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阐要卷三

译田丰趁虚接连出兵的计策，和晋国荀防三次出兵疲敝楚国的策略相同。荀防的计策得以实行，晋国于是称霸；田丰的计策不被采用，袁绍于是灭亡。见识明白的人所看到的情况大致相同，成就事情在于审察形势，这确实如此。袁绍杀田丰。（注文） 既然知道不采纳别人的意见而导致失败，却因为怕被人取笑就把他杀了；如此嫉妒他能够善终，真是幸运，难道还希望他的儿子能够继承家业吗？曹操责备孙权，任命儿子周瑜已经议定，不要遣送。（纲目） 周瑜不只是见解俊逸明快，他的谋划也确实符合事理。假如周瑜没有早死，东吴一定不会有向曹操称臣、送儿子做人质的事情。孙权大概也只是中等才智的人罢了。曹操追击袁尚、袁谭直到邺城，郭嘉请求暂缓进攻，以等待形势发生变化。（纲目） 进逼太急，他们就会互相保全；放缓攻势，他们就会彼此争斗。郭嘉的论断，和卞庄刺虎的故事相同。然而袁谭、袁尚互相残杀，正是沿袭袁绍、袁术互相交战的做法。天道喜欢使报应循环，确实如此啊！曹操攻打邺城，袁尚派李孚进入城中。（注文） 李孚出入曹军的严密包围，本来就是很狡猾的行为，曹操却一笑置之，这就是所谓利用对方的计策来实施自己的计策。把这件事说成曹操军纪松弛，是见识浅薄。乌桓想帮助袁尚收复旧地，曹操让田畴担任向导，击败乌桓，袁熙、袁尚都被杀。（纲目） 田畴不肯出仕，卢龙一带世人都称许他高尚脱俗；然而他因为想报复公孙瓒，便带路使袁熙、袁尚被消灭。隐居遁世而忠厚的人，有时未必都能做到这样。魏国的崔琰、毛玠一同掌管选拔官员的事务。（纲目） 六条考核标准用来整治弊端官吏，以廉洁为根本。车马服饰不过分铺张，这似乎已经不错了，但也不过是实行节俭的一个方面，还不足以谈到端正根本、澄清源头。至于故意弄脏脸面、穿破旧衣服，矫饰虚伪反而更严重；这样的选举制度又哪里值得凭信呢？庞统劝刘备夺取益州，刘备说：“我每件事都和曹操相反，事情才可能成功。”（纲目） 凡事都和曹操相反，即使是为了纠正偏差的权宜之计，也属于沽名钓誉的举动。庞统的话，自然是通达而有见识的；那些拘泥于文字、牵强附会地讲求义理，白白错失时机的人，很少不是像子莫那样执意折中一类的人。曹操攻打孙权，孙权召请刘备自救，刘备请求刘璋增援军队。（纲目） 东吴的兵势正盛，而且有鲁肃、吕蒙等人为他谋划经营。曹操到了濡须，哪里至于要召请刘备自救？这大概只是刘备借口请求刘璋增兵的话。刘璋没有能力，当时如果听从庞统的上策，成都可以立即取得。然而刘备虽然号称英雄，实际上也很怯懦，难怪他会听从中策。刘备、孙权分割荆州。（纲目） 荆州是东南的门户，是吴、蜀双方势必争夺的地方。然而两个强者彼此牵制，而曹操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于是安然地得以转移汉朝的国运。孙权固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出于私心的罪责，刘备也不能推辞。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去世。（纲目） 《资治通鉴纲目》对于贤能的大臣，在其去世时都完整记载他的官职和爵位；现在按照这个体例记载曹操，并不是在褒奖他，而正是为了表明他是汉朝的贼臣。看他所说的“天命在我”等话，就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和行迹了。刘友益说：“是幸亏他死了，所以才这样记载。”这种说法迂腐得很。蜀汉 昭烈帝 魏主曹丕与吴国中大夫赵咨问答。（注文） 像这类问答，有的可能是使者自己记录下来，用来显示自己的长处，不能全都相信。况且，曹丕索求珍宝，责备不明白时势而送儿子做人质的人，怎么会有反复改变问题角度的问答？这难道像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文章吗？迂腐的儒生不明白这一点，结果竟导致双方决裂；这种沽名钓誉的举动纷纷出现。魏国的杨彪自认为是汉室的三公，推辞魏国太尉的任命；到这时，担任光禄大夫。（纲目） 杨彪以自己是汉朝三公为由，不接受魏国爵位，借托于大义；既然自我坚持名节，为什么不痛骂汉贼而死呢？看他接受光禄大夫的任命，接受赐予几杖并准许乘车出入，马马虎虎地不以为耻，推辞十万而接受一万，难道还能说没有损害完整的节操吗？既贪恋生命，又喜爱名声，后世的公正议论他难以逃脱，最终不过是进退都没有依据罢了。魏主因为吴国不遣送儿子做人质，愤怒地想讨伐吴国。刘▯说：“不可仓促行事。”（纲目） 刘▯劝谏的几句话切中了事情的关键；然而如果在吴国遣使之前就这样劝谏，那就更好了。诸葛亮经常亲自核对簿书，主簿杨颙劝谏。（注文） 杨颙的话似乎正确，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当时正值君主年幼、国家疑惧不安的时期，如果不是诸葛亮亲自整顿国事，还能依靠谁呢？看他发布教令时所说的“集思广益”等话，就足以看出他的忠诚赤心。不知道这又怎么能够同他所说的“鞠躬尽瘁”的含义相提并论呢？帝刘禅 诸葛亮生擒孟获，七次释放他，七次擒获他。（纲目） 七次释放、七次擒获孟获，被记载者大肆称赞，实在太没有见识了。蛮夷本来应当使他们心悦诚服；然而把首领捆起来又多次释放，简直和儿戏一样，做一两次已经过分了，怎么能够达到七次呢？即使说他不过是砧板上的肉，不值得忧虑，但放开鹰的束缚来试飞，打开笼子来试虎，终究也不是良好的防备。况且当时诸葛亮急于平定南方、讨伐北方，哪里有道理多次释放、又多次擒获，耽误时日呢？我知道事情必定不是这样。吴主和太子亲自接受田地。（纲目） 杨颙对诸葛亮所说的话，正应该用在这里。作为君主却亲自接受田地，这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难怪他一会儿称帝，一会儿投降魏国，一会儿又讨伐蜀国，一会儿又与人议和，始终没有固定的见解。李平因获罪被免官，诸葛亮给蒋琬写信说：“李平心里藏着锋芒，没想到又有苏秦、张仪那样的事。”（注文） 李平曾接受遗诏辅政，却负责督运粮食时没有接续上，又设计陷害诸葛亮，把国事看得如同秦国和越国那样毫不相干，获罪是应该的。但“心里藏着锋芒，没想到又有苏秦、张仪”之类的话，涉及诙谐戏谑；像孔明这样的贤者尚且有这种说法，可以由此看出当时人的心情和风俗。魏主曹叡将要讨伐蜀国，刘▯入朝参与议论，出来后却说不可讨伐；等到杨暨援引他的话，他反而以言辞不够机密责备曹叡，又对杨暨用大鱼比喻君主。（注文） “钓到大鱼后先控制住它，然后再牵引它”，这是什么话？他的罪过远远超过当面顺从、事后非议的人。进朝时责备曹叡不够机密，出来后又责备杨暨之类的话，奸邪反复、巧诈多变，竟到了这种地步吗？然而曹叡一定要等到多次发生这种事以后才疏远他，也实在愚蠢得厉害。魏国制定三祖的庙号。（纲目） 曹叡还活着，就预先确定庙号，可笑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魏国司隶校尉崔林引用《周官》考核官员的制度。（注文） 三年考核政绩，是唐尧、虞舜时期也没有废弃的制度。然而尧、舜根据才能来授予官职，本来就不完全依照这一制度。看《尚书》中“吁咈，汝作”一类文字，就可以明白其中的意义。司马光认识到这一点，但引用了它却没有阐发其义，所以一并记录这段话。派费祎救援汉中，来敏到费祎那里告别，请求和他一起下围棋，以此来试探费祎。（注文） 曹爽出兵，不合乎正道，而且失去了地势的优势，所以费祎能够以逸待劳罢了。如果认为从容地下围棋就足以说明能够承担对敌之才，那么与谢安故意装作镇定以安定人心相比，仍然有所不及。费祎担任尚书令，常常从早到晚处理政事，同时也不停止接待来访、饮酒和赌博。（注文） 宓子贱弹琴而单父得到治理，巫马期日夜不休息而单父也得到治理，这是记载历史的人长期沿袭的套话。费祎虽然才干优于陈寿所称的允，但比不上诸葛亮，这是十分明显的。诸葛亮尚且勤勉地奉行国事，在粮食少而事务繁多的情况下仍不懈怠，费祎却想用清静无为来博取高名，哪里可以拿来作为准则呢？

译费祎博爱而不存疑心，对待新归附的人过于宽厚，郭循刺杀费祎，把他杀死。（纲目） 汉光武帝推心置腹，难道没有信任新归附的人吗？有时还借此建立功业，关键在于驾驭得有方法罢了。费祎对于郭循，平日既不是很了解他，而且身为将领却沉溺于饮酒，以致遭遇祸患；他的过失在于费祎自己，更不是岑来所能相比的。姜维每次想大举出兵，费祎常常加以限制而不答应，给他的兵力不过万人。（纲目） 费祎的话似乎正确，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试想后主昏庸，信任奸佞宦官，怎么能够保全国家、治理百姓呢？至于姜维，虽然近于冒险轻率，但他的志向本来就在于乘机恢复汉室。给他的兵力太少，这是自己败坏国事，怎么能说是忠诚呢？庸俗腐朽的人只要听说停止用兵，就拍手大喜，难怪他们认为费祎是对的。吴主孙亮谋划诛杀孙綝，告诫卫将军全尚不要泄露。全尚的妻子是孙綝的姐姐，把这件事告诉了孙綝。孙綝于是废黜吴主，杀死全尚。（纲目） 事情不机密，灾祸就酿成了。这就是孙亮之所以告诫全尚的原因。然而最终因为妇人泄露秘密而导致失败，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防备箭矢、洞察奸情，这正是所谓小事也不能糊涂。邓艾到达成都，刘禅出城投降。皇子北地王刘谌为国而死。（纲目） 北地王刘谌慷慨地舍弃生命，气概凛然，充满生气。刘禅像犁牛一样，本来就不值得评论。姜维以下的各位将士，平日都以恢复汉室自命，如今却全都闻风而倒，再也没有具备人心的，简直和谯周卖国一样，罪行大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晋太保王祥去世。王祥以孝行著称，后来做了魏太尉，又在司马氏的晋朝出仕。说什么要在孝子门中寻求忠臣，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羊祜从江陵回来，致力于修养德行、建立信义，以安抚吴人。羊祜割取谷物，偿还吴人的绢；又把所送来的猎物送还回去，这不过是借此愚弄边境之人，难道真是所谓修养德行、建立信义吗？甚至还赠送酒和药，屡次互通使者，不仅亲自违反外交禁令，简直废弃了军法。评论者往往把这件事当作贤德之举，所以不能不加以辨析。陆机、陆云都善于写文章。他们虽然善于写文章，却没有面对敌军作战的才能，竟然命令他们分领父亲的军队。国家尚且不顾惜他们，又怎么会顾惜陆抗呢？代替别人砍木，伤到自己的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晋。武帝。吴人用铁锁横断长江。孙皓众叛亲离，王濬只有进攻而没有退路，胜败的形势本来已经十分明白。铁锁和铁锥，哪里能够用来防守？楼船直冲而下，摧枯拉朽，根本不用等到点燃蜡烛来计算数量。然而所谓用大火炬烧断铁锁，未免近于诬妄。江水之中，火炬怎么能燃烧？所以读书贵在通达事理。陶濬请求乘坐大船作战。水军的优势，全在于行动转运迅速。陶濬却说大船可以战胜敌人，这是所谓依仗人多势众来战胜人数少的一方，是怯懦之人的做法。武帝登上前殿，召见孙皓。孙皓回答说：“南方也设置了这样的座位，等待陛下。” 孙皓虽然愚昧昏暗，但这几句话还勉强能使人满意。然而，他作为一个反绑双手接受封爵的人，连害怕获罪都来不及，竟直说南方也设置了这样的座位等待陛下，这是自取祸患。孙皓到了这个时候还能说出这种话，必然是没有打算投降而死守社稷。这句话恐怕不是当时的实录。胡质把绢赏赐给儿子胡威，胡威问：“这些绢是从哪里得到的？” 胡质父子清白自守，这一点值得推重。然而，儿子竟追问父亲绢的来源，把它作为谈资罢了。正史关系到风教，不应当有这种记载。诏令停止州郡的军队。吴地刚刚平定，人心反复者还没有安定，北方边境又有很多盗寇警报，怎么能够说大话而销毁军备、裁减军队？这是武帝志得意满、逐渐荒淫的开端。杜预讲习武事、实行屯田，申明戍守之责，可以说是懂得时务。贾充去世。《纲目》因为扬雄出仕于王莽，曾经写“死”来斥责他。像贾充指使成济公开实行弑逆，罪恶更不是扬雄所能相比的。当时陈泰想杀掉贾充来向天下谢罪，即使贾充临死时，也深深担心谥号和身后名声。可是如今竟然和后来辜负恩德、输送国土的褚渊，以及赞助叛逆、蔑视君主的沈约一样，都写作“卒”，南董遗留下来的正直在哪里？即使按照书法家刘友益所说：“写扬雄‘死’，是为了斥责他；

译写胡僧不空‘死’，是为了夷灭他。” 他的这种说法尤其荒谬乖戾。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孟子所说的“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又该怎样解释？现在特意申明这一义例：凡是像贾充以及褚渊、沈约那样的奸贼、不臣之人，都一律写作“死”，以纠正写作“卒”的错误，希望万古以来臣子的大防不至于逐渐衰败、消灭。现用发凡来告示馆臣，并且把这种说法一并写在这里。武帝出发时，齐王司马攸担任都督青州诸军事，王济、甄德让他的妻子公主请求把他留下。齐王固然贤能，然而竟让全国都称颂他，甚至使公主苦苦请求把他留下，这是什么政体？晋武帝让司马攸出任外职，也是因为众人有所激发和推动罢了。惠帝。贾后淫乱暴虐，裴頠、贾模商议废掉她。张华说：“你们在中宫都是亲戚，我们这些人只能悠闲地混过一年。” 张华说出“悠闲地混过一年”这种话，使他一生的学问全都扫地。后来赵王伦、孙秀之祸，正是他自己招来的。张华的小儿子张韪，因发生星变而劝张华辞去职位。张华的眼力足以察觉丰城剑的光气，而天象的变异又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的。张华因为不明白先兆而遭祸，死后应当惭愧不如自己的小儿子。然而，即使这时离职，又哪里能够最终免祸呢？东海王司马越发布檄文讨伐张方。八王相继背叛作乱，轮到司马越时，他的庸劣更加严重，祸患延及藩王封国，局势越来越坏，责任自然有所归属。胡寅所说的“东海王略胜一筹”，不过是因为许多朝士都投奔他，认为他留心接纳人才罢了，并不是公正的评论。任命庾敳为军谘祭酒。当时政务正繁重，即使是真正有才干的人，尚且担心力量不够，竟任用一个名声虽重、却纵酒放诞的人，怎么能有所成就？怀帝。汉太保刘殷去世。刘殷以晋朝臣子的身份出仕于汉，大节已经丧失殆尽。史书称他没有失去美好的名声，这怎么能算定论？至于他的七个儿子各自兴办一种事业，六个女儿都得到后宫宠爱，就把这当作善行，用来保全富贵，难道是《诗经》所说的明哲之义吗？“长乐老”的伎俩，实际上是刘殷开启了先例。愍帝。汉赵染后悔没有采纳鲁徽的意见，因为出兵而导致失败，回来后先杀了鲁徽。赵染杀鲁徽，和袁绍杀田丰一样，都是愚昧而猜忌，手法如出一辙。想不失败灭亡，可能吗？丞相司马睿出兵，因为漕运延误期限，斩杀了都运令史淳于伯。丞相刚刚出兵，正在露宿途中，令史却使漕运延误期限，斩杀他并不算刑罚失当。刘隗上书进言，王导引咎自责，这些都不能免于过错。至于说刀下的血倒流，流到柱子末端，更是荒诞无稽。晋书的记载失实，往往如此。然而元帝实际上并不是有意借此复仇的人；即使有所作为，也不能欺骗后世。元帝。群臣劝进，元帝不答应。周嵩上疏说：“应当先洗雪国耻。”因此触犯了禁忌。周嵩既然因为触犯禁忌而获罪，后来出任州牧，那么所谓不答应、坚决推辞的话，全都是假话。南阳王司马保身体肥胖。司马保即使纵然肥胖高大，哪里能重八百斤？这种说法荒诞而不合事理。大概防风氏能装进一辆车，叔孙侨如的身躯占地九亩，荒诞好奇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有。刘弘用妖术蛊惑众人，并与凉州刺史张实帐下的阎涉合谋，于是杀死了张实。苏轼说，大乱起于小奸，这是千古不变的确论。张实对于那些用旁门左道蛊惑众人的人，不能及早铲除，等到左右之人都成了他们的党羽，才想逮捕惩治，自己招来了后悔莫及的灾祸，又能责怪谁呢？元帝畏惧并厌恶王敦，于是裁抑王氏的权力。王导也逐渐被疏远。王导果真竭力效忠晋室，王敦又是他的堂弟，反叛的迹象已经如此明显，怎么能不听取正直的言论加以开导，挫败他的叛逆谋划呢？评论者还把疏远王导当作元帝的过错，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势。王敦反叛后，元帝命刘隗等人躲避祸患，百官都到王敦那里去。戴渊以“体诚者”回答，并称这样的人为忠臣。周顗则因为王室军队奔溃失败而归罪于自己。元帝劝刘隗等人躲避祸患，他的庸弱固然不值得一提，而刘隗等人竟然真的奔逃躲避，这还算有人心吗？戴渊的几句话，正所谓廉耻丧尽，最终也不能因此免于一死。唯有周顗正气凛然地发表正论，足以使刘隗等人魂魄震动。王导后悔杀死周顗。起初因为没有救周顗而悔恨，后来知道他曾设法营救，又感到后悔。王导内心无非是在曲意为自己谋划，而当时王敦反叛并逼近宫阙，他竟厚着脸皮俯仰周旋。况且王彬还坚持正论，王导却一句话也没有说。王导即使未必想借王敦来危害晋朝，但借王敦除掉周顗、戴渊、刘隗、刁协等人，他内心的主要打算已经可以看见了；再看他后来写给王含的信，更是不用辩解便已经明白。庾亮称他为“大奸”，并不是刻薄的评论。史官却称他“任性真率，安守本分”，还能够说是秉笔直书吗？明帝。王敦写信给王导。王敦病中还写信给王导，说明王导始终没有真正断绝同王敦的关系。即使他后来进而督领各军，率领子弟出发致哀，也是料定王敦必定不能起兵，才敢这样做，因此是借此自我托饰为“大义灭亲”。王敦斩杀郭璞。郭璞占卜筮验，古今都把它当作美谈。然而《易》以福善祸淫为主旨，教人趋吉避凶。郭璞既然精通《易》学，为什么竟处在王敦身边而轻率地踏入危险，显露自己的术数？这大概是两方面都失误了。诏令将王敦的纲纪属官除名，温峤上疏说应当宽宥减免。王敦不是病死的，晋室后来会怎么样，王导也只是在其中周旋敷衍罢了。况且王敦既然是大逆不道的恶党，只给他除名，尚且已经是失之宽容了，难道还要赦免他吗？温峤所提出的主张，不过是替王导周旋；而晋朝政纲废弛，于是更加无所作为，到了成帝时已经如此。苏峻的军队进入台城，把宫廷和官府抢掠得一空。因为王导有德望，便让他仍旧担任原来的官职。褚翜严肃地喝止他们，苏峻的士兵当即不敢上殿。宫门如果设置了禁卫，怎么会任由他们横行抢掠？况且苏峻一向敬重王导，王导本应向他申明大义，直斥他的罪行，却坐视他的狂悖，甚至听任他任命官员，安然不以为怪。王导的罪过难道还可以逃脱吗？温峤和陶侃讨伐苏峻时，温峤向陶侃借粮，陶侃想向西返回，温峤以大义劝止了他。当时如果没有温峤，陶侃一定会向西返回。忠臣应当这样做吗？那么他平日所表现出的恭敬勤勉、办事能干，便全都不值得称道了。陶侃去世。陶侃的治理成绩颇有值得称道之处，但他的内心并不纯正。在苏峻之乱中，只能看出他所谓“铁中铮铮”的一面罢了。当时的舆论认为王导是皇帝的师傅，百官都应当对他行降等礼。颜含说：“礼制没有偏向一人的敬意。” 当时人们竞相崇尚清谈，完全没有实际行动。只有颜含表里如一，卓然自立，远远胜过当时的一般人物。蜀地的处士龚壮想要报父亲和叔父的仇，于是游说李寿杀死蜀主，并约定…… 既然是处士为父叔报仇，尚且可以说是合宜的；但用权术诡计诱使他人，以叛逆行为来报自己的私恨，就失去了正道。穆帝。刘惔预言桓温一定能够攻克蜀地。刘惔预言桓温能够攻克蜀地，在博弈时就断定了这一点；又担心桓温将来会骄横跋扈，后来果然如同左券所预定的一样，可说是有卓越的见识。桓温平定蜀地以后，朝廷害怕他。会稽王昱引荐殷浩来抗衡桓温。

译殷浩只是凭借盛大的名声，实际上还没有显露才能，就把他引来抗衡桓温，酿成了猜疑和离心，这是在激使桓温发生变故。王羲之提出的协调和解之说，也不过是暂时调停的看法，并不是洞察时机、明断果决的论议。大概当时的人心和国政已经病入膏肓，只想靠清谈来挽救世间弊病，所作所为不过是抱薪救火罢了。征讨都督褚裒统率军队讨伐赵国。褚裒上疏请求北伐，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还颇有丈夫气概。蔡谟说应当衡量自己的德行、估计自己的力量，难道是认为中原不应当收复吗？事前没有提出任何主张，退下来后却发表议论，而史官反而用忧国来称许他，实在是没有见识。谢万出镇时，遇到的各位将领大多矜持傲慢，他的哥哥谢安担心他不能免祸，便对从队帅以下的将领无不厚加亲近和托付。像谢万这样荒诞的人，哪里能担当主帅的职务？谢安尚且被称为明达之人，却想用世俗的周旋应酬来挽救他的过失，也实在可鄙可笑。哀帝。王述每次接受职务，都不推辞；等到他担任尚书令时，儿子王坦之替他请求辞让。王述说：“为什么要让给你？你肯定比不上我。” 儿子请求父亲辞让，父亲却说你肯定比不上我。这是什么世道和人心？唉，真是令人惊诧啊！帝奕。王猛讨伐燕国，请慕容垂的儿子慕容令做向导。后来又假称这是慕容垂的话来欺骗慕容令，慕容令于是逃奔燕国。慕容垂也感到害怕，出逃后又被追兵俘获。王猛设计欺骗慕容令，使慕容垂陷入困境，这不是正道。苻坚仍像过去一样对待慕容垂，没有失去宽宏大度。然而他难道不知道王猛的计谋吗？还是知道了，却故意委曲求全地把事情了结呢？孝武帝。秦国苻阳王苻坚、周虓谋反，事情败露后，都被赦免而没有诛杀。周虓既然说自己世代承受晋朝的恩德，就不应接受秦国的爵位。既然接受了爵位，又屡次反叛，不过是贪生怕死的乱臣罢了。苻阳王皮和周虓都是叛逆，这样的人都不诛杀，凭什么树立纲纪？这只是苻坚自己想博取宽厚的名声，却丧失了正义。谢安出游山间别墅。谢安以别墅作赌注时，众人都称赞他是在帷幄中运筹谋划，神色不动。然而淝水之战能够取胜，并不是因为朱序自行败退；如果按公事论，晋军几乎就要振作不起来了，又有什么可称道的成算呢？读书却没有卓越见识、随波附和他人是非的人，实在太多了。谢石、谢玄等人在淝水大败秦军。看谢石、谢玄当时害怕而不敢进军的情形，可见桓冲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幸亏朱序私下通报军情，苻坚骄傲自满，苻融不熟悉军事机宜，临阵自行退却，晋军才得以乘势取胜。否则，谢石、谢玄将要遭受“偾辕”之讥，又哪里能够建立什么伟大的功绩呢？尹起莘所说的“天幸”，并不是苛刻的评论。太子司马德宗即位。德宗愚钝而不聪慧，甚至分辨不出饥饱寒暑，哪里还可以把主持宗庙祭祀的重任交给他？晋惠帝的前车之鉴并不遥远，晋朝却拘泥于立年长者、立嫡子的原则，而不明白应当为天下选得合适的人，这实在只是庸主罢了。他的罪过与亲自丧失天下相同。安帝。王恭因谋反被诛杀，临刑时还说：“我要让后世知道王恭。” 王恭起初因为嫉恶如仇而威胁朝廷，已经像夺取别人田里的牛一样，陷入了不义。等到王国宝等人被诛杀后，他自以为威势无往不行，动不动就发兵直逼宫阙。小人无所忌惮，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他还用想要忠于社稷来为自己辩解，究竟想欺骗谁？即使百世之后，人们还知道有王恭，也不过是所谓遗臭万年罢了。孙恩侵犯会稽，王凝之世代信奉天师道，没有作军事防备；城池陷落后，王凝之被杀。奸邪之民以旁门左道迷惑众人，在政治清明的时候，不过是谋利的媒介，他们的伎俩容易穷尽，也容易暴露；如果处在乱世，就会直接用来号召和倡导作乱。守卫城池的官员反而撤去武备而相信妖邪，实在是自找祸患；这种愚蠢本来不值得怜惜。然而王羲之竟有这样的儿子，而且世代信奉邪道，难道不是清谈和自命高尚深深害人的结果吗？刘牢之讨伐孙恩，让刘裕侦察贼军。刘裕坠下岸边后又重新攀登上来，独自驱赶数千人，抵挡官军攻击贼军，大败了贼军。刘裕在濒临危险时奋勇作战，独自追赶贼军，杀伤了许多人。再加上刘敬宣的军队，要消灭他们有什么困难？可是官军争相抢夺财宝和妇女，致使蛾贼乘隙远逃。刘敬宣统率部下没有纪律，当然无法推卸责任。不过，所谓“凭一个人驱赶数千人”，也未免有夸张失实之处。王谧亲自解下皇帝的玉玺和绶带，交给桓玄。桓玄失败后，刘裕因为王谧过去有恩于自己，特意保全了他。王谧的罪过无论如何都不可赦免，刘裕却因为过去的恩情而保全了他。这说明在刘裕讨伐叛逆的时候，叛逆的苗头已经出现，篡夺窃国的奸谋接连兴起；即使有智者，也将对此无可奈何，更何况当时君主庸弱而臣下奸邪呢？燕王慕容熙游览白鹿山。慕容熙这件事是真是假，本来不值得评论。然而据史家所说，白鹿山这个地方并不是荒凉遥远之地，怎么会遭受虎狼伤害，并且冻死五千多人？大概记载此事的人只是有意把措辞说得过分，哪里还顾得上考察事情是否合乎道理？这就是子舆氏发出“还不如没有书”感叹的原因。刘裕派使者向秦国请求讲和，得到南乡等十二郡。刘裕刚刚匡正、恢复晋室，即使想替国家向秦国索取土地，也应当请示朝廷、等待诏命，怎么能擅自派遣使者？大概当时上下尊卑已经颠倒，君主如同系在木偶上的旒饰，所以虽然篡逆的阴谋还没有显露，但没有君主的心思已经如此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刘裕杀死东阳太守殷仲文。殷仲文是晋室旧臣，先是首先劝桓玄接受禅让，后来又转而谄媚奉事刘裕，反复无常而毫无廉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当时所谓的才华声望，大概也就可想而知了。魏国的旧例是，册立继承人时先杀死他的母亲。汉武帝因惩戒吕后而杀死钩弋夫人，已经属于过度的举动。元魏竟然还把它作为旧例。况且拓跋珪幼弱时，假使不是他的母亲贺氏辗转奔走、寻找依托，他差一点不就会被刘显等弑君之人杀害了吗？不加思考就制定这种灭绝人伦的法令，不仅是因噎废食，实在是人世间不应有的事情。杜慧度与卢循交战时，投掷雉尾炬焚烧贼军的战船。雉尾炬就是如今火箭一类的东西，大概是把爆竹和草束捆在箭上，点燃引信后射出去，射中物体就会起火。胡三省的注释费力而意义不明，而且雉尾也绝不可能像孔雀尾巴那样散开。刘裕派朱龄石讨伐蜀地，交给他一封写好并封好的书信。到了白帝城，才打开它。千里之外袭击敌人，如果机密不能保守，敌人早就会有所防备。把信封好，另用一个函套，到了规定日期才打开，可以说是有卓越的见识。荧惑星没有出现。纬星的隐伏、逆行，以及运行速度的迟快，本来都可以通过推步计算出来。崔浩沿袭《左氏传》中神灵降临一类的夸张说法，傅玄又附会占卜来验证，实在是喜好奇异的过错，恰好足以被有见识的人鄙视。《评鉴阐要》卷三。《史部，史评类，《评鉴阐要》》。

译钦定《四库全书》。《评鉴阐要》卷四。南北朝 宋任命徐羡之为司空（注）。世道到了这种地步，人们还把风度和言论当作长处，互相推许赞扬。徐羡之的大节已经亏损，其他还有什么值得议论的？可是朝廷内外仍把他当作贤人，实在可笑，也可怕。魏国的寇谦之向魏主进献图箓和真经，崔浩上书称颂，于是设立天师道场（名目）。崔浩既然因为不喜欢老子、庄子的学说而被罢官，为什么回到家中后又修习服食之术，甚至引天师上书，夸夸其谈地说自己受了天命？把天师之道同老庄相比，简直连糟粕都不如。评论者只是把他喜好奇异的过错归咎于他前后改弦更张，却不知道这正是崔浩热衷求进、害怕失势，想借此作为重新被任用的门路。崔浩平生号称精通经术，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可以欺骗世人吗？魏国的奚斤被夏人擒获（目）。奚斤起初只是坚守营垒使自己固守，不采纳安颉的计谋；等到赫连昌被擒获后，他却以功劳被偏裨将领夺去为耻，冒昧追击敌人。他进兵，是由于嫉妒别人立功；他被擒，仍然是由于无能。这类庸碌懦弱而又好猜忌的人，实在可恨，也可悲。宋铸造四铢钱（纲）。四铢钱轻薄，百姓可以借此作弊，正是由于擅自改变成法的弊端，于是又担心有人私铸，众人反而请求听任百姓铸钱，这同扬汤止沸有什么不同？甚至下令停止使用新钱而使用古钱，那就更加是因噎废食了。晋、宋以来，元嘉时期的政事，只能说是所谓“彼善于此”罢了。然而钱法败坏到这种地步，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宋谢述请求赦免张劭的死罪，于是让他的儿子谢综烧掉所上奏表（注）。谢述请求免除张劭的死罪，既然请求获得了批准，又担心这会侵夺君主的恩德，便赶紧烧掉自己的奏表，可以说是懂得人臣侍奉君主的道义。可惜他还是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可是同明代末年那些上疏抗辩、议论救援，陈说纷纭，只怕世人不知道事情是由自己办成的人相比，岂止有天壤之别！宋谢灵运因罪被讨伐，于是作诗说：“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语）（目） 谢灵运分明是要造反，却只因诗文而获罪。如果他果真有这样的志向，就不应当做宋朝的官。史书把他仗恃才气、凌辱他人说成是招致祸患的原因，这还是曲意迁就，难道是《春秋》的正义吗？宋萧承之用斧头和铁椎砍断长矛，击败杨和（注）。斧头和铁椎砍断长矛后，长矛往往能贯穿数人。氐人难道肯聚集站在那里等待吗？作者前面夸耀犀甲坚固，后面又夸耀斧头和铁椎锋利，竟不知道自己的说法前后相互抵触。著书的人这样写，实在不堪一笑。魏李顺出使凉国，接受防逊的金帛，却隐瞒了对方骄横怠慢的话；又说天梯山的积雪已经消融，形成河流，崔浩认为这是欺骗诬陷（注）。李顺先前曾有关于防逊无礼的答复，这次又说接受了他的贿赂，并替他隐瞒；史家前后矛盾到这种地步，哪里还值得凭信？至于雪山消融、河流形成，成川人靠它灌溉田地的情况，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并不能全说是欺骗诬陷。宋臧皇后把宋高祖的衲衣交给防稽公主。到了这时，公主的儿子徐湛之被捕，依法当死，公主拿着衲衣进宫哭泣，并且说：“这是我母亲替你父亲做的。”于是赦免了徐湛之（注）。宋高祖出身艰难，把衲衣留给子孙看，原本也可以；转交给公主家，又是为了什么？而防稽公主竟把它看得像免死符一样。她替儿子乞求活命时，还蛮横到这种程度，可见她为子孙留下的谋划并不好。“我母亲替你父亲做的”之类的话，完全是街巷妇人的泼骂口吻，不能同光武帝在章陵的事情相提并论。宋何尚之因为范蔚宗有异心，请求把他发往广州。宋主却以害怕被说成嫉妒人才、听信谗言为顾虑（注）。心中怏怏不乐、不得志，大概是士人习气中常有的情形，又何至于谋反？可是当时谢灵运、范晔这类人比比皆是，可见偏安末世，政治已经没有纲纪了。然而宋文帝既然知道叛逆罪恶正在萌发，又怕被认为嫉妒人才、听信谗言，迟疑忍让而不能果断处理，最终使祸根长成大树，后悔已经晚了。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扰乱大事的谋划，这足以成为千古的警戒。宋范蔚宗在狱中作诗，到了临刑时，见到母亲没有惭愧的神色，却对着歌妓和妾悲伤流泪（注）。他面对母亲时神色不变，对妻妾却悲伤流泪，不只是贼臣，也是逆子。他的诗即使写得好，也只能说像鹦鹉会说话罢了。史书记载这类人临死时彼此交谈，好像还有惋惜之意，真是荒谬！宋主命令将领出兵，到了交战日期，也还要等待中诏；又说江南的白丁轻率进攻，容易退却（注）。轻率进攻、容易退却，本来就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交战日期还必须等待中诏，实在违背取胜的道理。将帅因此迟疑观望，反而可以借此作为托词，想要成就事情就困难了。宋王元谟退败，沈庆之制止萧斌，不让他杀王元谟。宋主询问原因，沈庆之回答说，各位将领都害怕获罪，如果把王元谟交付诛杀，恐怕他们都会逃散（目）。王元谟退败，应当追问他失败的原因。如果是敌人强大、已经尽力，不得已而失败，即使不治罪也可以；如果敌人弱小，而他已经望风先逃，就应当斩杀他来示众。怎么可以因为众人害怕获罪，姑且从中调停？当时的军纪还值得谈吗？宋何尚之退休后又重新起用（纲）。隐居山岩、栖身林野，不过是处士博取虚名的做法罢了。既然做过大臣，退休以后，难道还应当迎合清高的名声吗？然而何尚之既然已经居住山中，不久又重新处理政事，那么所谓矫饰欺骗、热衷仕进，进退都没有根据，难怪袁淑讥笑他。宋赦免张劭、张濬而不诛杀（纲）。脚踩到霜时就应想到坚冰，《羲经》早已明确提出这种警戒。张劭、张濬的叛逆祸乱已经十分明显，再没有什么疑问。可是宋廷起初放置不问，后来又泄露机密，这难道不是自己酿成篡夺弑杀吗？岂只是因为坐视而没有预先防备，实在是给千古留下了笑柄。宋张劭任命何尚之为司空（纲）。何尚之竟然接受任命，张劭任命司空这一行为使他的大节扫地。与长乐老的无廉无耻相比，他更加严重，简直不是人类。宋袁淑阻止张劭的叛逆谋划（注）。袁淑一听到张劭的话，起初便以自己有病来讽谏，并竭力呵斥群邪；接着又明白指出灾祸将至，以正直的话驳斥叛乱的谋划。可以说大义凛然，不愧为忠贞之臣。然而如果他当时立即揭发此事，也许就不会导致决裂；可是他仍然犹豫不决，整夜绕着床走，究竟想做什么呢？幸亏他以身殉难，否则就逃不过《南史》的诛责了。宋子业和沈庆之、山阴公主同乘一辆车（注）。沈庆之身为老臣，却甘愿同人亲昵，甚至与公主同车，实在无耻到了极点。而且他起初还讥讽何尚之，后来却屡次被罢免又屡次复出，年老时还被赐药，大概也是自己招来的。宋主杀死他的弟弟休若（纲）。把兄长的儿子和各位弟弟全都杀死，却想让一个孤立无援的幼子延续一线血脉，天理人心已经无从谈起了。以至于篡夺和杀戮接连发生，虽然他深深忌惮萧道成，却又不能除掉他，这足以作为自我残害根本者的鲜明警戒。魏太子宏接受禅让时悲泣不能自持（注）。元宏当时才五岁，史书说他在前一年吮吸疮痈，那应当是三四岁时的事；即使说他当面悲泣、回答询问，也不是五岁孩子所能做到的，不必追问就知道这是假的。魏上皇勤于治理政事，尤其重视刑狱（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