞，特别奇特，但都是真实的道理，没有一个字没有着落，所以说《易经》奇特而有法则。

明道先生回答关于定性的书信中有说：“如果把性看作随着外物而在外，那么当它在外的时候，什么是在内的呢？这是有意要断绝外在的诱惑，却不知道性是没有内外的。”这几句话最关键，最需要体认。如果认得清楚，去运用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功夫，方才有着落。“性无内外”的意思是，内外只是一个理。

人没有比自我反省更宝贵的了，可以增进德行，可以减少怨恨，可以利于安身。朱子《语类》说：“我们儒家只是一个真实的道理，他也说我这个是真实的道理。比如他说‘惟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实’，只是他说得偏颇，只认得那人心，没有所谓道心。”我按：这话真说透了禅学的骨髓。

【佳】按先生续记中批驳禅学的说法最多，大致是取他们的言论而推究它，以表明与我们的道有别。大概是因为当时阳避其名、阴用其实的说法，到他辨析慈湖的学问时，尤其极其明切痛快，真是圣人的门徒啊。

凡是圣贤的言语，必须看得透彻融通，义理才能穷尽。如果执定一处，将来硬说，其他说不通的地方，更不管它，只是成就了一个偏见，怎么能达到尽心尽性的地步呢？

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一样，大概是以舜来期许自己。”舜吃干粮嚼草，好像要终身如此。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变他的快乐。本源之地，同样没有牵累如此，那么颜子进德达到舜的境界，谁能阻挡他呢？孟子说：“人能不把饥渴的危害当作心的危害，那么比不上别人就不会忧虑了。”这是希圣希贤的第一要义。

先生批驳后说：“记录共六卷，首尾经过二十年体认的功夫，不能说不勤勉，而反躬实践终究没有收获。年纪快要老了，还能再进步吗？”

我私下认为圣门设立教化，文章和品行都需具备，博学于文，有明确的训诫。颜渊称赞夫子善于诱导，也说“用文献来广博我的知识”，文章果真是在内呢？还是在外呢？这本来不难辨别。凡是程朱的说法，有违背这个的吗？如果一定认为学问不依靠外求，只应当反观内省作为要务，那么“正心诚意”四个字，又有什么不尽的呢？何必在入门之际，就用格物一段功夫来困扰呢？又为之训解道：“物，是意的作用。格，是正。正其不正，以归于正。”如果真像所训解的那样，《大学》的开始，如果能即事即物，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从而都穷尽了天理，那么心也就已经正了，意也就已经诚了。接着“诚意正心”的条目，岂不是重复堆叠而没有用吗【与王阳明书】良心显现，是感应自然的契机，所谓天下至神的东西，本来不需要思考。然而想要它一一符合节度，不思考是不行的。研几的功夫，正在这里。所以《大学》的教化，虽然已知止有定，必须思虑而后能得，其功夫的详细严密可以知道了。如果此心粗略确立，还达不到知止，感应之际，就一切任其自然，于是认为这就是道，其不至于猖狂妄行的，很少【答允恕弟】

善于读书的人，没有不是切合自身、功夫深、力量到的，内外自然合一，易简的妙处就在这里。分作两途的，是不善于读书的人。

伟大啊，乾卦！刚健中正，纯粹精粹。这是天理的本然。乾道变化，各自正定性命。这是天理在万物中的体现。万物所得以为性的，无非是纯粹精粹的理。即使是无知无觉之物，这个理也没有不具备的。不然，就不能称为各自正定。那就是天地间有无性的东西了。

【佳】按天地间没有无性的东西，然而其偏全纯杂、清浊不同，也是一定而不可改变的。只有人得到纯粹而中正的，所以人是天地的心。如果说万物都得到纯粹精粹的理，语意都有阻碍。先生这段与欧阳崇一辩论良知不是天理以及这一点。

伊川先生说：“物我同一个理，刚明白那个就懂得这个，这是合内外的道。”如果真见得这个理分明，那么天人物我一时通彻，更没有先后。所以说：“知道性就知道天了【答刘焕吾】

中这个字不是用来训释极字的，而所谓太极，常在天地万物之中。只要人识得，如果识得破时，中央的中与未发的中，无非是太极的本然【答陆浚明】

明道先生说：“之所以说万物一体，是因为都有这个理，只因为从那里来。生生不息叫做易，生就一时生，都完备了这个理。人能够推究，物则气昏，推究不得。不能说其他物不拥有它。”又说：“万物都具备于我，不只是人如此，物也都是这样，都从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究，人则能推究。”详细体味这话，就是各自正定性命的界限，就是格物的第一要义。王、湛二人当面错过，说寻找一个“理”字不着，可以不信吗？况且程子只说物罢了，没有说到事。只如俗话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么事事都有定理，也自然可见

译这个道理，在天上，在人身上，在事情上，在万物上，大概无处不是端正恰当的。这就是它之所以为至善的原因。果真能防范得住，看得真切，就能在万事万物的差异中领悟到统一奥妙，才知道人与天地万物原本是一体的，并非牵强附会。只有在克制私欲上下功夫，那么大公无私的本体就确立了，顺应自然的功用就发挥了，这才是儒家圣贤之学的切实学问。如果只是向内心探求，而在具体事物上不去理会，厌恶繁杂而喜好捷径，急于求成而拔苗助长，那么那回光返照所获得的，自以为千载难逢的秘密，虽然圆觉是第一义，但……儒家仅有“良知”一词，大意略微相似，王阳明于是借它来加重分量，并说良知就是天理。孟子何曾把良知指认为天理呢？这是诬蔑孟子。有志于学问的士人，最终不免被这种观点误导的，哪里能计算得尽？如果没有高明杰出、特立独行的君子，亲身阻挡这种流弊并扑灭其邪焰，想要使这道学在世上大显光明，怎么可能做到呢？【答林次崖】

译我从事于程朱的学问，大概也有些年头了，反复参究详察，彼此互相穷尽。他们认定理和气是同一事物，大概得益于明道先生的言论。明道曾经说：“形而上的是道，形而下的是器，必须这样说。”器也是道，道也是器。又说：“阴阳也是形而下的，却称之为道，只有这句话把上下分得最分明。”原来这本身就是道，关键在于人们默然体认它。我私下详细推究他的意思，大概认为上天的承载，无声无臭，如果不说个形而上和形而下，那么这个理就没有办法显明。如果不这样说，就会沉溺于空虚无物，或者拘泥于具体的形器，所以说必须这样说。名称上虽然有道和器的区别，但实际上并非两样东西，所以说“器也是道，道也是器”。至于“原来这本身就是道”这一说法，则是理和气浑然一体，更没有缝隙，即使想要把它们分为二，自然也不容许分为二。这正是想让学者在形而下的事物中领悟形而上的妙处，如果分为二就不是了。○书末所说：“如果不做格物致知的功夫，而只固守理一分殊的说法，恐怕只是没有刻度的秤，没有刻度的尺，不能用来讨论精义入神的妙处。”这话很恰当。我浅陋的学问，对于鸢飞鱼跃、花竹草木，也曾用心体会，颇能见到它们之所以然的道理，何况是仁、敬、孝、慈等人道的大伦常，怎敢忽视呢？然而分殊的部分容易看见，而理一的部分难以明了。比如乾卦的亢龙，坤卦的龙战，它们作为防范邪恶的道理是不用说的，但至精的理未曾不在其中，必须在这些地方灼见那所谓“一”的东西，才可以说是精义入神。不然，即使剖析得极其细微，也还是徒然博杂而已【又答林次崖】

那所谓的道心，究竟是从哪里有的呢？大概人出生时，从禀受气之初开始，阳施阴受，这个理就具备主宰作用，一定的生机，日益滋生绵延，周遍环绕于是形成形体和质地，这是上智和下愚所相同的。它被称为道，其实也就是天理。那些未曾学习的人，虽然不知道天理是什么东西，天理何尝有一刻不在他们的方寸之心之中呢？大概它是无为的主宰，譬如形体和影子相随，所以即使他们昏乱扰攘到了极点，那至微的体性自有不容分离的。不然，那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从哪里来的呢？来信中说：“常人未发之中的中是有的，但决然与圣人未发之中的中不同。”这话错了。中是天下的大本，大本就是天命之性。如果真如高论所说，那是天命之性有两种了，难道是这样吗？大概圣人和凡人的区别，系于大本的建立与不建立，而所谓大本，起初未曾有两种。来信又以未发之中人物都有的说法为疑？难道没听说过“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起初没有区分人和物吗？未发之中，是性命的实体，为什么只归于人，而怀疑物不能拥有呢？固然知道中和原本，只是就人身而言，然而我们讲学，必须见到这个理贯通天、人、物、我而没有间隔，才尽《中庸》一书的义理，才可以进于万物一体的仁。不然，那么鸢飞鱼跃对人，有什么事干系呢？子思才一拈出，程子就指为吃紧为人处呢【答林贞孚】

理是统一的，必定因为感应而后显现。感应就是两，没有两，就没有一。然而天地间没有不是感应的，所以没有不是理的。

神化，是天地的妙用。天地间，没有阴阳不能化，没有太极不能神。然而就以太极为神，以阴阳为化。这是太极的化，是阴阳所做的，而阴阳不是化。神是太极所做的，而太极不是神。所谓“做”，是说那所谓没有人做而自然做成的。张载说：“一所以神，两所以化。”大概化是说它的运行，神是说它的存主。化虽然是两，它的运行常常是一。神本是一，而两之中没有不在的。合起来说，就是神；分开来说，就是化。所以说化则神在其中了，说神则化在其中了，说阴阳则太极在其中了，说太极则阴阳在其中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常常提掇这个心，不让它放失，这就是操。操就是敬。孔子曾经说：“敬以直内。”大概这个心常操存，那么私曲更没有容身之处，不期望它直而自然直了。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这是人的良知良能所由来的。然而乾始物，坤成物，固有先后的顺序了。对于学者来说，致知力行的功夫应当并进，固然没有必须等到所知完全透彻而后才力行的道理，也没有所知未透彻而能不怀疑其所行的。然而这只是在自我勉励，如果将来商量议拟，只成了一场闲谈罢了，有什么好处呢？阳动，阴静，其大分固然如此。然而从它流行的地方看，静也是动；从它主宰的地方看，动也是静。这只能对明白的人说罢了。

凡事都有渐进。渐进刚萌发，这就是所谓的几。《易经》说：知道几，真是神妙啊！难的是这样的人啊。

《诗经》说：“昊天说明亮，及你出王；昊天说天亮，及你游衍。”又说：“不要说高高在上，升降他的士，日监在兹。”说得多么分明，只是人看不见。《诗经》说：“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斁亦保。”这是文王所以与

译天是统一的。用传文来考证经文中记载的事迹，用经文来辨别传文的真伪，程子的这番话，对于学习《春秋》的人来说，确实不容易做到。传文之所以有伪，大概是因为传闻有误罢了。凡是三传中的说法，有与经文不相符合的，只应当一律以经文为准，那么言辞就不会浪费，道理自然也就明白了。

译千圣相传，唯一的真理。尧、舜、禹、汤所秉持的中道，孔子所不逾越的规矩，颜回所说的卓然独立，子思所说的上下明察，孟子所说的跃然呈现，都是这个真理。上等的圣人大贤，因为他们看得真切，所以持守牢固而践行彻底；次一等的则通过格物致知来达到。

何瑭，字粹夫，河南怀庆人。弘治壬戌年进士，官至南京右都御史。

何公被任命为编修，不广泛交往，不进入权贵之门，读书穷究事理，穿布衣吃蔬菜，即使是洗漱梳头也必定整齐严肃，而朝参从不误期，斋戒祭祀则极其谨慎。士大夫们敬重他，参与修撰孝宗实录完成后，升任修撰。

刘瑾专权用事，何公只行长揖礼。刘瑾厌恶他，问是谁？回答说：河南何瑭。当时翰林院中只有何公与崔铣不屈服。何公对崔铣说：我们两人不可改变节操。崔铣说：我安于道义和命运已经很久了。刘瑾想中伤何公，知道无法避免，于是请求退休回家。刘瑾败落后，才命令恢复他的职务。正德辛未年，各地流寇兴起，何公上奏陈述铲除贼寇的三件事，当时的舆论认为他正确。正德癸酉年，何公在经筵上直言进谏，皇上为之改变脸色，几天后就将他调任外地，任开州同知。他制定三审法来平定徭役，制定分程法来修筑河堤，百姓亲近拥戴他。转任东昌郡丞，请求退休回家，居住在城南的别业，八年闭门谢客，不接触外事。御史毛凤诏推荐何公敦厚朴实、光明正大，足以敦厚士风；廉洁沉静、忠诚坚贞，足以激励贪婪懦弱之人。王廷相推荐何公道行纯正、修养良好，通晓世务，与他咨询议论政事，依据经典考察史实，检括参合，不迂腐不固执，卓有见识。而且对于天下的事物，淡然无欲，除了自身之外，看待其他事物漠然置之，即使是衣裳鞋履也不讲究装饰。仅凭这一行为，就可以洗涤清浊世俗，砥砺贪婪鄙陋之人，何况他的学问足以补益治理呢？何公孝顺友爱、端正洁净，对于货利好像会玷污自己一样。在家读书，不分寒暑，与关中的吕泾野等人探究辨析经书性命之学，四方前来求学的人很多。何公以《大学》的纲领，立为训诫规范，探究解释经义，常说：你们只要致力于这种涵养，那么工夫自然充裕。著有《阴阳律吕管见》《大要》，以《系辞》中动静有常，虞廷依永和声为正；还有《均役均粮二论》《儒学管见《医学管见》《家谱》《家训》等书【名臣录】

何公慷慨有大节，任浙江提学时，振兴人才，培养士气，一心秉持直道而行，有所矫正违背时俗，也不顾惜。曾经巡视部属到绍兴，从船中望见某家宅院非常巨大，问道：“这属于谁家，做什么生意能建成这么大的房屋？”众人说：“这是官宦的宅第。”何公说：“官宦怎么能这样？”惊讶诧异了很久，才离去。他的儿子在外家塾在官署读书，老师见他帽子破旧，暗示他更换，几天没有更换。于是问其原因，回答说：“母亲说，家父在外做官，不敢私自使用钱财。”教化在家庭内部，又如此【杭州府志】

武宗即位，何公上奏章说：“臣凭借微薄之资，在使官职位上待罪。观察内外百官，各有职守，而史官却好像无所事事。朝参之余，退居私室，对国家政事毫无补益，每月领取俸禄，每日支取粮饷，难以逃脱尸位素餐的讥讽。每次想到这些，不胜惶恐惭愧。臣考察古代王朝列国，都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我祖宗设立修撰、编修、检讨，让他们负责记录，是效法古人的意思。考察太祖时，刘基条答天象的询问，皇上全部交付史馆。太宗时，王直以庶子兼任起居注，凡是圣政圣训应当记录的，都记录下来以备编纂。史官的职责，在建国初期还没有丧失。如今政治虽然更新，希望遵循祖宗已经实行的，恢复久废的修史职责。敕令修撰、编修、检讨轮流在史馆值班，凡是陛下的起居，臣工的议论，重大政事的因革弛张，大臣僚属的升降拜罢，都让他们即时记录，只依据事实直书，不需要立论褒贬。仍在纸尾写上某官某人，记录收藏在柜子里，等待编纂。史职既修，国典就完备。上则圣君贤臣的嘉谋嘉猷，不至于有所遗漏；下则奸佞小人，惧怕留下万世的讥讽，也有所惩戒，不敢放纵作恶。公则表明朝廷没有虚设的官职，私则使臣下免除白吃饭的羞愧，事体非常便利。有人说馆阁之地，是用来储养异才的，不必责以职守。臣私下认为养才之道，应当让他们周知天下事务，才可以备天下之用。如今用人于国家政事，起初不闻不知，虽然想练习其道，没有途径。如果让史馆供职，或许因记录之间，得以练习政事之体，他日任用，不至于疏脱，这是在修职之中，实在寓含养才之意。”皇上命令有关部门知晓【国朝名臣言行录】何公提学浙江，风采凝重，威望凛然，人不敢以私事求他。至于对待诸生，恩意优厚，如同家人父子，培养士气，使得他们能够端正自身远离罪过。如果有株连，保护覆盖非常完备。僚属劝他说：“士风浇薄，这大概可以用法律驾驭，难以用恩惠结纳。”何公说：“他们不是我的子弟吗？为什么用徒役对待他们？如果荡节逾检，我有法律在。”多士感激他的德化，互相告诫不敢触犯有司【名宦录】

何公行为

译教导他人切近精实，吕柟将他比作孔门中的子路和子贡。

译未行冠礼时，便广泛通晓经书史籍，甚至到了忘记洗脸梳头的地步。成为生员后，就立志追求圣贤的学问。他说：“许文正公、薛文清公两位先生，去世时间不远，居住地也很近，如果忘记效法他们，那还谈什么学习呢？”

睦防传公说：“何公操守廉洁，一介不取；践行道义坚定，百折不回。这正是圣门中所谓‘獧’（刚直）的表现。”

崔后渠给何公写信说：“与您分别十年，学问毫无成就，只是这颗心不敢对防防有愧罢了。世道日益败坏，人们被荣华利禄所迷惑，能自立的人很少。像您这样自立而不受挫折，哪里找得到呢？”

何公严格遵守古人的道义，虽然世局变迁，他推崇公义而不受污染。刘瑾权势炽盛时，群僚入见有跪拜之礼，唯独何公挺直身子站立。刘瑾非常愤怒，但只是剥夺了他的官职，后来起用他督理浙江学政，不久便致仕。

张罗〇掌权时非常器重何公的举荐，辅佐圣治期望大用他，刚入京相见，何公就当面列举张罗〇十三条罪过，众人都感到愕然【国琛集】

调任南京太常少卿，当时湛甘泉任祭酒，郭杏东任司业，先生极力与他们修明古代太学的法度。赠给郭杏东的话说：“古代的君子，为什么而学习呢？那么当务之急，固然在于自身如何修养，家庭如何整治，国家如何治理，天下如何太平。细微到言语威仪，重大到礼乐刑政，这些都是应当穷究事物原理而不能推后的。广泛学习并详细询问，谨慎思考并明确辨别，一旦有了卓越的定见，就是所谓‘物格而知至’了。由此以诚心发动，以正道为主宰，然而自身不修养，家庭不整治，是从来没有的。大学的道理，就是这样罢了。至于探究其本原为性命，表现在著述上为文章，固然不是两条道路，只是其缓急先后各有次第，不可扰乱罢了。现在的君子不察明这一点，刻意于诗文就说立言不朽，这是豪杰之所以名震当时而流传后世的原因；留心于性命就说无极二五，穷神知化，这是大儒之所以继承往圣而开启来学的原因；至于有伪起复防径之学者，又说理出于心，存心则万理具备，吾道一贯，这是圣人的极致，何必向外求索？唉，持这种论调的人，都是天下的豪杰之士，我岂敢说他们不对呢？只是恐怕他们修养自身、整治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道理反而有所忽略，那么所学的就不是所用的，所用的就不是所学的，对于古人的道义不免就有偏差了。”又赠给兵部侍郎陈公的序言说：“古人说人才难以完备，尤其不容易得到。唐尧虞舜时期，任命官员九人，固然都是极尽天下之选。然而掌管典礼、掌管音乐，掌管教育、掌管刑罚，都长期担任其职，有终身不更换的，岂不是因为他们的才性各有所长，职业各有所习，难以兼全的缘故吗？至于在内总领百官，在外统领六军，土地山泽，无所不掌，只有禹和益是这样，全才之不易得到如此。近日当权者用人，掌管钱粮的不久就更换，掌管刑狱职风纪的不久就更换，掌管民政的按资历遇缺就升迁，起初不问他的长处和习业，莫非是用全才的标准对待天下的士子？他们的用意确实深厚。所忧虑的是全才不可多得，用人违背其长处，那么王良拉弓，后羿驾车，不仅没有成就，而且会败坏事情，所以不能不深思熟虑啊。”这时南方有王阳明，北方有函谷【灵宝许氏诰】以理学闻名天下，而先生沉默不语，只与关中的吕泾野、仪封的王迋书信往来印证，每天侍奉双亲，亲自操持饮食，率领家中的子弟及乡里的后生，修养孝悌忠信，不合道义的一介不取，给予贫瘠的田地和茅屋，取足优防。两次为亲人守丧，都哀痛毁损到濒死的地步。平时如果不是涉及日常应用，亲身践行的绝不表现在言语上。门人有人问太极阴阳之说，先生说：“只把伏羲八卦横图竖起来看，那么《易》所说的太极、动静、有常、更易、简略就可以看见，而周敦颐可以不用画图了。”有人问律吕之说，先生说：“只根据《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十二个字来验证。现在俗乐的词曲及唱词曲时，必定吹竹弹丝相应，以及宫尺上工合四为板眼的遗法来寻求，至为明白可见，而蔡氏可以不用写新书了。”问一贯约礼，先生说：“儒者没有得到防夏的十一，议论就超过了。颜回、曾子把圣贤的心法当作初学者的口耳之学，这是道听途说中最可恶的。”

门人娄枢、王西星请求刊印文集。先生说：“圣贤之道昭示在六经中，如日星般明亮。后学惭愧不能知道并实行。自宋代以来，儒者的议论正苦于太多，这是我深深恐惧的。所以只有《均役》《粮二论》《家谱》、《家训》两篇，《儒学》《医学》《管见》中有切合世务的，门人可以收集起来。”有人对先生说：“真可以说把轩冕看得像铢两一样轻，把金玉看得像尘土一样贱。”先生说：“这是后世儒者轻世傲物的论调。金玉自然是金玉，怎么能看得像尘土一样？轩冕自然是轩冕，怎么能看得像铢两一样轻？这与老庄把刍狗飘瓦看得一样有什么区别？”门人说：“如果是这样，孔子为什么说富贵如浮云？”先生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浮’在于不义，不在于富贵。”

任南工部右侍郎，上奏革除神帛堂各宫监机户夫匠的料银，每年节省数万。讣歴改工、户、礼三（部）

译他再次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回家。朝廷又晋升他为南院右都御史，掌管院中事务，他恳切推辞不接受。回到家乡居住了十多年，他推荐了杨氏等二十多位人才，但这些人没有被起用。嘉靖癸卯年九月半夜，有一颗流星坠落在郡城西边，光芒照亮如同白昼。他在这一夜去世，享年七十岁。朝廷赐予祭品并安葬他。隆庆初年，采纳科臣张卤的奏疏，追赠谥号“文定”，追赠尚书衔。学者们称他为栢轩先生。

译崔铣，字子钟，又字仲鳬，河南汝阳人。正德二年考中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

他的父亲崔陞曾任四川参政，历任官职谨慎小心，体恤百姓的隐痛，有古代循吏的风范。崔铣年少聪慧，特别喜爱学习，考中进士后，进入翰林院担任编修，潜心研究古代学术。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公卿大臣都伏地跪拜，崔铣在史馆门口遇到刘瑾，独自行长揖之礼。刘瑾大怒，对张璁说：“翰林院的白面书生大多轻浮薄劣，像崔铣尤其严重。”张璁主持修撰《孝宗实录》完成后，刘瑾假借张璁之意提升史官的官级，调任各部属官到州县历练政务，将崔铣改任为南京验封主事。刘瑾被诛杀后，崔铣恢复翰林院职务。当时武宗皇帝颇为安逸享乐，荒废政务，而时局非常危急，崔铣对此深感忧虑，上奏记给大学士李东阳，劝他及时唤醒君主，拯救百姓，举荐贤才，治理财政，加强军备，不要只沉溺于辞章翰墨。正德十一年，考核期满升任侍读，第二年请求告假回家。

嘉靖元年，被召入京修撰《武宗实录》。第二年，担任日讲官，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他开诚布公，善于诱导，明确教学条规，端正文章体制。每天穿戴整齐坐在东厢房，回答诸生的提问和疑难。当时“大礼议”兴起，江南北大饥荒，出现人吃人的惨状。崔铣上疏大致说：“近来主事张璁等人，因先后献议，超迁蒋冕、汪俊、吕楠、邹守益、马明衡等人，因上疏提出异议而被罢黜；段续、陈相、薛蕙被下狱。”仰思皇上在本生父那里寻求完备的礼仪，这是至孝。然而应当详细考察礼制的本意，顺应大体，通达情理，如果只凭自己的意志，哪里会有尽头呢？奏疏呈入后，被罢官回家。

后来提拔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当时王暐进言说：句容朱家巷是皇祖的故乡，坟墓遗址都在，请求加以表彰。只有崔铣认为不可，说：“兴王的基础，难以凭空臆断，失实就是欺瞒。”这件事最终被搁置。因病请求退休，去世后，追赠尚书，谥号文敏。崔铣才学广博，喜好古学，善于写文章，品行高洁，出处没有瑕疵。

正德年间，士人厌恶明代文风，沿袭宋代习气，浮靡泛滥，想要振作起来，推崇秦汉的作品，而谈论学问也异说蜂起，深入象数之学，超越顿悟于高虚之境，于是崔铣独自深研六经，尤其精通《诗经》，他的论学回归经典，刊正诡说，通达政体，而且清修耿介的操守，到老也不改变。

崔铣先生说：“程纯公的学问真是至高啊！解释经典不固守旧训，阐明的是意旨；行为没有枝蔓，存留的是本性。做官不炫耀才能，被谏诤不直言强辩；谦让知道过错而承担罪责，忘记自己而端正众人。仇敌称赞他的忠信，愚顽的人悦服他的德义。简约啊，程正公的学问！”解释经典不拘泥，见到奇异不追问，恭敬地融合内外，认为理性就是天命，天人合一。大体上宣扬儒教，平实切近易于实行，可以称为宋代的一位经学家。著有《述程志》《述二程文略》。

他说：“朱文公天性高明，加上沉稳坚毅，深入探究浑沦之道，细致入微到丝毛发。道理指掌可明，辟除邪说如同抉其肺肝。然而每读一篇，就感到心目开朗，疑惑解除而志向振奋。”著有《晦庵文抄》。

退居相台十年，不是圣贤的志向不存于心，不是阐发经典的文字不阅读。建造楼阁储藏书籍，选取《孝经》《四书》《易经》《尚书》《诗经》《春秋》《仪礼》《周礼》《礼记》说：“这是根本之言。”选取程颐《易传》《程志》《程文略》说：“这是主干之言。”选取《左传》《资治通鉴》《宋元纲目》《文章正宗》陶渊明《诗选》《诗经》说：“这是枝叶之言。”韵学也包含其中。命名为《数卷楼》。反省自身，践行事务，以古为准则验证今事，于是札记所明，发挥性理之术，训订经史，申正道理，驳斥偏颇见解，作《士翼》四篇。认为三代以上，井田封建，百姓稳固，所以道容易施行；三代以下，阡陌郡县，百姓离散，所以道难以成就。作《政议》十篇：叫均田，叫核举，叫重辅，叫简侍，叫省官，叫师田，叫本末，叫修理，叫订学，叫通议。制度遵循今道，循古合乎人情，不激切也不随波逐流，期望可以长久。对于《易经》说：“喜好奇异的人深入义理，在象数上流于穿凿；而崇尚古法，又久失不传。”伏羲画卦，文王、周公系辞，孔子作十翼，是一脉相承的。认为《易》道更加详备就可以了。依据孔子的赞语，阐明两位圣人的防备，传承此说的是王弼，完备于程子，这是时宜而《易》的要点。作《周易余言》。又说《诗大序》微妙精粹，非卜子夏不能，即使小序也不可废弃。作《诗解》。还有《文苑》《春秋》《中说》《考松〇》《晤言》等著作。

他论《春秋》说：“《春秋》以王法统率伯道，将要恢复书写的政教。所以知道书与《春秋》的区别，可以裁断世变，议论本末。”

他的《士翼》论学说：“天生众民，万物必有法则，所以学习亲身修习九容，行为采择九德，心不强行操持而能存，操守不径直趋赴而能简约。”

常情听到毁谤就忧愁，而思考思考就勉励自己向善了。听到赞誉就欢喜，欢喜就自夸，自夸必定放纵。这是毁谤有益而赞誉有害。学者听不到规过直谏，宁愿承受毁谤也可以。没有观察善行的朋友，宁愿远离赞誉也可以。

觉察心志放荡，就是求索；知道我的毛病，就是药石；自夸自己的正确，就是错误；嫉妒别人的长处，就是短处。

克制自己，就像驾驭

译敌人进逼而没有退路；修养德行的人，如同水浸润物体，是逐渐渗透而非骤然发生；谨慎思考的人，如同淘洗水井，汲取其中的泉水而愈发清新；辨析疑惑的人，如同解开丝线，理清头绪而自然整齐。

译天道永恒向前发展，所以人心喜好上进。天体运行有常度，而人却越级冒进，所以思考穷究于细微之处，而行动忽快忽慢。辨析透彻于宇宙，而心思荒废于日常应用。因此，切合自身、探求要领是最为宝贵的。

他论述经典说：“庄子说《易经》用来阐述阴阳，这是不了解《易经》。《易经》陈述人道以指导百姓使用，卦爻所象征的，建立诸侯、出兵作战，利于会见、包裹囊袋等，难道是空谈吗？大人借此建立政令，平民借此决断事务，君子精研义理而确立正道，小人畏惧祸害而消除恶念。这就是所说的没有师长保护，却如同面对父母一样敬畏。孔子撰写《系辞传》，是推究人道的本源，所以涉及隐微深奥之处。韩愈称赞‘《春秋》严谨’，这是没有完全理解《春秋》。《春秋》记载人的善行，保全人的羞耻心，诛讨人的恶意，通达人的恭敬心。因此，鲁公死在齐国，记载葬礼时避讳夫人如齐，所以公孙阳州并非出于臣下本分，齐国仲孙来，掩盖其窥探国情的意图，这种意图溢出言语思虑，先于事情发生。太阳照耀、雨水滋润、雷霆击打、霜冻折断，上天那庄严的体统，与这些有什么关系呢？”又说：“《春秋》用词严谨，意旨实在温和厚道。如同上天养育万物，任凭其生成，不急躁不滞涩，所以把它作为性命之学。”

先生说：“依附于形体的，都不能相通。因此，日月不能滋润，风雷不能照耀。山被限制在耸立，河流被限制在流淌。只有人才能与地、天并列，心作为太极，辅助、相成、裁制、成就的妙用由此产生。人却自我抛弃，甘愿与禽兽为伍，那些像草一样腐朽的人，与这些有什么关系？人必须学习，学习必须恭敬。学习就像种植禾苗吗？每天培育就每天茂盛。恭敬就像梳理头发吗？每天梳理就每天整齐。所以老年学习不如少年，但胜过无所闻问。好比晚上的蜡烛，不如白天胜过在黑暗中跌倒。”

没有不打好地基就建造房屋的人，所以圣人的门道，随着事情亲身践行，积累久了就形成德行。逾越这个道而前进，就疏远了！不靠半步一步而到达千里，那是御风乘云的人吗？然而世间哪有这种道理呢！

《中庸》教导慎独，是为了保存本性。

尧舜的事业，在太虚之中如同浮云过眼，言语中并不存在本性。然而流于空泛荒诞，尧舜大概是恭敬谨慎的。

人平时，也知道自我反省，而不责备别人。一旦听到诽谤谩骂进入耳中，愤怒激发、气息涌上，忘记旧日的志向，放纵新的忿恨，一定要报复才罢休。所以说：学习达到不责备别人，就完备了。这是因为功夫深厚而心境平和，见识坚定而气量宏大。好比千仞深的深渊，难道是石头所能激起而发出声响的吗？

道理没有大小，所以学习没有精粗。只有以事物为体，才是心的存养。丢弃洒扫之事，不是精细；突然追求精细，义理也变得粗疏。

巽卦是一阴伏在二阳之下，巽就是进入。学者思索义理，必须用巽顺的心进入其中，长短轻重与之曲折相应，这样才能得到。《尚书》所说的谦逊心志，那些性情粗暴的人与此相反，所以气质贵在矫正。

先生因议论礼制被罢官回家，临行不使用官家夫役，行囊中没有江南的一件物品，只携带几箱古书而已。公卿及诸生送行的有一千多人，跟随渡江的又有几十人。拜别时流下眼泪，退居相台十年，四方来学习的人，教导他们研究经典、端正行为，说：“道在五伦，学在治心，功夫在慎独。”学者称他为后渠先生。

先生曾说：碑志兴盛，而史学衰微；唐诗兴盛，而教化消亡；启札完备，而朋友泛滥；表笺防备，而君主心志骄傲；封诰对偶，而臣子报答轻慢；贿赂流通，而贽礼丧失；科举专一，而经学浅薄；登第容易，而全才难得。

又说：学者有两种弊病，积累学问不深厚却急于使用，修养德行不足却谈论有余。又说：贤士大夫，开始勉励节操而最终丧失名声，并且扰乱国家，大概是因为四种过失吧？急于议论就忽略自己而伤害别人，争夺名势就导致修饰而败坏朋友，崇尚同党就推崇欺骗而蒙蔽君主，追求速成就开辟捷径而蛀蚀事务。又说：学习不到达道，就是邪行；道不效法圣人，就是曲径。圣人没有比孔子更大的，道没有比伦理纲常更切近的。因此，从孝悌发出，以忠信为主，出于强恕，比附于文行。严密其节操，扩大其规范，远离其止境，等待其步履稳定，然后广泛参考先儒的言论，以详尽参验，就可以了。

浚川王公称赞先生才识明达，确实负有经济之才。

嘉靖癸未年，盗贼王堂起事，从山东辗转掠夺河南，先生任侍读，大司马彭泽咨询先生说：“不调用边兵不能平定。”先生问：“贼中有边地人吗？”回答说：“没有。”先生说：“贼持一把刀，能驱使百姓跟随他，朝廷赏罚严明厚重，难道还不如一个贼的胁迫吗？以前中原及蜀地的盗贼，都使用边军，他们知道内部虚弱而轻视，现在又借给他们，万一依仗功劳恣意索取，以后难以控制。土兵没有经历过战争，气力衰竭而胆怯，如果调保定达舍在前，土兵在后。总共由一将统领，古话说习惯如同自然，既可以平定盗贼，我的军队也得到训练。”彭公按照这个策略上奏实行，不到一个月盗贼平定。第二年甲申年秋天，大同发生变乱。

魏校

字子才，南直隶昆山人。正德乙丑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卿。

先生做诸生时，每月初一、十五及春秋两季，进入孔子庙谒见，严肃容貌瞻仰拜祭，如同亲自承受教诲。进士费宏一见，以范仲淹的标准期望他。正德初年，授任南刑部主事，多次升迁为郎中。自认为少年初次做官，人情物理或许没有通晓，每次审讯重大案件，虚心向前辈长者求教，或者

译反复思考，连睡觉吃饭都顾不上了。有人申诉冤屈不平，即使声音嘈杂喧闹，也一定让他把话说完。亲自到牢房巡视，囚犯的生病和饮食情况，全都加以调理安排。等到会审监刑时，众人都穿着华丽的衣服，事情结束后饮酒作乐，唯独他穿着素淡的衣服，吃素食，脸色显得凄惨。至于他履行法律、操守正直，坚持己见、践行志向，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译嘉靖九年，（他）被召任兵部职方郎中，却称病居家，专心致力于学问。他说，如今那些学习圣人之道的人，不探求人生来就具有的宁静本性，却只从孩童时期开始具备知识时去寻求；不考察人性之欲与物欲之所以区分的原因，却只主导那流转变化的思绪。听信他们的言论，还要圣人考察他们的实际行为。普通人应当将一切名利之心斩断得干干净净，立志像天一样崇高，循序渐进地用力，每一步都踏在实处，这样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他）居家时仰慕古人的简约庄重，不把世俗事务放在心上，灰尘积满房间，他却安然处之。他体弱多病闭门不出，听说有一位善士，急忙前去拜见。他为人容貌恭敬、神色温和，而在出处进退、取舍选择上，考察得极其精密，坚持得极其坚定。

世宗即位，首先起用他担任广东副使，他提倡以先德行来督导学政，兴办小学来教育士人，聘请翟宗鲁担任士师，禁止火葬，斥责淫词，取来曹溪寺旧传的衣钵，毁坏并焚烧了它。

按：翟宗鲁是博罗人，磨砺节操品行，学问必以圣贤为标准，起居必恭敬，行为必遵循古礼。来求学的人，他必先让他们收敛放纵的心，能够改过之后才教导他们。公聘请翟宗鲁住在省心亭，有一天问“省心”的含义，翟宗鲁回答说：“听说过‘省身’，没听说过‘省心’。心只有一个，省察它岂不是把它当作两个了吗？”

任职一年，遭遇外丧回家，因为简朴苛刻的考核，严厉杜绝请托，道路断绝，广东人无不感到失望。回家后，广东有担任言官的人，弹劾公在训导士人方面的短处，将他贬入军籍。然而公的德行声誉一向为人信服，没有人能压制他。守丧期满，补任江西兵备副使，他极力推辞。既然弹劾公的言官因罪被罢黜，职务改命他督学河南，他在画卦台祭祀伏羲，因为蔡仲开始受封建国，依据太公祭祀爽鸠的道理，而以《春秋》中记载的世子为社稷而死的人配享经祠，用来祭祀子贡、曹防、漆雕开、秦冉。（他）援引汉代梅福的事例，请求封孔子后代为世袭博士，守护微子庙，借岁时省视汤陵，但没有被采纳。任职几个月，因桂蕚推荐，转任大理寺少卿。第二年转任国子监祭酒，当时张璁担任宰相，卿佐入朝拜见大多局促不安地坐在角落，唯独公被尊为上宾。在应对酬答之后，（张璁）也内心信服他。桂蕚仍然推荐公担任经筵讲官，因为进讲《敬明》篇，所拟定的罚章不符合皇上心意，改换任用，于是改任太常寺添注少卿，不久升任本寺卿。第二年退休回家。

公侍奉父母极其孝顺，居丧时举动都遵循古礼，友爱兄弟，与士大夫书信往来，都是刻责修治的言语。他笃志追求圣贤之道，真的就像饥渴之于饮食一样。李梦阳拜访公讨论学问，公劝他沉潜深造。李梦阳于是问公平生的病痛所在，公说：“您的才华很高，但虚浮的志向和狭隘的气量是严重妨害大道的。”李梦阳感叹说：“我早知公二十年就有这样的见识啊！”公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晚年接连丧子丧孙，他在回复别人慰问吊唁的信中，说以通达来破除私爱，以恭敬来替代悲哀，敬畏上天以终其一生。去世后追赠礼部侍郎，谥号恭简，有关部门建立祠堂祭祀他。先生的学问起初得自于余干的胡敬斋，大体以主静为功夫，保持冲和之气，积蓄到极点而爆发。他曾经说：“上天的运作，无声无臭，只有潜龙接近它。”而与同时讲道的人争论，最终不能相合【归震川文集】

面对客人整天端坐，谈论不倦。唐荆川曾经与他坐着讨论，有一天受不了他的困倦。有人问先生难道不劳累吗？先生说：“想在谈论时自有得力之处。”过几天又问，先生说：“只要说得恰当。”

本朝诸儒中魏庄渠似乎最为着实，常寄信给唐荆川说：“您以宽厚居处了，所缺少的是以学问聚集它，以询问辨别它罢了。”又寄信给吕泾野说：“近来学者每有好名的毛病，以好名的心去听过高之论，很少有不妨害大道的。”欧阳崇一讷行敏言，应当以此意告诉他。他的话都切中要害，大概是平时功夫所到，所以以此告诉别人【陆树声适国语録上同】陆文裕嗜好古玩，罗列满室，听说庄渠先生来访，全部撤去【见闻録】

黄太冲说：“先生私下师从胡敬斋，他的宗旨是天根之学。从人生来就静的时候，培养根基；如果从孩童知识之后开始，就未免夹杂了。所谓天根，即是主宰，贯通动静而合为一的。敬斋说：‘心无主宰，静也不是功夫，动也不是功夫’，这是师门‘敬’字的口诀。只是敬斋的功夫分于动静，先生贯通总是一个，不离本末，作两段事就太严密了。聂双江‘归寂’的主张，应当是从先生那里发端的。先生说：‘理自然无为，哪里有灵性呢？’气形而下，不能自主宰。心则虚灵而能主宰，是理，是气，是心，分为三者，不知道天地间只有一气，其升降往来即是理。人得到它成为心，也是气。气如果不能自主宰，为什么春天必定夏天，必定秋天必定冬天呢？草木的荣枯，寒暑的运行，地理的刚柔，象纬的顺逆，人物的生化，谁使之如此呢？都是气自主宰的。因为它能主宰，所以命名为理。其中气有过与不及，也是理之当然。无过不及，便不成气了。气既能主宰而灵，那么理也有灵了。如果像先生所说，气的善恶与理无关，理从而善之、恶之，理不仅成了死物，而且成了闲物了。”

译至于人，这虚灵的是气，虚灵中的主宰就是理。善固然就是理，即使是过分或不及而成为恶，也是欲望发动、情感占胜，这理未曾不在其中。所以说：“不因为尧的存在而存在，不因为桀的灭亡而灭亡”，以此来阐明气不能脱离理。

译先生在星溪之上讲学，跟随求教的人曾经多达百人。有一天他来到溪边，看见天空四垂，日月星辰混浊升沉，云霞舒展卷曲，觉得天地万物的端倪豁然呈现，他的学问大有长进，自己说这是得益于主静的修养。【江南通志】

他著有《体仁说》《大学指归》《六书精蕴》《遺书》《师说》《语录》《文集》流传于世。

论学书

存养省察的功夫，固然为学问的根本，也必须激发勇猛精进之心，才能有所成就。如果全然不曾发愤，只是平平淡淡地去做，可知是做不成的。孔子门下从曾子到孟子，气质都偏向刚强，然而他们之所以能传承圣人之道，都是得益于刚毅的力量。朱文公说世道衰微，人欲横行，不是刚毅的人，也站不住脚。程伊川说，内心片刻不和乐，鄙陋欺诈之心就会侵入，这与“以敬端正内心”的道理相同。说敬就是和乐，固然不可以，然而敬必须和乐，只是心中没有杂事罢了。

天下的事情，如果从愤世嫉俗开始，未免偏向肃杀之气；一定要从太和之气中发出，四季之气都具备，而以春生之气为主，才能契合造化的德行。

大丈夫，冻死就冻死，饿死就饿死，这样才能堂堂正正地立于天地之间。如果开口向人诉苦贫穷，乞求别人怜悯，我用小恩小惠来周济，我不就成了卑贱的男子吗。

人心的元神，光明灵验，收敛积蓄，顺应其真机，引导并伸展它，触动并增长它，自然有无穷的妙用。如果只注重内在而忽略外在，在日常用度中区分本末，当作两件事来做，这样仍然是支离破碎的。

近来体认《大学》的人，颇能窥见圣学的枢机，至易至简，解说的人却自生烦难。王阳明大概是有感而发，所以翻用禅学的公案，推崇佛学并附会于儒学，被他说得非常痛快简易，耸动人心。现在他的门徒，大抵高抬此心，不在本位，而在义利的大界限上，反而多有犹豫不决。

我们想要学习圣人，不从人生而静的本性去求，只从孩童有知识后说起，又不考察性之欲与物欲的区别，那就是以念念流转的念头为主宰。陈元诚怀疑我近日的学问，认为我看出佛老与圣人相同，这让我大为恐惧。人心确立极则，虽然有间断的地方但容易接续，否则终日向学，不免散漫而无统绪。

陆象山天资很高，论学很正，凡是所指示的，坦荡如同走在大道上，只是气质尚且粗疏，锤炼未纯，不免好刚使气，过于抑扬的言辞，反而使人怀疑，过去议论他接近禅学，这是我的浅陋之处。

大抵人从没有应事，到应事，直到事情过去，总是这颗心，又进一步。从没有起念头时，到起念头，直到念头平息，也是如此。善于用功则贯穿成为一个整体，否则就间断了。我所说的立本，是贯穿动静功夫。研几所说的，只是在应事起念头时，更加着意精彩罢了。道体浩大无穷，我们既然被气质拘束，如果想要只依据己见持守，终究恐怕规模窄狭，怎能展拓得开？古人之所以亲近师长、结交朋友，急切于讲学，不是故意泛滥于外，只是想要广泛探求天下的义理，而反求诸己，集合天下的长处作为自己的长处，汇集天下的善作为自己的善，或许规模宏大，气质就不能限制它了。冬气闭藏，极于严密，所以春生温厚之气，充塞熏蒸，阴崖寒谷，也能透达。学习而不主静，怎么培养我的仁德【《体仁说》以下同】

涵养可以熟成仁德。如果天资和顺，不足于刚毅，可以在义上用功吗？回答说：阳气的收敛处，就是阴；仁德的断制处，就是义。静中一念萌动，才涉及自私自利，便觉得戾气发生，自然与和气相反。不能在细微处遏制，戾气一盛，和气就都消铄尽了。必须重新接续起来，只要觉得是物欲，就与它截断，斩断其根芽。这就是精义的功夫。

整齐严肃，不是先制约外在吗？回答说：这正是由内而外发出的。我的心才想要检束四肢，便自然肃然了。外在既不敢妄动，内在也不敢妄思，这是交相修养的道理。

树木必须有根，然后千枝万叶才能随之而立；水必须有源，然后千流万派才能流出无穷。人必须存养此心，有个主宰，那么万事就可以依次治理。

古人蕴蓄深厚，所以发扬盛大。今人容易泄露于外，怎么能够厚积而远施？学者应当深玩默识，成就气象。

我的一呼一吸，未曾不与大化相通，所以一念善，上帝必定知道；一念不善，上帝必定知道。天命有善无恶，所以善就顺天，恶就逆天。敬畏天到极致的人，常常防范未萌发的恶。

天地气化，起初极浑厚，开盛则文明，久了逐渐浇薄，盛极则有衰。圣人生在衰世，常想返朴还淳，以挽回造化。所以大林放问礼的本质，是从里面逐渐发出来的。文是外面发得极盛，圣人想要人常存这些好意思在里面，令深厚恳切有余。如果只务求外面好看，却是作伪。

一理散为万事，常存此心，那么全体浑然在此，而又随事精察，努力实行，那么其用灿然各有着落。

人君应当明辨乾坤

译《周易》中“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的道理，天下的贤才，难道能每个人都让君主知晓吗？君主只选拔一位宰相，宰相再简选高级官员，让他们各自设置下属，每个人推举自己所了解的人才并推荐给上级，这样就不会遗漏贤才，这就是所说的“乾道以平易而使人知晓”。天下的政务，难道能每件事都由君主亲自处理吗？君主在上位保持恭敬而有所节制，将权力委任给宰相，宰相再分派职责给各部门官员，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君主只把握纲要而百事都能详尽周全，这就是所说的“坤道以简约而能成事”。

译众人欲望不行，天理自然显现。

徐问

字用中，南直隶武进人。〇正德壬戌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

他谨慎静默，自我约束，治学以朱熹（紫阳）为宗派。二十岁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广平府教授，后召入朝任刑部主事，历任郎中。当时权贵宠臣横行霸道，唯独他坚持法律，屹立不动。外放任登州知府，调任临江知府，凭借谋略擒获大盗数百人。徐问升任长芦运使，改任刺史转运使，众人大多不愿接受，他欣然受命说：“我将以微薄之身澄清这个官职。”任职数月，转任广西参政，多次升迁至广东左布政使。恰逢皇上派遣宦官采珠，未能按期完成，御史打算下令责罚各位商人，徐问说：“珠池有禁令，不催促商人，难道要让他们成为盗贼吗？”事情得以平息。

提拔为都御史，巡抚贵州。贵州风俗粗野强悍，喜欢互相残害，于是建立贵阳书院，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贤人，聚集众多士子进行训导。贵州风俗逐渐回归礼让。因擒获独山土酋徐问〇有功，赐予玺书褒奖勉励，晋升为兵部右侍郎。他自认为对于此道虽然勤勉专注，但还没有豁然开朗、冰释前嫌的地方，因此请求告老还乡，栖居在芳茂山下，闭门谢客，潜心思考研究。过了十年，起用为南京礼部侍郎，转任南京户部尚书。刚任职几个月，又请求辞官归乡。

徐问考中进士后四十八年，家中没有多余财物，田地不满百亩，又割让一部分来供养寡居的嫂子。他的学问以穷究事理、获取知识为入门，以恭敬、正义、正直、方正为实际内容，以涤除习气、回归本性本源为功夫。淡泊退让、清淡高洁，是他的天性。所著有《读书劄记》《山堂萃稿》，流传于世。死后谥号庄裕，学者称他为养斋先生。

李中

字子庸，江西吉水人，正德甲戌年进士，官至副都御史。

生来资质特异，聪明过人。十九岁时，拜同乡杨玉斋为师。听到义利的学说，才开始立志求学。一天看到《一峯文集》，亲手抄录回家，感叹说：“大丈夫不应当像这样吗！”

任刑部主事时，明武宗放纵西域僧人出入禁宫，宦官在朝中掌权，先生对此感到忧虑，上疏切谏，其中有说：“如今大权未收，皇储未立，义子未革除，纲纪日益松弛，风俗日益败坏，小人日益得势，君子日益退隐，士气日益萎靡，言路日益闭塞，名器日益轻贱，贿赂日益盛行，礼乐日益废弛，刑罚日益滥用，民财日益枯竭，军政日益败坏。上天出现灾变，大地出现灾变。”这是因为正道不明不行，是由于陛下的心被异端迷惑的缘故。其他指斥忌讳的话还有很多，皇上阅览后震怒，要将他杖责，因为当权者解救才得以免除，贬为通衢驿丞，开辟爱梅亭在其中读《易经》【邓潜谷明书】

明世宗即位，提拔为广西提学。先生怜悯世俗之学支离破碎，丧失了人的本性，凡是教育都以身教为本，不事空谈。曾说：“玺书所载，引导正道，崇尚正学，这是我的职责。”又说：“在此处感动，在彼处响应，不用行动就能到达，自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污浊的风俗兴起善心，真诚不可掩盖，本来就是这样。”于是挑选学生聚集在五经书院，每五天登堂讲说，详尽阐述从早晨到傍晚，人们多向往他。任四川参政，几个月后上疏请求退休。有人问他，回答说：“士君子出仕或隐退，自有孔门家法，不可苟且。”从小就知道，所谓家法，就是我心中的天理。进退的快慢，无非是天理的流行，夹杂丝毫意气，不免成为过高之病，都是私心。同僚极力阻止，才作罢。

提拔为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曲阜孔、孟、颜三氏学生过去没有廪食，他倡议增加供给成为定制。当年大旱蝗灾，于是取出泰山祠庙的金银以备赈灾。命令流民捕蝗给予谷物，又担心盗贼将猖獗，下令郡县招募骁勇，训练民兵以弥补官军所不及。授计部，下设伏兵擒获河南大盗关继先。总督南京粮储，第二年死在任上，享年六十五岁。

学问以求仁为主，以闲邪为功夫。以天命流行，何思何虑，心中豁然开朗为实际。罗洪先曾受他的学问。

先生气貌端庄凝重，整天端坐，不倾斜倚靠。行走步趋如有遵循，望之俨然不可侵犯。而意思安适，言语有可取之处。即使是农夫孩童，也能曲尽其意。心意所不存，王公大人也不阿谀。

与湛元明、王伯安、高汝白、邹谦之等公都有书信往来商讨学问。曾说：“爱不足以尽仁，只有公可以尽仁，只有中可以尽仁。”又说：“知易则知权，而说天地之用一易也，自然之权，圣人之用亦一权也，当然之易。不是知道的人谁能识别？”又说：“生生之谓仁，存存之谓学。”家居谷平里，学者称他为谷平先生。所著有《疏草》《日录》《问诗文》七卷，流传于世。

嘉靖甲午年夏五月，我卧病在随州报恩寺。一天，学生请问说：“朱子的学问，是什么学问？”我说：“是圣人的学问。”说：“怎么样？”朱子诗云：“〇天道幽深且沉默，仲尼想要无言。动植物各自生长顺利，德容自然清温。那些夸耀的人，占毕徒然喧闹。只逞言词好，岂知神鉴昏。”说：“我昧于前训，坐此枝叶繁，发愤永远刊落，奇功收一原。”说：“神鉴曰一原。”朱子的学问，

译防备的方法可以知道了。有人问：“有人怀疑他解释《大学》怎么样？”回答说：“这种学问必定要论述根本的关键处，比如‘明明德’，这是《大学》的根本关键处。朱子用‘虚灵’来解释‘明德’，这是不可更改的。至于‘明’的功夫，则说‘顺着它发出的地方就把它弄明白，以恢复它本来的样子’，这功夫极其简易，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有人问：“有人怀疑他的格物致知是向外求索，怎么样？”回答说：“这是没有领会朱子的精义。朱子说：‘本来光明的本体，是从上天得来的，终究有不能被遮蔽的东西，所以即使昏蔽到了极点，而在极短促的一瞬间一旦有所觉悟，那么就在这空隙之中，它的本体就已经完全明朗了。’当时有人问：‘极短促的一瞬间一旦有所觉悟，那么它的本体就已经完全明朗了，必须就这些觉悟的地方去推致知识、扩充发扬。’朱子说：‘对，就像击石产生的火花，虽然只是小小的一点，才引燃就可以燎原。大概极短促的觉悟，一天之中，它发生没有固定的时间和次数，只要人能够识别认定，操持修养扩充它，这就是朱子的精义，也是孔门求仁的学问。’求学的人应当默默记住它。”学生说：“是的。”于是把它记录下来【朱学问答】

译张邦奇，字常甫，浙江鄞县人。正德二年（乙丑）考中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

他生来瘦弱，却刻苦好学，沉迷于经史典籍。十七岁时，考中乡试，进而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

授职翰林院检讨，他不与庸俗之人交往，不取非分之财。合乎时宜才说话，选择合适之地才行走，当时的人称他为大雅君子。武宗在位时，他作《张骞乘槎赋》以明志，大概是用西域来比喻刘瑾，用张骞来比喻当时依附刘瑾的人，随后便请求告老还乡，安于清贫。但他侍奉父母极为孝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观察父母的脸色来决定进退。读书之余，常常跟随农夫下田耕作。当权者劝他出仕，他勉强来到京城，极力谋求方便侍奉双亲的职位。外放为湖广提学副使，他告诫诸生说：“学问不效仿孔子、颜回，品行不效仿曾子、闵子骞，文章像扬雄、班固那样华丽，都是没有益处的。”他与诸生谈论学问，穷究义理的要旨，一定要让每个人都领悟通畅才停止。他奉养双亲外出做官，既然双亲不喜欢长久居住在楚地，他又请求辞官回家。世宗即位，因他人推荐起用他为四川提学，又因远离双亲，请求退休。巡抚、巡按上奏请求将他调往近处，改任福建，历任升迁至南京吏部侍郎。遭遇父亲丧事，服丧期满后起复为吏部侍郎。过了很久，因母亲年老，多次请求辞官回家。特别改任南京吏部尚书，后又改任南京兵部尚书，以便他侍奉母亲。不久，因病去世，谥号文定。

他好学且笃行，志向操守端正高洁。起初因母亲年老，对做官淡薄，所以屡次进用又屡次退隐，心中没有牵挂。他去世后，他的母亲还在世，活了一百多岁。

他的学问，认为人性无不善，认为圣贤必定可以效法。他凝神定志，以推演孔子、孟子以及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义理。他曾经说：“知道书是为了成就我，那么书就是学问；如果为了书而做学问，那么学问就不是书了。”又说：“好比秤砣，秤砣重于物则物轻，物重于秤砣则秤砣轻。所以如果在我内心的修养厚重，那么无论多么崇高的事物都不会显得沉重；如果在我内心的修养轻薄，那么微小的事物和末流的技艺都会显得沉重。”他为人仁孝恳切至极，处理政务把握大局，不苛求议论，依循忠孝之道。每次议论政事，无不称引天下的长者。在功名面前，常常自我退让抑制，不与世人争竞。只是时常发愤说：“依靠上天的灵佑，少年时有所闻见，如今头发花白，却没有什么成就。人也有言行超越常人却屡次受挫的，这是为什么呢？终究是谁的过错呢？是谁的过错呢？”人们称赞他恭敬正直，含蓄宽厚，博达通明，清俭庄重严肃，他兼而有之。【《名山藏》】他学问以圣贤为师，终日端坐，目光不随意游移，耳朵不随意倾听。早晨起来焚香，向天发誓白天有所作为，晚上就记录在册子上。进退辞受，极其谨慎，尤其在独处时更是如此。在吏部时，曾代理尚书职务，按照旧例，官员的升迁降黜，要先禀报内阁，他独自废除了这一做法。他举荐贤能，没有遗漏任何有才能的人。然而始终不泄露机密。他以吏部侍郎兼任官职九年，所选拔任命的官员，往往职位高于他，他却安然处之。霍韬说：“古人称美玉温润而坚实，张公不就是这样的人吗？”鄞县人谈论先贤的质朴品行，推崇张邦奇为第一。他年少时深沉好读书，稍长后精神高朗，耻于与猥琐之人同伍。进入翰林院阅读皇家秘藏图书，更加博通宏阔。作《观颐录》，早晚记录过错以自我警戒。他的序言说：“我活到二十五岁了，却不知三畏，九思有时也会疏忽。对内则气欲能战胜我，对外则习气能夺走我的本性，其间并非没有警惕的恐惧，恐惧了但意志不坚定，屡次兴起又屡次倒下。以今年年底，回顾一年的事情，过去所期望的，百无一成，怎能不后悔呢？年纪渐长而德行不加修养，能不更加恐惧吗？然而过去的过错，谁能不恐惧，恐惧了又这样，与不知恐惧相同罢了。今天的恐惧，我又恐惧它变成从前那样。取纸笔平日只记录过错并详细书写，称为《观颐录》，用来自我验证并且防范。唉！思想出自你的心，言语出自你的口。从今以后，忘记善行不做，是自欺；掩盖恶行不记录，是自欺。别人欺骗自己，自己就厌恶他，竟然自己欺骗自己却不厌恶，能不警戒吗？”

户部因为国家经费不足，商议卖官爵、度僧人，张邦奇说这两件事危害政治，不可实行。而想要充足费用，不如节省费用，彰显节俭的德行，这是根本。裁减滥赏，淘汰冗员，这是末节。于是条陈经画盐法、屯田两件事上奏。

世宗刻意关注考据古礼之事，给事中议论创建圜丘、方泽，以二分二至祭祀天地，如同《周官》所议，主张合祭，并极力推崇太祖敬天敬畏，不敢怠忽之心作为根本。皇上因大礼议的缘故，颇庇护武定侯郭勋。后来因给事中髙时论弹劾，被逮捕入诏狱，并且嘉奖髙时尽言。张邦奇高兴，作《纳言劝忠颂》，以扩大皇上的心意。【邓元锡《明书》】

他论述求放心说：“凡是事物交杂在面前，有所沉溺叫做放；无所沉溺却不反省，滞留在事物上的情感叫做放；无所滞留，像尸体一样呆坐，而不知道心去了哪里叫做放心。心放失了，谁去求它？回答说：心去求它。心求它，不是人有二心，心有二用。心至明至刚，本来足以自我寻求自我恢复，而不假借其他东西。求放心，不是有所搜索而取得它，只是观察罢了；不是有所追逐而获得它，只是想要罢了。在那呆然不知觉的时候，警惕地自我反省罢了。于是收敛在至密的地方，而兢业畏惧地持守它，不让丝毫外物容于其中，这就叫做一而不二。谁不是至明至刚，自我寻求而自我恢复呢？《易经》说：不”

译“逺”字重复。孔子认为颜回能符合这一标准，说：“有了不善的念头，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没有再犯的。”这是刚强达到了极致的表现。所以，不专精就不免于放纵，不专一就不免于放纵；而庄子却说：“模糊不清反而能得道。”其实，模糊不清正是导致失道的原因。

译当时，诸儒讨论学问，担忧学术流于佛、道二家，以至于认为静坐时无法施展功夫，只有在行动时才有所作为。先生担心他们缺乏根本，便著论阐述《大学》和《心》：以心中没有愤怒、喜悦、忧虑、恐惧称为“正”；阐述《中庸》和“性”：以喜怒哀乐尚未发作的状态称为“中”，这就是心法。心的发动就是意，视听饮食就是身。正心的功夫，既不属于意，也不属于身。事物尚未接触时，只是谨慎敬畏罢了，凝聚安定地居于中道，而各种诱惑不敢侵扰。愤怒、喜悦、忧虑、恐惧一无所有，而我心的本体依然完好。《易经》说：“艮其背”，说“介于石”，说“寂然不动”，说“退藏于密”，这些都是心的含义。后来的儒者，把静归给佛教，把虚归给道教，这就好比把家中的珍宝扔在地上。一提到静虚，就认为疑似老庄和佛教而避开它，这就好比家中的珍宝被人偷窃，想要找回却担心被怀疑是盗贼。眨一下眼都不敢看一眼，难道不悲哀吗？

当时王阳明以论学闻名于世，欣赏先生温和恭敬且聪慧，认为他有圣人的资质。先生以编修的身份回家省亲，询问赠言时年纪尚轻，王阳明凭自己的所学赠予他说：“古代的君子有所不知而后能知，后来的君子只因为无所不知，所以容许有所不知。”先生知道他将用心摄受这些道理，回复说：“我怎么敢谈论知呢？最神妙的是天，最明亮的是人，最微妙的是心。我都没有得到而了解它们，我怎么敢谈论知呢？天的道理，明察善行于天下而没有视，聪听善言于天下而没有听。所以天的道理，揭示细微显现而阐明幽暗，并非刻意去揭示细微显现而阐明幽暗。天对于天下没有显明也没有幽暗。有声音，天听到了；没有声音，天也听到了。有形体，天看到了；没有形体，天也看到了。哪里有什么细微与显明之间，有人受限于耳目呢？从人们看不见的地方称之为幽暗，天厌恶它像这样，所以从而阐明它并使之细微。这就是损益盈虚的道理。什么是最明亮的人？回答说：那些凭借耳目见闻的，是愚人。通达者的见闻则与天相同了。所以是非善恶，愚人疑惑而通达者觉悟。觉悟者辨别而疑惑者释然。疑惑者释然而天下都觉悟了。所以天下的事情，久而久之没有不确定的。什么是最微妙的心？回答说：思虑萌生于心中，不是极其精微的人无法察觉。不察觉就不能知晓。我的心不能知晓，我的心就不能知晓他人。不能知晓他人就不能知晓天。不知晓天就不能知道为何敬畏天，不知晓人就不能知道为何敬畏人，不知晓心就不能知道为何敬畏心。心，是我的心，而我还未能敬畏它，何况又不知道为何要敬畏？我怎么敢不知晓呢？颜回有不善之处，未曾不知道。他的自知如此明亮。只有孔子知道他说：‘他的心三个月不违背仁。’他的知人如此微妙。古代的君子做什么？他们无所不知像这样，知道远源于近，知道风来自何处，知道细微源于显明。这是知的开始。等到达到极致，质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等待百世后的圣人而不迷惑。大概这时已经凝聚安定地自立，不迷惑像这样。”

在座右题写：“做儿子应当以父母的心为心，做人应当以天地的心为心。戒慎于看不见的地方，恐惧于听不到的地方。仁孝之道，就确立了。”

罗文庄称赞他，他的品德如金锡般珍贵，学问探究根本，对诸经的解说剔除粗疏而阐明精微，他的传承可以确信。

张岳

字维乔，福建惠安人。正德年间丁丑科进士，官至右都御史。

年轻时不喜欢玩耍，端庄凝重像巨人。考中进士，担任行人。毅皇帝身体不适，卧于豹房，与几个宦官宠臣同卧同起。从两宫太后以下，都不能探问病情，朝廷内外为此担忧。张岳请求让九卿和科道官员入宫值班尝药，以防备其他意外。后来皇帝南巡，他与其他官员一同劝谏，被下狱廷杖，调任南国子监学正。嘉靖初年，召复任行人，历任主客郎中。讨论禘礼所出自的帝王没有主名，大学士张孚敬想要迁移合并，以某位祖先作为所出自的帝王。张岳说：“这不能强求知晓，只需设立皇初祖的牌位，必定有得姓受氏的人，俨然升降祭祀。”张孚敬不听从他的建议，皇帝内批设立皇初祖位，如张岳所言。当时张孚敬首先因议大礼获得皇帝赏识，没想到被张岳超越，非常忌恨他，想招揽他到门下，未能成功。外放为广西提学佥事，因所推荐的士子在廷试中被黜落七人，贬为广东盐课提举。一年多后，起用为廉州知州。廉州荒僻鄙陋，缺乏文学，不努力务农。张岳温和抚慰，教导他们耕作，兴办学校劝勉农业，亲自为士子讲授，节省里甲的浮费，严格珠池的禁令。三年风俗大变，士人有中原的风范。安南叛乱，断绝朝贡，朝廷商议将讨伐它。张岳进言：“自古以来夷狄只有侵扰中原才诛杀，他们自相攻杀，不足以用兵。朝鲜李仁桂占据高丽土地，擅自发号施令，群臣请求讨伐。高皇帝说：‘他们是夷狄，姑且让他们自行声教，我只取他们效忠职贡不侵叛而已。’所以李氏世代效忠职贡直到今天。李仁桂是乱贼，朝鲜是箕子所封的土地。如果拘泥于文儒的议论，就应当正九伐之法，以恢复秦汉的故疆。然而高皇帝独自观察昭旷的原由，一言而天下遂定。现在为了远方狄人的缘故，劳师远征万里讨伐他们的贼人而平定它，不是中国的责任。”又反复陈述天下大势，财用盈虚，兵将强弱，详细陈述

译这样做不行。状防进入后没有回报，就整治军队粮草，建立营垒堡垒，计算王师所从进入的水陆道路的里程，划定界限以等待事态发展。恰逢他调离，莫福诲派人叩关说：“以前张廉州在哪里？他是想用恩德信义来安抚我们，怎么能忘记。”这话被朝廷听闻，下诏让参政广东诸经画所，制定受降的策略，都仰赖成功而安南平定。随后征讨崖州黎族，攻伐罢万州各洞全部攻破之后，再次赏赐金币。

译任浙江提学副使，学术尊崇伊川、洛学的传统，文章有法度规范，为人简朴庄重，善于教化士人，因此所到之处人们都信服他的教化。不久，转任参政，施政宏大周详，禁止奸邪、整顿弊政，官吏不敢放肆【杭州府志】

以佥都御史身份巡抚江西，恰逢年成饥荒，他设法筹措赈济物资，节省舒缓财力，上奏请求留下京城折银五万两用于赈灾，又请求将正兑米数十万石折银，百姓虽饥荒却未受大害。

大学士夏言修建赐茔，让有关部门商议让广信府七个县各出千金，公说：“这是要用金子做棺材吗？每个县出百金就够了。”夏言感谢说：“您爱人以德。”大学士严嵩奉诏修建延恩阁，他又批减费用，说：“这不符合元老的本意，况且供给费用合乎制度，才是真正奉行圣明的旨意。”严嵩怀恨在心，表面上写信感谢说：“延恩阁的制度确实节俭，但出自您之手，未必不是伯夷所建造的【泉州府志】

升任右副都御史，督理两广军务，讨伐封川、融、怀、马平等地的獞族叛乱，全部平定。升任兵部右侍郎，兼任佥都御史，赏赐银两和丝绸。第二年，召入京城任刑部侍郎。御史南金说：“岳忠纯果敢坚毅，有古代大臣的风范，如今贺连一带仍有反侧之患，不宜将他调离。大概刑部可以缺少右侍郎，而两广总督不能一天没有岳公。”于是没有召他入京。又过了一年，平定连山，以兵部侍郎身份在沅州开府，讨伐苗蛮，死于军中。

当时镇守沅州，边元竞贿赂当权者以求自保，而公颇为严嵩所遏制，暗示他稍加贬抑。公说：“不要这样做，我骨气凛然，只差一张马皮裹尸罢了。其他事情我自己有分寸，别人能把我怎么样？”

公身材高大，如玉般挺立，刚毅深沉，读书过目成诵，终身不忘。从《九丘》《八索》等上古典籍，到诸子史书百家之言，无不贯通精彻，当时隐逸的学者，大儒都出自他门下。忠信孝友的行为，出于天性。

学术以程朱为宗，尊崇信奉传注，言行合乎法度。曾作《学则》，首先强调存养的要领，接着论述动作、礼义、威仪的节度，而在未发之时寻求端正，以此作为根本。说心，才静下来就觉察清明。学习必须静多于动，到了动的时候也未尝不静，这就差不多了。

担任行人路过浙江渡江，与王阳明讨论明德亲民的宗旨。王阳明说：“明德的功夫，只在亲民，后人分为两件事，是不对的。”公惊讶地说：“戒慎恐惧、谨独，都是在未与民亲近时的功夫，如果按您的说法，又须确立一个亲民的根本来补充它。”王阳明不能使他信服，作揖离去。他与聂双江的信中，辩驳王阳明浑沦笼统的错误，希望他逐一体会认知、行、体、用的道理，排斥得非常有力。

他的文章气象宏大宽裕，谨防墨守成规，直抵道之要害，不局限于前人的框框，而平正通达深得朱熹的真传。著有《小山稿》《圣贤正传》《恭敬大训》《道集》，都对世教有益，藏于家中。

明儒言行录卷七

<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明儒言行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明儒言行录卷八

安化县知县沈佳撰

王守仁 阳明先生文成公

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

父亲王华，任南京吏部尚书。公生来有异禀，十一岁时随父在京师任职，就以能诗著称。少年时颇不羁，问塾师什么是最头等的事，老师说读书考取功名罢了。先生心中不以为然，说：“这还不是头等事，做圣贤才是。”戊申年，十七岁，回到越地，路过广信，拜见娄一斋谅。娄谅曾是吴与弼康斋的门人，告诉他圣人必定可以学习而达到，于是深深契合。先生温和平易善于开玩笑，从此常端坐少言。同窗的人不信，先生严肃地说：“我过去放荡，现在知道过错，应当改正【年谱】

壬子年二十一岁，考中乡试。这一年想实践朱熹的格物之学，找不到方法，取亭前的竹子来格物，七天没有结果，劳思致病而停止。两次会试不中，说：“世人以不中为耻，我以不中而心动为耻。”丁巳年，在京师学习兵法，到塞外观察山川，练习射箭骑马。

二十七岁，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达至道，向天下求师友，又没有遇到，心中特别惶惑。一天读朱熹给光宗的奏疏，说读书在于循序渐进达到精微，于是后悔以前探讨虽然广博，而没有循序渐进达到精微，应该没有所得。又按照次序思考得到逐渐浸润透彻，然而物理和我的心终究好像判为两样。沉郁久了，旧病复发，听道士谈养生，于是有遗世入山的志向。

第二年考中进士，当时有星变，下诏求言，上疏陈述边务八件事，授刑部主事。辛酉年，奉命审录，江北多有平反。壬戌年，复命，京中旧友多崇尚声名，学习古诗。先生感叹说：“我怎么能以有限的精神，做无用的虚文呢！”告病回到越地，在阳明洞中筑室，行导引术，于是先知。久了，觉悟说：“这是玩弄精神，不是道。”又屏除思虑，遗弃世俗牵累，念及祖母和龙山公在，因循未决。久了，感叹说：“这念头生于孩提，这念头可去，是灭性了！”于是又思用世，往来南屏诸寺，有僧称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