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言行録续编卷二

译他尊崇信奉这种教化，众人一致归附向往，最终官至太仆卿，他称病请求辞官归乡，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副都御史，谥号为康僖。

译公秉性自然，不做作矫饰，而言行必定依循礼法，当时的人称他为端正之士。

平生对于天道与人道、显明与幽微、道与器、上与下，没有不深入研究的，其立身处世、制定行为准则，超脱于世俗之上，唯独以趋附名誉为耻，不树立门户派别，却默默日益彰显，人们都信服他是真正的道学家。

公内在德行纯粹完备，他的学问无所不涉猎，与昆山的魏校交好，书信往来，内容都是圣学的精微之处和时政的关键要点。去世时，箱子里没有多少钱财，田地仅有百亩，告诫儿子不要乞求身后的恩泽，人们更加敬重他。

康僖在礼部考试中夺魁，刘瑾正掌权，同科进士大多请求去拜见他，公坚决拒绝说：“能让天下后世说进士拜见权贵是从康僖开始的吗？”最终没有去。等到吕仲木成为状元，他也不去，舆论都高度评价他。

林次崖为公的文章作序说：“公年轻时凭借文章冠绝天下，却不想以文章显露自己，他克制自己、反省自身，致力于道，急切的样子。看他做官将近三十年，从翰林院起步，历任藩臬（布政使、按察使），直到卿寺（中央高官），债务无法偿还，死的时候，没有钱安葬，这不是在道上有收获吗？他在闽楚督学，所到之处以道教导学生，称颂其盛德的人，到现在不衰。我曾与他同僚，看见他待人接物，即使在仓促之间，也没有急躁的言语和神色，事情应当喜怒，即使很强烈也不表露出来，可以说是有修养了。做学问务必培养根本，遵循正道，严格区分理欲，曾勉励人说：‘这个心是天理，只是怠惰才失去它，提起这个心就是天理，放倒这个心就是人欲。安于所不安的，这是学者的病根，如果病根不除，理欲交战，即使学习也没有益处。’”

公喜欢议论天下大事，有远见，多有格言。当今皇帝励精图治、改革弊政，群贤切磋琢磨。公与当权者谈话，勉励他们宽大。这是崇贻给胡端敏的信说：“大臣想要有所作为，必定是信任日益专一，机要防范可以立即援引善人，布列在重要职位，等到君主意志大定，国家方针不动摇，慢慢商议兴革，或许能保全成功。否则恐怕有异议乘虚而入，不仅无益，而且引发不安，而党争日益滋长。”桂文襄公桂萼做武康县令时，与公交好。等到桂萼位居政府，曾给公写信，最终没有回复。首相听说他的名声，多次想见他，最终没有去。有人以首相的意思来劝诱公，只回答说：“有命。”在福建按察时，执法不屈服。后来被有权势的人衔恨，因此妨碍了掌权任用。

俭庵梁公升任按察使，公勉励他说：“扩大我的心胸以聚集众善，广开我的耳目以宣达群情。”赠给韩佥宪汝节的话说：“用度量充实它，没有不能容纳的；用谦虚坚守它，没有不敢服从的。”林见素再次召胡端敏回来担任司马，都用进退的道理、世道的责任来规劝他。李立卿做方伯（布政使），赠给他话说：“风气深厚，然后才能承载大翼；水深厚，然后才能承载大舟；学问达到极致，然后才能胜任大任。先民之所以在商周建立功业的，大概可以知道了。”李立卿拜谢【徐咸《名臣言行续集》】

黄巩

字伯固，福建莆田人。正德二年进士，官至大理寺寺丞。

在做给事中时，武宗有南巡的命令，各位大臣不敢说话，黄巩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祖宗的纪纲法度第一次被刘瑾破坏，第二次被佞幸破坏，又第三次被边将破坏，到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天下只知道有权臣，不知道有陛下。陛下不知道，恐怕后来知道就晚了。先儒周敦颐说：‘圣人确定中正仁义，以主静确立人的极致。’又说：‘吉凶悔吝产生于行动，吉只有一种，行动能不谨慎吗？’所以圣人主静，君子慎动。陛下游乐无度，流连忘返，行动过度了。古代的明王，采用别人的言论而显扬自己；后世不采用别人的言论，又加罪于人。现在又不是这样，臣僚有议论时政的，左右权臣往往隐瞒不报。议论权臣的奏章留在宫中不发，而用其他事情来中伤，使他们不因言论获罪，而因其他事情获罪。所以我担心陛下知道晚了。孔子说：‘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言语不顺则事情不成。’陛下无故自称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这样轻视自己，那么谁为陛下呢？天下人不为陛下办事，而为将军公办事，天下都是将军公的臣子了。古代天子有被称为独夫的，有想成为平民而得不到的，我深切为陛下担忧。最近又有南巡的命令，南方的百姓流离失所，争先恐后带着妻子躲避，现在江淮饥荒，父子兄弟互相残食，天时人事如此，再加以逼迫，差不多就要成为盗贼了。奸雄窥伺，等待时机发动，变乱发生在内部，则想回去无路；变乱发生在外部，则盼望救援来不及。陛下这时后悔，晚了。居位的大臣、用事的宦官、亲近的小人，哪有真爱陛下的心呢？陛下应当幡然悔悟，下达哀痛的诏书，停止南巡，撤除宣府行宫，拿出内库的钱财来赈济江淮的饥荒，解散边军让士兵回归队伍，斥退不侍奉的女官让她回家。自古以来没有小人用事而不亡国丧身的。江彬是行伍中的庸流，凶狠傲慢，陛下赐姓封伯，托付心腹，交付总督京营，使他外挟内拥，这是骑虎之势，是乱道的根源。天下人切齿”

译唾骂之声四起，大家都恨不得吃下巩彬的肉，陛下为何吝惜不向天下人谢罪呢？陛下年事渐高，太子之位尚未确立，祖宗社稷的托付，悬悬然无处寄托，反而还远行观览游乐，屡次触犯不可预测的危险，收养义子，布满身边，唯独不预先册立亲近贤能的皇子来辅佐继承大业，臣认为陛下是颠倒本末。恳请陛下预先挑选宗室中亲近贤能的人，养在宫中，等到日后皇子诞生之后，让他们回到外藩，这是宗庙社稷无尽的福祉，也是天下人的期望。皇帝非常愤怒，将巩彬交给镇抚司严加审治，三次加刑杖责，定罪关押一个月，削去官职贬为平民，巩彬回家闭门著书，借米留客，到了中午还没生火做饭，却安然自若。嘉靖改元，起用巩彬为大理寺丞，不久因病去世。行人张岳上言说：巩彬志向高尚，学术纯正，有定心养性的功夫，所以气节刚劲而不偏激；有格物穷理的学问，所以论议持正而不诡辩。加上他清修刻苦，才具优秀，如果上天能延长他的寿命，效忠的功业不可限量，不幸命运坎坷而身亡，朝廷内外共同哀悼。恳请广泛采纳公论，酌情给予抚恤典制，对士气和民风必定有所补益。皇帝下诏追赠巩彬为大理少卿。巩彬体质清瘦，沉着聪敏且好学，即使疾病缠身，手中也不放下书卷。林俊将他比作美玉精金。

译王思

字宜学，江西泰和人。正德年间辛未科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

八岁能作诗，十岁能写文章，二十岁时在乡试中举。等到在南国子监完成学业，亲手写下“矫轻警惰”四个大字挂在座位旁。寻求朱熹的遗像，恭敬地供奉着随身携带。遭遇父亲丧事，安葬祭祀都不违背礼制。

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每次考试必定先于同僚，唯独不喜欢写应酬的文字。甲戌年，上疏认为：孝宗敬皇帝的儿子，只有陛下一个人应当为天下万世自重。应该亲自祭祀太庙，孝顺供养两宫太后，总揽国家大权，弘扬圣学。怎么可以嗜酒而荒废志向，喜好勇力而轻视自身？只是任由喜怒，转移威权，松弛法纪，摧残士气，招致天灾。言辞极其痛切，触怒皇帝旨意，被贬为潮州三河驿丞。顺路探望母亲，到达贬所，郡守开辟景韩书院让他居住。当时的士人都跟随他游学。

阳明王公镇守防备台州，发檄文让他协助军务，商议公务就与通衢驿丞李子庸一同前往。防备宁王叛乱发生，撩起衣裳连夜赶赴军门。功成后急忙回归，口中不说辛劳。庚辰年再次进入潮州，请求学业的人更加兴盛。学生们记录他的言论。

嘉靖改元，召还翰林院，补任编修，参与修撰武宗实录，一同主持乡试，担任经筵讲官。甲申年大礼议兴起，与同僚争辩上疏没有得到答复。不久，曾祖父文端公的墓穴有水患，请求改葬得到批准。将要回家，七月十五，又参与伏阙号泣劝谏，被关入诏狱，在朝堂受杖十四天后死去，没有钱办理丧事。公卿旧僚共同资助并收敛遗体送回家乡，享年四十四岁。

沈霁

字子公，南直隶华亭人，正德辛未科进士，官至贵州副使。

跟随胡敬斋、章枫山学习程朱理学，感叹说：“这是道学的正统脉络，为什么要写诗赋呢？”于是专心于正学，甚至忘了睡觉吃饭。

曾经治理江南，遭遇水灾，规划水利六条，上达给都御史俞公，施行后使吴地百姓受益。

授任行人，提拔为御史，分司留在京城，巡视江北。路过全椒，平反冤狱，上疏请求发放粮食赈济饥荒，救活的人有数十万。宁王谋划叛乱，事先暴露，上章弹劾他，没有得到答复。等到皇帝驾临南京，屡次上疏请求回京，言辞极其恳切。又想到皇位继承人未定，上疏请求册立宗室中的贤者，以维系天下的期望。诸如防备边患、任用将领、修养德行、反省过错、亲近贤人、远离奸佞，前后上百道奏疏，当时的舆论认为他伟大。升任副使，肃清海道，教化盗贼成为良民。改任贵州兵备，称病请求退休，皇帝优诏加封参政，退休。

在家十七年，断绝人事往来，潜心玩味义理，在身心上验证，务求实践实学。又过了几年，才知道道理都具备在我心中，不需要向外寻求，只在纸面上寻求而在身心上没有收获，不是真正的学问。又说：“我每天晚上躺下，必定思考所做的事合乎理就安心睡觉，稍微有不合，就睡卧不安。天亮就改正过失，如果事情已经处理无法再改的，就把这件事写在墙壁后面，不敢再犯同样的错误。”他刻苦勉励不宽恕自己如此，去世时享年八十五岁。

毛宪

字式之，南直隶武进人，正德辛未科进士，官至

拜给事中，上疏弹劾几个依仗权势谋取私利的大臣，朝廷内外肃然。又曾经申辩救谏官窦明极，陈述边防军政的败坏，灾异水旱的忧患，直言不讳不避祸害。不久因病请假，很久。担任起居注使前往荆湘，看见百姓遭受水灾，立即上疏驰奏。等到论及先儒陈澔对礼经有功，应该配享从祀。恰逢皇帝西巡，久驻甘肃，人心惶惶，特别上疏请求回京，没有得到答复。当时皇位继承人未立，满朝忌讳不敢发言，首先上疏请求建立储君，也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武宗将要回京，有国库赏赐给近臣，唯独他上疏推辞不接受，因此称病回家。与志同道合的人讲求理学，考察濂、洛、关、闽诸家的论说同异，融会贯通。大体以不欺为主，以恕为用，以克制自己为功夫，然而认为克制自己很难。自称检制二十多年，偏狭的性子不能完全去除，晚年匾额他的书室叫“三近斋”，大概是退让而以困勉自励。他立身治家，都有规范，岁时祭祀，一律遵循家礼。设置义田义学，教养乡族，施恩于孤弱。自认为俸禄不及双亲，匾额他的厅堂叫“永思”，吃饭不吃重口味的食物。与人有约定，即使风霜寒暑，也不违背朋友。死生患难之际，情谊更加深厚。郡守陈实建立道南书院，聘请他主持教学，全郡钦佩信服，称为古庵先生。享年七十七岁去世，有关部门表彰他的里巷叫“崇贤”。著有《谏垣草》《古庵文集》《毗陵正学编》《毗陵人品记》等书，流传于世。

王道

字纯甫，山东武城人。正德辛未科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

选拔庶吉士时，山东盗贼兴起，将要奉养祖母避居江南，上疏改任应天教授，召为吏部主事，历任文选郎中。大学士方献夫推荐他学问品行纯正，可以担任宫僚，提拔为春坊左谕德，称病坚决推辞说：“朝廷以名器为重，不轻易授予人非次之官，人臣只安于义分，应当谨慎对待非分的获得。”一共三次上疏，才得到旨意，因病回家，而声望更加重要。住了一年，升任国子祭酒，拜吏部右侍郎，仅仅一个月，因病去世。他英明敏捷超人，精于选择强记，对于书籍无不探究其要旨，已由博返

译约，防止绎解圣经，不想要标榜门户以自我彰显。时间久了，他对经义的理解豁然开朗，自信所著有的《易》《诗》《书》《春秋》《大学》《亿》等书。所持的论点大多超越了前代儒者，他两次掌管国子监，端正规范，申明约束，六馆的诸生都顺从地向往追随，人们将他比作宋代的仲敏。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定。

译熊浃，字悦之，江西南昌人，正德九年考中进士，官至吏部尚书。

他学识渊博，精通《易经》，考中进士后，被授予礼科给事中的官职。宁王朱宸濠将要谋反时，将御史熊兰和熊浃的至亲拘禁作为人质，熊浃与熊兰将朱宸濠谋反的情况秘密告知御史萧淮，由萧淮上奏朝廷。世宗即位后，熊浃奉命出使四川，松潘副总兵张杰原本倚仗江彬在宫内的支持，大肆残害百姓，杖杀千户以下军官五百余人，还诱杀归顺的少数民族。张杰率领家丁拦截攻击兵备副使胡澧，熊浃上疏弹劾张杰，张杰因此被革职，边疆百姓对此感到痛快。大礼议兴起时，熊浃的主张与张璁相合，吏部厌恶熊浃，将他外调补任河南参议。但世宗赏识他，召他参与编修《明伦大典》，过了一年，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历任左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事务。熊浃虽然因议礼受到皇帝赏识，但从未迎合皇帝的旨意。嘉靖八年，京城百姓张福自杀，其母诬告同乡张柱，东厂将此事上报，案件移交刑部，判处张柱不服罪。张福有姐姐，与张福的邻居都证明张福是自杀，刑部请求复审，命令郎中魏应召改判张福，东厂坚持原奏，皇帝发怒，三法司及锦衣卫镇抚司逮捕审讯相关人员，魏应召复审张福、张柱一案，熊浃按照魏应召改判的意见，再次上奏，皇帝认为熊浃徇私包庇，革去他的职务，将魏应召等人下狱审讯，侍郎许赞以下官员都惶恐谢罪。给事中陆粲、刘希简为此进言，皇帝再次发怒，陆粲等人不等审讯结果，就先事妄加渎扰，都被下锦衣卫审讯。后来许赞等人竟被处死，张柱按原判执行，魏应召及邻居证人都被发配边疆充军，张福的姐姐被杖责一百下，因为熊浃曾支持大礼议，姑且只革职闲住十八年。皇帝前往山陵谒祭，与近臣追论旧臣，指示吏部起用熊浃，不久升任南京礼部尚书，第二年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嘉靖二十三年召入京城任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再次掌管都察院事务，过了一年任吏部尚书，因母亲年九十请求离职，皇帝坚决挽留，赐给粮食布帛慰问。

皇帝修建箕仙台，熊浃极力进言神仙之事虚妄。此前，杨爵、周怡因劝谏皇帝沉迷仙道、祈祷祭祀，被关押在监狱很久。熊浃向皇帝进言杨爵、周怡之事，皇帝释放了他们。到了这时，听到熊浃的言论，大怒，立即将杨爵、周怡重新关押入狱。皇帝将熊浃的奏疏批给大学士严嵩看，严嵩委婉解释，才作罢。大概杨爵、周怡出狱才三天罢了。但皇帝仍尊重熊浃，加封他为太子太保。两个月后，因推举官员之事，两次被扣除俸禄。熊浃内心不安，防范陶仲文被封伯爵给予恩宠，再次上疏争辩，奏疏被扣留在宫中，于是称病请求退休。皇帝发怒，剥夺他的官职为民，由锦衣卫官员押回原籍当差。不久去世。

熊浃笃信程朱理学，厌恶术数之学，做官时常以不能保全晚节为忧虑，在乡居十年，足迹不进城府，听到朝政失当，四方发生灾变，就忧形于色。穆宗即位，恢复他原来的官职，赐谥号恭肃。

金贲亨，字汝白，浙江临海人，正德九年考中进士，官至【缺】提学副使。

他为人清纯醇厚温和，刚正介直端毅，这是天生的禀赋。既知晓学问的大旨，便毅然认为圣人是一定可以学成的。动静作息，言语沉默应对，务必与学问相伴随。他曾喜爱张载“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怠”以及初学者应当以心为严师的观点。以及程颐“整齐严肃则心便专一”的话，日常用功庄重恭敬严密，言行有记录，细微的过错必定记录。等到留在官署请假，隐居数月，取出程颢、李侗的书籍反复潜心研读，才知道功夫过于刻苦，追求效果太迫切，反而陷入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弊病。对于澄澈的真体，似乎还没有悟入之处。于是静坐澄心，体认天理，一心涵养。

金贲亨做官行政，大体主张崇尚礼教，敦厚风俗，端正纲常维系世道，使风俗美好的心意，深切恳切。在扬州举行祭祀礼仪，修定释奠的新乐舞，斥责冒名祭祀乡贤的高级官员，罢黜品行不端却攀附援引例行的士人。在福建阐发朱熹的学问，于是开辟道南书院，以尊崇祭祀五位先生，又编排这些人：如程颢的表里洞彻，不见瑕疵；如杨时的终日不言，温和地使人感到和谐；如李侗与人并立而使人感化，有如春风催发万物；如延平的冰壶秋月，晶莹透彻无瑕；如朱熹的心度澄莹，没有渣滓。特别为之表彰参验，考证源流，明确张贴在书院中，具疏请求在文庙祭祀罗从彦、李侗两位先生。在江西优选志向行谊之士于白鹿书院，亲自与他们讲论圣贤做学问的次第，成就的人很多。居家则百行醇备，大小事情不马虎，后学者都秉承他的身教。

这时新学盛行，乡人正假借其名以张扬声焰。先生存诚守正，专宗程朱，曾答应容庵以观未发一语，作为程门相传的指诀。又作《主一辨》，大意是说如古人读书不觉麦漂，乃是心役于物，不能称为专一。凡是学者必须收回放逸的心。《易经》说：“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后通天下之故。”这是专一的本体吗？孟子说：“心勿忘勿助长也。”这是专一的要道吗？子思子说：“笃恭而天下平。”这是专一的全功吗？说：“无适，主不往也；曰无欲，客不入也。”舍弃这些而学习，高则空虚，低则支离，不足以谈论专一了。因此自号其居曰“一”，所学者称他为“一所先生”。著有《学易记》《学庸议》《道……

译《南録》《台学源流》以及诗文集《定海县志》，流传于世。汝白的父亲是位君子，教导汝白从事科举学业，常常感叹说：“可惜可惜！即使考中状元，也是白白度过一生。”后来汝白考中进士，父亲写信督促责备他说：“你考中一科，我不为此高兴反而为此担忧，此后你必定渐渐放纵，可以记录每天的言行寄给我。”汝白说：“我整天在您身边，您难道不了解我而担心我放纵吗？”试着问一位老仆人说：“跟以前相比渐渐不同了。”于是警觉畏惧，放置一个本子记录自己的所作所为，试着自我检点过错，多得写不完，于是大力激励自己治学，最终成为善士【王述古答金世龙书】。

译舒芬，字国裳，江西进贤人，正德丁丑科进士第一，官至翰林修撰。

舒公自幼聪慧超群，不同于寻常孩童，刚满童龄便进入郡学读书。他曾作《赤雁赋》，郡守对他的才华感到惊奇，认为他将来必定能考中状元。他家中贫寒，生活清苦，不与人交往，虽然读书无所不读，但实际上致力于圣贤之学，不屑于做那种博学多闻的人。他在大殿上回答皇帝提问，陈述详尽丰富，忠义之气奋发昂扬，被赐予状元及第，授职翰林修撰。当时武宗不时外出巡游，舒公对此感到忧虑。戊寅年春二月，孝贞皇后去世，过了一个月皇帝就打算去视察陵墓，又革除了一切仪仗护卫。舒公推测皇帝将要到达宣府，于是上《圣孝疏》，说在三年守丧期内应当深居宫中，不再外出，即使脱去丧服后，也应当像成王免除丧服后朝见宗庙时那样，依然保持哀痛之情。接着又上《车服疏》，说天子区分尊卑等级的标志，没有比车服更大的，如果与平民相同，非常不利于辨别上下、确定礼仪。当时担心有意外变故，他在每道奏疏中再三表达这一意思，于是请求恩准让他回家终养父母，一共上了五道奏疏，都没有被允许。

己卯年春，皇帝商议南巡。在此之前，江西宁王宸濠长期蓄谋不轨，又勾结陆完、钱宁等人作为内应，京城人心惶惶，充满恐惧。舒公于是慷慨地说：“皇帝出行必定不利，这是国家安危所系的大事。”他约集志同道合的人上疏请求留住皇帝，言辞非常激烈。当时有亲王提倡吴王刘濞那样的计谋，大臣怀着冯道那样的心思。舒公又痛斥内阁，说面对一切危亡的迹象，不苦苦进言挽救，却听任皇上自毁江山。当时陆完发表危言来阻止他。舒公邀请考功郎中夏良胜、仪制郎中万潮、太常寺少卿陈九川，举杯洒酒祭奠说：“普通人的志向不可被剥夺，我们难道能被大臣剥夺吗？”于是接连上疏，当时号称“江西四君子”。随后各部院寺属的官员也各自上疏。皇帝大怒，皇帝最终没有出行，将众臣投入锦衣卫监狱，命令他们在午门外跪五天，早晨未时进入，晚上酉时退出。舒公严肃整肃，与平时无异，又被剥去衣服在朝廷上杖打。舒公因为奏疏列在首位，杖打特别重，但神色不变，只是口中呼喊高祖庙灵的英灵，希望以此感动皇帝的心。杖打结束后几乎死去，裹着伤躺在院子里。掌管监狱的人害怕惹祸，派人把他抬出去。舒公屹立不动，说：“我在此做官，应当死在此地。”于是被贬为福建市舶副提举，当天就上路。有人劝他等伤好了再走，他说：“死是我的本分，怎敢稍作停留呢？”当时死于杖下的有十一人。

到了福建后，施恩德，宣示威严，远方人心信服。闲暇时讲学不倦，学生日益增多。起初，罗一峰弹劾大臣，遭遇丧事被起复，也被贬为此官。等到舒公回来，福建人尊崇他们的道德风节，于是立祠祭祀这两位先生。

不久，宸濠果然反叛。舒公当时因父丧回家，而家乡多的是宸濠的党羽，抄掠不断，有人请求他躲避。舒公哭着说：“父亲的灵柩在堂上，躲避又能去哪里呢？”他坚持躺在草垫土块上，不为所动。

世宗初年，下诏起用舒公恢复官职，参与商议兴献王礼仪，舒公一共上了三道奏疏，伏在宫阙前等待治罪，再次在朝廷上被杖打。第二年遭遇母丧，疾病发作而死。他的著作有《梓溪集》。

他平生酷爱《周礼》，详细加以订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图释》一卷、《剔伪》一卷。接着校定正经六卷，共十三卷，题为《周礼定本》。对于五经，他曾疏论数万言，阐发其精微旨意，大体上都对圣门有功。

舒公以圣贤自期，曾经哀叹异端学说的谬误，说：“空谈无补，不如修养根本以胜过它。”于是选取周敦颐“学圣有要”几句话，写在座右，看着它并努力践行，说：“这可以追溯洙泗之源了。”他最喜欢周敦颐，曾经称他为中兴之圣，因此著《太极释义》《通书释义》，又作《易问笺》七十余条，当时深研理学的人，没有不推崇佩服的。他居家时温清定省，出于诚笃，等到位列侍从，便委身于国家，说：“这是太史公教导的。”至于以犯颜直谏作为尽孝的实质，以不愧于屋漏作为不辱没父母的实质，凡是宗社大计，如劝谏南巡之事，纲常大体，如议大礼之事，勤勤恳恳，一定要符合大道，而不敢以末世苟且的说法混杂其中。他在朝任职十年，义气激发，进谏而被杖打，杖打后被流放，又再次进谏，又再次被杖打，而绝无丝毫得失之心，死生利害之念。与朋友互相切磋，没有一点点矫饰，尤其喜欢成就后学，与他们讲论事理，于心术之正念念不忘，曾经说：“士人应当爵禄不入于心，沟壑不忘于念。”

他平生不从事生产，家无立锥之地。巡按御史储良材在省会为他建造小宅居住，安置他的妻儿。

舒公出生时，士人泊船在野江。半夜听到有人说：“状元姓舒。”去世前夜，门生谌枏梦见垂白帘中有六个字：“忠孝状元止此。”去世当晚，大风雷电，吹折树木鸟巢，压塌房屋，其关系如此。

泰泉黄佐为舒公文集作序说：江右大魁只有罗一峰以道义闻名于世，先生确实继承了他。他们的名节在清时，同享令德荣耀，同官止于修撰，抱道而终，又相同，即使把他们与伊洛诸贤并列也可以。难道只是以文章传世吗？他对天文尤其精通，常说历象是古代太史的职事。中星以日为主，七政以岁为主，凡是盈虚脁朒伏逆迟留等现象，如同指掌般清楚。观察星气，占卜必定应验。黄佐不能及他。又说：先生的为人，他的死……

译他忠义勇敢，他的孝心感动真诚，他追随善道敏捷，他自我修养严格，他安身立命高洁，他身处贫困而安乐。因此能够融合内在与外在，贯通天人之间的名理，如同程颢、程颐和朱熹；诗文如同韩愈、欧阳修，而且多有独自的领悟。既然如此，那么先生出仕或隐退、生存或灭亡，对于天下国家所关联的影响，难道是细微的小事吗？

译【佳】按：先生的风骨节操冠绝天下，但他的文集中却有批评程正公的话，难道他在穷究事理的学问上有所欠缺吗？

当时人们正尊崇王守仁的学说，程公说：“必须穷尽天地的高深厚重，必须参详历代帝王的法度章程，必须极尽礼乐的中和之道，谈论鬼神的性情状貌，以及应对万变的原因、万物命名的依据，然后才可以称为道问学，这是有不可虚假造作的地方的。”如今才智之士，装饰虚名，鼓动后辈，那么尊崇德性的学说就容易被掩盖了。“依附陆九渊的人，只是窃取其末节；反对朱熹的人，没有看到其大全，并非真心为道。”

程公兼通天文，精通音律。香山的黄佐曾经与陵阳的梅百一讨论武王伐纣，岁星在鹑火，通考象纬没有记载，于是推演步算。岁星从鸟帑旅到龙首，我圣祖平定天下建立汉朝，丁未年改元，星纪属于吴地分野。壬午年靖难之役，析木属于燕地分野。福德所在之处，其感应如同回声般迅速。梅百一感叹说：“以前见到舒国裳，也论及此事。”后来黄佐进入史馆，见到程公握着他的手说：“通过梅百一认识您很久了。”从此交往非常欢愉。程公对黄佐说：“心术与学术是相符的，怀恋安逸与追逐利益是相互关联的。懈怠胜过恭敬，欲望胜过道义，那么心就死了，学问就虚伪了。我们这些人匡正君主，预防之道就在于此。”黄佐常常感念他的德行，反复说道：“钟律度量是用来治理历法、明确时节的。邵康节粗略地得其大意，但不能建立律吕、运行历法。要推行礼乐，必定要依据《周官》吧？观看大司乐的职掌，那么历法律吕就完备了。”黄佐深深赞同。【名山藏】

按，黄佐，字才伯，香山人，正德辛巳年进士，历任官职至少詹事。黄佐问学广博，著有《典礼乐》。学士张治看到他所作的《乐典》，感叹说：“《箫韶》九成，可以再次听到了。”他在泰泉别墅讲学，其学问以博文约礼为宗旨。当时士大夫中主张顿悟而排斥经书的，都被他视为孤陋寡闻之人。

郑世威

字中孚，福建长乐人。嘉靖己丑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

刚束发时，题写他的书斋名为志乐。安于颜回箪食瓢饮的贫困，像范丹一样在弱冠之年就举乡试。成为进士后，恰逢台臣空缺，诏令从诸进士中推举选择，众人争相趋附。郑公说：“才刚脱去章句之学，就越级担任耳目之官吗？”被授为户部郎中，遭父丧，改任刑部，外放为广西按察佥事。不久改任广东，遭母丧，复任江西贵溪。夏言再次入阁为相，各衙门官员前往祝贺，夏言打开侧门迎接他们，郑公却退下，叫守门人说：“相国固然尊贵，但怎么能让卿大夫缩手缩脚地从旁侧走？把我的名帖还给我吧！”守门人打开中门他才进去。夏言没有儿子，巡抚汪元锡与夏言在上清宫办事，名义上是祈福，郑公跟随各衙门官员前往拜视，祝词才知道是为相国求子，愤怒而不拜。出来后，转任浙江布政参议。夏言再次为相，路过武林，郑公又不与各衙门官员到郊外迎接。转任江西按察副使，当时分宜人严嵩代言，其宗族党羽在言官中嚣张跋扈，郑公辄用法律惩治，有触犯重法的，案件审结，巡抚傅希挚将要改判，郑公坚持不让他改变。熊副使是严嵩的姻亲，以低价强占废寺田地千余亩，郑公将其变卖以赈济饥民，熊副使拿着严嵩的亲笔信求救，未能得逞。升任四川参政，考虑到严嵩终究会伤害自己，于是弹劾自己辞职归乡。归乡后柴米不足，亲自耕种，长达十年。严嵩败落后，朝廷内外交相推荐，起用为湖广参政，南京右通政。隆庆初年，提拔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华亭人徐阶为相，推崇王守仁之学，廷议中有人提议将王守仁从祀孔庙，郑公说：“王守仁是治世的能臣，如果说他继承周敦颐、程颢、程颐，尊崇孔子、孟子，那么他平生的德行有所不足。况且他率领天下人径直趋向直截了当，使圣门讲学明理的功效被摒弃不用，将有毫厘之差千里之失。”与王守仁同时讲学的，有泰和的罗钦顺，惠安的张岳，世人称他们为贤大夫，两人都指责其谬误，王守仁辩驳不能使他们屈服。大概王守仁以名声胜过罗钦顺，张岳以实质胜过，实质与名声相差甚远。徐阶不以为然，此事也就搁置了。转任南京侍郎，改任刑部侍郎。恰逢有诏令采集珍珠及珍石，郑公上疏进忠言，崇尚节俭，未获答复，于是请求退休归乡。归乡后耕种如故，乡里人不知道他是侍郎。

郑公在浙江时，条陈盐法，减免无名赋税数千缗。

郑公任江西副使时，提议请求赎金以备粮仓赈济，并且说按升石征收，用筐篚束缚，这是奸诈国法；从公廪中取盈，而流入权贵之门，这是夺取民命。洋洋千言，读来痛切，甚至有刻在木板上的人。通籍数十年，朝野各半，自对大僚，临下吏与农民相处，一以至诚为本。其学问一以濂洛为宗，选取六经及儒先语录，每日诵读演绎，记录其精要，独自印证于心。说：“心严毅为师，心直谅为友。”展也宋儒，实获我私。八十二岁去世。礼官说他历任官职于权贵之乡，以谄媚为耻；辞荣于寂寞之野，以闭门为高。人们认为尽善尽美，赐祭葬，赠尚书，谥号恭介【史防】

司寇的学问，近宗河东，远宗考亭，适宜与文成左也。文成独行其是，而伪者逃焉。司寇内絜心而外絜行，力排群议，即逆知己而不防，此岂苟焉而已者【台山叶氏】

周怡

字

译顺之，是南直隶太平人，嘉靖戊戌年考中进士，官职做到太常寺少卿。

译他年少时便怀有奇特的志气，平日里常以山水田园之志不忘于心，以此自我磨砺；听说邹文庄公在南都倡导道学，便徒步前往追随他游学，同时拜龙溪王公为师。

考中进士，被任命为顺德推官，因治理政绩优异被征召任命为给事中。他上疏议论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几乎写了数千字，而主要旨意则是弹劾严嵩、翟銮卖弄恩惠、报私仇，私下揭发、背后诋毁。强敌当前，文武官员却互相构陷结怨，这不是国家的福气。皇上愤怒，奏疏中有“陛下每天从事祈祷祭祀，而各地的水旱灾害却没有消除”的话，严嵩借此重重地中伤他。皇帝下令在朝堂上杖责，并关进锦衣卫监狱，与御史杨爵、员外郎刘魁一同被囚禁。五年后，乙巳年，因占卜得到神仙的言语而被释放。过了一个月又被逮捕。丁未年，两座宫殿发生火灾，再次被释放。回家后，还来得及侍奉母亲汤药几天，便永远诀别。人们说是忠孝感动了天地。丙寅年，他居住在阳山山中，时常与两三个知己商讨学问。隆庆改元，被召用，提拔为太常少卿，派遣去祭祀名山大川。临行前，上疏陈述“坚定君主意志、重视诏令、敬重大臣、选择左右近臣、勤于朝政”五件事，违背了皇帝旨意，调任山东佥事，转任南国子监司业。第二年晋升为太常少卿，提督四译馆，还未上任，便在家中去世。

他论学，以大同为宗旨，以至诚不息为根本，以无愧于暗室独处为关键，而尤其以成全后学为万物一体的验证。平时不曾特意树立门户，虽然以忠谏显名，最终也不曾自居其名。他曾说：“我读《孟子》‘尹士语人’一章，羡慕他恳切爱戴君主的心，简直是没有止境。那些一受刺激就离开的人，不过是尹士那一类罢了。”由此话推想，大概他的忠义之气，已经接近大道了。

去世后，御史张佳〇、郭庄发文命令县里建祠堂祭祀他。郡人私谥为庄简，学者称他为讷溪先生。有《讷溪文集》二十卷七卷流传于世。

王樵

字明逸，南直隶金坛人。嘉靖丁未年进士，官至南京右都御史。

是宪副臬的儿子，留心经术，致力于亲身践行。

被任命为行人，奉命出使，拒绝馈赠不接受，负有廉洁的名望。冡宰想结识他，始终不去拜见。升任刑部主事，每天研读律法不停止。曾感叹说：“士大夫专门以留心案牍为俗吏，以文墨诗酒为风雅。吃饱了官禄，依赖胥吏办事，称之为风雅可以吗？”多次因执法与分宜（严嵩）相抵触，外调为兖东道佥事。正值年成严重饥荒，奉诏进行赈济，严格督促属吏，亲自到村落核查。里胥的奸诈行为无法施行，百姓得到实惠。称病辞官回家，十四年没有起用。万历初年，起用分巡浙西，入朝任尚宝卿。

御史刘台极力论述张江陵的罪过，祸患不可预测，上疏请求保全谏臣以安定大臣，触怒江陵，便以星象变异为由自陈归乡。江陵败亡后，起用为鸿胪寺卿，认为皇上深居宫中独断专行，不是振兴国势、收拢人心的做法，上疏请求励精图治、听取采纳意见，急迫处理宗庙社稷的大计。历任南京掌院事，右都御史退休，一向恬静沉默，简略于应酬接待，对待高官显贵，喜怒不随人。至于与他谈论经学及星〇，则滔滔不绝不知疲倦。隐居林下谢绝交游，闭门独坐，手中不曾放下书卷，穷究经义，逐字逐句梳理。洗浣衣服，吃糙米，质朴简朴如同寒士。在乡里徒步行走，遇到挑担的人争路也不怒容。去世时七十九岁，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恭简。所著有《周易私录》《尚书日记》《春秋辑传》《四书紹闻编》《方麓居士集》《读律私箋》等书，流传于世。儿子王肯堂，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历任大参，意气敢言，喜好奇技博艺，也著有《论语义府》《尚书要旨》《律例箋释》及《医科证治准绳》《〇方》等书。曾作学记说：“明道先生所说的正学，认为其道必定本于人伦，明于物理，其教育从小学的洒扫应对开始，修养孝悌忠信，周旋于礼乐，其关键在于诚于自身而适应世用，从乡人可以达到圣人，具有节次顺序。我认为老师以此教导，弟子以此学习，然后可以成就人才而淳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公卿百臣都能得到合适的人。如果不这样，而卑下者沉溺于章句，高者追求悬空虚妄，经贼文妖，如同晦庵朱子所斥责的。勤一生以求道，却拾取先贤所抛弃的来自珍视，反而肆意诋毁，如同近日整庵罗公所说的，这就是教非所教，学非所学。一旦居于百姓之上，不是将其弁髦全部抛弃，就是以其学术危害人。这怎么说得通父母师保的道义呢？愿我党之士勉励，不要蹈此戒。”

周思兼

字叔夜，南直隶华亭人。嘉靖丁未年进士，官至【阙】佥事。

任平度州知州，正值严重饥荒，徒步进行赈济，并且设法安抚平定。邻县百姓因抢掠食物作乱的，远近都心悦诚服地归附。提拔为工部郎中，督造清源河堤防将要决口，招募百姓装土筑堤。堤成三天，秋汛大发，百姓赖以保全。外调为湖广佥事，有个叫五将军的人，倚仗藩封势力，探丸杀人，于是逮捕他的党羽关进监狱。五将军臂藏匕首闯入，于是抚摸他的手臂说：“不要妄动，我是为你全家百口考虑，你难道要为这帮人死吗？”立即退却，而条陈上奏他的罪行，皇帝下诏将他关进高墙。他所夺占的田宅子女，全部判决归还百姓。因病告老还乡。

早晚专心问学，与同邑陆宗伯树声、

译唐代比部枢相切磋学问，务必反求诸己，以迎合外物、取悦他人为耻。他曾经自述道：“中年多病，才开始研习道学，有所听闻和见解，担心遗忘，便亲手记录以备诵读吟咏。然而一旦提笔就想构思言辞，而迎合外物、取悦他人的私心，便趁机流露出来，这并非我最初的志向。”朱子诗中说：“药石治病还需自己考察知晓，连根斩断取悦他人的机心。”我想要斩断这种机心，应当怎么做呢？谨慎对待、严密保守，不把它展示给别人看就可以了。

译甲子年，补任浙江按察使，随即改任督学使，没有赴任。这一年去世，享年四十七岁。

先生虽然与龙谿、楚侗以及禅宗僧人交往，但一向信服程朱理学，自己说：“我如果不是旁求多方、经历挫折后回归，怎么能内心信服朱子的高明？”又说：“陆氏的言论，乍一听，似乎令人欣喜，但亲身实践后，却茫然不知如何运用，修养心性的关键，另有其道，而没有明确说出来吗？还是朱子的学问，确实有所依据而不可轻视呢？”可以说选择得非常精当。学者称他为莱峰先生，私谥为贞靖。著有《学道纪言》五卷、《家训》一卷，流传于世。

温纯

字希文，陕西三原人。嘉靖乙丑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

授任寿光知县，到任后剿灭了大盗马天保，用经学整顿吏治，核查已故工部尚书朱衡治河的役费，核实了实际情况，被征召拜为给事中，揭发大宦官陈洪的不法行为，为已故经历沈练洗雪冤屈，正直的名声大振【陕西通志】

当时高拱当权，被外放参赞藩王事务，告老还乡。万历初年，起用为太常寺卿，又与张居正意见不合，告老还乡。建造了一草堂，延请名士讲习关学和闽学，因此自号一斋。张居正死后，再次被起用，晋升为大理寺卿，多次升迁至佥都御史、兵部右侍郎。

在浙江开府治事，改革漕运折色，减少织造，修复池塘，人心大为喜悦。团操军聚居防城，与居民互相侵扰。温公劝谕他们迁移屯驻汛地，都听从命令。军中老弱病残有故去的不再补充，于是合并九营为七营。而士兵没有裁减，转任户部侍郎，晋升为左都御史。刘哱之乱时，谋划围困坐守，火攻两座关隘，派遣间谍离间士卒，平定了叛乱。

曾经请求实行考选，罢免矿税，释放被逮捕的各位大臣，奏疏呈上十四次，没有回复。于是约请各位大臣伏在宫阙前哭泣请求。皇上震怒，问是谁带头的？臣温纯。皇上也收敛了威严。神宗皇帝偶尔身体不适，诏令有关部门列举时政急需办理的事，如罢免税赋等。温公担心中途生变，谋划立即奉行，颁布示天下。而刑部尚书认为释放囚犯需要再次请求，于是果然中途生变。人们佩服温公的先见之明。

妖书案发生，给事中钱梦皋受沈一贯指使，想要陷害少宗伯郭正域。郭正域先前因楚王事去官，而有人诬陷归德相沈鲤藏匿此事，难以测度。温公极力辩白其诬陷，并且说楚宗没有反叛的迹象，守臣罗织罪名，这只是楚王的土地罢了。当时温公奉命掌管内库会计，最终斥责了钱梦皋，而将钟兆斗调任外职，他们都是四明人的私党。两位大臣不久被中旨留用，朝中议论哗然。两位大臣于是借楚王事弹劾以自解，于是少宰贺灿然两次抨击他们。温公致仕归乡，前后三次忤逆执政，大节皎然。

修筑县城北城墙，建造石桥，设立义田百亩，创建宗祠，著写雅约以教化风俗。著有《疏草》《学一堂全集》《杜诗一》等书，去世赠太子少保，谥号恭毅。

柯维骐

字奇纯，福建莆田人【缺】进士

授任南户部主事，当时年仅二十六岁，就称病回到乌石山中，聚集旧业而推演它，辨别淆乱订正是非，统合万殊为一。及门的学生，先后到达四百余人，传授不倦，认为要以躬行实践为先。感慨近世学者乐于捷径悟道而畏惧积累，窃取禅宗的说法来掩盖孤陋，作左右二铭，阐明其意。著论纂二卷，以辨别心术端正趋向为实志，以存敬畏严密操履为实功，而其极致以治理人物，成就天地为实用。至于为学的次第，恳切地致力于“诚”这一字，说心与理一致叫做诚，言语与行为一致叫做诚，始终一致叫做诚。记录所回答的问题，整理为心解、学解、经解、上传解、下传解、史解六卷，多为儒先所未曾阐发的。著《宋史新编》，以宋朝为正统，以辽金附载，并且提升瀛国二王于帝纪，纠正亡国诸叛臣的名分，以明伦理，将道学置于循吏之前，以重道，厘定复补遗漏，击破异说订正错误，共二百卷，历时二十载而成书。作《史记考要》十卷、《续莆阳文献志》二十卷。他论人谓：“在三代以下寻求道德之士，必定要像古圣贤那样难了，但能忠信廉洁，以礼义为进退，以名节自我砥砺，这是根本。根本既立，即使缺乏功业文章，也不足为病；根本一旦丧失，即使富贵功名，也是鄙俗庸人罢了，哪里值得取法呢？”另著诗文集十卷，续集四卷，杂著二卷。平时绝迹不出，不进入官府，努力耕种节约用度，亲身践行韦布之素，有余则推恩以资助亲族。遭遇倭乱，庐舍毁于寇，卖田以筑小室，每天危坐其中，接人没有戏言，没有苟笑，听到别人的短处，蹙然必定为之讳言，期功丧不与饮宴，每天只有粗食菜羹而已。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学者称希斋先生。

邓以赞

字汝德，江西新建人。〇庆辛未年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

公自幼简默，常听父亲与人论学，就牵着衣服尾随其后，偶尔出语，类似宿儒，而又勤奋学习，静坐斗室，神情莹然。

官任编修，不妄交游，谨慎取予。茹荼饮水，吟咏自若。张居正当权，想要重用公，公时常有所匡正拂逆。张居正不高兴，于是请求告归。丁丑

译勉强起身，到达武林，想到太夫人没有一同前来，于是返回。当时与王龙谿、张阳和约定讨论学问。龙谿问：“你做什么功夫？”回答说：“这个本体没有止息，就把没有止息作为功夫。”又问：“相信良知吗？”回答说：“新建先生说‘万死一生才得来’，怎么敢怀疑？只是把知是知非当作良知，我私下担心学者会胡乱认定。”龙谿内心信服，而学者们都认为先生能够光大绝学。江陵专权厉害，先生于是不再出仕，早晚依偎在太夫人身边。交往的朋友都离散，有人劝他用世进取，说：“学问达不到，除了我还有谁？终究不是天生的百姓。”在屏风几案上写道：“天则不说话而令人信服，神则不发怒而令人敬畏。我们儒者出仕用世，必须让天地变化，草木茂盛，才算不辜负。然而这功夫实际上基于潜藏，就像龙不在于能见、能飞，而在于能潜藏。如果乘着云雾上青天，只窥见一鳞一爪，怎么能为天下带来甘霖？”《易经》的深奥、《尚书》的精微、《诗经》的防范，都是这个意思。【邹元标撰写的志铭】

译【佳】按，这番话实在是确立心志的根本，与《中庸》中“闇然”的宗旨相契合。

宾客中偶尔有意见不合的，他立刻反省说：“是我不够真诚吗？”静心片刻，客人的脸色竟然变得和善。他常说：“我常保持虚怀，别人就不会阻碍我；我不刻意留客，别人自然会被感化。”又说：“从气上发起，终究是乖戾；从本性上发出，自然中和。”他的虚静明澈就是这样。

他在家和在台省任职时，上疏谏言没有一天间断。戊子年被起用为纂修官，他没有赴任。辛夘年被起用为宫允，上疏推辞后已拜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又上疏推辞未被允许。有人对他说应当严厉，他却完全依靠道德教化，士子们都洗涤心灵来听从约束。他常告诫学生说：“我不是不想让学生因我而羞愧，而是我没有那种威严；也不是不想让学生因我而畏惧，而是我没有那种手段。我愿以真诚的情意与他们相交。”勉励学生时，他们恭敬顺从，受到感化。他从此更加确信说：“严厉必须首先约束自身，如果自身不严厉，谁能悦服呢？”

晋升为南京礼部右侍郎，转任吏部，主持大计，人们都称赞信服。代理部务时，上疏请求建立太子多达两次。忽然有三位亲王同时封爵的旨意，他上疏极力争辩。皇上眷顾他，独自阅览他的奏章不放，转任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他再次上疏称病推辞，皇上不得已听从了他的请求。评论者认为这道奏疏暗中改变了世道，功劳很大。不久，老母亲去世，他因过度哀伤而患病，端坐而逝。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

邹南〇说：“从前陆象山自我防范，就领悟到宇宙即吾心。他自幼就领悟到心的精神，认为圣道终身都在日积月累地融化，精微广大、高明笃实。他与学生谈论以及杨少宰等士人，记载在佚稿中的言论，都阐发了前人未阐发的道理。世俗儒者卑劣琐碎不足论，即使以道自任，妄用外表的庄严，也离他的境界很远。人们看到他六十岁仍仰慕母亲，一生侍奉母亲，就认为他至仁纯孝，不知道他并不自认为孝。看到他半生隐居林下，退居陋巷，就认为他廉洁孤介，不知道他并不自知自己孤介。人们知道他衾影无愧，一门和睦，认为他内行纯备，不知道他谦逊不自足。这都是他妙明本性中流行时而发出的，假使他得以大行所学，以本性遍覆海宇，那还能限量吗？”【墓铭】

又说：“先生的科举功名和出处，大体上与枫山先生相同。在国子监任职，统领铨选，也是因为在家被强行起用，再三推辞后才拜任。海内都尊崇他。”如同威凤祥麟，都被视为稀世之瑞。韩愈说：“青天白日，奴仆也知道其清明。”先生就是这样。曾经考究两位先生的学术章法，步趋濂洛，言行完全遵循先贤的规矩。邓文洁则澄澈精神内照，洞彻本性。当西江诸儒祖述良知之后，既不落入他们的蹊径，也不遗漏他们的精诣，只求自得而已。元标常窥见先生在退居陋巷中，纯诚孺慕，外面即使几案床榻，尘埃满座，而容貌凝重，心神穆然，深远莫测。有朋友问：“道是什么样？”回答说：“难以言说。”再问，急忙说：“知道却不说也不晚。”完全无法窥见其边际。先生耻于做编纂述作，绝不写应酬文字。与人交往，整天不轻易吐露只言片语。【定宇先生文集序】

先生说：杨贞复从事学问多年了，我正庆幸与他同官，他突然请求告假，我就去问他，见他眉睫之间，好像找不到归宿，而几乎在追求静。邓子说：不对，学问在于心性，静是用来摄心的，而不是心本身；是用来求性的，而不是性本身。这个东西，在眼睛是视，在耳朵是听，在手足是行持，到哪里不存在呢？何必一定要静呢？所以古代圣贤在恻隐中验证其端倪，在知能中观察其良知，主要是要直接参究其本体。那么动呢？说：不对，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到哪里不存在呢？古人说得好：动静是时机。有时不在，就不是本体；有时不在，就不是作用。所以功夫可以动不可以静，与可以静不可以动，毛病是一样的。【语录下同】

问：“做举业时，这纷扰更甚，怎么办？”回答说：“做举业原本不相妨碍，如考场中七题，逐一顺手由破题、承题、起讲做去，只是没有患得患失之心，就是举业。”

看文字，自然有力。平生苦于不能记忆，即使三四行书也背不下来，只是看他的意思。凡是书他都有个意思，所谓含英咀华，自然得到他的好处。不是记他的，将别处用。程子认为琴瑟诗书，都是涵养身心的辅助。

刘念台说：“近世邓文洁公晚年学问有得，他的哥哥问他：‘我近日只检查过错。’病重时对弟子说：‘万事万念皆善都不算，只一事一念不善就算。’”【刘子节要】

朱鸿谟

字文甫，山东益都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

生来有至性，五岁丧母，哭得极哀。十五岁补入郡庠，督学颍泉邹公对他的文章感到惊奇，延请他到衙斋读书。恰逢奉诏考选贡生，心里属意他，到期却没来。后来问原因，回答说：“我终究不会因为老师爱我而夺取先辈的名次。”考中进士，授吉安推官，因政绩最优提拔为御史。刚两个月，张居正不奔丧，杖责各位言官于朝堂，他就起草奏疏申辩救援。奉严旨勒

译返回原籍，于是隐居在朱家庄。每天与冯孝廉、受甫探讨分析天人、经史中的深奥义理。过了七年，被起用恢复原官职，巡按江西，激励风俗规范，把握大局。戊巳年间，遭遇灾荒，上疏请求免除积欠的赋税，减少官窑的烧造额度，都获得批准施行。

译晋朝光禄少卿，转任太仆，因防备议论与重臣相抵触，拂袖而归。起用为大理少卿，提拔为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巡抚应天。当时倭寇警报传来，他命令守卫要害，整顿兵器，遏制奸徒，不妄自支取国库一文钱，说：“我怎么能因为尚未到来的倭寇，使长久安定的百姓疲惫不堪呢？”过了很久，倭寇平静下来，吴地百姓没有受到困扰。召入朝廷任刑部右侍郎，守法公平。戊戌年去世，贫穷到无法置办棺木殓葬，各位大臣同僚凑钱资助他。

他做学问一以诚为主，在独处时如同面对朝廷，待人没有虚饰之词，尊崇程朱理学的规矩法度如同防范，要领上痛恨世间谈论新学的言论，曾与他的门生邹元标谈话，总是互相告诫说：“我平生对此理校勘得深，我的心很久不动摇了，你不要被迷惑。”邹元标不觉下拜。当初中防试出自赵文懿门下，在赵文懿讨论国本及救郭侍御时，都有密奏记录。等到赵文懿去世，才有人得到他的稿子，行善不近名，学问只求内心满足，像这样受甫称赞他说：“笃行像吕泾野，清介像孟我疆，风雅像杨斛山，经济像刘忠宣。”

沈瑞临

字梦锡，浙江仁和人。万历丁丑年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佥事。

授行人司正，奉命册封，馈赠全部拒绝。升任南京工部虞衡司郎中，尚书衷贞吉曾称赞说：“怎么能得到尽职奉公，都像沈正郎这样的人？”升任四川按察司佥事，负责川东防务。当时杨应龙煽动叛乱，先生练兵训武，用计安抚他们，都恐惧顺从。直到先生任满，杨应龙不敢叛乱。不久，因母亲年老陈情，准予终养，闭门隐居，精研程朱理学，努力继承绝学。龙山天真书院，是王守仁讲学的地方。藩臬以名德推崇先生，请主持书院，先生推辞不去，说：“程朱之后，圣学已经明了，学者只以实践修习笃实为本，装饰浮名，从事空谈，不是我能做的。”家贫不经营产业，巡按御史唐一鹏捐钱为他修缮房屋，督学伍袁萃看重他的廉洁，用二十亩学田准备粥食，都推辞不接受。晚年见识造诣超卓，所著《易义》十卷，《经解》二十卷，探究分析精微，学者争相传习。称他为约庵先生。去世时七十二岁，儿子沈焜先去世，孙子沈从云有学问品行。前学使者所给的膳田无处归属，又给了沈从云，沈从云说：“我不忍心伤害先生的志向。”移作旌德祠的祀田【浙江通志】

邹元标

字尔瞻，江西吉水人。万历丁丑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

公考中进士，观政时，辅臣张居正夺情任职，编修吴中行，祭酒赵用贤，刑部分外艾穆，主事沈思孝上疏，下诏廷杖。公看四人，杖毕而上疏，过了两天，杖八十，贬谪戍守都匀卫【两朝名臣记】

上奏说：张居正才能虽然可以，学术则偏颇；志向虽然想做，自用太甚。各种设施张扬的：一是进贤不广，二是决囚太滥，三是言路不通，四是民生不周。即使有利于社稷，也大大破坏纲常；何况无利于社稷，像这样而可以留任吗？

过了五年，神宗亲政，录用言官，拜公为谏官。过了一年，又因言事被罢免。这时，吴门、娄江、四明、山阴相继执政。公曾起用为吏部郎，也随即迁去。从此栖迟林皋三十年【陈子龙撰《忠介奏议》序》】

天启初年，起用为刑部侍郎，迁左都御史，与关中冯从我在京师讲学。科臣朱童等谄媚宦官，弹劾他。福清申救，予告归。不久，逆宦官又矫旨削籍。去世，崇祯即位，赠官太子太保，谥忠介。

公天性慷慨，毅然有难犯之色；至于议论，则从容和缓，纯粹一本于忠孝。

公历经三朝，将近五十年，始终一节。天下看他的进退，以为治乱【陈子龙撰奏疏序》】

倪元璐弹劾杨维垣疏略：杨维垣怪我盛称邹元标。如果说都门聚讲不宜，那么可以说邹元标讲学有邪谋吗？不可以逆宦官毁书院、逐正人、箝制学士大夫之口。自从邹元标以伪学被驱逐，而逆宦官遂真儒自命。学宫之席，俨然压抑宣圣为平交，使讲学诸人如果在，岂能至此？

赵南星说：当他弱冠，通籍于言，不避犯城狐社鼠之势，远戍夜郎，幸而生还，再历荣要，复以直言再贬。天下人都以为刚，而不知其好学。刚而不学，仅足为气节之士。等到他归而求友，聚徒，著书立言，阐发圣人之学。人都以先生好学，而不知其所学者仁。今仁已成矣，仁则静合于太空，动缘于天倪，不见其刚，安有气节？淳朴古远，中庸鲜能。世所谓豪杰之士，大都厉气节以为名高，谓为极则，事以终其身。这是先生所鄙而不屑的【邹尔瞻文集序》】

陈龙正说：“南皋邹氏，少以直节显。后来他的学问纯尚禅，而辄引四子《周易》以

译傅防加以防备。他讲论时忽而说这个，忽而说那个，没有真实的见解，没有确定的指向。他自以为达到了神妙的境界，但君子却嫌他多用遁辞来逃避问题。」现在保留其中接近真实的言论【诸儒语録卞编】

译孙钟元说：“先生年轻时以威严气节著称，后来被贬谪到万里之外的荒远之地，在家居住三十年，涵养性情，消融棱角，归于冲淡纯粹，可以说是近代的醇正儒者。著作有《存真稿》《愿学集》以及奏议若干卷。诗歌大多疏直平淡，具有儒者的风范。”

他曾经回答友人说：“学问中那种权谋诡诈的手段，先贤决没有这种家法。”又说：“做学问的人不可先在胸中横亘一个判定是非同异的心，只应当自己参究、自己领悟，时间久了自然不言而喻。”又说：“世上多的是空谈而损害正道的人，都是因为踏实做学问的人太少，不足以扭转这种风气。如果踏实做学问的人多了，那么空谈的人自然就会消失。”回答吕新吾说：“您整天反省过错，我私下认为，我们儒家的学问有一个大的根本，根本确立了，好比大将威望素著，小小的奸邪小人也会自然消亡。如果整天在过错上纠缠，就像在破屋里捉贼，在东边消灭了，在西边又生出来，终究不能抵御贼寇，只是白白耗费精神罢了。”

回答方凤轩说：学问以培养天地元气为主。如果只在自己身上做得光洁，对他人全然不管，这在世间可以称为好人，但元气也就薄弱了。说明德就是说要亲近百姓，一个百姓失去安身之所，就引为自己的责任，古人往往就是这样。

世人相见，诉说穷困就是贪欲的阴影。这个“穷”字，断送了多少豪杰！试看看先辈，那些显赫的人，大多是穷人，他们能忍耐，现在的人却不能忍耐。这里不可不深思。

徐三重，字伯同，南直隶青浦人。万历丁丑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

担任刑部主事时，当时政治崇尚综合考核，唯独他秉持公平宽恕，匡正纠正了很多弊端。尚书严清知道他的详细谨慎，让他掌管封事，每当有疑难案件，必定咨询他。他因病请求回乡，思念父亲年老，于是辞官回家侍奉亲人，尽心孝养。父亲去世后，他悲痛到昏厥又苏醒。他年少时学识广博，擅长诗文。因病辞官后，一切舍弃，专心于性命之学，以朱熹为宗师。操行端正纯洁，门庭严肃，座中没有杂宾。去世时享年七十八岁，学者称他为鸿洲先生。著作有《庸斋日记》《信古余论》牖景録》《采芹録》《鸿杂著》《徐氏家则》等编，流传于世。

杨东明，字晋庵，河南虞城人。万历庚辰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

做生员时，沉稳敦厚，绝无机巧心术，坚定地有成为圣人的志向。授任中书舍人，遭遇父亲丧事，哀痛毁损超过礼制，安葬祭祀一律遵循朱熹的家礼，而以情理安适为准则。服丧期满，补任原官，考选授任礼科给事中。神宗皇帝静居修养，君臣隔绝，太子未立，他上疏几十次。癸巳年黄河决口，齐、梁、淮、徐之间方圆几千里发生大饥荒，人吃人，他上疏请求赈济，又绘制流民图呈上。神宗皇帝怜悯，于是拿出几十万两库银前往赈济。因为分考礼部科举中式人数不符合惯例，他公开争辩。担任总裁，被洪都张相国怨恨，降职为陕西布政照磨。领差归来，回乡兴办学校讲论道义，弟子拿着经书问业的有一百多人。与邹南皋、冯少墟、吕新吾孟我疆、张阳和、魏见泉杨复所反复讨论疑难义理，不明不措。在家居住二十七年。光宗皇帝即位，因廷议起用为太常少卿，升任光禄卿，不久转任南京通政使，未出发又升任刑部侍郎。公平宽恕明察允当，防止有挟私枉法的人，认为断狱没有防备，引年请求退休，得到旨意回家。天启甲子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理学宗传】他毅然以传承道义为己任，他剖析性命微旨，造诣极高，超然领悟，践行实地，则宗法文清，尤其对佛道二教辟斥不遗余力。晚年著《性理辨疑》《兴学问答》论性臆言》《山居功课等书。范文贞、景文赞说：“论他的心，是济世安民的心；论他的志，是继往开来的志；论他的学，是躬行实践的学；论他的品，是浑金璞玉的品。进则安定社稷，退则恩泽百姓，真是天民先觉，间世真儒，直接承接洙泗嫡传，与程子邵子并驾齐驱，道全德备，仁至义尽，优入圣域的人了。”

他的《论性臆言》说：“充满宇宙间只是一块浑沦元气，生天生地，生人物万物，都是此气所为。而这气灵妙，自有条理，便称之为理。大概气犹如水火，而理则是其寒热的性质；气犹如姜桂，而理则是其辛辣的性质。浑然是一物，毫无分别。正因为理气是一体的，那么得到清气的人理自然昭著，人之所以成为圣贤，就是这个原因；并不是理存在于清气之内。得到浊气的人理自然昏暗，人之所以成为愚昧不肖，就是这个原因；并不是理被浊气所杀。这理气决不是二物。正因为禀受气而生，于是有气质之性。凡所称‘人心惟危’，‘人生有欲’，‘几善恶’，‘恶亦是性’，都是从气方面说的。大概气分阴阳，中含五行，不得不杂揉，不得不偏胜，这就是人性不都善的原因。然而这气就是所以为理的，所以又命名为义理之性。凡所称‘帝降之衷’，‘民之秉彝’，‘继善成性’，‘道心惟微’，

译这都是指治理边疆而言的。因为太极的本体确立，阴阳二气与五行便有了根本和宗主，虽然它们混杂交融，但本质依然自在；纵然某一方面占优势，但善的根基自然存在，这就是人性之所以无不善的原因。因为气是理的实质，理是气的灵妙。这就好比铜镜产生光明，有时说光明，有时说铜镜，不得不两者并称。然而铜产生光明，光明本源于铜，谁能将它们分开成为两个独立的东西呢！

译“气质之性”这四个字，是宋代儒者的论断，恰好契合了我所认为的性的真实本体，这不仅仅是补充了前辈学者未曾阐发的观点。因为充满天地之间的，都是气质，即使是天地本身也是气质，五行也是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固然也是气，只是还没有凝结成具体的形质罢了。那么为什么又说有“义理之性”呢？回答说：气质是义理的载体；义理是气质的本性。举出一方，另一方自然具备，不必同时并举。况且气质可以被称为“性”，是因为它能够体现理义，否则它就是一块死物，怎么配称为“性”呢？

问：孟子说性善，是专门指义理之性吗？回答说：世俗儒者都是这种见解。他们认为，如果专门说义理之性，那么性就只有善没有恶；如果同时说气质之性，那么性就有善有恶。于是认为义理是至善的，而气质是有不善的。然而气质，是由阴阳二气和五行凝聚而成的。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那么阴阳五行原本就不是不善的东西。只是既然说是阴阳五行，那么它们交错分布，自然会有偏颇、胜败、混杂的弊病，于是气质中就有了不纯粹是善的情况。虽然不纯粹是善，但太极的本体依然存在，所以看到小孩掉进井里会心生怜悯，遇到呼喝踢打的食物会不屑一顾。气质清纯的人固然如此，气质浅薄浑浊的人未必不如此。这就是人性之所以都是善的原因。孟子说性善，就是说的这个性。从古圣贤论性，就是这个唯一的性。比如《尚书》说“厥有恒性”，《周易》说“继善成性”，《中庸》说“天命谓性”，都是指这个性。孟子说“动心忍性，性也有命焉”，这又明确地指着气质而言性。因为性是由气质构成的，而气质之外没有性，怎么能脱离气质来谈论性呢？自从宋代儒者将性分为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两条途径，关于性的学说才开始变得晦涩。【佳】按：太极固然也是气，只是还没有凝结成形质罢了。这个论断非常精妙，周敦颐明确说“阴阳统一于太极”，可见太极也是气，只是浑然一体、没有杂驳罢了。如果说太极是理，那就是理在气先，这理附着在哪里，又怎么能生出气来呢？好比一棵树，太极是根本，阴阳五行是枝叶，由一个根本所生，怎么根本是一种东西，枝叶又是另一种东西呢？由此可见理气并非二物，是很明白的。至于先儒所说的义理之性，原本也不是脱离气质而言的。晋庵认为是一物分成了两物，从而加以驳斥，这也是没有仔细审察程颢、张载的学说。稍有见解，就议论宋代儒者，这正是明末讲学诸公的通病。

章潢

字本清，江西南昌人。万历年间，被征召为士人。

品行纯洁，学问渊博深厚，早年失去母亲，侍奉父亲极尽孝道，对待弟弟极尽友爱。万历壬辰年，被聘请主持白鹿洞书院。他制定了为学次第第八条，用来教导学者。当时的评论将他比作胡敬斋，说：“他与新城的邓元锡、安福的刘元卿并称为江右三士。”关中王之士敬拜访他，结交后离去。南昌守臣范涞特意上疏推荐他，认为他是徐稚那样的伴侣，请求赐予提拔。皇上批准了他的奏疏，下诏征召他。

著有《手录图书编》若干卷，凡是天文、地理、人事、礼乐、刑政、边防、河道，以及兵机、历数，巨细都具备。又著有《大中本言》、《周易象义》、《春秋测义》，都是独自抒发心得。学者称他为斗津先生。他曾说：学习如果不以身心性命为本，而只崇尚记诵广博来互相夸耀，是不值得谈论的。然而孔子是至圣，还反复翻阅竹简以致编联的皮绳断了三次，喜好古代文化并勤勉探求，四教四科，从未废弃文学。所以《说命》说：学习古代训诫，才能有收获。凡是六经四书，哪一不是古代圣贤的遗训呢？近来谈论学问的人，抛弃往圣的经典，鄙薄宋代儒者的成法，一切凭私心自用，空谈无根，自认为颖悟顿修，标立宗门，说能使不识一字的人，立刻达到圣人的地位。不说皋陶以上有什么书可读，就说六经是我心的注脚，而学习他们教义的人树立异说，侮辱圣言，违背圣道，几乎不可救药了。

王述古

字信甫，河南禹州人。万历己丑年进士，官至山西右布政使。

担任刑部郎中时，正值妖书案兴起，刑部尚书受四明沈一贯指使，嘱咐他诬陷郭正域以及沈归德，王述公正色说：“如果这样，那就是严嵩（分宜）再现。”极力坚持不可。等到审讯没有证据，立刻具疏送交大理寺。众人多次胁迫他，祸患不可预测，最终没有改变原疏一字。奏疏呈上，事情得以平息。不久，又遇到楚藩案件，刑部尚书认为华越谋害亲王，应当判处死刑。郭正域是主使，宗室应当和华越同罪。王述公慢慢对他说：“果真如此，就要杀几十位宗室。楚宗听说后，势必杀害巡抚和按察使，大乱一起，谁来负责？”刑部尚书醒悟，事情后来得以平息。杀害巡抚大臣，最终如他所料。

甲辰年，出任常州知府，坚守正道，抑制邪气。各位上官和大宦官，都因为收敛而屈服，他与武进薛元台、无锡高景逸共同论学，因困难辞官归乡，补任保定副使，晋任山西副使，负责阳和兵备。奉旨参议代藩废长立幼的事，王述公说祖宗定下的法律，有嫡子立嫡子，无嫡子立长子。代王内助张氏，不能进妾为妃，次子鼎莎不能改庶为嫡，并且引用嘉靖年间秦府的先例。虽然已经奉旨，请求下旨改正。汪中丞采纳了他的话，代议于是确定。撦酋去世，请封的事兴起，五路索要贿赂无数，五年没有决断。王述公极力请求遵循旧例，毫不增减。

译况且忠顺、求婚、兀慎、摆腰等部落首领请求赏赐，他们的情势更为迫切，权柄掌握在我手中，可以驾驭也可以放纵，为何要倒过来把权力交给别人？当时五路敌军聚集在城下，不畏惧制府，便变脸施加压力；不畏惧同僚，便导致边疆事务延误，连带获罪也不畏惧。不久，忠顺部原来的卜酋归顺投降，有人跟随冯大梁因旧怨而逃离，浮滥的赏赐全部被革除，各位使者绝望，于是顺从地接受封爵。往年用于安抚赏赐的费用达八千多两银子，如今不到三百两。因陈述功绩，晋升为按察使，再晋升为右布政使。因防范朝廷内部门户互相倾轧，乙卯年科举录取士人时，甚至有人声称“用六经扰乱天下”，您公开言论驳斥他们，因此受到排挤而仕途坎坷。任命文书最终在阳和发出。

译起初喜好天文、律历之学，后来则深研道家之理。曾说道：“四季运行，万物生长，这是默识天理的意义。如果默识天理的人是圣人，却做不成事，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尧舜尚且担忧，意思相同。”又说：“孟子所说的夜气，是万古以来追求仁德的时刻。”曾将六经、诸子、史书疏解于四书之下，命名为《屑考》。另外著有《易筌》、《律筌》、《历筌》等书。

一言一行都足以垂范后世、确立教化，学者称他为中嵩先生【高忠宪公撰写的行状】曹于汴。

字，自梁山西安邑人，万历壬辰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

在身为生员时，与盱眙的冯应京以圣贤之学相互切磋，讲求兵农、钱赋、边防、水利的要务，订立经世致用的实用之策。书成后，考中进士，授任淮安府推官，升任给事中。上奏议论的都是天下大计。万历庚戌年，与高阳的孙承宗分头在南宫主持考试，所录取的多为名士。以吏科给事中的身份掌管内部考核，辅佐太宰富平人孙丕扬，斥责小人的首领，他们的党羽相互磨牙争辩。过了很久，曹公与孙富平相继引退。

泰昌元年，以太常少卿的身份起用，屡次升迁至都察院副都御史，任职于宪府，双藤倚门，外朝百官肃然起敬，有顾太康的风范。他沉稳庄重、言语不多，有人因此认为他衰老迟钝。等到辽东警报逼近都城，谕旨札文每天下达数十道，他逐条应对商讨，不差分秒，查究奸邪、警戒防备，随即到位立即响应，精强少年都敛手叹服。不久晋升为吏部左侍郎，曹公淡薄嗜欲，勇于辞让，进以礼，退以义，不失分寸。当推举少宰时，越过关中的冯恭定而任用他人，小人借此对他两面憎恨，曹公坚决辞让不可，不到一个月，坚决请求离职。不久，逆阉之难爆发，而东林党的祸患更加猛烈了。戊辰年，崇祯改元，召曹公为左都御史。不久，阁部诉讼兴起，曹公依据法律、坚守经典，极力纠正。过了很久，因年老请求退休。庚午年，退休回家，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曹公为人孝顺悌敬、忠诚守信，明理公允、笃实真诚，在朝廷任职务持大体，评价人务取大节，主持名教，爱惜善良之人，这是他的天性。然而对于小人有所弹劾处分时，常感到悲伤如同受伤。有一句话可取，有一寸长处就记录，未曾不引荐提拔他。如果有人反唇相讥，操戈入室，他只引咎自责，退下后忘记对方是谁。万历年间，党争议论在庚戌年传播，在辛亥年煽动。几个小人飞谋钓谤，企图一网打尽东南西北的君子。曹公辅佐孙富平，稍加剪除其萌芽，撞击其机关，但滋蔓溃决不可禁止，最终导致刚出来又退下。因为曹公俯仰三十年，雄倡雌和，党同伐异的，以国家为孤注，与党争议论始终相伴。天下事遂不可问了。曹公的学问，唯仁与诚。仁则无我，喜好贤人、厌恶恶人都是同一整体，何必吝惜党争议论？诚则无伪，内心正直、外表方正都是天理，何必畏惧学术禁令？曹公真有根本的学问啊【理学宗传】

先生回答李赞宇的信中说：大道没有不是的，没有人不足的，讲学是为了阐明大道。士农工商都是学道之人，渔牧耕读都是学道之事。上古没有讲学的名称，那些人都在学，所以没有名称。国家以文学取士，天下学校不计其数，穿章服的文士不计其数，大概是让他们每天讲习所谓的时习，所谓的孝悌，所谓的性命仁义，以此修养自身，等待天下的任用。然而人心不古，于是有口耳相传的活套，拾取粉饰，作为出身的手段，老师以此教导，上级以此选拔，安然不以为异，不是他们的本质了。而在立身行政上毫无干涉，于是君子厌弃轻视他们的行为，而聚集门徒讲道，人们于是以道学称呼他们。如果认为这是另一种，岂不迷惑吗？然而讲学之中，也有言行不一，借此谋求贵人、快速仕进的人，而其名为道学，也是有口耳相传活套的实质，而美化其名，人谁能甘心？于是群起而相攻，而讲学的人更少，道更加晦暗了。大抵所学出于实际，则必然暗中自修，不论大节细行，一一不肯放过，虽然力量不同，未必没有瑕疵，但不自我文饰以误导他人。所学出于名声，则有夸大其门面，而对于其生平不纯之处，也曲为言说，而谓其为道。夷之狭隘，不害其清；惠之不恭，不害其和谐。然而何必说此狭隘此不恭，正道之所在？而将孔子置于下风呢？罗近溪逢人问道，透彻心体，难道不可崇尚吗？而宽略处也确实是他毛病，于是学者得其宽略，以为可便利其私欲。而或多不羁，诚如止庵疏所说的贿赂干请、任情执见等说，是其坐女子于怀而乱之，而犹侈然轻视鲁男子不为，而可以吗？但如今因止庵的疏而遂禁止其讲学，是因噎废食。此学乃乾坤所由不毁，何可一日废弃？似乎更当推广，而使得千百学校，亿万章服之士无不讲，以及农工商贾无不讲，才是对的。而其契机则自上鼓舞，若得复辟召之典，罗致四方道学家，仿程子学校之议，布之天下，以此主持道教于一切乡学社学之众，逐渐开发，而申饬有位之士，以兴学明为先，图其学则以躬行实

译以“践”为主，根据每个人的根基，引导他进入大道，有的直接通达天道，有的通过人为努力契合天道，有的直接达到悟境，有的通过修行求得悟境。天人合一，修行与悟道并非两回事。如果舍弃天道只谈人为，舍弃悟道只谈修行，那么浅近的时人学者都能达到这种境界。然而，虽然谈到了天道，但人为的努力尚未穷尽；虽然谈到了悟道，但真正的修行尚且未能做到。世间哪有能达到“中”的境界却不能达到“和”的境界，能端正内心却不能修养身心的人呢？这是不可以不警惕的。大致来说，如果真能契合天道，就一定会更加尽力做好人事；如果真能真正悟道，就一定会更加尽力做好真正的修行。尧、舜、周文王、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却兢兢业业，仰望大道却觉得尚未见到，迁善改过，直到去世都坚持这样做。

译高景逸说：“我在长安城中见到贞予先生，他整天恭敬谨慎，目光明亮，耳朵灵敏，手恭顺，脚步稳重。探问他的内心，空空荡荡而没有执着，这可以印证本性了。所谓本性，空谈起来则没有迹象，实际验证则有形象。先生不就是那形象吗？所以先生居住在乡里，就得到乡里的信任；在朝廷任职，就得到朝廷的信任。向君主进言，足以平息众人的喧哗，明确国家的方针；向朋友告知，足以阐明学术，揭示道的奥妙。体现在诗歌中，足以畅通天机，流露本性蕴藏。这就是遵循本性而动，不违背法则的道理。这就叫作本性，这就叫作善。”

先生辞官回乡，在宏运书院设立教化，每天讲授天、人、性、命的学问，当时被称为明学。贞予先生著有《共发编》《仰节堂集》，流传于世【解州志】

冯应京，字可大，南直隶盱眙人。万历壬辰年进士，官至湖广佥事。

他才华高超，学识渊博，早年就闻名，由户部官员提拔为湖广按察佥事，率领绅士宣讲推行乡约，致力于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用心刻苦，努力勤奋。恰逢税监陈奉贪婪无厌，先生先用好话劝告他，再严厉清除他的狐鼠之徒，陈奉最终不悔改，于是先生上疏列举他违抗圣旨的九件事，没有得到旨意，竟然被陈奉的党羽诬陷伤害。起初只是降职贬谪，楚地的士民伏在宫门前交相上奏章请求恢复他原职的，以数十万计，皇上更加愤怒，逮捕审讯他，关入锦衣卫监狱，以擅自杀害中使的罪名定罪，禁锢八年。他每天与一同被逮捕的襄阳司李何栋如、荆州司李华钰一起讲学讨论《易经》，在主张静修、穷究事理之间参研，更详细考证太祖的制度并表彰它。甲辰年，皇上因天象变异而感动，释放他回乡，恢复冠带，因病去世。学者称他为慕冈先生，所著述有《朱子录要》《经济实用》《月令广义》等书籍，流传于世。

吕维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万历癸丑年进士，官至南兵部尚书。

父亲吕心学有德行，以孝顺闻名于乡里。吕维祺做生员时，就毅然以圣贤自任。

被授予山东推官，以孝悌感化百姓，百姓因此被教化。提拔为吏部郎中，拒绝馈赠，谢绝请托。当熹宗尚未正式即位，人心不定，先生先在慈庆宫门请求见面，上疏请求调防保护皇上，内侍不允许干预政事。不久给他假期省亲，八年在家，建立芝泉书院，与张抱初修明濂洛之学。当时天下正以讲学为忌讳，逆阉对他怀恨，几乎遭受危险祸患。推举考功，矫诏另用。戊辰年，怀宗即位，起用为尚宝卿，转任太常卿，上疏陈述防微杜渐的八件事。被授予南户部侍郎，清查侵吞冒领，数以百万计。任职五年多，军饷可以支撑三年，粮仓不苦于枯竭。被授予南兵部尚书，淘汰冗员，登记勇兵，确实不滥竽充数。恢复士人地位，建立丰芑大社，讲明正学。不久，因父亲生病请求回乡，聚集郡中士人建立伊雒社，以守护先贤之道，等待后人。自责与王惺、张泰宇、李虚斋、王文苑、孟守健、许松麓、刘澄远等人，在正学书院大讲太极、周易，阐发致中和的意义。曾叙述象山的话：“人不可以没有学问，就像鱼不可以没有水。赋予人的形体却不追求尽到人的道理，虚度一生，枉死。那些富贵的人，恰好足以传播恶行，留下臭名。”戊寅年，流寇假装招抚，当权者商议安置在河汝地区，人心汹汹如沸，先生极力挽回阻止。冬天十二月，贼势猖獗，侵犯窥视河洛，率领家人分守北城，倾尽家资慰劳军士。辛巳年正月十九日，贼兵抵达城北，用绳子吊下家人杀死十多个贼兵。第二天西城忽然溃败，几个儿子以没有守土责任为由说话，先生说：“承受国家深恩，与城池共存亡，道义上无可逃避。况且读圣贤书，所学的是什么？”贼兵到来被俘，说：“不是吕尚书吗？”深知先生善于谋划，放出先生，很不高兴。贼兵于是搀扶着走出城门。贼首说：“吕尚书，今天请兵，明天议事，为何逼人太甚！”先生厉声骂道：“恨没有兵马杀你们这些狗猪！事情到这一步，只有一死。”贼兵让他跪下，骂得更加严厉。向北拜别宫阙，向西拜别父母，与福王一同被杀。观看的人都相互对视流泪。

先生曾说：“一生精神凝聚在《孝经》上。二十年潜心玩味，亲身践行，未曾稍有懈怠。每当谈论孔子曾子相传，得力于战兢十二个字。所以曾子换席，告诉门人说：‘我知道免于祸患了’，不是说免于毁伤，大概是战兢之心死而后已。”曾上疏进献《孝经》，请求颁行于学宫。所著有《孝经本义》《或问大全》《存古片》《明德堂集》《奏疏》《音韵学》《日月灯》流传于世。曾作《石先生》以自况，学者称为豫石先生。弟弟吕维祜问：“讲学被人非议嘲笑，如何处理？”回答说：“讲学不为世俗非议嘲笑，这是乡愿；讲学不到家，使非议嘲笑我的人最终心里信服我，这是乡人；讲学一定树立高峻的界限，想要自异于世俗，这是怪异；讲学不大声宣扬其道于天下后世，以承先启后自任，认为法可以自我激励，这是半途而废。”

鹿继善，字伯顺，直隶定兴人。万历癸丑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

性格端正严谨，巍然如山。年少时以祖父为师，读王文成的《传习录》，而契合，慨然有必为圣贤的志向。成为进士，与

译吴郡人周顺昌以节操道义互相期许勉励。被选任为户部主事，后来起用改任兵部职方主事。壬戌年，孙高阳以阁部身份督师，周顺昌请求跟随在军中，多有筹划安排，但口中从不谈论功劳，功劳也没有记在他名下。按次序升迁为员外郎，晋升为武选郎中，但忌恨孙高阳的人千方百计阻挠他，于是他与孙高阳一同辞官回家，居家四年。他的学问日益充实，崇祯初年起用为尚宝卿，晋升为太常少卿，修明职守。不到三年，再次请求告假回家。周顺昌的学问以认识天理为主，而谈论天理就在具体事物上，所以他说：“读有字的书，却要认识没字的理。”那么周顺昌的自得之处就可以知道了。丙子年秋天七月，后金军队攻破定兴。这时周顺昌称病住在江村，没有守城的职责，却毅然领兵登上城墙守卫，七天之后城池陷落，士兵拿着刀刃逼近周顺昌，周顺昌不为所动，于是殉难。这件事上报朝廷，皇帝下诏追赠他为嘉议大夫、大理寺卿，荫庇一个儿子进入国子监，谥号忠节，建立专祠给予祭祀。所著有《四书说约》《认真草》《三归》等若干卷。

译公廉洁正直，操守高洁，超凡脱俗，辞官归乡后，门生弟子日益增多。每当他探讨乐理的大要，以及讲解《说约》一书时，每日都与同好之人反复口头传授。

在此之前，明光宗末年，高景逸、冯少墟、邹南皋在京城讲学，志同道合的人邀请公去听讲。不久，听说他们互相告诫不谈论朝政，不议论官职事务。公说：“脱离官职事务去谈学问，那么学问就成了无用的东西，圣贤就成了无用的人了。”于是没有前往。几年后，与高景逸在朝房偶然相遇，辨析疑难义理。高景逸遗憾相见太晚，特意上疏推荐公辅佐高阳。

蔡懋德，字维立，直隶昆山人。万历己未年进士，官至山西巡抚都御史。甲申年殉难。

授任杭州推官，因考核最优被征召，有人用吏部职位引诱他，公谢绝了，补任礼部，因不肯拜谒宦官祠堂，请求调任回乡。

崇祯初年，督学江西，登上白鹿洞书院，撰写《鹿洞成规》，建立书院，与学生们讲学，讲到《孝经》的大义，听者感动流泪。

在嘉湖负责军事，退却海防刘香的进攻，擒获大盗屠阿丑。朝廷大臣因他懂兵法而推荐他，历任井陉、宁武、济南等地道员，所到之处都有抵御外侮的功绩。崇祯壬午年，升任山西巡抚，特别被皇帝召见对答，陈述平定盗寇的方略，认为应当让百姓不做盗贼。要让百姓不做盗贼，在于让穷苦百姓有饭吃，极力陈述体恤百姓的各种事情。又说治理天下的正道，应当从《大学》中提纲挈领，如果在细枝末节上逐件照管，就会烦琐艰难而无法施行。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赐给他食物，赐给银两。到任后，以安抚百姓为急务，将三立祠改为书院，与学生们讲论理学、经世济民之学和文章。设立干城社，以招揽有奇谋异勇的人士。山西地区安宁。防备闯贼攻破潼关，陕西沦陷，公率领孤军抵御，在黄河岸边坚守了四个月，在危城坚守了三天三夜。甲申年二月，因无援兵城池被破，草拟遗疏派人上报天子，进入三立祠自缢而死。中军应时盛跟随他一起死，文武官吏一同死去的有四十六人。在此之前，李自成派遣使者招降公，公打碎招降的牌子，斩了使者。李自成恨他，于是检验尸体，砍下头颅，扔进水沟。标官段可远寻找并得到尸首，埋葬在太原南门外东边的山冈上。赐建祠堂，谥号忠襄。

刘理顺，字复礼，河南杞县人。崇祯甲戌年进士，官至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侍读。

崇尚濂洛之学，敦厚推崇古道，持论不偏激苛刻，但人们都敬畏他。万历丙午年乡试中举，所住的只是一间茅屋。儿子某某，崇祯初年也乡试中举，偶然有所请托，公鞭打儿子并退还财物。乡试中举二十八年，生活困顿，不改本色。乡里无不敬重刘公为人。崇祯七年，才考中进士。殿试前一天，内阁拟定试题，有人预先得到草稿，大家都提前构思好。等到对答时，果然如所闻。公独自等到期限详细阅览制诏，中间增加一事，是皇帝亲自发问的，逐条对答非常详尽。内阁以李焻名字列第一上报，皇帝重新审阅各卷，只有公对答符合圣意，亲自提拔为第一甲第一名。从此心里倚重他，授任翰林院修撰。

十二年二月，上言六件事：振作士气，怜悯百姓贫穷，选拔良吏，确定出兵日期，信守赏罚，招降胁从者。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十六年，晋升左中允。当时闯、献二贼猖獗，接连陷落楚、豫、秦、晋等郡县。朝廷出动大军，任命重臣，最终没有成功。公本无军旅经验，却怀着君国之忧。内心深切忧虑，表现在脸色上。在经筵讲读时，每次痛切地陈述。

十七年三月丁未日，听说被召见对答，早晨奔赴朝廷。户部右侍郎吴履中、大理寺卿凌义渠先到，一起叹息而已。京城陷落，贼人入城了。三人相视，惊愕，仓皇回家。随即听说皇帝殉国，公抚胸大哭说：“臣蒙受特别提拔，不能出奇兵消灭叛乱，导致逆寇猖獗，才有今天。臣的罪过如何推辞？”于是面向北方叩头，写下绝命词，投绳自缢而死。妻子宜人万氏、妾李氏都跟随他死。不久，贼人几百人到寓所，说想保护刘状元，但公已死，一起叩头痛哭离去。大概贼人帐下多中原人，素来熟悉刘公的德行。刘念台哭公诗说：“公为国殉难，除了妻子儿女，女婿、外孙、仆从，没有一个幸免的。以时局而言，玉汝第一；以事迹而言，公第一。”唉！圣明啊！

【佳】按，这是念台先生当时所闻的不同说法。我曾问睢州老师，说只有妻妾跟随他死。

良玉温润，金砺寒冷。每次握手，每次相看。周公的情操，孔子的思想，推崇同调。方正的规矩，圆形的规范，效法大官。十族只怜惜，朋友在九泉。谁问此心安？异时伊洛推崇人物，诚敬渊源似你难。

有同年子，先生因问曰：“听说中鼎甲的人手纹直透中指，有这回事吗？”先生举手细看说：“想是侥幸中举，不曾有这回事。”他的宽宏不拒人如此。

先生幼年丧父，侍奉母亲至孝，稍不如意就流泪哭泣，母亲高兴了才停止。侍奉兄长如严师，弱冠乡试中举，很久不第，以风化教育人伦为己任，恬淡自持。曾对人说：“学问贵在绝欲，我生平困于疾病，然而所得终究也不出此。”

擢升廷试第一，烈皇帝高兴，甚顾左右曰：

译朕今天亲自提拔了一位德行高尚的年长之人，大概是因为先生历经十次科举考试，且言语中多有正直深刻的议论。任命他为翰林院修撰，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起居，管理六部的奏章，编纂《大明会典》，先生都参与其中。担任经筵讲官时，他陈述道理详尽恳切，皇上常常赞赏并采纳他的意见。太子结束学业后，又再次被选任为东宫属官。曾经进入东宫侍奉，一位宫僚因为身体肥胖笨拙，差点跌倒，太子忽然发笑，众人都跟着笑，先生却挺直站立，目光端正，风度凛然，太子的笑声因此立刻停止。皇上听说后，更加认为他贤能。

译兵部尚书杨嗣昌提议夺情起复，忽然接到皇帝内旨让他入阁任职，朝野内外都感到震惊，相继上疏弹劾他。杨嗣昌极力诋毁那些进言的人说：“君主的纲常排在父亲的纲常之上，战国时期天下分裂，道义上固然可以逃避；如今天下一统，就无可逃避了。”先生对此深恶痛绝。不久，易吉入阁，先生极为悲痛，随即起草奏疏说：“杨嗣昌如果真有良策，即便在兵部，也完全可以入宫禀告，如同刘大夏、戴珊的先例，等服丧期满再入朝侍奉也不晚。哪有在掌管国家政务的地方，先就忘却了亲人呢？况且杨嗣昌只应当引咎自责，岂能指责别人？所谓君纲高于父纲的言论，违背道义到了极点。杨嗣昌大概是得了疯病、丧失理智的人吧。”杨嗣昌看到他的奏疏，深深怀恨在心。不久，馆阁中的官员都去拜贺，先生又不前往，又对亲近的人说：“文弱不能消灭贼寇，可以说进退失据了。”于是杨嗣昌大怒，唆使忌恨他的人夺去先生的讲席，改任他担任展书官，先生很久没有起用。皇上念及他的名声，于是让他参与经筵讲学，兼管制诰。他在制诰任上，虽然撰写的诏令不一，大都是表彰正直之士、勤劳之臣，歌颂忠诚、褒奖勤勉的词句。至于那些受皇上宠幸的宦官恩幸，始终不能得到他的一句褒奖。所以当他在起草诏令时，人们竞相夸耀说：“这是刘公的话。”拿着它作为荣耀。

这时，李自成等流寇蹂躏中原。先生熟悉贼寇的情况，而且认为各位将领没有平定贼寇的志向，不过是运送金钱，聚集在京城，分送贿赂给权贵，作为掩盖罪责的计策。而掌管选拔官员和枢机要职的人，以及负责封驳诏令的人，也凭借这些作为赏罚升降的依据。先生感愤忧虑，义愤之情显露在脸上，常在众人中论述天下大势，认为如同把火种放在柴堆下，祸患将不可挽救。开封被围困紧急，又商议援助开封的防御，请求分兵屯驻河北，安抚训练死士，像李抱真在泽潞那样，以图恢复清除。当权者大都认为他狂妄，不能采纳。接着贼寇攻破潼关，进入陕西。先生叹息说：“大势已去。”于是派遣他的长子回家，留下妻妾在京城，自己料定必死。崇祯十七年三月，贼军逼近都城。先生搜罗所得的一百五十两银子，送到城上犒劳守城的人。第二天黎明，入朝想请求皇上拿出国库银两，招募死士做背城一战之计。到达长安门，警卫散乱，朝班寂静。遇到一个宦官说：“皇上已经不知去向，你还想拜见谁呢？”这时城中贼骑充斥，回到寓所，有门生来拜见，询问去向。先生说：“既然到了我的门下，必须辨明一个‘忠’字。”客人离去，他像平时一样送行。于是穿戴好朝服笏板，面向北方再次拜谢，起身写了一张纸说：“成就仁德、获取大义，是孔孟所传授的，文信侯（文天祥）践行了它，我为什么不能呢？既然考取了功名，岂敢苟且偷生！”在三忠祠内无愧于前贤，笔势端正刚劲，与闲暇时没有不同。写完后，整理好帽子投绳自尽。崇祯十七年赐谥号文正。

清朝改谥号为文烈，与祭田春秋致祭【田兰芳撰写】

先生生平学问，以真诚为主，一言一行必定符合礼制，在仓促或困顿中不曾稍有违背。亲戚子弟无论老少，每次见面必定端正容貌、作揖谦让，即使是亲密的朋友，最终也没见过他嬉笑轻慢懒惰的神色。别人有过错，必定委婉曲折地引导他，请求改正。当自己遇到贫困疾病，濒临死亡时，设法救济，保全人的骨肉伦理的人很多。至于遇到时事有缺失，就痛哭流涕，披露肝胆，即使触犯嫌疑、身陷危险，也不顾惜。最终到了国家变故，从容殉节而死。如果不是真诚所积累，怎么能这样呢？

黄淳耀

字蕴生，南直隶嘉定人，崇祯癸未年进士。

从小沉静潜修，喜爱读书，博学且擅长文辞，做生员时就有名声。常勉励自己著书明道的志向，著有《自监录》《知过录》，后来改为《日历》。白天所做的，晚上必定记录下来。

考中进士，出自周太史凤翔门下。初任官职后，给弟弟黄渊耀写信说：“我在廷试唱名时，看到鼎甲先上，人们都称羡。我此时叹息无限。天地间，自有数千年出一人，数百年出一人的人。现在的人一定不肯做数千年中的一人，而一定要做三年中的一人。”又说：“近来看到别人，品格骨气不如我，意思见识不如我，不免有轻视时俗的意思。因此学力不进。然而在宠辱场中，像铁一样壁立。过此以往，专心一意，终有一立脚处。”又说：“天下事不可为，可为的只有本分内的事。努力吧，努力吧。”

先生看到当时事势已经败坏，于是没有仕进的意思，因脚病南归，闭门不出，与几个穷困的朋友切磋勉励，意志更加坚定。

天性纯孝，在家没有私财，所得的廪饩束脩，全部交给亲人。遭逢母亲丧事，悲痛过度，瘦骨嶙峋。

从弱冠到考中进士后，不随便取一文钱。他的朋友有亲戚因官事牵连，嘱托先生帮忙开脱。那亲戚以五十两银子作为寿礼，朋友怀揣着来馈赠。等到见面，不敢拿出，悄悄放在书箱中。过了几天，忽然捡出，大惊，急忙归还。耿介的操守像这样【《雒闽源流录》】

乙酉年清兵到来，于是同黄渊耀在西城僧舍自缢。临死时神气闲暇，像平时一样。题壁有“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好。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士林听闻后为之悲伤。所著有《劄记》二卷，《语录》二卷，《吾师录》一卷，《史记杂论》四卷，诗文若干卷，藏在家中。后学称为陶庵先生。

同里有夏云蛟，字启霖，家境贫寒但努力学习，与先生同在侯通

译政家，讲习相契，一时有黄夏之称。（政家，讲习相契，一时有黄夏之誉。）笃行孝友，精研性理，以程朱为榜样，著有《豫章游草》《心学直指》两本书。乙酉年秋天，也死于战乱。

译昆山人陶琰，字圭穉，为人温和醇厚、端正诚实，尤其精通性理之学。虽然身为生员，却常常厌恶轻视科举时文，喜好广泛阅读诸儒的语录，为了求道不惜跋涉千里。乙酉年清兵攻至，有一位名叫朱集璜、字以发的友人，被困在城中，坚守抵抗不肯投降。等到城被攻破，他投水而死。当时圭穉住在鸡鸣塘，距离城池二十多里，亲自率领他的门徒奔赴救援。走到半路，听说城已失守，徘徊良久，才返回，说道：“以发大概已经死了，我来得太晚了！”当天夜里，他关上门，上吊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