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阐要卷十

译在淮河附近连接设置军营，固然足以用来堵截防御。但说没有战事时屯田自食、边耕种边作战，却有形势上的困难。屯田只适宜实行于太平无事时的边防地区；像当时那样群盗遍布江淮，战守尚且恐怕来不及，哪里还会有余力屯田？况且盗贼势力猖獗，屯兵在野外就担心遭到蹂躏，收获粮食又害怕反而资助盗贼，屯田之政还能在哪里施行？董搏霄虽然有制胜的长处，但这个建议却并不恰当。台布哈讨伐盗贼却不肯前进，皇帝对此很厌恶。于是任命他为右丞相，命令他统率军队进讨。不久，他被御史弹劾，削夺爵位，安置到外地。台布哈当初接替托都统率军队时，就放纵士卒抢掠，祸害百姓。到了这时奉诏讨贼，他仍不想奋力效命，以赎前罪，反而应当前进却后退，借口养精蓄锐；汴梁请求援军，他却按兵不动，只是说些大话自我欺骗。这本应按玩忽敌寇之罪惩处，并以不能统率军队之罪加诛。可是顺帝既然心中厌恶他，反而任命他为右丞相，颠倒是非到了极点。至于削夺爵位的诏令，原来是因为太平害怕他危及自己，便唆使别人揭发他的罪状。当时朝廷既不懂得正确行使赏罚大权，大臣们也只把报复私怨当作要务，难怪纲纪一天比一天衰败，终于导致灭亡。陈友谅在采石杀害了他的主君徐寿辉。徐寿辉窃据地方、作乱逞凶，只是大盗的首领，虽然僭称名号，却没有形成国家。陈友谅只是他的支党，《续纲目》记载采石之事时，竟然径直使用“弑”字，实在很不恰当。当时的情形不过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一类，不能拿来和项羽对待义帝相比。盗贼同类之间互相残杀，和名分有什么关系？怎么能按照乱臣贼子的例子来书写呢？但陈友谅既然接受了徐寿辉的伪署，原本就是安心尊奉侍奉他的。因此现在仍称徐寿辉为他的主君，以纠正陈友谅推奉他的罪过；只是特意改用“害”字，以区别于对拥有国家者的称谓。这样大义就不会混乱，对他的诛责贬斥也会更加严厉。至正二十八年。这一年正月，明太祖虽然已经称帝，但大都还没有失守，正统仍在元朝。前次编纂《纲目三编》，因为专门记载明朝的事情，所以从明太祖称帝开始就以明为正统；对于元朝的事情则书写元，以便同明区别。如今编纂《通鉴辑览彚纪》，列代大事应当以历代正统所归属者为准，所以在顺帝在位期间，仍以元为正统；对于明朝的事情则书写明，以区别于元朝。自闰七月顺帝出居北漠以后，才开始称为明洪武元年，依照历代改朝换代时一年之中分属两个正统的例子，将这部分归入下卷，以求名分清楚、体例统一。书写方法虽然有所不同，总的目的只是希望合乎天下至公的道理罢了。洪霍特穆尔率军占据太原，把官吏全部杀死。洪霍特穆尔先前与李思齐等人连年交兵、结下祸怨，还可以说是私怨相互寻衅；到了这时，他竟然进入并占据太原，把朝廷任命的官吏全部杀死，显然是在抗拒朝廷，简直就是叛乱。有人认为，洪霍特穆尔后来孤军驻守塞外，仍然奋力作战、宁死不屈；假如让他参与争夺中原，国家的事情还未必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应把责任归于太子挟带私怨，轻率地削夺他的权力，逼得他成为博尔特特穆尔的后继者，最终导致国家和宗庙沦亡。这样责备太子，确实是有道理的。那时明军已经完全占有山东，渐渐就要从汴梁进入陕西；即使洪霍特穆尔奋发尽忠、勤王救国，也未必马上就能恢复疆土、中兴社稷。可是他本应忧虑国家的祸患，却不抵御外侮，反而转而造成内讧，使历代忠勤至此毁坏，这是多么乖谬啊。明军攻陷通州，皇帝向北逃去，徐达进入大都，元朝灭亡。顺帝出塞向北逃去，固然没有失去皇帝的名号，他的子孙也相继称汗，与明朝始终并存。直到本朝攻破察哈尔林丹汗，元朝才真正灭亡。然而史家在这一年就明确大书“元亡”，是因为元朝失去了正统的承继而远远逃避，这样处理是正确的。懂得这里这样处理是正确的，也就知道宋朝灭亡后仍把昰、昺列入正统是错误的。天命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归属？它总是归于有德者。拥有天下的人如果能够守住正统的承继，即使只剩一线延续，也不能轻易加以贬斥断绝。像宋高宗迁到临安，虽然属于偏安，却还没有达到灭亡的程度，就是这个道理。若宗庙社稷已经沦亡，君主流离逃遁，就不能再保存其正统承继，如宋朝二王居于岭海、元顺帝居于漠北，都是这样。对历史人物的进退、褒贬和取舍，都应当根据事实来衡量，怎么可以因为区别内外而在其中有所抑扬呢？前面在宋朝末年已经阐明过这个观点，现在再次引用并加以申说，是要让天下万世都知道史法至公至当的道理，应当如此。明。太祖。皇帝与太子谈论汉景帝轻率听信鼂错、削夺七国之事，又说藩王应当尊奉天子，不要妨碍公法。明太祖评论汉朝七国之事，极为公允。但当时争端的发生，虽然是由于鼂错谋划国事不当，诸侯僭越奢侈、骄横跋扈的问题，在汉文帝时贾谊已经预先看到了。那么七国发兵的根源，实际上是分封制度造成的。明太祖如果真能从这里吸取教训，就不应当分封土地让诸子为王。至于他说“诸王应当知道辅佐王室，不要妨碍公法”，大概是用来告诫教授诸王的儒臣，使各藩国遵守法度。然而这种安排能够始终不改变吗？像明太祖这样，只知道师法古人却不知道权衡时势，如今只求虚名而导致实际祸害，正是这种人。徐达把胡德济戴上刑具押送到京师，皇帝释放了他，并对徐达说：“在军中把他杀了也就罢了，如今既然交付廷议，我考虑到他的功劳，不忍心加以诛杀。” 胡德济虽然是功臣的儿子，但贻误军机、败坏军务，国家自有常法。徐达已经杀了手下几个人示众，又把胡德济戴上刑具押送京师，等待王法裁决，并没有大的过失。明太祖释放他，实际上流于轻率放纵；而且还写信告诫徐达，这是在掩盖自己的过错，并把把柄交给别人。拿穰苴的事例来比喻，也不能成为这种处理方式的正当理由。纳克楚进犯辽东。元朝自顺帝向北居住在沙漠以后，子孙相继继承帝位，沿袭原来的称号。虽然国家的正统已经丧失，但仍然向南出兵，怀有兴复的志向。譬如宋朝与金朝，元朝本来属于敌国，虽然曾有称臣、称侄的关系，但它向北进攻也不能按盗寇来书写。明史沿袭旧文，对元军都用“寇”字记载，实在不恰当。现在特意依据金、元、宋相互征伐的先例，全部加以改正，这样才大致使情理公平、体例协调。皇帝曾命令国子生学习骑射，说读书人应当在文方面足以治理国家，在武方面足以平定祸乱。

译射箭是六艺之一，古代教育士人时必不可少，尤其受到泽宫礼制的重视。自从后世文武分途以后，专门把射箭看作武事，于是学习文学的人不再用心研究射箭的准的，穿着宽大的衣服、戴着宽大的衣带，对于比较礼仪、比较音乐的道理，问起来便茫然无知。这是古今情势不同，不能强求一致。明太祖告诫国子生学习骑射，未尝不是有志于效法古人；但说这样就足以治理国家、平定祸乱，期望未免过高。而且当时也没有听说国子监中有精通武备的人，结果仍不过是崇尚空文罢了。皇帝制定《孝慈录》，命太子为孙贵妃服慈母之服，服丧一年并持杖。太子不奉行诏令，皇帝大怒，群臣震恐害怕。《孝慈录》所规定的丧服制度，轻重颇为恰当。可是制度诏书刚刚颁布，太子就敢凭自己的私意违背父皇的命令，而且倚仗自己是嫡长子，拘泥于旧说而争辩；孝道已经亏损，还有什么资格谈礼呢？然而当时太子之所以抗拒，皇帝之所以发怒，群臣之所以震恐，实际上是由于皇帝沽求虚名、喜好古制，给了他们这样的借口，又能责怪谁呢？凃节告发胡惟庸谋反，皇帝认为凃节本来就参与了谋划，于是把他一同诛杀。刘基中毒以及胡惟庸谋反的情状，都是由凃节揭发的。等到案件审结，凃节也被一同杀死，并且被指为逆党。按理推断，这实在很难令人相信。凃节如果真是胡惟庸的主要谋士，难道不知道事情败露后自己必然受到牵连吗？他却反过来首先告发，企图侥幸免罪，这在情理上绝不可能。何况参与叛逆必须有旁证，如陈宁与胡惟庸一同在省中查看兵马名册、加以附和的情状，就很清楚。凃节却没有一件事载入案卷，只凭“他的党羽”三个字定罪，这和凭“莫须有”定案有什么区别？而且史传记载陈宁的奸恶情状非常详细，从来没有一句提到凃节，凃节也没有其他事迹。因此陈宁和凃节虽然都因被视为胡惟庸党羽而被诛杀，但事实真伪显然不同。大概一定是胡惟庸怨恨凃节，揭发他的谋反，妄加诬陷牵连；当时又不寻找旁证，便仓促定案，凃节于是无法为自己辩明。现在用《明史》和《洪武实录》相互考证，足以解释这个千古疑案。后来蓝玉谋反一事，记载蓝玉极力辩解、不肯服罪，詹徽斥责蓝玉招认实情，蓝玉说詹徽就是自己的党羽，于是把詹徽一同杀掉。事情正与此相似，更可见当时审断案件的人，确实并不是作出了可信的判决。胡惟庸有异谋，命令李存义暗中劝说李善长，李善长不能制止。李善长是皇帝的股肱之臣，知道胡惟庸的反叛阴谋，却隐瞒不告发，即使不是甘心附和，也与亲自践行叛逆同罪。他的确有罪，难以逃脱。明太祖对此置之不问，后来却以星变为由赐李善长死，未免轻重失当。而王国用竟然还替他上书申诉冤屈，就更加荒谬了。宋濂做太子的老师十多年，太子的言语行动都一定以礼法为准。宋濂既参与议定礼制，又兼任太子的师傅；可是太子骄纵，不奉诏令，却没有听说他有一句劝谏的话，其他方面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史家偏爱奉承的说法，不值得相信。皇帝告诉冯胜：“从通州前往庆州，袭击纳克楚。攻克以后，就直接进攻金山。” 金山在今天开原县西北，庆州在今天巴林西北，两地东西相距约二千里。纳克楚当时正占据金山，打算夺取辽东，哪里还可能出兵向西扩张？明军即使想捣毁他的巢穴，也应当从东路进军，却反而向庆州方向侦察敌踪，这和燕国的车子驶向越国有什么不同？况且元朝的各部早已离析，纳克楚被瓜分之后，绝不可能仍然兼有原来的土地。推想当时或许有别的部落驻屯在庆州，而各位将领又不了解塞外的道路里程，凭空猜测，于是错误地把庆州指作纳克楚出没的地方。明太祖既命令从通州派人侦察，又让军队从庆州直接进攻金山，路途迂回，军事安排也有许多不合适之处。总之，是因为明朝人对塞外地理完全茫然，只根据模糊的传闻来筹划安排，自己不知道其中的错误，竟可笑到这种程度。解缙请求实行均田。古人所说的井田制度，在战乱之后实行，是为了求得治理；在太平时期实行，则是为了求得混乱。这种说法确实不可改变。自从阡陌开通以后，贫富本来就很难一致。如果处在太平时期，百姓安于自己的产业，却一定要设置均田、限田的防范，纷纷重新分配土地，严重扰乱乡里百姓，对民生造成的危害会更大。或者在战火之后，土地荒芜遍野，户籍册籍荡然无存，因而重新丈量土地、制定制度，按人口授予产业，一经整顿便显示出革新的气象，这样或许没有弊端。但也必须审察时势，周密防范，不能冒昧行事。像解缙请求均田，并不是没有考虑到明朝是在战乱之后建立的，却不知道明朝立国已经将近二十年，民间耕田纳赋，大体已经安定，怎么可以再兴起变更？况且当时虽然遭受战争，也未必家家户户离散，以至于都失去了固定产业。如果只是向富裕人家强行夺取土地来分给别人，那么百姓还没有得到均田的好处，怨言就先产生了。天下刚刚平定，民心还没有安定，不想着抚慰安定百姓，反而严重违背他们的心意，又将凭什么维持国家的根本呢？解缙没有察觉时宜，只是空谈经国济民，仍然免不了是书生迂腐空疏的见解。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等人与胡惟庸互相勾结，罪状暴露。适逢发生星变，谏官说应当迁罪于大臣，于是赐李善长死。李善长是皇帝的股肱之臣，知道胡惟庸的反叛阴谋，却隐瞒不告发，即使不是甘心附和，也与亲自参与叛逆同罪。明太祖既然已经审查治罪、查得事实，就应当明确写出案件判词，公开处死，以便法纪彰明、人人知所警戒。可是御史接连上章弹劾时，朝廷却没有公开依法处决，只是当时掌管审阅此事的陈顾借占验星象为由，赐李善长死，以应验星变，使他一时的罪状没有明确记载，反而让无知的人得到借口。至于陆仲亨、费聚，他们确实参与了反叛阴谋，当时也被释放而不追究，拖延十年才依法处死；而登记没收财产时又有许多人被一概列为奸党，难道能没有株连过度的过失吗？太子朱标去世，皇帝召集朝廷大臣说想立燕王。刘三吾以孙子承继嫡系正统为由，劝皇帝停止这一打算。

译帝位应当选择贤能的人授予，燕王一向以才能和武略著称；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父亲，明太祖本来应当在内心作出决定。当时如果立即决定建立储君，不但托付可以得到合适的人，还可以消除日后骨肉之间的争端。况且父子相传本是三代以后常见的制度，而明太祖又深知年长的君主有利于社稷，还有什么可疑虑犹豫的，却偏偏向朝廷大臣委婉曲折地询问？这大概是因为明太祖拘泥古制、喜好虚名，才使刘三吾产生异议，于是决定立孙。一旦作出错误决定便无法挽回；况且说孙子承继嫡系正统，这种说法在礼经中并没有根据，刘三吾所依据的究竟是什么？“太孙”这个称号起源于晋惠帝，此后也没有能够善终。即使《尚书》记载太甲继承商汤的事，也是因为外丙、仲壬不适合承继，姑且作为特殊变通，不能拿来作为燕王和建文帝的先例。又如齐武帝立郁林王、辽道宗立天祚帝，也都不能承担君主之任，渐渐导致国家沦亡，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刘三吾不过是喜欢太孙宽厚，竟敢假托礼文，暗中妨碍国家大计，实在罪不容诛。明太祖却不知道慎重开始、考虑结局，轻率决定继承人，祸患是自己招来的，实在是应当决断时不能决断，因而造成了灾祸。皇帝命太孙裁决各种政务，宽厚仁慈一如太子。《传》说宽厚就能得到众人拥护，《尚书》说宽厚而又有节制，这两方面不可偏废。必须先有节制，然后才能实行宽厚；建文帝如果只是宽厚，确实宽厚了，又怎么能做到有节制呢？等到削夺诸藩的权力时，似乎有节制了，但因为冒昧行事，仍然属于没有节制。由此可知，他的宽厚也不过是柔弱怯懦、无能为力的宽厚，而不是有节制的宽厚。记事的人对建文帝多有过分赞誉，但难道这样就能挽救他丧失国家的罪责吗？方孝孺因被推荐而召到朝廷，皇帝说：“现在还不是任用方孝孺的时候。”于是任命他为汉中教授。记载这件事的人，大概是想说朱元璋有先见之明。如果真有先见之明，只要立燕王朱棣为储君，各种祸患自然就会消除，何必留下一个迂腐的儒生，让他辅佐平庸的孙子，最终造成靖难之役中诛杀惨烈的局面？事实显然不是这样。蓝玉认为燕王有不臣之心，曾经向懿文太子说过这件事。太子住在东宫时，就有人以诸藩王有不臣之心为由进言；由此看来，建储、建藩究竟可行还是不可行，也就可以知道了。然而燕王在洪武年间从未有过不臣的行迹，即使暗中怀有远大志向，这件事也必定极其隐秘，又哪里是蓝玉所能窥知的呢？他秘密告知太子的那些话，只见于《永乐实录》，或许出自当时史官的附会；否则，也未必不是蓝玉捏造这些话来煽动叛乱。总之，如果明祖没有建储、建藩之事，后来的种种议论又从何而起呢？惠帝 皇帝还是皇太孙时，曾坐在东角门，对黄子澄说起诸王拥兵自重的忧虑。到了这时，卓敬上疏说：“燕王的智慧谋略超过常人，请把他的封国迁到南昌。”没有被采纳。世人多把卓敬请求迁封的奏疏比作“曲突徙薪”，又对建文帝没有听从而感到惋惜。然而不久就有顾、黄子澄在东角门所说的话，这与上述看法显然自相矛盾。不过，卓敬这番意见，如果在洪武朝与请求正定名分的建议一起陈奏，明祖或许能够采纳施行，也未必不能预先防止后患。至于建文帝已经即位，燕藩长期蓄谋异志，假使卓敬的建议果真施行，也不过是促使燕王更快反叛罢了。燕王的智谋超过常人，并不是一个会束手受制的人；看后来宁王朱权奉召不到，燕王就能不动声色地袭击并擒获他，便可知道这一点。把封国迁到内地，这种由卓敬策划的深谋秘计，本来就不可能在燕王的预料之中。何况燕王当时身处危疑之地，难道肯低头任人牵制吗？周王橚的儿子有人告发橚谋划不轨，供词牵连燕王、齐王、湘王三王，黄子澄请求先削夺周王的封爵，以剪除燕王的羽翼。当时难以控制的强藩，自然没有比燕、周、齐、湘四王更严重的了。代王等其他诸王不过是骄纵放肆，起初并没有觊觎帝位之心。像吴王濞、楚王戊，尚且有人告发他们，并且主动告发自己的父亲。这种做法即使对平民也不应听信，却仍应依法处置；而这里却是想借此剪除燕王的羽翼，先削夺周王、湘王、齐王的封爵，随后又相继治罪废黜，实际上是把诬告当成了事实。惠帝刚刚继承帝位，不想着敦睦亲族以维系人心，却接连传出黜夺宗室的消息，严重伤害亲族情谊，使各藩王人人自危。何况燕王久蓄异谋，这样更使他疑惧加深，正好促成他的祸乱。谋划不善，造成的已不只是相差毫厘而导致千里之谬了。况且齐王、黄子澄既然明知建文帝不过是妇人般的仁慈，又确实没有审度奋发、担当大事的能力，却仍然祸害国家，自招忧患。即使一死，难道就足以向天下谢罪了吗！采纳方孝孺的建议，重新制定内外品官的官阶和勋位，又撰定礼制颁行。设置官职本来是为了办理事务，难道在于名目吗？况且当时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他却急忙重新制定这些制度，白白给靖难之师提供了口实，难道不是非常可笑吗？再说，方孝孺既然受到信用，在削藩这一大事上为什么一句话也没有说，却只把复古议礼当作自己的责任呢？大概是因为记事者多偏袒方孝孺，把削藩的罪责归给齐王和黄子澄。方孝孺还没有严重到齐王、黄子澄那样，确实如此；但若说他没有过错，那就不对了。李景隆读过书，通晓典故，黄子澄推荐他担任将领。到了动用武力的时候，并不像翰林院中联句唱和那样，以通晓典故为可贵。最终他使战车翻倒、败坏大事，事到如今哭泣叹息又有什么用呢！朱棣逼近盛庸的营地，在野外露宿到天明，牵着马穿过营地离去。诸将因为皇帝有诏令，不要背负杀害叔父的名声，所以没有发射一支箭。燕兵以叛逆之师进犯，两年来所向无敌。只有盛庸在东昌取得的胜利大大挫伤了燕军的锋芒，燕军于是退避。可见盛庸精于用兵，实在不是其他将领所能比的。当燕王逼近营地并在野外露宿时，他又处在包围之中，盛庸难道能够借口不知道吗？假如决意擒拿他，简直易如反掌。他却在第二天听任燕王鸣角穿营而去，还引用“不要背负杀害叔父的名声”这一诏令为自己辩解。惠帝固然愚昧，盛庸难道没有听说过“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吗？等到永乐帝篡位即位，盛庸的爵位仍和往常一样，那么他暗中怀有二心，也难免受到《春秋》所说的责备了。梅殷常常接受太祖的密诏，辅佐皇太孙。如果太祖确实已经预见到这些，那么拥立朱棣还是擒拿朱棣，都只在他自己的意愿而已，哪里会有篡夺帝位的祸乱呢？况且所谓密诏，史臣又是从哪里知道的？真假各半，本来就是记事中常有的情况。成祖 安南的陈天平来申诉胡▯篡夺国位，皇帝命令▯写具状词上报，▯不久就在芹站诈杀了陈天平。

译安南既然已经列入藩属并接受封爵，它接连发生篡位弑杀之事，本来就是王法必定要讨伐的。然而成祖从燕王府起兵，自身也冒犯了大义；他取得帝位的来由，与胡▯父子又有多大区别呢？成祖既然想公开正当地处罚胡▯的罪行，但自己回头惭愧于德行，又拿什么作辩解呢？他却命令安南写具状词上报，出兵进讨。这和楚灵王背负庆封的斧钺，在军中示众，又有什么不同？所以，请求送还陈天平的使者才刚刚来到，芹站的伏兵已经发动，结果白白受到了远方蛮夷的侮辱。这虽然由于黄中等人不明白事机，也因为成祖的德行不足以使远方人服从。即使以兵威震慑，最终也没有益处。齐王榑因骄纵被废为庶人。齐王、岷王二人，都是惠帝所废。成祖既然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封爵，又说应当谨慎地守护藩屏，以长久保有富贵。谁知后来榑王因凶暴骄纵，楩王因沉湎酒色、擅自杀人，一并获罪而被废黜削夺。由此可见，二王前日的祸患确实是自取的，不能把这件事归咎于建文帝处置过当。只是齐王、岷王在建文年间，罪行还没有明显暴露，建文帝就仓促加以贬黜断绝，不能向天下申明大义，这是因为君臣处置不当，没有等到详细查明便将其揭发，仓促行事，终于免不了给燕军留下口实。不过，他们祸患的根源，实际上都是洪武年间实行分封造成的。碉门茶马司使用茶叶八万多斤，换得马七十匹，而且马匹大多瘦弱受损。茶马互市，是用有余之物换取所缺之物，本来是希望便利远方之人，同时补助国家财用。如果不核算盈亏，任凭商人抬高价格、囤积居奇，就失去了和谐交易的本意。比如唐代买马，回纥耗费了许多缣帛，而所得马匹又不适用。因为当时借助回纥的兵力，不得不满足它的要求；虽然知道这样没有益处，却不能自主，所以白居易作《阴山道》乐府来讽刺此事。到了明代买马，洪武年间一匹马已经要给茶八十斤，到了永乐年间费用又增加了十倍，所得马匹还多是瘦弱的，价格日益上涨而货物日益贬值；后来更成为边境的负担，远远不只是白居易所讥刺的程度。假如今天哈萨克归顺内附，愿意用马来换我们的丝帛，一匹马的价格不过三四两金，与通常价格相比还不到三分之一，而且还能得到许多良马。曾经借用白居易诗的韵脚，反转他的意思来记述此事；如果用来说明明朝末年马匹交易计划所节省的费用，岂止是十倍呢！宋礼采用白英的办法，筑堤拦截汶水，使各处泉水汇集后都流出南旺，向南连接徐、沛，向北通达临清。自从宋礼采用白英的办法拦截汶水，从南旺分流成运河水道以来，受益的地方大约有数百年。有人因为白英经营、疏浚水道，处处显示出智慧和能力，便怀疑这是神灵相助，其实并不完全如此。五条汶水汇集的地方，实际上正处在分水岭中央，地势高，而南北两面低，这本是天地自然形成的地势；只是一般人不知道，不能顺应地势加以疏导，唯独白英非常清楚其中的道理，所以举措十分容易。又如大禹治平洪水、建立功绩，事情看起来仿佛神奇；但疏通水道、决开壅塞、排除积水，也不能舍弃天地自然的地势而另行作为，为什么偏偏对白英的功绩感到怀疑呢？过去我巡视运河时，清楚看到了其中的道理，曾作诗说明这一点。大体上，这里重新引申说明的道理就是以上这些。皇帝迁都北京，进言议事的人都说不便利。萧仪和李时勉说得尤其严厉恳切，于是皇帝杀了萧仪，把李时勉下狱。建立国家本来不能只依靠坚固的城池来求得稳固；像燕地背靠山、环绕海，地势雄伟，面对中原而控制北方荒远之地，确实可以说是扼住天下的咽喉而抚按其后背。因此金、元都凭借这里兴起，其俯视建康那种偏安之地，两者相差真如天渊。成祖自从受封到北平，多次出塞，凡是天险地利所在之处，都已经反复筹划熟悉了。所以即位以后，他决意迁都，先确定规模然后再着手办理；这种卓越的见识和独断专行的决断，确实不是目光短浅的人所能比的，不能因为他留恋旧王府而加以非议。至于这种非同寻常的举措，本来就是百姓所害怕的，一时之间营建工程和劳役大量兴起，自然不能保证一定没有诽谤怨言。萧仪等人拘泥于书生见解，纷纷进谏阻止，实在是不明白事情的道理。他们不知道，盘庚迁都于殷，尚且担心流言一起传播；那么只能共同享受成功，却难以和他共同谋划开始的人，难道只有后世才是这样吗？《评鉴阐要》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评鉴阐要》卷十一 明 仁宗 皇帝下诏说：“如果朕在法外用刑，司法官署据法执奏；即使五次上奏朕都不准许，也要和三公大臣一起执奏，一定要等朕批准才停止。” 法令是否恰当，详细审查到再三复核，也就可以了。即使像虞廷那样能够审慎允当，也不过是对死刑审理三次、宽宥三次而已。一定要让司法官署反复上奏五次，次数虽多，却只是徒增烦琐。究竟五次和三次又有什么不同呢？况且君主详细审理各种案件，反复查阅案情，罪责轻重自然不会有逃漏。即使案件处在轻微、隐约、似是而非之间，也可以通过复查取得公允，或召集议论使处理恰当，自然不至于仍有冤枉或纵容。如果一定要等臣下反复执奏才批准，那么所谓明察慎刑又体现在哪里呢？而且权力向下转移，又会由此开创先例。这只是知道爱惜刑罚是美德，却不懂得严明法令的要领。正如所说，即使是小道也有可取之处，但要用它达到远大目标，恐怕反而会陷入泥淖。宣宗 当时派遣王通征讨埒里，皇帝对朝廷大臣说想赦免他。杨士奇等人便以汉代废除珠崖郡的事作为回答。交阯自永乐以后长期隶属于版图之内，埒里等人却在地方上偷偷兴兵作乱，起兵反抗，正是王法必定要诛讨的对象。即使陈智、方政等人接连遭遇败仗，也只是因为统领方面用人不当。宣宗既然另行选派重臣统兵进讨，却又听从杨士奇等人关于珠崖的譬喻。当时蹇义、夏原吉等大臣如果不能随声附和，就应当共同商议决定对策；谁知军队刚刚出国境，君臣相互顾望，已经早早形成了放弃土地、停止用兵的主张。后来王通只致力于讲和，陈洽、柳升相继战死，军队损失、军纪败坏，坐困于小丑之手，都是因为朝廷谋划的锐气先已衰竭。开设内书堂，命刘翀任修撰，专门教授小内使读书。内使的职责，本来只在于供给和听使唤；即使让他们读书，也不过是教他们识字、记住姓名，略微懂得大意罢了。特意开设书堂，聚集四五百人，已经未免过分重视此事；又让大学士、翰林等官员专门以教授书籍为职责，更是扰乱职守，亵渎官员的等级秩序。这些人因此得以和外朝官员天天相互熟悉，实际上开启了凭关系钻营、相互结交的开端。宣宗对于内使传达诏令，必定命令他们复奏后才施行，并不是没有留心防范；但他一定要让内使深通文墨，甚至掌管奏章批答、朱批等事，全部假手于宦官，实在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到了正统初年，就出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参与政务的事情，所造成的祸害于是不可胜言，难道不是立法不善吗？下令从死罪到笞四十分，共分十等，缴纳粮米以赎罪。缴纳的，涉及赃罪的可以不死；徒刑、流刑以下的罪仍要执行。不缴纳的，长期拘禁而不释放。用金钱赎刑，符合古人敬慎刑罚、体恤人命的本意。如果确有值得怜悯之处，而罪行又不是完全不可赦免，允许其缴纳粮米，减轻罪刑，也未尝不可。但应当听凭本人自愿赎罪，怎么可以不问他愿意与否，强迫他遵从命令呢？没有财力的人反而承受无穷的负累，这就是以谋利为目的，而不是以仁慈之心行使权力了。皇子祁镇出生八天，群臣就请求立他为太子。册立储君并不是保全得最妥善的办法，这一点过去已经多次谈到。如果由臣下主动请求，更容易滋生弊端，何况他还没有脱离襁褓呢？宣宗的皇子才出生八天，群臣请求立太子的奏疏就已经纷纷争相陈述，有什么迫不及待的事情，竟到了这种地步？只是知道拘泥古制、羡慕虚名，却不审察实际情势，真是不值得一笑；何况这种做法还是出于揣摩君意、迎合上意呢？转运漕粮开始使用民运。实行支运时，因陈瑄请求，改令百姓把粮食交给附近卫所的官军，称为“兑运”，仍然并行支运。转运漕粮的办法，明朝末年屡次更改，到最后也没有完善的办法。输送粮物虽然是乡里百姓的职责，但长途运输则应当由官府掌管。如果让里老承担值役，让富户充任，即使完全没有苛扰，在正常赋税之外也已经增加了一项劳役征派。后来虽然改为支运，却仍然让百姓把粮食运到中途。等到陈瑄等人商议实行兑运，看起来像是斟酌情势、变通办理；然而不把收纳粮物的责任交给有司，却把交接地点放在水边，仍然让军民私下相互交接。而且兑运与支运同时实行，法令不能统一，民间更加无所适从，强弱负担不均，弊端层出不穷，并不是体恤百姓的好政策。英宗 命金英会同司法官署录囚，金英居中而坐，尚书以下的官员分列左右而坐。英宗宠信任用宦官，以至于让他们参与审理囚犯这一重大典礼，他的过失已经很严重了。至于九卿，是朝廷的要职；他们与宦官之间的尊卑次序本来清楚明白，关系到国家体统，哪里容许颠倒？如今竟让一个受过刑的丑陋宦官张着伞盖，高傲地坐在中间，反而压过尚书以下的官员，让他们列坐两旁，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起来抗争，惊骇视听而亵渎官员等级，更不必说了。到了末世，内官监视各部的，没有不僭越坐在部臣之上的，作威作福，竟习以为常；这些都由英宗开创先例的过错造成。也先诡称奉迎太上皇回京，到了大同，总兵官郭登不接受。郭登在大同，不接受英宗回来，却不能阻止也先攻陷白羊，抵达紫荆关，长驱深入；这样一来，所谓守卫边疆仍然只是空谈，而拒绝君主，实际上也无法逃脱罪责。评论者常常引用“社稷为重”的话，委曲地替他辩解，见识实在错误。孟子说“百姓贵，君主轻”，只是因为战国时期残害百姓以逞强的君主很多，所以用这句话针砭当时的君主，并不是对臣子说的。后世迂腐的儒生，竟把晋国的郤瑕、吕饴甥和郑国的公孙申之事强行牵合，妄自把社稷和君主分出轻重，实在违背正理。试想，君主是社稷的主人，有君主才有社稷；如果蔑视自己的君主，那么社稷又是替谁守护呢？况且君臣、父子，都是“三纲”中的关系，彼此各有尊位而不可更易。君主陷于敌手，臣下却可以另奉一位君主，这和父亲被强盗劫持，儿子却说别人家的父亲也可以作为自己的父亲，有什么道理呢？至于英宗后来能够回国，也只是恰逢上天保佑；假如他最终走上徽宗、钦宗的覆辙，又将拿什么为自己辩解？如果说这是权宜行事、为了救急，不得已把君主置于危险之中来谋求安全，那么对“分羹”的回答又该如何解释？人们都知道那种说法不对，为什么在这里偏偏迷惑而不能醒悟呢？读史的人大多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特意申明大义来纠正它。也先拥立太上皇到了朝廷，群臣想要议和。于谦说：“今天只知道有军务，其他事情我不敢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