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言行録卷八

译那人不说话也不睁眼，先生用法术呵斥他，他起身睁眼，先生问他家里是否有母亲在世，问道：“你心中是否还存有孝心？”那人回答说：“不能不存有。”先生随即指着爱亲的本性来开导他，僧人哭着流下鼻涕便离开了。

译甲子年，先生主持山东乡试，考题为“佛老害道，是由于圣学不明”，他赏识提拔了许多名士。九月，改任兵部主事。当时学者沉溺于辞章记诵，不再知晓身心修养之学，先生首先倡导谈论此道，使人先立下必成为圣人的志向。三十四岁时，便专心致力于授徒讲学，与湛若水（甘泉）共同以弘扬圣学为事业。

丙寅年，即正德初年，宦官刘瑾窃取权柄，南京科道官员戴铣、薄彦徽等人因进谏违背旨意，被逮捕关入诏狱。先生首先上疏极力营救，说：“君主仁厚，臣子就正直。戴铣等人以进言为职责，如果他们的言论好，应当嘉奖采纳；即使不好，也应当包容，以开通忠诚正直之路。”幸好皇帝撤销了先前的旨意，让他们各自恢复职务，这足以扩大大公无私的仁爱，彰显改过不吝的勇气。其他话语触犯了刘瑾，刘瑾怀恨在心，将先生下狱并廷杖四十，先生昏死过去后又苏醒，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到达钱塘时，刘瑾派人跟随侦察，先生担心无法脱身，假称投江，却乘轻舟从海路到福建，进入武夷山。其中有险有夷，原本就不滞留在心中，这与“浮云过太空”的诗句有何不同？回家一年多后，才前往龙场驿。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与蛇虺蛊瘴为邻，夷人的语言像鸟叫一样不可通晓，原来没有房屋，先生开始教导他们用泥土和木材搭建房屋居住。随从的人都病了，先生亲自劈柴取水煮粥喂养他们，又百般安慰开解。有同路旅行的父子、主仆都病死，先生写文章埋葬他们。当时刘瑾的怨恨未消，先生自己计算得失荣辱不放在心上，只有生死一事难免忧虑，于是用石椁自誓，日夜端正静坐澄心默念以等待天命。

应嗣寅说：“自古圣贤得力之处，都在悬崖断索之际。”

于是思考圣人在此境地还有什么道理？忽然在半夜悟出格物致知的宗旨，不觉欢呼跳跃，随从的人都惊动。这才知道圣人之道，五性自足，以前向事物中求理，是错误的。于是用默记的五经之言，都用这个意思贯穿，著成《五经臆说》，当时三十六岁。

应嗣寅说：“人如果悉心向内探求，没有不开悟的，但他所悟到的未必彻底通达圣人之道。认为先生没有开悟，是不对的；说开悟而没有错误，也是不对的。”

居住久了，夷人也每天来亲近，共同伐木建造龙冈书院以及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居住地的水西安宣慰使送米肉供给使役，时间久了，又赠送金帛鞍马，先生都推辞不接受。朝廷商议在西水设置卫所，已经筑城，后来中止，驿站尚存。安宣慰使厌恶占据其腹心之地，想除去它，以此询问先生，先生写信制止他，并且申明朝廷的威信，于是甲议就停止了。又有宋氏的酋长叛乱，先生劝谕安宣慰使讨平叛乱，百姓赖以安宁。己巳年，督学席书与先生往来契合，于是与副使毛宪修葺书院，率领贵阳诸生以师礼侍奉先生，开始论述知行合一。

后来徐爱问：“现在的人已经知道父亲应当孝顺，兄长应当友爱了，却不能孝顺友爱，知与行分明是两件事。”先生说：“这是被私欲隔断罢了，不是本体。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人恢复本体，所以《大学》指出真知真行来示人，说：‘如喜欢美色，如厌恶恶臭。’看见美色属于知，喜欢美色属于行，只看见美色时就已经喜欢了，不是在看见后才立心去喜欢。闻到恶臭属于知，厌恶恶臭属于行，只闻到恶臭时就已经厌恶了，不是在闻到后才立心去厌恶。又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定是他已经实行过孝悌，才可以称他知孝知悌，这就是知行的本体。”徐爱说：“古人分知行为二，恐怕是要人用功有分晓吗？”先生说：“这正是失掉了古人的宗旨。我曾经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已经可以理会了。古人立言之所以分知行为二，是因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这叫防行妄作，所以必须说知而后行无谬误。又有一种人茫茫然悬空去思索，全不肯切实躬行，这叫揣摹影响，所以必须说行而后知始真，这是古人不得已的教化。如果见得透彻，一言足矣。现在的人却认为必须先知然后能行，且讲习讨论以求知，等到知得真切时才去行，所以终身不行，也终身不知。我现在说知行合一，使学者求本体，希望没有支离决裂的弊病。

应嗣寅说：“先生那时，见讲习讨论者多，力行者少，所以说‘知行合一’，其实重在行。在当今之时，除了利禄所在，没有肯讲习讨论者。间有一二不求利禄的人，便说‘吾性自足’，何必求学于古人，何必求问于今人？只是守住虚灵的本体，草草记下先儒的语录，那么圣学的精微，永远没有知晓的日子。对于现在的说法，必定应当知行并进。推究先生的本意，只以常觉为主，说知行为一，方得吃紧。昔日邵雍诗说：‘圣人吃紧些儿事。’程颢说：‘道理平铺着，何用如此？’《易》文言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正是说一吃紧了，便探讨不得，必定导致先生

译因忧思郁结而招致疾病的祸患了。」

译庚午年，升任庐陵知县，施政不崇尚威势刑罚，只以开导人心为根本。到任后首先询问里役，有诉讼的人不立即审理。查考建国初期的旧制，慎重选拔里正和三老，让他们坐在申明亭中，委婉地劝说辩论，有的人流泪哭泣悔过而回家。在任七个月，留下告示十六条，大体是安慰父老，让他们教育子弟，不要让他们放纵邪僻。城中失火，因此开辟防火巷，确定水运次序，杜绝镇守官员的横征暴敛，禁止借神会之名摊派，建立保甲制度以消除盗贼，清理驿站以接待宾客。写信给常德诸生说：“以前在寺庙中所说的静坐，并不是想坐禅入定。大概是因为我们平日被事物纷扰，不知道为自己，想用这个来补充小学教育，收敛放纵的心性这一功夫罢了。”

升任南刑部主事，与黄绾、应良讨论学问。说学者想要成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细微的遮蔽不留存，真性才显现，才有操持涵养的地方。又说：“喜好容易厌恶困难，就会流入禅宗佛教去了。”

钱德洪说：“先生建立教化，都经过实践，所以所说的恳切笃实，像这样自从揭示良知宗旨后，我们同党的人觉得领悟太容易，把虚妄的见解当作真实，难道不再向内做克己的功夫了吗？所以我们同党中聪明领悟快捷的人，往往大多没有成就，很令人担忧。”

辛未年调任吏部验封主事，历任吏部文选员外郎。先生给湛若水写的序略说：“颜回死后圣人的学问就灭亡了，曾子只有一以贯之的宗旨传给孟轲。断绝又两千多年而周敦颐、程颢程颐接续，从此言论更加详细，道义更加晦暗。孟子担忧杨朱墨翟，周程之际，佛教道教大行。现在世上的学者都知道尊崇孔子孟子，轻视杨朱墨翟，排斥佛教道教。圣人的道义好像大显于世，然而我从而寻求杨朱墨翟佛教道教，他们对于圣人的道义不同，然而还有自得之处。而世上的学者雕琢词句以夸耀世俗，诡诈心机取悦脸色相互装饰以虚伪，说圣人的道义劳苦无功，不再是人所能做的，而只在言辞之间求取辩驳。古时候的人有终身不能穷究的，现在我都能说出大概，自以为这样也就足够了，而圣人的学问于是废弃。那么现在所大患的，难道不是记诵辞章的习气吗？而弊病所从来的，不也是言论太详细，分析太精细的过错吗？”我防备不学问，陷溺于邪僻二十年，而开始究心于老庄佛教，依赖天神的灵验，因而有所觉悟，开始沿着周程的学说寻求，而好像有所得。看一二同志之外，没有人辅助我。危殆将要倒下而又复兴，晚年得到甘泉湛子为友，而后我的志向更加坚定，毅然好像不可遏制。那么我得益于甘泉很多。三月升任考功郎中，进升南太仆少卿。甲戌年升任南鸿胪卿，跟随游学的人日益众多。先生说：“我近年来想要惩戒末世的卑劣污浊，引导接纳士人多走高明一路，以救时弊。现在见士人渐渐有流入空虚，发表脱落新奇的言论，我已经后悔了。所以南畿论学，只教学者以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的实功。”

丙子年升任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十月回家省亲，到越王思舆，对季本说：“阳明此行必定建立事功。”说：“怎么知道？”说：“触动他不动心了。”丁丑年到赣州，放置两个匣子在行台前，榜文说：“求通民情，愿闻已过。”赣州处在四省交界处，众多大盗不时四处出来劫掠为患，而当时宁王宸濠暗中蓄谋不轨，暗中与盗贼勾结，为他曲意防备积聚达到数十万人。先生到任才十天，就商议进军。当时众将请求调遣狼兵，等到秋天再行动。先生说：“广东的军队，意在倚重狼达土军然后行动。众贼也观察我们土兵的集结以占卜战期，这正可以振奋怯懦变为勇敢，变弱为强，胜负的计算间不容发。”于是亲自率领精锐部队进驻上杭，声称犒劳众兵退兵，等到秋天再行动，选兵分三路，趁着黑夜衔枚并进，直捣象湖山，攻破巢穴四十多处，漳州盗贼全部平定。五月设立兵符，奏请设置和平县。九月授予先生提督军务讨伐盗贼，兵部尚书王琼一向惊奇公，请求皇上立即给予兵符，兼巡抚得以便宜行事。这时漳州盗贼虽然平定，而乐昌龙川等巢穴尚多聚集。先生写文章晓谕他们说：“人所共同羞耻的，莫过于亲身遭受劫掠的痛苦。现在假使有人骂你们为盗贼，你们必定愤然愤怒；又假使有人焚烧你们的房屋，劫掠你们的财物，掠夺你们的妻女，你们必定怀恨入骨，宁死必报。你们把这事加给别人，别人难道有不怨恨的吗？人同此心，你们难道独自不知道吗？却一定要做这个，其中想也是不得已的，或者是被官府所逼迫，或者是被大户所侵夺，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来就不敢出来这些苦情，也很可怜。然而也都是由你们悔悟不深切罢了。你们当时去做盗贼时，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做便去做；现在想要改行从善，是死人求生路，反而不敢吗？如果你们肯像当初去做盗贼时，冒死出来要求改行从善，我官府难道有必要杀你们的道理吗？你们久习恶毒，忍心杀人，心多猜疑，哪里知道上级官员的心，无故杀一只鸡狗尚且不忍，何况人命关天？如果轻易杀之，防备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什么

译为何如此困苦却一定要做这种事？我常常为你们想到这一点，以至于整夜无法安睡，无非是想为你们寻找一条生路。只是你们顽固不化，然后才不得已兴兵讨伐，这就不是我杀了你们，而是天意杀了你们。现在说我没有一点杀人的心思，也是欺骗你们。如果说一定要杀你们，又不是我的本心。你们虽然现在跟随恶人，起初都是朝廷的子民，好比一对父母生了十个儿子，八个行善，两个叛逆，要害那八个，父母的心必须除掉那两个，然后八个才能安生。同样是儿子，父母的心，为什么一定要偏杀那两个？是不得已啊。我对你们也正是这样。如果这两个儿子一旦悔过向善，号哭投降，做父母的也一定会哀怜而赦免他们。为什么呢？不忍心杀自己的儿子，是父母的本心。现在能遂了这层本心，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更幸运的呢？我对你们也正是这样。听说你们被贼人所得，受苦也不少，其中还有衣食不足的，为什么不把你们为贼人效力的勤苦精力用在耕种上，用在经商上，可以坐享富裕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情在城中游观，在田野间优游，哪里像现在出门怕官府避仇敌，进门防诛杀惧刑罚，隐藏形迹，忧苦终身，最终身死家破，妻子被戮辱，又有什么好呢？你们如果能听我的话，改过从善，我就视你们为良民，不再追究你们过去的罪恶。如果习性已成，难以更改，也由你们任意妄为。我南调两广的狼兵，西调湖湘的土兵，亲自率领大军包围你们的巢穴，一年攻不下，就攻两年，两年攻不下，就攻三年。你们的财力有限，我的兵粮无穷，纵然你们都是有翅膀的老虎，也不能逃到天地之外了。唉！百姓是我的同胞，你们都是我的子民，我终究不能抚恤你们而至于杀你们，痛心啊！说到这里，不觉泪下。先生告诫的话语，充满天地父母般的仁爱之心，各寨酋长大多感动，立即率领众人投降，只有池仲容负隅顽抗不服。十月进军横水，当时贼首谢志珊纠集各贼谋划先攻破南康，乘虚进入广东。先生认为横水、左溪是江西的心腹之患，如果先与湖广夹攻桶冈，进军在两股贼寇之间，腹背受敌，势必不利。现在商议进军横水，定在十一月初一，贼人一定以为我们先攻打桶冈，观望未备，乘此急攻，可以得逞。于是攻破贼巢五十个，谢志珊等被杀。众人商议乘胜进攻桶冈，先生认为桶冈天险四塞，青壁万仞中间盘踞百余里，连峰参天，深林绝谷，不见日月，所由进入的，只有锁匙龙等，但都架着栈道梯壑。贼人坐在崖顶，投下巨石，可以不拿兵器而抵御我军。只有上章一路稍平，但深入湖广，迂回取道，半个月才到，事情都不方便。现在横水、左溪的余贼，都已逃入桶冈，合势防守，必定尽力。我军带着三天的粮食，长驱百余里而争利，他们如果扼守不前，军队困顿在幽谷底部，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透鲁国的薄绢了。现在如果移屯近地，休整军队锐气，振扬威声，先派人晓谕祸福，他们必定恐惧而请求投降。如果他们不从，乘其犹豫，袭击而攻打他们，才可以取胜。于是派他的党羽去劝说他，贼人迟疑未备。先生在晦日分派各兵，乘夜径直进军，次日清晨冒雨疾登。贼首蓝天凤正聚集商议，而各兵已进入险地，合击贼人于是大败。攻破巢穴三十余处，两地之寇盘据千里，荼毒数郡，两个月间共俘斩六千多人，攻破巢穴八十四处，释放被胁迫从贼的一千多人，让流亡者恢复产业，测量土地安置居民，夷平险阻。

译冬天上奏朝廷，因平定了各地叛乱，建议设立崇义县。戊寅年正月，征讨三浰地区的贼首池仲容，池仲容看到各个巢穴都被攻破，才开始害怕，派遣他的弟弟池仲安前来归附，但内心却严密备战。先生仔细察知他的变化，假装发怒报告变故，卢珂等人将池仲安拘禁起来，秘密命令池仲容的亲信去劝说池仲容亲自前来投案，并安抚百姓、解散军队，表示不再追究。贼人于是放松了戒备，池仲容率领他的党羽九十三人到赣州来见先生。先生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们，第二年正月，设计擒获池仲容及其党羽，全部诛杀。派人催促各属县出兵，各自从分配的地域进入。先生亲自率领军队直捣下浰的大巢穴，各个巢穴全部被攻破。乘胜追击溃逃的敌人，追捕讨伐几乎殆尽。上奏设立和平县，留下官员防守后返回。先生驱策的士兵不满一万，消耗的军饷不过数万，几个月间斩杀、俘获的敌人无数。三省地区安宁如常，各个贼人的巢穴都变成了治理良好的疆域。

先生到赣州任职刚过一年，三次大捷都没有再次征发民夫，士兵没有受挫。他刚到任时，兵力缺乏，只是选拔民兵，建立兵符制度，严明赏罚来训练他们，而不征调正规军。狼达土兵，粮食匮乏，只是疏通盐法，处理商税来充足供给，而没有增加赋税。编户齐民，开设县治，设置官署，建立学校，迁移驿站，一时的经略规划，都是千百年来的长远大计。在任上闲居时，就拉强弓、习劳苦；出兵时就跃马冲锋在前，经营出入，没有闲暇安居，但神情安闲，常常像没事一样。门人几十个跟随，谈论道义从未因匆忙而停止。

六月升任副都御史，儿子锦衣卫世袭百户。班师回到赣州，虽然军务繁忙，但以维系风化为急务。赣地人性情粗野，为他设立保甲十家牌法，作业出入有纪律。又推行乡约，设立社学，教导郡邑子弟歌诗习礼。又亲自书写教诫四章，使之家喻户晓。岭北风俗因此发生巨大变化。开设书院，每天与海内名贤士大夫讲学。

七月刻印古本《大学》。先生在龙场时，就怀疑朱子的《大学》章句，认为古本本来简易明白，那书只有一篇，原本没有经传之分，原本没有缺传可补。至此录刻成书，在旁边为之解释。

刻印《朱子晚年定论》。自洪武、永乐年间专门推崇朱学，海内学术齐同，没有异说。自先生开始提出异论，学士大夫喧嚷着攻击为禅学。先生于是取朱子的学说而检求之，写成《晚年定论》，说世上传播的《集注》《或问》等，是其中年未定的学说，那些言语等，又是其门人挟持胜心以附己见。而世上的学者不求其晚年既悟之论，竞相喧嚷以扰乱正学，于是采录而汇集之，私下示给同志。

罗整庵给先生写信说：“不知所谓晚年者，断定以何年为定？我身体羸弱，病暑，未暇详考。偶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年，当时朱子年方四十六。尔后二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作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则认为中年未定的学说。私下恐怕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决了。”

应嗣寅说：“圣人之学，自志学以至从心，没有止息。何况朱子晚年，岂不更进步？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则是入门之际，千圣定本。朱子临终前三天，改《大学》诚意章。若格物之解释果然错误，岂有入门便误后学而不改之理？”先生答罗整庵书说其中年数诚有所未考，然而先生只是取其近己者，集为定论罢了。

八月，门人刻印《传习录》。九月，修缮濂溪书院。

己卯年六月，奉旨勘处福建叛军，到丰城，听说宸濠反叛，于是返回吉安。当时南风急，船不能前进，先生焚香哭泣祈祷，风止，北帆起。宸濠已派遣兵千人迎击，先生潜入渔舟，得免，抵达吉安，与知府伍文定谋划起兵讨贼，于是定计上疏告变，并移檄列郡，揭露宸濠罪状，使各率吏士勤王。当时兵未集，担忧南京无备，想沮挠之，为两广机密大牌，备兵部咨询及都御史颜咨询云：“率领狼达官兵四十八万江西公干。”宸濠见檄，果然疑惧，迁延未发。又诈为各郡邑接济官军公移，又为李士実、刘养正内应，伪书贼将投降密奏，让人入于宸濠。宸濠得到书檄，彷徨未决，与李士実、刘养正谋划，都劝疾速趣南京即大位。宸濠内疑十余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谍知非实，于是留少兵守南昌，而自率其众六万袭九江、南康下之，进围安庆，留守攻不克。

奉旨着督兵讨贼，先生固封伪檃以进，疏略曰：陛下在位十四年，屡经变难，民心动摇，尚尔巡游不已，致使宗室谋动干戈، 冀窃大宝。且天下之觊觎، 宁特一宁王？天下之奸雄، 岂特在宗室？言念及此، 懔骨寒心。昔汉武有轮台之悔恨، 而天下向治；德宗下奉天之诏، 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克責، 易辙改弦، 罢出奸谀، 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 以杜天下奸

译这是王守仁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的记载。在十三日甲辰，总督知府伍文定从吉安出发，当时我军已经大规模集结，众人一致请求紧急救援安庆，先生认为这不是好计策，不如先攻取南昌，这正是兵法所说的“攻其必救”。于是先生在樟树誓师，派遣四百精锐士兵袭击并击破了驻守在新旧厂一带的伏兵，追击直到傍晚，士兵们像蚂蚁一样攀附而上，于是攻克了南昌，擒获了留守的王拱樤以及朱宸濠的儿子。当时朱宸濠被安庆方面的抵抗所牵制，气势稍显沮丧，听说南昌失守，便解除安庆之围回师自救。先生派遣伍文定等人率领三千精锐士兵分路迎击，都指挥余恩率领四百游兵往来作为疑兵，陈槐等人率领两千士兵分为十余支部队，设置疑阵和埋伏，与伍文定等人暗中呼应，在黄家渡遇到敌军前锋，假装败退以引诱敌人，贼军争着抢功竞相前进而阵型大乱。邢珣率领部下冲击，切断敌军中坚，伍文定、余恩等人趁势进攻，伏兵四起，贼军大败，退守八字脑。贼军合力拼死抵抗，我军稍退，急忙斩杀先前退却者的首级，士兵们更加奋勇争先。伍文定站在火炮之间，胡须被火烧着，殊死战斗，朱宸濠再次战败。第二天，朱宸濠正在早晨朝见，我军四面到达，炮火击碎了他的副舟，于是溃败逃散，擒获朱宸濠及其子眷属、李士实、刘养正等数十人，斩首三千级，溺水而死的有两万余人。分兵追击，江西平定。听说皇上商议亲自征讨，寝食不安，皇上自称威武大将军南巡，先生于是俘获朱宸濠，取道内河献俘。太监张忠、安边伯许泰商议将朱宸濠释放到鄱阳湖，等待皇上亲自与他交战，先生没有听从，抵达钱塘，将朱宸濠交给张永。

译王守仁称病，西湖净慈寺听闻皇帝南巡已到达淮扬，正要从京口赶往行在，大学士杨一清坚决劝阻他，恰逢他兼任巡抚江西，于是返回南昌。朱宸濠等人正挟持着朱宸濠，搜求各种手段，肆意散布流言。北军有的肆意坐着辱骂，有的故意冲撞挑衅，先生一概不为所动，务必以礼相待。预先命令市民将家眷迁往乡下，只留老弱病残在家应门。起初想犒赏北军，朱宸濠等人预先禁止，命令不要接受。于是传示内外，告知北军离家之苦，居民应当厚待主客之礼。每次外出遇到北军丧事，必定停车询问缘故，厚赠棺木，叹息后才离去。久而久之，北军都信服了他。冬至节时，预先命令城市举行祭奠，当时刚经历朱宸濠之乱，哭祭亡灵、洒酒祭奠的声音不绝于耳，北军无不思念家乡而流泪。先生与朱宸濠等人说话毫不顺从，他们已渐渐知道畏惧。曾与先生比试射箭，先生勉强答应说：“三发三中。”北军举手啧啧称奇，朱宸濠等人害怕，于是班师回南都。有人进谗言说先生必反，说：“召他他必定不来。”庚辰年正月，有诏令召先生到芜湖，朱宸濠等人拒绝他，半个月不能进入，于是进入九华山草庵静坐。武宗派人窥探说：“王守仁是修道之人，召他他立即就到，怎么会反呢？”于是命令返回江西。

先生赴召到达上新河，被众宠臣进谗言阻挠，不能面见。半夜静坐，看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心想：“凭一己之力抵御诽谤而死，也就是死罢了，那老父母亲怎么办？”对门人说：“此时若有一个孔洞可以背着父亲逃跑，我也终身远走不返了。”

二月，在九江阅兵，回到南昌，请求减免租税赈济士民。五月，江西大水，上疏自我弹劾。钱德洪说：“这时武宗还滞留南畿，进谏没有途径，姑且陈述地方灾异来自我弹劾，希望君主心开意悟而更加关心百姓。”七月，皇上命令重新上报捷报，才开始商议北返。四次上疏请求省亲，不被允许。

十六年，先生五十岁，开始宣扬致良知的学说。一天，先生感慨叹息。陈九川问：“先生为何叹息？”先生说：“这道理如此简易明白，却一旦被埋没数百年。”九川说：“也是因为宋儒从知解上入手，把识神当作性体，所以见闻日益遮蔽，道理日益深晦罢了。”先生说：“是的。比如有人冒认别人的坟墓为祖墓，无法辨别，只能开墓让子孙滴血，真伪就无处可逃了。我这‘良知’二字，实在是圣圣相传的一滴骨血。”

记录陆象山子孙五月在白鹿洞集会门人，六月赴世宗内召，不久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于是上疏请求顺路省亲，到达越地，不久封为新建伯。

嘉靖元年正月，上疏辞谢封爵，当时纪功册中许多人没有被记录。先生屡次上疏辞谢封爵，请求记录那些勤王者的功劳，说：“灾祸没有比贪天之功更大的，罪过没有比掩盖他人善行更大的，恶行没有比窃取下属才能更深的，耻辱没有比忘记自己耻辱更重的。”这四者具备而祸患就全了，臣不敢接受爵位，不是因为辞让荣耀，而是为了避祸罢了。最终被驳回没有实行。丁忧期间，御史程启元、给事中毛玉弹劾先生扰乱正统学术。

甲申年大礼议兴起，霍韬等人先后以大礼问题询问，先生都不回答。曾有诗说：“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

丁亥年五月，命令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征讨思田。六月，上疏辞谢不被允许。将要前往广东，在客座对私人嘱咐说：“只希望温恭直谅的朋友来此讲学论道，展示孝友谦和的行为，德行学业互相劝勉，过失互相规劝，来教训我的子弟，使他们不陷入邪僻；不希望狂躁惰慢的徒众来此博弈饮酒，助长傲慢掩饰错误，引导骄奢淫荡之事，诱导货利贪黩之谋，顽固无耻，煽惑鼓动，来增加我子弟的不肖。唉！按照前面的说法，这叫良士；按照后面的说法，这叫凶人。我的子弟如果远离良士而亲近凶人，这叫逆子，要警惕啊要警惕。”九月，从越地出发，前一天晚上，客人散去，门人钱德洪、王畿站在庭下。先生又移席到天泉桥上。德洪提出在船上与王畿讨论为学的宗旨。王畿说：“先生所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致知，恐怕不是究竟的话头。”心既然是无善无恶，意也是无善无恶，知也是无善无恶，物也是无善无恶。如果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也不是无善无恶。德洪认为心体原来无善无恶，现在习染已久，觉得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恢复那本体的功夫。如果见到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怕只是见解罢了，敢问哪个是对的？先生高兴地说：“正需要你们二人有此一问，汝中须要用德洪的功夫，德洪须要透彻汝中的本体，你们二人互相取长补短，我的学问就没有遗憾了。”德洪请问，先生说：“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之气，什么东西没有？又有什么东西能成为太虚的障碍？人心本体也是如此。太虚无形，一过就化，又何必费纤毫气力。”德洪的功夫须要如此。王畿请问，先生说：“汝中见到这个意思，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着以此接引他人。上根之人

译这样的境界，世间也难以遇到，一旦领悟本体便能见到功夫，物我内外全都透彻明了，这是颜回、程颢都不敢自认达到的，怎么可以轻易期望别人达到呢？”两位先生此后与学者交谈，务必依照我的四句宗旨来防范：“无善无恶是心的本体，有善有恶是意念的发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就是格物。”用这四句话来自我修养，可以直接登上圣人的地位；用这四句话来接引他人，就不会有差错失误。王畿问：“本体透彻之后，对于这四句宗旨怎么看？”先生说：“这是贯通上下、彻始彻终的话，从初学者到圣人，都只有这个功夫。初学者运用它，循序渐进地有所进入，即使到了圣人，穷究起来也没有尽头。尧舜精一纯一的功夫，也不过如此。先生又郑重叮嘱说：‘我近年来确立教法，也更改过几次，现在才确立这四句话。人心自从有了知识以来，就已经被习俗所沾染，现在如果不教他们在良知上切实下为善去恶的功夫，只是去悬空地想象那个本体，一切行事作为都不扎实。这种弊病不是小问题，不可不早说破。’”

译应嗣寅说：假如先生当时创立学说的言论，是说“至善是心的本体，感触外物而发动，出于善或出于恶的，是意念；知道善知道恶的是良知，保存善去除恶的，是恢复我们心的本体”，那么为善去恶就是终极的道理了。现在却以无善作为心的本体，那么本来就不必为善了；却又说“知道善知道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那么为善还不是心的本体。王畿的学说是有来历的。然而先生宗旨的弊病在于“无善无恶心之体”这一句，已经自身就不对了，为什么呢？朱子说：“所谓性善，是没有恶的名称。”又说：“人们一听说仁义礼智四者是性的本体，就怀疑实在有这四块东西，堆积在中间，这都是看错了。”那么无恶就是善，何况性中既然具备仁义礼智，不能说没有善了。性中具备仁义礼智，只是没有发动，所以看不到它的迹象。那没有发动的时候，本来都不可以命名为善恶，然而圣人不说不善，大概是有原因的。比如桃仁、杏仁、谷种、稗子，都是没有发动的性，而圣人专门重视谷种，说它含有中气。虽然还没有发动，但它所具备的气已经自身不同于其他事物了。儒教与佛教的区别正在于此，人性与物性的区别也在于此。大概成就本性的人，只像草木结成核一样，善是核中的生气，有心体而没有善，就是空谷，所谓稗子的种子。等到它发动，必定没有随之而来的善了。“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这两句说得极好；“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一句完全不对。大概为善去恶而在内心，是诚意的功夫；为善去恶而在外面，则是修身的功夫。只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善恶，所以教导他们格物，并且仍然教导他们致知，在为善去恶上，这跟说梦话有什么区别？况且修身在外面，可以说为善去恶；诚意在内心，只能说是防止邪恶保持真诚，并且不可以说“为”。这是先生创立学说的错误。至于王畿论及意念，也是无善无恶，不知道那发动的是什么念头，既不可以说是善，又不可以说是恶。良知也是无善无恶，只是懵懂不识是非；事物也是无善无恶，那么善恶在事物上，我们怎么能认为有或认为无，更可笑。反而不如说心、意、知、物都归于虚无，这才是禅家的本色。

【佳】按：先生的教化，起初在龙溪那里分裂，所以念庵、罗子屡次斥责他的过失，大概是“四无”之说误导了他吧？到了创立三教合一的学说，并且暗中诋毁程朱为异端，万历中期，大家崇尚这种学说，逐渐渗透到科举文章中，要不是有泾阳、景逸等儒者极力挽回，那么这种道统的晦暗侵蚀真是令人叹息啊！因此君子贵在立言谨慎。

到达吉安，在螺川大会士人朋友，学生们连同旧日交游的三百多人，迎接他进入驿站。先生说：“尧舜是生来就知道、安于践行的圣人，尚且兢兢业业，使用困顿勉强的功夫。我们凭借困顿勉强的资质，却悠悠荡荡，坐享生知安行的成果，难道不是误了自己吗？”又说：“良知的妙处，真是周流六虚，变动不居。如果借它来掩饰过错粉饰错误，危害就大了。”临别嘱咐说：“功夫只是简易真切，越真切越简易，越简易越真切。”

先生到达梧州。在此之前岑猛在两广叛乱，岑猛死后，田州他的党羽卢苏、王受聚集众人再次叛乱，攻陷思恩。提督都御史姚镫发动四省军队讨伐他们，很久没有攻克。朝廷议论采用张璁、桂萼的推荐起用先生代替姚镫。先生到达后，任开示恩信，全部撤除调集防守的军队，告知朝廷派遣大臣处理勘查，给你们开辟重生的道路。你们果真能诚心归顺，应当宽恕你们的死罪。卢苏、王受等自己捆绑来归降。先生轻微地施加杖刑惩罚，告知今天宽恕你们一死，是朝廷天地好生的仁德；必定杖责你们以示惩罚，是我们人臣执法的道义。于是众人都叩头心悦诚服，全部遣返回乡务农。思田平定。先生写文章刻在石头上，兴办学校，设置防御安抚。过了一年班师回朝。先生又因为断藤峡以及八寨等贼寇盘踞反复无常很久，毒害岭南地区，于是趁着讨伐思田回来的军队，秘密与领兵官员约定，分路袭击他们，并且传檄卢苏、王受等军队互相配合立功以报答，左右夹击，诛杀抓获大贼三千多人，全部平定了那里。捷报奏到，派遣行人冯恩带着诏书奖赏赐予。上疏谢恩时，内阁大臣桂萼向来忌恨先生，说先生挟诈专权用兵。先生也病了，十月上疏请求告老，移居卧船，打算从梧州经过广东，在韶州、雍州之间等待命令。十一月丁卯在南安去世。当时推官周积探病询问遗言，先生微微笑着说：“此心光明，还有什么可说的？”问有什么嘱咐，先生说：“没有其他挂念的，平生学问才见到几分，没能与我的同道共同完成，是可恨的。”于是去世，当时五十七岁。八年二月灵柩到达越地，这时朝廷中议论先生的学术有弊病，近来士人的邪说都是他倡导的，爵位、追赠、谥号等典制不施行，并且下诏禁止先生的学术。隆庆元年追赠新建伯，谥号文成，照旧世袭。万历十二年配享孔庙。先生天资超绝，年少喜欢任侠，长大后爱好辞章，仙释之后又以斯道自任，认为圣人必定可以达到，平生没有一时一念不在学问上，经历危险变故，更加相信良知真足

译因为能忘却患难、超越生死，所以晚年时常拿出来向人展示说：“我这一门学问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怎么可以轻易地说出来？”有人议论说，凭先生的气节、文章、政事、功业足以冠绝当世，只要除去讲学这一件事，就是完美无缺的人了。先生回答说：“我只愿意从事讲学，不愿意别人这样评价我。”先生是豪杰之才，却修习圣贤之学。所著有的《阳明集》《居夷集》《五经臆说》《大学古本旁注》。以及门人所记录的、编纂的《传习录》，都在世间流传。

译先生出生时，祖母岑氏梦见神人穿着绯色玉衣，在云中吹奏乐器送子，将孩子授给祖母，因此给他取名叫云。五岁时不说话，有个僧人路过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了。”于是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就能说话了。

十一岁时，祖父竹轩公带着先生北上，经过金山寺，对着客人赋诗说：“金山一石，大如拳头，打破了维扬水底的天。醉倚妙高台上的月亮，玉箫吹彻使洞中龙眠。”客人大惊诧异，又命他赋《蔽月山房》，随口应答说：“山近月远，月亮显得小。就说这山比月亮大，如果人有眼大如天，还会看见山小月亮更宽阔。”十五岁时，出游居庸三关，询问各夷族部落与防御策略，跟随骑射，想上书朝廷，父亲龙山公斥责他狂妄，才作罢。

起初学习书法，先生后来读明道先生的书说：“我写字很恭敬，不是要使字好看，这就是学习。既然不是要使字好看，又为什么学习呢？”于是知道古人随时随地，只在心上学习，这心精明，字好看也就在其中了。与学者讨论格物，多举此为例证。

辛酉年，以刑部主事身份审录。在江北游览九华山，住宿在化城寺。这时，修道者蔡蓬头善于谈论仙道。先生以礼请教。蔡说：“你的礼节虽然隆重，终究不忘官相。”一笑而别。听说地藏洞有异人，坐卧在松毛上，不吃火食。经历险阻去拜访他，异人正熟睡。先生坐在旁边，抚摸他的脚。过了一会儿醒来，看着先生说：“路险，怎么能到这里？”于是议论说：“周茂叔、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的秀才。”

先生托迹投江，依附商船逃遁。遇到狂风，飘到福建境内。夜晚奔跑在山径，敲寺门求宿，不被接纳。奔向野庙，倚靠香案躺下，原来是虎穴。半夜，老虎绕着走廊哮吼，不进入。等到天亮，僧人看见先生安然无恙，感到奇异，邀请到寺庙。原来先前在铁柱宫所遇见的道士在那里，于是与他商量远遁的计划。道士说：“你有亲人在，不可以因此。”占卜得到明夷卦，于是决定返回。先生与黄绾讨论学问，黄绾自说有志向但没有实际用功。先生说：“人患无志，不患无功。”

在滁州时，与门人遨游在琅琊瀼泉之间，环绕龙潭而坐的常常有数百人，歌声震动山谷。后来升任南鸿胪卿，滁阳各位朋友送到乌衣，不能告别，用诗催促他回去说：“掘地见泉水，随处无不得，何必驱驰为千里？远相即，君不见尧羹与舜墙？又不见孔与跖对面不相识？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门转盼成路人。”先生平定湖广横水桶冈等寇乱，酋长谢志珊被擒，问说：“你用什么策略得到众人如此？”志珊说：“也不容易，平生看见世上魁杰好汉，多方招致，绝不轻易放过。”先生退下来对门人说：“我们一生求友，应当如此。”

征讨三浰，写信给薛侃说：“即日抵达龙南，明日入巢，四路并进，贼人有必破之势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剪除鼠窃之贼，何足为奇？如果各位贤士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的功劳，这是大丈夫不世出的伟绩。”

勤王时，邹守益趋前拜见说：“听说宸濠引诱旧贼叶芳的军队攻打吉安了。”先生说：“芳必不叛。”邹守益说：“他跟随宸濠希望封拜，可以寻常计度吗？”先生沉默良久，说：“天下尽反，我辈固当如是。”一时间胸中利害如洗。

当先生初入南昌时，每天坐在都院后堂，对着士友论学。洞开中门，让人看见前后，报告传到登堂，遣退他。当时有人说文定公焚须及兵前退却的情况，众人都失色。先生缓缓起身到侧席，遣牌斩了退却者，回来坐下，继续前面的话论学。缓缓听说宸濠被擒，众人都喜色。先生愀然说：“宸濠虽然被擒，只怕伤死者众多。”也继续论学如常。

刘念台说：“学者有人说在静中见得道理如此，而动时又复忙乱；有人说在动时颇近于道，而静中又复纷乱。症候虽然两种，其实是一种病。动静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学？阳明先生在军军中，一面与门人讲学，一面应酬军务纤毫不乱。此时动静，是一乎？是二乎【山隰语要】

先生在钱塘遇见太监张永，极力陈述江西遭受祸乱，民困已极，不堪六师骚扰。张永认为对，于是说：“我出来是因为群小在君主身边，想要左右调防圣躬罢了，不是为功劳来的。”先生的功劳，我自己知道。劳烦锦衣卫只给五金，锦衣卫怒而不纳。第二天来辞别，先生握着他的手说：“我在正德初年下锦衣狱很久，未见轻财重义有如公者。昨天薄物出来，区区心意只求备礼，听说公不纳，令我惶愧。”我没有其他长处，只善于作文字，他日当为表章，让锦衣卫知道有公。再次拜谢，那人竟不能说出其他话而别。

霍韬过论《大学》辄持旧见，先生说：“如果传习书史，考正古今，以广见闻，则可以；如果想要以此求得入圣门路，譬如采摘枝叶以缀本根，而想要通其血脉，大概也难了。”

译考察先生关于格物的论述，是不正确的。他论及进入圣人之境，不在于采摘枝叶、广博见闻，这是确切的言论。做学问却不亲身实践，仅仅凭借诵读和谈论，这正是先生所摒弃的。

译先生守丧期间，让门人弟子记录丧事，根据才能分配任务。仙居人金克厚得以监管厨房，后来金克厚接连考中进士，对人说：“我学到了管理厨房的大益处。”当时先生住在乡里，诽谤议论日益激烈，言官迎合宰相的意图，倡导言论弹劾先生。癸未年礼部策问，心学暗中诋毁排斥先生的学术，徐珊不回答就退出了。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等人直接阐发师说，也在录取之列。先生对门弟子说：“我的道不对吗？为什么这样？”在旁侍奉的人有的说先生功高权重，嫉妒的人诽谤；有的说先生学问驳斥宋儒，拘泥的人诽谤；有的说跟随的人众多，不能保证他们的去向，不免有人因先生自身而诽谤。先生说：“这三种说法确实存在，只是我自己知道如何处理，各位的议论还未能触及根本。大概我之前还有乡愿的心态，现在只相信良知，再无掩饰回避，才做得狂者罢了。”海宁人董淳因擅长诗歌在江湖闻名，年六十八，听说先生的学问，拄着拐杖肩扛瓢笠诗卷前来拜访，登门长揖，坐上座。先生对他的气度容貌感到惊奇，以礼敬重他，与他交谈连日连夜。董淳有所领悟，于是行拜师礼称弟子。先生与他徜徉山水之间，董淳每天都有所闻见，欢欣快乐而忘记回家。自号从吾道人，先生作《从吾道人》赠给他。八月十五日，月色白如洗，先生召集各位弟子在碧霞池的天泉桥上，侍奉的人有百十人。酒喝到一半，命令唱歌吟诗，各位弟子协调音律而作，和谐如同金石相击。稍后整理丝竹吹奏，有的投壶，有的划船，远近相互应答。先生看着很高兴，于是就在席上赋诗，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狂也虽狂得我情”的诗句。第二天各位学生入内谢恩，先生说：“从前孔子在陈国，为什么思念鲁国的狂士？大概世上的学者沉溺于富贵声利的场所，像被拘禁囚禁一样，而没有人醒悟。等到听到孔子的教导，才知道一切俗缘都不是本性本体，于是豁然脱落，只见到这个意思，不加以实践以进入精微，就逐渐有轻视世故、宽略伦理的毛病。这与世上的平庸琐碎的人不同，他们未得于道是一样的。所以孔子在陈国思念回归以裁制他们，使他们进入道罢了。各位讲学，只担心未得此意，现在幸而见到，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道，不要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欧阳德任六安州守，奉书信问学，认为初政繁忙，后来稍有条理，才得以与各位学生讲学。先生说：“我所讲的学问正在政务繁忙中，难道一定要聚集门徒然后才叫讲学吗？”

给黄绾的信说：“人在仕途，比起退居山林时，工夫难十倍。如果不是良友时时警策激发砥砺，平日的志向，很少有不被潜移默化、松弛日渐颓废的。”

先生十五岁时，梦中曾得到诗句：“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船到乌蛮滩，船夫指着说：“这是伏波庙前的滩。”先生惊讶地登庙礼拜，如同梦中所见。于是续写梦中的诗，并且感叹人生行止的不偶。

先生初次考中进士，上安边八策，世人称为宏谋。晚年自省说：“言语中多有刚厉之气，此气未除，而想承担天下事，怎么能成功？”在刑部任职，对大司寇说：“禁止狱吏取饭囚的剩余喂养猪，有人认为是美谈。”晚年自悔说：“当时善行归于自己，不知道把堂官同僚置于何地，这是不学的过错。”有人问宁王叛乱的事，说：“当时只应该这样。”醒来还有挥霍微动于气的，如果今天处理会更不同。

刘养正旧日跟随先生游学，母亲去世未葬，先生为他安葬，作文祭奠说：“我不敢宽恕你的生，而安葬你的母亲，可以说故旧不遗，情法两尽了。”

家居时，乡人有请求卖产给先生的，先生推辞了。过了一天，先生偕同董淳、王畿等门人游山，偶然经过那里，看到风景佳胜，内心暗自后悔先前没有收下。忽然警惕地自责说：“这是什么心呢？有贪心便没有恕心了！”边悔边责，两念交战，胸口行里许，才化解缓缓告诉同行的各位弟弟说：“克己之难如此。”

先生答顾璘信说：“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那么天下学圣人的人将日益繁多日益困难，不至于沦于禽兽不止，而还自以为圣人之学。夫圣人之心，视天下之人无内无外、无远无近，凡有血气，都是他的兄弟赤子之亲，无不想要安全教养他们，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人的心，起初也不是有异于圣人，只是其间有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的以小，通的以塞，甚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敌的。圣人有忧之，所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他们都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的同然。其教之大端，则是尧、舜、禹的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是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

译做到这些的称为圣人，努力追求这些的称为贤人，而背离这些的，即使聪明如朱熹，也称为不肖。下至街巷田野、农工商贾等地位卑微的人，无不都有这种学问，而且只以成就他们的道德品行为要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见闻的杂乱、记诵的烦琐、辞章的浮靡滥俗、功利的追逐，只是让他们孝敬父母、敬爱兄长、诚信对待朋友，以恢复他们心体本然的相同，那么谁又做不到呢？学校之中，只以成就道德为事，有擅长礼乐、擅长政教、擅长水土种植的人，就依据他们已成就的道德，进而使他们更加精通其才能。等到推举有德之人并任用他们，那么任用者只知道同心同德以共同安定天下的百姓，只看才能是否相称而不以地位高低为轻重；被任用者也只知道同心同德以共同安定天下的百姓，如果符合其才能，就终身安于低微琐碎的职位而不认为卑贱。在这个时候，资质低下的人就安于农工商贾的身份，各自勤勉于自己的职业，以相互供养，而没有希求高远、羡慕外物的念头；才能特异如皋陶、夔、稷、契这样的人，就出来各自发挥其才能，有的经营衣食，有的互通有无，有的准备器物，集思广益、合力同心，以实现他们上事父母、下养子女的愿望。好比一个人，眼睛不耻于没有听觉，耳朵所听到的，眼睛必定去关注；脚不耻于没有触及的能力，手所探求的，脚必定向前迈进。这是因为元气充沛周遍，血脉条理通畅，所以痛痒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的妙处。圣人的学问，之所以极其容易、极其简易，知道容易顺从，学习容易掌握，而才能容易成就，正是因为它的大端只在于恢复心体本然的相同。而知识技能，不是用来讨论的。三代以后，教育者不再以此作为教育，学习者不再以此作为学问，霸者的门徒，窃取先王相近似的做法，借助于外在形式，来内在满足其私欲，天下人纷纷效法推崇。圣人的大道，于是就被芜杂阻塞。世间的儒者，感慨悲伤，搜罗猎取先圣王的典章法制，在灰烬之余捡拾修补。圣学的门墙，于是再也无法看见。于是有了训诂之学，并传授它以求名声；有了记诵之学，并谈论它以求渊博；有了词章之学，并夸耀它以求华丽。互相以知识夸耀，互相以权势倾轧，互相以利益争夺，互相以技能自高，互相以声誉取悦。他们出来做官，管理钱粮的，就想兼管兵刑典礼乐，又想参与选拔官员；在郡县任职的，就想着藩臬的高位；在台谏任职的，就望着宰执的要职。所以不能胜任其事，就不能兼任其官；不通晓其学说，就不能求取其声誉。记诵的广博，恰好助长了他的傲慢；知识的众多，恰好施行他的恶行；见闻的广博，恰好放纵他的辩才；辞章的丰富，恰好装饰他的虚伪。唉！以这样的积习染污，以这样的心志，又用这样的学术来教导，难怪他们听到我们圣人的教化，而视之为赘疣枘凿，那么他们认为良知不足，而说圣人的学问没有用处，也是势所必然的。如果不是那些无所依赖而兴起的豪杰之士，我还能指望谁呢？

译嗣寅应氏说：“先生的学问，确实能够挽救时弊；然而先生可以说能做到‘止’，却还不懂得‘止于至善’。现在要说先生的美德，前代儒者的著述，难道是为了求取名声吗？他们起初，穷尽思考、札记记录，以便不忘记所知道的；后来，怜悯世人愚昧，发表言论来唤醒他们。至诚的心意，能够贯通金石，所以愚笨的人读了就明白，柔弱的人读了就坚强。等到最后，却以此求取名声，自己昏昧，却想让他人昭明，那些无用的赘言，烦扰人的耳目。原本明白《四书》的读解解说，反而遮蔽到了文集、诗赋、野史，堆积案头，已经令人厌恶了。还有更愚笨的人，每天阅读粗劣的时文而不厌倦，辞章带来的危害，先生廓清的意思是很深的。”

朱子说：“做学问应当以存养心志为主，而致知和力行也不可偏废。然而后来的读书人，精神游荡于身外，不免像仰头看鸟却错应了人，把他们所学的东西横亘在胸中，扰乱自己的心。先生教导他们虚静，让他们在静时常觉，动时常定，以去除追逐外物的流弊。先生可以说确立了根本的大道。”

自从前代儒者立教，防止学者陷入虚无，只教导他们从下学入手，自然就能上达天理，而后来的学者认为通过读书明伦，人道就尽善尽美了，这确实没有错误。至于性命之理，大多不再在身心之内详细探究，而先生关于本体的学说，可以使学者在定性功夫上更加严密，先生的造就很多。曾经有学者，心本开明，一经读书，反而变得迷茫，大概是因为没有明师良友，就像追鹿没有向导，进入了荆棘丛中。现在得到先生良知的学说，使没有见识的人得以自我安定，不至于震惊恐惧。又有那些只从事解说，不肯立定心志的人，听到先生的话，豁然有所警醒。凡此种种，都是先生的美德，不可掩盖的。

至于圣人的学问，认为事事物物都有定理，所以用六十四卦来概括天下的道理。五伦百行，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都是所谓的定理。凭借预知未来的神妙，认知于外；凭借储藏过去的智慧，蓄养于内。等到遇到事物就回应，又凭借寂然不动的智慧，发挥为感而遂通的神妙，这就是变化没有端倪，而会聚于极致的原因。现在先生单独扫除‘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的学说，像这样，那么圣人所著的六经中的定理，都成了无用，而效法那不学习的心。学者最大的祸害，莫过于师心自用，况且不学习的心，怎么可以效法呢？行动没有依据，苟且形成习惯，上面没有礼，下面没有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佛教和道教盛行而圣学晦暗，从西晋以来长达千年，依靠程朱，天下的人才不敢把佛老置于孔孟之上。朱子的书，从小学习，每一个字每一句的明白，都享受着它的好处。如果圣学没有朱子，那么六经就会晦暗侵蚀，不像洪荒时代那样。他廓清的功劳，真的可以与大禹并列。先生竟然想要扫除，说道德自从周敦颐、程颢之后，言论越详细，道理越晦暗。这与斥责我的父母祖先有什么不同？我不忍心听。

先生在碧霞池宴请门人一百多人，酣畅歌唱击鼓，投壶泛舟取乐。作诗说：“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的。”意思是想要痛扫前代儒者的传注，使经书彰显理学。李贽的弊病，由来已久了。考亭（朱子）不能说是影响，而三代以下只有汉代的习俗最为淳朴，这也是各位儒者谨守礼制的效果。汉史称前代儒者谈论经书，经书有几家，每家有几说，章句多的达到百余万言，后生疑惑而不能纠正。郑玄删减繁芜，刊改遗漏，然后学者大致知道所归。至今读他的《仪礼》注，至精约而不繁杂，不能说支离。古人对于先农先炊，每次吃饭必定祭祀，康成难道不比附先炊吗？有什么可羞耻的？比如晦庵（朱子）正聚集一堂，学者让他诵读不停，或许也稍微辛苦。先生稍微放宽，让他们优游自在也可以。竟然斥责辱骂，师长放遣学生，纵容他们自便。后来的学者于是敢于悍然对考亭动武，使周敦颐、程颢吟风弄月的言论，反而成了逸游宴乐的器具。苏轼曾说：“荀卿阐明王道，论述礼乐，而李斯用他的学问扰乱天下，他的高谈异论有激化作用。”先生难道稍微有点像绪山吗？

钱子说：“老师去世后，学者稍微见到本体，就喜欢说径超顿悟的话，不再有省身克己的功夫。认为一见本体，超越圣人可以举足而至，视圣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的防范，都互相鄙视认为是第二义，简略事务，言行不顾。更甚者荡灭礼教，还自以为得到了圣门的最上乘。唉，这确实不是先生所预料到的。”然而成化年间，曾有这种习气吗？况且文辞用来流传久远，只有那些偏颇、淫邪、逃避的，然后才去除它。现在先生不希望学者学习文辞，凡是《四书》所说的‘博学于文’，都不认为是六经载道的文辞，那么平庸的资质不从事诗书，只从事嬉戏；高明的资质只求本体，最终归于禅宗；只有有志于利禄的人，然后不得已而俯首于六经。把天下高明的人可以与之谈论道的，先阻绝他们读书的路，又指出利禄之徒作为读书的警戒，读书怎么能不废弛？这是先生的第二个过失。

又佛教是西方的宗教，本来与圣学相距万里，而先生讲学的话，常常夹杂其中。如大乘上根、圣胎

译关于圣果、不执着于表象的学说，论述详尽而清晰可见；而龙溪竟然将佛陀与罗汉第一妙觉的学说接续其后。在年谱中，开篇便记载僧人来访，又记录异人论及最上乘的学说时说：“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两位优秀的学子。”先生终身珍视这句话，那么禅宗与儒学，果真如此没有区别吗？这是先生的第三处过失。

儒家门下五尺高的孩童，都羞于称颂五霸，只是不肯行诈；天下人仰望先生，视其为如北辰般的居所，而先生作为讲学的儒者，竟不避讳在回答阳明的职位时发表反复无常的言论，后学因此轻视宋儒没有事功，而称先生的学问为有用之学，功利之说由此盛行。这是先生的第四处过失。

先生论及心，说它静止时，常觉其动；它安定时，常定其言本是如此，却紧接着说：“动静都有事要做，这就叫做集义”，这就错了。常觉常定，只是“敬以直内”的功夫，与集义各自不相妨碍。义虽然出于我们的本性，但必须期望它在施用于事物时适宜，才可称为义，所以说：“义就是适宜。”义用来规范外在行为，现在如果像告子所说，那么义就完全在外；如果像先生所说，那么义就完全在内，又与事物无关，这都是不对的。现在对人施行一个礼节，送一份币帛，本是微小的事物，但如果做得不适宜，心中就会不安，所以说：“这是契合内外之道的。”外在的每一件行事都安稳得当，积年累月从未出错，胸中自然浩然坦荡，此心不动，所以说：“这是集义所生发的，是集聚数十年所行之义而产生的这种气。”现在先生只注重内在，认为常觉常定就是集义，所以说事物的道理不必讲究，那么“徙义”（迁善改过）又是什么意思呢？告子认为义在外物，所以不向内心探求；先生认为义不在外物，所以不了解外物，也不向内心探求。告子认为言说在外，所以不向内心探求；先生认为文辞是末节，又认为学问不应当在知解上用功，所以也不向内心探求。这两者与告子的差别有多大呢？这是先生的第五处过失。

程子说：“心是一个。”有指本体而言的，“寂然不动”就是；有指作用而言的，“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是。朱子说：“心主宰身体，它作为本体的是性，作为作用的是情，因此贯通动静而无不在。何曾将识神当作性体？而先生却说宋儒错误地将识神当作性体。我们儒者的进学，全靠聪明睿智，文理细密明察，《易经》这本书，极力赞叹神妙的作用，何曾厌恶识神？只有佛教厌恶它，想要灭除识神。先生却推崇这种说法，这是先生的第六处过失。

朱子说：“读书应当慢慢观察圣贤立言的本意指向如何，如果就用先入为主的见解横亘在胸中，而驱使圣贤的话来顺从自己的意思，即使义理似乎可通，也已经涉及私意的穿凿附会，何况义理阻塞难通，有所不可行的呢。”现在先生正犯此病，凡是涉及经书的话，都用“致良知”三个字来驱使统率。况且儒者的学问，完全重在变化，先生想要用一个良知贯穿万物，固执不变，这是先生的第七处过失。

儒者的学问，年少时与壮年时不同，壮年时与老年时不同，所以必须循序渐进。先生见到略说阶级次第，便说没有明白，必须直指人心，所以年少的人一讲良知，便觉得无事可做，这是先生的第八处过失。

至于感叹王通续经是良工心苦，称象山是孟子以后一人，说孔子九千镒，尧舜万镒等话语，那么在评论古人方面，完全未能分辨清楚，这是先生的第九处过失。

心之所向为志，心之所得为德，表现在实践履行为行。知先行后，知行并重，《五经》《论语》《孟子》等莫不如此。而先生一定要以一人之力完全改变前圣的学说，认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是行，却不知道学问思辨的本意，专门是为了致知以避免错误的行动。认为必须这样说才能吃得透，那么圣人区分知行的教导都成了宽泛松懈了吗？这是先生的第十处过失。

推究先生的十处过失，都在于误解了“格物致知”这一句。他解释“致知”说：“我心的良知，不待学习就能具备，对于良知所知的善恶，无不真诚地喜好和厌恶，这就叫做致知。”不是像后儒所说的扩充广博其知识的意思。如果是这样，那就竟然把诚意当作致知，而不是所谓的“想要诚意，先要致知”。他解释“格物”说：“格，就是正，去掉心中的不正，以归于正。”那么致知就在正心，即使上下文理已经自相不顺，致使《大学》一书不再有头绪，这更是严重的错误。而更加偏向象山一派的，有志于成为圣学者，固然不可不明辨于此，而误入歧途了【性理大中】

译【佳】说：先生的学问，是象山（陆九渊）的学问。先生在正德、嘉靖年间文风弊坏的时候，首先揭示良知，廓清旧习，使学者在定性上更加严密，功劳很大。但因为追求简略有序，缺乏从容不迫的含义，与先代儒者稍有不同，而后学的流弊不能不偏离中道。总之，先生为往圣传承学问，为世人唤醒迷途，那种视民如胞、视物如己的情怀，与朱子也没有不同。学者只学习其中的正确之处，去除其中的错误之处，都是成为圣人的基础。我非常厌恶那些没有立志于学问却纷争异同的人。

又说：“先生的学问以陆九渊为宗，但他的学问实际上大于陆九渊，是一代名儒无疑。至于在濠州擒获盗贼，稍微借助权变而不失正大的本体，他的心确实急于救民，不可以轻易非议。如果像桂萼那样忌妒功劳，说先生挟诈专权，用夏禹征伐三苗的事例来约束三代以后的行为，我恐怕只能坐视寇盗猖獗、百姓受苦而无法救援了。如果连阳明先生的功业都要非议，那儒者仁爱天下的精神还有什么可贵呢！”

耿天台说：阳明先生告诫盗贼的移文、训防大意等篇章，他的良知贯穿于奸邪之人和孩童之中，应当与《多方》、《洛诰》等书一同流传。【寳善〇篇】刘念台说：阳明先生解释“格物”，驳斥支离破碎的观点，他先有意反驳朱子，胸中见解未讲出来就有回应，这是自己的意思，叫做“我见”，叫做“好胜”，这个病根不小。【山隂要语下同】

阳明先生解释：“生知是知道这个义理，学知、困知是学习知道、困顿知道这个义理，不必在名物象数上推求。不知道名物象数无非是我们心中义理的流露。如果精神一味奔向书册，不向自己理会，这是向外驰求。但这又不是抛弃书册一味静坐，须知另外有一个意思在。即读书、静坐、穿衣、吃饭，无论到哪里，无非是这个意思。这样才不起杂念，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一定是由选择执着纯熟而来，才有这个意思。”

先生问在座的朋友近来功夫如何？一位朋友举出虚明的心境。先生说：“这是在说光景。”一位朋友叙述今昔的异同。先生说：“这是在说效验。”两位朋友茫然请教正解。先生说：“我们用功只是要真切此心，真切地见到善就迁就，有过错就改正，这才是真切的功夫。如果只管追求光景、谈论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的病痛，不是功夫。”【传习録】黄勉叔问：“心中没有恶念时，也需要存留一个善念吗？”先生说：“既然去除了恶念，就是善念。如果又要存留一个善念，就像在日光之下再点燃一盏灯。”马明衡留意诗文。先生说：“草木的花，千层的没有果实。”陆澄想要屏绝文字，专心于学问。先生说：“如果在我确实没有功利之心，即使披甲执兵，搬柴运水，哪里不是实学？哪里不是天理？何况是子史诗文呢？如果在我还存有功利之心，即使每天谈论道德仁义，也是功利之事，何况是子史诗文呢？”希望洗去世俗见解，恢复初心。

陆澄因为多病，从事养生。先生说：“养德养身，只是一件事。如果能做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并且专心于此，那么仙家所谓的神住、气住、精住，也都在其中了。元静只应当遗弃声名，清心寡欲，一心向圣贤，不应当轻信异端之道，耗费精神、虚度岁月。”

罗洪先撰写《龙场词记》说：“我曾经考察龙场的事情，对于先生的学问有一个大的辨析。所谓良知，本于孩童固有，不假借思虑，即使是愚昧的平民百姓，本来与圣人没有不同。然而先生自述说在龙场困顿三年后才得到它，看来非常不容易，这又是为什么呢？现在发育的功绩，是天地所固有的，但是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气收敛闭塞而成冬天，风露震动，霜雪严凝，草木凋零，生机萧条，可以说是寂寞而枯槁了。郁积到了极点而爆发，雷霆奋起，百虫苏醒，群花萌发，氤氲动荡于宇宙之间的，正是之前的风雪造成的。如果藏得不够深，变化就不迅速；蓄积得不牢固，达到的就不远。在屈伸剥复之际，天地尚且不违背，何况人呢？先生以豪杰之才，迈往之志，振奋雄伟，摆脱旧常，于是第一次变化为文章，第二次变化为气节。当他在逆瑾蛊惑朝政之时直言，在朝廷受鞭打而不后悔，他的忧思恳切，意气激烈，议论铿锵，真足以凌驾一时而托名后世，难道不快意吗？等到他被排斥流离于万里绝域，荒烟深林，狸鼯豺虎出没的地区，形影孤单，朝夕恐惧，既没有可以施展的地方，而且疾病相伴，瘴疠亲近，内心情势紧迫，不能忘记，外部形势限制，不能离去，辗转烦乱，从而成就了动忍的益处。大概我的一身已不再属于我，又何况我身之外的事物呢？到了这时才知道大梦醒来，强者变柔，浮者变实。凡是平日所凭借以自快的，不仅不可以常恃，而且足以增加我的机巧，盗取我的聪明。那块然而生，块然而死，与我独存而未始增减的，就是固有的良知。那么先生的学问，越发出之而愈长”

译（它）在晦暗中反而更加光明，鼓舞天下的人，直到今天也不懈怠，难道不是雷霆的震慑，以及前日龙场的风雪吗？

译邹元标说：“我研读先生关于格物的学说，认为格物就是纠正不正使其归于正；关于戒惧慎独的言论，认为本体与工夫并非两件事，我恍然领悟于心。先生在当时倡导大道，如同清风拂过，学者各自依其性之所近而受益，对社会也各自有所补益。唯独奇怪的是，万物一体、圆融无碍的学说被提倡后，学问却逐渐变得虚伪。先前儒者所说的一体，是融合天下以成就自身；后来儒者所说的一体，是借助天下以救济私欲。先前儒者的圆通神明，是以方正为根本而正直；后来儒者的圆通神明，却流于诡诈与随波逐流。借口交友之道与接待礼仪的学说，无论宋、薛、齐等地七十、五十、百镒的金子都可以接受了。借口委曲求全以践行大道的学说，认为孔子周游列国是对的，而不脱去礼帽行走就是错的。借口狩猎较射尚可的学说，认为和光同尘是对的，而先校正祭器就是错的。借口中庸的学说，乡愿这种道德的贼害，以及玩味道理时的模棱两可，都不予计较了。借口泛爱众人的学说，孔子不必在阳货逃亡时去探望他，孟子不必对王驩保持沉默了。流弊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先生的教导导致的吗？”【《阳明祠堂记》】

刘念台说：“先生的学问，起初脱离辞章之学，接着逃避佛老之教，最终在六经中寻求，从而发生转变达到大道。世上没有比先生更善于学习的人了。”这就是所说的学习。那么先生教导人，关键在于去除人欲而保存天理，进而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其要领归结于致良知。虽然说了千百句话，也不出这三句话作为核心，都是为了使学者截断缠绕，向上追寻罢了。世上没有比先生更善于教导的人了。”这就是所说的教法。而先生谈论良知，近则本于孔孟的学说，远则追溯“精一”的传承。大概自从程朱一脉中断后，后来者补救偏颇、纠正弊端，契合圣道、回归宗统，没有比先生更深切显明的了。”这就是所说的宗派。那么后来学习先生的人，由此可以知道了，不学习先生所悟到的，却学习先生所后悔的，舍弃天理而追求良知，暗中背叛孔孟之道而不顾，这又是弊端了。谈论知与行，将先后割裂；谈论悟与参，反而增加了学习的顾虑。我不知道这对于先生的大道是怎样的隔阂？曾经探求其原因却不得。大概是因为先生因病开方，时时权宜与实质互用。后人不能理解，未免反而增加了分歧。周周一因在手抄之余，有可以阐发先生深意之处，冒昧保存一二管中窥豹之见，以质疑所疑，希望能借助他人之手向有道者请教，或许能有善于学习先生的人出现，从而使先生的大道流传久远而没有弊端。因此题写为《传信》。【《阳明传信录序》】

【佳】听老师潜庵汤先生说：“从周敦颐到朱熹，他们的学问最为纯正精微，是儒者的标准。后学者沉溺于训诂，完全失去了精微的意旨。王阳明先生致良知的学问，正是为了补救末学流弊，但言语多有失中。门人又以虚妄的见解失去了宗旨，导致滋长了后人的议论。我私下认为，先儒补救偏颇、纠正弊端，各有深意，希望学者认识圣学的真谛，身体力行，久而久之自然会有所得，仅仅争辩口舌，是没有益处的。”【《诗文纪事》】又说：“阐明程朱之道的人，应当体会程朱的心。学习程朱的学问，穷究事理必须极其精微，居敬必须极其至诚，喜怒哀乐必须求得合乎中节，视听言动必须求得合乎礼仪，作为子女、臣子、弟弟、朋友必须求得尽到本分。久而久之，人心都会信服，响应的人自然众多，即使笃信王阳明的人，也会清楚地知道圣学有真谛，从而幡然归从。如果说能谩骂的人就是程朱的门徒，那么那些毁坏礼法、节操品行丧失的人，都将在洙泗之堂享受祭祀了。”这不是我所敢相信的。【《答陆稼轩书略》】

阳明要语

学习没有比立志更优先的了。志向不确立，就像不种下根却只从事培土灌溉，劳苦而没有成就。世间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最终归于污下，都是因为志向没有确立。所以程子说：“有了追求成为圣人的志向，然后才可以共同学习。”人如果真有追求成为圣人的志向，就一定会思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在哪里？不就是因为他的心纯粹是天理而没有私欲吗？那么我想成为圣人，也只在于这颗心纯粹是天理而没有私欲罢了。务必去除人欲而保存天理，一定要寻求去除人欲而保存天理的方法，那么一定要向先觉者请教，考证古代的训诫，而凡是所谓的学问功夫，然后才可以讲求，而且也是不容停止的了。志向，是气的统帅，是人的命脉，是树木的根，是水的源头。源头不疏通则水流停止，根不种植则树木枯萎，志向不确立则精神昏沉。因此君子的学习，无时无刻、无处不以立志为事。睁大眼睛看，没有其他看见的；侧着耳朵听，没有其他听见的。像猫捕鼠，像鸡孵卵，精神心思凝聚融合而不再知道有其他事物，然后这志向才能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显著。一有私欲，立刻就能知觉，自然容留不得。所以凡是丝毫私欲的萌生，只责备这志向没有确立，私欲就会退去；听到丝毫客气的触动，只责备这志向没有确立，客气就会消除。懈怠之心产生，责备这志向，就不懈怠；疏忽之心产生，责备这志向，就不疏忽；急躁之心产生，责备这志向，就不急躁；嫉妒之心产生，责备这志向，就不嫉妒；愤怒之心产生，责备这志向，就不愤怒；贪婪之心产生，责备这志向，就不贪婪；傲慢之心产生，责备这志向，就不傲慢；吝啬之心产生，责备这

译立志，便不会吝惜。因为没有一个片刻不是立志、责志的时候，没有一件事不是立志、责志的地方。所以责志的功夫，在去除人欲方面，就像烈火燎烧毛发一样，太阳一出，魍魉便潜消隐没。自古圣贤顺应时势建立教化，虽然看似不同，但用功的大旨却没有丝毫差异。《尚书》说“惟精惟一”，《周易》说“以敬使内心正直，以义使行为方正”，孔子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博学以约之以礼”，曾子说“忠恕”，子思说“尊崇德性而引导问学”，孟子说“积累正义以涵养正气，寻求那颗放失的本心”，这些要领和归宿，契合得如同符契一般。

译君子的学问，只求获得本心。即使达到定位天地、化育万物的境界，也没有超出我们本心之外的。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找回放失的本心罢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心外没有事，心外没有理，所以心外没有学问。因为理没有内外之分，性没有内外之分，所以学问也没有内外之分。讲习讨论，未曾不是向内求索；反观内省，未曾遗漏外在事物。如果说做学问必须凭借向外探求，这是把自己的本性看作有外在部分，这是把义看作外在的，是运用智巧的人。如果说反观内省是向内探求，这是把自己的本性看作有内在部分，这是有我之私，是自私自利的人。这都是不知道本性没有内外之分的缘故。所以说：“精研义理入于神妙以达致实用，利用事物安顿身心以崇高德行。”这是本性的德行，是融合内外的大道。由此可以知道格物的学问了。

良知不是由见闻产生的，但见闻无非是良知的运用，所以良知不滞留在见闻上，也不脱离见闻。

《系辞》说：何思何虑？意思是所思所虑的，只是天理，并不是说没有思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有什么可思虑的呢？获得天理原本就是寂然不动的，原本就是感而遂通的。学者用功，虽然千思万虑，只是要恢复它本来的体用而已，并不是用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的。所以程颢说：“君子的学问，不如廓然大公，事物来了就顺应它。”

圣人的气象从哪里认得出来？自己的良知原本与圣人是一样的。如果能体认明白自己的良知，那么圣人的气象就不在圣人那里，而在自己这里了。程子曾经说：“盯着尧，学习他的行事，如果没有他那样的聪明睿智，怎么能像他那样动容周旋合乎礼仪呢？”又说：“心通达于道，然后能辨别是非。”现在且说通达于道在哪里？聪明睿智从哪里出来？

孟子说“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的。然而“性善”的端倪，必须在气上才能看见。如果没有气，也就没有可见的了。

妄心是动的，照心不是动的。恒常地照察就是恒常地动，恒常地静是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停息的原因。照心固然在照察，妄心也在照察。它作为万物不专一，那么它化生万物就不停息；如果有片刻暂停，就停息了，这就不是至诚无息的学问了。照心不是动的，因为它发自本体明觉的自然，未曾有所动。有所动就是妄了。妄心也在照察，因为本体明觉的自然，未曾不在其中，只是有所动罢了。无所动就是照察了。无妄无照，不是把妄当作照，把照当作妄。照心是照，妄心是妄，这还是存在妄和照的区别。有妄有照，就还是二分的。二分就停息了。无妄无照，就不二分，不二分就不停息了。就其妙用来说，称为神；就其流行来说，称为气；就其凝聚来说，称为精。怎么可以用形象和方位来寻求呢？真阴的精，就是真阳的气的母亲；真阳的气，就是真阴的精的父亲。阴根于阳，阳根于阴，也不是有两个实体。

理是不动的，常知常存，常以理为主。就是不看不听，无思无为的意思。不看不听，无思无为，不是说像枯木死灰那样。看听思为都统一于理，而未曾有所看听思为，这就是动而未尝动。所谓动也是定的，静也是定的，体用原本是一源的。

未发之中的状态，就是良知。没有前后内外，浑然一体。动静，是所遇到的时位。心的本体，本来不分动静。遵循理，虽然应酬万变，却未曾动过。顺从欲望，虽然枯坐一念，却未曾静过。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有事而感通，固然可以说动，然而寂然的本体未曾增加。无事而寂然，固然可以说静，然而感通的能力未曾减少。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太极生生不息的道理，妙用没有停息，而常体不变。太极的生生，就是阴阳的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出其妙用无息的部分，称之为动，称之为阳的生，并不是说动之后才生出阳。就其生生之中，指出其常体不变的部分，称之为静，称之为阴的生，并不是说静之后才生出阴。如果真的是静之后才生出阴，动之后才生出阳，那么阴阳动静就截然各自成为一物了。阴阳是一气，一气屈伸而为阴阳动静，是一理，一理隐显而为动静。春夏可以作为阳为动，却未曾没有阴与静。秋冬可以作为阴为静，却未曾没有阳与动。春夏这是不息，秋冬这是不息，都可以称为阳，称为动。春夏这是常体，秋冬这是常体，都可以称为阴，称为静。从元会运世、岁月日时，直到刻杪忽微，没有不是这样的。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在于知道的人默而识之，不是可以用言语穷尽的。论及学问没有静的根基，感触外物容易心动，处理事情多有后悔，这三种毛病，也是相互关联的。只因为做学问另外寻求静的根基，所以感触外物时害怕它容易心动，因此处理事情时多有后悔。心是没有动静的，说它静是就其本体而言，说它动是就其作用而言。所以君子的学问，在动静之间没有间断。它静的时候常觉知而未曾空无，所以常能应事。它动的时候常安定而未曾实有，所以常

译寂静。时常应对外物，时常保持寂静，动与静都各有其作用，这就叫做“集义”。因为集义，所以能够没有遗憾和悔恨。这就是所说的“动也是定，静也是定”。心只有一个，静是它的本体，如果再刻意去寻求静的根源，就是扰乱它的本体。动是它的作用，如果害怕它容易动摇，就是废弃它的作用。所以，追求静的心，本身就是动。厌恶动的心，并不是静。这就叫做“动也是动，静也是动”，迎合与抗拒起伏不定，无穷无尽地相互追寻。因此，遵循天理叫做静，顺从私欲叫做动。所谓的欲，不一定是声色货利等外在的诱惑，心中所有的私意都是欲。

译在日常起居之间，哪一件事不是天理在流行呢？只要此心常存而不放逸，那么义理自然就会熟稔。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既不要遗忘，也不要拔苗助长，深入钻研而自然有所得”的意思。

我们做学问，应当从心髓最细微的地方用力，自然就会笃实而光辉。即使是私欲萌生，也如同洪炉中的雪花一样瞬间消融。这样，天下的大本就已经确立了。如果只是在枝节末梢上修饰比拟，那么平时所说的学问思辨，恰恰足以成为助长傲慢、顺遂错误的资本，这也实在令人悲哀啊。

说科举之业与圣人之学相违背，这是不对的。程子说：“心如果不忘却天理，那么即使应酬世俗事务，也都是实学，无不是道，何况是科举之业呢？”说科举之业与圣人之学不相违背，这也是不对的。程子说：“心如果忘却了天理，那么即使终身遵循它，也只是世俗事务，何况是科举之业呢？”忘与不忘之间，差别细微得不能用头发丝来衡量，关键在于深思默识。所说不忘的，究竟是指什么事呢？知道了这个，也就知道做学问了。

本心的光明，像白昼的太阳一样明亮，没有犯错而不自知的，只是担心不能改正罢了。一念之间改正过错，当时就能恢复本心。人谁没有过错，可贵的是改正。蘧伯玉是大贤人，只说“想要减少过错却未能做到”。成汤、孔子是大圣人，也只说“改正过错不吝惜，就可以没有大过罢了”。如果用尧、舜的心而自以为没有过错，那就不是成为圣人的道理了。他们相互传授的话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真诚地执守其中。”他们既然认为人心是危险的，那么他们的心也与常人一样危险，这就是过错。只是因为他们兢兢业业，常常加上精一之功，所以能够真诚地执守其中，从而避免过错。古代的圣贤，时时看见自己的过错并改正它，所以能够没有过错，并不是他们的心果然与常人不同。“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就是时时看见自己过错的功夫。我近来确实看到这门学问有用力的地方，只是因为平日习染深重顽固，克制整治缺乏勇气，所以急切地预先对弟弟辈们说。人在年少时，精神意气充足，足以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近于心，所以用力颇为容易。等到渐渐长大，世俗牵累日益加深，而精神意气也日渐减少，然而如果能急切奋志于学问，那么还尚可为。至于四五十岁，就像下山之日渐渐微弱熄灭，不再可以挽回了。

君子的学问，务必只求在自身而已。毁谤、赞誉、荣耀、耻辱的到来，不仅不以此动摇内心，而且借以作为切磋砥砺的场合。所以君子无往而不自得，正是因为他无往而不是做学问。如果听到赞誉就欢喜，听到毁谤就悲伤，那么就一定会在外物上惶惶不安，觉得时间不够用了。这怎么能成为君子呢？

圣人的学问，平坦如大路，只要知道从哪里进入，如果循序渐进，各自随其分量，都能有所到达。后学者厌倦平常而喜欢奇异，往往时常走入断崖曲径，用力越劳累，离道越遥远。

理，是心的条理。这个理，发用于父母就是孝，发用于君主就是忠，发用于朋友就是信。千变万化，以至于不可穷尽，而没有不是发于我的一心。

圣人阐述六经，只是要端正人心，只是要存养天理，去除人欲。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件事。

问：“宁静存心时，可以算是未发之中的状态吗？”先生回答说：“现在人存心，只是定住了气，当它宁静时，也只是气宁静，不可以认为是未发之中。”问：“未发便是中，莫非也是求中的功夫？”回答说：“只要去除人欲，存养天理，才是功夫。静时念念去除人欲，存养天理；动时念念去除人欲，存养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如果依靠那宁静，不仅有喜静厌动的弊端，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那里，终究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遵循天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够遵循天理。”

问：“知识不长进怎么办？”先生说：“做学问必须有本原，必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像水流充满坑洼那样前进。圣人达到位天地、育万物的境界，也只是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修养而来。”

省察克治的功夫，没有时刻可以间断。如同去除盗贼，必须有个扫除廓清的意念。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一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这才算痛快。常像猫抓老鼠一样，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就立刻克制去除，斩钉截铁，不可姑息纵容给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这才是真实用功，才能扫除廓清。等到没有私欲可克，自然就有端坐拱手的时候。

如果理解了，向内心寻求，看见自己的心体，就没有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是这个道，从古至今，无终无始，还有什么同异呢？

言语无序也足以看出心没有存养。

我们做功夫，只求每天减少，不求每天增加。减少一分人欲，就是恢复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易！

崇一问：“平常心思多忙，有事固然忙，无事也忙，为什么呢？”先生说：“天地气机，原本没有一息的停歇，然而有个主宰，所以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然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到这个而生

译如果主宰确定，那么它与天理运行一样永不停息，应对万事万物的变化，常常从容自在。这就是所谓的“内心安定，身体各部分都听从指挥”。如果没有主宰，就只是这气在奔放，怎么会不忙碌呢？

译萧惠询问关于生死的道理，先生回答说：“明白了昼夜的道理，也就明白了生死的道理。”萧惠又问昼夜的道理，先生说：“明白了白昼，也就明白了黑夜。”萧惠问：“白昼之中也有不知道的吗？”先生说：“你所谓的知道白昼，不过是迷迷糊糊地起床，蠢笨地吃饭，行为没有准则，习惯不加省察，整天昏昏沉沉，这只是在梦中度过白昼罢了。只有每一息都在修养，每一瞬都在存养，此心清醒明白，天理昭昭，没有一息间断，这才算是真正知道了白昼。这就是天德，就是贯通昼夜的道理而有所知晓，哪里还有什么生死的问题呢？”

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见到父亲自然知道孝顺，见到兄长自然知道敬爱，见到小孩掉进井里自然产生恻隐之心，这就是良知，不需要向外寻求。心不能以动和静作为本体和发用，动和静只是时机的不同。从本体来说，发用就在本体之中；从发用来说，本体就在发用之中。这就叫做体用同源。

刘观时问：“未发之中的状态是怎样的？”先生说：“你只要在看不见的地方保持戒慎，在听不到的地方保持恐惧，自然就能见到。”观时请求先生稍微展示一下那种气象。先生说：“哑巴吃苦瓜，没法对你说。你要知道这种苦，还得你自己去吃。”

琴瑟和书籍，求学的人不可没有。因为有事做来安顿内心，心就不会放逸。君子的学问，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每天互相规劝切磋，也很容易悠悠然度过日子，而得不到激励和警醒的好处。

这件事必须得到老师和朋友时时讲习切磋，自然意思会日渐更新，纷杂的思虑虽然强行禁止不了，但只要在思虑萌动之处进行省察克制，等到天理精明之后，有一种万物各归其位的意念，自然就会静定专一，没有纷杂的念头。《大学》所说的“知道止息之处而后能安定”就是这个意思。

有人问关于夭折和长寿都不改变志向的问题，先生说：“做学问的功夫，对于一切声名利禄和嗜好都能完全脱落，如果还有一丝一毫生死念头挂碍，就说明全体还没有融会贯通。人对于生死念头，本来是从身命根源上带来的，所以不容易去除。如果在这里能够看破、透过，此心的全体才能流行无碍，这才是尽性至命的学问。”

凡人的言语正说到痛快处时，就能果断地忍耐沉默；意气正发扬光大时，就能收敛起来；愤怒、嗜欲正沸腾时，就能廓然消化。能做到这些，不是天下的大勇者是不能做到的。

君子乐于得到道，小人乐于得到欲望。然而小人得到欲望，我也只看到他们的痛苦罢了。五色使人眼盲，五声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忙碌忧愁，忧患终身，心力交瘁而日益拙劣，放纵欲望恶行积累，以至于丧失生命，哪里谈得上快乐呢？至于君子行善，则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明处无人非议，暗处无鬼责备，宽裕从容，心境安逸而日益美好，宗族称赞他的孝顺，乡里称赞他的友爱，说话没人不信，行动没人不悦，这就是所谓无处不自得，还有什么快乐比得上这个呢？

有人问：静的时候也觉得意思好，一遇到事情就不同了，怎么办？先生说：这是只知道静养，而不用克己的功夫。这样遇到事情就会颠倒，人必须在事情上磨练，才能立得住，才能做到静时安定，动时也安定。

古代的教化，是教人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的风气兴起，先王的教化就亡失了。现在教导儿童，只应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一的事务。那栽培涵养的方法，则应当诱导他们歌诗，以激发他们的志意；引导他们习礼，以严肃他们的威仪；讽诵他们读书，以开启他们的知觉。现在的人往往认为歌诗习礼不切合时务，这都是世俗庸鄙的看法，哪里足以知道古人立教的意图呢？大体上儿童的情性，喜欢嬉戏游玩而害怕拘束检点，如同草木刚开始萌芽，舒畅它就能条理通达，摧残它就会衰败枯萎。现在教导儿童，一定要使他们趋向鼓舞，心中喜悦，那么他们的进步自然不能停止。好比时雨春风，滋润草木，没有不萌动发越的，自然日长月化。如果像冰霜剥落，那么生机就会萧索，日益枯槁。所以凡是诱导他们歌诗的，不只是激发他们的志意，也是用来宣泄他们跳跃呼啸的情绪于咏歌之中，抒发他们幽抑结滞的情感于音节之中。引导他们习礼的，不只是严肃他们的威仪，也是用来在周旋揖让中动荡他们的血脉，在拜起屈伸中固束他们的筋骸。讽诵他们读书的，不只是开启他们的知觉，也是用来沉潜反复以打动他们的心，抑扬讽诵以抒发他们的志向。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顺导他们的志意，调理他们的性情，潜移默化地消除他们的鄙吝，默默感化他们的粗顽，每天使他们渐渐趋向礼义而不觉得艰难，进入中和的境界而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这大概是先王立教的深意。如果近世训导儿童的人，每天只督促他们句读课仿，要求他们检束，却不知道用礼来引导他们；追求他们的聪明，却不知道用善来涵养他们。鞭挞捆绑，如同对待囚犯。他们把学校看作监狱而不肯进入，把师长看作仇敌而不愿相见，规避掩饰以遂行他们的嬉戏游玩，说诈饰诡以放纵他们的顽劣鄙薄，庸碌低劣，日趋下流。这大概是驱使他们作恶却要求他们行善，怎么可能得到呢？

跟随我学习的人，不把聪慧敏捷作为高明，而把勤勉笃实、谦虚抑制作为上选。各位学生试着观察同辈之中，如果有虚张声势、无中生有、忌讳自己的无能、嫉妒别人的长处、自夸自是、大话欺人的人，让这样的人即使资质禀赋非常超迈，同辈

译在这些人当中，难道没有不厌恶他们的人吗？难道没有不鄙视他们的人吗？他们本来就想欺骗别人，别人果然就被他们欺骗了，难道没有暗中嘲笑他们的人吗？如果有一位谦虚沉默、自我约束，安于无能、不妄自尊大，意志坚定、努力践行，勤奋好学、虚心求教，称赞别人的优点而责备自己的过失，学习别人的长处而认清自己的短处，忠诚守信、和蔼平易，表里如一的人，即使这个人的天资禀赋非常愚笨迟钝，在同辈人当中，难道没有称赞羡慕他的人吗？他本来安于无能而不求胜过别人，别人果然就认为他无能，难道没有尊敬崇尚他的人吗？各位观察这些，也就能够知道在学问上应当从事什么了。邹守益东廓

译字谦之，是江西安福人。正德辛未科考中进士，官职做到南京国子监祭酒。

九岁时跟随父亲到南京大理寺的官邸，罗整庵见到他后认为他奇特出众，同僚们互相庆贺。官署中有颜回那样的人才。辛未年会试，阳明先生担任同考官，赏识他，将他提拔为第一。殿试考中第三名，授予翰林院编修。过了一年，他称病辞官回家。有一天阅读《大学》《中庸》，惊讶地说：“子思从曾子那里学习，《大学》首先讲格物致知，《中庸》首先揭示慎独，这是为什么呢？”心中积聚的疑惑无法消除。己卯年，他前往台州向文成先生请教。文成先生说：“‘独’就是所说的良知，‘慎独’是用来实现良知的，‘戒慎恐惧’是用来谨慎对待‘独’的。《大学》和《中庸》的道理是一致的。”东廓听后豁然领悟，应嗣寅说：“《大学》诚意章就讲了慎独，那么慎独在致知之后，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文成先生又因此误导了他，那么所谓豁然领悟的人，难道不是陷入迷惑了吗？

不久，宁王宸濠造反。东廓听到变故，率领兄弟和宗族亲属赶往吉安。跟随义军起兵，文成先生高兴地说：“君臣师友的情义就在这一次举动了。”世宗即位，录用了旧臣，东廓才出山，到越地拜见文成先生，参订学问一个多月。分别后，文成先生怅然若失，久久不能平静。门人问：“先生为什么如此思念谦之呢？”文成先生说：“曾子说：‘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好像没有，充实好像空虚，被冒犯也不计较。’谦之接近这种境界了。”回到京城恢复职务，参与经筵讲学。大礼议兴起，他上疏违背了皇帝的心意，被关进诏狱，贬为广德州判官。东廓没有经历过行政事务，但治理百姓，务必以诚心互相感化，揭发奸邪，查获隐伏的罪犯，人们称他神明。但他仍然常常自我责备说：“像保护婴儿那样爱护百姓，我还做不到。”他拆毁淫祀的祠堂，重建复书院，邀请同门王艮以及各位贤者讲学，兴起礼教的风气，感动了邻近的郡县。丁亥年升任南京主客郎中。过了一年，文成先生在师位上去世，东廓服心丧。在兵部任职期间，与湛甘泉、吕泾野聚会讲学。辛卯年请求告假，路过苏州拜访魏庄渠等贤者，阐发知行敬义合一的道理。到越地哭祭文成先生的丧事，抚恤他的孤儿，聚集同门在天真书院讲学。戊戌年起用为南京考功郎中。己亥年选拔为宫僚，召任司经局洗马，担任经筵讲官。他上奏薛文清公配享孔庙的建议，当时与徐文贞阶、罗文恭洪先、唐顺之互相切磋砥砺，士风兴起的人很多。升任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掌管南院。不久改任南京国子监祭酒，遵循成法，申明章程，设立号册，使学生们出入互相友爱，善恶互相规劝，歌唱诗歌，习练礼仪，六馆的人庆贺得到了好老师。没过多久，九庙发生火灾，大臣按例自我陈述，他在疏中隐含互相警戒的意思，进谗言的人趁机中伤他，被解职回家。壬戌年七十二岁，九月卧病在床，召来家人训诫他们，儿子们扶着他坐起，穿戴好衣冠后去世，谥号文庄。儿子刘善担任太仆卿，孙子刘德涵担任按察佥事，刘德溥担任太子洗马，都懂得学问，能继承家学。

先生回到家乡，与同乡刘邦采、刘文敏、刘阳、欧阳瑜等人，建立复古、连山、复真等书院，举行四季的聚会。春秋两季，联合五郡的人在青原山举行大聚会。凡是乡贤士大夫都一同参加，远的每年聚会一次，近的每月聚会一次，小聚会有一百人，大聚会有一千人。红色的帷帐一打开，人群如云聚集，如星罗列。有时更换话题禀承教诲，有时拿着笔记录。先生言语温和，态度和气，随机应变地接受，好像没有不可教导的人，没有不可感动的物。大概自从接受学问以来，四十年间，历经仕途直到年老，无非是结交朋友、阐明学问的事情，真像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那样不能停止。

平时与学者接触，不说话就能使人心意消解。解说的人认为温良恭俭让的风气，感动人、触动物，有超出言语行为之外的地方，当时人们互相推崇重视，不是虚言。

刘念台说：“阳明之后，不失去其传承的，只有邹东廓、罗念庵等人罢了。”周海门说：“文成的教化，在江右大行其道，而江右的各位贤者体认到良知细微处的意旨，虽然自己奇妙契合，但在开示他人时，大多就着昭昭灵灵、知是知非的一个窍口作为提撕，使人有所依据，从而逐渐通达其细微之处。至于他们自己的践履，又都洁白无瑕，成为世人的表率，大概是因为他们善于发扬师门的蕴藏吧。”

先生凝重敦厚，侍奉父母孝顺，对待庶母和弟弟爱护有加。在朝廷任职，以阿谀顺从为耻，进退的节操坚定。在家乡，看待邻里百姓的疾苦就像痛痒在自己身上一样，主持清丈田亩，明确户籍赋役，竭尽全力规划，为长远打算。其他如周济借贷宗族，和睦邻里，修缮桥梁，扩大池塘堤坝，都尽力实行，所以乡人尊敬侍奉他，如同祭祀祖先一样，子孙都以学问继承家业。

孙钟元说：“文庄的话开阔，精深切实，令人鼓舞。至于阐发师门的宗旨，尤其深切明显。文成的门人中，品行议论纯正不杂的，必定以他为第一。”

文庄谨慎地继承师说，谆谆告诫戒慎恐惧，实在地践行子、臣、弟、友的本分，以达到全身而退。他的道义至大，而他的学问至近。儿子刘颖泉担任太常，孙子刘聚担任宪佥，继承家学，一律遵循文庄的宗旨。

语录

立志于富贵，就会败坏法度礼仪，不足以谈论功名。立志于功名，就会追求可以追求、可以成功的东西，不足以谈论道德。立志于道德，就会居住在广阔的居所，站在正确的位置，行走在大道上。显达时成为伊尹、周公，困顿时成为颜回、闵子骞。何尝没有功名？何尝不富贵？

译什么叫做尊贵？如果富贵不是源于道德，那么即便在坟间醉饱，也只是为了妻妾的羞耻。如果功名不是出于道德，即使有匡正天下的功业，连孩童都以此为耻而不敢称道。所以，求学的人没有比辨别志向更优先的了。

译古人把内心的得失看作吉凶，今人把身外之物的得失看作吉凶。修德的人日益美好，虚伪的人日益困窘，这才显现出因果报应丝毫不差。如果只注重身外之物，事事都整理得井井有条，而自己的身体先就败坏放纵，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所以，要摆脱平庸浅近，去游历高明的境界；不追求被人知晓，不追求与世俗相同，这才是朱熹唤醒学者趋利避害的关键。我们的学问，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在这个整体之中，从心腹到头发皮肤都一并养护，哪里能下刀割去它使之变小呢？所以，一旦把第一等的位置让给别人，在范围曲成、体段上，就会造成多少分裂。学习诗歌、学习文章都是学问，但以道作为志向，才是第一等的学术。诗人、文人都是人，但以圣人作为志向，才是第一等的人品。

古人远离世俗已经很久了。想要符合古人，就必然违背世俗；而卑顺地讨好世俗的人，必将得罪古人。所以士人君子宁愿承受众人指责的憎恶，却刚直不阿地与千载之上的古人交朋友，这样然后才能面对天地而无愧疚。见到可欲之物而心乱，只是因为这个志向不坚定，喜好仁德的人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还畏惧什么声色呢？善于学习的人与古人相比量，就每天感到振奋激励；如果与流俗相比量，就不免颓废坍塌。古人出门像接待宾客一样恭敬，役使百姓像举行祭祀一样慎重，我们自己因为什么懈怠松弛呢？古人听到义理必定趋从，不善必定改正，我们自己因为什么退缩呢？古人想要立身就帮助他人立身，想要通达就帮助他人通达，我们自己因为什么不相关心呢？

心中纷扰，只是应酬接待的拖累。如果能够时时照顾当下的功夫，像面临深渊、脚踏薄冰一样谨慎，那么闲杂的思虑自然无法容身。我常常在走路时悟出这个毛病，如果回头看走过的路，以及仰头探看未来的路，脚下就会出错跌倒。我们不如古人，只是缺少了“瑟僩”这两个字。古人以严密著称，今人以疏浅著称；古人以刚毅著称，今人以怠慢迟缓著称。怎样才能让三百三千的礼乐制度贯通周遍呢？我们学习不得力，只是起步的第一步未曾真切纯洁。有喜欢别人称道的念头，就是追求名誉；有害怕别人说坏话的念头，就是厌恶恶声；有向人求知的念头，就是结交。像这样，即使每天去救井中的婴儿，也与纯粹的王者有所不同。何况念头纷杂，就会有多少包容隐忍，多少因循苟且？又怎么能一一去救井中的婴儿呢？

走远路要从近处开始，登高山要从低处起步。做学问的功夫，一定要从实地上做起，不是凭空超脱就能进入的。实地的功夫，只从孝悌真切的地方学起。文中引用《诗经》和孔子的话，正是指向孝悌的实质。只在和睦兄弟、和谐夫妇，以顺从父母的心意。从此扩充拓展出去，就是中和位育的道理。

我们共同的弊病只是没有大志向，所以程门的教学，说学习要以道为志向，说做人要以圣人为志向；而才说到第二等的人，就认为是自暴自弃。他们所说的第二等的人，难道就沉溺于卑劣污浊吗？有的人博通古今成为文章大家，有的人忠信诚恳不做不义之事，但学习没有听闻大道，那么与圣人的作用就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时候有动静，学问没有动静。精神疲惫向外追逐，急切地追求可求之物，这是用智的人。称之为“动而动”。精神凝聚向内观照，而人伦万物被忽略而不加治理，这是自私的人。称之为“静而静”。戒慎恐惧，不分烦简，不分内外，没有片刻的背离，这是去除智巧与私欲而大公顺应的人。称之为“动而无动，静而无静”。

圣人的学问，并不是在忠信之上有所增加。平常德行的践行，平常言语的谨慎，直到诚恳地相互照应，能够不丧失天命之性罢了。

人伦万物，每天与我们接触，想要片刻离开都不可能，所以平常言语的诚信，平常行为的谨慎，兢兢业业不敢放过，就像织丝的人，丝丝入扣，没有一丝可以断开，这才是治理天下的经纶大道。

追求安逸，追求饱足，是千万罪过的陷阱。从古以来的圣贤，从不追求安逸饱足，而是经过锻炼才出来的。

同会的友朋中，精进的人少，因循的人多。喜怒经常变化，却认为是任性真率；言谈行动多苟且，却自以为没有伤害。作为子女、臣子、弟弟、朋友，在宗族乡党中，有多少不尽本分的地方，却自以为没有败坏亏缺。知道的人不肯说，说的人不肯说尽，而听的人也不肯接受。这岂不是互相带领着成为善于迎合的伪善之人吗？沿着这样走下去，坐误此生，上玷污师门，下误导后学。半夜猛然思考，自悲自叹是可以的。天性与气质，并没有两件不同的东西。人的这个身体都是气质在起作用。眼睛能看，耳朵能听，嘴巴能说，手脚能持物行走，都是气质。天性从这里流行。孟子说浩然之气，充塞天地，配合道义。气质与天性一起产生，除了气质，到哪里去寻找天地之性呢？良心虚灵，昼夜不停，与天同运行，与河流同流动。所以必须有所作为，不分动静。如果分动静来学习，那么在转换时必须有接续，即使是妙手也无法施展技巧。元公说静而无静，动而无动，这很好地阐发了良心的神妙吧？学者不树立真正的志向，以小成就自我满足，纵然勤奋持守，终究欠缺省察。不修实行，以虚远自我追求，纵然精心拟议，终究没有归宿。所以平常德行的践行，平常言语的谨慎，以诚恳为准绳，一毫不敢放过，才是圣门完全接受完全回归，相传博约的正统脉络。

学者从明德，本来光明的地方时时扩充，像火燃烧，泉水通达，真机勃勃。平日气禀偏重，世俗习气胶固，猛烈地自我克制治理，不敢轻易放过，

译这才是致良知。这是朴实无华的真实功夫，不落入虚妄的见解和浮夸的言论。

译日常用功，只从心体上检点，使精明呈露，不要用“意必”来遮蔽它。就像日月照耀，楼台殿阁与粪秽污渠，境况千变万化，顺应却如一。稍有遮蔽，就立即扫除。虽然想片刻停息却做不到。古人之所以在仓促匆忙中、颠沛流离中都不离开它，正是为了保全这常照的本体。邹文庄公守益，是王文成公的高足弟子。他七十岁时，在青原梦见朱子说：“小成与虚远子应当被阐明。”邹公问：“为什么呢？”朱子说：“追求小成的人，略微有些实践，但没有穷尽心性，践行不透彻，习染不察知，在无声无臭的界限上迷失了。追求虚远的人，奢求虚幻奇妙，不谨慎操持行为，没有平常的德行，不谨言慎行，在有物有则的界限上荒废了。”邹公醒来后在墙上写道：“考亭神授，警示如此深刻。我虽然年迈，怎敢不自我勉励？愿各位同志共同加深反省。”于是写文章祭奠朱子，详细记载在《东廓文集》中。世俗儒者分宗朱、王，彼此互相诋毁，难道没听说朱子自己说“青田原本没有陆子静，新安原本没有朱晦庵”的话吗？东廓师从文成，晚年信服朱子，甚至形于梦寐，也是看破了龙溪那一派虚远的弊病，所以痛切地警示他们罢了。可见朱、王原本没有同异，末流偏颇的弊病，互相补救。施四明说：“天下弊病在于虚，朱子用实来补救；天下弊病在于实，阳明用虚来补救。”这是公正的评论。泾阳说：“世人讲学，高明的只有一段光景，次等的只有一副意见，低下的只是一场议论罢了。”又说：“尊崇考亭的，弊病在于拘泥；尊崇姚江的，弊病在于放荡。拘泥是人情所厌恶的，顺势决断容易；放荡是人情所便利的，逆着挽回困难。与其放荡，宁可拘泥。”这都勘定了卓吾那一派人。然而正不可以邢恕议论伊川的方式来议论【彭躬庵杂录】

【佳】按：李贽是民贼，荡坏了大的规范，哪里值得说呢！泾阳先生大概是为近溪、东溟那一派发出这番议论。

欧阳德

字崇一，江西泰和人。嘉靖癸未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二十岁乡试中举，当时有远大的志向，认为圣人一定可以成为，听说文成论学，就仰慕喜悦，跑到讲台上上书，拜他为师，研究穷究剖析，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两次没有去赴春试。

任六安州知州，恰逢年成歉收，捐出俸禄倡导赈灾，随所在地方设粥，救活数万人。升任国子司业，每天接见诸生，用治心修身的学问教诲他们。后来遭遇父丧，与邹文庄、罗文庄等人在青原梅陂之上讲学，门下的士人更加精进【圣学宗传】

欧阳公气度宏博纯粹，勤勉讲学，务必以真知实践为主，接引后进唯恐来不及。施于政治，都符合事理人情，措置所及，就可以流传永久。起初升任南刑部员外郎，皇上挑选有文行的臣子列于侍从，改任翰林编修，逐渐掌管詹事府事务，召入无逸殿值班。在礼部时曾议论二王建立储君婚礼及裕王母亲康妃的丧仪，虽然当时与皇上心意相违，皇上察知他持正，最终宽容了他。海内士大夫正想望他的风采，恰逢病卒，士人议论非常惋惜。诏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庄【世宗实录】起初，文成得到欧阳公，大加期许，凡是跟来学习的人，一定说：“先与崇一讨论。”欧阳公起初学习近于空寂，文成用“自私用智，丧失良知”的话开示他，欧阳公于是悟得良知。良知的本体明觉自然，随感而应，灿烂有条理，自然周遍于天地民物，不见有动静寂感内外的区别，所以称之为良知，也称之为天理。由此沛然不疑，躬行更加笃实，不遗漏日常践履而上达渊微。他教导人一律以良知为宗旨。

先生曾说：“看见自己的过错，痛切地自我责备，这是致良知的切实工夫【文集抄下同】

又说：近日知道学问的人很多，但没见有志向精专的。就像所谓如好好色，如恶恶臭那样。

如今从事于学问而不能日日更新，只能责备志向。志向微弱且分散，而争夺它的力量很大。大概有浸渍调和而不自知的情况。

这件事必须从冷清寂寞中磨炼荡涤一番，世俗情欲的根蒂全部消拔干净，才有真意发动，才有生生不已的机枢。

学者没有精一的志向，向来未免以意气作为发愤，以谈论作为问辨，以猜测作为思虑，以把持作为躬行，与真志的作用还隔着一层。学问没有巧法，只有此心真实，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此心不实，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今天的学问，从洁静心地上，专精毕力，由根本达于枝叶，自然有根心生色的妙处，不言而喻，那么凡是言语文字，没有不是实理的，知识闻见，没有不是实得的。

良知不因为闻见而有，但闻见没有不是良知的用处。就像聪明不因为视听而有，但视听没有不是聪明的用处。心斋传习师训，一定不至于专以天德为知而厌恶闻见。专以天德为知而厌恶闻见，就是以聪明为聪明而厌恶视听了。说天资高的人可以没有闻见，而次一等的人则不可以没有闻见。伏羲至圣，然而仰观俯察，远求近取，难道没有闻见而能穷尽万物之情吗？

先生的学问，一禀阳明，而必概

译王诸躬。应对变化时从容不迫，好像没事一样。当时有人问：“为什么能做到这样？”他回答说：“我只是寻求自己的本心罢了。心里知道是对的，即使有害也不顾；心里知道是不对的，即使有利也不做。这是我从我老师那里接受的，并且自己达到良知境界的方法。”钱德洪，字绪山。

译字洪甫，起初名叫王宽，是余姚人。嘉靖丙戌年考中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

他阅读《传习录》，觉得与自己所学的道理不相契合，因而产生疑惑。等到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回到越地，他便前往拜师求学。首先将自己所学的道理请老师指正。王阳明说：“德性的认知就是良知，而不是普通的知识。良知极其精微却又显著，所以能知晓精微之处就可以进入道德的境界。唐尧虞舜传授受命，只是指明一个‘微’字；《中庸》所说的不见不闻，乃至无声无臭，也只是阐发一个‘微’字。”

他笃信老师，父亲生气地说：“你固然找到了好老师，但耽误了科举考试怎么办？”他回答说：“我自从听闻老师的教诲以来，心胸开阔，目光明亮，参加科举考试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壬午年，他在乡试中举。

他与龙溪（王畿）相互依存，众人一起讥讽诽谤，两人毅然不顾。当时来拜师求学的人很多，王阳明根据每个人资质的不同，分别派他们跟随这两位弟子，让他们洗去旧有的见解，迎接新的契机，然后再回到老师身边，以求得最终的成就。丙戌年，他在会试中中举，但不参加殿试就回来了。戊子年冬天，刚刚整理行装准备北上，途中听说老师遭遇变故，于是放弃考试前往迎接。灵柩到达广信后，护送王阳明的灵柩返回越地，权贵忌恨嫉妒，王阳明将不利于他的儿子，内部纷争和外部侮辱同时发生，他与龙溪共同保护孤儿、安定家庭，日夜不离，过了很久才安定下来【理学宗传】

壬辰年，在吏部观政，因为父母年老需要奉养，就担任苏州府学的教授。到任后确定祭祀典礼，重申学规，每天坐在道山亭上讲学。吴地的士人纷纷兴起，后来升任国子监丞，教导诸生悔吝吉凶的道理。不久升任刑部主事，转任员外郎，因为奉行法纪触怒权贵，被逮捕关入诏狱，身上戴着枷锁，每天与赵都督、杨御史读书谈论道理。癸卯年，被释放回家务农，更加以结交朋友、讲学为事。编成《阳明年谱》，时常与志同道合的人在天真聚会。隆庆初年，被推荐恢复原职，因为年老退休而晋升为朝列大夫。甲戌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佳】按：绪山在阳明门下最为切实，像心斋那样衣冠怪异，龙溪那样混淆儒佛，我不敢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儒者。

王汝礼自己感叹平时过错很多，说：“只要确立真正的意念，一念真诚时就是超凡入圣了。以往的过失不必再挂怀，即使是恶人斋戒沐浴也可以侍奉上帝。这个念头没有前后之分，一是就是一是，一非就是一非。计较前因后果，都不是当下能掌握的功夫。”

问：做学问，必须要超脱。回答说：“你所说的超脱，只是心里不牵挂事情，却遇到事情就不耐烦。我说的超脱不同于此：眼睛不被色彩拖累，就是眼睛的超脱；耳朵不被声音拖累，就是耳朵的超脱；心不被私欲拖累，就是心的超脱。并不是离开事物才叫超脱。”

教学只是一件事，我诚心行善，别人自然会产生同善之心，那么教化也就在其中实行了。想要别人行善，诚心委婉地引导他们，那么学习也就在其中了。现在的人只知道要求责备别人，不知道不能减少别人的过错，反而增加自己的过错。

现在的讲学，对学校的士人说：“我有科举文章要写，没时间顾及。”对官员说：“我有公文要处理，没时间顾及。”那么什么时候才可以讲学呢？一定要去掉科举文章，去掉公文，去掉家务，然后才可以讲学。那么天下哪里找得到无事的人来和他讨论学问呢？一定要无事的人，然后才可以和他讨论学问。那么所学习的，究竟是什么呢？

问：感动别人却不动心怎么样？回答说：才说感动别人，就不是了。圣人的学问只是端正自己，而外物自然端正。周文王命名卦象不叫“感”，而叫“咸”，取的是无心之意。如果存有一丝感动别人的意思，就是心思摇动往来。

先生担任刑部主事时，缺大理寺丞一职，林文选春与绪山交好，想提拔他担任此职，说：“见一次执政大臣就可以得到。”绪山笑着拒绝了。

陈龙正说：“心斋略懂功夫，龙溪略懂行谊。”又说：“狂者行为掩盖不了言语，是因为力量不能符合志向，难道是顺从欲望吗？”龙溪为人，往往借口不顾人言来图自己方便，乡愿借口没有非议来符合中庸，而后世又借口有非议来符合狂者，为什么讲学的人是这样呢？他的话颇有深入细微之处。又说：“阳明先生禀承异端之学，透彻地极力驳斥朱子。朱子亲身实践心得，持守世间垂范教化，怎么能驳斥呢？”此后就有像王龙溪、王畿、罗近溪、罗汝芳、周海门、周汝登，都尊崇阳明，轻视晦翁。王畿已经被念庵斥责，罗氏诸儒中罗汝芳则被杨起元奉若神明。至于混淆儒佛，暗中借助佛教攻击儒家，而百般驳斥攻击晦翁，只有周汝登最厉害。又是阳明以来未曾有过的。他们的讲学，就像宰予短丧一样，还曲折地加以回避，大体上轻视人伦而赞美私欲，得罪圣人极多。又说：“白沙论学浅于龙溪，但还谨慎。龙溪绝有深妙之处，但放纵了。进退辞受，是儒者的大节，白沙一生光明磊落，龙溪不堪入道【几亭文录】

何乔远说：王畿的学问虽然师从王守仁，但在官任上喜欢干求请托。武进人薛应旂担任南考功郎中，罢黜薛应旂也连坐被外放。南京给事中游震得等人讼言，薛应旂被交给吏部尚书唐龙复核，唐龙说，薛应旂疾恶如仇，去除奸佞如脱鞋，应该恢复京官职位以鼓励后来者。薛应旂得以复官，王畿后来遇到薛应旂，下拜谢罪。

徐爱，字曰仁，是王阳明的妹夫。与蔡希颜、朱守中在王阳明门下受业。唯独先于希

译颜，深潜；守中，明敏。而曰仁，温恭。举进士，为南京郎中。与黄、宗明、薛侃、马明衡、陆澄季本、许明卿、何鳌辈，日积夕砺，不解。告病归，与陆澄，课耕霅，为同志久住之计。三十一卒。所闻阳明语，悉裒之，曰《传习録》。其卒，阳明哭之恸。

译薛侃，字尚谦，揭阳人，与兄长薛尚哲一同担任国子监助教，并跟随王阳明求学。他常自责罪过与疾病，曾以轻慢傲慢为警戒。秀水人沈谧一向仰慕王阳明，未曾拜入其门下，后来担任行人，听说薛侃在京师讲学，感叹道：“老师虽然去世了，但天下传承其道的人还有啊。”于是跟随薛侃讲学。

薛侃十六岁时，听到《中庸》的讲解，便立志研习圣贤之学。不久拜师王阳明，实践更加笃定。他担任行人司正，嘉靖改元时，皇上正开启宫室，虚心听取下情。薛侃通过匦匣上奏章，有范祖禹、朱熹那样的深远考虑，被权贵幸臣倾轧构陷。皇帝下诏在朝廷审讯，刑罚极其残酷毒辣。薛侃从容应对，至死也不改变志向。皇上察知他没有其他意图，放他回归乡里。他退居中山离山二十年，专心讲学。学问涵养纯正，对门人说：“想要致良知的人，大概要研究几微之理吧？”于是门人每天记录所听到的，汇集为录，命名为《研几》。

黄绾，号洛村，江西雩县人。武宗末年，王阳明凭借节钺镇守防御军务之余，与诸生讲学不知疲倦。黄绾当时已在乡试中举，随计吏回乡前往拜见并聆听，共三天，忽然领悟心理合一的道理，开始相信圣人可以通过学习达到，于是将所听到的告诉朋友何善山、管义泉，一同前往台州。到达时王阳明正率兵征讨桶冈，又一同前往南康，共同拜师求学。黄绾苦心观察辨识，领悟非常艰难，但坚持非常坚定。官至刑部主事，罗念庵为其墓作铭，称赞洛村的学问，起初持守非常坚定，后来以不施加丝毫力量、顺应自然为主。至于他平生始终未曾稍变，大体上厚于自信而薄于迎合，长于持重而短于机巧，仓促间不动摇，琐碎事不介入，大概望而知其为有道之人。

何秦，字廷仁，以字行，又字性之，江西雩县人。与同乡黄洛村拜见王阳明。这时，廷仁有继母之丧，穿着斩衰丧服拜见王阳明，说：“这可以说是不用言语学习，而用身体力行学习。”嘉靖壬午年在乡试中举，辛丑年谒选担任县令，得到新会县，高兴地说：“这不是白沙先生的故乡吗？几十年的梦想，今天才入门。”到任后打扫祠堂，设立教条，召集诸生定期聚会，环绕祠堂门听讲的人接踵而至。乙巳年升任南工部主事，辛亥年去世。

南大吉，字元善，陕西渭南人，正德辛未年进士，是王阳明先生作为房考官所选拔的士人，授户部主事，历任郎中，浙江绍兴府知府。他天资聪颖绝伦，稍长读书作文，就知道追求圣贤之学。弱冠之年以古文辞闻名于世，然而豪放旷达不拘小节。任绍兴知府时，跟随文成公学习，得到实践着力肯綮之处，于是大悟说：“人心果然自有圣贤，何必向外寻求？”于是时时向王公请教。开辟稽山书院，亲自率领讲习，以训导诸生。丙戌年入京朝见，因考察被罢官。他治理郡县以循良著称一时，当权者因压制王公的缘故斥退他。他写信给王阳明，只以能听到道为喜，以急迫学问为事，以恐怕最终不能成为圣人为忧，几乎不涉及得失荣辱。王阳明读后感叹说：“这不是真有朝闻夕死的意思，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回家后，更加以道自任，温习旧学不停，尤其恳切于慎独改过的训诫，所以出自他门下的人多有成就。

陆澄，字原静，浙江归安人。王阳明任南鸿胪卿时，陆澄通过徐爱拜师求学，在台州刻印《传习录》。陆澄任刑部主事时，御史程启充、给事中毛玉上疏弹劾王阳明的学问，陆澄上疏作六辨以驳斥。王阳明说：“不辩驳才能止息诽谤，只有反求诸己。如果他的话是对的，我难道还有不信的吗？那就应当努力寻求他的不对之处，不能轻易肯定自己而否定别人。如果他的话是错的，我已经自信了吗？那就应当更加寻求内心的满足。所谓默默成就，不言而信。那么今天的众口纷纭，哪不是我们动心忍性、砥砺切磋的地方呢？”陆澄晚年多病，常谈论养生术，王阳明以正学比喻他。

穆孔晖，文简公，字伯潜，山东堂邑人。正德乙丑年进士，官至南京太常寺卿。

他淳厚懿美温和恭敬，早负文名。正德甲子年，王阳明主持考试，他考中第一登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权，卿佐都伏地跪拜，先生挺立不屈，与安阳崔铣独自长揖。刘瑾愤怒，假传圣旨将他外放为南京礼部主事。刘瑾被诛后，恢复原官，进升南国子监司业，左庶子，充任经筵讲官，于是抒发所学，恳切规劝。嘉靖初年，进升翰林院掌院学士，因忤逆权相，改任南京尚宝司卿。给事中叶淇上言：“学士穆孔晅，是当世醇儒，留在身边，足以裨益圣德。”不听。不久迁任南京太常寺卿，退休。

起初擅长古文辞，有声望，后来放弃，研精六经，潜心圣学，虽然佛道诸书，也时常选择其精要详细解说，久而久之，颖悟超脱，曾论述心学之要义说：“镜子照见美丑而美丑不附着于镜子，心应接事物而事物不沾染于心，自去自来，随应随寂，如同鸟飞过天空，天空本体不受阻碍。”识者佩服他的妙悟，平生没有疾言厉色，变故突然到来，神气坦然，人们将他的德行比作程伯子。

译他担任官职三十年，茅草屋仅能遮蔽风雨，死后追赠礼部侍郎，谥号文简，所著作品有《读易录》《尚书困学》《诸史通编》《大学千虑》《四史裁》等书【理学宗传】

译焦澹园说：“先生年轻时便立志研究性命之学，选取古人的言论，精心思考并努力践行，不达到精微之处不停止，不达到极致不罢休。王文成（王阳明）的道学在当时倾倒一世，先生恰逢其时进入他的门下，所选拔的弟子顾学，各自有所心得，不轻信盲从，他反复议论的内容，由此可见。即使信服朱熹（考亭），但心中有所怀疑，也极力辩驳不停。至于佛教，尤其是朱熹所排斥的，先生却深深体味其言论，并时常有所采纳。这难道是没有心得，只是作为旁观者的见解吗？”先生在经筵上启发教导，与同辈反复交流，常常阐述前代哲人的深奥言论，阐明众生的理性，使听者震惊，玩味者心开意解。至于在皇帝面前反复开导劝谕，务必详尽地辨析君子与小人的界限，他的心愿是竭尽己力，但招致权贵忌恨的日子却日益加深。虽然身居师位，晋升为清要显贵的卿相并非不尊贵显赫，但道义不能在朝廷施行，从此开始了。唉！士人并非不自认为听闻了道义，但在趋避取舍、操持术数的差异中迷失错误，在得失忧乐的境遇中颠沛流离，年轻时学习，年老时悖谬，而能真正获得所谓道义的人很少了。先生的学问不流于繁杂，却能抓住要领，其作用不在于自身，而想着推行于君主。到他年老时，涵养和顺，保持纯真，安于节俭退让，而不被得失所累。这三点是人的大节，而先生能兼备，不称他听闻了道义是不可以的。我说先生在师友之间，不随便附和，所以他建立的功业才如此。而文成公知人善任，能得士心，这也是一个验证。【穆冲庵集序】

【佳】按：冲庵先生在阳明门下学习，又稍作改变。虽然时常采纳佛教的观点，但与那些遮遮掩掩、行为不检点的人不同。

季本

字明德，浙江山阴人，正德丁丑年进士，官至知府。

年轻时跟随他的兄长季木学习《春秋》，于是凭借经学在诸生中闻名。刚满二十岁便在乡试中举，不久遭遇父母丧事，从此在家居住十二年，没有一天放下书卷。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每读一本书，必定穷究其始末才停止。后来师从新建伯（王阳明），慨然认为圣人是可以学习而达到的，于是完全悔悟过去的学问，专心一意研究六经，潜心体会探究。时间久了，学问逐渐充盈，担心学者追求空虚，就想亲身挽回这种弊端，著书数百万言。大体上精于考证探索，务求实践，以探究新建伯未阐发的头绪。历任官职时，与他相处交往的人有数百人。当时讲学的人大多以自然为宗旨，而厌恶拘束检点，因此他写了《龙惕说》来纠正。大体上用龙比喻心，用龙的惊惕和主宰变化，比喻心的主宰常保持清醒。其要领归于自然，但用功则有先后次序。偶尔向志同道合的人请教，有的赞同有的反对，最终自信自己的学说不动摇。【张阳和理学传】

起初以进士身份治理建宁府，在平反冤狱时没有成见。等到被召为御史，因直言进谏被贬，升降沉浮二十年，只做到长沙知府。他治理政事，急迫于大体，忽略小嫌隙，完全不知道世俗人情，最终因此格格不入而辞官。归隐二十多年，家徒四壁，借住在禅林中，以著书谈道为乐。去世时享年七十九岁，病重时，还在床前让门人讲《易经》，勤勉如同平时。他的为人，表里通达，没有城府，人人都乐于亲近他。【绍兴府理学志】

公精深研究六经，深入探究妙理，多有自得之处。胡忠肃公称赞他所著的《易学四同》，认为他在千年之上默默领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心意，足以在千年之下纠正各位儒先的论述，即使说他是集易学之大成也可以。唐荆川称赞他的《春秋私考》，能相信此人的直道之心，与圣人无毁无誉的心相同。各种传注义例，一概打破，如同独自身处其地，推究其精微而判定是非。至于地理古今的沿革，姓名氏族的辨别，星历的度数，禘尝郊社礼乐兵赋的细节，古今聚讼而不能决断的，都辨析贯通。过去被称为经师的人，都比不上他。

起初明德童年时，对经义有深刻领悟，既知道学习，引申触类旁通，更加妙契。而文成当时，写信说看经书，取其有益于学问即可。一旦涉及拘泥执着比拟，反而被其所束缚。虽然特别见解妙理，一时不免有启发的益处，但意必之见潜流潜伏，有反而成为障碍而自己不觉悟的。后来学问有成，欧阳文庄也以习心潜流告诫他。大概师友切磋入微就是这样。【邓潜谷心学述】

公治理建宁时，正值宁王宸濠在江西造反，建宁有分水关，是从江西进入福建的道路。公请求主管官员，亲自前往守卫。恰逢乡试事务，巡按御史发公文命令郡守与公一同入关守卫，用书信催促公。公回信说：“建宁所依赖的只有我们两人，兵家之事在呼吸之间，而科举往返，动辄计算四十天。现在江西胜负未可知，土匪窃发，难以预测。即使侥幸无事，在这个时候，如果试录列上我们两人的名字，传播远近，将认为不知轻重，贻笑大方了。违抗按院的命令，哪比得上误国家大事呢？”郡守深深佩服他的话，最终没有前往。

刘文敏

字宜充，江西安福人。

年轻时庄重坚励，行动必定遵循礼法。进入越地拜见王守仁，称弟子。守仁说：“你不远千里而来，是做什么的？”公说：“来为性命之学，为诸生及贡生罢了，弃之而去，不再参加科举。他的学问以躬行实践为主，以空谈为戒。曾对学者说应当遵循本心的光明，时时自我省察己

译过错，通过刮磨克治，来消融气质禀赋的偏颇，断绝外在诱惑的危害。在伦理事务的实际中加以验证，没有一件不能使内心感到满足，这才算是儒家正统的学问。如果不是从事艰难困顿、勉力修持，经历成百上千次的功夫，怎能获得它呢？那些高谈阔论、空谈虚悟，舍本逐末的人，是道德的祸害【儒林记】

译当时士人聚集讲学的很多，只有他没有奇特偏颇的言论，有时整天端坐，容貌严肃，精神凝聚，学生们敬畏地畏惧他。而看他日常所说的平凡言语和细微行为，都符合准则法度，大家共同推举他为言语谨慎、行动敏捷的君子。聂豹推崇他说：“这是海内真正的布衣。”他的同乡御史刘阳，是学问品行高尚的人，也将他置于陈真晟、刘闵之间。

与族弟刘邦采在家中切磋砥砺，操守存养、克制私欲，片刻也不松懈。外出后与东廓、念庵等人共同修养、互相印证。曾经住在松原七天，与念庵极力辩论。念庵起初觉得见解尚未统一，后来便倾心信服。分别后，赠诗给他说：“叹息卓尔不群，千载中能有多少人？和谐地目击中有存养之意，防止言语不相违背。”他们之间的深挚契合就是这样。去世时享年八十四岁，学者称他为两峰先生。

林春

字子仁，直隶泰州人。嘉靖壬辰年进士，被授予户部主事，改任吏部文选员外郎。

耿介地坚守节操，在寺庙中讲学。有一位州守贪婪残暴，他向尚书进言，将其罢免。前往京城时，船停泊在淮河岸边，州守提供的帷帐非常简陋。后来入京朝见皇帝，考核定为下等，只有他称赞该州守廉洁，使其得以免罪。人们都赞美他。

在吏部文选任职时，曾带着衣被去寺庙中住宿，与王汝中、罗达夫整夜讲学。当时以学问聚集在京师的绅士有几十人，其中聪明领悟、能阐发阳明学说的，推崇王汝中；志向品行质朴诚厚的，则推崇他和罗达夫。罗达夫在朋友中最深沉细密，他还当面指出他的缺点，因为他显露才华。他宽厚清苦，严谨地以法度自立，每天用朱笔和黑笔圈记自己的意向、善恶、纯正与驳杂。从考核官吏的部门，因母亲生病长期辞官回家奉养。

刘阳

字一舒，江西安福人。嘉靖乙酉年乡试中举，官至御史。

小时候端庄稳重像成年人，以私自进食为耻，吃饭一定在众人面前。

二十岁时，到越地拜见阳明，自称弟子。阳明曾对他说：“如果能安于极度的贫穷、极度的卑贱，就可以成为圣人。”

起初任碣山知县，被推荐拜为御史。当时世宗皇帝改建万寿宫为永禧宫，百官上表祝贺，他毅然说：“这应当劝谏，不应当祝贺。”不久，朝廷大臣有人秘密催促上贺表，说天威难以揣测，众人纷纷议论，把过错归咎于他，他说：“即使有谴责，请让我独自承担。”最终也没有事。按旧例，部院接收奏疏，太监拿着奏疏面向南，他便对同僚说：“奏疏在太监手中，面向北就可以了。”递交奏疏后，太监仍然傲慢地处于尊位，这算什么朝廷礼仪？竟然向东向太监作揖，太监非常愤怒，但最终不敢说一句话，官舍肃然。每天常吃蔬菜，不久称病辞官回家，为父母守丧，在墓旁居住三年。丧期结束后，被召任陪都光禄少卿，推辞不起。只与同乡的士人谈论学问不知疲倦，体态清瘦。曾经登上泰山绝顶，以及游览衡山，半夜坐在祝融峰上，披着羊皮袄观看大海。傍晚在三峰翠微处开辟云霞馆，坐在半云洞天，与各位志同道合的人讲道，悠然自得。写成诗文，自成一家之言，都根究理之精要，关乎人伦。与人交谈依据实践履行。曾说：“赞美尧舜的孝悌，而在乡党中没有称颂；轻视温公的诚实，而不践行他的诺言。”言语独特幽深，对于可见可指的事物没有顾忌，言语显著明了，却不及于习惯性的践行。这是极力破除学者的隐疾并告诫他们。又常对人说：“孔子的学问，大约十年进一层，假使他的寿命超过七十岁，又应当在从心所欲不逾矩上有进步。”去世后，乡人立祠祭祀他，称他为三吾先生。

刘邦采

字君亮，江西南昌人。嘉靖戊子年乡试中举，官至嘉兴府同知。

起初是县里的生员，就厌恶科举业，锐然以希求圣人为志向，说：“学问在于求诸内心，科举不是我的事。”前往越地，拜见阳明，自称弟子。阳明常称赞他说：“君亮领会了。”不久遭遇外艰（父亲去世），吃粗茶淡饭，在墓旁结庐，哀痛真诚笃切。服丧期满，就不再应试。

嘉靖七年秋，正值乡试，学使赵渊发公文给县，强迫他出来，坚决劝说才出来。见到学使，从座位上起身延请他。先生因为科举考试的旧例，让生员脱去头巾露出身体进入考场，这不是对待士人的礼节。我不愿进入。于是巡按御史储良材，命令十三郡的生员都可以穿常服进入考场，免除检查。等到公布结果，他考中了，后来被授予寿宁教谕。用所学教导学生，学生多兴起。因推荐升任嘉兴府同知，不久弃官回家。自从阳明倡导道学后，学者承袭口吻，逐渐失去真意。先生痛恨这一点，于是极力言说，严厉斥责。以揣摩为妙悟，以恣纵为乐地，以情爱为仁体，以因循为自然，以混同为归一者的错误。说心的本体叫主宰，贵在知道止息以达到惟一；心的作用叫流行，贵在看见过错以达到惟精。这叫做博约并进，敬义不孤，性命兼修的学问，像车轮鸟翼，不可偏废。后学者能领会的，很少。晚年著《易蕴》两篇，言辞防范渊深奥妙，实在阐发他所自得的东西。每当学生叩问请教，能用一句话开启他们久存的困惑，令人豁然开朗。等到病重，门人朱调问说：“此时与平时相比怎么样？”回答说：“形体难道会拖累本性吗！现在我不动的自若，只是形体像枯木罢了。”不久就去世了，享年八十六岁。学者称他为师泉先生。

刘魁

字焕吾，江西万安人。嘉靖年间乡试中举，官至工部员

译外郎。

起初担任宝庆府判官，历任升迁至工部员外郎，他向皇帝呈上时务十策，都被皇帝嘉奖采纳。有诏令迁移雷坛，禁止在公署中举行祭祀，杨爵上疏劝谏，自己料定将获罪，事先交给家童三两银子，安排后事。奏疏呈入，皇帝震怒，在朝廷杖责他，下狱，伤势严重，有一位百户叫戴经的人给他用药，得以不死。他每天与同狱的杨公爵、周公怡切磋砥砺，因不能积累诚意感悟自责而痛心，而门人尤子时熙在北雍做官，每天通过牢户询问疑难义理，杨爵回答如常。这年八月，遇赦释放，为民。没过十天，又被派遣逮捕。逮捕的人到了，杨爵还在路上，先拘禁了他的弟弟杨元北上。杨爵到螺川，听到消息，就买船急速赶赴，有人劝他暂且潜逃回家，杨爵不答应，赋诗寄给家人，有“孤臣此日劳明主，万里何心保此生”的诗句。抵达京城，再次上疏，表示愿意献出愚诚，以死报国，他的话直指切中执政者，奉旨仍旧监禁。第二年，祈雪没有感应，狱禁更加严厉，不得进食，有一位校尉叫杨栋的人给他食物，得以不死。又过了一年，宫中失火，大赦，得以释放回家。

译公自幼禀受父亲的教诲，亲身践行古人的德行。既然师从阳明先生，便坚定志向，反求诸己，言行都有依据。直到被罢官回乡后，他清贫淡泊，仅是一介布衣，但乡里邦国都倚重他，称他为晴川先生。

〇信

字卿实，湖广常德人。嘉靖壬辰年考中进士。

他立身有法度，坚守简约的原则而不改变。二十五岁时，才开始与同郡的冀惟干讨论学问。他曾经说：“佛教徒只领悟到一个‘空’字，连根尘都没有安身之处。我们体认天理，如果真能看清，那么私意自然就会退听。”他又曾经讨论《大学》说：“‘知止’应当是认识仁的本体。”惟干听后跳起来说：“这样的话，定、静、安、虑，就是用诚敬来存养它。”

他师从阳明先生，偶然因病在道林寺休养，闭目盘腿，默坐澄心，昼夜不躺卧在枕席上。一天忽然香津满颊，一片虚白，明亮地出现在眼前，冷然有所省悟，而沉疴立刻痊愈。

他担任户部主事，历任四川按察佥事。有个道士用妖术迷惑愚民，在通衢大道上武断掠夺。官府传唤他，没人敢靠近。公让人叫来他，道士的妖术不再灵验，于是将他置于法办。

升任贵州提学副使，他撰写《圣谕衍训》以推崇约束，置办阳明祠田若干亩。有土酋藏匿狡猾的百姓，乌合之众想要作乱，巡抚认为应当招抚他们，公极力说不可，随即派遣令牌严厉驱逐各酋长，平息众人后返回。癸卯年，奉督抚檄文委派，抵达辰沅商议边防事务，而进言的人以擅离职守弹劾他，于是奉旨回籍。离开的那天，贵州的士人都号哭不忍分别。

听说湛甘泉游历南岳，他前往跟随，一切家事都不过问，回来在桃花冈修建精舍，学徒大量聚集，于是制定训规展示给他们。远方来的人，就用精舍田地的收入供给他们。只有每季仲月祭祀祖先时，才回城居住，其余日子端坐与诸生探究微言大义，进修游息各有节度。己未年冬天染病，门人环侍，他孜孜不倦地嘱咐他们进学，此外一句话也不说。有人劝他服药，他回答说：“古圣贤如孔子七十三岁，明道五十四岁，晦庵七十岁，我的德行不及他们而寿命超过他们，等待天命就够了，还要什么药呢？”端坐而逝，享年七十七岁。学者称他为道林先生。

罗洪先 念庵先生

字达夫，江西吉水人。嘉靖己丑年进士，官至左春坊赞善。

父亲罗循官至宪副，先生自幼端庄稳重，不做嬉戏玩弄之事。十四岁时，听说阳明先生在吉安讲学，慨然有志于圣贤之业。平时收敛容颜端坐，同舍生有时嘲笑他，他也不为所动。等到《传习录》刊行，他抄写玩味，读到废寝忘食【圣学宗传】

二十二岁时，在乡试中举，因父亲生病，于是放弃会试。当时同乡李谷平，端庄严肃有操守，公以师礼侍奉他。己丑年考中南宫廷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在翰林馆与欧阳南野等公讨论学问，回来就记录整理。第二年请求告假回家，拜见谷平订正旧学。后来在家侍奉宪副公，入京补原职。随后充任经筵官，遭逢父丧回家，哀痛深切，睡在草苫土块上，吃素食，三年不入内室。一天玩味佛典，得到返闻的诀窍，觉得此身在太虚之中，视听好像寄托在外。世外友人看到他的容颜，惊服。忽然自省说：“难道误入禅宗了吗？”于是反求诸孔孟，与同郡邹东廓及各同志切磋琢磨，没有虚度一天。

召还改任左春坊赞善。唐荆川、赵浚谷最推崇佩服公，每日相互期许，以天下为己任。中外称他们为“三翰林”。当时储位未定，渐渐听到有其他议论。公上疏，请求皇太子在元旦驾临文华殿，接受群臣朝贺。皇上发怒，贬他为平民。

居家隐居，在城市的辞受取予，一概以义裁断，不迎合时局，人们不敢以私事干求他。他曾经说：“这是我应当做的，不是期望避免毁誉。”郡中的东廓、南野、双江等公，都居家集会讲学，众人常达数十百人。先生每次参与，谦抑地寻求切磋，未曾以言辞先于人。一时瞻仰他仪容举止的人，邪僻之心为之潜消。游历衡岳，僧人楚石私下说：“我曾受异僧外丹，发誓非人不可传，现在传授给你。”公拒绝了他。

丙午年路过毘陵，拜访荆川，夜谈契合心意，相对踊跃地说：“大概是千载一遇吧？”然而荆川自认为博大多不如他，开辟石莲洞居住，每次静中有悟，洒然自得。

赣江水涨，公的宅舍漂没，借宿田家，安然不以干心意。巡抚马森馈赠坊金数千金，檄令县里为他建房资助，最终推辞了。荆川因兵事起用，约定一同出山，公说：“天下事有兄长承担，何必我出？”荆川的意思于是作罢。

谢绝宾客，屏居默坐，半榻不出户三年，事情能预先知道，人们有的惊讶，他回答说：“这是偶然，不足道。”县里应当造赋册，念及诡洒加重为民病，告诫里中按亩收赋督册，宪使就用县册请先生负责，于是宿弊顿时革除，贫者欢欣如获新生。

乙丑年八月，病重。门人看到没有长物，说：“伤哉贫也！”他回答说：“穷固自好。”让人扶起，危坐，正巾，敛手而逝，享年六十一岁。隆庆元年，诏赠光禄寺少卿，谥文恭。

公教导先默识，重躬行。凡是初到的人，教诲令静坐返观，等到稍有疑惑，然后随机引入。

甲子年，四方士人聚集在有斐亭的，先后

译没有断绝。先生每天来三次，整天忘记了言语，而精神充沛洋溢，真意融合充盈。饮受那和谐之气的人，自然不觉察它深入的程度。

译王公王畿认为，将“专静”与“不达顺应”视为疑惑，于是向松原请教。问近日修行持守的情况如何？王公说：“近来觉得心中没有杂念，在感应事理之处便自然顺适。”龙溪问：“功夫有先后吗？”回答说：“就像均平赋税这件事，终日纷繁应对，我未曾厌憎执着，放纵张皇，防备欺侮偏袒，从早到晚，只怕一人不得其所。一切杂念不入，也不见动静两种境界，自认为这就是静定的功夫。并非专门以默坐时为静，而在动中应对时就没有静。”又说：“世间哪有现成的良知？不是经过万死一生的功夫，断不能得到。今人不肯下致良知的功夫，奔放追逐，茫然飘荡一生，有什么成就？”

又说：“我们之所以必须学习，都是因为习气作梗，需要消磨。大概自从有知觉以来，积累染污成为习气，不容易脱离。确实不可以平日的虚见作为得手，必须是终日应酬，终日收敛，不让习气乘机潜发，才不辜负一生罢了【松原志晤】”

又说：“我们专注意念反观内省，谁没有少许觉悟？只是由于利欲盘根固结，血气浮扬躁动，想要任意恣肆，以至于把存心当作拘束压迫，把改过当作粘缀补缀，把取善当作比拟模仿，把尽伦当作情感牵累，这将使天下之人荡然无归，悍然不顾。这种对道的弊病不浅。”又说：“知道我心体的广大，那么回邪非僻的念头自然没有容身之地；保持我心体的存在，那么营谋算计的私意自然无处施展【寳善编】”

阳明之学得到王公以自身加以阐发，他对这个道统的功劳太大了【本传】钱绪山编成阳明年谱，请王公作序，王公作序说：“善于学习的人，竭尽才力为上，理解领悟次之，只听言语为下。大概有依仗微妙契合而不知道反躬自省，以至于不符合平素期望的人很多。”

【佳】按先生对于阳明之学极其尊信，而对于末流的弊病，说得极为深切，真是阳明的功臣。按先生为阳明年谱作序，称后学绪山想强迫先生称自己为门人，先生不从，大概确实未曾登门拜师。

王公廷对首擢，他岳父曾太仆告诉他：“喜吾婿做此大事。”王公面红，慢慢回答说：“大丈夫的事业，还有比这更大的。只是三年递送一人，哪里值得称为大事？”这天还袖着米，偕同友人在萧寺中谈学【名臣録】

王塘南在《槐序先生文要》中说：“从前孔门指示未发之中，大概是说性，而以戒慎恐惧作为复性的功夫，这是万世言性学者的准则。有人怀疑以性为未发，难道不偏于寂灭吗？不知道性体物不遗，物可以睹闻，而性不可以睹闻言，所以叫未发，这名为中，怎么能说是偏？有人怀疑性是无为的，而戒慎恐惧难道不涉于有为吗？不知道性不可致思，存养就可以，戒慎恐惧是性自存，存而人力不与，怎么能说是作？又有人说性是常生的，何不任其生机之活泼？不知道形生神发，物诱而情荡，性就凿了。戒慎恐惧本乾元以资始，这叫真生，不然离性而外驰，这是妄生。”王文成公说：“良知是未发之中，又说戒慎恐惧是本体，可以说言约而尽。”慨叹先圣既往，正学不传，异学者纷纷谈性，浸入于诐淫邪遁，圣脉几乎断绝。后千余年，周程继出，他们指道之本原曰无极，曰人生。而静其言学曰：“主静，曰主敬。”孔门之旨赖以复明。嗣是而降，世儒家失于闻见，支离。王公忧虑这个，特揭致知以救其弊。曾未数十年，而袭其说者，误以情识为良知，以虚见悬了解为了悟，以圆转逐物为妙用，以逾距溃防为解脱。谈愈高而行愈敝。念庵先生忧虑这个，于是说：“知之良者，以未发也收摄敛聚，全吾未发，这是致之之功。”闻者乍疑且骇，已而见先生充养完备精粹，操履纯密，如金精玉润，内外无疵，才开始尊信其言。先生去世后道更加光大，大概是因为他竭尽才力密契而自得之故。他的话足以符合往圣之绪，发掘会稽之蕴，以扶持世教之衰，他的功劳很大了。

先生说：“濂溪学圣主于无欲。欲之有无，独知之地，随发随觉，只是没有主静之功以察之耳。诚能察之，固有不待乎外者，而凡是考古证今、亲师取友，都是所以为寡欲之事。不然，今之博文者有了，其不救于私妄之恣肆者，何益？故尝以为欲希圣，必自无欲开始；求无欲，必自静开始。用心太过，也能劳耗精气。怡然理顺，却在丝毫不放之中，并行不悖。要在自悟矣。”

凡人精神收敛宁静，而后意虑始精，言语有序，动作有则。若一入以浮躁纷扰，就怕有视不见，听不闻之病。学须静中入手，然而也不可偏向此中躲闪过。凡难处与不欲之念，都须察问从何来。若承当不起，就是畏火之金，必是铜铅锡铁掺杂，不可回互姑容，任其暂时

译就是你了。

近来才知道性命之事紧迫切要，平日里收拾得不够严密，到现在还没有回归本源。只是在极细微的地方不对，丝毫不能挂碍，否则仍然会损害本性、危害生命。到了这个境界，想要为天地确立本心，必定能够以天地之心作为自己的心；想要为百姓确立命运，必定能够以百姓之命作为自己的命。古时候的人饮食清淡，厌恶华美的衣服，轻视财利，宫室低矮，甘于吃苦并分享余粮，以此来求得这颗本心。这正是为了进行煅炼的功夫，而必定不能与各种欲望并存。

译良知无所不通，自然是现成的，但不能常常如此，应当有下手的功夫，未辨明如何践行，就任由心念驰骋，自古圣贤设立训诫，大概不是这样的。往日因为异说纷纭，自己承担延误，初知回头，收拾起来很难。陈白沙“致虚”的学说，是千古独见的见解，致知由此继续开启，本体与作用都不遗漏。现在有人误把猖狂当作广大，又喜欢把动作称为心体，情欲放纵，主观意见横行，后生小子敢于发表高论，蔑视宋儒，妄自比拟，我私下担心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祸害不小。当今只有切实修行，才是学者的首要任务。

对王龙谿说：“我们这一辈在世间还欠缺出身，承担这门学问，不免用口耳相传的方式敷衍应付过去。如果真正承担这门学问，一切世俗情感和杂念欲望自然都会退听。眼前的温饱以及让所认识的穷困者得到我的帮助，不仅没有闲暇顾及，甚至也有不忍心的时候。不经历一番彻骨的寒冷，不可以谈论这些以外的事情。”偶尔向各位借重，虽然出于好意，不是诋毁和诬陷善人的口吻，但责备过于严厉，也是以成就人的期望来要求人，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吗？王彦方是一位笃行的人，致使做盗贼的人不敢用他的名字来相称。难道今天的士大夫还不如一个盗贼吗？没听说有畏惧被他看见知道的人，为什么王彦方那么难得呢？以前把这话告诉朋友，朋友听了无不低头。学问的异同，却是次要的。千古圣贤兢兢业业，说的是什么事？初学者下手，就说已经了结，只恐怕被功夫束缚。现在主张静修的是谁？不受动静牵扰的是谁？往往听到用功的话，就产生诧异，沿袭习惯，更没有止息的地方。我很久不再对人开口，只觉得心里不安罢了。

一天之中，没有静也没有动，都因为从容闲雅，进而达到澄然无事，而略微没有厌弃事务的念头，这就是身心安顿的地方。安顿在这里，不担心光明不足以照耀了。逐渐进入细微，久而久之成就，就叫做自得。

学问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有不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比如收敛精神，归于一处，常常凝聚，能成为万物的主宰，这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至于在应酬中出入，被情思牵引，被利害转移，被计算缠固，那么微妙变化万千，孔窍百出，不坚定心志苦持岁月，万死一生也不能接近。何况能用言语来衡量呢？

无所存而自然不忘，这句话说得过早，这最是有毒。操持则存在，舍弃则灭亡。孔子也这样说，操持怎么能停止呢？越操持越熟练，断然不能成功，就放开手。千古没有放开手的圣人。

给聂双江的信中说：“龙谿的学问，很久就知道详情。他说功夫，又是没有功夫可用，所以说是以良知致良知，像道家先天制后天的意思。他的学说实在来自阳明口授，大致本于佛家的《七月霖雨》、《翻传灯》等书。他的旨意很明白，简直与我们儒家兢兢业业必有事的一段完全不相关，分明两人属于两家风气。现在相比而同之，是扰乱天下。持此应对世事，怎么能不导致放纵呢！”

知几，其神，几者，动之微也。微者，道心。说有几恶可以吗？所以说：“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还是说“动而无动”的意思。而后人用念头初动来对应，差得远了。

这门学问是我们终身的事，也是我们终身的快乐。才不学，就觉得身无着落，心随事物扰扰，没有安宁的时候。

《易经》说洗心，不是因为有所染着；《易经》说藏密，不是因为有所渗漏。除了洗心藏密，更没有功夫。十分发挥，乃是十分紧固。这才是尧舜兢兢业业过一生的地方。

此心本自生生，万物皆备，却禁止发散不得，精神才不收敛，容易走透，便于生生处继续不来，所以拙讷迟钝，资质与道近，颖敏才辨，往往处浅而气浮。

看来只是用工不已，自有脱化处。没有苦心人无所成的。

往来见谈学者，都说：“知善知恶，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就是致知。”我曾经从此用力，竟无所入，大概久而后悔。良知者，说的是不学不虑，自然之明觉，就是至善的意思。吾心之善，我知道；吾心之恶，我知道，不能说不是知。善恶交杂，哪有为主于中的呢？中无所主，而说知本常明，恐怕不可以。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说无乖戾于既发之后，能顺应于事物而来，恐怕不可以。所以知善知恶之知，随出随灭，特一时之发见，未可尽指为本体。那么自然之明觉，固当反求其根源了。

自从指知觉为良，而以静病心，于是总之，但知即百姓之日用，以证圣人之精妙，而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严君子之戒慎。

一息之出，其先则入之源也。一天之子，其先则亥之交也。一月之朔，

译这是不知尽己之才的人啊。我们日常行事之间，一旦警惕戒惧之心稍有松懈，即便是言语动作、举止细微之处，也都违背了天理常道而损害了人伦正道，这难道可以不畏惧吗？难道可以不反省吗？

译人有了知觉，就不能没有欲望。欲望如果不遵循正道，就开始流于邪恶。然而自古以来的圣贤，没有不是通过喜好淡泊、用度简省而能够有所成就的。周敦颐（濂溪）任洪州知州时，偶然病重，众人查看他的箱笼，里面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无欲的学问本来就是这样。现在想要效法圣贤，却又夹杂世俗的见解，难道能够两全其美吗？能够以天地万物为自身本体，那么我就广大；不将天地万物作为自身的拖累，那么我就尊贵。处于尊贵的地位，发挥广大的作用，万物赖以生存，这就叫做三才。

祝愿长寿，不如珍惜时间；爱护身体，不如致力于学习。所以懂得道的人，不因为事务而役使形体，不因为形体而役使心灵。他们看待片刻的时间，也如同看待万古一样。

想要威服下属，先要反省自身；想要保全家族，先要尽到伦理。感情不可径直放纵，恩惠不可轻慢狎昵。不追求盈利，不亲近私欲，那么家庭就治理好了。

圣贤身处危难、面临变故时，没有不反省自身、改正过错的。霜雪不凝结，那么生机就不会收敛；精神不坚固，那么作用就不会有力。孟子论述“天将降大任”的那一段，已经说尽了。然而在这里却有深刻的辨析：从心术上调理，就是圣学；从时势上调理，就是俗情。这两者虽然相差悬殊，但都有收敛慎密、增益不能的效果。这正是人与鬼的分野，不可不自我觉察。我曾经喜爱赵鼎（赵忠简）表辞中的话：“白发苍苍不知归宿，惆怅余生所剩无几；赤诚之心未曾泯灭，发誓九死也不改变。”这是何等的心术？

衣服饮食之间，虽然是日常生活中的小节，却与心术的关系不细微。喜好驰骋，就会落入俗务；朴实无华，就接近天常。人对于饮食男女确实是至性，但不可没有检束控制。所以说：“节制性情，每天迈步都加以节制，这就是不敢放任情感、自我满足的意思。”天性在人身上，就像金子出自矿藏，不经过火的煅炼，终究成不了器物。使用不得至性，也是如此。所以节制吝啬这一着，乃是煅炼的辅助。到了不生贪着的地步，心体就安泰，到哪里不顺利呢？

从内到外叫做往往，主司发生，由震卦到乾卦就是如此。从外返内叫做来来，主司归复，由巽卦到坤卦就是如此。推演过去的是顺行，顺的是后天吗？预知未来的是逆行，逆的是先天吗？

先天之所以是逆，有什么证据呢？我以此证明：眼睛不追逐外境而向内观照，耳朵不追逐声音而返听，心断绝物欲诱惑而忘智，口忘记言语辩解而保持沉默。从外而来的感应，我不去驰骋追逐。这难道不可以大大地、广泛地生成吗？

【佳】按，这就是涵养未发之中的功夫，静时专一，动时正直，细微的防范与《参同契》《悟真篇》的作用自然不同。

我刚考中进士时，拜见吴地的庄渠魏先生。先生说：“达夫有志气，一定不会以一次及第为荣。”他整天默坐，绝口不谈利禄通达的事。我私心里为此感到惊惧。这一生虽然不敢急切地追求名位，以辜负知己。如今回头看，这副身躯承受这番话，实在不容易。大概不荣耀进取，就是忘记名位；忘记名位，就是忘记世界。能够忘记世界，才是千古真正的英雄，才能做出千古真正的事业。才能技艺，用来迎合时俗喜好，看这条路，大概是背道而驰了。【佳】按：忘记世界，是说一切流俗所争夺的身家念头都是如此，须要有孟子“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的气象。

唐尧虞舜的时候，只是安守本分的功夫，心有常止，不容易动摇，这就是真正的收敛，何等简易！后世完全在动中分散，只知道向外寻求，议论多而学问亡失了。

落入思虑、想法的就不思虑，就没有落入；存养、守持的就不存养，就没有欲望。得到这个理，明朗地随物具足，不是由思虑得到的，不是由存养来的。这其中必有一个窍门，生生不息，迥然不同。

说这个学问常存，也可以；说这个学问无存，也可以。常存的，不是执着；无存的，不是放纵。不存而存，这不是可以侥幸达到的。却要从寻求中得到，由人来识取。

来信说辞受取与，虽然关乎行为检点，看来也小，这话最坏事。辞受取与，原本关乎心术，本来没有大小，以此当作天理来事看，即使是尧舜的事业，也是浮云过目。如果顺从我的真心而行，即使一介不取不与，也是大道，不是小事业而大一介。这颗心没有事物可以崇尚，所以如此。所以近来与人交谈，只辨别存心于此，未能究竟，就是自身不离凡胎，终日谈玄说妙，总是俗套罢了。【文要】

您的学问开始致力于践履中，归结摄受于寂静。晚年彻悟于仁体，您才开始归隐田园，攻苦淡链，寒暑跃马弯弓，考察图史。其大的如天文、地志、仪礼、典章、漕运饷银、边防、战阵、车马甲胄之事，下至阴阳卜筮，没有不精核的。至于人才、吏治、国是、民间疾苦，更加询问，说：“只要担任这个职务，都是我的事。”年纪将近五十，看到时事日益败坏，于是断绝仕进之意。然而饥渴由己，鞭打市井、引咎自责的衷肠，未曾一天忘记天下士人。期望他们出来以卜问治平，但最终没有实现。

先生侍奉父母孝顺，对待族中父兄恭敬，在乡里温和谨慎。父亲宪副公对待先生严厉，先生显贵后训诫也不异于孩童，稍微不如意，言辞神色一定严厉。客人到来，命令行酒，拂拭席子、授予几案，如同以往。先生从事这些事欣然自得。平生对于辞受取与最为严格，当权者常常馈赠，绝不接受。正当称病时，抵达仪真，病势非常危险。同年项侍御乔巡视江北，每天前往

译审讯〇洲富人犯下重罪，富人装扮名妓携带万金请求项峻为自己说情，项峻严词拒绝。项峻稍微听说富人的心意后，曾去拜访先生，先生严厉地说：“您没听说过有志之士不忘记自己可能死于沟壑吗？”项峻叹息认为先生高不可攀。晚年项峻更加高洁峻拔，穿着布袍草鞋居住在闲适之地，以道为乐。士大夫们仰慕他如同景星庆云，只能仰望却无法接近。

译先生说：“寂然不动的，是诚。说的是藏于无的状态。感而遂通的，是神。说的是发于有的状态。动而未形，处于有无之间的，是几。说的是有却未曾真正有的状态。这三句话都是在描述心的状态。经常处于有却不使其混杂于有，这就叫做研几。真能不混杂于有，那么就会常常幽深、常常微妙，而感应之妙，就是知几之神。把几说成是一念之始，哪里足以了解这个呢！”

能够以天地万物为体，那么我就广大；不以天地万物为累，那么我就尊贵。那以天地为体的，与物同体，本来没有固定的体。在无体之中，而大用流行，发出却未曾真正发出。静坐时清静舒适，处理事务时安详严肃，居家时温和婉顺，这些都叫做发，却不可执着地把它当作体。常常寂然常常虚空，可以卷曲可以舒展，全体广阔无边。

韶州南轩书院记说：“从前诵读先生的话：‘做学问没有比辨别义利更重要的了。义是无所为而然的，意念所指向的，一旦涉及有所为，都不免落入利的范畴。’当时，我持有虚妄的看法，而没有切实地用力，认为我的日常用度，只要不至于有所为，这就够了，难道一定要完全断绝其意念吗？意念所指向的，只要不至于沉溺，这就够了，难道就能完全没有一点偏颇吗？所以听到沉溺而害道的人，好像将要感到羞耻，而自己看却固然是归于义的。不久在动静之间寻求，然后深感惭愧。”

天对于人，不能没有饮食、美色、居室、货财来互相供养，那么也就不能没有爵位、声誉、技能来互相区别。我因为生命而看重这些累赘，又因为有知觉而混杂这些诱惑，用外在诱惑的知觉去触动生命的累赘，内心既然无法自我战胜，那么也就不得不随之寄寓其间。所以意念所指向的，不指向饮食美色，就指向居室；不指向货利，就指向爵位、声誉、技能。而心中无所为的部分，日益纷乱。刚开始时，固然知道它们不可以兼得。等到因缘际会、时机恰当，辗转依附，忙忙碌碌地且灭且生，却不知道醒悟。然而凭借那虚妄的看法，难道就没有驱逐惩创的力量吗？只是那暂时强硬的不能保证长久，外在勉强的不能彻底忘记内在。我的日常用度，以为未曾有所为的，乃是勉强的一小段时间，而意念有所指向，固然是那些导致沉溺的原因，只是我有办法掩饰它，不像他们那样暴露罢了。唉！种植它的根却厌恶它的枝蔓，疏通它的源头却禁止它的末流，难道只是没有益处而已吗？不知道我的心无所为足以自我战胜，而不羡慕那些外在的东西，从作息饮食到出入进退都有节制，也可以避免顺逆的凶险；从应酬宰制到家国天下都有道，也可以周全一体的爱。运用它而不见其穷尽，测度它而不见其征兆，极于天地而不算大，横贯四海而不算远，传之万世而不算久，尊贵而不值得荣耀，卑贱而不值得耻辱，生死而不值得改变，而轻重低昂的趋势，有不需要论量判断的。而拿来比较我的所谓忙忙碌碌，这哪里只是康庄大道与荆棘丛生的区别，清澈与污浊的区别呢？却还用驱逐惩创的力量，交战而交替为主，不是太深惑而可哀了吗？我因此感到惭愧。先生的话让我感到愤慨。孔子说：‘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现在有人用小人的话互相诋毁，人们没有不愤怒的。只是诋毁而已，不一定曾经做过，却反而因此愤怒。愤怒不出于虚伪，是小人不可为，而利不可怀，人们都知道。有人用君子的话互相赞誉，人们没有不高兴的。只是赞誉而已，不一定能够做，却反而因此高兴。高兴不出于虚伪，是君子不可不为，而义不可舍，人们都知道。知道小人不可为，而我所明白的或许不免于饮食美色的诱惑，那么那值得愤怒的又将望而趋之。知道君子不可不为，而我所明白的或许不出于天下的公义，那么那值得高兴的又将违而去之。喜怒对于毁誉像那样，而对于自身又像这样，不是不思虑得太厉害了吗？以我的不肖，害怕人们不相远，所以不讳言我的惭愧愤慨而详细告诉。虽然如此，如果不立志于希望成为先生那样的人，又有谁听而相信呢？”

阳明先生良知的教导，本源于孟子，所以常常以入井怵惕、孩提爱敬、平旦知好恶这三句话为证据。入井怵惕，大概是指乍见之时未动、纳交要誉、恶声而言；孩提爱敬，大概是指不学不虑、自知自能而言；平旦知好恶，大概是指日夜所息牿之未至反复而言。这三者，因为它们都有未发的存在，所以叫做良。朱子认为“良是自然的称呼”，这是对的。然而因为它们一端之发见而未能立即恢复其本体，所以说怵惕了；必须以扩充继之，说好恶了；必须以长养继之，说爱敬了；必须以达之天下继之。孟子的意思可见了。先生得其意，所以也不以良知为满足，而以致知为功。现在只是满足于知，而不推究其所以良，所以失养其端，而只任其所以发，遂以见存之知为事物的准则，而不察理欲的混淆；以外交之物

译作为知觉的本体，却不知物与我颠倒错置，天理与人欲混淆不清，所以多将人欲误认为天理；物与我颠倒错置，所以常牵引自己去追逐外物。王阳明原本所防范的，或许并不像这样相差甚远。如今将一念的明觉作为最高准则，将一念觉悟的瞬间作为真实境界，像这样的话，“良知”二字就足够了，何必再多说一个“致”字呢？像这样的话，凡是惊惧警惕之心都有如火焰燃烧、泉水涌出的态势，何必再多说一个“充”字呢？凡是喜好厌恶之情都有出入无时的妙用，何必再多说一个“养”字呢？凡是天下之人，从孩童以上都是仁义的君子，何必再多说一个“达”字呢？【答郭平川】

译龙谿说：良知本体是寂静的，不需要刻意去追求归寂。刻意追求归寂的人，必然会使精神枯槁。良知本体是神妙感应的，不需要刻意去追求照应。刻意追求照应的人，只是外在的义理袭取罢了。我们人不能做到神妙感应，不可以因此来指责良知的毛病。良知本来就没有增减。我说：我们人曾经达到过寂静的境界吗？回答说：不能。我说：那么通过收摄心神来回归寂静，对你有什么害处呢？我们人不能做到神妙感应，就说良知有遮蔽，可以吗？回答说：可以。我说：那么去除遮蔽，良知就光明，说圣人和愚人有区别，有什么不可以呢？追求就能得到，放弃就会失去，不就有存亡吗？培养就能增长，失去就会消减，不就有增减吗？揣度着说话，议论着行动，不就有照应吗？所以，不容许泯灭的，是理的正常状态。这就叫作性；不容易安定的，是气的运动。这就叫作欲。不敢遗忘的，是意志的凝聚和命令的确立。这就叫作学。放任本性而不知道辨别欲望，失之于疏漏；谈论学问而不以真性为根本，失之于穿凿；见到本性而不致力于努力学习，失之于放荡。我担心这种言论近于放荡。

尤时熙，字季美，河南洛阳人。嘉靖壬午年考中举人，官职做到主事。

他师从王阳明的门人刘晴川，尊崇并信奉良知学说，被任命为户部主事，在浒墅关征收税赋。不久因为母亲年老请求回家奉养，在家乡居住三十年，远近的学者都尊崇他，称他为西川先生。他常说：能够推翻前人的成案，才能领会前人的真意。如果不能领会其真意，却务求改变，这是狂妄。又说：讲学是解除束缚的方法，有世俗的束缚，有贤人的束缚，有圣经的束缚，有师说的束缚，有意见的束缚，都是以名利为根本。解除了这些束缚，才是学问，这是师门的宗旨。后来御史董定策向朝廷推荐曹端、尤时熙、孟化鲤，说：古人把学问当作实事，今人把讲学当作名声。像我们家乡的这三位贤人，都是务实的。他的门人孟津李根，能够推崇师说，官职做到佥事。

西川语录

让位于古人是无志气，不让位于眼前人是好胜。

心地必须常常保持舒畅欢悦，如果郁郁不乐，必定有私意潜伏。《礼记》说：“内心片刻不和谐快乐，那么鄙陋欺诈之心就会侵入，”正是说的这个。就应当觉察破除。

毁谤和赞誉都是切磋琢磨的资粮，赞誉的人指示我前进的道路，毁谤的人告诉我险阻。

不追求自我满足，只在别人口头上讨一个好字，终究不会长进。人即使下愚，也能自觉不对，只是不能自我改正，于是日渐流于污浊低下。圣人和愚人的关键在这里，不在于天赋。

不要因为一两件事的过失，就放弃不管；也不可以因为一两件事合理，就自我满足。古人赞许人改过，告诫人不要自满。

人有过失，被人攻击，虽然知道改悔，又因为不能成为完人而自我阻碍，仍然放纵，这只是在名声上计较，不知道本性没有增减，如果能够真正改正，完人就在其中。

我们做学问，大抵还是近于求名，所以在别人不了解自己的地方不能甘心忍受，常有表白之意。又恐怕形迹疑似足以损伤名节，所以在事情上多躲闪修补，即使是应当做的，也多避嫌不敢承担，这个病根很深。

世俗人看到有过失就争着毁谤，又加以粉饰诬陷；看到人好学就争着嘲笑，常常加以诽谤。这都是幸灾乐祸、嫉恨善人的心态。学者专心于自我治理，常见自家神明澄澈，这样就不会沾染世俗的这些病痛。至于听到毁誉加在自己身上，都应当自我反省：赞誉就勉励自己符合它，毁谤就自我磨砺激励。行为没有达到预期，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自然赞誉不会过分，毁谤不会最终炽盛。而且能体察世人的见解，所以想要做好人或坏人，乃是习染所致。如果稍微肯自我反省，难道甘心如此吗？

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怪异的，多是自己胜心浮气导致的。比如讲说事理，或者论文说书，稍有所见，就想压倒别人；或者是挟持知识故意问人，话没说完就申明自己的意思。这些地方，虽然是善也是恶。又或者被人防备警戒，不肯认错改悔，委曲辗转寻找出路解脱，这是有爱我的心，我却拒绝它，这样与人交往，谁能容纳呢？必须虚心平气，谦己下人，求益处不求胜利才行。

做学问全在于选择朋友。如果没有可交往的人，宁可独处。在书册中尚友古人，也可以。不可以妄交，但也不可因此产生憎恶的念头。必须是泛爱众人而亲近仁者。

前辈读书少见，读一句行一句。现在读书多，却不实行，这是侮辱圣人的言语。

古人读书，主要在于培植此心，灌溉真机。所以看一遍，就有一遍的新意。如果只是解释文义，一遍就成了旧纸。

圣人不再出现，学者就没有老师了吗？谁没有知识？大知觉，小知小知觉，无知的人期望共同阐明这个道理就可以了。似乎不应当以老师自嫌。人必须实心做学问，然后有可商量的。狂狷虽然不是中行，却是实心做学问的人，所以圣人思念他们。乡愿只是周旋世情，不是实心做学问，所以圣人厌恶他败坏道德。

没有完全理解别人的话，就伸张自己的意思，这是学者的通病。这个病就在没有完全理解就伸张之间，不在议论是否正确处。

众人的遮蔽在于利欲，贤者的遮蔽在于意见。意见是利欲的尘埃，善恶祸福的区别不可胜数。然而其近而易知的，善则心安，心安，是福的源泉。

译不善则心必不安，不安，祸之源也。

不善的话，内心必定不安；内心不安，是灾祸的根源。

天下事皆起于心，善恶祸福之理宜于此求其。

天下的事情都发端于内心，善恶祸福的道理应当从这里去探求。

译常道与变通本是一回事。常道就是变通，变通就是常道。变通不必是圣人才能做到，事情有轻重缓急，斟酌后加以运用，这就是变通，也就是常道。如果不斟酌轻重，怎么应对事情呢？

大凡世人，只有德性主导行事，和血气主导行事，这两条路就把君子和小人区分开了。古人做学问的方法，只是在于变化气质。静坐是捣毁不良习气巢穴的方法，是从根本上更换过来。

人品有高下之分，但道理起初并没有高下之分。人品的高下，也取决于志向罢了。这就是所谓的“几”（细微的征兆）。

圣人只谈论功夫，不谈论道体。功夫就是道体。根据每个人能力所及的范围，自我修养，自我验证。如果另外去寻求道体，那就是主观意见了。

万物分殊只是理一，学者泛泛应对不能恰当周全，是没有得到理一的缘故。宁可学习圣人而未能达到，也不愿凭着一件善事来成名。这是周敦颐等儒者直接继承孔门命脉的地方。

圣人把天下看作一个整体，他对于行善说：“安顿天地，养育万物”；他对于戒恶说：“祸害天下及后世”，不是以一个人、一个时代来论断的。

其他弟子是摹仿孔子，颜回是学习他自己（的本性）。

舍弃当下乍见时人人皆有的善端，而另外去默坐等待端倪，这是异端之学。这种做法不至于使人脱离人伦、遗弃物理的，很少见。

道理只是纲常伦理，愚夫愚妇都能做到的，乃是家常便饭。却看见在职分上，只管推究道理的起源，这是晚宋谈学的弊端。

容城钟元孙氏说：“《西川要语》这一编，最能唤醒人。”又说：“中州有两路学脉，月川（吕坤）尺寸分寸，不违背朱熹；西川（高攀龙）字字句句，不违背王阳明。”这些都是深造而有心得的人，不是剽窃。孟化鲤，字云浦，字叔龙，河南新安人【缺】进士，官至吏部文选郎中。

小时候喜欢读书，十三岁读《小学》，读《易经》旁通，经史随缺随补，各位生员以古道自任，听说西川尤先生（高攀龙）倡导道义、教化世人，前往拜师。《读学小记》说：“濂溪、洛阳（周敦颐、程颢程颐）的真传，大概就在这里了。”凡是西川所说的，亲手记录。不久被推荐进入国子监，与孟我强以道义互相砥砺，考中乡试。按惯例同年要呈递坊价（科举费用），孟化鲤惊讶地说：“我们正将走上清白的仕途，难道要奔走竞争，反而先请托吗？”等到随同官员赴京，按旧例征收驿递路费，都坚决拒绝不接受。考中进士，授任南户部主事。当时宰相想招揽他作为重要人物，他始终不去拜见。在户部管理河西务税务，只与士民讲解上谕，阐发正学。离开那天，士民画像在江边祭祀。奉命赈济江南、山东的饥荒，救活无数人。两次守父母丧，都严格遵循古礼。起复补任稽勋司，历任文选郎，一心孤高独立，即使是权贵也不稍加迎合，内外官员都侧目而视。张可庵（张栋）以都御史身份建言国本之事，被贬，孟化鲤上疏请求起用他，于是触怒皇上，调任外官。不久因中外官员极力营救，被削去官籍回家。以恬淡古朴作为乡里的表率，所到之处很多人被感化。他精神强毅，每天五更即起，督促子弟学习，夜深读书不倦。著有《尊闻录》《读易寤言》《诸儒要录》等书，学者称他为云浦先生。

孙钟元说：“云浦的学问，从统宗理，防止其魄力自大。”

邓元锡，潜谷先生

字汝极，江西南城人。嘉靖年间，乡试中举被推荐征召，任翰林待诏。

年轻时侍奉司训黄在川，博览经史。很久之后，有志于为自身的学问。十五岁，父亲去世，哀痛毁损符合礼制，侍奉嫡母和庶母极其孝顺，家门严肃。十七岁，仿照古代社仓法在乡里实行，乡里年老贫困的人，守节寡居的妇女，都听任他们借贷，不收取利息，如果借款人去世，就用所借的钱作为丧葬资助。十九岁，成为县里的生员，走遍州的东西，拜访各位长者先生，讲求学问。很久之后，考中乡试，想到母亲年高，不去参加会试，闭门潜心修养。县令送行资作为劝驾，他推辞不接受。居住三年，母亲极力催促他出山，到吉州向邹守益、刘阳学习。有闽越寇乱，又赶回家侍奉养母，后来坚决不出仕，在天〇山授徒讲学。

当时心学盛行，学问重视证悟。九思、九容、四教、六艺都被认为多余。他说：“九容不修，是没有身体；九思不慎，是没有心。”门下的学生都文雅而有造诣。

为祖母和母亲守丧，都严格遵循古礼，在墓旁结庐守丧三年。南城的人都说：“邓君，是我们县的孔子。”著有《经绎》《函史》等书，都足以阐发圣贤之道，荟萃古今。范涞任南城令，将他与南昌布衣章潢、安福举人刘元一起推荐。万历初年，祭酒赵用贤又为此进言，征召到京师，他称病不去。当权者先后推荐上报，神宗以翰林待诏征召他，有关部门劝驾敦促他上路，最终死在途中。学者私谥为“文统先生”张元汴。

字子荩，浙江山阴人。隆庆辛未年进士第一，官至左谕德。

他童年时，听说杨忠愍（杨继盛）因谏言而死，遥作诔辞，慷慨流泪。父亲太仆公大为惊奇。后来听说王文成（王阳明）良知之说，于是潜心研究心学，在龙山南面下帷读书，感叹说：“圣贤学问自有真谛，迂腐之士抱着井底之蛙的见解，不致力于即心证性，却盲目追随其下风，多么浅陋啊！”

太仆公遭遇云南之难，跟随官吏审讯

译公亲自搀扶着他，万里奔赴云南去接他回来。随后又快马加鞭赶往京城，向主管官员陈述实情。等到朝廷下诏免除太仆公的官职，让他返回越地，公又再次快马加鞭赶往越地，走到门前时，脚上的血一滴滴地流，浸没了脚趾。天下人听说后都为他感到哀痛。

译廷试对策，获赐第一，授任翰林修撰。公心中忧虑，期望能有所建树，每日聚集门徒研讨世间事务，每当谈及天下大事，总是拍掌称快，从不模棱两可。万历元年，公请求在两宫面前进讲《列女传》，以修治《周南》《召南》的教化，但未获答复。等到奉旨教习内书堂时，公说：“你们这些人接近皇位，不可远离，可以让他们学习行善，勃貂、管仲、苏秦难道不是人吗？”于是选取《中鉴录》亲自编写条解，又作《训忠诸吟》，让他们歌唱。

丁亥年，起复任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读，充任日讲官。每次竭诚应对，希望有所感动信服。起初，皇上广施恩泽，公上疏陈述父亲的冤情，请求将恩泽加于已故之人，因移情于太仆公而触怒权贵，被搁置不办。公仰天哭泣说：“我不能在地下见我的父亲了。”武定之战，我父亲亲自披甲上阵，斩首千级，民间口碑尚存。如今有幸侍奉明主，却不能为父亲洗雪沉冤，长久辜负君王与双亲，我死后有何面目面对后人。大概平时常念父亲建功立业却壮志未酬而去世，公愿意以自身代替父亲报效国家，并且想凭借国家恩泽报答父亲，最终因此郁郁成疾而死。

公平生高雅的志向，在于圣贤之学，推崇王阳明，但并不空谈口耳之学，专门致力于以实践为基础。曾说：知道善与恶是良知，行善去恶是格物。近世的学者，只是剽窃王阳明的皮毛罢了。又说朱熹与陆九渊本源相同，而末流却将其分歧，这是不对的。亲手摘录考亭（朱熹）所论述著述中与王阳明意旨相符者，汇编成集，题名为《朱子摘编》。

公操守端正耿介，极不喜欢阿谀奉承侍奉他人。初出张居正门下时，不盲从不激愤，有自我坚守的原则。曾对同门说：“我是某某的门人，弹劾之事，应当留给他人。至于丧事请求留任，生病请求祈祷，我即使死，也不会做。”

天性孝顺友爱，侍奉太仆公、若安人患病时，汤药不经口尝不让人进服。等到去世，瘦骨嶙峋，丧葬安葬完全遵循古礼，彻底革除燕飨宾客、崇尚佛教等陋习。越地风俗因此被感化。有异母弟弟二人，公抚养他们恩义深厚完备。平时吃脱粟米，穿洗补的衣服，而赈济施舍宗族党人却毫不吝啬。大概公的品行道义极力追慕古人。他的文章庄重典雅，纯粹出于正道。所著有《绍兴府志》《山阴会稽县志》《云门志略》等书流传于世。又有《不二斋稿》《志学录》《读书诗考》《读史肤评》《政记》藏于家中。

【佳】说：阳明先生的学问，一传之后，大抵略去践履而言说，以超悟和虚见为高妙，乐于放旷自然，标立宗旨，混淆儒释，众说纷纭，圣道阻塞，诽谤洛闽学派，不可穷究。唉！学问因讲习而明，却因说教而晦暗，这是谁的过错呢？所以对于隆庆、万历以来的诸儒，选取其中践修纯实者数人，至于那些只凭口耳之学以自附于讲学行列的人，一概不予收录。

邹南皋说：公自登第后，所到之处寻求朋友，急切忙碌，听到一句合乎心意的话，就拜受。乡民有疾痛，引为己过，不难以自身为百姓请命，公是何心呢？真是以斯道为己任，而任道者必定以明明德于天下为极致，这是公学问的大概。大概曾论说：在华亭执政时谈学容易，在江陵执政时谈学困难。华亭时崇尚名理，以理学为窟宅，早上登上讲堂，晚上占据华要职位。江陵时禁锢斥逐殆尽，世人且随波逐流，且萎靡不振。公亭亭孤高，甚至冒着江陵的讥讽，不退避，公真勇敢啊。有人以公未能大行天下为憾，不知古人不得志时独行其道，道没有穷尽通达之分。昔有大臣善于鉴别人，看见舒文节未中第时，说：“你是现在的文毅，既然文节魁天下，再超过他？”问：“止于此吗？”说：“忠孝状元子，小子耶？”假使让罗、舒二先生与得意者论说，必不以彼易此。先生为秀才时，作文吊杨忠愍，登仕不久，上书危言，而扶持太仆公，崎岖羊肠鸟道万余里，两度上书叩阍，鸣太仆公冤，心可剖，血可枯，命可捐，以此报答亲人在九原，即古忠孝何加焉？先儒说：“学之为言孝也，忠孝立，百善从。”先生之学，其必传也无疑。

许孚远

字孟中，浙江德清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

年少时怀有大志，既获乡荐，又跟随归安唐一庵先生讲习圣贤之学，考中进士，授任南虞衡主事，调任考功，在南都三年，每日与诸同志倡导明正学，学者多跟随他。

调任北考功，而胡选郎汝桂自附讲学，时常引公款语。先前选君严肃庄重，不轻易与后进交往，一谈胡独乃尔，诸僚皆惊，认为必议流品，各使人窃听，无所得，满署为之侧目。恰逢冢宰杨襄毅雅不喜讲学，又于胡选郎不合，而诸讲学者亦少横于台谏，俱为之羽翼。闾巷喧传谓将尽易置诸大臣。襄毅心愤。比大计吏，京官黜者科甲四十一人，而浙人几半，公不平因移病归。后三年，新郑高文襄掌吏部，以与华亭有隙，痛恨

译抑制讲学之风兴起，公被起用为考功郎中，随即外调担任广东佥事。当时广东有倭寇警报，而大盗李茂、许俊美又助长声势，公提出十条策略，大致以水陆两路夹攻为要务，随即亲自督军逼近贼寇营垒，两名首领大为恐惧，公最终派人晓谕他们投降，让他们捆绑倭寇来立功赎罪。又制定善后十二条策略，直到百姓安居乐业，因功绩调任福建按察使。忌恨他的人再次嫉妒他，借福建监察之事将他贬为两淮运司判官，公于是拂袖辞官回家。打算终身隐居以启发后学，因此前往拜见一庵先生请教。一庵说：“我二十九岁因上书言事而归隐，如今已经七十四岁了，这四十六年中，没有一天忘记起用之事。只是委屈自己是不可以的。如今你虽然暂时受挫，但前途自然平坦，只要脚踏实地行事有什么害处？”公于是赴任，三年后升任南太仆寺丞，第二年调任南吏部文选司郎中，遭遇母亲丧事，守孝期满补任车驾司郎中。这时张居正掌权，公毫不屈从，忌恨他的人将公外调为南昌知府。公通晓经世济民的大体，沉着细致且有决断，事情到来必定追究到极细微之处，而秉持坦荡正直的态度。他在南昌任职时，务求廉洁谨慎并推崇教化，即使公文繁忙，也不废弃讲学。两年后因特别推荐升任陕西提学副使，以身作则训导士人，考核严肃整肃。升任应天府丞，防备救援都御史李材调任外地归来，屡次升任右通政，进升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当时倭寇侵扰朝鲜，朝廷议论封贡，公认为不可。等到抵达镇所，秘密招募死士前往侦察，并亲自训练军队储备粮草以等待时机，不久全部探明他们的诡计，以及各岛酋长互相仇杀的情况，于是上疏报告朝廷，说出兵攻击是上策，防御是中策，不可轻易答应封贡以开启轻视中国之心。朝廷议论认为正确，最终停止封贡，而倭寇之患得以平息，是采用了公的中策。

译防升任南兵部右侍郎时，倭寇尚未平定，因为公掌握了关键要领，于是改任北兵部左侍郎。公在南都时，因所属部门清闲，每日从事讲学，与礼部侍郎杨起元都以部堂身份成为领袖，所持观点不同，当时的议论颇为纷杂。到了这时，外计（指外官考核）又借讲学作为借口，图谋将公除去，公于是决意辞官回家，不经营产业，只是勤勉地以讲学为务。在近世学者中，公唯独信服王阳明，但他所讲的并非良知一派。当时讲学的人多结党营私，公唯独不结党。公在守建昌时，有一位讲学且享有高名的人，公向来敬重他，等到公因事委托他，他却推辞不与公交往。公与李材以布衣之交相交，又是同年进士，以前因为公救过李材而受到中伤，等到李材被戍守福建时，仍然以开府（高官）的礼节拜见卫官，公对此很不以为然。

公生平质朴正直，不修饰文辞，缺乏委曲周旋的手段。事情到来立即决断，自身所行的如同所讲的。常以自身来验证学问，对待人没有厚薄之分，都坦诚磊落，令人欣喜。大概公自认为学问所得就是这样。

【佳】听叔朗思氏说：“山阴念台先生的学问，是受之于公的。看他的经世济民的大略，不委屈自己来顺从别人，那么他所学问的正统，可以大概知道了。”

公曾有诗说：“确实知道性善可以成为尧舜，怎肯用权谋混杂管仲商鞅？如果此道明亮如白昼，世风何须忧虑不能达到陶唐盛世。”

刘念台说：“先师许恭简公，每次在亲身经历的地方体察所学。比如他说：‘今天遇到交际应酬，颇能不做逢迎。’看见晚年绝色，说：‘以前还有沾染。’遇到不顺心意或动气，过后说：‘比起以前增减的分数如何？’当时对学者这样说。真是恳切的君子啊。”

按，归安唐一庵枢，字子正，年少时就立志学习圣贤之学，师从南海湛甘泉，考中进士，官至比部（刑部），因为进言被削去官籍，回家后闭门讲学，信奉跟随的人很多。著有《木钟台集》。他论学以探求真心为目标，大概也是王阳明、湛若水一派的支流。

邹南皋说：“自从朱熹、陆九渊分道扬镳，步趋朱子的人，严守关隘，整顿藩篱，人无法从中离间，但有人批评他们随事格物，未免有舍弃内心顺从外物的弊端。河津、余干坚守其说；到新会陈氏悟出自然之宗，余姚王氏发出良知之旨。大体上宗奉象山，而王氏雄健明朗畅达，足以抒发其蕴藏。于是学者都宗奉新学，但他们的弊端，甚至到了忽略躬行的地步。我认为学没有可见的，见于行。敬庵恪守先贤的规范，方正笃实，他不必与余姚合流的地方，正是他对余姚有功的地方。”

明儒言行录卷八

<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明儒言论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明儒言行录卷九

安化县知县沈佳撰

顾宪成

字叔时，南直隶无锡人。万历庚辰年进士，官至南光禄寺少卿。

先生从小沉毅异常，儿时读韩愈《讳辨》，每当遇到父亲南野公的名讳，就避开。老师告诉南野公，于是召来对他说：“从前韩咸安王教子不要避讳‘忠’字，现在学习不可忘记也如同忠一样，你为何要避讳呢？”先生恭敬地接受教诲，到邻居家塾读书，回家必定点灯自学。在墙上写道：“读得孔书方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一天跟随老师讲《禘》的说法，章先生问：“夫子既然不知道，怎么知道？知道此说的人对于天下如此，可惜有人未能再发挥夫子的蕴藏。”又一天老师讲养心章，先生说：“我认为寡欲没有比养心更好的，心是主宰，欲是仆役，主宰强则百物退却。”听他聪明颖悟多如此。

丙子年乡试第一，文章独自开辟堂奥，天下宗奉他。但公自认为这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于是从事性命之学，每日取濂洛关闽诸书，究极其旨，务求细微分析，穷探真知，力践其余都不屑一顾。庚辰年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与南乐魏允忠、漳浦刘廷兰以道义相互切磋。当时宰相张居正生病，满朝凑钱设醮祈祷，先生拒绝参与，同僚代为署名，听说后立刻骑马前往斋坛，亲手削去名字。调任吏部，每日孜孜以求人才，与同僚以所见所闻相互印证。因为母亲年老告老还乡，闭门读《易》《春秋》不辍。丙戌年起用验封，丁亥年上疏救总宪辛自宪，令诸臣各自反省，言辞非常切直，触怒权贵被贬为湖广桂阳州判。每日与诸生讲学论文，转任处州、泉州两司理。壬辰年大计，举为公廉寡欲第一人，入吏部考功，随即掌管铨选事务。恰逢三王并封议论兴起，首先上疏力争，与王锡爵往复辩论，事情得以停止。癸巳年内计，赵南星执政，尽数罢黜要人子弟及其姻亲中失职者，先生实际在旁辅佐。赵突然奉旨罢免，先生也上疏请求一同罢免，没有答复。过了不久又入选司，自誓以扶阳抑阴为体，以不激不随为用。但所推荐的人最终多与辅臣不合。等到会推阁臣，先举旧辅王家屏对答，于是被削籍回家。

给事中遂中立上疏，说宪成因直道被斥，臧否混淆，举措颠倒，使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劝惩。遂也被罢黜。先生曾说：“天下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