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制《通鉴辑览》序 编年史书没有比……更完备的 皇祖御批的《资治通鉴纲目》。这部书把三编汇为一部，从三皇一直到元末明初，提纲挈领，审慎地褒贬，足以昭示万世的法则和鉴戒。作为君主，不可不每天亲手翻阅此书，并用心体会其中的义理。然而 皇祖虽然曾经探究精微、征引文辞，撰写论说一百多篇，也只是为了分析疑义、纠正浅陋之处，以此垂训后世。至于原书，则完全仍旧，没有删改。因此全书篇幅虽然很多，但议论竟是事实的十倍。比如前编中，总论、史论、音释、辨疑、考证，纷杂而不止一家；正编中，又有凡例、发明、书法、考异、集览、考证、正误、质实、滥觞等，种类更多；至于续编，则成于明朝诸臣之手。当时《周礼》沿用尹起莘的体例撰写发明，而《通鉴纲目发明》则出于张时泰；仿效刘友益的书法而作的那些文字，对于历代的兴革，以及正统、偏安之际，尚且不能得到持平的论断，何况仿效它而作的文字呢？而且由本朝臣子来记载本朝开国的事情，自然不能不偏袒本朝而贬抑前朝，这也是常理。何况三编中，在朝代更替、新朝兴起之际，称太祖并附以“我”字的地方比比皆是，这也不合体例。因此命儒臣编纂《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完全革除历代臣子各自偏私其君的习气，使记载归于正当。从远古一直到本朝，共四千五百五十九年的事实，编成一部完整的全书。对于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等问题，必须公正平允，严肃谨慎，不容有私心曲意徇情其中。读这部书的人，可以畏惧天命并非一成不变，知道统系是应当守护的；这样一来，它用来教诲万世君主的地方，也正是用来教诲万世臣子的地方。书中的批语评论完全依照 皇祖的成例：皇祖自己述说见解、根据事实加以记载的，占十分之三；儒臣拟定批语的，占十分之七；而经我删削、涂改的，占其中的五分之七。即使采用原有文辞而没有加以改窜的，也占其中的二分之七。乾隆丁亥秋月御笔 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五 《评鉴阐要》目录　史评类 第一卷 从太昊伏羲氏起，到汉惠帝止【共七十八则】第二卷 从汉文帝起，到后汉安帝止【共九十四则】第三卷 从汉顺帝起，到晋安帝止【共一百零一则】第四卷 从南北朝起，到隋末止【共九十七则】第五卷 从唐高祖起，到唐肃宗止【共七十二则】第六卷 从唐代宗起，到唐昭宣帝止【共六十五则】第七卷 从五季梁起，到宋英宗止【共七十一则】第八卷 从宋神宗起，到宋高宗止【共五十九则】第九卷 从宋孝宗起，到元英宗止【共五十二则】第十卷 从元泰定帝起，到明成祖止【共四十则】第十一卷 从明仁宗起，到明武宗止【共三十四则】第十二卷 从明世宗起，到明福王止【共三十五则】臣等谨案：《评鉴阐要》十二卷，是大学士刘统勋等人从《通鉴辑览》中汇录出来的。御批共八百多则，冠以 御笔撰写的《通鉴辑览》原序。这部《辑览》一书，全部听凭 圣上的裁定 特别撰写评论，阐发幽微、说明隐义，多达数千条。现在专门录入亲自御笔所写成的，以及馆臣撰拟后敬承圣意 修改订定的文字，并按朝代依次排列其中。例如正统年号系统方面，隋朝戊寅年大书“大业十四年”，而把义宁作为附注；元朝戊申年大书“至正二十八年”，到闰七月以后才开始书写“洪武”；至于明末甲申年大书“崇祯十七年”，乙酉年附注“福王年号”，尤其体现了 圣主大公至正的原则，不是臣下所敢擅自议论的。按照这种书法，对贾充、褚渊、沈约记载其死亡，对狄仁杰记载其升迁、授官以及去世，对周足的记载，足以成为千古臣节的大防。至于打破拘泥牵强的论调，订正傅防的说法，权衡是非，纠正讹误，有时多至数百字，少则一两句话，无不发掘深奥、穷究精微，永远垂示法则和鉴戒。臣等校录之余，既深为悦服，也尤其庆幸万世史家能够奉此书为指南。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敬校订进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评鉴阐要》卷一 太昊伏羲氏 开始教百姓种植、捕鱼和畜牧（纲） 君主治理百姓的原则，没有比教导和养育更重要的。伏羲氏创制种植、捕鱼、畜牧等事业，都是为了供养百姓；而教导也就在这些事情中实行。后世把教导和养育看成两件事，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炎帝神农氏 现在的百姓，就是古代的百姓。古代的百姓茹毛饮血，起初并不知道耕种庄稼。后世看待吃草木、食禽兽的人，几乎把他们当作异类，却不知道他们距离古代并不遥远，反而是我们自己已经接近异类了。黄帝轩辕氏 划分土地、设置州部，得到方圆百里的国家一万区（目） 方圆百里的国家一万区，依照开方法计算，应当得到总面积一万万里。然而考察轩辕氏巡行所到的地方，按照今天的地理来核对，他西边不过肃州，北边不过宣化、保安，东边到海，南边到长江，疆域都在这里，怎么会有一万区方圆百里的国家呢？由此可见，史家的记载大多夸大而不合事实。比如禹在涂山会聚诸侯，竟说执玉帛来朝的有万国，也属于这一类。帝尧陶唐氏 设置进谏之鼓，树立供人批评的木牌（纲） 治理天下的原则应当以帝尧为典范。现在看帝尧即位之初，首先把授予时令、安排农时看得最重要，接着就实行采纳谏言。后世治理百姓的人，应当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越裳献上大龟，又有蓂荚生长在庭院中（目）。圣人效法上天，所以天不吝惜显示其道。然而帝尧之所以能够端正四时、兴盛各项政务，根本在于一心敬慎地顺应天意。所谓关键在于彼处，而不在于此处。鲧筑造九仞高的城墙，用来堵塞洪水，最终始终没有成功（目） 九仞高的城墙，就是书中所说的“堙”。鲧用筑堤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却没有成功；禹疏通九条河流，百姓才得以获得粮食。所以治理水患的要点，是修筑堤防不如疏通引导，这是确定的结论。假如九泽已经筑堤蓄水，那就只是停滞的水罢了。从前曾有《禹贡》中没有“堤”字的说法，我认为正是这个意思。不过古今情况不同，如今人口日益繁多，房屋鳞次栉比，保护百姓、预防灾害，还要靠审察形势变化并灵活明断。而且约束水流可以冲刷泥沙，使主流加深，正应当把疏浚清理包含在修筑堤防之中。近年来淮河、徐州一带的河流，颇能看出顺着河道运行，这就是明显的验证。治理百姓、治理方法，哪里是可以轻易说清的呢？帝舜，有虞氏。帝舜作歌（纲）。注疏家认为这是帝舜的歌，开头说股肱之臣；皋陶续歌，开头说君主，这是君臣彼此警戒的意思，似乎有道理。但他们不知道，“勅命”两句本来就是歌辞，只是歌唱者用延长声调来反复申述歌意罢了。皋陶的意思，也只是专心于察看政绩，都是自然流露、情不自禁，并不是说他们彼此责难；若这样理解，仍不免是主观揣测。夏。夏后氏大禹。铸造九鼎（纲）。禹铸造九鼎，《汉书》和其他史书的记载都相同。金履祥却只依据《墨子》的说法，认为是后启铸造的；舍弃经传而采用子书的说法，是不对的。至于铸鼎来象征万物，《左传》还说这是接近古代的事，胡宏却认为是绘制九州的道路里程和贡赋。道路里程和贡赋，怎么能称作“象物”呢？这大概是喜欢标新立异、任意臆测的毛病，记事的人也难免如此。在防稽防备诸侯（纲）。即使在台德先的时代，也已有像防风氏这样不奉行君命的人。《易经》所说的“不宁方来，后夫凶也”，就是这个意思。对于迟到者的诛罚，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周书》说：“他能够整治你的军队，使其登临禹所走过的道路。”由此也可以看出大禹建立政事的大要。后相。迁居商丘，依靠斟灌、斟寻（目）。商丘在河南，而斟灌、斟寻却在山东青莱。两地相距很远，彼此几乎无法联系，怎么能够相互依靠呢？或许是那时他们前来跟随君王共同应对灾难吧？然而既然说是“相依”，那就是借助他们土地和民众的力量。古代史书荒疏简略，其中很少有确实可靠的记载，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后少康。相的妻子后缗在有仍生下少康（纲）。国家的统系系于君主，按照《春秋》的义理，君主还在，就仍然是正统；即使后来归于新莽，也是如此。记载更始年号的年份，以及天纪年间房陵的事迹，都是这个意思。胡氏《大纪》把少康出生的那一年作为元岁，足以纠正《皇极经世》的错误。不过在这时，夏朝没有灭亡，也已经只是像一根丝线那样勉强维系罢了。商。商王成汤。在桑林祈祷，以六件事自我责备（目）。用实际行动回应上天，而不是用文辞。以六件事自我责备，正体现了成汤的至诚，他对待上天就是这样。至于是否降雨，并不是成汤敢于预先料定的。旧说认为他把身体作为祭牲，剪掉头发、截断指甲，这不是圣人所会做的事，实在不足以作为依据。王武丁。得到傅说，任命他为相（纲）。高宗中兴，是位贤明的君主；但说他在傅岩画下傅说的画像，便令人怀疑而且显得荒诞。或许傅说当时居于民间，经过长期寻访才找到，只是因为起用奴隶而任命他为相，恐怕人们的期望还没有满足，于是托言梦中得到启示并画出他的形貌，不过是借神异之道来施行教化罢了。君主如果不是高宗，臣子如果不是傅说，这件事怎么可能成立呢？帝乙。长子启因为母亲身份低贱，没有被立为继承人；少子辛因为母亲是正后，被立为嗣（目）。微子启因为母亲身份低贱，不能被立为君主。假使让启即位，殷朝怎么会走到灭亡呢？后世关于立嫡子的论说，看到这个例子还不能醒悟，那不是愚蠢又是什么呢？王受辛。西伯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请求废除炮烙之刑（目）。文王已经占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却仍然服事殷朝，这就是文王的志向。献出土地来请求废除刑罚，和陈氏用自家的量器借贷、却用公家的量器收取，有什么不同？以施惠来博取名声，借机施展权术，似乎不是圣人所会做的事，我不能没有疑问。周。武王。作铭文自我警戒（纲）。“口生防”“口戕口”这些字，解说者认为旧本脱字，通常都用“口”来标识这类情况；我认为并不是这样。《易传》把言语比作君子的枢机，枢机一发动，就成为荣辱的主宰。“口生防”，就是所说的因言语而引起羞辱、兴起战争；“口戕口”，就是所说的悖逆而出、悖逆而入。其他版本所传，“机”有的写作“几”、有的写作“机”，都不如《大戴礼》对本义揭示得直接。至于卢辩的注释，按照“几”字的说法解释发布命令，虽然不过是沿着文字推求意义，但道理也说得通。伯夷、叔齐采食薇菜。有一个妇人说：“这也是周朝的草木啊。”于是二人饿死（注）。夷、齐不吃周朝的粮食，只是说他们认为按义理不应出仕周朝、接受周朝俸禄；所谓饿死，也只是说他们贫困饥饿而死罢了。古代史书考证并引用乡野妇人的话，竟好像认为夷、齐连薇菜也不吃，以至于饥饿而死，未免太拘泥了！这正是高叟所讥笑的那种说法。成王。设立大社，使用五种颜色的土。凡是分封诸侯，都凿取当地一方的土，用来作为封国的土（注）。天下所有的土地，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分出土地来封给诸侯，就是削减君王的土地。所谓包裹黄土、包裹白土的说法，岂不是过于牵强了吗？穆王。穆王向西巡狩，听说徐戎反叛，便乘着八匹骏马，一天之内赶回（目）。一天奔驰千里，长驱赶回，即使顺风扬帆也有做不到的地方，怎么能说马可以做到呢？健壮的马，大概也只能行走数百里；能够日行千里而不疲惫的，就是良骥了。后世那些专门追求奇异说法的人，连马都不了解，哪里能认识良马？他们的论说失实，也就不足为怪了。平王。元年向东迁都（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