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言行録卷十

译任职期间，有位同乡身居宰相高位，选拔了一个狂躁凶狠的人去治理关中地区，此人日夜以逼迫羞辱先生为乐。后来他察觉先生清廉，不忍心再加以陷害，只是通过拆毁书院、拖拽孔子神像、将其抛掷到城墙角落来发泄愤恨。先生对此痛彻心扉，在病中昼夜盘腿静坐二百天，夜里也不上床睡觉，最终因此去世。他的著作有《辨学录》《疑思录》《关学编》《订士编》《关中》《池阳》《宝庆》《太华》等语录，以及《利善图说》。

译关中的理学自伏羲、文王、周公之后，以张载（横渠）为首。吕公著（文简公）确实继承了他的学术脉络，到了先生这里更加继承并发扬光大。【孙钟元《理学宗传》】曹贞予说：沈鲤（少墟）沉潜于圣人之学，实践笃实至极，向他求教的人如云般聚集。而沈鲤阐发道理恳切，捍卫正道严谨，大概也是以行为作为讲学，以行为作为学问的人。从前有人向耿定向（楚侗）询问天命之性，耿定向正要解释，那人说：“您这是自己在说您的性罢了。”耿定向因此惊觉。沈鲤在白下防备朋友，凝重地相对而坐。有人说：“冯从吾（公）怎么没有讲学在座？”回答说：“这个人浑身都是讲学。”他也防备空谈论辩。

先生在宫中读书，拜任陕西巡抚，文章声震天下。在家乡居住九年，精研契悟，讲明圣人之学，追随的人像回家一样。门下学生多达千余人，当时人称他为关西夫子。所著《辨学录》《疑思录》《善利图说》《学防约》等书十多种，抉开锁钥，多发前人所未发。《辨学录》大意排斥佛老二家似是而非的教化，尤其认为佛教言论侵蚀我们的道，变幻其说，舍弃筏子渡过津梁，即使是宿儒慧士也不自觉落入他们的法术中，这是可忧虑的。先生学问贵在有所主宰，不杂以二，不参以三，应用贵在实践，操守贵在敬慎，不被虚浮放纵者借托，像砥柱山一样遏制洪流，像坚固的关隘一样扼制众流，这大概就是所谓承前启后，非圣人不遵，非经典不由，好修笃实，身任先觉的人吧？【《少墟集序》】

先生年少时就立志于圣人之学，由庶常吉士担任侍御史，因言事被罢免归乡，闭门九年，精思力践，于是对圣人之道开始通达自如。他在各地讲学论道，文集共二十二卷。我接受并完成学业。起身感叹说：“这真是圣人之学啊。”圣人之学难以阐明，大概是因为似是而非的东西扰乱它，其差别在针芒渺忽之间，不可不辨。现在人的眼睛能看，耳朵能听，手能持物，脚能行走，视听持行的是耳目手足。那么让视听持行的东西是什么？世上不知学的人，都当面在此处迷失了。然而眼睛看贵在明，耳朵听贵在聪，手持物贵在恭，脚行走贵稳重。那么让聪明恭重的东西是什么？世上知学的人，又往往当面在此处迷失了。然而眼睛的明不是我让它明，眼睛本自明；耳朵的聪不是我让它聪，耳朵本自聪；手足持行的恭重，也是这样。那本来的是什么？世上知正学的人，又往往当面在此处迷失了。耳目手足是形，视听持行是色，聪明恭重是性。本来如此，不知其然而然的是天。这就是所谓本体。本体如此，恢复其如此叫做工夫。修习而不悟，是追逐末节而迷失根本；悟而不透彻，是认物为准则。所以善于谈工夫的人，只怕谈本体的人妨碍他的修习；善于谈本体的人，只怕谈工夫的人妨碍他的悟解。不知道想要修习的正须求之于本体，想要悟解的正须求之于工夫。没有本体就没有工夫，没有工夫就没有本体。《仲好之集》至明至完备，至正至中，不是修而悟、悟而彻的人不能真正掌握圣人之学。我特别在集中揭示对人最切要的内容，以显示似是而非的东西扰乱我们的圣人之学，其端绪大概不同于此。【高攀龙序《少墟集》】

先生痛恨末世废弃修习，谈论悟解、课虚妨实的弊病。中间至言精义，多是程朱诸君子想要剖析而未详尽的。比如他说：“有人问天命之性无声无臭，原本写不得善字。回答说：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哪里用得着？孟子说性善，正是直指天命之初而言罢了。”又说：“人的病正在于无善，反而以无药为无，岂不是加重病情而加速死亡吗？”又说：“人心原是活的，如果没有一分善心，便有一分恶心。”又说：“《易经》有太极，是天地自然的。所以无思为有太极，而无思为有物则有则而无声臭，是我们儒家正大道理。如果舍弃太极专门讲无思，舍弃物则专门讲无声臭，有这样的道理吗？”又说：“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文王纯粹不已。如果放开就是已，就是逾矩，怎么成为圣人？学者只是越过守浮慕化，所以敢于放开最终至于流荡不可言说。”又说：“称之为理，自然没有障碍；称之为障碍，原本不是理。”又说：“世上砥节厉行，循规蹈矩而没听说道的，确实有。没有真正能闻道而不砥节厉行，循规蹈矩的。”又说：“不质鬼神，不可以言学；不慎独，不可以质问鬼神。”又说：“一本《大学》都是解释格物，不必另补格物传。”又说：“述而不作，不是圣人谦辞。后世天下不治理，道理不明，正坐在一作字上。”又说：“只因为志谷一念不知，坏古今多少人。”又说：“克己有当下斩钉截铁的意思，不行颇费工夫，不能立即拔除病根，然而也是克己的一种方法。”

译又说：“近世的学者，不论内心是否懈怠，道理是否明白，动辄声称不需要防范检点，不需要穷究探索，把这当作玄妙，这是中了佛教的毒，却借明道先生的话来为自己辩解。”又随着时势变化而不遵循正道，那就是小人无所顾忌。因此君子不轻易谈论时势，公正的议论像这样来辅佐往圣，告诫后人抵制颓废风气，捍卫世间正道，即使圣人再次兴起，也应该没有可以改变这些话的了。

译先生又多次举荐高陵吕文简公，时常用“改过”、“安贫”四个字劝勉求学之人，向同游者告知【姜士昌撰序】

起初生病怔忡，用静存的方法调治。静到极致而通达，深造自得，逢源不竭，大多是在病中获得的。有侍奉先生数十年的人，未曾见他有所选择的言语和行为，流露纵横，俨然就是本性本体。将他比作当世的大儒，大概介于河东（程颐）与余干（陆九渊）之间吧【神道碑】先生说：“人获得天地的理以生成，这就是所谓的义理之性。而气质是用来承载这个理的，难道能舍弃气质而在别处去寻求义理吗？性原本只是一个，但说义理则包含气质，说气质则遗漏了理。所以说气质之性，君子有‘勿性’（不加以限定）的说法。”这是批驳佛家的言论【辨学录】

性，是心的生理。“生”这个字，是我们儒家论心论性的本源。所以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做生”，又说：“生生不息叫做易。”乾则大生，坤则广生。天地以化生万物为心，而人获得它作为心，这就是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的原因。我们儒家所说的“生”，是指生理的“生”字，论理不论气。告子所说的“生”，是指生死的“生”字，论气不论理。说理脱离于气，是不对的；说气就是理，尤其不对。我们儒家的这个“理”字，也是天生自然的，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应而随即通达。何思何虑？并不是以人性为仁义，从而残害生命、损伤本性。纵然说出多少功夫，千言万语，说思说为，只是教人思考这个无思的道理，践行这个无为的道理。

问：什么是思其无思，为其无为？回答说：“现在的人乍见大宾，承接大祭，即使是极其放肆的人，没有不肃然起敬的，有思吗？有为吗？出门如同见大宾，役使百姓如同承大祭，虽然费心思作为，不过是思考这个无思的道理，践行这个无为的道理罢了。孩童知道爱，稍长知道敬，有思吗？有为吗？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也只是践行这个无为的道理。”

孟子论性的本体，归结于理义；论心的功夫，归结于操持存养。这正是孟子继承孔子统绪的地方。如果说心不说理义，那么本体就涉于虚空；说理义不说操持存养，那么功夫就流于泛泛。

人心极虚，众理都具备。丢开理来说心，就是“人心惟危”的心。即使有知觉，也是告子所说的知觉运动的觉，佛家所说的圆觉大觉，不是我们儒家所说的先知先觉。觉不可不辨别，知觉的是天理，就是道心；知觉的是人欲，就是人心。不能一概以知觉为天理、为道心。

程子说：“理与心是一，而人不能防范使之为一。”朱子说：“此心虚明，万理具足，外面的理防范的，即是里面本来有的。”陆象山说：“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都有这个心，心都具备这个理，此心相同，此理也相同。”薛文清也说：“心所具备的理为太极，心的动静为阴阳。”而王阳明也说：“人心一刻纯粹于天理，便是一刻的圣人；终身纯粹于天理，便是终身的圣人。”这个理自然是实的，如果丢开理字，可以说心，那么先儒的说法都是诬妄的了。人心最不可有物，人心又最不可无主宰。譬如太阳当空，则魍魉自然平息；主人在室，则仆从自然驯服。

我们儒家论学，只有一个“善”字，直接从源头说到究竟，更没有两样。所以《易》说：“继善。”善总只是一个善，为总只是一个为。不是在善与利之间，又有一个无善之善【俱见辨学录】

【佳】按：此时学者知道无善无恶说的错误，又有无善之善的说法，所以先生极力辨析。说我们儒家所谓的善，就是指太虚本体而言，就是指眼中不容一粒尘埃而言，不是专指景星卿云金玉屑而言的。

圣贤论心，不外乎纲常伦理，出处辞受，动静语默，在这些方面件件透彻，步步踏实，才见到真心，才是真正学问得力处，在这里用力，就在这里。如果世俗论心，反而对放言肆行的人说心地好，心上真正，佛家所谓直取无上菩提，一切是非不管。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况且不知有心学者，无论侥幸知道有心学，而又在伦理纲常，出处辞受，动静语默之外去求心，我不知道心果何时可以明了。

问：理学与举业有何同异？先生说：“用举业来体证于躬行，便是真理学；用理学来发挥于文辞，便是好举业。原本只是一件事，说不得同异。”又说：“现在致力于举业的人，多在文字上求好，不在心术上求好。不知心术一念稍有偏差，那么终身的事业就可知了，又何必论功名呢！”

问：在止于至善？先生说：“圣贤学问，只在心性上用功。性，是心的生理。人性原来都是善的。至善，就是性体。止于至善，那么当下就直接契合性体了。”

世上砥砺节操、遵循规矩而不闻道的人，确实有

译从来没有真正听闻大道却不再磨砺节操品行、遵循规矩法度的人。执着于节操和规矩，并一概认为这就是听闻大道，固然不对；抛弃节操和规矩，另外去寻求听闻大道，尤其不对。

译不研习孔孟的学问，不在“理”字上下功夫，纵然读尽天下书籍，坐老蒲团，依旧是个俗人。

天地间只有这一条大道。人生活在天地间，只有这一门学问。舍弃这个还能做什么？人心原本是神明难测、活泼生动的，怎么能不活动呢？只是不胡乱活动就是静。并不是像枯木死灰那样毫无生气才叫静。

问：讲学之风在宋代兴盛，有人说议论多而成效少，又说理学导致弊端，宋代为何如此？答：声威仪容盛大而武备衰败，议论建议多而实际成效少，这是元朝人进献《宋史》表中的话。大概是指当时朝廷上所说的话，如新法、和议之类，满朝争论却最终没有结果，真是所谓议论多而成效少。而忌妒的人却借此归咎于理学诸儒，不知道当时诸儒大多被排挤到山野，或被弃置在闲散之地，师生朋友之间不过是私下讲论以阐明大道、唤醒世人罢了，这与朝廷谋略和国家大事有什么关系，而要责备他们成效少呢？况且宋国的不兴旺，正是由于蔡京、章惇、韩侂胄等人禁止理学的缘故，即使有忠言，也无法采纳见效，反而归咎于学问，为什么呢？这是宋国因为禁止理学而败坏，不是因为理学本身败坏。亲近妻儿奴仆的日子多，接触贤人君子的日子少，学问终究没有进步，这就是古人之所以讲学交友，常常感到来不及的原因。

只因为追求利益这一念头，不知忙坏了古今多少人。且不说圣学是无所为而为，只说利益的得到与得不到，难道取决于追求吗？人们只是不去思考罢了。井田制和封建制，虽然是古代圣王的良法，但在三代以后，恐怕不可行。学者必须有一介不苟的节操，才能拥有万仞壁立的气象。

朋友读书，多有摘取议论批评朱熹（晦庵）的。阳明先生说：“这是有心求异，就不是我的学说。与朱熹有时不同，是因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而我的心与朱熹的心，未曾不同。至于其他文义解释得明白，哪里能改动一个字？”又回答徐成之的信说：“朱熹折衷群儒之说，以向天下阐明六经和《论语》《孟子》的大义，他惠及后学的心，真是不可以非议的。我对朱熹，也有无穷无尽的恩德。近世非议朱熹的人，多借阳明作为借口，不仅不了解朱熹，也不了解阳明。”【以上均出自《先生疑思录》】

《大学》说正心，没有其他方法，只是要让这颗心常在胸中。大概这颗心一旦不在，所以视听就失去了职责，以此应对事情没有不出错的，这就是修身不成的原因。薛文清公每晚必定自问：“主人翁在室内吗？”可以说是精通心学的人。

自古圣贤没有不从是非毁誉中出来的，所以说：“若要熟练，必须从这里经过。”又说：“金不冶炼不精，玉不雕琢不美。”可见是非毁誉，圣贤正借用来作为锻炼磨砺的资本，又何必计较别人的议论呢？陈白沙先生诗中有云：“饱历冰霜十九冬，肝肠铁样对诸攻，群讥众诋寻常事，了取男儿一世中。”

一天晚上坐在宝庆的月下，看见皓月当空，自觉此心清澈无物，于是环顾对众学生说：“此时正好自己认识心体。大概人性上不容添加一物，就像皓月当空，纤尘不染。可见我们的心体，必须一物不容，而后能万物皆备。那些反身不诚，万物不能皆备的人，还是自家心上有物，还是自家心体上不干净。”

一物，物字指欲望而言万物；物字指理而言【以上均出自《宝庆语录》】

识仁所说，不需要防范检束，不需要穷究搜索。先生明确说，心松懈则有防范，心如果不松懈，有什么防范？理有未得，所以需要穷究搜索。存养久了自然明白，哪里等待穷究搜索？而近世学者，不论心的松懈与否，理的明白与否，动不动就说不需要防范检束，不需要穷究搜索，以为这是玄妙，这是中了佛家的毒，而借先生来为自己辩解。唉！论本体，则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如不忍心看牛恐惧，不忍心见人落井，当下就是，何须防范检束？何须穷究搜索？论功夫，则一息尚存，此志向不容稍懈，敢谓心不懈而不防范检束？义理无穷，终身学习不尽，敢谓理已明而不穷究搜索？不穷究搜索则不能认识，不防范检束则不能存养。所以说：认识此理，以诚敬存养它而已。本体功夫一齐俱到，这就是先生的学问所以伟大的原因【《明道先生集抄序》】

高景逸诗曰：“圣道关中得正，不参佛学不参禅。工夫翼翼严言行，本体惺醒彻性天。万古纲常由己任，一毫私欲可相牵。唐虞执中无他异，精一常如未发前。两个字中庸千圣，流行日用本天然。羲文常共乾坤在，周孔子昭如日月悬。渭水自萦经阁外，南正落讲筵前。”自从绝学横渠倡导，次第斯文仲好肩【《冯少墟先生关中讲坛二首》】先生诗曰：“圣狂分足处，善念是吾真。若要在中间立，终为跖路人。”【《善利图诗》】

姚希孟说：“记得辛酉年冬天，中州某公一天聚集十多位客人，先生和我都参与了，颇商量及学问事。酒过三巡，邹先生

译余懋衡，号少原先生。

字持国，南直隶婺源人。万历壬辰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侍郎。

他生来资质非凡，做学问推崇朱熹（紫阳）的根本，精研天道、人性、天命、性命等道理，并且亲身加以验证。

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永新县令，他洁身自爱，爱护百姓，修复县学宫，开凿石渠，改建县城东门，修筑浮玉洲。当时江西地区尚未通行官票，他解除禁令，请求允许通行，以缓解百姓的困苦。被征召担任御史，他上疏议论并罢除矿税，触怒权贵，差点被逮捕杖责。忽然殿角发出如雷般的声音，皇上内心震动，于是改为罚俸。他巡视长芦盐政，对于一切例行的罚款，全都无私心，赈济贫困，救济饥荒，保全救活的人以亿计。巡视陕西时，他弹劾税监梁永，用法律约束他。梁永陷入困境，贿赂厨师用蛊毒进献，余懋衡梦见神灵指示，得以解脱。皇上听说后，撤换了梁永，并罢除了全国的矿税。他巡视固原两镇，分条上奏十件事，皇上嘉奖并采纳了。他掌管河南道监察御史，在外朝计划中列出七条典章制度，定为法令。癸丑年，诏令他监试乡试考场，内阁大臣叶向高主持考试并兼管票拟，余懋衡请求不要让文书官进入考场，太监到来，他极力拒绝，太监愤怒离去，诬奏御史不容许送票拟。皇上问是谁，回答是余懋衡，皇上说：“这是在陕西屡次弹劾梁永的人吗？”命令收回弹劾的奏章。天启辛酉年，召他担任大理寺卿，不久授任佥都御史，协助处理军政事务，每天训练军队，盛夏也不废除操练，制定双粮单粮法，以示激励劝勉。改任兵部侍郎，当时提督巡捕郭钦是逆阉魏忠贤的姻亲，谋求升任都督同知，余懋衡驳斥并搁置了此事。又魏忠贤等人请求让各位太监的弟侄以及保姆客氏的儿子都世袭锦衣卫官职，他上疏封还诏书，两次被勒令告老还乡。第二年，太常寺少卿邹德泳特别请求召冯从吾、余懋衡、曹于汼到议论谋划的地方任职，以辅佐圣学，端正士风，于是起用原官职，他称病不去赴任。丙寅年，太监假传圣旨削去他的官籍。起初，他在新安建立紫阳书院，开创振兴理学；等到任永新县令，与邹元标交好，建立明新书院；巡视陕西时，与冯从吾阐明关学。熹宗初年，邹元标任左都御史，他与冯从吾同为副都御史，又在京城开设首善书院。至此，魏党驱逐正统学问，御史张纳请求毁掉首善书院，并且说：“天下书院最兴盛的四所：东林、江右、关中、紫阳，在南北主持盟约，互相争强，余懋衡、冯从吾、邹元汼、孙慎行是四大头目，都应该处置。”于是都被削去官职，所有书院都被毁掉。

崇祯改元，下诏恢复官职，诏书追叙他在四川的功劳，赐给金帛。又推举他任南吏部尚书，因病去世，赐给祭葬。他的著作有《干惕斋》《太和轩》《关中集》，《语录》《经翼》一百卷，《奏议》《古方略》各几十卷，流传于世。学者称他为少原先生。

刘宗周，号念台先生。

字启东，浙江山阴人。万历辛丑年考中进士，官至左都御史，殉节而死。

先生生来庄重，言行有伦常。不习惯与群童嬉戏，少年立志求学，就以成为圣人为目标。侍奉母亲章太孺人，在神色和供养上非常尽心。跟随外祖父章公颖学习。根据先生回复周生的信说：“我不才，少年读书，就以做凡夫俗子为耻。既然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常常心怀不安，想报答君父，尽到献身的情义。偶然遇到时局艰难，不顾惜将自己的身体置于风波荆棘的场合，最终导致困顿。愚笨虽然愚笨，但志向值得哀怜。”

拜见许敬庵，请教做学问的关键。敬庵告诉他存养天理，遏制人欲，于是他带着礼物拜他为师。甲辰年授任行人，与刘永澄结为朋友，切磋学问品行。当时沈一贯把持国政，楚地妖书案兴起，于是再次上疏请求终养母亲，回乡。不久遭逢丧事，隐居不出，以讲授经书辅助生计。

在家七年，孙丕杨任吏部尚书，推荐起用原官职，充任益王府册封副使。光宗储君之位未定，先生因为完成册封使命返回，进言说：陛下深居宫禁，务必与臣下隔绝，即使是皇太子这样的至亲，也未曾宣召。陛下正值壮年，不讲习经史，托付给保姆之手，这难道是陛下所厌恶的吗？贤士大夫又推举他们，而对皇太子也厌恶他们。陛下所亲近的，是宦官宫妾，又推举他们，而使皇太子也亲近他们。起初，顾宪成、高攀龙在东林讲学，以名教是非为己任，朝廷内外都忌惮他们。当时昆山的顾天峻、宣城的汤宾尹，在辛亥年京察中，孙公主持考核，都因不谨慎被罢免。他们的党羽金明时、秦聚奎起来揭发他们。礼部郎中丁元代为说话，太宰孙丕杨被秦聚奎等人排挤上奏，丁公太宰既已引咎离去，满朝议论纷纷。众人聚集在各部门，因为丁公的缘故，顾宪成是讲学的弟子。不久荆熊之争兴起，宣党又大哗，说是东林主使。先生上疏说：“所谓东林，是先臣顾宪成在他的家乡倡导道义，以教化四方学者。跟随他游学的人，不乏气节耿介之士，而像高攀龙、刘永澄这样真切做学问的，是最贤能的。现在攻击别人的人，往往不在品行而在意见，以意见分门户，就以门户分品行。所以指摘品行是可以的，争论意见是不可以的。请说说宪成的学问，宪成是学习朱子的。他说：‘世道崇尚奇异，朱子以平平常常则一毫播弄不得；世道崇尚圆滑，朱子以方正则一毫假借不得。合方正与平常，是和谐的最高境界。’臣希望学习东林的人，反掉昆山、宣城两党的干戈，而最终在此完成学业。学术之难”

译说的是言语啊。王守仁说良知无善无恶，其弊病必定是老庄式的顽钝无耻。顾宪成学习朱熹的学说，扬善抑恶，其弊病必定是申不害、韩非子式的严苛而不近人情。佛老之害，因顾宪成而得以补救，我担心一旦变化又会变成申韩之学。从今日起，虞舜朝廷传授的“中”道，孔子门徒将其作为修心的要法，这就比东林学派有所进益了。”奏疏呈上后没有回复。当时推举吏部尚书，舆论都倾向于先生。有人劝先生不要谈论时事，且去就任吏部，先生不回答，请假回乡，在乡里教授学生。门人日益增多。先生说：“从前程颐读《易经》，多在涪州有所收获；朱熹奉祠，其道更加光大。我们难道可以不自我勉励吗？”又说古人赋质朴茂，又有三千三百种礼节来修饰文辞的缘故。他们成才容易，后世礼教已经废弃，违背父兄，凌辱师长，防范简略荡然无存，其极端以至于败坏伦理、伤害纲纪，却不知其非。现在想要学习做人，请从学习礼开始，所以他设立教化一律以严格的科条，简化言行，寄托治心的防范，学者接受并践行这些规范。【恽日初撰行状】

译【佳】说：“自从礼教不明以来，求学的人都厌恶拘束，以放纵为顺应自然，宗防不知道自己内心已经陷入邪僻。先生大概是得到了关洛学派的真正传承吧？唉！我没能成为这类人的门徒。”

天启元年，先生被起用为礼部主事。当时宦官魏忠贤已经在中枢掌权，与乳母客氏互相勾结窃弄权柄，言官常常因为批评弹劾而获罪。先生到任九日，就上疏抗言弹劾他们，奉旨被罚俸禄。光宗升祔宗庙时，议定将宪宗神位迁出，先生说：“兴献帝不是继承大统的君主，不应当入庙称宗，应当迁出宪宗神位，如果不是这样，并请恢复建文、景泰的年号，这样宗庙的礼仪，大概就没有遗憾了。”朝廷没有听从。广宁战事失利，先生请求先追究在朝内官员的罪责，然后再追究在外官员的罪责。先生升任光禄寺寺丞，不久又升任尚宝少卿，又升任太仆少卿。先生上疏辞谢，朝廷不允，接着他告病回乡。有人说先生违背了法令中关于小臣不得辞官的规定，先生说：“廉耻在于人，不会因为是小臣就剥夺。而且如果进退的道理不明确，却想要端正君主、匡正风俗，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天启四年，先生被起用为通政司右通政，当时魏忠贤已经尽数驱逐各位君子，先生上疏辞谢，被矫诏削去官籍。

宦官魏忠贤大肆制造党祸，杨忠烈（杨涟）以下六人死于诏狱，先生作赋哀悼正直之士，揭露奸邪之徒，悲歌慷慨，好像早晚就要追随他们而去。高忠宪（高攀龙）听说后说：“这跟公子无忌约请宾客闯入秦军有什么不同呢？”闭门谢客，是此时不变的道理。他们想要杀我，难道闭门就能免祸吗？然而即使死，也是尽道而死，不是站在危墙之下而死。如果有心逃避，或者激愤而求死，都足以害道。先生赞同这个观点，停止讲学，隐匿踪迹，巡逻的士兵遍布天下，祸事爆发难以预测，先生处之泰然。

崇祯二年，先生被起用为顺天府尹。先生认为顺天府是首善之地，想要亲身推行教化，作为天下官吏的表率，尽心职守，多次请求减轻赋税以厚养民生，减少刑罚以重视民命。又因为京兆的职掌长期废弛，请求整顿定制，实行长期任职的法令，严格考察的典章，以宣扬治化。于是兴办学校，申明功令，宣讲乡约，严管保甲，颁布朱文公的《家礼》，使乡野百姓熟悉习行。先生风纪孤高峻严，对待豪贵毫不假借。武清伯的奴仆与诸生争道，诸生遭受殴打，诸生递交诉状，让官吏进入武清伯家抓捕奴仆。武清伯到门前陈述情况，先生拒绝接见，抓捕更加紧急，奴仆才出来，被鞭打数十下，戴着枷锁站在武清伯门外。严厉禁止优伶，一天在路上遇到优伶队伍，全部指挥隶卒收捕，说：“这是司礼太监的乐器。”先生说：“触犯禁令的即使是公侯也不宽贷，何况宫奴呢？”将其焚毁。对单丁下户则周济抚恤，即使兵革匡勷，百姓都有依靠而不恐惧。京城称颂肃然。

皇上正在综核名实，分别功过，群臣救过都不暇。先生说天子具有大有作为的资质，没有人用二帝三王的道理进言，所以使得治理不得其法。于是上疏略说：尧舜的道理，是靠尧舜的学问做到的。学问的大要，在于“执中”几句话。陛下求治的心，操之过急，不免酝酿成为功利。功利不止，转为刑罚。名流被猜忌，积成壅蔽，正人心之危，潜滋暗长而不自知，于此默证；此心出于道的，止于此仁义的良善，而精心选择，一贯坚守，那么随着我心所发，自然没有过与不及的偏差，而中道就在我这里了。中，是天命之性，仁义的极则。用仁来养育天下，用义来端正天下，从朝廷到边境，举而措之，陛下已经一日跻于尧舜了。皇上看到奏疏不高兴，批评为迂阔，不久京师戒严。先生说：“我是守土之官，应当以民生为急，请求捐出门税以疏通煤米，实行保甲法以核查奸细，发出内帑三万金分给战士，并供养饥民，拿出太仓米数千石平抑物价，安置聚集在京师的遵义难民。”皇上自从听到警报后不出视朝，不久将督师袁崇焕收押入狱，簿责大学士钱龙锡等人，更加怀疑群臣谋国不忠，废除督师，以总兵满桂为总理统率诸帅，又让宦官提督京营，协理城守，一切刑罚赏赐都混乱。先生劝谏说：“今日第一要务是开示诚心，作为济难的根本。每日在便殿御坐，延见群臣，相对如家人父子，将票拟权归于阁臣，将庶政归于部院，将献可替否付给言官。现在圣谋全部独断，因为不信任文臣的缘故，将提督之任交给武臣。而现在边将跋扈，申甫因睚眦之隙被杀，其他入援诸将大率视此为例，那么满桂果真能以寡取胜吗？”至此文武之道尽绝了。说：“我舍弃一二内臣，没有可以同患难的人。”于是下达提督协理的命令，稍微试用城守，而关外将领次第委之乎？自古没有宦官典兵不误国的，鱼朝恩、童贯，是千古炯鉴。皇上幡然感悟，用亲近内臣的心，亲近外臣；用重视武臣的心，重视文臣，那么太平之业一举而定。没有回复。过了两天，满桂战败身亡的消息传来。自从皇上诛杀逆奄后，凡是依附逆党的大官都定为逆案，小人图谋翻案，在外行间金数万，而后疆〇之事起，皇上也不能不疑惑。志首辅韩

译爌、左都御史于汴、侍郎胡世赏、朱世守相继被罢免官职，动辄以东林党作为借口。先生进言说：“万历末年，高攀龙讲习朱熹的学问，世人因此称其为东林，最终招致宦官祸患而死。皇上首先表彰遗留下的忠臣，高攀龙已经与日月争辉，而近来进言的人仍然将一两个意见不同者推入高攀龙的党派。就像李邦华的振作整顿，朱世守的正直端方，胡世赏的清廉高洁，在起用废置人才中是有用之才，却因时局危迫而显露短处，有识之士正认为老成持重的人不可不珍惜，而树立异同偏见的人无不拍手称快。早上处置一个人，就坐实他属于东林党；晚上罢免一个人，也坐实他属于东林党。还觉得不够，特意设置四面罗网，使得天下人如果不属于假道学，就属于假事功；如果不属于假忠义，就属于假气节。君主又怎能找到任用贤才的途径呢？”奏疏留在京城，解除戒严后，先生于是进献祈求上天永保国运的学说。从前治理天下的方法不可不改变，而未涉及内阁大臣构陷罪案、迎合上意的人，周延儒、温体仁正窥探皇上心意，新近获得宰相之位，见到奏疏后厌恶他。借先生祈祷旱灾时称病为由，激怒皇上，皇上责问先生关于免除新饷、节省物力的计策。先生说原本设立的饷银足以供养军队，应当清理赋税与徭役中的损耗，以及冒领者。皇上又认为他迂腐空泛，先生便请求离职回家。

译崇祯八年，温体仁长期把持朝政，诱导皇上施行严刑峻法、加重赋税，导致天下盗贼四起，御史和谏官对他的抨击非常猛烈。皇上想到任命宰相未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便将大小九卿及詹事、翰林官员召集到朝廷，亲自考核他们，又命令吏部推举在籍且能胜任的人才。吏部尚书将孙慎行、林釬以及先生（黄道周）上报，皇上颁布诏书召这三位大臣入京担任高官，催促他们上路。不久，提拔文震孟为直阁，起用黄道周。皇上内心颇想改弦更张，而温体仁非常恐惧，急忙声称病愈入宫值班。第二年正月，皇上在文华殿召见大臣问对，孙慎行因病去世。先生与林釬一同入见，皇上询问人才、粮饷、流寇三件事。先生回答说：“天下原本不缺乏人才，完全足以供一代使用，只是因为皇上求治心切，用法过于严厉，颁布政令过于烦琐，对天下士人的升降任免过于轻率，于是使得在职的官员们竞相以避罪为要务，不肯尽心尽职，所以有人却无人可用，有粮饷却无粮饷之用，有将领却不能治军，有士兵却不能杀贼。臣私下认为，必须彻底改变以前的做法，天下才有太平的希望。流寇本是朝廷的百姓，如果能用正道安抚他们，盗贼就会回归成为我们的子民。当今的紧急事务，应当以收拢人心为根本。想要收拢人心，应当先放宽对官员的参劾处罚。百姓困苦于加派的赋税，已经不堪言说，再困苦于官员的参劾处罚，更是无法忍受。因为吏治败坏，百姓就无法安居乐业。《诗经》说：‘废弛法度成为残害，没有人知道其中的过错。’臣对此深感痛心。”又劝皇上修明内政，以尧舜为效法的榜样。皇上不悦而罢朝。先生升任工部左侍郎。他上密封奏章说：“陛下凭借非凡的资质锐意追求太平，这是非常宏大的心愿，但在施行政策的次序上没有抓住关键。陛下关注边防，却纵容奸佞之人逞口舌之快，承接己巳年的战事，谋划国事没有良策，朝廷开始有了轻视士大夫的心理。从此，耳目之任参杂于近侍，心腹之托寄于武将，厂卫掌管监察防备，告密的风气盛行。诏狱波及卿士，朝廷与臣下之间的情意背离。人心忙于补救过错都来不及，欺瞒蒙蔽的习气反而更加严重。事事仰仗独断专行，谄媚防备的风气日益增长。更严重的是，参劾核查的法度只注重严酷，征收赋税的官员更加贪婪，百姓更加困苦而赋税更加拖欠。在总理之外又设置监纪，权力更加分散，法度更加废弛而盗贼更多。君臣相遇是最难得的，得到一个文震孟这样的贤臣，却因一句直言就被罢免；得到一个陈子庄这样的忠臣，又因经过赣地而被下诏狱。于是市井杂流之辈得以操纵谣言，钻营空子以谋求进用，而国家大事还怎么过问呢？皇上所依靠来治理天下的，是法度，而不是法度背后的根本。法度背后的根本，就是道。如果依循道，就必然体察上天化育万物的心意，以敬天而不只是依赖风雷之威，念及祖宗鉴古的传统，以遵循祖制而不轻易言说改制，以简要颁布政令，以宽大培养人才，以忠厚培植国脉，紧急商议安抚以收拢天下涣散的人心，并且对内廷施行扫除之法，对怯懦的统帅施行失律之诛，对忠贤施行改秩之授，除去这三大祸患，国家稳固的事业就已经确立，世世代代皇上只需下一道诏书，痛陈以前导致贼寇的原因，以及今天不忍轻易抛弃百姓的心意，派遣大臣携带内帑巡视郡国，担任招抚使，赦免无罪而流亡的人，在险要之地陈兵，坚壁清野，听任贼寇穷困而自行归顺，除了诛杀首领外不杀一人，四海之人将会闻风慕义唯恐落后，又何必烦劳展示兵力呢？然而有天的德行然后才可以谈论王道，其关键在于慎独，所以圣人的道不是事事去寻求的。臣希望皇上在视朝之余，时常亲近儒臣，在听政之后，更加披阅经史，每日讲求二帝三王的学问，探求其独体而谨慎对待，那么中和位育的治理大概不远就能得到。皇上愤怒地诘问责罚他，先生又进言说：尧舜之所以成为圣人，在于对人心与道心的辨别极为谨慎，探求所谓的‘中’而持守它，由此用于任官而知人则哲，用于治理天下而安民则惠。皇上已经具备了尧舜的心，只是人心与道心不能没有相互转化的契机，出于人心而有过与不及的端倪，置于政事之地，即使求治心切，不免有害于治理的情况，于是时时提醒说：难道这与乱政是同类的吗？又时时谨慎警惕，这念头谨慎警惕就是道心的主宰，就是精一，就是执中，皇上已经一天比一天接近尧舜了。因为天下的治理从本源抓住关键，那么事不劳而功成，从教化推行，那么人不役使而智慧周遍，希望皇上深切留意于此。工程繁多兴起，财政告急，温体仁倡导捐助的议论，又提议罢免明年的朝觐听任进奉，先生劝谏说：臣听说作为臣子，竭尽股肱之力，辅以忠贞，没听说出于私利的。国运艰难，谁是能不恤身而效忠的人，而琐碎的进奉何足报称？于是时常奉行急公的禁令，这是臣所说的利。况且辑端有什么典故而提议以捐助罢免，如果就这样实行，辱没国家更加严重。皇上不悦，恰逢温体仁修党人之隙，极力排挤正人，异己者，先生三次上疏请求告假，皇上允许了。行至德州，想到皇上想要求治，却被温体仁蒙蔽，承受皇上特殊的知遇之恩，洁身离开国家，心中不忍，又上疏历数今日用人行政的过失，追究祸根，一概归咎于首辅温体仁，希望天子醒悟，皇上愤怒，将他废为庶人。十四年，起用为吏部左侍郎，上疏辞谢不被允许。先生献圣学三篇：

译第一条，阐明圣人之学以端正治国的根本。臣听说天下没有没有根本的治理，根本端正了，万种变化就由此产生，这就是君主的心。当君主内心清明，处于独自知晓的境地，光明而不昏昧，能够防备好恶相近的偏差，这正是所谓的道心。达到这种认知，就是只有精诚，这种认知就是只有精一，而且精一就符合中道了。随着我的喜怒哀乐所发出的情感，无处不是未发时的中道，并且符合节度，这就是慎独的说法。大概上圣也有这种人心，下愚也不能没有道心，所以即使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也不废弃精一执中的说法，后世学习圣人的人，也只是说慎独罢了。

第二条，亲身实践圣人之学以建立治国的成效。臣听说天下很大，却由一人来治理，不仅仅是由一人治理天下，所以说君主的职责在于把握纲要，臣子的职责在于处理细节。陛下留心治国之道，事事亲自处理，群臣奔走接受成命尚且来不及，相互观望以求自保，导致一人孤立于上，没有人辅佐，这难道不是没有讲求知人的道理吗？只有效法尧舜的明目达聪，而推本于舍弃自己，舍弃一己的聪明，以尽用天下的聪明，广开言路，合众论之相同，建立用中的极致，即使谗言灭绝，也不至于震惊我的军队。从此陛下端坐无为，天下就治理好了。

第三条，推崇圣人之学以等待治化的实现。春天万物生长，秋天肃杀，无非是生养。王者以仁德养育天下，以义理匡正天下，无非是仁德。一定要在圣人之学中寻求端绪，以明德教化天下吗？教化天下，从朝廷开始。请求从今以后，百官有犯法者，一律交给法司处理，永远废除诏狱，不至于用非刑侮辱士人。至于廷杖这一项，原本不是祖宗的旧例，希望与厂卫一起废除，还给天下以礼义廉耻的规范，由此教化百姓，赶快商议安抚的方法，特别派遣有才能声望的大臣宣示德意，一方面经营农田，全部捐献天下的饷银金钱，改为牛种庐舍的费用，听任有司设法招徕流民，以保甲制度推进乡约，仍然罢免天下的督师等官，明示与民休息，而专门责成巡抚负责兵事。陛下只要在上方亲身修明德行，坐收干羽之化就可以了。皇上最终认为这些说法迂阔，不能施行。不久，又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五年冬天，在文华殿被召对，当面辞谢不被允许。皇上问都察院的职掌在哪里？回答说：“都察院的职责，在于端正自己以端正百官。一定要使内心所存的，上可以对得起君父，下可以质对天下士大夫，然后百官才会效法他。大臣守法，小臣谨慎，纪纲振肃，职掌大概就在这里吧？”由此责成巡方官员，这是首要事务。巡方官员得人，那么吏治就清明；吏治清明，那么民生就安定，由此教化天下，就不难了。皇上说：“卿要努力实行以符合我的命令。”

译先生既然总领都察院，申明并加强宪纲，重新确立法度，整顿朝廷体制，考察各地风气，纲纪大为肃整，各位御史都敬畏地奉行。又分条列出六件事呈上，说：建立道德准则，端正法律职守，尊崇国家体制，清除潜伏的奸邪，惩治官员的邪恶，整饬吏治。皇上赞同先生的建议，并且认为讲学阐明伦理对教化风俗有益，下诏让有关部门执行。甲令规定考核选拔御史台官员，周延儒勾结贿赂，先生请求奖励恬淡、抑制争竞，杜绝侥幸。皇上认为正确。

姜采、熊开元因为进言被关进诏狱，先生说：“皇上刚刚敞开言路，征求直言，一天之内逮捕两位言官，这不是彰显圣德的做法。”又传出密令，赐姜采、熊开元死。先生对九卿说：“在闹市行刑，是古今通行的义理，怎么能私下处死谏臣？我要和今天空荡荡的官署争辩到底，一定要改由刑部审理才罢休。”众人都应声附和。当时闰十一月己未日，皇上在中左门接受朝见，御史杨若侨推荐西洋人汤若望擅长火器。先生说：“御史的话不对。用兵的道理，上等的像商汤、周武王那样依靠仁义，次等的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依靠节制。近来边将不讲究安内攘外的策略、屯田作战的方法，只依赖火器。我们用它来制服别人，别人得到它也可以制服我们。没看见河间反被火器攻破吗？不依靠人而依靠器械，国家威望因此更加颓顿。汤若望宣扬邪说扰乱正道，在圣世早已不容，请求放他回本国，永远断绝异教。”先生又上奏说：“国家的大计，应当以法纪为主。法纪修明则人心肃然，边疆将领听从命令。如果大将专横跋扈，援军逗留不前，不应当一概姑息。”皇上脸色改变说：“今天善后的谋划在哪里？”先生回答说：“在于皇上开诚布公，先消除疑虑，以天下人的好恶为标准，以全国人的意见决定用人废人，依次与天下人重新开始，宗庙社稷就幸运了。”皇上说：“眼下烽火如何堵截？国事败坏如何整顿？”先生回答说：“武备必须先练兵，练兵必须先选将，选将必须先选择贤能。督抚想要选择贤能，督抚必须先让吏部、兵部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各部门没有不称职的，以此来控制边疆，就不难了。近来督抚只论才能声望，不论操守，不知道天下的真才实学出自真操守。操守不谨慎，而只凭议论巧辩、举动张扬，称为才望，究竟对成败有什么益处呢？”皇上说：“挽救危局的时候，先重才能后重操守。”先生说：“正因为前人败坏都是由贪纵造成的，所以挽救危局更应当先重操守后重才能。就像范志完操守不谨，所以三军瓦解，士卒不肯效命，难道不是证明以操守为主吗？”皇上脸色缓和，下诏起用先生。当时户部尚书傅淑训为姜采、熊开元申辩不力，皇上拒绝采纳，其他大臣无话可说。先生出班奏道：“皇上刚刚下诏求言，而两位大臣立刻因言获罪，而且本朝没有言官下诏狱的先例，非常有损国家体制。像我宗周屡次狂妄，幸蒙宽恕斧钺之刑；又如词臣黄道周也因刚直被宽恕并恢复职务。恳请”皇上仁慈一视同仁，皇上说：“黄道周有学问有操守，难道两位大臣能比吗？”先生回答说：“两位大臣的学问操守确实不及黄道周，然而朝廷对待言官有体制，即使有应得的罪过，也应当下诏给法司，推究情由定罪，立刻下诏狱，终究有损国家体制。”皇上愤怒说：“法司、厂卫都是朝廷的刑官，有什么公私之分？如果这样，那么坏法欺君的人都不可以审问了吗？”先生回答说：“掌管卫刑的多是权贵子弟，常常听从宦官的役使，势必要不公正。即使皇上想要审问贪赃坏法欺君罔上的人，也不可不由法司审理。”皇上大怒，认为他偏袒，先生谢罪。佥都御史金光辰上奏说：“宗周性格刚直，与熊开元并无交往，实在是从君德出发，请皇上不要怀疑。而且他振作风纪，整顿朝纲，是百官中不易得到的，最终请求宽恕。”皇上说：“金光辰也，听候议处。”先生出朝在朝房待罪，内批革职，金光辰降三级外调。皇上虽然愤怒先生，但也就不再追究。姜采、熊开元免于死刑，而发往刑部拟罪，仍然各杖一百。先生因为战事未解，不忍心安然离去，竟然离开，出城住在门外的僧舍。士大夫问学的人在路上交错往来。当时李忠文邦华代替先生未到，太宰郑三俊上疏挽留先生计吏，先生立即动身。先生居中执法，仅仅两个月，凡是宫廷、朝廷、吏治、民生都亲自承担。曾经说：“我只端正法度，使人自我感化，何须揭发奸恶？”入朝步伐整齐，每次朝会结束，众人多靠近周延儒屏语，先生独自正色拱手站立，士大夫都惭愧而停止。

北方变故传来，先生赤脚痛哭，扛着武器出去，跟随的有几千人。到达省城，对巡抚黄鸣俊说整顿军队北进，黄鸣俊应声附和。在佑圣观举行哭庙礼，先生用尺布裹头，伏地嚎哭，官吏士民附和的有几万人。先生询问出兵日期，黄鸣俊以兵器未备回答。先生叹息，估计黄鸣俊不能用，于是与章正宸、熊汝霖、朱大典招募义军，将要出发，而福王监国的诏书到达，先生于是解散。起初有人建议先生入南中定策，先生说：“在我，只有赴难讨贼而已，其余不是我所知道的。”诏书起用原官，先生上疏请罪，诏书

译催促他上路。先生上奏说：“讨伐贼寇、复仇雪恨，首先应当劝谏皇帝决意撤除防线亲自出征，以激发天下忠义之士的士气。一旦占据有利形势，即便在江东偏安一隅，也请率军向东推进，扼守徐州、淮安，向北控制豫州，向西兼顾荆襄、秦晋、燕齐等地，他们必定会响应归附。其次，重视藩屏之路，振飞坐守淮城，长久以来将家属乘船送往远方，这是带头逃跑的行为。于是镇守大臣刘泽清、高杰也效仿他，按照军法，一位巡抚和两位镇将都可以斩首。请求从今以后加重巡抚大臣的职权以弹压他们，而且不必多设督臣来造成掣肘。第三，慎重爵位赏赐，将领强悍、士兵骄横，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应当分别考察各位统帅的封赏，哪些是应得的，哪些是滥用的，轻则酌情收回，重则一并剥夺。军功既然核实，没有不听从命令的。凭借左良玉的强悍来抵御他们，而封赏高杰、刘泽清的败逃行为，那还有谁是不该封赏的呢？武臣既然滥用，文臣随之滥用，外朝既然滥用，宦官也跟着滥用，恐怕天下人听闻后会离心离德。第四，核查跟随贼寇的旧官诸臣，法律在于不予赦免，但轻重有差别，亟需分别定罪作为法度，将来那些接受伪命、暗中观望的人，实在为数众多，尤其应当显示诛杀决绝的态度。此后一切大小官员的任免，仍暂时称为行在，稍存臣子负罪引咎的诚意。尤其阮大铖的进退关系到江东的兴亡，言官弹劾被废黜的诸臣，酌情予以昭雪，自应援引遗诏而涉及他们，现在却一概使用新恩，即使先帝诛杀宦官定案的诏书前后混杂，势必像彪虎一样，直到全部平反后才停止。当时马士英掌权，召用阮大铖，以宦官治理军队、调度粮饷，以报答拥立之功，凡是言讨贼的人都被压制。先生连续上疏请求辞官不得，于是说马士英凭借护卫皇帝的微小功劳进入内阁，晋升中枢官衔，世代承袭晏然接受而不怀疑，朝廷上大肆谈论定策，喧哗聚讼，借知兵之名，那么逆案就可以像灰烬一样熄灭，放宽反正之路，那么逃臣就可以被汲引，而阁部诸臣也相继请求离去。朝廷中的党争刚刚兴起，哪有闲暇图谋河北的贼寇？立国的根本大计已经疏漏，怎么能谈论匡扶社稷的策略？高杰只是一个逃将，却被奉若骄子，助长了他的桀骜不驯。立国之初，不思讲求祖宗制度，却命令宦官卢九德提督京营，那么马士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兵戈盗贼都是从小人气的感召中产生的，而小人与宦官又往往互相勾结。没有宦官用事，而边将能在四方建立功业的。于是马士英说：“先生自称草莽孤臣，不书写新命，明示不臣之意。”奸人朱统𬱖说：“先生与史可法拥立潞王，在丹阳埋伏军队，应当急备高杰、刘泽清。”合疏弹劾先生意在废立，疏中列有黄得功的名字。黄得功上疏辩白，确实没有参与。先生在丹阳，高杰、刘泽清派遣数名刺客前往，先生危坐僧舍，终日没有懈怠的神色，刺客也心服，不敢侵犯而离去。黄鸣俊入京朝见，军队抵达京口，马士英听说浙兵到来，便相信朱统𬱖的话，也感到震惊恐惧。皇上传谕诸臣各应和衷共济，停止争竞图谋功业，天下事岂堪再坏？先生不得已接受任命，又详细推究纪纲、法度、风俗、人心，分条列出上奏，而归结于设立诚意以求，得其本心，必定要崇尚学问以明理，亲身实践以继承，时常亲近贤人君子以辅佐，又习惯于用万事万物来推验证验，必定使皇心像天道一样无二无息，以推准动化，这就是二帝三王所治理的样子。不久任命阮大铖为兵部侍郎，先生上疏劝谏，不听，又再次上疏请求辞官，准予乘驿车回家。门人问学，先生说：“守住所听到的，实行所知道的，就够了。现在乾坤是何等时候，还容得我们从容聚集在一起讲学论道吗？这就是所谓不识人间羞耻的人。”乙酉年南都灭亡，六月丙寅日，先生听说浙江投降，正在吃饭推开案桌痛哭说：“这是我正命的时候。”于是绝食，辞别祖庙，出居郭外的水心庵。秦祖轼说：“江万里身为宰相，义难苟免，先生则是文天祥、谢叠山、袁阆的故事。”在先生说：“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难道不当与国土为存亡吗？世上没有逃避死亡的宰相，难道有逃避死亡的御史大夫吗？谢叠山是封疆之吏，安仁战败而不死，终为遗憾。君臣之义不可解除于心，现在说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为了近名则随地出脱，终成一贪生畏死的徒而已。王𬱖趾赴水而死，所谓士死义也。𬱖趾真可以不死，我又非其比也。系之辞曰：信国不可为偷生，岂能久止水与叠山？只争死先后。若云袁夏日，时地皆非，偶得正而毙焉，稍防全所受时。杨枋、王毓芝侍奉先生，谈及王毓蓍死事，先生流泪说：我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问先生心境如何？说：我心泰然。为绝命辞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何难亦何易。先生对祖轼说：为学之要，一诚尽之矣，主敬其功也。敬则诚，诚则天若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又说：我日来静坐小庵，胸中浑无一事，浩然与天地同

译流。大概本来原无一事，凡是有事的都是人欲。如果能做到无所作为，那么人就能合于天了。又说：饿死是小事，失节是大事。我从此以后才知道孟子所说的，人能够没有饥渴的危害，是因为心受到了危害。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对于道的理解就接近了。子汋请求教诲，先生说：常常把此心放在宽广坦荡的地方，那么天理自然存在，人欲自然去除了。有人问先生，今天您与高先生的丙寅之事相合，高先生说：心如太虚，本来没有生死。先生您认为如何？先生说：略有不同，并非本来没有生死，而是对君主和父母的念头重罢了。前后绝食二十天，闰六月初八日先生去世，享年六十八岁。按：薛子大概是元吧，王子大概是亨吧，顾子大概是利吧，刘子大概是贞吧。又说：敬轩春生之气多，泾阳秋肃之气大，阳明处在品物流形的关键，所以他的事业兴盛而教化宏大。念台处在各正性命的时刻，所以他的行为坚贞而节操确定，顺应时势而行而不失去中正之道，因此保存了人的极致，因此建立了功业。

译又有人说：先生之道统承自孔子，学问根基在于程朱理学，忠诚恳切像陆贽，刚正宏大像真德秀，成仁取义像文天祥，一心一意用仁义来引导君主，而不愿急于把军事和粮饷放在首位，真正继承了孟子的家法，可以说是一代伟人。

先生淡泊嗜好欲望，少言少笑，自身生活节俭，穿着破旧衣服，吃着粗茶淡饭，连贫寒的读书人都难以忍受，先生却能安然处之。从家庭到宗族、朋友、乡里，他的施予无不恰如其分。

会稽县令赵士谔前来探病，先生卧床见到他地位卑微、处境困顿，感叹道：“没想到今天能看见管幼安（管宁）这样的人？”丁巳年京官考核时，刘廷元、韩浚对东林党人怀恨在心。赵士谔当时担任考功司官员，说：“刘大行清廉修身，别人比不上，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于是停止了弹劾。

先生的学问，从主敬入手，中年专门用慎独的功夫，谨慎就能恭敬，恭敬就能真诚，晚年更加精微，更加平实，从严毅清苦之中，展现出光风霁月的境界，动静变化，都步步踏实经历而显现【黄宗羲撰行状】

问：如果慎独专门属于静时的存养，那么动时的功夫真的完全没用吗？先生说：就像树木有了根，才会有枝叶，栽培灌溉只在根上，在枝叶上怎么用得上一毫力气？静时存养不得力，刚高兴刚发怒时，就会放纵失控，这时怎么用工夫？如果能像未发时的本体那样去发动，这时一毫私意都容不得，没有功夫可用。如果放纵失控后才发现，就与他痛改前非，这时喜怒已经过去了，仍然是静时存养的功夫。省察是存养中得力的地方，不省不察，怎么能得到所谓常惺惺的状态？存又存什么，养又养什么？“心只是一个心，常惺常觉，不能用动静来划分。动静，是时位。以时位为本体，是传注的错误。虽然时位有动静，那么性体也随之动静。但事心的功夫，动时也是常惺惺，这时不增加毫末，增加毫末就被动所物化了。静时也是常惺惺，这时不减少毫末，减少毫末就被静所物化了。此心极其微妙，所以无方无体，而慎独的功夫必定在这里达到极致。”喜怒哀乐，从它们存于内心来说叫做中，就是天道元亨利贞运行于幽深之处，是阳的动。从它们发于外部来说叫做和，就是天道元亨利贞呈现于化育之中，是阴的静。存与发总是一机，中与和浑是一性。

道理都从形气而立，离开形就没有道，离开气就没有理。天，是万物的总名，不是与万物为君。道，是万器的总名，不是与器为体。性，是万形的总名，不是与形为偶。知道这些，那么道心、人心的本心，义理之性就是气质之性。理就是气之理，决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

先生创立证人社，陶石梁奭龄与先生分席讲学。石梁说：“识得本体，不用功夫。”先生说：“功夫越精密，本体越昭明。现在说既识得后，就一无事，事可以纵横自如，六通无碍，势必要走到无忌惮的地步。”他的门徒很不以为然，说：“识认就是功夫，怎么可以缺少？”先生说：“识认终究属于想象边的事，即使偶有所得，也是一时恍惚之见，不可据以为了彻。其本体只在日用常行之中，如果舍弃日用常行，以为别有一物，可以两相契合，岂不是在虚无影响之间寻找我们的道吗？”

先生说新建（王阳明）这一派，也是新建选择而不精，论述而不详，有以启发之。他驳斥无善无恶心之体，说：如果心体果真是无善无恶，那么有善有恶的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的知，又从何处起？为善去恶的功，又从何处用？岂不是语语绝流断港吗？他驳斥良知说：知善知恶，是从有善有恶而言的。因为有善有恶，而后知善知恶，这是知为意奴。良在何处？又反无善无恶而言。本无善无恶，而又知善知恶，这是知为心祟。良在何处？只因新建把意字认坏，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故不得不进而求精于心，显然不是《大学》的本旨。读书韩山草堂，大抵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久之，浩然有得，始知做圣人的功夫，必不能舍弃慎独，别有入门。乃至濂溪主张静，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等到罗李相授受，必默坐澄心，观喜怒未发气象，其源头出于此。功夫合一，易简分明。感叹说：三十年胡乱走，今日才知道道不远人。曾说：从前有数生死，仡仡崇关，终究不能过，如今求之事心，然而从知学未确实。于是直揭慎独为心要。有人问慎独下功夫安在？回答说：且静坐。问：静坐，念头转纷杂，奈何？回答说：心不能静，有为之根者，所以濂溪流教人必先无欲。

袁了凡功过册流行。先生说：“此意最害道。有过非过也，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有善非善也，”

译刻意去做善事，也是一种过错。因为在这关键的分岔路口上，如果方向不明确，没有不走向邪路的。

译先生在中左门待罪时，诸生恽日初想上书挽留先生留在经筵。先生听说后说：“我反省自己，一定是名利场中，打不过去，洗不干净。有一种声音笑貌，被人窥伺。等到处境到了那种地步，使得朋友中有随风而动的人，更觉得暗然一关不容易度过。”

先生以君主不如尧舜为耻，随事进谏规劝，必定以六经仁义的规范为根本，所以奸佞小人嫉恨他如同仇敌。然而忠诚所积累，每每足以感动人。忠孝的良善，激发人刚大之气。至于难进易退的节操，君子小人的分别，尤其凛然不可侵犯。章格庵说：“读先生的各种奏疏，天德王道都具备在其中了。”先儒将心与性对立，先生说：“性是心的性，性与情对立。”又说：“情是性的情。”将人欲分为人心，天理分为道心。又说：“心只有人心、道心，人心之所以为心的原因。”将性分为气质、义理。又说：“性只有气质、义理，气质之所以为性的原因。”未发为静，已发为动。又说：“存发一个机，动静一个理，推及闻见德之知，无不归于一个。”

先生所著的书有《考定仪礼》《家语》《古经合壁》《联珠圣学宗要》《入谱》《读易图说》《古文易抄》《阳明传信录》《明道统录》《奏议》《文录》等书。

先生说：“人生终日纷扰，一个归根复命的地方，就在于向晦时节。天地万物不外乎这个理，在这里可以领悟学问的宗旨，只是主静罢了。这里的功夫最难下手，暂且为学者设法，先教他们静坐。日常之间，除了应事接物外，如果有空闲时刻，就静坐。坐间本来没有一切事，就把无事托付给它。既然没有一切事，也没有一切心。无心之心，正是本心。念头瞥起就放下，沾滞就扫除，只让它常常清醒就可以了。此时的技巧，不闭眼，不塞耳，不数息，不盘腿，不参话头，只在寻常日用中。有时疲倦就起来，有时有感就应，行住坐卧都当作坐观，食息起居都与静相合。前人所谓‘勿忘勿助’之间，未曾施加丝毫之力，这就是真正的消息。所以程子每当看见人静坐，就赞叹他善于学习。‘善于学习’的意思，只是这是求放心，亲切的功夫，从此入门，即从此究竟。懂得时，日益接近圣学；不懂得时，终身只是狂驰。你更没有别的方法可治，不懂得静坐，且学坐而已。学坐不成，还谈什么学？坐如尸，坐时习学者，先从整齐严肃入手，渐进于自然。《诗》说：‘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又说：‘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右静坐说】

朱夫子曾经说：学者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像这样三五年，必有进步可观。现在应当取以为法。然而除了静坐功夫，也没有读书的地方，那么其实也不是有两个程候。学者诚实在静坐得力时，慢慢取古人书读之，便觉得古人真在，一切引翼提撕匡救的方法，都能一一得之于我，而其为读书之益，不用说了。昔贤诗云：‘万径千蹊吾道害，四书六经圣贤心。’学者想要窥探圣贤之心，遵循吾道之正，除了四书六经没有别的途径。圣贤之心，就是吾心。善于读书的人，只求之吾心而已。舍弃吾心而求圣贤之心，即使千言万语，也没有对的地方。阳明先生不喜欢人读书，让学者直接证本心，正是为不善读书者舍弃吾心而求圣贤之心，好像沿门持钵，无益贫儿。不是说读书果真可以废弃。先生又说：‘博学只是学此理，审问只是问此理，谨慎思考只是思此理，明辨只是辨此理，笃实实行只是行此理。’而说‘心即理也’，如果是这样？此心此理之难明，而必须假借于学问思辨，那么又将如何学之、问之、思之、辨之，而且还行之乎？说：古人教导我了，读书一事，不是导师吗？即使世有不善读书者，舍弃吾心而求圣贤之心，好像沿门捧钵，如果持钵而有得，又何惜不为贫儿？昔人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即觉面目可憎，言语无味。’他求之闻见者尚且如此，何况有进于此者乎？只为举业而读书，不免害道，然而有志之士，终究不能舍弃此而用世，怎么可以废弃呢？我更厌恶那些为举业而不读书的人【右读书说】

学者静中既得力，又有一段读书之功，自然遇事能够应对。如果静存不得力，所读的书又只是章句而已，那么就教他在事上磨练。自寻常衣食以外，感应酬酢，无非是事。其间千变万化，不可端倪，而一一裁取于心，如权度之待物一样。权度虽然在我，而轻重长短之形，仍然听之于物，我不参与其中，所以情顺万事而无情。所以事无大小，皆有理存。首要在于判断个是与非，见得是处，断然如此。

译即使是鬼神也不回避；看到不对的地方，坚决不那样做，即使有千辆马车、万钟俸禄也不会改变。又要在其中条理分明、细致剖析，分毫必较，辨别正确中的错误、错误中的正确、看似错误实则正确、看似正确实则错误，从此处着手，充沛流畅而不怀疑，所做的事都有成效。又凡事有先手，应当在容易处谋划困难，在细微处成就大事；有关键处，一步胜过千万步，失去这一步，满盘皆输。又有先后手，如下棋，把后手当作先手，多是见识短浅、急于求成的毛病。又有收手，恐怕事情到了八九分就放手，最终导致破裂。大概明白了是非之后，又应当计算成败，这样才是有用的学问。读书人平时谈论道理，头头是道，一谈到世务就疏远了。用事情来考验他，或许一筹莫展，这种疏远和笨拙，正是此心生病的地方，与才能无关。谚语说：摔一跤，长一智，而且必须仔细察验此心生病的根源，究竟在何处，因为痛苦而克制整治它，从此不再摔跤，或许有长进。学者遇事不能应对，只有练心的方法，没有练事的方法。练心的方法，大抵只是心中没有一件事罢了。心中没有一件事，才能应对所有事，这就是主静工夫得力的地方【以上是关于应对事务的论述】

译回复祝渊的信：此道本来不远离人学，只在日常寻常之间，顺着我心所运用的地方，一一落实在实践上，便是进步之处。

又回答说：“人必须谢绝世俗之情，一味潜藏如龙，以没有烦闷为德，这便是安身立命的地方。如果学问功力不进便退，退一步就会掉进千丈深的坑穴里，想到这真是可怕。”

又回答说：血症发作，也只有治心是紧要的方法。平日用心太过，如一切浮躁妄动之心、算计经营之心、期待必定之心，以及义理思维推敲之心，都暂且放松。只要减掉一分，便是减掉一分人欲。减掉一分人欲，便增加一分天理。人怎会有天天把心放在天理之中，却还遭受无妄之疾的呢？无妄而得病，可以不用药了。或者怎么能在安睡时还不停息呢？先儒指出说：“无欲才能成圣，这就是关键。”治心之外，更没有药了。养德之外，更没有身了。来信说因为过于猛厉而有所损伤，这本身便是欲望。这类意思，都放在平日运用才得力。如果到了手忙脚乱的地步，便是心被形体驱使，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了。

又回答说：只抓住“何思何虑”、“勿忘勿助”这两句话下功夫，便能寻找到向上的方向。只怕在险峻绝壁处着手不得，反而成了退步罢了【祝子遗书】祝渊问先生：进学也有渐次的顺序吗？先生说：早年悠悠忽忽地过了日子，晚年渐渐觉得繁杂，近来虽然稍有所见，却不能心与理合一，未免有些识见意思没有净化。仔细考察，名利二字终究没有完全铲除。出头没入时有心动之处，才知道研究细微之处，一丝一毫的假借都不行【师説】

又曾说：习俗败坏到了极点，挽回习俗，只有有志之士能做到。然而却要在自身上积累些根基，遇事不可轻易发作，一味诚心，暂且省却外事【师説】

如果为自身真切，随其所实践，自然不肯放过。

先生又说：“心不分动静，所以学也不分动静。如果专门在静中寻求，便有喜静恶动的毛病，不是体用一原的学问。”

又说：“物无内外，学无内外。认为外在而滞留在见闻上，那什么才是内在的呢？认为内在而局限于灵明，那什么才是外在的呢？合起来两者都对，分开来两者都受损。程子说得好：‘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而致知在于所养，养知没有比寡欲更好的了。’在分合之间，大概没有毛病了吧！”

必须时时体认出天地万物一体的气象。

学问穷究本原，行为追随先哲，这便是我们八个字的护身符。然而如果能学问穷究本原，就不必担心行为不追随先哲了。穷究本原的功夫，大致在于反省考察此心，天理人欲的界限，内外宾主的辨别。这是关键【答秦生〇祐书】

学者必须从潜藏处下功夫，这一起便是入手的第一着。

圣人的道，只求诸于心罢了。心，是神妙的东西。它随着时间推移，没有一息的停滞，这就是化机。即使化于物，也是化。然而物化而理迁了，所以君子谨慎他存养心的方法。《易》称“终日干干”，存养这个罢了。直方大，有物有恒，内君子外小人，都是存养的方法。《易》是变化的书。而夫子后来赞《易》，不过说“阴阳不测之谓神”，大概是指它的根本。心外无《易》，心外无神。只有神没有方所，越存养就越神妙；只有化没有形体，越推究就越变化【答钱芬书】

充满天地之间，道理都是从形气而建立的，绝不是理生气。《大易》“形上形下”的说法，截断气最分明。而解释的人往往失误，后儒专门喜欢说“形而上者”，作推高一层之见，而对于所谓“形而下者”，忽即忽离，两者都没有依据，反而成为释氏借口的地方。至于〇门，则又只得到“形而下者”，而竟然遗忘了“形而上者”，于是被长生之说遮蔽，这就是道常常不明的原因。我近来见得此道颇为亲切，全着不得捕风捉影的解释，只是功夫粗疏时被形器所滞罢了。既然抚实，便须致精以进入，精则神，神则一了【答刘干所书】情动而溢出者，是昏于性；事过而留存者，是歉于理【山隂要语，下同】处在纷乱而不乱，在快乐而不淫，我由此观察他的养德，君子啊！一诚立而万善随之。

世道昌明之时，君子必定身任天下的劳苦，而留给小人安逸；世道艰危之时，君子必定身犯天下的祸害，而留给小人利益。当君子小人相安之时，则恬淡者必为君子，竞争者必为小人；当君子小人争胜之时，则胜者必为小人，败者必为君子。那么治乱的定数，又是谁制定的呢？回答说：制定于人。以君子而与小人争，这也是小人罢了，这是乱的道路。

此心放逸已久，才向内则苦而不甘，忽然又离去，总之是没有得到天理之所安罢了。心无内外，那浑然不见内外之处，就是天理。先正说：“心有所向，便是欲，向内向外，都是欲。”延平

译教导人们在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时应当呈现何种精神状态，这是学问中最重要的道理。在情感未发时，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可以观察呢？只是要检查自己的毛病，直到极其细微隐秘的地方，才知道虽然情感尚未发作，但偏私之心已经隐隐潜伏；一旦有了偏私，便会横冲直撞。如果在此处考察得清清楚楚，就像用线贯穿虱子、车轮转动那样精准无误，毫无闪躲回避，那么“中”的本体就恍然显现了。至于情感发作之后的情况，就不必再说了，这就叫做善于观察精神状态的人。

译【佳】按，这与〇山门下相传的防诀，略有不同。然而勘验到深入细微静定之时，省察的功夫，没有比这更精妙的了。先生说：“省察是存养功夫中精明透彻的地方。”

多事不如少事，有事不如无事。用一件事去还一件事，事情就减少了；顺着事情的本性去处理，事情就归于无了。问怎么能做到这样？回答说：没有私欲。

懂得道的人，他们的喜怒都是顺应天性而发动的，即使有过分的时候，如果不善于涵养那未发之中的状态，就无法体现天道的准则了。至于世人的喜怒，全都随着外物流转，哪里还谈得上合乎节度或不合节度呢？

性本是虚灵之位，情却有确定的定理。

天枢万古不动，而一气运转回旋，时而通达，时而回复，都从这里产生。主静立极的学问，根本就在于此。

心以物为体，离开物就没有认知。现在想要离开物去求取认知，这就是程子所说的对着镜子背面去寻找影像。那么，物有时能离开心吗？回答说：只有心没有外物，每天只是一团私意，往来不定，完全不见坦然释怀之处，这是害道的最严重情况。

刚认为圣人不可企及，自己就甘居第二等人，这就是自暴自弃；刚设定圣人必定可以企及，自己却仍甘居第二等人，这就是自欺欺人。

喜怒哀乐，当它们尚未发动时，只是一团中气。说不偏于阳，也不偏于阴。就像天地的四时之气，虽然有寒热温凉的不齐，但中气未曾不在其间流行，所以能变化无穷。这中气在五行中，就叫做土。土方位居中，正是这个道理。和就是中的别名。

【佳】按，由此可以参悟太极阴阳的防诀。

只是这喜怒哀乐，就能通达于天地；也就是天地的寒暑灾祥，通达于万物；也就是万物的疾痛疴痒。

薛河东二十年治理怒气，“怒”字不去，常常见得治不去，这就是他过人之处。

古人“恐惧”二字，常用在平安无事的时候，等到利害当前，无可回避，只有一力承担，世人只是反过来做了。

与严厉刚毅的朋友相处，最有益使人检查自身，唯恐不及；遇到意见不同的人，也是这样。

薛文清说：“涵养只在动静语默作止之间，这话最好。做学问的人务必谦逊意志以向下人，随时随地求取益处。”

德行日益谨慎，小心日益谨微。

身体置于名教的中心，融合物理的奥妙，真切地作为自己的要务，暗中却日益彰显，无愧于屋漏之处，就能上达于天德。

日常用度之间，动静言行，无不各有自然的道理。如果能够顺应它来应对，就像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夏天穿葛布、冬天穿皮衣，不起一丝杂念，那么就没有不是道的地方了。

先生曾说：“我自幼有不屑于流俗的心意，这心意最真。近来从事学问，见到义理必定去做，就像饥渴之于饮食，其实很少有心满意足的地方。常常自我刻责，所以乐于与志同道合的人商讨求索。”

古人的一言一动，凡是可信的，当时传给后世，无不在其中有一段真至的精神。这一段精神，就是所谓的诚。只有诚才能建立，所以足以不朽。如果稍微涉及名心，就是不诚。不诚就没有事物，从哪里建立事业呢？

恭敬则心中无一事。

近来防备孙淇澳的书信，觉得更加严密。说从幼到老，没有一件事不符合义方，养得浩然之气。如果有不满足的地方，就气馁了。

静中的功夫，必须在应事接物处不出差错，才是真正得力。

心中无一事，浩然与天地同流。

王毓芝请求说：“先生读《易》已经完成，得闲，请有所著撰，以惠后学。”先生说：“议论已经够多了。譬如我是庖厨一般，整备了许多宴席，无论众客不曾下筷，连庖人也没有尝到滋味。”

既然做了儒者，如果一定要抛弃举业作为圣学，就没有这样的道理。只要体勘，我为举业的念头从何而起？如果荣进之念消除不净，只有一点小念头在胸中，后来将无所不至。

胸次必须教放宽，放宽养个程途，悠悠养个度量，一逼仄就是私意。

读书也是用来养气的。气与四时之气一般推移密禅，其候甚徐。只有渐进，所以不已。如果锐气一往后，就难继。所以学问最妙是宽字。《中庸》十六德，首说个宽裕温柔【佳】按文言，在学聚问辨之后，必继之以宽以居之。可见急遽无序，不仅学不得力，而且心气为之耗损。进锐者退必速也。

善于读书的人，在读书中得到养生之术，优柔厌饫，一唱三叹神清气定。读得少时，胜过人多许。今人读书，只一味夸多斗靡，这段未明，又思旁及，其中泛滥，不胜忙怕。这样读，不崇朝，精神已先疲敝。前人谓仕宦速竟则无味，我读书也是这样。

江汉以濯之两语，是心的本体，非曾子形容不出。崇祯壬午年，先生言事忤防，被黜。傅鼎力具疏留先生，也被罚。先生告诉他：“不要以一节之闻，人结果一生。”

光宗御极，登进旧人，福清叶公正再入中书，先生致书言：“宰相的职责，在于进君子，退小人，决不可混淆君子小人而并用。前者阁下参政，其开始时，姑

译任用小人来平息众人的愤慨，却让君子无法安守其位；等到局势既定，又不难罢黜君子以巩固自身的声名，于是使得小人得以肆意暴露其缺点与过失。仁德贤能之人隐匿踪迹，奸邪谄媚之徒充斥朝堂，酿成了国家二十年高拱无为的祸患。如今阁下接受征召，从民间起用，希望您能进一步施展宏大的谋略，区分贤良与奸佞，辨别善人与恶人，辅佐年幼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主，否则后悔莫及啊！”福清公回信感谢他。

译对韩参夫说：“竭力铲除浮夸的习气，深深培养真实专一的心性。”又说：“从听闻见闻上去体察体验，就从不曾听闻不曾看见的地方消解回归；从思虑中去研究审察，就向‘何思何虑’的究竟处探求。”这大概是为了防止慎独的学问（出现偏差）。

《通书》以“诚”来防止遮蔽圣人之道。又说：“思考，是圣功的根本。用思考来使诚精纯，用纯思来知晓防备，那么就能预先确立；用思考来穷尽神妙，那么就能通达变化。”这就叫做主静立极。

人心不可有一息隐藏杀机，防止万物于是生长，恢复本性各得其所，这是何等的气象？

在《圣学宗要》后题写说：圣贤千言万语，说本体，说工夫，总不离“慎独”二字。独，就是天命之性所藏精微之处；而慎独，就是尽性的学问。

《中庸》的教化如果不明，将使得学习慎独的人以把捉意见作为工夫，而不能亲见性天的本体；因而使得追求中道的人以揣摩气象作为极则，反而堕入虚空的毛病。既然把“独”置于“中”之下，又把“中”拒于“和”之前，纷纷决裂，以至于无所适从，而圣学于是成为绝学。

回答叶润山说：必须知道此理流行在心目之间，没有用不是体，没有体不是用。大概从它可见的方面来说，就称之为用；从它不可见的方面来说，就称之为体。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件事。在日常用度之间，持守并遵循它，就是下学反身的地方；默然成就它，就是穷神知化的关键。所以知道道的人，疏水曲肱，与拥有百万甲兵，用则是同样的用，体则是同样的体。

陈龙正说：“进退取与的严格，文清以下，念台刘先生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品行节义无愧于真儒，他的论学稍微有偏颇之处。”

潜庵汤先生说：“先生的学问达到了极致！自程朱以来体悟大道的精微，没有超过他的。我曾经论述过，濂溪得到了孔孟的传承，他解说太极图时说：‘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确立人极。’这是《中庸》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防备。而议论的人认为这容易流于禅宗，我认为不是这样。《礼记》说：‘人生而静，是天之性；感于物而动，是性之欲。不能反躬自省，天理就灭绝了。’人，是天之性；性，是天之理。天理不可以动静来言说，主静也不可以时位来讨论。拘泥于主静的学说而不得其义，固然容易流于禅宗；如果蒙昧主静的意旨，而只从事于标榜末节、修补缀补，那么隐微之处多有愧疚，人品虚伪而事功无本，这是乡愿的伪学，是孔孟所深深拒绝的。程子说：‘天理二字，是我体悟得到的。’又说：‘学者以敬来端正内心为本。’朱子说：‘静是性的真体。’在涵养中体现本体，显露端倪，那么一一都成为自己的东西。豫章、延平师友相传，都是这个意思。他们所说的‘穷理’，也是穷尽天所赋予我的理，所以可以尽性而至命。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是它的工夫。后人识得其精意，于是沉溺于训诂，泛滥于名物，以至于支离而无本。王文成‘致良知’的教化，返本归原，以挽救末学的流弊。然而有时语涉高远而遗落下乘，偏重一端而失去中道。门人用虚见承袭，不知道致知的方法。到了龙溪‘四无’的学说出现，更加汪洋恣肆，纵横自恣，儒家的藩篱尽被撤除，其流弊更甚。所以高忠宪、顾端文用性善的学说来挽救它。儒者在极重难返之际，深忧大惧，不得已补救偏颇，固然是吾道所赖以存在的。学者先认识孔孟的真体，而用力实行，久而久之慢慢有所见，未尝不是殊途同归。如颜回、曾参为大宗，而子由、子赐师从子商，各得圣人之一体。如果学力不实，此心无主，只从语言文字的末节，妄分界限，根基未立，枝叶皆伪，其所作为不超过功利、词章的习气，而想要收到廓清、摧陷的功效，我恐怕言说越多而道越晦暗，圣贤心传不会显见于天下后世了。先生出生在王阳明的故乡，而与高忠宪、顾端文交游，他的学问以慎独为宗旨，对于天人、理气、静存、动察辨析不厌其详，而以静存为要。曾说：‘姚江之后，流于老庄；东林之后，渐入申韩。’所以择取《中庸》，以恢复先儒的旧貌。平生处于寂寞，凝聚于一中，发挥其聪明智虑。做官四十年，破帷穿榻，萧然布素。他立朝时，秉持道义依据经典，难进易退。从曹郎到总宪，前后奏章数十次。大抵志在振肃纪纲，敦崇名节，重仁义而轻刑名，更想要申明祖制：宦官不得统领军队参与政事，廷杖、诏狱都应当停止。宁可让君主认为见解迂阔，而不敢贬低道义以顺从时俗；宁可和执政者相抵触，而不敢沉默以迎合世俗。喜好他的慎独之学，以此自修是这样，以此告君是这样，以此勉励僚友、教诲门弟子也是这样。遭遇朝代更替，拜辞家庙，绝食空庵。他的从容坚定，视生死如同日用饮食。看他告诉门人说：‘胸中浑无一事，浩然与天地同流。’大概通微达性的学问，至此才得到归宿。树立天经，扶持人纪，固守吾儒中庸之道，不是老、佛的幻视。”

译那些与君亲、乡愿、伪学模棱两可、附和迎合的人，是可以被借用的。我希望求学的人抛弃成见，去除旧有的智巧，效法先生做学问的真诚，从而把握他用心的所在。由此向上追溯濂、洛、关、闽的理学传统，进而通达孔、孟之道，那么姚江（王阳明）和梁溪（陆九渊）的学说都可以融会贯通，而不会有任何疑惑了。【蕺山刘先生文录序】金〇忠节公

译字伯玉，是南直隶武进人，后来户籍改在顺天。崇祯戊辰年考中进士，官职做到主事。

起初被任命为扬州教授，教导学生先修德行学业，后习文章技艺，闲居时的言行都有规范法度，学生们敬畏地侍奉他。转任国子监博士，升任工部主事，奉命修理安定门等四门的军械。当时宦官张彛宪总管户部、工部两部的钱粮，下令建造官署，侍郎高某图因此被罢免。张彛宪向各衙门官员索要仪注，他上疏极力请求停止此事，没有得到回复。张彛宪上任后，发公文命令两部司官行谒见礼，他极力陈说监臣发公文不合体制，臣子效忠圣朝，自誓清白无瑕，断不敢在受过宫刑之人的庭院前匍匐跪拜，以致触犯交结宦官的条款。最终规定各官遇到职务相关的事，自然应当礼节性拜见，其余不必互相拜谒。张彛宪更加怀恨他，借检验火器炸损之事，诬告参劾使他免职回家。他闭门读书，潜心研究物理性命之学，全部选取五经、四子书以及诸儒语录，深入思考广泛博览。对《毛诗》、《春秋》、《周礼》都有注解，对《易经》尤其有独到的见解。与陈龙正以及史可法、朱子冯在道德经济方面互相劝勉，安于贫困简约，所住的房屋不能遮风挡雨。他天性极其孝顺，父亲生病，他几个月不解衣带侍奉。癸未年被起用补任兵部主事，逆贼李自成已经攻陷大同，而宣府镇刚有太监杜勋监视。他上疏说：“宣府是京城的屏障，宣府不救，忧虑就在京城。巡抚朱子冯忠勇可以倚仗，恐怕受到宦官掣肘，请求立刻撤去杜勋。”朝廷不听。不久宦官迎接贼兵，朱子冯殉难。他打算上疏请求皇帝南迁，因为时间紧迫未能实现。贼兵到达彰义门城下，他换下官服拜别母亲哭泣说：“我的职责在皇城，其他地方不是死的地方。”快步走到御河，贼兵已经进入，他穿着朝服面向皇宫拜别，跳入御河而死。母亲章氏知道儿子死了，说：“铉真是孝顺啊！”急忙整理好冠带披帔投井而死。妾王氏跟随她一起死。二弟镜寻找他的尸体，找到遗骨，网上的玉环可以辨认，于是奉尸回家入殓。享年三十五岁，生平身体瘦弱不胜衣，说话迟钝好像说不出口，意志坚定努力践行，身处困境能通达，在危险中能行动，而在大义所在时，有千万人也不能夺去的志向，这大概就是所谓求学道的人吧？有宋代儒者四子合刻本流传于世，死后弟弟刊印了他的遗集八卷。

孙钟元说：“孔子说：‘得不到行为合乎中庸的人与之相处，那一定是狂者和狷者吧。’大概狂者和狷者是中庸之道的精神骨架，没有不狂不狷而能成为中庸之人的。节义是理学的神骨，没有不忠不孝而能成为理学家的。只是理学不以一节成名，而时势到来事情兴起时，一节也足以展现全体。我起初在甲戌年认识他，那时他被罢官居家。他每件事都想着退让，曾说：‘《易经》三百八十四爻，没听说有退而致凶的。’闭门十二年，读书穷究事理，刚被起用就立志以死报国，人们于是认为他是节士。不知道理学忠节本来没有两样，不穷究事理而甘愿赴死的有这样的人，但没有能穷究事理却不能以死报国的。我们乡里以理学忠节著称的，是这两位先生和定兴的鹿氏。鹿氏的学问以陆九渊、王阳明入门，但从未不尊崇程朱；他的学问坚守程朱，而在《语录》中当时推崇陆王，这正显示他学问博大，不专主一家之言，而直接以孔孟为宗师。两位先生都以亲身实践为主，所以学问都是从亲身实践中得出，而不是从口头上得出。”

【理学宗传】

语录

言语行动就要有利于人、有利于物，静中中正和平的意念作为根本，不能让自己沉沦于枯寂。

每件事都想着退让，《易经》三百八十四爻，没听说有退而招致凶险的。只有进取德行、修习学业才是如此。

周敦颐说：“动而无动，静而无静，这是神。”我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这是静而无静。平常言语守信，平常行为谨慎，这是动而无动。”那么戒慎恐惧、守信谨慎，都是神的作用吗？这就是所谓的天理吗？

行为合乎理，如果不合眼前情况，且阻碍什么呢？去穷究事理吧！做事合乎义，如果不专于一事，且停滞什么呢？去精研义理吧！

凡是读书必须要寻求切实的受用处，编纂汇集众家解说，求得博览的名声，这种毛病与好色好货的念头相差无几。至于玩物丧志，我也自觉可恨可惜。

力量无法做到的地方，命运无法逃避的地方，只能安于它。忧愁愤郁，总是没有益处。

当私欲萌动，摆脱不掉时，正当此时用力提起，让良心做主宰，决不让邪秽战胜，这才是功夫。如果在宁静时说有用功，等到私欲来时，又任其放纵，即便经过三四十年，也只是这类人，能有什么用处呢。

事情来了，我应对，都是分内应当做的，这不可产生厌弃之心。至于本来没有事，我的心非要生出事来，实在是自找苦吃，这就是所谓“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大学》只是要止于至善，而功夫全在格物。即使到了平治天下，也不过是格物罢了。这是时时处处精细察验努力践行，物格则充沛而没有什么能阻挡的了。现在读一部《大学》，说“知止知本”，这是格物的本源；“知先后”，这是格物的次序；“自明新民”，这是格物的体用；“敬止”，这是格静中之物；“为人君以下”，这是格动中之物；“学修”，这是用来格物的；“恂

译“慓威仪”，是格致内外事物的道理；“没世不忘”，百姓不能忘记，是格致天下后世事物的道理；“无讼”，百姓畏惧，是格致百姓事物的道理；“诚意章”，是格致内心所发动的事物的道理；“正心”，是格致内心事物的道理；“修身齐家”，是格致家庭事物的道理；“治国平天下”，是格致天下事物的道理。至于使万事万物各得其适宜，说的是万物各自安守其本分，这样天下的道理就得以彰显了。万物之理得以穷尽，天下也就太平了。

译有一件事不可放过，有一个念头不可放过，有一刻时间不可放过，要勇猛精进，处处看见有善可以迁就，有过错可以改正，这才是专一用功的方法。

孟子教导人，不再超出孝悌这两个字，这是学问中最大最精微的地方。只有近溪先生对此体察得透彻无遗漏。

仁义礼智的本性，好比种子；心，好比土壤。恻隐、辞让、羞恶、是非的情感，好比土壤中种子所生出的枝叶。然而滋养培育于土壤，如果不正确，那么气机就会滞塞而不能生长；涵养于种子的，如果不经常，那么精神就会分散而不能成长。当心境湛然空明没有一物时，大的作用蕴藏其中，适宜存养而不要丧失。当万物各得其所时，全体显现于外，适宜省察而不出现偏差。这就是所谓的一以贯之的道理。

明儒言行录卷十

<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明儒言行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明儒言行录续编卷一

安化县知县沈佳编

宋濂，潜溪先生，文宪公

字景濂，浙江浦江人。建国初年因被征聘而起用，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兼任太子赞善大夫。

先生母亲怀孕七个月时生下他，当时苦于多病。六岁进入小学，学习李瀚的《蒙求》，要求一天之内全部记住。九岁能作诗，被称为神童。稍长一些，拜闻人梦吉为师，掌握了《春秋》三传的奥妙，同时通晓五经。当时吴渊颖先生莱是儒学宗师，金华的胡翰出自他的门下，写信招揽说：“科举之业不足以困扰景濂，为什么不来一起学习古文词呢？”（宋濂）欣然跟随他，不久就完全掌握了其中的精要。吴莱既然辞去教职，（宋濂）就代替他讲学。乡里的先生柳贯、黄溍对他非常礼遇看重，感叹说：“我们家乡有了景濂，斯文就不会缺乏了。”莆田的陈旅称赞他的文章沉郁简严，能够兼有两位先生的长处。欧阳玄说：“如果不是才具兼备众美，见识超越千古，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于是凭借文名冠绝天下，主持郑氏讲席将近二十年。而当时世俗崇尚浮华，唯独他的家乡还流传着考亭、东莱的学问。考亭学派再传为何基、王懋、金履祥、许谦四位先生，被称为朱学的嫡传，（宋濂）内心仰慕效仿他们。偶尔通过许谦的门人探究他们的学说，又想到东莱学派的传承即将断绝，每次与人谈论都深深慨叹，想着振兴其统绪。大概志向在于圣贤，读他们的书，想象见到他们的人，自我承担的责任重大，有不求被人知晓而只求上天知晓的志向【朱平涵《史槩》】

至正己丑年，被推荐为国史编修，坚决推辞。恰逢世道混乱，更加韬光养晦，进入小龙门山，著书二十四篇，叫《龙门子凝道记》，又著《孝经新说》《周礼集注》等书籍。刘基称赞他“以圣经为主，以百家为奴，游戏于佛老之间，好比吃足了粱肉又兼吃茶喝茗”，更加成就了他的伟大。

庚子年，皇上征召入朝觐见，问世道混乱怎么办？回答说：“希望明公不嗜杀。”皇上非常高兴，说话必定称呼先生。任命为江南儒学提举，教授世子经书。壬寅年，召见讲解《春秋左氏传》。先生说：“《春秋》是孔子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的书，遵循并实行它，赏罚适中，天下就可以安定。”回家省亲。甲辰年，改任起居注，侍奉在皇上左右。第二年，皇上论述《石公三略》并且口头解释它。先生进言说：“《尚书》中的典谟，帝王的大经大法，无不具备，希望陛下留意讲习阐明它。”因病回家，赏赐更加丰厚。上笺谢恩，上书侍奉太子，愿意增进德行修习学业。皇上高兴。

洪武二年，征召总修《元史》，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当时甘露屡次降落，召见赐坐，皇上拿着金勺在鼎中炼汤，把甘露投进去，亲手斟酒赐给他，说：“这是和气凝聚而成的，能治愈疾病，所以与你共享。”于是问灾异祥瑞的缘故，回答说：“受命不在于天命，而在于人事；吉兆不在于祥瑞，而在于仁爱。”皇上的侄子文正获罪，先生于是委婉地请求保全亲属的情谊，皇上听从了。皇上诏令丞相李善长把江西军队掠夺的牛归还给百姓，没有牛的人由官府供给，不收取租税。丞相退下后，皇上看着先生说：“刚才所说的事，恰当吗？”回答说：“百姓富裕那么君主不至于独自贫穷，百姓贫穷那么君主不能独自富裕。把利益让给百姓，实在是振兴国家的根本途径【《言行录》】

皇上曾经在方丘祭祀，担心内心不安宁。先生进言说：“孟子说：‘培养心志，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如果能够实行，内心安宁而身体安泰了。”

皇上曾经说：“古代帝王在安逸之余，大多喜好神仙。我勤于政事治理，国家安定百姓平安，心神恬静安康，这就是神仙了。”回答说：“汉武帝喜好神仙而方士到来，梁武帝喜好佛教而异僧聚集。如果转移这种心思来寻求贤才，天下有不治理的吗？”升任国子司业。皇上问：“帝王之学，什么书最重要？”先生请求读《真德秀大学衍义》。皇上立即取来阅览很喜欢，命令大字书写张贴在两廊墙壁上。六年，皇上坐在西廊，大臣侍坐，指着《衍义》中司马迁论述黄老的事，命令讲解。讲完又说：“君主能够用义理培养本性，那么邪说就不能侵犯；兴办学校教化百姓，那么祸乱就不能兴起。刑罚不是首要的。”皇上说：“我上畏天，下畏百姓，那么祸乱就不能兴起；兢兢业业，不敢自我安逸。”先生叩头说：“皇上慎终如始，天下幸运极了。”升任侍讲学士，兼任资善大夫，命令汇集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