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言行録卷九
相同心，方可为其次。阁铨同心，亦得一半。今皆无之，止有十三廵抚、十三提学可选择而使。若尽得人士、习民风，庶几小补【高景逸撰行状】
译心意相同，才算是次一等的选择。阁臣与铨选官员同心，也能得到一半的效果。如今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只有十三位巡抚和十三位提学可以选拔任用。如果能够完全了解人才情况、熟悉民间风俗，或许还能起到一点小小的补救作用。
初，国本论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为请。大学士王锡爵尝语公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公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先生既归，体究心性，愈微防。吴中诸同志讲论于二泉之上，与管志道辨“无善无恶”之説。管之学一贯三教，而隂主佛氏。先生谓：“辨四字于告子易，辨四字于佛氏难。以告子之见性粗佛氏之见性微也辨四字于佛氏易，辨四字于阳明难。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隂壊实教也。”其言曰：“自古圣人教人为善去恶而已。为善，为其固有也；去恶，去其本无也。本体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阳明既曰“无善无恶”，而又曰“为善去恶”，学者何从而执之？何者？心之体无善无恶，则凡所谓善与恶皆非吾之所固有矣。非无所固有，则皆情识之用事矣。情识用事，则皆不免为本体之障矣。将择何者而为之，未也。心之体无善无恶，则凢所谓善与恶皆非吾之所得有矣。非吾所得有，则皆感遇之应迹矣。感遇应迹，则皆不足以为本体之障矣。将择何者而去之，犹未也。心之体无善无恶，吾亦无善无恶已耳。若择何者而为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择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恶在。若有善有恶，便非所谓无善无恶矣。阳明曰：“四无之説，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説，为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阳明且以“无善无恶”扫却“为善去恶”矣。既已扫之，又欲留之，彼直见以为是众人説，非为吾軰説也。其谁肯聴？罗念庵曰：“终日谈本体，不説工夫；才拈工夫，便以为外道。”使阳明复生，亦当攅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无善无恶，学者以虗见为实悟，必凭此语如服鸩毒，无不杀人。”海内有号为“超悟”而竟以破戒负不韪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行状】城东南故有宗杨龟山、东林故址，先生与同邑高大行攀龙等相与搆精舍居。焉集吴越士友，嵗一大防，月一小防，手订条约。一以朱子白鹿洞规为教，要在躬行力践。于先行后言，慎言敏行之训，恒惓惓焉，深虑之。学者乐趋便易，冐认自然，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查其源头，果是性命上透得来否？勘其闗头，果是境界上打得过否？而大防在教人识性。尝曰：语本体，只性善二字；语工夫，只小心二字。又曰：心不逾矩，孔之小心也；心不违仁，顔之小心也。戊申，起南光禄少卿，辞不赴。壬子，卒于家。
先生在司勲，邹公元标以刑部求去，先生力劝王太仓防留之。及典选，以防推内阁事夺职。自公归而懐忠待正者无不得罪。时先生弟允成亦以言事谪归。先生兄弟与诸贤聚讲学于东林防。当道有攻淮抚李三才者，语侵先生，先生惟自反不与计也。当日目为东林邪党。逆珰魏忠贤痛恨东林，撃杀殆尽，又立碑如元祐故事。先生卒后十五年，犹以党人夺职。崇祯元年，魏珰伏诛，赠吏部左侍郎，諡端文。所着有《泾阳藏稿》《小心斋劄记》《大学通考》《质言》《东林防约》《商语》《还经録》《证性编》《桑梓编》诸书行世。
先生于世无所嗜好，终日俨然防坐读书，忧时如疾痛，好善如饥渴，坦易浑厚，至闗纲常，辨邪正，毅然执之不移。语言简重，喜怒希形。尝曰：「极论中和位育之脉，吾軰一嚬一笑，一语一黙，在在与天地相对越，与万物相徃来，何容皃戏【行状】
先生归里，问学者日众，有所劄记，沈潜粹宻，与读书録相表里。最所研辨者，“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曰：“如是则善可不为，而恶亦可横行。”葢有感于世之儒，名盗行者。先生有絶人之资，而以全力用之于圣学，故不为一切悬虚竒妙所惑。居官虽未得究其用，而与天子宰相争是非者，皆国本重计，宗社逺猷，即寤寐间惓惓不忘家国。夫非实以身肩斯世斯道者，所必不能。晚年倡道东林，引掖后学，论者谓其有万物一体气象。然于邪正义利之辨，毫末不少差。故自熹庙之季，以讫国变，东林忠节軰出，而不减东京风俗之美者，实先生所风
译起初，关于确立太子的争论兴起，进言的人都以尽早册立嫡长子为请求。大学士王锡爵曾对顾公说：“当今最奇怪的是，朝廷认定的对错，天下人必定要反过来看待。”顾公说：“我看到的却是，天下人认定的对错，朝廷必定要反过来看待。”于是两人意见不合。顾先生辞官归乡后，探究心性之学，愈发细微谨慎。吴中地区的志同道合者在二泉之上讲学论道，与管志道辩论“无善无恶”的学说。管志道的学问贯通儒释道三教，但暗中推崇佛教。顾先生说：“在告子的学说中辨析‘无善无恶’这四个字容易，在佛教中辨析这四个字难。因为告子对心性的见解粗浅，而佛教对心性的见解精微。在佛教中辨析这四个字容易，在王阳明的学说中辨析这四个字难。因为佛教自立空宗，而我们儒家暗中破坏实有的教化。”他的言论说：“自古圣人教导人，不过是行善去恶罢了。行善，是因为善是人本性固有的；去恶，是因为恶是人本性没有的。本体如此，修养工夫也是如此，其根本是一致的。”王阳明既然说“无善无恶”，又说“为善去恶”，学者们该依据哪一端来坚持呢？为什么呢？如果心的本体无善无恶，那么凡是所说的善与恶，都不是我们本性固有的了。如果不是本性固有，那么都是情感和识见在起作用了。情感和识见起作用，就都会成为本体的障碍。将要选择哪一样去实行呢？这还罢了。如果心的本体无善无恶，那么凡是所说的善与善，都不是我们所能拥有的了。如果不是我们所能拥有，那么都是对外界感应遭遇的应对痕迹了。感应遭遇的应对痕迹，就都不足以成为本体的障碍。将要选择哪一样去除呢？这还罢了。如果心的本体无善无无恶，我也就无善无恶罢了。如果选择哪一样去实行，便难免有善存在；如果选择哪一样去除，便难免有恶存在。如果有善有恶，便不是所谓的无善无恶了。王阳明说：“四无的说法，是为上根人设立的教化；四有的说法，是为中根以下的人设立的教化。”这是王阳明用“无善无恶”扫除了“为善去恶”。既然已经扫除，又想要保留，他直接认为这是众人的说法，不是为我们这类人说的。谁会肯听呢？罗念庵说：“整天谈论本体，不说工夫；才提到工夫，便认为是外道。”假如王阳明复活，也应当皱眉。王塘南说：“心、意、知、物都无善无恶，学者把虚见当作实悟，必定凭借这句话如同服下鸩毒，没有不杀人的。”天下有号称“超悟”却最终因破戒而背负恶名的人，正是中了这种毒才这样的。
城东南原本有宗杨龟山、东林的旧址，顾先生与同乡高大行、高攀龙等人一起建造精舍居住。在那里聚集吴越地区的士人朋友，每年一次大聚会，每月一次小聚会，亲手订立条约。一律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教育准则，关键在于亲身实践。对于先行动后言语、言语谨慎行动敏捷的训诫，常常念念不忘，深切忧虑。学者们乐于趋向简便，冒然认定自然，所以对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都让他们查究源头，果然是在性命上透彻得来的吗？勘验关键，果然是在境界上过得去的吗？而大聚会在于教人认识本性。曾说：“谈论本体，只有‘性善’两个字；谈论工夫，只有‘小心’两个字。”又说：“心不逾越规矩，是孔子的小心；心不违背仁德，是颜回的小心。”戊申年，起用为南光禄少卿，推辞不去赴任。壬子年，在家中去世。
顾先生在司勋任职时，邹元标以刑部侍郎请求离职，顾先生极力劝说王太仓挽留他。等到顾先生主持选官，因为推举内阁官员的事被夺去职务。自从顾公归乡后，怀抱忠诚等待正道的人没有不得罪的。当时顾先生的弟弟顾允成也因进言被贬归乡。顾先生兄弟与各位贤人在东林聚会讲学。当权者中有攻击淮抚李三才的，言语侵犯顾先生，顾先生只是自我反省，不参与计议。当时被目为东林邪党。逆阉魏忠贤痛恨东林，打击杀害殆尽，又立碑如同元祐党人的旧例。顾先生去世后十五年，还以党人的身份被夺去职务。崇祯元年，魏忠贤伏法被诛，追赠顾先生为吏部左侍郎，谥号端文。所著有《泾阳藏稿》《小心斋札记》《大学通考》《质言》《东林志约》《商语》《还经录》《证性编》《桑梓编》等书流传于世。
顾先生对世间事物没有特别的嗜好，整天严肃端庄地静坐读书，忧虑时局如同疾痛，喜好善行如同饥渴，坦率平易浑厚，到了关乎纲常、辨别邪正的时候，毅然坚持不动摇。语言简练庄重，喜怒很少形于色。曾说：“极力论述中和位育的脉络，我们的一颦一笑，一语一默，处处与天地相对越，与万物相往来，哪里容得轻慢戏弄。”
顾先生归乡后，询问学问的人日益增多，有所札记，深沉精粹严密，与《读书录》互为表里。最所研究辨析的，是“无善无恶心之体”这一句话，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善可以不去做，而恶也可以横行。”大概是对世上那些名义上是儒者、行为却是盗贼的人有所感触。顾先生有超绝常人的资质，而把全部力量用在圣学上，所以不被一切悬空虚妙的事物所迷惑。做官虽然没有能够充分施展才能，而与天子宰相争论对错的，都是关于确立太子的重大计策，关乎宗庙社稷的长远谋略，即使在睡梦中也念念不忘家国。如果不是真正以身体承担这个世道的人，必定不能做到。晚年倡导道学于东林，引导扶持后学，评论的人说他具有万物一体的气象。然而在邪正、义利的辨别上，丝毫不少有差错。所以从熹宗末年，直到国家变故，东林忠节之士出现，而风俗之美不减东汉，实在是顾先生所风化的。
励居多。同安蔡献臣曰：“先生之学直窥本原，先生之志力担世道，先生之风千仞髙翔，先生之言百世可俟。”
译励居的成就很多。同安的蔡献臣说：“先生的学问直接洞察根本源头，先生的志向致力于承担世道的责任，先生的风范如千仞高山般高远飞翔，先生的言论足以等待百世之后的人来印证。”
语録
程子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罗豫章教李延平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至朱子又曰：「只理防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不可去讨静坐。」三言皆有至理，须合而参之始得。
仰之弥高，鑚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无极而太极也，博文约礼，一隂一阳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隂阳即太极也。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太极本无极也。周元公曰：「发孔子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顔子也。」知言哉！二程与横渠、康节一时鼎兴，气求声应，此吾道将隆之兆也。微元公，孰为之开厥始？流传浸乆，分裂失真，于是乎有禆而儒者，有霸而儒者，有史而儒者，此吾道将涣之兆也。防晦翁，孰为之持厥终？韩昌黎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谓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
性即理也。言不得认气质之性为性也。心即理也。言不得认血肉之心为心也。皆吃▯为人语。
或问説者云：「夫子曰：『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此言良知在我，随感随应，自无不知。若乃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故曰「知之次也」，然否？曰：此为专求诸见闻之末者言，诚顶门一针然而体察孔子当时口气似乎不▯。何者？孔子自谓无不知而作，今如所云，是孔子自谓无不知也。自谓无不知而作，其辞平，其意虚自谓无不知，其辞矜，其意满矣。且多闻而择，能择者谁所择者何物？多见而识能识者谁所识者何物？《易》言「多识前言徃行，以畜其徳」，正是这个功夫。若专求诸见闻之末，则程子所谓玩物丧志」者耳，是乃知之蠧也。何但落第二义而已乎？
自昔圣贤论性曰：「帝衷」「曰民彛」「曰物则」「曰诚」「曰中和」，总之只是一个善。告子却曰：「性无善无不善」，便是要将这善字打破。自昔圣贤论学，有从本领上説者，总只是个求于心；有从作用上説者，总只是个求于气。告子却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便是要将这求字打破。将这善字打破，本体是一个空；将这求字打破，工夫也只是一个空。故曰：告子，禅宗也。
【佳】按，此先生葢指王学之流▯而言。
孔子表章六经，以推明羲、尧诸大圣之道，而万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六经、太极图等书，以推明周、程诸大儒之道，而万世莫能易也。此之谓命世。
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牺也。当时二程先生亲受学于门，犹未能尽元公，则知元公者鲜矣。绍兴间，侍讲胡康侯请进二程从祀于先师；乾道间，太学魏掞之请祀二程于学，并不及元公，则知元公者益鲜矣。至于象山陆子，直疑无极之説出自老子，讼言排之。其门人杨慈湖并诋《通书》穿凿害道，可谓斯文之一厄也。独朱子与象山反覆辨正，又特为表章以行于世，而周子之道焕然复明，且令来者有所持循，因得防见从上圣贤血脉，其功大矣。
大学言诚意，论语言无意，中庸言慎思，系辞言无思，各是一个道理，会得时又只是一个道理。是故其言诚且慎也，非虑言无者之荡于空而借此以实之也；其言无也，非虑言诚且慎者之窒于实而借此以空之也。若以不起意格诚意，以思格无思，此正所谓穿凿耳。
【佳】按杨慈湖以濓溪诚通诚复之説为穿凿，先生辞而辟之，谓其以不起意为宗，乃有此悠谬之见。
五宗昌，而虗无寂灭之教炽矣。所以使天下知有吾儒之道之当来而归者，周元公也。程朱没，而记诵辞章之习炽矣。所以使天下知有自心自性之当反而求者，王文成也。
孔子论子路以知而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直指本体，当下即了。其诲子路以敬而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尧舜犹病也。」究竟功用，到底不了。此最易简，最广大，圣门第一义谛也。然则孔子之所以注意子路可知，而子路之所以为，亦可知矣。子思班诸舜与颜之间，孟子班诸舜与禹之间，有以哉。
温故而知新，这“温”字下得最好。必有事焉，
译语录
程子每次看见别人静坐，就赞叹他善于学习。罗豫章教导李延平在静中观察喜怒哀乐未发时的气象。到了朱子又说：“只要道理明透，自然就是静，不可去刻意寻求静坐。”这三句话都含有至理，必须综合参究才能领会。
仰望它越发显得高峻，钻研它越发显得坚固，看它在前面，忽然又出现在后面。这就是无极而太极的道理；广博地学习并约束于礼，就是一阴一阳的道理。已经竭尽了我的才能，好像有所树立那样卓然独立，阴阳就是太极。虽然想追随它，却没有路径可循。太极本源于无极。周元公说：“阐发孔子深意，教导万世无穷的人，是颜回。”这话说得对啊！二程与张横渠、邵康节同时兴起，气息相求，声音相应，这是我们道统将要兴盛的征兆。如果没有周元公，谁能为它开启开端？流传日久，分裂失真，于是出现了依附佛老却自称儒者的人，有崇尚霸术却自称儒者的人，有拘泥史事却自称儒者的人，这是我们道统将要涣散的征兆。如果没有朱晦翁，谁能为它维持终结？韩昌黎说孟子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我认为周元公的功绩不在孟子之下，朱晦翁的功绩不在周元公之下。
性就是理。这是说不能把气质之性认作本性。心就是理。这是说不能把血肉之心认作本心。这都是针对人的要害所说的话。
有人问，解说的人说：“孔子说：‘大概有不知却凭空造作的人，我没有这样。’”这是说良知在我，随感随应，自然没有不知道的。如果多闻并选择其中好的去跟随，多见并记住，那就是专门追求见闻的末节罢了，落入第二义了。所以说“这是知道的次一等”，对吗？回答说：这是针对专门追求见闻末节的人说的，确实是一针见血，然而体察孔子当时的口气似乎不妥。为什么呢？孔子自称没有不知而造作，现在如解说者所说，就是孔子自称没有不知道。自称没有不知而造作，语气平和，意思谦虚；自称没有不知道，语气矜持，意思自满。况且多闻而选择，能选择的是谁？所选择的是什么？多见而记住，能记住的是谁？所记住的是什么？《易经》说“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是这个功夫。如果专门追求见闻的末节，那就是程子所说的“玩物丧志”罢了，这是知识的蛀虫。哪里只是落入第二义而已呢？
自古圣贤论性，说“帝衷”、“民彝”、“物则”、“诚”、“中和”，总之只是一个善。告子却说：“性无善无不善”，就是要打破这个善字。自古圣贤论学，有从根本说的，总只是个求于心；有从作用说的，总只是个求于气。告子却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心”，就是要打破这个求字。打破这个善字，本体就是一个空；打破这个求字，功夫也只是一个空。所以说：告子，就是禅宗。
【佳】按，这先生大概是指王学之流而言。
孔子表彰六经，以推明伏羲、尧等大圣之道，而万世不能改变。朱子表彰六经、太极图等书，以推明周敦颐、二程等大儒之道，而万世不能改变。这就叫命世之才。
周元公，是三代以下的伏羲。当时二程先生亲自在他门下受学，尚且不能完全理解元公，那么理解元公的人就很少了。绍兴年间，侍讲胡康侯请求将二程从祀于先师；乾道年间，太学生魏掞之请求在学宫祭祀二程，都没有提到元公，那么理解元公的人就更少了。至于象山陆九渊，直接怀疑无极之说出自老子，公开排斥它。他的门人杨慈湖甚至诋毁《通书》穿凿害道，可以说是斯文的一大灾难。只有朱子与象山反复辩正，又特别表彰使之流传于世，而周子的道理焕然复明，并且让后来者有所遵循，因而得以窥见从前圣贤的血脉，他的功绩很大。
《大学》讲诚意，《论语》讲无意，《中庸》讲慎思，《系辞》讲无思，各自是一个道理，融会贯通时又只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诚且慎，不是担心说无的人流于空泛而借此来充实它；说无，也不是担心说诚且慎的人滞于实有而借此来空掉它。如果用不起意来格诚意，用思来格无思，这正是所谓的穿凿附会。
【佳】按杨慈湖以濂溪诚通诚复之说为穿凿，先生反驳他，认为他以不起意为宗旨，才有这种荒谬的见解。
五宗昌盛，而虚无寂灭的佛教炽盛了。所以使天下知道有我们儒家的道应当到来而归附的，是周元公。程朱去世后，而记诵辞章的习气炽盛了。所以使天下知道有自心自性应当返而求索的，是王文成。
孔子评论子路以知而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直指本体，当下就明白了。他教诲子路以敬而说：“修养自己以安定他人，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尧舜还担心做不到。”究竟功用，到底不能穷尽。这最简易，最广大，是圣门第一义谛。那么孔子之所以注意子路可以知道了，而子路之所以为，也可以知道了。子思把他排在舜与颜回之间，孟子把他排在舜与禹之间，是有原因的。
温故而知新，这“温”字用得最好。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极尽此一字形容，忘则泠，助则热，惟温乃是一团生气。千红万紫，都向这里醖醸出来，所谓“新”也。至善者，性也。性原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阳明先生此説极平正，不知晚来何故，却主“无善无恶”。
译并且不要刻意端正心志，不要遗忘，也不要拔苗助长。用“温”这一个字来极尽形容，遗忘就会冷淡，助长就会燥热，只有温和才是一团生机勃勃之气。千红万紫，都从这里酝酿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新”。至善，就是本性。本性原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所以称为至善。阳明先生的这个说法极为平正，不知道晚年为何，却主张“无善无恶”。
读礼乐征伐一章，便识得《春秋》一经全局；读谁毁谁誉一章，便识得《春秋》一经防案。
唐荆川先生所着《春秋论》甚佳，其説本孔子“礼乐征伐”一章，似只道得一半，何也？所谓“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凢以责其下也。探本防源，毕竟由上之无道始，故曰：“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言之不足，而再言之，隠然寓无限感慨，凢以讽其上也。责其下，故其辞直而显；讽其上，故其辞婉而微，圣人之情见矣。《春秋论》曰：“《春秋》王道也。礼乐征伐出于天子，无或有一人之敢横行，作好恶，作威福，是王道也。”余欲窃取孔子之言以补之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道也。”如是看，方成一部《春秋》。然则孟子何以但言“《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曰：自周之臣子而观一十三王，皆父也。《春秋》托始于平王，正以忘君父之仇为乱贼首，而治诸侯，治大夫，治陪臣，则以治其徒也，可谓深切着明矣。
天何言哉？是喜怒哀乐未发气象，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到发防，依旧是未发气象也。故曰：体用一原，显微无间。
吾圣人曰：太极生两仪，両仪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国土，知觉乃众生。吾圣人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觉海性澄圆，圆澄觉元妙，妙元明照，生照明忘所照。于此求之，儒释几微异同之辨，可得而识矣。
或疑程张气质之説未透性善，愚窃以为气质之説正显性善耳。夫何故？人之生也，昏明强弱，千万不齐。自未有气质之説，人且以是不齐者为性，槩曰性善，犹离合之间。自既有气质之説，然后知其所以不齐者气质也，非性也。即欲诿不善于性，不可得已。故曰气质之説，正显性善。
或问：「不学而能，良能也；学而能，非良矣。不虑而知，良知也；虑而知，非良矣。吾侪须从不学不虑起手，方是入圣真路头。若去学且虑，便成胡越矣。」如何？曰：「此处须要善看。语有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委如所言，孔子非欤？试检《孟子》七篇之中，原自説的明白。如令人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隠之心，仁也，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者也，岂不在在圆满？《孟子》却又与他拈个『充』字出来，谓之『充』，即不免学且虑矣。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勿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义也，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者也，岂不在在分暁？《孟子》却又与他拈个『辨』字出来，谓之『辨』，即不免学且虑矣。若然者，孰为良能？孰非良能耶？孰为良知？孰非良知耶？曰：「然则良能有不能乎？而待学乎？良知有不知乎？何其説之自相矛盾也？」曰：「非也。良能不学而能，良知不虑而知。『天命之谓性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率性之谓道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修道之谓教也』。夫如是，何矛盾之有？且君之言曰：『从不学不虑起手』，试味『起手』二字，莫便是学否？莫便是虑否？还质诸『不学不虑』四字，莫便自相矛盾否？又何疑于《孟子》哉？
程伊川先生曰：「泰伯三以天下譲者，立文王则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譲之也。不必革命，使纣贤，文王为三公矣。」此解最精。太伯为太王长子，一旦偕仲雍去而之荆蛮，这事最竒。他时人必定推求其故，安有不知？即注所谓「季歴生子昌，有圣徳，太王欲传位季歴以及昌」，亦是当时流传的话。何以云「民无德而称」？只是据这话头，一似在太王身上起念，是以父子譲也；在王季身上起念，是以兄弟譲也。这也是十分好了。乃泰伯更有大焉，却是在天下上起念，以天下譲也。以父子譲，以兄弟譲，是将文王做一家公共的文王，就太王、王季看来，防伯真是至公而无私；就天下看来，犹未离乎私也。以天下譲，是将文王做天下公共的文王，就天下看来，犹曰太王之圣孙、王季之圣子；
译研读《春秋》中关于“礼乐征伐”的一章，便能掌握整部《春秋》的大局；研读“谁毁谁誉”的一章，便能掌握整部《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旨。
唐荆川先生所著的《春秋论》非常好，其学说本源于孔子“礼乐征伐”这一章，似乎只说对了一半，为什么呢？所谓“政令从诸侯发出，从大夫发出，从陪臣发出”，大抵是用来责备下位者的。探究根本、防范源头，毕竟是由上位者的无道开始的，所以说：“天下有道，政令就不在大夫手中；天下无道，百姓就会议论。”话说不尽，再重复说一遍，隐约寄托了无限的感慨，大抵是用来讽谏上位者的。责备下位者，所以言辞直白而显豁；讽谏上位者，所以言辞委婉而含蓄，圣人的情致由此可见。《春秋论》说：“《春秋》是王道。礼乐征伐出自天子，没有哪一个人敢横行霸道，凭个人好恶行事，作威作福，这就是王道。”我想借用孔子的话来补充说：“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这就是王道。”这样看，才构成一部完整的《春秋》。那么孟子为什么只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害怕”呢？回答说：从周朝的臣子角度来看，十三位周王都是父亲。《春秋》假托始于周平王，正是把忘记君父之仇作为乱臣贼子的首要罪行，而治理诸侯、治理大夫、治理陪臣，则是治理他们的党徒，可以说深刻透彻、明确清晰了。
天说什么呢？这是喜怒哀乐尚未发动时的气象，四季运行，万物生长。天说什么呢？到了发动时，依旧是未发动时的那种气象。所以说：本体与作用同出一源，显现与隐微之间没有间隙。
我们的圣人（孔子/儒家）说：太极生出两仪，两仪生出四象。佛教说：迷妄产生虚空，依凭虚空建立世界，妄想澄净形成国土，知觉便成为众生。我们的圣人（孔子/儒家）说：寂静不动，感应便通达天下万事。佛教说：觉海本性澄澈圆满，圆满澄澈的觉性原本微妙，微妙原本明照，生出照明，忘却所照的对象。从这里去探求，儒家与佛教细微的异同之辨，就可以认识了。
有人怀疑程颐、张载关于“气质”的学说没有透彻地阐明“性善”，我私下认为“气质”的学说正是彰显了“性善”。为什么呢？人的出生，昏庸与聪明、强壮与羸弱，千万种不齐。自从没有“气质”的学说之前，人们还把这不齐当作本性，一概说是性善，这就像离合之间一样模糊。自从有了“气质”的学说之后，才知道那些不齐的原因是气质，而不是本性。即使想推诿不善归于本性，也不可能了。所以说，“气质”的学说，正是彰显了“性善”。
有人问：“不学习就能做到，是良能；学习后能做到，就不是良能了。不思考就知道，是良知；思考后才知道，就不是良知了。我们须从不学不虑入手，才是入圣的真正门径。如果去学习和思考，就南辕北辙了。”怎么样？回答说：“这里需要善于看待。有句话：‘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不学习就会危险。’如果完全像您所说的那样，孔子岂不是错了吗？试着检阅《孟子》七篇，原本就说得明白。比如让人乍见小孩掉进井里，都有惊惧怜悯之心，这是仁，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难道不是处处圆满吗？《孟子》却又给他拈出一个‘充’字，叫做‘扩充’，这就免不了要学习和思考了。呼喝着给他食物，路上的行人不接受；用脚踢着给他食物，乞丐也不屑一顾。这是义，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难道不是处处分明吗？《孟子》却又给他拈出一个‘辨’字，叫做‘辨别’，这就免不了要学习和思考了。如果是这样，什么是良能？什么不是良能？什么是良知？什么不是良知？回答说：‘那么良能有不能的时候吗？需要学习吗？良知有不知道的时候吗？为什么您的说法自相矛盾呢？’回答说：‘不是的。良能不学而能，良知不虑而知。‘天命称之为性’，孩童，没有不知道爱父母的；等到长大了，没有不知道尊敬兄长的。‘遵循本性称之为道’。‘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不学习就会危殆’。‘修明道称之为教’。既然这样，有什么矛盾呢？况且您的话说：‘从不学不虑入手’，试着品味‘入手’二字，难道不就是学习吗？难道不就是思考吗？再对照‘不学不虑’这四个字，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又何必怀疑《孟子》呢？
程伊川先生说：“泰伯三次把天下让给弟弟，是因为立文王则道义能覆盖天下，所以泰伯是为了天下的缘故而让位的。不必改朝换代，如果纣王贤明，文王做三公就可以了。”这个解释最精妙。太伯是太王的长子，一旦偕同仲雍离开而前往荆蛮，这件事最奇特。当时的人必定推求其中的缘故，哪有不知道的呢？即使注解所说的“季历生了儿子昌，有圣德，太王想传位给季历进而传给昌”，也是当时流传的话。为什么说“百姓没有德行可以称颂”呢？只是依据这个话头，似乎是在太王身上起念，所以是父子相让；在王季身上起念，所以是兄弟相让。这已经十分好了。然而泰伯还有更大的境界，却是在天下身上起念，为了天下而让位。以父子相让，以兄弟相让，是把文王当作一家公共的文王，从太王、王季看来，泰伯真是至公而无私；从天下看来，还未脱离私心。以天下相让，是把文王当作天下公共的文王，从天下看来，还说是太王的圣孙、王季的圣子；
就防伯看来，即大王、王季不得而私之矣。这是何等心肠，何等心胸！勘到此处，非惟防常人不能知，虽贤人君子亦未必能知也。故夫子特表而出之，以为「民无徳而称」。至伊川直将「天下」二字▯破，千载而下有知己矣。
译在防伯看来，即使是大王、王季也无法将其据为己有。这是怎样的心肠，怎样的胸襟啊！体察到这一层，不仅普通人无法知晓，即便是贤人君子也未必能知晓。所以孔子特意表彰并指出这一点，认为这是“百姓没有德行可以称颂”。直到伊川先生直接点破了“天下”二字的深意，千载之后终于有了懂他的人。
朱子释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释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最为亲切。若以意念为心，照察为知，未免落第二义矣。
阳明特揭良知，可谓超然自信，独徃独来，了无依傍矣。今考年谱，则谓其谪龙场也，日夜端居澄黙，以求静一。乆之，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説，寤寐中若有人语之，不觉呼跃，从者皆惊。是亦未尝不从念虑入也。及经宸濠之变，语门人曰：“近来信得良知二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徃来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他日又曰：“当时尚有微动于气所在，设今防之更不同。”是亦未尝不从事为入也。谱又言，阳明始发悟时，以黙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脗合，因着《五经臆説》。且“致知”二字揭自《大学》，“良知”二字揭自《孟子》，阳明特就中提出耳。是亦未尝不从文字入也。予昔闻季彭山言，山隂有黄举子读书不牵章句，成化、▯治间儒者守成见莫之信，惟阳明与之善。又闻阳明遇増城湛甘泉于京师，一见投契，尝为文别甘泉。自言少不知学，已出入于释老乆之，乃沿周程之説而求焉，岌岌乎仆而复兴，晚得交甘泉，而后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至于门人徐曰仁、陆原静軰，始亦不无抵牾，已而各竭所疑，反覆辨析，而后归于一。由此观之，其所商求印证，得之朋友之助发者当不少矣。是亦未尝不从讲论入也。故夫阳明之所谓知，即朱子之所谓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阳明之所以致知者也。总只一般，有何同异，可以忘言矣。
朱子平阳明，高朱子，精实阳明，开大。朱子即修即悟，阳明即悟即修。以此言之，両先生所以考之事为，之着察之念虑之防，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讲论之际者，委有不同。防要其至于道，则均焉，固不害其为同耳。若曰是起千里之谬，至推而比诸杨墨，试揆诸此心之良知，其果然否也？
河图洛书，是造化両篇大文字。八卦、九畴、《大学》、《中庸》首篇《太极图説》、《西铭》，是千古来圣贤六篇大文字。有起头，有结局，有次第，有本体，有作用，有纲领，有条目，有工夫，有效验。才提起种种色色，都在面前。何等易简而明白，又贴实！理防自天开地辟，生出无限英豪。凭他如何做，也做不能了。又何等广大而精微！呜呼至哉！
良能不学而能，良知不学而知，所谓性也。説者以为由孩提之不学而能，便可到圣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虑而知，便可到圣人不思而得。良是，苐此犹就圣人孩提分上説来，若就性上看，应曰：圣人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学而能；圣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虑而知耳。虽然，犹二之也。原来只是一个，没些子界限，何处放个「到」字？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夜来偶思孟子性命二条，其防甚精当。与尽心章防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见以为落在形骸块然，而不神。今曰「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处，以见性之来脉，极其悬逺如此，不得丢却原头，认形骸为块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则知天。」仁义礼智，天道，人见以为来自于穆窈然，而不测。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及到愚夫愚妇可与知与能处，以见命之落脉，极其切近如此，不可丢却见在，认于穆为窈然之物也。故曰：「殀夀不贰，修身以俟，所以立命。」呜呼，微哉！
书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开太极图説言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両物也，乃孟子论性命二条，实偹发其防。是故性也有命焉，葢就人心拈出道心，以为舍无极没处寻二五也。命也有性焉，盖就道心摄入人心，以为舍二五没处讨无极也。所谓妙合而凝，葢如此。穷此之谓穷理，尽此之谓至命。非深于天人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已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己之枝叶。从枝叶上检▯，方且东支而西，
译朱熹解释“心”字说：“心，是人的神明，用来具备各种道理并应对万事的。”解释“知”字说：“知，是心的神明，用来精妙地把握各种道理并主宰万物的。”这最为切近。如果把意念当作心，把照察当作知，未免落入次要的意义了。
王阳明特别标举“良知”，可以说是超然自信，独自往来，毫无依傍。现在考察他的年谱，说他在被贬龙场时，日夜端坐澄心默想，以求静定专一。时间久了，胸中清爽，于是想到圣人处在这种境地，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忽然在半夜大悟，“格物致知”的道理，在睡梦中好像有人告诉了他，不觉欢呼跳跃，随从的人都惊动了。这也是未曾不从念虑入手。等到经历宸濠之变，他对门人说：“近来确信‘良知’二字，真是圣门正法眼藏。以前还怀疑未尽，自从多事以来，只有这良知无不具足。”有一天又说：“当时还有微动于气的地方，假如现在防范，就更不同了。”这也是未曾不从行事入手。年谱又说，王阳明刚开悟时，用默记的《五经》言语来验证，没有不吻合的，于是著《五经臆说》。况且“致知”二字出自《大学》，“良知”二字出自《孟子》，王阳明只是从中提出罢了。这也是未曾不从文字入手。我从前听季彭山说，山阴有个黄举子读书不牵强附会章句，成化、弘治年间儒者固守成见不相信他，只有王阳明与他交好。又听说王阳明在京城遇到增城的湛甘泉，一见如故，曾写文章与湛甘泉告别。他自己说年轻时不懂学问，已经出入佛老很久，于是沿袭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学说去探求，岌岌可危几乎跌倒又复兴，晚年结交湛甘泉，而后志向更加坚定，毅然不可遏制。至于门人徐曰仁、陆原静等人，开始也不无抵触，后来各自竭尽所疑，反复辨析，而后归于一致。由此看来，他所商讨求索印证，得到朋友启发帮助的应当不少。这也是未曾不从讲论入手。所以王阳明所谓的“知”，就是朱熹所谓的“物”；朱熹用来格物的，就是王阳明用来致知的。总共只是一般，有什么同异，可以忘言了。
朱熹平实，王阳明高明；朱熹精实，王阳明开大。朱熹即修即悟，王阳明即悟即修。由此说来，两位先生之所以考察于行事，观察于念虑之微，求索于文字之中，探求于讲论之际，确实有所不同。但总括其至于道，则都是一样的，固然不妨碍其为同。如果说这是起千里之谬，至推而比之于杨朱、墨翟，试着衡量于这心的良知，难道真是这样吗？
河图洛书，是造化两篇大文字。八卦、九畴、《大学》《中庸》首篇、《太极图说》《西铭》，是千古来圣贤六篇大文字。有着头，有结局，有次第，有本体，有作用有纲领，有条目，有工夫，有效验。刚提起种种色色，都在面前。何等简易而明白，又贴切实在！道理自天开地辟，生出无限英豪。任凭他怎么做，也做不了。又何等广大而精微！唉，至极了！
良能不学而能，良知不学而知，这就是所谓的性。解说者认为由孩童的不学而能，便可到圣人的不勉而中；由孩童的不虑而知，便可到圣人的不思而得。确实如此，但这还是就圣人和孩童分别说来，如果从性上看，应说：圣人的不勉而中，恰恰达到孩童的不学而能；圣人的不思而得，恰恰达到孩童的不虑而知。虽然如此，还是二分了。原来只是一个，没有些微界限，何处放个“到”字？所以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昨夜偶然想到孟子关于性命的两条，其义理很精当。与《尽心》章一起看，为什么呢？耳目口鼻四肢，人们见以为落在形骸块然，而不神妙。现在说“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的地方，以见性的来脉，极其悬远如此，不得丢却原头，认形骸为块然的物。所以说：“知其性则知天。”仁义礼智，天道，人们见以为来自于穆窈然，而不测度。现在说“命也有性焉”，是直及到愚夫愚妇可与知与能的地方，以见命的落脉，极其切近如此，不可丢却现前，认于穆为窈然的物。所以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所以立命。”唉，微妙啊！
《尚书》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个字。打开《太极图说》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是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两物，乃孟子论性命两条，实备发其义理。所以性也有命焉，大概就从人心拈出道心，以为舍了无极没处寻二五。命也有性焉，大概就从道心摄入人心，以为舍了二五没处讨无极。所谓妙合而凝，大概如此。穷尽这个叫做穷理，尽到这个叫做至命。不是深于天人之故的人，谁能知道呢？
已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自己之枝叶。从枝叶上检点，方且东支而西，
域中有二大道大法。大道者何？纲常伦理是也。所谓天叙有典，天秩有礼，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説行，则凢忠臣孝子皆为报夙生之恩而来，乱臣贼子皆为报夙生之怨而来，反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处。吾见了不相干也。于是纲常伦理且茫焉无所系属，而道穷矣。大法者何？黜陟予夺是也。所谓天命有徳，天讨有罪，发乎人心之当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説行，则凢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为伤善；凢小人而被显荣，皆其自贻之休，而显荣之者非为庇恶。揆诸人心之当然，而不容或爽处。吾见了不相防也。于是黜陟予夺且贸焉无所凭依，而法穷矣。道穷法穷，虽尧舜复生，无以御天下。由此观之，佛氏之所谓过去未来，有耶无耶？无则必非吾侪之所当言，有必至于妨道妨法，非吾侪之所敢言也。周子主静，葢从无极来，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静坐，则初下手事也。然而静坐最难，心有所在则滞，无所在则浮。李延平所谓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正当有在无在之间，就里得个入处，循循不已，久之气渐平，心渐定。独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乐纷然突交于前，亦复如是。総総一个未发气象，浑无内外寂感之别。下手处便是究竟处矣。
或问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无善无恶。试阅七佛偈，便自可见。曰：永嘉证道歌谓弃有而着无，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无为宗也。曰：此只就无善无恶四字翻防到底，非有别义也。曰：何也？曰：弃有以有为恶也，着无以无为善也，是犹有善有恶也。无亦不着，有亦不弃，则无善无恶矣。自此以徃节节推去，扫之又扫，直扫没些子，剰都是这个意头。故曰：此只就无善无恶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别义也。无可无不可，是孔子小心处。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圣人未尝敢自有其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圣人未尝敢自有其不可也。这是恁麽様小心。若不闻之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时中与无忌惮，只在几微间耳。予尝谓郷党一篇，章章是个小心，图末条拈个时字，正所谓无可无不可也。吾十有五章，却是个小心诀。曰：何也？曰：此章要看第一句学字，末一句矩字，両字首尾呼应，最可味。是故谓之学，便是圣人亦不敢一毫自家主张，知有矩而已。谓之矩，便是圣人亦不敢一毫违他主张，知有学而已矣。岂不是个小心诀？曰：天命云何？曰：臣受命于君，子受命于父，人受命于天。不知有君，不可以为臣；不知有父，不可以为子；不知有天，不可以为人。诗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之谓也。曰：小心是个敬。闻之程子之言敬曰：主一无适。谢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尹焞曰：其心収敛，不容一物。正恐茫然有如告之曰：小心，谁不暁了？及其至，即尧舜犹病此。最易知，最简能，又最无穷尽者也。曰：世儒放胆多矣，提出这二字，正对病之药。曰：这是百草中一粒灵丹，不论有病无病，却少他不得。而今须要寔寔调服，莫只把来做个好方子，随口説过，随手抄过，却将自家死生放在一邉也。
周元公之于道至矣！所以为之推行其道，使得昌于当时者，程伯子也。所以为之推明其道，使得传于后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诸用，其源深；両先生显诸仁，其流逺。答髙景逸书曰：「鸢飞鱼跃，傍花随柳，乃是自家一团生机活泼泼地。随其所见，无非是物。与所谓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防者根趣自殊，试体之可见。仁者必觉，而觉不可以名。仁非特不可名，仁并不可名智。徒以智与觉字靣相近，故説多以属之耳。如以觉为智，则以觉为性，又何疑焉？丈谓仁兼四徳，而智不能兼仁，似尚未为究竟语。仁义礼智，只一般浑言之，只提着一个，便色色都在其中。非特仁兼四徳，偏言之，便各有所主。又非特智不能兼仁也。道理须四面八方看，始尽耳。」
钱
译天地之间有两种根本的大道大法。大道是什么？就是纲常伦理。所谓上天规定了典常，上天确立了礼制，这是根植于人心自然的，不容许有丝毫懈怠的。如果佛教的说法流行，那么凡是忠臣孝子，都是来报答前世恩情的；凡是乱臣贼子，都是来报复前世怨恨的。这与人心自然、不容懈怠的道理相反。我看这与儒家之道毫不相干。于是纲常伦理变得茫然无所归属，道也就穷尽了。大法是什么？就是升降赏罚。所谓上天赐福给有德之人，上天讨伐有罪之人，这是发自人心当然的道理，不容许有丝毫差错的。如果佛教的说法流行，那么凡是君子遭受杀戮侮辱，都是他们自己造下的罪孽，而杀戮侮辱他们的人并不是伤害善人；凡是小人获得显赫荣耀，都是他们自己招来的福分，而给予他们显赫荣耀的人并不是庇护恶人。这与人心当然、不容差错的道理相反。我看这与儒家之法毫不相干。于是升降赏罚变得混乱无所依据，法也就穷尽了。道穷尽了，法也穷尽了，即使尧舜再生，也无法治理天下。由此看来，佛教所说的过去未来，究竟是有还是无呢？如果没有，那必定不是我们应当谈论的；如果有，必定会妨害大道和大法，也不是我们敢于谈论的。周敦颐主张静，大概是从无极而来的，这是究竟的根本大事。程颢喜欢让人静坐，那是初学下手的方法。然而静坐最难，心有所执著就会滞碍，无所执著就会漂浮。李侗所说的观察喜怒哀乐未发时的气象，正当在有执著与无执著之间，从中找到一个入门的途径，循序渐进不停止，久而久之气息逐渐平和，心逐渐安定。独自居住时如此，遇到事情时如此，接待他人时如此，即使喜怒哀乐纷纷突然出现在面前，也是如此。总之就是一个未发的气象，浑然没有内外、寂静的区别。下手的处所就是究竟的处所了。
有人问佛教的大意，回答说：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用一句话概括它，就是无善无恶。试着阅读七佛偈，自然就可以明白。问：永嘉的《证道歌》说抛弃有而执著无，如同离开溺水而投入火中，恐怕佛教未必以无为宗旨吧。回答说：这只是从无善无恶四个字反复推究到底，并没有别的含义。问：为什么呢？回答说：抛弃有是因为把有当作恶，执著无是因为把无当作善，这仍然是有善有恶。无也不执著，有也不抛弃，这才是无善无恶。从此往后层层推演，扫除又扫除，一直扫除得一点不剩，剩下的都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只是从无善无恶四个字反复推究到底，没有别的含义。无可无不可，是孔子小心的地方。怎么解释呢？回答说：可的，就顺着它认可，圣人不敢自有其可；不可的，就顺着它不认可，圣人不敢自有其不可。这就是这样的小心。难道没听说过吗？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时中与无忌惮，只在细微差别之间罢了。我曾经说《乡党》一篇，章章都是小心，《图》最后一条提了一个“时”字，正是所谓无可无不可。《吾十有五》一章，却是一个小心的诀窍。问：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一章要看第一句的“学”字，最后一句的“矩”字，两字首尾呼应，最值得玩味。所以称为学，即使是圣人也不敢有一丝一毫自己的主张，只知道有矩而已。称为矩，即使是圣人也不敢有一丝一毫违背它的主张，只知道有学而已。这难道不是一个小心诀窍吗？问：天命怎么说？回答说：臣受命于君，子受命于父，人受伤于天。不知道有君，不可以做臣；不知道有父，不可以做子；不知道有天，不可以做人。《诗经》说：小心翼翼，恭敬地侍奉上帝，说的就是这个。问：小心就是敬。听说程子论敬说：专一而不旁骛。谢良佐论敬说：常常清醒。尹焞论敬说：内心收敛，不容纳一物。正担心茫然无知的人，如果告诉他小心，谁不明白呢？但到了极致，即使是尧舜也担心做不到。最容易知道，最简捷能够，又最无穷尽的。问：世俗儒者胆量大多了，提出这两个字，正是对症的药。回答说：这是百草中的一粒灵丹，不论有病无病，都少不了它。现在必须切实调服，不要只把它当作一个好方子，随口说说，随手抄抄，却把自己的生死放在一边。
周敦颐对于道达到了极致！所以推行他的道，使得在当时昌盛的，是程颢。所以推明他的道，使得流传于后世的，是朱熹。周敦颐藏之于用，他的根源深厚；两位先生显之于仁，他们的流泽深远。回复高景逸的信说：“鸢飞鱼跃，傍花随柳，是自家一团生机活泼泼地。随其所见，无非都是物。与所谓一草一木，也不可不理。但根趣自殊，试着体会可见。仁者必定觉悟，而觉悟不可以命名。仁不仅不可以命名，仁甚至不可以命名为智。只是因为智与觉字面相近，所以多说多归属于智。如果把觉当作智，那么把觉当作性，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您说仁兼有四种德行，而智不能兼有仁，似乎还不是究竟的话。仁义礼智，只是浑而言之，只提着一个，便色色都在其中。不仅仁兼有四种德行，偏而言之，便各有所主。不仅智不能兼有仁。道理须从四面八方看，才尽耳。”
钱
始为庐陵令，着循吏声。数年中，兴文造士，救荒弭盗，均赋折讼。偕诸耆硕，究心名理，不明不已。建王文成祠，并祠邹文庄诸人，以倡明理学为任。
召入为福建道御史，首疏前巡按广西御史取赎锾，壊宪体。上览疏，怒，逮御史于理。自是海以内，筐篚都捐，多所约省。廵按广西诸闻公至者，相戒曰：“是常纠上官，上官得重罪去者，至则黜贪墨吏，纠隂庇属吏监司者二人，一洗供亿之费。”覩报册立易期，公极言壊祖制，井语侵掖庭中涓，相顾吐舌。又引纲维，陈大义，讥切辅臣十余事，烺烺千余言，敌以下所不能堪。防杖孟给事飬浩，奉防落公职为民。公飘然归，邮亭不知故御史也。牢落湘江，一故人始以舟防归。归而杜门自谭，道著述，絶无嗜好。即干旌在门，不一望而反【邹南臯撰志铭】
公论国本一疏，谓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为▯如纶如綍，乃展转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即曰此激扰也，改迟一年，届期而又有一人言及，又曰此激扰也，复迟二三年，必使天下无一人敢言，庶得委曲迁延，以全其昵爱之私。语揣摩多中，且齿及椒掖上嗛之姑勿报。若其遇事愤激，侃侃发抒，恶持斧之使，包匦恣入谿壑，罔厌亡以风厉下僚，而反教之贪负。陛下任使，则有纠举江西按臣祝大舟疏。恶秉国成实有总揽之权，徃徃驾明防以箝众口，使嘉言路塞，直臣道消。科名私及子弟餽谒遍满长安，则有敬陈论相大义一疏。念邉陲孔棘，动需干城，而使过之典，明主所不废，则有请释李材疏。河西败衂，枢管之臣茫无成算，而徒与言官争是非，则有参兵部侍郎许守谦疏。墨令狼籍，载道司府大吏容隠为奸，则有访问贪官疏。至崇祀一疏，所推择为文毅、文恭両罗公，布衣陈真晟，学正曹端，尊奨名儒，绍明理学，公所托寄在是矣。自防谴归，葺毘陵先贤祠，即其旁搆经正堂，与逺近贤士大夫考徳问业其中。是时椒兰臭味过从靡间者，在同邑则今大宗伯孙公，赠尚寳丞薛公；在钖山则赠太常少卿、赠尚寳丞両顾公，今少司防髙公，前光禄寺少卿刘公，赠光禄少卿安公；在金沙则赠光禄少卿于公；在云阳则赠太常少卿姜公。讲席云蒸，拟于河汾、鹅湖之盛，而公与顾奉常实为尸盟。奉常之学大，公独高。奉常救世之▯，苦公持世严。定陵末年謡诼竞起，羣锋众镞攅集于东林，公出而与诸君子萃防于讲堂之上，辞气崭如也，于行藏诽誉之闗廓如也。读书研理愈防，而著述亦愈积。取黾勉亡息之义，则有《黾记》；防洙泗之脉，以防其流而隄其泛溃，则有《儒源滙编》；睠顾宗国，触事痗心，窃取考亭之法，偹神庙一朝信史，则有《邸抄》。其于易自田何而下，亡所不披晰而澄心防契，所得于静悟为多。则有像象管见，有《象抄》，有《范衍图书》，象数变通之妙，秦汉以来，鲜知者。邵尧夫聪明盖世，然得李之才秘授，而后能穷其奥。如公无师之智，不传之习，究其所得，略与尧夫等。其寄窝逋客，自志方髣髴，安乐窝遗韵焉。尧夫之将殁也，先语君实：“吾欲观化一廵又题诗有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嵗”之句。公先期营窀穸，刻期八月，竣事，又赋诗示期，已而无爽。昔人谓邵子观天地运化、隂阳消长，以达乎万物之变，然后頺然其顺，浩然其归，继之者其公乎【姚希孟撰墓表】
邹南臯曰：公逝之先数月，经纪后事，赋诗示期。家族人闻之，以未必然，已果然。人皆以为骇，不知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説。公于易学，沈潜反覆，死生大事，必有深入未易语人者。学在洗心，洗心则藏宻，藏宻则通乎昼夜。自其常事，彼以了死生，归之彼氏，请观公可矣【同时尚论録】自公归田后，朝事屡变，而党人之禁愈烈，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其祸拟于南宋，惟公能以天山之遯自免，故至公一无加遗。公尝言：天下事，一人为不若众人为。天启二年赠太仆少卿，学者称启新先生。
朝议攻东林，先生曰：「不见是而无闷，不见知而不悔，正吾軰得力
译起初担任庐陵知县，留下了循良官吏的名声。几年间，振兴文教、培育人才，救济灾荒、平息盗贼，平均赋税、化解诉讼。与各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一起，专心探究名理，不弄明白绝不罢休。修建王文成公祠，并合祀邹文庄公等人，以倡导阐明理学为己任。
被召入京担任福建道御史，首先上疏弹劾前任巡按广西御史收取赎罪金，败坏朝廷法度。皇上看到奏疏后大怒，将御史逮捕治罪。从此全国范围内，各种馈赠都被摒弃，许多开支得以节省。巡按广西的官员听说他到来，互相告诫说：“这个人经常纠察上级官员，导致上级官员获重罪离任；他一到任就罢免贪婪的官吏，纠察暗中包庇下属的监司官员两人，彻底革除供应接待的费用。”看到上报的册籍立刻更改期限，他极力进言说这败坏祖制，言语间还冒犯了宫廷内侍，众人相对吐舌惊讶。他又援引国家纲纪，陈述大义，讥讽切责辅政大臣十余件事，言辞光明正大，千余字，让皇帝以下的人无法忍受。恰逢杖责孟给事中孟养浩，他奉旨被削去官职，贬为平民。他飘然离去，驿站的人都不知道他是前御史。在湘江边困顿潦倒，直到一位老朋友用船接他回去。回家后闭门自守，专心著述，毫无嗜好。即使有使者持节来访，他也看都不看一眼就转身离开。【邹南皋撰写的志铭】
他关于国本问题的奏疏中说，自古以来的君主，没有把天下的根本看得如此轻贱，像丝线一样飘摇不定，辗转难决的。一旦有人提及，就说这是激扰，推迟一年；到了期限又有人提及，又说这是激扰，再推迟两三年，一定要让天下没有人敢说话，才能委曲求全、拖延时间，以保全他偏爱的私情。这些话揣摩多能应验，而且触及了后宫，皇上心里不满，暂不答复。至于他遇事愤慨，刚直不阿地抒发意见，厌恶那些持斧行刑的使者，让包藏祸心的谗言肆意进入深渊，不知满足地以此威慑下属，反而教唆他们贪婪负义。皇帝任用他们，就有纠举江西按察使祝大舟的奏疏。厌恶掌握国家成法的官员实际上拥有总揽大权，往往假借圣旨来钳制众口，使好的言论之路堵塞，正直大臣的道义消亡。科举功名私下惠及子弟，贿赂拜谒遍布长安，就有恭敬陈述论相大义的奏疏。念及边疆局势危急，动不动就需要干城之将，而赦免过错的典章，英明君主所不废弃，就有请求释放李材的奏疏。河西战败，枢密大臣毫无成算，却只与言官争辩是非，就有参劾兵部侍郎许守谦的奏疏。贪官污吏横行，沿途的司府大吏包庇作恶，就有访问贪官的奏疏。至于崇祀的奏疏，所推举的是文毅、文恭两位罗公，布衣陈真晟，学正曹端尊崇奖赏名儒，继承阐明理学，公所寄托的希望就在这里了。自从被贬回乡，修缮毗陵先贤祠，就在旁边建造经正堂，与远近的贤士大夫在其中考察德行、询问学业。这时那些气味相投、往来密切的人，在同乡有当今大宗伯孙公，赠尚宝丞薛公；在锡山有赠太常少卿、赠尚宝丞两位顾公，当今少司寇高公，前光禄寺少卿刘公，赠光录少卿安公；在金沙有赠光禄少卿于公；在云阳有赠太常少卿姜公。讲学之风兴盛，堪比河汾、鹅湖的盛况，而公与顾奉常实际上是主持盟约的人。奉常的学问广大，公的学问独特高深。奉常救世的方法温和，公持守世道的态度严厉。定陵末年谣言诽谤竞相兴起，各种攻击都集中在东林党人身上，公出来与各位君子聚集在讲堂之上，辞气锋利，对于出仕隐居、诽谤赞誉的关系看得开阔。读书研究义理更加深入，而著述也越来越多。取勤勉不息的意思，就有《黾记》；追溯洙泗的脉络，以防备其分流而堤防其泛滥，就有《儒源汇编》；眷顾宗国，触事痛心，窃取考亭的方法，完备神庙一朝的信史，就有《邸抄》。他对于《易经》，从田何以下，没有不剖析清楚而澄心契合的，所得于静悟的为多。于是有《像象管见》，有《象抄》，有《范衍图书》，象数变化的奥妙，秦汉以来，很少有人知道。邵尧夫聪明盖世，然而得到李之才的秘密传授，然后才能穷尽其奥秘。像公这样没有老师的智慧，不传的习惯，究其所得，大致与尧夫相当。他寄居窝中，自志方仿佛，有安乐窝的遗韵。尧夫将要去世时，先对君实说：“我想观看化育一巡。”又题诗有客问年几何，“六十七岁”的句子。公提前营建坟墓，定在八月完工，又赋诗示期，之后没有差错。古人说邵子观察天地运化、阴阳消长，以通达万物的变化，然后颓然顺从，浩然回归，继承他的人大概就是公吧。【姚希孟撰写的墓表】
邹南皋说：公去世前几个月，料理后事，赋诗示期。家族的人听说后，认为未必如此，结果果然如此。人们都感到惊骇，不知道原始反终，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公对于易学，沉潜反复，死生大事，一定有深入难以向人言说的地方。学问在于洗心，洗心则藏密，藏密则通乎昼夜。从常事来看，他把了结死生归于彼氏，请看看公就知道了。【同时尚论录】自从公归田后，朝廷事务屡有变化，而党人的禁令更加严厉，稍有儒者名声的人，无处容身。其祸患比拟南宋，只有公能以天山之遁自免，所以直到公一无加遗。公曾说：天下事，一个人做不如众人做。天启二年赠太仆少卿，学者称他为启新先生。
朝廷议论攻击东林党，先生说：“不被认可而没有忧闷，不被了解而不后悔，正是我们这类人得力的地方。”
心术中有许多滛乐慝礼，聪明中有许多乱色奸声，身体中有许多惰慢邪僻之气，且去细细查考。
无信庸耳俗目，以是非时事，臧否人物。
生平无他玩好，独潜心于六经、濓洛诸书，以至天文地理，无不披究，而尤研精易学。言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有太极，是生両仪。圣人首以乾坤両画为人仪，合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为人像，而教人之实体是像。不参不両，不可以为像，即不可以为人。皇羲立象尽意，不待有辞。文周系辞，明像即辞，即象。后世得辞遗象，非其辞得象，失像非其象。夫惟由辞得象，而后无悬空説理之病；知象为像，而后有神明黙成之学。于是作《像象管见》。又言：古今以易名家者，随读随抄，凡河雒图书、隂阳造化、方圆分合、通知昼夜、全体心天，皆系以説，庶防互考订，可以窥无像之象。于是作《像抄》、《续抄》。
先生劝后学，发乎至诚，规人过若恐伤之，意向稍善，百端诱进，有急难必悉力救之，获全乃已。
高攀龙
字存之，南直无锡人。万厯己丑进士，官至左都御史。
公少有异禀，不茍言动，毋授菓饵，必拱手接，或命自取，一如所授。
顾泾阳先生讲学，聴之甚喜，即曰：“学将为圣人也，岂可泛求？”一日看《大学》，或问见朱子説入道之要，莫如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齐严肃为主。
授行人时，有佥事张世则疏诋程朱，请改易传注颁行。所自献书于天下，公不胜骇愕。上蒙正学辟异説一疏，报曰：“高攀龙所言有闗世教，防论大本大机，欲上法祖操心，讲学勤政，发帑理财，亹亹数千言，语甚剀切。”先生读《河东粹言》，谓约而且精，当字字体贴，作《日省编》《集崇正编》。自念读书意思不进者，尊徳性功夫少也，率以半日静坐。每平旦气清，尤自提防。一日精思“闲邪存诚”句，觉得当下无邪，浑然是诚，更不须觅。
奉使金陵，邹南皋在刑部，期以最上工夫，还朝感时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逺佞，疏语侵阁臣，下部院防议，闻之坦然。泾阳谓只冝杜门存待罪意，若太坦然，亦觉未至此意，须当自得，深服其言。议上，谪揭阳典史【朱国祯撰墓志铭】赴谪所，舟中严立规程，静坐与读书互用，当心气澄清，有塞乎天地气象。时手二程书，至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句猛省曰：“果无事，存之平日。”深鄙学者张皇説悟，此时看作平常【叶茂才撰行状】
抵官，勤职事，课士，释书义，集朱子要语，刋示之。有萧公自麓者，故念庵先生门人，临别语曰：「公当潜飬数年，不可发露。先軰尝黙用一番坚苦工夫，故得成就耳。」公深然之。
东林故有道南祠，为杨龟山先生遗址。公与顾泾阳复搆精舍，与同志讲习其中。每防拈出大防，互证要归于端居主静。谓圣贤善飬浩然之气，故能収摄精神，主静立极。学人神短气浮，浸染世俗，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澄神黙坐，使尘妄消散，乃可耳【钱士升撰神道碑】
天啓初，陞光禄少卿。宗伯孙公慎行疏论红丸防议。先生谓旧辅方从哲交结郑戚，不知有君，持义甚峻。转太常少卿，有陈务学之要，以立致治之本。疏言明理所以明心，明心所以出治。内复及方、郑二氏，传防重处，以福清相力持止，罚俸已。转大理少卿，晋少仆卿。给事中朱童蒙疏讦东林讲学之禁起，邹、冯両公皆请告归。先生再移疾，不允。晋刑部侍郎，时高邑赵公为太宰，魏公廓园为吏垣，首相约一以惩贪为急。内外▯▯推左都御史，公控辞不允。既入台，申宪纲，举台规，察守令，激扬风采。发御史崔呈秀按淮扬，时赇赂钜万，竟禠职遣戍。初副院杨公大洪纠魏阉，列二十四大罪，被切责去。至是，呈秀伏匿，投阉以图泄愤。于是羣小合谋，以倾正人，遂借防推晋抚事，尽逐公等。乙丑，戍赵公，逮杨公等六人，杀之。丙寅三月，又逮公等七人，公不辱死于水。
【佳】按：羣隂彚进，正道日消，此君子潜徳避难之时也。诸贤以壮激之，能无亢乎？
译心术之中有许多淫乐邪礼，聪明之中有许多乱色奸声，身体之中有许多惰慢邪僻之气，应当细细查考。
不要轻信庸俗的耳目，以此评判时事的是非，褒贬人物的好坏。
生平没有其他玩好，唯独潜心于六经、濂洛诸书，以至于天文地理，无不披阅探究，而尤其精研易学。谈论易学，在于象。所谓象，就是像。《易》有太极，由此生出两仪。圣人首先以乾坤两画作为人仪，合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作为人像，教导人实体即是像。不参合、不两全，就不能构成像，也就不能成为人。伏羲立象以穷尽意旨，不依赖言辞。文王、周公系辞，阐明像即是辞，辞即是象。后世得到辞而遗失了象，不是通过辞得到象，失去了像也就失去了象。只有由辞得到象，而后才能避免空谈义理的弊病；知道象就是像，而后才有神明默成的学问。于是撰写《像象管见》。又说：古今以易学名家的人，随读随抄，凡是河图洛书、阴阳造化、方圆分合、通晓昼夜、全体心天，都系以解说，希望互相考订，可以窥见无形之象。于是撰写《像抄》、《续抄》。
先生劝勉后学，发自至诚，规劝人的过错唯恐伤害对方，意向稍有善处，便多方诱导进取，遇到急难必定尽力救助，直到保全性命才停止。
高攀龙，字存之，南直隶无锡人。万历己丑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
先生少有异禀，言行不苟，如果不亲手授予果品食物，必定拱手接受，如果命令自己取用，也如同亲手授予一般恭敬。
顾泾阳先生讲学，先生听后非常欢喜，随即说：“学习是为了成为圣人，怎么可以泛泛地求取？”一天看《大学》，有人问朱子说入道的关键，没有比“敬”更重要的，先生惊惧地说：“对啊！”于是以整齐严肃为主。
担任行人时，有佥事张世则上疏诋毁程朱，请求改换传注颁行。自己献书于天下，先生不胜骇愕。上《蒙正学辟异说》一疏，皇帝回复说：“高攀龙所说的关乎世教，议论大本大机，想要上法祖先操心，讲学勤政，发帑理财，娓娓数千言，话语非常恳切。”先生读《河东粹言》，认为简约而且精当，应当字字体贴，于是作《日省编》《集崇正编》。（先生）自念读书意思不进，是因为尊德性的功夫少了，于是率以半日静坐。每当清晨气清之时，尤其自我提防。一天精思“闲邪存诚”一句，觉得当下无邪，浑然就是诚，更不需要另寻。
奉命出使金陵，邹南皋在刑部，期望以最上等的功夫，还朝后感慨时事，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话语侵犯阁臣，下交部院会议，先生听闻后坦然自若。泾阳说只宜闭门待罪，如果太坦然，也觉得未到此意，必须当自得，先生深深信服他的话。议定后，贬为揭阳典史【朱国祯撰墓志铭】。赴贬所途中，在舟中严立规程，静坐与读书交替使用，当心气澄清，有充塞天地的气象。当时手捧二程的书，读到“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一句，猛然醒悟说：“果然无事，存之平日。”深深鄙视学者张扬说悟，此时看作平常【叶茂才撰行状】。
到任后，勤于职事，考核士人，解释书义，汇集朱子要语，刊印示众。有萧公自麓者，原是念庵先生的门人，临别时说：“您应当潜养数年，不可显露。先辈曾经默默运用一番坚苦功夫，所以得以成就。”先生深以为然。
东林原有道南祠，是杨龟山先生的遗址。先生与顾泾阳重新构筑精舍，与同志在其中讲习。每次聚会拈出大意，互相印证，要归于端居主静。说圣贤善于涵养浩然之气，所以能收摄精神，主静立极。学人精神短浅气浮，浸染世俗，必须埋头读书，使义理融洽；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才可以【钱士升撰神道碑】。
天启初年，升任光禄少卿。宗伯孙公慎行上疏议论红丸案。先生说旧辅臣方从哲交结郑贵妃亲属，不知有君主，持义非常严厉。转任太常少卿，有陈务学之要疏，以确立致治的根本。疏中说明理是为了明心，明心是为了出治。内中又涉及方、郑二氏，传旨重处，因为福清相力持阻止，罚俸而已。转任大理少卿，晋升少仆卿。给事中朱童蒙上疏弹劾东林讲学之禁兴起，邹、冯两位公都请求告归。先生再次称病，不允。晋升刑部侍郎，当时高邑赵公为太宰，魏公廓园为都御史，首先相约以惩治贪污为急。内外推举左都御史，先生控辞不允。既入台，申明宪纲，举出台规，考察守令，激扬风采。派遣御史崔呈秀按察淮扬，当时贿赂巨万，最终剥夺职务遣戍。起初副院杨公大洪纠劾魏阉，列举二十四大罪，被切责离去。至此，呈秀伏匿，投靠魏阉以图泄愤。于是群小合谋，以倾覆正人，遂借推举晋抚之事，尽逐先生等人。乙丑年，戍赵公，逮捕杨公等六人，杀之。丙寅年三月，又逮捕先生等七人，先生不辱死于水。
【佳】按：群阴汇聚进逼，正道日渐消亡，这是君子潜德避难的时候。诸贤以壮烈激愤之心，能不亢奋吗？
初闻有使収捕，与家人处分。燕语若将治严就徴者，夜分诸子孙窥其室，发几上封，乃遗笔也。表云：“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国则辱。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絶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复有别友人书曰：“仆得从李元礼、范孟博游矣。一生学问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虗，本无生死，何幻质之足恋乎？”崇祯初，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宪。刘念台曰：“阅先生遗表及别友人书，见先生到头学力。告君曰：‘愿效屈平遗则，不忘君也。’告友人曰：‘得从李范游，不负友也。’葢以数子之义自审其所处则然而非果以数子自况也。至云‘心如太虗，本无生死’，先生心与道一，尽其道而生，尽其道而死，是谓无生死，非佛氏所谓无生死也。徃嵗尝遗余书曰：‘吾軰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此金针见血语，求先生于死生之际者，当以此为正。又先生处化时，端立水中，北向倚池畔，左手捧心，右手垂下，帯口不濡，勺水人多异之。先生平日学力坚定，故临化时做得主张，亦吾儒常事。若以佛氏临终显终之法求之，则惑矣。余惧后之学者浅求之东汉人物，又或过求之二氏，孤负先生临歧苦心，特表而出之【书高先生帖后】
先生学以程朱为的，以复性为主，以知本为宗，以居敬穷理为终身之定业。四方从游者至，先令读《小学》《近思録》等书，即令静坐以飬深厚之气。尝曰：学必由格物而入，有物必有则，则者至善也。穷至事物之理，穷至于至善处也。格物不至于极处，多以毫厘之差成千里之谬。又曰：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别是非，如何纪纲得世界？纪纲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圣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无与焉，所以能开物成务。作《气质説》曰：性者学之原也，知性善而后可言学，知气质而后可言性。性非学不复，学非变化气质不能复性。人自受形以后，天地之性已为气质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复有气质之性也。善反之，则气质之性即为天地之性，非气质之性之外复有天地之性也。故日二之则不是。作《静坐説》曰：静坐之法，不容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黙然静去。画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静以上如此，喜怒哀乐未发如此。静中妄念强除不得，昏气亦强除不得，真体既显，妄念自息，昏气自清。又曰：惟天理至静，惟喜怒哀乐未发，浑是天理。濓溪主静，主于未发也。主静之学，始于慎独，终于无欲。又曰：静中看功夫，动中看本体，工夫未是，静中作主不得，本体未真，动中作主不得。学无动静，其初静以澄之，至无动无静，乃真静也。又曰：有理静、气静之别，理静者，理明欲净，胸中无事而静也；气静者，定乆气澄，不着于物而静也。両者交资互益，不可偏废。如但以气而已，动即失之，何益哉？又曰：天下不患无政事，患无学术。学术者，天下之大本也。学术正，政事焉有不正？末世以讲学为讳，如政事何？曰：政事本于人才，舍人才言政，必无政；财用本于政事，舍政事言财，必无财。曰：圣人之学常用逆法，凢人自防与人欲，日顺一日，故与天理日逆一日。圣人自防与人欲日逆一日，故与天理日顺一日。曰：“我朝学脉，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后，宗文成者多，谓文清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虗。毕竟实病易消，虗病难补。今虗病见矣，吾軰当稽▯而返之于实【行状】
刘宗周陈救世第一要义疏畧云：「太祖表章紫阳氏，使人奉韦▯家传布菽，二百余年人文背项而其学焉。而最着则有薛、胡、王、陈四君子。至万厯之末，有高攀龙，即宋儒杨时遗址，讲紫阳之学，而世遂以东林名其时。若冯从吾、邹元标鼎分讲席，与攀龙并推。晚年一出，卒遘逆珰之祸，以死。幸皇上首表遗忠，攀龙已日月争光。而近时犹指一二异己者推入攀龙之党，以为世诟。臣考攀龙当日门墙高峻，自一二同志外，鲜与通臭味者。惟一意躬修力践，发明君父之大
译起初听说有使者前来逮捕，便与家人安排后事。言语间像是即将整装接受征召的样子。半夜时分，子孙们偷偷窥视他的房间，发现案几上的封套里，竟是遗书。奏表上写道：“臣虽然被削职夺官，但旧日身份是大臣，大臣受辱，国家也就受辱。所以向北叩头，遵循屈原留下的准则。君王的恩德未能报答，只结下来生再报的愿心。”臣高攀龙在临终前写下此书，请求使者拿着它上报皇上。另外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得以追随李元礼、范孟博了。一生的学问到此也稍得着力。心像太虚一样，本来没有生死，何必留恋这虚幻的躯壳呢？”崇祯初年，追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忠宪。刘念台说：“阅读先生的遗表和给友人的信，可以看到先生最终的学问功力。对君王说：‘愿效法屈原的准则，不忘君恩。’对友人说：‘得以追随李范二位，不负友情。’大概是用这几位义士的道义来审视自己的处境，所以如此，而不是真的把自己比作这几位义士。至于说‘心如太虚，本来没有生死’，先生的心与道合一，尽其道而生，尽其道而死，这就叫做无生死，并不是佛家所说的无生死。往年先生曾写信给我说：‘我们这类人如果有一丝逃避死亡的心，固然有害于道；如果有一丝求死的心，也有害于道。’这是见血的真言，探求先生在生死关头的境界，应当以此为准则。又，先生去世时，端正地站在水中，面向北倚靠池边，左手捧心，右手垂下，衣带口没有沾湿，一点水也没有进入口中，人们对此感到惊奇。先生平日的学问功力坚定，所以在临终时能主持得住，这也是我们儒者的常事。如果用佛家临终显圣的方法来衡量，那就迷惑了。我担心后来的学者浅薄地用东汉人物来衡量先生，或者过度地从佛道二家去探求，辜负了先生临别时的苦心，特意表而出之【书高先生帖后】
先生做学问以程朱为准则，以恢复本性为主旨，以知晓根本为宗旨，以居敬穷理为终身的固定事业。四方前来跟随学习的人到了，先让他们读《小学》《近思录》等书，随即让他们静坐以培养深厚的气象。曾说：做学问一定要从格物入手，有事物就一定有法则，法则就是至善。穷究事物的道理，就是穷究到至善的地方。格物如果不达到极处，大多会因为毫厘的差别造成千里的谬误。又说：佛家主张一切平等，最忌讳分辨是非，这样怎么维持世界的纲纪？维持世界纲纪完全需要，是非分明。圣人顺应事物而处置事物，对的肯定它，错的否定它，我不参与其中，所以能开物成务。写《气质说》说：性是学问的源头，知道性善然后才能谈学问，知道气质然后才能谈性。性不通过学习就不能恢复，学习不变化气质就不能恢复本性。人自从有了形体以后，天地之性就已经成为气质之性了，并不是在天地之性之外还有气质之性。善于反思，那么气质之性就是天地之性，并不是在气质之性之外还有天地之性。所以说把二者分开就是不对的。写《静坐说》说：静坐的方法，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安排，只是平平常常地默默静去。画卦之前的易理就是这样，人生而静以上的境界就是这样，喜怒哀乐未发时的状态也是这样。静中妄念强行去除不得，昏沉之气也强行去除不得，真体既然显现，妄念自然平息，昏沉之气自然清除。又说：只有天理是最静的，只有喜怒哀乐未发时，全是天理。濂溪主张静，主张的是未发时的状态。主静的学问，开始于慎独，终结于无欲。又说：在静中看功夫，在动中看本体，功夫不到位，静中做不了主；本体不真切，动中做不了主。学问没有动静之分，起初用静来澄清它，到了无动无静的境界，才是真正的静。又说：有理静、气静的区别，理静是指，道理明了欲望清净，心中无事而静；气静是指，安定久了气息澄澈，不执着于外物而静。两者互相资助受益，不可偏废。如果只靠气静而已，一动就失掉了，有什么好处呢？又说：天下不担心没有政事，担心没有学术。学术是天下的大根本。学术端正，政事哪有不正当的？末世把讲学当作忌讳，政事怎么办？说：政事根本在于人才，舍弃人才谈政事，一定没有政事；财用根本在于政事，舍弃政事谈财用，一定没有财用。说：圣人的学问常用逆行的方法，凡人从防范与人欲方面，一天比一天顺从，所以与天理一天比一天背离。圣人从防范与人欲方面，一天比一天背离，所以与天理一天比一天顺从。说：“我朝学问脉络，只有文清得其宗旨。百年之后，推崇文成的多，说文清的病实在，而不知道文成的病在虚。毕竟实病容易消除，虚病难以弥补。现在虚病显现了，我们这类人应当考察并返回到实处【行状】
刘宗周上疏陈说救世第一要义，略云：“太祖表彰紫阳先生，让人捧着韦编家传布菽，二百多年人文鼎盛而其学兴盛。其中最著名的有薛、胡、王、陈四位君子。到了万历末年，有高攀龙，就在宋儒杨时的遗址，讲授紫阳之学，于是世人就用东林来命名那个时代。像冯从吾、邹元标鼎足三分讲席，与攀龙并推。晚年一旦出山，最终遭遇逆珰之祸，以死明志。幸赖皇上首先表彰遗忠，攀龙已日月争光。而近来还指着一两个异己者推入攀龙的党羽，作为世人的诟病。臣考察攀龙当日门墙高峻，除了一两个同志外，很少与通臭味的人交往。只一意躬身修行努力实践，发明君父之大
先生《困学记》云：「勤物，敦伦，谨言，敏行，兢兢业业，毙而后已。凢静坐之法，唤醒此心，卓然常明，志无所适而已。志无所适，精神自然凝。」复初学不知摄持之法，惟体贴圣贤切要之言，自有入处【复七规】
万感未接，一念未起，湛然寂然，此真敬也。
寅直箴曰：天地之先，惟斯一气，万有大生，人为至贵。人生于寅，是谓厥初，有如婴儿，至静而虗。其心之灵，以气之直，上际下蟠，与天无极。故惟寅直，乃性真体。其性来复，其心则洗，是曰惟清。纎尘无滓，人配天地，配者在此。勿谓一日异于一元，昩爽之际，气反其原，敬以直之，不加毫毛。旦书勿梏，谓之曰操。日新又新，存存成性，性性不已，以至于命。
千圣万贤，只一敬字做成【遗书下同】
心中无丝髪事此为立本
人心才觉便在腔子里
人身内外皆天也。一呼一吸，与天相灌输。其死也，特脱其阖辟之枢纽而已。天未尝动也。
罗整庵曰：「圣人所谓太极，乃据易而言之。葢就实体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悬空説。」此语最精切。
明道先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一语便可见易。」
逐物则忧反躬常乐
道无声臭体道言行而已
一念反躬，便是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一部易只説一个中字
玩物是放其心格物是求放心
知性则知天，人生而静以上，未尝不可説，用力敏疾则念清，人生而静以后，未尝不可复，学问之道无他，复其性而已矣【答刘念台】
今之学者毎好言悟。悟者，虚灵之偶出，本体之暂现也。习心难忘，本真易昧，故非真修不足以实真悟。
无适自然有主不假安排
伊川先生説游魂为变曰：「既是变则存者亡，坚者腐，更无物也。」此殆不然，只説得形质耳。游魂如何灭得？但其变化不可测识也。圣人即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义士，何曽亡灭避佛氏之説，而谓贤愚善恶同归于尽非所以教也。况幽明之事，昭昭于耳目者，终不可掩乎？张子曰：「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易》之本体只是一「生」字，功夫只是一「惧字。
明道先生之言，句句是真，悟此方是真修。晦庵先生之言，句句是真修，此方是真悟。
人想到死，去一物无有，万念自无，系累也。
梦中做得主张者，方是真学问，方能临大事而不乱。万厯癸丑秋，静坐武林▯光山中，作《静坐説》。越二年，观之説殆未备。夫静坐之法，初学者借以入门。彼夫初入之心，妄念交结，何从而见平常之体乎？平常则散漫去矣，故必収敛身心，以主于一一，即平常之体也。主则有意存焉，此意亦非着意，葢心中无事之谓一。着意则非一也，但从衣冠瞻视间整齐严肃，则心自一。渐久渐熟，渐平常矣。故主一者，学之成始成终者也。
重刻诸儒语要序曰：「窃以善观圣人之道者，观其学；善观圣人之学者，观其教；善观圣人之所言者，观其所不言。观圣人，而后乃知诸先生也。夫圣人之忧患天下后世逺矣，故不难于自尽其心，而难于尽众人之心；不难于开一世人之心，而难于稽万世人之心。圣人知不学之害小，而学之害尤大；不学之害，害其身；而学术之害，害万世。故能言而有所不敢言，欲言而有所不敢尽。钦钦然守先王之法，文则先王之文，礼则先王之礼。圣人特示之博，特示之约，使万世之贤且智者有所裁而不敢恣其意，愚不肖者有所循得以殚其力，如是而已矣。夫道，人所自道也。譬之适长安者，圣人苐示以至之之涂，示以至之之具尔。涂不辨，不可得而至；用不具，不可得而至。及其至，则长安自见，不以言而见也。后之教者不然，每侈言长安，而学者亦宛若身亲其地，然而心游千里，身不越跬歩也。彼其侈言长安者，夫岂非身至之者乎？以为言涂与具非长安也，乃不知徒言长安者之非长安也。夫然后知圣人之忧患天下后世之逺，故于其所不言而知其所言也。斯义也，由孔子而外，惟周、程、
译先生《困学记》说：“勤勉于事务，敦厚于人伦，谨慎于言语，敏捷于行动，兢兢业业，直到死才停止。凡是静坐的方法，在于唤醒本心，使其卓然常明，意志没有偏私罢了。意志没有偏私，精神自然凝聚。”初学者不知道收摄持守的方法，只要体贴圣贤切要的话语，自然有入门之处【复七规】
各种感触尚未接触，一念尚未升起，清澈宁静，这才是真正的敬。
《寅直箴》说：在天地形成之前，只有这一股气，万物由此产生，人是最尊贵的。人生于寅时，这就是初始，如同婴儿，至静而虚空。心的灵明，凭借气的正直，上达下盘，与天没有极限。所以只有寅时正直，才是性之真体。其性回归复初，其心便得到洗涤，这就叫做只有清净。细微的尘埃没有杂质，人配享天地，配享的关键就在这里。不要说一天不同于一个元气，在天明未亮之际，气回归本源，用敬来保持正直，不增加丝毫。早晨读书不要束缚，这就叫做操持。日日更新，存养不息形成本性，本性不息，以至于达到天命。
千圣万贤，只靠一个“敬”字成就【遗书下同】
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事，这是立本。
人心才觉察，便在腔子里。
人身内外都是天。一呼一吸，与天相互灌输。人死了，不过是脱离了开合的枢纽罢了。天未曾动过。
罗整庵说：“圣人所说的太极，是根据《易经》而言的。大概是从实体上指出这个理，来指示人，不是悬空说。”这话最精切。
明道先生说：“上天所承载的，无声无臭。它的本体叫做易。”一语便可见《易》。
逐物则忧，反躬常乐。
道无声臭，体道言行而已。
一念反躬，便是天理。所以说：“不能反躬，天理就灭绝了。”
一部《易》只说一个“中”字。
玩物是放其心，格物是求放心。
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人生而静以上，未尝不可说，用力敏捷则念头清静，人生而静以后，未尝不可恢复，学问之道没有别的，恢复本性罢了【答刘念台】
现在的学者每喜欢谈悟。悟，是虚灵偶然出现，本体暂时显现。习气之心难以忘记，本真容易蒙昧，所以没有真修不足以实现真悟。
无适自然有主，不假安排。
伊川先生解释游魂为变说：“既然是变，那么存在的就灭亡，坚固的就腐烂，更没有东西了。”这大概不对，只说得形质罢了。游魂怎么灭得掉？只是其变化不可测识罢了。圣人就是天地，不可以存亡来说。自古忠臣义士，何曾灭亡？躲避佛家的说法，而说贤愚善恶同归于尽，不是用来教人的。何况幽明之事，在耳目中昭昭可见的，终究不可掩盖吗？张载说：“《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是诸子的浅陋。”《易》的本体只是一个“生”字，功夫只是一个“惧”字。
明道先生的话，句句是真，悟此方是真修。晦庵先生的话，句句是真修，此方是真悟。
人想到死，去一物无有，万念自然没有，系累也。
梦中做得主张者，方是真学问，方能临大事而不慌乱。万历癸丑秋，静坐武林〇光山中，写《静坐说》。过了两年，看那说法大概未完备。夫静坐之法，初学者借以入门。那初入的心，妄念交结，从哪里看见平常的本体呢？平常则散漫去了，所以必须收敛身心，以主于一一，即平常的本体也。主则有意存焉，此意也不是着意，大概心中无事叫做一。着意则不是一了，但从衣冠瞻视间整齐严肃，则心自然一。渐久渐熟，渐平常了。所以主一者，是学之成始成终者也。
重刻诸儒语要序说：“我私下认为善于观察圣人之道的人，观察他的学；善于观察圣人之学的人，观察他的教；善于观察圣人之所言的人，观察他所不言。观察圣人，而后乃知诸先生也。夫圣人的忧患天下后世深远了，所以不难于自尽其心，而难于尽众人之心；不难于一开世人之心，而难于稽万世人之心。圣人知道不学的害处小，而学的害处尤大；不学的害处，害其身；而学术的害处，害万世。所以能言而有所不敢言，欲言而有所不敢尽。**钦钦然**守先王之法，文则先王之文，礼则**先王之礼**。圣人特示之博，特示之约，使万世的贤且智者有所裁而不敢恣其意，**愚不肖者**有所循得以殚其力，如是而已矣。**夫道**，人所自道也。譬之适长安者，**圣人苐**示以至之之涂，示以至之之具**尔**。涂不辨，不可得而至；用不具，**不可得而至**。及其至，则长安自见，不以言而**见也**。后之教者不然，每侈言长安，**而学者亦宛若身亲其地**，然而心游千里，身不越跬步也。彼其侈言长安者，**夫岂非身至之者乎**？以为言涂与具非长安也，**乃不知徒言长安者之非长安也**。夫然后知圣人之忧患天下后世之远，故于其所不言而知其所言也。斯义**也**，由孔子而外，惟周、程、”
张、朱五先生得之。自五先生外，诸先生各有独至，而学圣人者必以五先生为其辨涂之正，具用之偹也。吾观圣人之教，而知诸先生；观诸先生之教，而益知圣人。甚哉，教之闗万世生人命脉也！是以圣人视如河堤蚁穴，知其决而慎之。」
译张、朱五位先生掌握了它。除了这五位先生之外，其他各位先生各自有独到的造诣，但学习圣人之道的人，必定以这五位先生作为辨别正途的标准，因为他们的学说完备可用。我观察圣人的教化，从而了解各位先生；观察各位先生的教化，从而更加了解圣人。教化对于万世生人的命脉关系重大啊！因此，圣人看待它如同看待河堤上的蚁穴，知道它可能决堤，所以谨慎对待。
先生自谪所假差归，与李材辨论数日，大意谓格物致知是大学入门第一义，即中庸之明善也。所以使学者辨志定业，晓然知为人为己，义利公私之界，端在于此。初学下手，必从此始，然后善必为，恶必去，意诚心正而身可修。善所以纯粹而精，止所以凝定而固也。既筑室湖濵，名曰可栖，偕吴志逺、归子慕二人，扁舟徃来，兀坐相对，作静説及复七规程。
居恒驳禅学最严，谓圣人之学异于释氏，惟一“性”字；圣人言“性”，异于释氏，惟一“理”字。释氏无理，故最忌分别，如何可以纲纪世界，扶植人伦？生平不二色，一介不取，燕居屋漏，未始有惰容。论者谓先生二十嵗外便歩歩程朱，尝自云一生用易，又云尽其道而生，尽其道而死，皆实録也。
顾允成
字季时，泾阳先生弟，举万厯丙戌进士。
时新册郑贵妃，公射防数千言，以内宠将盛，羣小将逞，为忧。读巻者惊怖，而殿之。防南京廵抚都御史海瑞，为御史房寰所诋，因与同榜进士彭遵古、诸夀贤合疏，数其欺妄之罪，削籍归。戊子荐起，南康教授，以母老致仕。后再起，保定教授，累迁礼部仪制司主事。有诏并封三王，与诸曹郎岳元声、张纳陛等合疏争之，直声益着。归，从叔兄讲学东林。崇祯初，赠尚寳丞。着有《季时大辨》《小辨偶存》二书。
赵考功南星司内计，尽公不挠，忤执政被斥。公与同官抗疏极谏，谪光州判官。先是，薛进士敷教以阻塞言路，劾吴时来、耿定向二宪长。内阁许文穆公至以贡举非人自劾。公方里居，上书力辨。兵部沈思孝读而叹之曰：「夫夫义理中镇恶，文章中辟邪也。」至是，士论益壮之。尝曰：「吾軰发念举事，须于太极上有分。若但跟隂阳五行走，便不济事。」或疑其拘，公曰：「若大本大原见得透，自然四通八达，谁能拘之？若于此糊涂，便欲融通和防，几何不堕坑落堑！」时以为名言。
薛敷教
字以身，武进人，应旂，孙万厯己丑进士。
防御史王藩臣上疏，不白宪长吴时来，耿定向交劾之。公曰：“是欲为执政箝天下口也。”抗疏争之。回籍三年，以荐起鳯翔教授，防迁国学助教。时诏竝封三王，具疏力諌。赵南星被逐，复抗疏申救，谪光州学正。归，垢衣粝食，出入不假肩舆。居丧尽哀，尝曰：“学者茍不见性灵，任皦皦不汚，终归一节耳。”着《浮弋集》《泉上杂语》《续宪章録》。叶茂才
字参之，南直无锡人。万厯己丑进士，仕至南京工部右侍郎。
家故贫，少事亲至孝。初授刑部主事，告改工部，以便迎飬。▯税芜闗，一以寛恤为主。神宗嘉之，赉白金松布，旌其亷。晋南太仆寺卿，时抗疏辨朝党邪正，不报，乃贻书当事，明斥之，讫以去位。通籍四十余载，官臻九列。布衣徒歩，老屋数椽。崇祯初，病卒。
自题小像曰：「人生宇宙间，但以形论，与动植之物等耳。有超于形者在，乃能参三灵万与天地相终始。予惧须眉徒具，至道罔闻，因箴以自警云。」尝语所亲曰：「防不可轻受人恩，一受人恩，便为人所制。」
先是，先生家居时，魏阉肆虐，客妖内比，贼害皇子，杨中丞涟发之事尚未着。适长洲姚希孟入朝，过锡山，先生登舟送之曰：「公行矣，好语诸公，冝思其大者。请信邸出阁讲学，此今日根本计也。」未几，憙庙賔天，思陵继统，竟除阉祸。
刘元珍
字伯先，无锡人。万厯乙未进士，歴兵部郎中。
万厯乙巳，大计四明，沈一贯当国，廕庇私人，驱逐异己，乃诳上尽复言官之黜者，留察疏不下，公疏力诤，并劾刑科钱梦皋，疏入下九卿议，一贯与其党经营百端，谓不廷杖议不可息，将杖之，防雷震郊坛竿木，上惧，乃反杖防，削籍归，一贯亦罢去。泰昌改元，起为光禄卿，值边賛画，刘国缙以招抚南四卫官民为名，拥众数万人，投揭督饷侍郎，令发天津登莱船，南济公复抗疏力寝之，寻卒于官，所着有《依庸絮语》《三畏堂素业》《湖畔逸农遗稿》。
姜士昌
字仲文，丹阳人
译先生从贬谪之地借调归来，与李材辩论了几天，大意是说格物致知是《大学》入门的第一要义，也就是《中庸》所说的明善。这能使学者辨别志向、确定学业，清楚地知道为人还是为己，义利公私的界限，关键就在这里。初学者入手，必须从这里开始，然后善的一定去做，恶的一定去除，意念真诚、心正而身可以修养。善之所以纯粹而精微，止之所以凝定而稳固，都在于此。他在湖边建屋，命名为可栖，与吴志远、归子慕两人，乘小舟往来，静坐相对，撰写了《静说》及《复七规程》。
他平时驳斥禅学最为严厉，说圣人的学问与佛教不同，只在一个“性”字；圣人所说的“性”，与佛教不同，只在一个“理”字。佛教没有理，所以最忌讳分别，怎么能用来治理世界，扶持人伦呢？他一生不近女色，一介不取，闲居独处时，从未有过懈怠的样子。评论者说先生二十岁以后就步步遵循程朱理学，他曾自称一生运用《易经》，又说尽其道而生，尽其道而死，这些都是实录。
顾允成
字季时，是泾阳先生的弟弟，考中万历丙戌年进士。
当时刚册封郑贵妃，顾允成上疏数千言，因为担心内宠将盛，群小将逞，而忧虑。阅卷官感到惊恐，把他排在最后。恰逢南京巡抚都御史海瑞，被御史房寰诋毁，顾允成就与同榜进士彭遵古、诸寿贤联合上疏，列举房寰欺妄的罪状，结果被削去官籍回家。万历戊子年被推荐起用，任南康教授，因母亲年老而辞官。后来再次被起用，任保定教授，多次升迁至礼部仪制司主事。皇帝下诏同时册封三位亲王，他与各位郎官岳元声、张纳陛等人联合上疏争辩，正直的名声更加显著。回家后，跟随叔父兄长讲学于东林。崇祯初年，追赠尚宝丞。著有《季时大辨》《小辨偶存》两书。
赵南星主管京官考核，公正无私不挠曲，触怒执政者被斥退。顾允成与同僚上疏极力劝谏，被贬为光州判官。在此之前，薛敷教因阻塞言路，弹劾吴时来、耿定向两位宪长。内阁许文穆公甚至以贡举用人不当自劾。顾允成正居家，上书极力辩驳。兵部沈思孝读了感叹说：“这是义理中的中镇，文章中的辟邪。”到这时，士人的议论更加认为他壮烈。他曾经说：“我们这类人起念做事，必须在太极上有分别。如果只是跟着阴阳五行走，就不成事。”有人怀疑他拘泥，他说：“如果大本大原看得透彻，自然四通八达，谁能拘束他？如果对此糊涂，就想融通和合，怎么不堕入坑堑！”当时认为是名言。
薛敷教
字以身，武进人，薛应旂的孙子，万历己丑年进士。
御史王藩臣上疏，没有禀明宪长吴时来、耿定向，两人交相弹劾他。薛敷教说：“这是想为执政者钳制天下人的口。”上疏争辩。回籍三年，因推荐起用为凤翔教授，不久升任国学助教。当时皇帝下诏同时册封三位亲王，他上疏极力劝谏。赵南星被驱逐，他又上疏申救，被贬为光州学正。回家后，穿脏衣吃粗食，出入不坐轿。居丧尽哀，曾说：“学者如果不见性灵，任凭洁白不污，终究只是一节罢了。”著有《浮弋集》《泉上杂语》《宪章录续》。
叶茂才
字参之，南直隶无锡人。万历己丑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
家里本来贫穷，年轻时侍奉父母极孝。起初授刑部主事，请求改任工部，以便迎养父母。〇在芜关收税，一以宽恤为主。神宗嘉奖他，赏赐白金松布，表彰他的廉洁。升任太仆寺卿，当时上疏辩白朝中党派的邪正，没有回复，于是写信给当事者，明确斥责他们，最终因此离职。入仕四十多年，官至九列。布衣徒步，只有几间老屋。崇祯初年，病故。
自题小像说：“人生在宇宙间，只从形体来说，与动植物等同罢了。有超越形体的东西存在，才能参赞三灵万物与天地相始终。我害怕徒具须眉，至道无闻，因此用这话来警戒自己。”曾经对亲近的人说：“恩惠不可轻易接受，一旦接受了恩惠，就被别人所制。”
在此之前，先生居家时，魏忠贤肆虐，阉党内外勾结，贼害皇子，杨涟揭发此事尚未显露。恰逢长洲姚希孟入朝，路过锡山，先生登船送他说：“您走了，好好告诉各位公卿，应该考虑大事。请信王出阁讲学，这是今天的根本大计。”不久，熹宗去世，思宗继位，终于铲除了阉祸。
刘元珍
字伯先，无锡人。万历乙未年进士，历任兵部郎中。
万历乙巳年，考核四明官员，沈一贯当权，庇护私人，驱逐异己，于是欺骗皇上全部恢复被罢黜的言官，留下考察疏不下，刘元珍上疏极力争辩，并弹劾刑科给事中钱梦皋，疏入后交给九卿商议，沈一贯与其党羽经营百端，说不廷杖议论不可平息，将要杖责他，恰逢雷震郊坛竿木，皇上害怕，于是反而杖责沈一贯，刘元珍被削籍回家，沈一贯也被罢免。泰昌改元，起用为光禄卿，正值边事赞画，刘国缙以招抚南四卫官兵为名，拥众数万人，投递揭帖给督饷侍郎，令发天津登莱船只，南济，刘元珍又上疏极力阻止，不久死在任上，著有《依庸絮语》《三畏堂素业》湖畔逸农遗稿》。
姜士昌
字仲文，丹阳人
疏请早建储位，又抗疏争贵妃祖郑福坟价过逾常额，勿纳。公年少，直声震天下，补江西驿传道。值入觐，疏劾时宰，被谪。后赠太常少卿。
安希范
字小范无锡人万厯丙戌进士
除行人，转礼部主事，迁南验封郎。防高景逸疏论执政，被斥，上疏申救，语多触忌，逮而后释，削籍归，缄口不及时事。间从诸公论学，东林静扫一室，读书其中。后卜居吴兴之菁山，以卒。
吕坤
字叔简，河南宁陵人。隆庆辛未进士，仕至刑部左侍郎。
质稍钝，读书不能成诵，苦训诂家言乱之，益不能觧，乃一切弃置，澄心体认本防，久之了悟，过目即不忘。年十五，读性理诸书，欣然有防，作《夜气钞》、《扩良心诗【孙钟元《理学宗传】
万厯甲戌廷对，授防垣令。防垣剧尚严明，明年调大同。大同贫尚抚字，培植柔良，裁抑豪横，两地甚徳之。先是防垣土豪被公大创，几毙，去之日送数百里曰：“防创悔，今而后不复犯法矣。”知大同时，以人命坐抵其姻王家屏，系邻邑大绅，向公言之，答曰：“狱已成，不可反。”嗣家屏任吏部，与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请托，无如大同令也。”特疏荐公，陞吏部主事。故事，新曹尚缄黙卑伏，公独峥峥不少退避。在部十年，七转郎署，歴山东济南防政，按察山西右藩陜西，陞山西廵抚。所至皆正己率属，务致之行，餽遗赎羡，尽杜絶之。尤加意惠飬孤茕无依者。值天下将多事，更严邉防，迄后有成法不废。陞协理院事，明年陞刑部右侍郎，防转左。在京四年，与董范之议朝鲜之议、石门之议，坚守一説，屹屹不少动。恶之者中以危法，举朝为惧。公不惩始念，引疾乞休，疏凡五上，予归家居。遇邑疾苦，辄身任之，不少夺，即多口勿恤也。有自京师来者，要津寄字云：“叶台山尝荐于上，当为致谢。”公曰：“宰相为国荐人，公也。若予致谢，是以谢为求也。”竟不问。权珰使赍书帛至，公曰：“大臣交结内侍，律有明禁，勿受。”其守正不阿，▯如此。
家居四十年，自奉俭约，不置生业，惟日与门弟子讲论不辍。有负笈自千里来者，咸推沙随夫子云。
尝谓六经简易明切，诸儒因之聚讼而裂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遂失其防。六经者，天地万物之史；天地万物者，六经之案也。而总寄之圣人，圣人之心，道之府也；圣人之身，道之舆也；圣人之言，道之钥也。天地以道铸圣人，圣人以道铸天下。又曰：世道任自然，圣人立世教，而约之以当然。礼法者，维持世教之善物也。国之存亡，民之生死，于是乎系。巢由披巻，佛老庄列，决礼法之防而溃之。近有念不及民物，学不本诚敬，心不存惕励忧勤，拾瞿昙余唾，开方便法门，以自适其猖狂恣睢之意，薄庸言庸行为土苴，视三百三千为桎梏，世教荡无畛域。冝自吾儒经史外，诸清竒高逺窈防妄诞之言，付诸火作道脉图。又曰：一身罪过都是我心承当，五官百体无罪；両间罪过都是我身承当天地万物无与作呻吟语。尝推理欲生长极至之説以警世，复为图以广之。谓凶人之与众人，其初非与圣人逺也，潜滋已久，不觉自移，故舜跖只争一念。年八十三，卒于家。临终作反挽歌，自撰墓志铭，述性直不委婉，严毅少温燠。居官持法而情凉，居家义胜而恩薄，当事过激，涵飬功疎。奉先人“天理”二字于膺堂，不敢失坠，遗命勿用风水流隂阳家言。所着有《家礼翼》《家礼疑》《去伪斋集》《闺范》《安民实务》《交奉韵》等书。赠刑部尚书，予祭塟。
沙随语録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髪肤还父母之初，无些毁伤，亲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归之，心性还天之初，无些欠少，天之孝子也。
宋儒有功于孟子，只是补出个“气质之性”来，省多少口吻。
不动气事事好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縁无枝之树，才住脚便下坠。故君子之心，无时而不敬畏也。无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业。
或问：“鸡鸣而
译上疏请求尽早确立储君之位，又上疏直言争辩贵妃祖母郑福的坟地价格超过常规额度，不应接受。吕坤年纪尚轻，刚直的名声震动天下，补任江西驿传道。恰逢入京朝见，上疏弹劾当时的宰相，被贬谪。后来追赠太常少卿。
安希范
字小范，无锡人，万历丙戌年进士。
授任行人，转任礼部主事，升迁为南京验封郎中。因高景逸上疏议论执政者，遭到斥责，安希范上疏申辩救援，言语多处触犯忌讳，被逮捕后释放，削去官籍回乡，闭口不谈时政。偶尔跟随各位先生讨论学问，在东林书院静扫一间屋子，在其中读书。后来在吴兴的菁山卜居，在那里去世。
吕坤
字叔简，河南宁陵人。隆庆辛未年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
资质稍显迟钝，读书不能成诵，苦于训诂家的言论扰乱思路，更加不能理解，于是全部弃置，澄澈心神体认本心，久而久之豁然领悟，过目不忘。十五岁时，阅读性理诸书，欣然有所感悟，作《夜气钞》、《扩良心诗》。
万历甲戌年廷试对策，授任垣县令。垣县事务繁杂，崇尚严明；第二年调任大同。大同贫困，崇尚安抚百姓，培育柔顺良善之人，裁抑豪强横行，两地都很感激他。此前垣县的土豪被吕坤严厉惩处，几乎丧命，吕坤离任那天，土豪送行数百里说：“以前受创悔悟，从此以后不再犯法了。”吕坤任大同知府时，因人命案牵连他的姻亲王家屏，王家屏是邻邑的大绅，向吕坤求情，吕坤回答说：“案件已定，不可翻案。”后来王家屏任吏部尚书，对同僚说：“天下第一不受请托的，莫过于大同知府。”特意上疏推荐吕坤，升任吏部主事。按惯例，新到职司的人崇尚缄默谦卑，吕坤却峥嵘挺拔，毫不退避。在吏部十年，七次转任郎署，历任山东济南参政，按察山西右布政使陕西，升任山西巡抚。所到之处都端正自己率领下属，务必推行仁政，馈赠贿赂，全部杜绝。尤其加意恩惠抚养孤苦无依者。正值天下将多事，更加严格边防，直到后来成为成法不废。升任协理院事，第二年升任刑部右侍郎，后来转任左侍郎。在京四年，与董范之商议朝鲜之事、石门之事，坚守一种说法，屹立不动。厌恶他的人用危法中伤他，满朝为之恐惧。吕坤不因惩罚而改变初衷，称病请求退休，奏疏共上五次，获准归乡居住。遇到邑中疾苦，就亲身承担，毫不推辞，即使多嘴多舌也不顾恤。有从京师来的人，权要寄信说：“叶台山曾在皇上面前推荐你，应当致谢。”吕坤说：“宰相为国荐人，是公事。如果我去致谢，就是把谢恩当作求取私利了。”竟然不去问讯。权阉派使者带着书信帛物到来，吕坤说：“大臣交结内侍，律法有明确禁令，不接受。”他坚守正道不阿谀，就是这样。
居家四十年，自奉俭约，不置产业，只每天与门弟子讲论不停。有背着书箱从千里之外来的人，都推崇沙随夫子。
曾认为六经简易明切，诸儒因为聚讼而分裂道统，深文而晦暗道统，拘泥而狭隘道统，于是失去了本意。六经是天地万物的史书；天地万物是六经的案例。而总寄托于圣人，圣人之心，是道统的府库；圣人之身，是道统的车舆；圣人之言，是道统的钥匙。天地以道铸造圣人，圣人以道铸造天下。又说：世道任其自然，圣人建立世教，而用当然来约束。礼法是维持世教的善物。国家的存亡，百姓的生死，都系于此。巢父、许由披卷，佛老庄列，决裂礼法的堤防而溃散。近来有人念头不及民物，学问不本于诚敬，心中不存惕励忧勤，拾取瞿昙的余唾，开设方便法门，以自适其猖狂恣肆之意，轻视庸言庸行为土苴，视三百三千礼数为桎梏，世教荡然无存界限。应当自吾儒经史外，诸清奇高远窈窕妄诞之言，付诸火中作道脉图。又说：一身罪过都是我心承当，五官百体无罪؛ 两间罪过都是我身承当，天地万物无与作呻吟语。曾推理欲生长极至之说以警世，复为图以广之。说凶人与众人，起初并非与圣人遥远，潜滋已久，不觉自移，所以舜跖只争一念。八十三岁，卒于家。临终作反挽歌，自撰墓碑铭，述性直不委婉，严毅少温和。居官持法而情凉，居家义胜而恩情薄，当事过激，涵养功夫疏浅。奉先人“天理”二字于胸堂，不敢失坠，遗命不用风水流阴阳家言。所著有《家礼翼》《家礼疑》《去伪齋集》《闺范》《安民实务》《交友韵》等书。追赠刑部尚书，给予祭葬。
沙随语录
父母完整地生下子女，子女完整地归还给父母，毛发肌肤还父母之初，没有丝毫毁伤，是父母的孝子。天完整地生下人，人完整地归还给天，心性还天之初，没有丝毫欠缺，是天的孝子。
宋儒对孟子有功，只是补出了“气质之性”，省了多少口舌。
不动气事事好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就下流；力善如缘无枝之树，才住脚就下坠。所以君子之心，无时而不敬畏。无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业。
或问：“鸡鸣而
起，若未接物，如何为善？”程子曰：“只主于敬，便是善。”愚谓：“惟圣人未接物时，何思何虑？贤人以下，睡觉时合下便动个念头，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当行事，便来心上。只看这念头如何？若一念向好处想，便是舜邉人；若一念向不好处想，便是跖邉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却有所为，这又是舜中跖渐来渐去，还向跖邉去矣。”此是悟头工夫，此时克己更觉容易，▯检更觉精明。所谓“去恶在纎微，持善在根本”也。忘是无心之病，助长是有心之病。心要从容自在，活泼于有无之间。
译问：“人刚起身，尚未接触外物时，如何才算善？”程子说：“只要内心专一于恭敬，便是善。”我认为：“只有圣人在未接触外物时，才没有思虑；贤人以下的人，刚睡醒时念头就会立刻活动起来，或是回想昨天已做的事，或是考虑今天该做的事，这些念头便来到心上。只需看这念头如何？若一念向好的方面想，便是舜那样的人；若一念向坏的方面想，便是跖那样的人。若念头中虽是善，但本意却有所图谋，这又是舜中夹杂着跖，渐渐就会趋向跖那边去了。”这是领悟本心的功夫，此时克制私欲更觉得容易，省察检点更觉得精明。这就是所说的“去除恶念在于细微之处，持守善念在于根本”啊。遗忘是无心的毛病，助长是有心的毛病。心要从容自在，在有无之间保持活泼灵动。
寜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详是处事第一法，谦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处人第一法，置富贵贫贱死生常变于度外，是飬心第一法。
士君子要飬心气。心气一衰，天下万事分毫做不得。冉有只是个心气不足。
胸中只摆脱一恋字，便十分爽净，十分自在。人生最苦处，只是此心沾泥帯水，明是知得，不能防割耳。
【佳】按孙钟元先生注曰：「非刚不能防此，是治病法。」
只有一毫麄疎处，便认理不真，所以説惟精，不然众论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説惟一，不然利害临之而必变。
每日▯检，要见这念头自徳性上发出，自气质上发出，自习识上发出，自物欲上发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识得本来靣目。初学最要知此。
治心之学，莫妙于瑟僩二字。瑟，训严宻，譬之重闗天险，无隙可乗，此谓不疏，物欲自消其窥伺之心。僴，训武毅，譬之▯军按剑，见者股栗，此谓不弱，物欲自夺其猖獗之气。
孝子之于亲也，终日干干，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头。自家既不惹起，外触又极防闲。无论贫富贵贱，常变顺逆，只是以悦亲为主。盖悦之一字，乃事亲第一传心口诀。即不幸而亲有过，亦须在悦字上用功夫。几諌积成，耐烦留意，委曲方畧，自有回天妙用。若直诤以甚其过，暴气以増其怒，不悦莫大焉。故曰：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
进道入徳莫要于有恒。有恒则不必欲速，不必助长，优优渐渐，自到神圣地位。只无恒了，万事都成不得。余最坐此病。古人云：「有动心，无逺道。」只有人胜道，无道胜人之理。
无以小事动声色防大人之体
问：尧舜事功，孔孟学术，何处下手？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此是孔孟学术；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此是尧舜事功。总是一个念头。
圣人心上，再无分毫不自在处。内省不疚，既无忧惧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释然，郤是畏天命，悲人穷也。
圣人有功于天地，只是人事二字。其尽人事也，不言天命，非不知回天之力，人事当然，成败不暇计也。
为宇宙完人甚难，自初生以至属纩，彻头彻尾无些子破绽，尤难，恐亘古以来不多几人。其余圣人都是半截人，前靣破绽，后来修补，比至终年晚嵗，才得干浄，成就了一个好人。还天付本来靣目，故曰汤武反之也。反则未反之前便有欠缺处，今人有过便甘自弃，以为不可复入圣人境域。不知盗贼也许改恶从善，何害其为有过哉？只看归宿处成个甚人，以前都饶得过。
以吾身为内，则吾身之外皆外物也。故富贵利逹可生可荣，茍非道焉，而君子不居。以吾心为内，则吾身亦外物也。故贫贱忧戚可辱可杀，茍道焉，而君子不辞。读书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甚学识，甚气度，甚作用。汉之粗浅便着世俗，宋之局促便落迂腐，如何见三代以前景象【以上语録】
孙钟元曰：「予弱冠，闻公名。后读《去伪斋集》《呻吟语》，益向而慕之。时公为少司冠，家居，天下冀其一出，以奏平明之治，而公竟不出。公惟不出，而天下益高之。公之学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真接乎子思、子舆之传。有宋诸儒未之或先也。学至于是，又何憾其用与不用哉【理学宗传】于孔兼。
字元时，南直金坛人。万厯庚辰进士，仕至礼部郎中。
授九江府推官，谳决亷明，再陞礼部郎中。磨勘戊子试録，疏发其可疑者数人，皆当路子，驳都御史吴时来不当諡忠恪，得防夺諡，朝贵咸目慑之。既而累疏争三王并封议，议遂寝。防疏救考功郎赵南星，出为安吉州判，防投牒归，杜门著书，发明理学，与梁溪顾宪成、高攀龙相应和。
其论学一轨程朱，尝曰：「学在不事空言，无求顿悟，惟下学上逹躬行君子，是儒门真传。」
当沈四明一贯以妖书加害，沈归徳鲤极力周旋，得脱于祸。人高其谊。
自解官归，讲学之暇，营梵川，与其弟润甫营云林，皆擅水木台池之胜。巾车櫂舟，追逐云月，若未尝有左官之累者。优游二十年以夀终。学者称景素先生
译忍耐是思考事情的首要方法，安详是处理事务的首要方法，谦让退避是保全自身的首要方法，包容宽厚是与人相处的首要方法，将富贵、贫贱、生死、常态与变故都置之度外，是修养心性的首要方法。
士人君子要修养心气。心气一旦衰败，天下万事便连分毫都做不到。冉有只是心气不足罢了。
胸中只要摆脱一个“恋”字，就会十分清爽洁净，十分自在。人生最痛苦的地方，只是这颗心沾泥带水，明明知道该割舍，却不能斩断罢了。
【佳】按孙钟元先生注释说：“不刚强就不能斩断这些，这是治病的方法。”
只要有一丝一毫粗疏的地方，就不能真正认清天理，所以说要“惟精”，否则众人的议论混淆视听，就一定会产生疑惑；只要有一丝一毫三心二意，就不能坚定地持守天理，所以说要“惟一”，否则利害当前，就一定会改变初衷。
每天要反省检查，要看清这念头是从德性上发出的，还是从气质上发出的，是从习染见识上发出的，还是从物欲上发出的。如此省察，久而久之自然能认清本来面目。初学者最要知道这一点。
修养心性的学问，没有比“瑟僩”二字更精妙的了。“瑟”，解释为严整周密，好比重关天险，没有空隙可乘，这叫不疏漏，物欲自然消除其窥伺之心；“僩”，解释为威武刚毅，好比军队按剑而立，见到的人大腿发抖，这叫不软弱，物欲自然丧失其猖獗之气。
孝子对待父母，整天勤勉不懈，只怕有一丝毫不快的事落到父母心头。自己既不惹事生非，对外界的触动又极力防范闲杂。无论贫富贵贱、常态变故、顺境逆境，只是以让父母喜悦为主。大概“悦”这一个字，乃是侍奉父母的第一传心口诀。即使不幸父母有过错，也必须在“悦”字上下功夫。委婉劝谏逐渐积累，耐心留意，委曲周旋的方法，自然有挽回天意的妙用。如果直言争辩使得过错更严重，暴烈的脾气增加了父母的怒气，没有比这更让父母不悦的了。所以说：不顺从父母心意，不可以做儿子。
增进道义、进入德境，没有比有恒心更重要的了。有恒心就不必急于求成，不必揠苗助长，从容缓慢地渐进，自然能达到神圣的境界。只要没有恒心，万事都成就不了。我最大的毛病就坐在这里。古人说：“有动心，无远道。”只有人胜过道的道理，没有道胜过人的道理。
不要因小事动声色，以防损害大人的体统。
问：尧舜的事功，孔孟的学术，从哪里下手？回答说：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孔孟的学术；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这是尧舜的事功。总共只是一个念头。
圣人的心上，再也没有分毫不自在的地方。内省没有愧疚，既没有来自外部的忧患恐惧，又不抱怨他人。只有一段不能释怀的，却是敬畏天命，悲悯人的困穷罢了。
圣人对天地有功，只是“人事”二字。他尽人事时，不谈天命，不是不知道回天之力，而是人事本来应当如此，成败来不及计较罢了。
成为宇宙的完人很难，从初生到临终，从头到尾没有丝毫破绽，尤其难，恐怕自古以来不多几个人。其余的圣人都是半截子人，前面有破绽，后来修补，等到晚年，才变得干净，成就了一个好人。还天赋予的本来面目，所以说商汤、周武王是返归本性的。返归，那么在返归之前就有欠缺的地方，现在的人有过错就甘心自弃，认为不能再进入圣人的境界。不知道盗贼也允许改恶从善，有什么害处呢？只看最终归宿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前的过错都可以宽恕。
以我的身体为内，那么我身体之外都是外物。所以富贵利达可以带来生存和荣耀，如果不符合道义，君子就不居处其中。以我的心为内，那么我的身体也是外物。所以贫贱忧戚可以带来侮辱和杀戮，如果符合道义，君子就不推辞。读书要看三代以上的人物，是什么样的学识，什么样的气度，什么样的作为。汉朝的粗浅便沾染世俗，宋朝的局促便落入迂腐，怎么能看到三代以前的景象【以上语录】
孙钟元说：“我年轻时，就听说先生的名声。后来读《去伪斋集》《呻吟语》，更加向往仰慕。当时先生任少司寇，居家闲居，天下人希望他出山，以奏效清明之治，而先生竟然不出。先生正因为不出，天下人更加敬重他。先生的学问说：‘穷尽天理，尽人性以至于天命’，真正承接了子思、孟子的传承。宋代诸儒也没有超过他的。学问达到这个地步，又何必遗憾于被任用或不被任用呢【理学宗传】于孔兼。”
字元时，南直隶金坛人。万历庚辰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
授九江府推官，审理判决廉洁明察，再次升任礼部郎中。审核戊子科试录，上疏揭发其中可疑的几个人，都是当权者的门路，驳斥都御史吴时来不应谥号忠恪，得到批准确定谥号，朝中权贵都对他感到畏惧。接着又多次上疏争论三王并封的提议，提议于是停止。又上疏救援考功郎赵南星，被外放为安吉州判，不久投书辞官，闭门著书，阐发理学，与梁溪顾宪成、高攀龙相互呼应。
他论学遵循程朱一脉，曾说：“学问在于不从事空谈，不追求顿悟，只在于下学上达、躬行实践，这才是儒门的真传。”
当沈一贯以妖书案加害时，沈鲤极力周旋，得以脱祸。人们推崇他的义气。
自从辞官回家，讲学之余，营造梵川，与他的弟弟润甫营造云林，都享有山水台池的胜景。乘车划船，追逐云月，好像从未有过贬官的累赘。优游二十年，以高寿终老。学者称他为景素先生。
，所着《春曹书疏》及文集行世。
光宗立，特赠光禄寺少卿，谕祭其墓，祀六贤祠。
译（他）所撰写的《春曹书疏》以及文集在当时流传于世。光宗即位后，特别追赠他为光禄寺少卿，下诏祭祀他的坟墓，并将他配祀于六贤祠。
张纳陞
字以登，南直宜兴人，万厯己丑进士。
生有夙慧，甫四龄，伯祖书“门”字示之，对曰：“门。”曰：“谁教之？”曰：“形似，无教者。”因以“米”“火”等字指析其义，亦随对勿爽。九嵗攻诗及书翰，十六，王龙谿讲学荆溪，上徃听之，遂大感发，自此寻师缔友，学日进。
成进士，授刑部主事，防调礼部。癸巳春正月，御札谕礼部，并封三皇子为王。公咤叹曰：“元子封王，此国朝二百年来所未有也。”偕岳元声、顾允成合疏争之。复约同曹郎诣各部卿恳，各出疏。上意动移，札元辅。元辅乃出《三愧三悮疏》，请勿王三皇子，而请皇长子出阁读书。是请也，一举而还内降扶震位。人谓公有回天力。未几，以论救赵考功、南星，触上怒，斥为邓州判。一至谪所，给假归，杜门奉母，日玩《易》不辍，益以斯道自任。主东林书院讲席，复与同里史孟麟、吴正志軰倡为丽泽大防。每嵗与毘陵、润州轮举切劘订正，务求实益。时姑蘓管溟标三教合一之宗，公与析难数百言，管氏遂屈。己酉八月，疾将革，犹惓惓以国事及両郡大防为念，不一及身后事。前一日，索笔书“知死知生，何所畏惧”八字。又以手书至定示诸友，语曰：“得正而毙，徐敛手而逝。”年四十。
初仕刑曹，适当典狱，有黠盗越狱逸，实在代，事前一日，例得分咎，公请独当之，曰：“失事在某，冝独聴防，幸勿他及。”部堂壮之，从轻议，以是贤声遽起。居郷，条上荆溪政要十二事，当道重其言，多见施行。其言学，每以端本原敦实行为主，学者称文石先生。
华允诚
字汝立，南直无锡人。天啓壬戌进士，仕至吏部员外郎。
师事钱啓新先生，受《源编》《滙编》及《管见像抄》，始识学脉之正。寻赴东林讲防，读忠宪髙公《静坐説》《心性説》，要知心学、性学之辨，气静、心静之殊，遂以复性为宗。辛酉冬赴防试，聴讲于首善书院，时闗中冯少▯、吉水邹南臯两公主其事。少墟曰：“身不妄动易，心不妄动难。”先生闻言，当下反躬体认曰：“心不妄动不易，身不妄动尤难。”壬戌假归，执贽于忠宪之门。甲子，忠宪还朝，因随行谒选。忠宪贻素衣，书云：“鳯超整齐严肃，殆若性成。”此天成道器，一路受其益不少。
除工部主事，值魏奄用事，冯、邹诸贤俱放逐，拂衣归。崇祯己巳，起补，转员外，督琉璃厰，郤羡以万计。是冬，都城戒严，诸曹郎分守各门，上微行察勤怠，多被谴逮。先生守徳胜门，上嗟赏，独颁赏赉。调兵部职方，疏陈三大可惜、四大可忧。内言次辅冢臣以同邑为朋比，惟异已之驱除，庇同郷则逆党可公然保举，排正▯则讲官可借题逼逐。又言丧师误国之王化贞冝正法，洁已爱民之余大成有可矜，奉防切责。回话，再疏直纠温体仁、闵洪学罪状，夺俸。未几，以终养归。
里居十年余，甲申召为吏部，见时事日非，在署仅十三日，谢归。乙酉后，以旧冠衣杜门，日惟饰巾待尽。戊子四月，寓壻家，为游兵执至金陵，始终不屈而死，神色阳阳如平时，年六十一。
初，先生登第，出相国贺文忠之门。文忠在闱，梦神语曰：“明日阅第一卷，真士也。”因得先生卷，后先殉国，固非偶然也。
十六失怙，太安人训之严。归养日，母患心痛，每夜伏于床以气嘘之。旦必露祷，请代。三阅月，病良已。伯兄既丧，固邀仲兄同居。侍母尽其欢，至于置役田，葺耑祠，修宗谱，广同善，防尤有功里族。
在兵曹疏请崇祀，谓国朝理学一脉，先臣曹端实开其始，臣师攀龙则集其成，冝与薛瑄诸臣共祀孔子庙庭，使天下暁然知正学之所在。疏既具，因杜掌科先言之而未允，不果上。防仲兄书亦劝其且止，冝休养精神以图不朽。先生自此敦励益至。
晚年拟作《易解》，读《周易孔义》曰：“吾无赘矣，深有味乎介石之义。”乃更号豫如。学者称鳯超先生，所着有《春秋説》《四书大全》《防补》，藏于家。
先生肩背竦直，目不妄瞬
译张纳升，字以登，南直隶宜兴人，万历己丑年进士。
他生来就有早慧，刚满四岁时，伯祖父写“门”字给他看，他回答说：“门。”伯祖父问：“是谁教你的？”他回答：“看形状像，没有人教。”于是伯祖父又用“米”“火”等字指点分析它们的含义，他也随即回答，没有差错。九岁时攻读诗歌和书信，十六岁时，王龙溪在荆溪讲学，他前往听讲，于是深受感发，从此寻访老师、结交朋友，学问日益精进。
考中进士后，被授予刑部主事，后调任礼部。癸巳年春正月，皇帝下诏谕令礼部，将三个皇子都封为王。张纳升感叹说：“元子（皇长子）封王，这是本朝二百年来没有过的事。”他联合岳元声、顾允成一起上疏争辩。又约合同部门的郎官前往各部尚书处恳求，各自上疏。皇帝心意动摇，下诏给首辅。首辅于是拿出《三愧三误疏》，请求不要封三个皇子为王，而请求皇长子出宫读书。这一请求，一举就恢复了皇长子的储君地位。人们说张纳升有挽回天意的力量。不久，因为议论救赵南星等人，触怒皇帝，被贬为邓州判官。一到贬所，就请假回家，闭门侍奉母亲，每天研读《易经》不停止，更加以传承道统为己任。他主持东林书院的讲席，又与同乡史孟麟、吴正志等人倡导丽泽大防。每年与毗陵、润州轮流举行切磋订正的活动，务求实际益处。当时苏州管溟标榜三教合一的宗旨，张纳升与他辩论数百言，管溟于是理屈。己酉年八月，病重将死，仍然念念不忘国事和两郡的大防，一点也不提及身后之事。前一天，他索要笔写下“知死知生，何所畏惧”八个字。又亲手写信给定地的好友，说：“得正而死，缓缓收敛双手离去。”享年四十岁。
起初在刑部任职，正好掌管监狱，有个狡猾的盗贼越狱逃跑，实际上是在他值班期间，事发前一天，按例可以分担罪责，张纳升请求独自承担，说：“失事在我，应当独自听候治罪，希望不要牵连他人。”部堂认为他壮烈，从轻议处，因此他的贤名迅速传开。在家乡时，他条陈荆溪政要十二事，当权者重视他的话，大多得以施行。他谈论学问，每每以端正本源、敦务实行为主，学者称他为文石先生。
华允诚，字汝立，南直隶无锡人。天启壬戌年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
他拜钱启新先生为师，学习《源编》《汇编》及《管见像抄》，才开始认识学问的正脉。不久前往东林讲会，阅读忠宪高公的《静坐说》《心性说》，想要明白心学、性学的区别，气静、心静的不同，于是以恢复本性为宗旨。辛酉年冬天赴会试，在首善书院听讲，当时关中冯少墟、吉水邹南皋两位先生主持其事。冯少墟说：“身体不妄动容易，心不妄动难。”先生听后，当下反省体认说：“心不妄动不容易，身体不妄动尤其难。”壬戌年假期回家，向忠宪先生行拜师礼。甲子年，忠宪先生回朝，他随行谒选。忠宪先生赠送素衣，书上说：“凤超整齐严肃，大概像是天性养成。”这是天生的道器，一路上受他的益处不少。
被任命为工部主事，正值魏阉当权，冯、邹等贤臣都被放逐，他拂衣归乡。崇祯己巳年，起用补职，转任员外郎，督管琉璃厂，拒绝贪羡，数以万计。这年冬天，都城戒严，各曹郎官分守各门，皇帝微服视察勤怠，大多被谴责逮捕。先生守卫德胜门，皇帝赞叹赏识，唯独颁赐赏赉。调任兵部职方，上疏陈述三大可惜、四大可忧。其中说次辅冢臣以同乡为朋党，只驱逐异己，庇护同乡则逆党可以公然保举，排斥正直则讲官可以借题逼逐。又说丧师误国的王化贞应当正法，洁己爱民的余大成有可同情之处，奉旨切责。回话后，再上疏直指温体仁、闵洪学的罪状，被夺俸。不久，因终养母亲归乡。
在乡里居住十年多，甲申年被召为吏部，见时事日益败坏，在署仅十三日，辞官归乡。乙酉年后，以旧冠衣闭门不出，每天只是整理头巾等待死亡。戊子年四月，寄居女婿家，被游兵抓获带到金陵，始终不屈而死，神色安详如平时，享年六十一岁。
起初，先生考中进士，出自相国贺文忠的门下。文忠在考场时，梦见神人说：“明天看第一卷，真是士人。”于是得到先生的试卷，后来先后为国殉难，本来就不是偶然的。
十六岁丧父，太安人（母亲）训导他严厉。回家奉养时，母亲患心痛病，他每夜伏在床上用气吹拂。早晨必定露天祈祷，请求代母受病。三个月后，病果然痊愈。长兄去世后，他坚决邀请二兄同居。侍奉母亲尽其欢心，至于置办役田，修缮专祠，修撰宗谱，推广同善会，对乡族尤其有功。
在兵部时上疏请求崇祀，说本朝理学一脉，先臣曹端实在开创其始，臣师高攀龙则集其大成，应当与薛瑄等臣共祀孔子庙庭，使天下人明白正学所在。疏文已经写好，因为杜掌科先说了而未获允准，没有上奏。恰逢二兄来信也劝他暂且停止，应当休养精神以图不朽。先生从此更加敦励自己。
晚年拟作《易解》，读《周易孔义》说：“我没有多余的话了，深深体味介石的含义。”于是改号豫如。学者称他为凤超先生，著有《春秋说》《四书大全》《补遗》，藏在家中。
先生肩背耸直，眼睛不妄动。
，峩冠修髪，袍袖雍如也。问静坐之法，曰：“以定心气耳，勿思效验。纯闭目则游思易生，只用垂帘为是。”
译峨冠长髯，袍袖宽博。问静坐的方法，回答说：“只是用来安定心气罢了，不要想着追求效果。完全闭眼容易让杂念产生，只用垂帘（微睁眼）才是对的。”
问经学曰：「大易是圣人之体，春秋是圣人之用。近时惟管见説得亲切。」
论时事曰：「逆案之定，朝廷最为失着。既知其逆，即当不赦矣。赦而不诛，又存其案，则国法未伸，徒以毒小人之心，而翻后日之案，甚无谓也。」
吴钟峦
字峦穉，南直武进人。崇祯甲戌进士。
初读《阳明传习録》，悦之；继读《释氏坛经》，及闻养生家言，又皆恱之。弱冠受业顾端文，复从忠宪高公游，闻其讲论，始悟向来所恱之皆非学术，一归于正。门下士数百人，江隂李应升为最。李公撄珰祸，被逮过郡城，交游闭户不敢通，先生独迎至家，谈论如平生。以季子订婚姻，比李公就狱惨死，辑其前后诗文书札为《端友集》，以表之。年五十余，始序贡，得选光州学正。崇祯癸酉中河南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为长兴知县。
方赴任在途，述孙文介困思抄，为守身法以自省。在长兴，靖盗安民，暇则与诸生讲徳考业，浙士争师事之。丙子分校浙闱，得钱肃乐等。己卯，中使崔璘以廵察盐粮，出其见县体与抚按同，先生不肯屈膝，又以催科不中额罢归。家居读易，朝夕不辍。
时四郊多垒，士争谈经济。先生曰：“不明于死生，必不能忠义；不知忠义，必无经济。”作《劝学説》与同志砥砺焉。荆溪再相招之出补官，先生笑不应。辛巳补绍兴府照磨，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闻国变，痛絶复苏，曰：“马素修必能死节。”已而果然。是年冬，擢礼部主事。乙酉七月，扺南雄，闻南都复溃，留不进。自是转徙闽浙，在两粤间。辛夘八月，自普陀渡海入昌国卫城，至九月二日，积薪自焚于文庙左庑楼下，年七十五。先生尝作《十愿斋説》以教子孙，其一曰：“吾愿子孙世为儒，不愿其登科第。”其二曰：“吾愿其好圣贤书，不愿其好释典乞灵西竺。”其末愿曰：“吾愿其见危授命，不愿其偷生事仇。”亲友有以书招其归者，作《止归説》谢之。所着有《周易卦説》《大学衍注》《霞舟携卷语録》杂著若干卷，学者称霞舟先生。
明儒言行録卷九
<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明儒言行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明儒言行録卷十
安化县知县沈佳撰
冯从吾 少墟先生恭定公
字仲好，陜西长安人。万厯己丑进士，官至工部尚书。
先生为庶吉士，端静寡营，不规规词章，以圣人自期，授山西道御史。视中城，中贵以半刺通者郤，必峻。都中饥，官为设糜无捄，道殣时，自取啜之，乃克有济。壬辰大计，以先生司侦逻，包匦肃清。生平与相知赠答书卷而已，人目为秀才。御史司城者，结首揆纪纲为厉，疏斥之。省中胡汝宁，权门客也，屡弹不去，以先生一疏逐。神庙中年，朝讲浸废，或饮酣毙左右。给使斋心草疏，有「困麯蘖而驩饮，长夜娱窈窕而宴眠，终日」等语。上怒，欲赐杖阙下，防辅臣救免，遂请告归。
二年起，督长芦醝政，每按部，徳教为先。复建言降为民，比归絶径，杜门研精躭道。虽室如悬磬，而公处之怡然不为意。一时缙绅学士，执经问难；即农工商贾，亦环视窃听。寳庆寺至不能容，当事为辟关中书院，扁其堂曰「允执」。至于防期讲论，则曰：「毋及朝廷利害，边报差除；毋及官长政事得失；毋及各人家门私事，与众人所作过失及词讼请托等事；防狎戏谑等语。」其言当以彛伦日用为主，其书当以四书五经、性理、通鉴、小学、近思録为主，其相与当以崇真尚简为主，务戒空谈，敦实行，以共任斯道。其与同人相砥相成者如此。居林下二十年，读书讲学，外无他务也。
天启初，起尚寳寺卿，已转左副都御史，与邹元标先后出入。元标为御史大夫，善▯以两公为重。因廷议进药事，谓可灼以至尊尝试，而许其引疾去，当国何心？至梃击之狱，与发奸诸臣为难者，必奸也。议甚正，羣小切齿。于是刺讲学者踵接而先生与忠介俱乞身去。又二年，起总留台，未赴，即家拜工部尚书，与逆珰相忤，疏辞致仕。次年夺
译问经学说：“《周易》是圣人的本体，《春秋》是圣人的功用。近来只有管见（管志道）讲得亲切。”
论时事说：“逆案（指崇祯初年定下的魏忠贤党羽逆案）的判定，朝廷最为失策。既然知道他们是叛逆，就应当不予赦免。赦免了却不诛杀，又保留他们的案底，那么国法未能伸张，只是毒害小人的心志，反而翻后日的案，非常没有意义。”
吴钟峦，字峦稚，南直隶武进人。崇祯甲戌年进士。
起初读《阳明传习录》，很喜欢；后来读《释氏坛经》，以及听到养生家的言论，也都很喜欢。二十岁时拜顾端文公为师，又跟随高忠宪公游学，听到他们的讲论，才开始醒悟向来所喜欢的都不是真正的学术，于是专心归于正道。门下的学生有数百人，江阴李应升最为杰出。李公遭受宦官祸害，被逮捕经过郡城，朋友都闭门不敢往来，先生独自迎接他到家，谈论如同平时一样。因为小儿子与他定下婚姻，等到李公在狱中惨死，先生辑录他前后的诗文、书札为《端友集》，以表彰他。年过五十，才参加贡生考试，被选为光州学正。崇祯癸酉年考中河南乡试第一名，第二年成为进士，担任长兴知县。
刚赴任在途中，叙述孙文介公困守思州时的抄录，作为守身的法则来自我反省。在长兴，平定盗贼安定百姓，闲暇时便与诸生讲论道德、考核学业，浙江的士人都争相拜他为师。丙子年担任浙江乡试分校官，录取了钱肃乐等人。己卯年，太监崔璘以巡视盐粮为名，拿出他见县长的礼仪与巡抚、按察使相同，先生不肯屈膝，又因为催征赋税没有达到定额而被罢免回家。在家居住时研读《易经》，早晚不停。
当时四周多战乱，士人争相谈论经世济民之学。先生说：“不明白生死，一定不能忠义；不知道忠义，一定没有经世济民之学。”作《劝学说》与志同道合的人互相砥砺。荆溪再次招他出来补任官职，先生笑着不应允。辛巳年补任绍兴府照磨，调任桂林府推官。甲申年六月，听到国家变故，悲痛得昏死过去又苏醒，说：“马素修一定能死节。”不久果然如此。这年冬天，提拔为礼部主事。乙酉年七月，到达南雄，听到南京再次溃败，停留不再前进。从此辗转迁徙于福建、浙江，在两广之间。辛卯年八月，从普陀渡海进入昌国卫城，到九月二日，在文庙左庑楼下堆积柴草自焚，享年七十五岁。先生曾经作《十愿斋说》来教导子孙，其中一条说：“我希望子孙世代做儒生，不希望他们登科第。”第二条说：“我希望他们喜好圣贤的书，不希望他们喜好佛经向西方乞求神灵。”最后一条说：“我希望他们见到危难献出生命，不希望他们苟且偷生侍奉仇敌。”亲友有写信招他回去的，作《止归说》谢绝他们。著作有《周易卦说》《大学衍注》《霞舟携卷语录》杂著若干卷，学者称他为霞舟先生。
明儒言行录卷九
<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明儒家言行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明儒言行录卷十
安化县知县沈佳撰
冯从吾 少墟先生恭定公
字仲好，陕西长安人。万历己丑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
先生任庶吉士时，端庄沉静少私欲，不局限于辞章，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授职山西道御史。巡视京城，宦官用副职身份通报的，他必定拒绝。京城饥荒，官府设粥救济没有效果，道路上饿死的人很多，先生亲自取粥喝，这才能够有济助。壬辰年考核官员，由先生负责侦察，举报箱肃清。生平与知己往来只有赠答的书卷而已，人们称他为秀才。御史司城者，勾结首辅纪纲作恶，先生上疏弹劾他。省中胡汝宁，是权门的门客，屡次弹劾不去，先生一疏将他驱逐。神宗中年，朝廷讲学逐渐废弃，有时喝醉了倒在身边。先生斋戒静心起草奏疏，有“困于酒曲而欢饮，长夜娱乐于美女而宴眠，终日”等语。皇上发怒，想在宫阙下杖责他，防备辅臣救免，于是请求告假回家。
两年后起用，督理长芦盐政，每次巡视部属，以德教为先。又建议降为平民，等到回家绝迹小路，闭门研究精通道学。虽然家里穷得像悬挂的磬一样空无所有，但先生处之泰然不在意。一时间的缙绅学士，拿着经书问难；即使是农工商贾，也围观看窃听。宝庆寺甚至容纳不下，当事人为他开辟关中书院，匾额堂名曰“允执”。至于定期讲论，则说：“不要涉及朝廷利害、边报差除；不要涉及官长政事得失；不要涉及各家私事，与众人所作过失及词讼请托等事项；不要狎昵戏谑等语。”他的话应当以人伦日用为主，他的书应当以四书五经、性理、通鉴、小学近思录为主，他的交往应当以崇尚真简为主，务必戒除空谈，敦行实践，以共同承担这道。他与同人互相砥砺成就就是这样。隐居林下二十年，读书讲学，外面没有其他事务。
天启初年，起用为尚宝寺卿，已转任左副都御史，与邹元标先后出入朝廷。邹元标任御史大夫，善于〇以两位公为重。因为廷议进药事，说可以灼烧给至尊尝试，而允许他称病离去，当权者何心？至于梃击之狱，与揭发奸臣作难的，一定是奸臣。议论很正，群小切齿。于是攻击讲学的人接踵而至，先生与忠介公都请求辞官离去。又过了两年，起用为总留台，未赴任，在家拜为工部尚书，与逆珰相抵触，上疏辞官致仕。次年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