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阐要卷五

译事情，《帝纪》和《魏征传》都没有记载。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大概杂采李延寿、刘炜、张文业等人的说法，反而足以启发后世的怀疑。魏征本来就是敢于直言的人，如果确有此事，为什么不当面犯颜直谏，却故意采用这种诡谲的办法呢？况且魏征上奏政事已经很久了，谁看见过这件事？在君主面前用诡诈进谏，事后退朝进食时再前后谈论，魏征也一定不会这样做。至于太宗虽然喜欢接见群臣，也自有内外、上下的分别。魏征哪里能突然来到，正好就看见皇帝亲自拿着优良鹞鹰？为什么不预先交给侍臣，偏要在仓促之间藏进怀里？这就像乡村三家私塾里的弟子害怕老师施展手段一样，按道理必定不会发生。我曾经写文章辨正过这件事；尽信书不如没有书，读史的人不可不具备卓越的见识。长乐公主将要出嫁，皇帝命有关部门准备的资送物品加倍于永嘉长公主。汉明帝分封各位皇子时，都让他们的封地不超过楚王、淮阳王的一半。我从前曾写文章评论此事：太宗给公主准备资送物品，却要加倍于长公主，比起汉明帝矫正过度的做法，实际上还远远不如。皇帝思念文德皇后，修筑高台远望昭陵。魏征故意说：“我以为那是献陵。” 在苑中修建高台，登上去远望昭陵，必定不是一天之内的事。魏征早就应该进谏，或者秘密修建而不让魏征知道。等到引魏征登台让他观看时，也应当直言劝谏，竟然谎称没有看见，还拿献陵、昭陵来讥讽。这样做让太宗怎样做人？难道纯正的臣子应该说出这种话吗？任命荆王李元景等为各州刺史，并允许世袭。唐朝衰败，是由于方镇势力跋扈而不受驯服，原因就在于得到自行世袭的权力。太宗命令李元景等世袭刺史，虽然实行了一年多，随即就停止废除了，但已经为此开了端。皇上下令刊定《氏族志》，专门以当朝官品的高低来排列门第。当时的人用九品来衡量人物，导致士大夫夸耀自己的门第声望，于是有了“上品没有寒门，下品没有势族”的讥评。自晋朝到隋朝，一直沿袭不变。太宗列举汉初的英贤，所立的论断足以针砭积重难返的弊病。况且姓谱颁行以后，使天下人知道衰世的旧门第不敢与兴朝的功勋门阀抗衡。而把皇族作为氏族中的首位，也像周朝以薛国不先于滕国一样；这种书法并不以此为正确，实在是过于苛求了。皇帝和侍臣谈论开创基业与守成的难易。岑文本谈论开创基业和守成的难易，当时大体上没有偏向哪一方。我从前曾写文章加以纠正，这里不再重复。皇上对尉迟敬德说：“有人说你要谋反。”尉迟敬德脱下衣服扔在地上，露出身上的伤疤，又推辞尚主之事。尉迟敬德刚归降时，唐朝的基业尚未完成，今天归附、明天改投他方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尉迟敬德始终没有动摇。屈突通等人进言，而太宗并不怀疑他。哪里会有天下统一、大业已经确定之后，一个身经百战的人反而突然产生反叛之心呢？假使太宗果真心怀猜忌，即使抚摸查看他的伤疤，又怎么能立刻完全消除疑虑？这大概是传闻中出现了不同说法。至于说他推辞娶公主，则是借宋弘的故事来附会，此事不必辩论也知道是妄说。高昌王麴文泰说：“唐朝离我有七千里，而且中间还有沙碛，怎么能运来大军？” 高昌依仗道路遥远险阻，仍然沿袭匈奴“失去一只羊，却要逃避一千只狼”的说法。唐军奋勇作战，深入敌境便能夷平其庭院，可见事情在于人为，所以并非地势险要所能限制。况且他们所谓有热风、寒风的沙碛，不过是戈壁罢了。如今驿站传递迅速，而且还有灵泉出现的应验，可见“像刀割一样、像火烧一样”的说法，仍然出自畏怯之人的一类言论，是记载失实的说法罢了。下诏允许太子使用府库中的物资，有关部门不得加以限制。作为君主，制定节制、谨守法度，即使是自己使用，也一定要有标准，不能过度滥用，何况是太子呢？《周官》关于世子不加防限制的说法，大概只是诸侯不计较多少的意思，后世却曲解了傅说，借此放纵自己的欲望。

译古书说：“要用合乎义理的正道教导他，不要让他陷入邪道。” 后来李承干没能善终，难道不是太宗遗留的谋划不能慎重开始所造成的过错吗？党仁弘因犯贪赃罪依法应当处死，皇上准备宽赦他，于是想在南郊铺草席跪坐来谢罪。因贪赃获罪，法律规定不予宽赦；如果念及功劳而减死改判流放，按照《周官》所说的八议办理，也不算大错，何至于要在南郊铺草席谢罪？这件事实际上并不合乎情理，太宗喜好名声的念头，在这里更加明显了。太子李承干做了许多违法的事，魏王李泰有夺取太子之位的意图，皇上废黜李承干，并把李泰一并贬黜。李承干被废，虽然不完全是由于李泰的构陷，但李泰的觊觎之心大概并非一天形成。至于说要杀掉爱子来传位给晋王，希望借此求得宠爱，那真是肺肝都暴露无遗了。太宗把他们两人都废弃处置，可以说是处理得合乎情理。李承干等人互相倾轧、防范争斗，与李建成、李元吉如出一辙，只是幸而没有达到玄武门之变那样严重。天道循环报应，实在可怕啊！李世勣生病，皇上亲自剪下胡须调和药物。剪下胡须调和药物，这件事不合常理。即使说是优待、勉励功臣，也自有其他办法，何至于毁损毛发肌肤来帮助配药？假如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哪里能有这么多胡须来治病呢？这件事出自李世勣的本传，或许是太宗想倚重李世勣作为顾命托付之人，于是编造说辞来牢固他的心，而李世勣家里便把它记入行状。史官没有考察，搜集杂说编成史书。白居易《七德舞辞》又沿袭此事加以艳称。后世于是据此把它当作盛事，这种说法没有充分可信之处。即使确有其事，也不合情理正道，我不赞同。皇上担心太子柔弱，想要改立吴王李恪，因为长孙无忌坚决争辩，才作罢。太宗英明而且能识人，难道反而不能了解自己吗？既然当初没有审慎确定继承人，后来却想屡次更改。而且这是什么大事，竟然还要和臣下商议？所谓一无可取，最终导致高宗即位而发生武则天之祸。唐朝最终衰败灭亡，不明白的人有的认为长孙无忌能够安定嫡系继承，却不知道他实际上是唐朝的罪魁。至于甥舅之间的庇护，还只是他较小的过错罢了。太宗想看《起居注》，褚遂良不同意。刘洎于是说：“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天下人也都会记下来。” 即使居处、言语，也会在千里之外应验而传开。鹤鸣之声能够传闻，按理本来没有什么不对。太宗如此急切地想看《起居注》，对于《易》的义理本来就还没有入门。既然褚遂良秘密地不让他看，那么刘洎一句话切中要害，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世道越往后，风气越浅薄。有不合实际而获得赞誉的，也有苛求完美而加以毁谤的。君主也只要以实心施行实际的政事罢了，怎么能每天喋喋不休地同天下人争辩是非呢？骨利干那里白昼长、黑夜短，太阳落山以后，煮羊胛骨恰好熟了，太阳已经又出来了。如今西域的安集延、拔达克山等部，距离中国都在万里以上。曾经派人测量日影，即使北到昼长最长的时候，也不过寅时日出、戌时日落，与内地相比相差不过几刻钟。至于它们以西全是回部，绵延直到海边，既不与中国往来，也不知道究竟相距几万里。然而太阳从海中落下，也并不等于那里就是太阳真正落下的地方。太阳本来没有从某处升起、在某处落下而绕行全天的情形，这就好比住在几仞高墙下面的人，早晨向东看，便说太阳从墙后升起；假如墙的东面有百丈高山，他又会说太阳从山后升起，这难道会有固定不变的说法吗？大海承载着陆地，所以人们看起来便以为太阳的升起和落下都在海上。海尚且不是实际的情形，更何况陆地呢？骨利干是铁勒的别部，铁勒距离长安还不到万里，骨利干即使偏远，也不应达到两倍以上。哪里有从黄昏到早晨，仅仅煮熟一只羊胛骨的道理？况且瀚海在北方，而他们的使者所说的太阳近处升落之地，按照《山海经》所说的旸谷来推算，与行程也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大概当时还没有亲自到过那里的人，只是根据使者前来夸张荒诞的说法，把它写进史册罢了。事情没有经过实际验证，就不值得流传以取信。太宗营建玉华宫，务求节俭，但费用已经按巨亿计算。寝殿覆盖瓦，其余房屋都用茅草盖成，可费用已经按巨亿计算，那么这些费用究竟又花在什么地方呢？不论道理是否讲得通，只求文辞奇特警策，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皇帝想让李世勣做太子，于是先把他贬为叠州都督。太宗对待臣下，从来没有不使用权术的。后来陛下因为一句家事之言，终于给宗庙社稷带来了祸患。究竟说来，权术有什么好处呢？高宗。潞王贤召王勃任修撰，王勃开玩笑写了一篇《檄周王斗鸡文》，皇帝大怒，斥责王勃。高宗斥责王勃，似乎是对的。然而王勃为斗鸡写檄文，已经看出了这是互相构陷的开端；但高宗在大酺时分朋分组，亲自主持角斗游戏，却是在自己开启争斗和防范的端绪。对这一方面明白，却对另一方面昏暗，这不是受蒙蔽又是什么？不过这还只是他失德中较小的一项罢了。皇帝与上官仪谋划废黜武后，左右近臣跑去报告武后，武后立即亲自申诉，趁机诬奏，杀死了上官仪。秘密谋划废后，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哪有连左右近臣奔走告密都不能禁止，却还可以谋划成功的呢？高宗羞惭退缩，受制于人而庸弱懦怯；如果不是[原文疑有缺字]到了这种地步，又哪里只是“失去臣下”的讥评所能说尽他的罪恶呢？皇帝亲耕籍田，命人更换耒耜，加以雕饰；开始耕作后，推了九次才停止。籍田之礼使用朱红的绳带和青黑色的耜，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怎么能全部仿照田间农具的粗朴简陋呢？至于推五次、推九次以下，各有礼制规定的等级差别；即使是劝勉农事、率先示范，也自有一定限制。怎么能让天子反过来做卿大夫所做的事呢？如果由此逐级增加，那么三公将要起来耕完整个田亩，普通百姓手脚磨出老茧，连每天的生计也无法维持。高宗失德的地方很多，专务这种虚名，哪里能够挽救他实际的罪过呢？皇帝责备侍臣不能进用贤才，李安期请求皇帝以最大的诚意待人，皇帝深以为然。当政权出自后宫帷幕后面、老臣被诛杀流放的时候，却拿进用贤才来责备侍臣，可以说是不考察根本了。看他接受李安期推崇至诚的主张，却不久就又废止了，难道真有延揽人才的诚意吗？然而高宗朝像这样君臣之间正色直言的议论，史书中记载很多；这些全是沿袭太宗与房玄龄、魏征等人议论的旧套话，没有实际内容而只崇尚虚名，怎么能掩盖他的失德呢？卢承庆考核督运时损失粮米的官员，那名官员因为神色自若，考第便由中下等逐步改为中上等。监运损失粮食，本应有固定的考核等级，却因为神色表现而屡次改动评定，这简直是在舞弄文书、歪曲法令罢了。这大概是沿袭六朝的坏习惯，却不知道它对政事的危害很大，是通晓政体的人所不取的。派遣使者分道赈济发放物资。刘思立说：“使者参谒迎送太过烦扰，应该暂且交给州县办理。” 赈济抚恤本来是有关官署的事情，但州牧县令未必都贤能，怎么能保证没有吏胥从中侵吞、百姓得不到实际的恩惠呢？派遣使者分道督察，那么人们知道有所忌惮，弊端就可以暗中消除。如果说使者的参谒迎送会妨碍政事，难道州县官员到乡里去就不会造成妨碍吗？裴行俭讨伐突厥时，把壮士埋伏在粮车中，引诱敌人跳出来攻击粮车。等到扎下营寨后，突然迁到高冈上；大水果然到来，诸将都惊叹佩服。

译裴行俭在当时固然是诸将中的巨擘，但三百辆车，每辆车安排五名壮士，应当是一千五百人。敌人以为是粮车，把车赶走时，一定会纷纷分散前进，前后不可能整齐。而且在驱赶粮车前进的时候，敌人难道不会察觉吗？一定要等到取粮时，才让一千五百人一齐从车中跳出奋力攻击，这是谁能做到的呢？记载此事的人想使说法显得奇特，却没有察觉它不合情理，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只会使人怀疑发笑。况且扎营本来就应避开溪谷沟壑以及必然积水的地方，行军布阵也是如此，有什么奇特之处，竟能使诸将惊叹佩服呢？裴行俭还自以为神奇，就更显得鄙陋了。中宗。皇帝因为裴炎不肯任命皇后的父亲为官，愤怒地说：“我把天下交给韦元贞，又有什么不可以？”裴炎答道：“太后会废黜皇帝。” 武氏窥伺、窃取神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废立皇帝的谋划，本来不必等到中宗说错话以后才决定。然而中宗继位时间尚短，其他事务还来不及处理，却急切地想任命皇后的父亲为官，并且轻率地说要把天下交给别人，这只是发怒时泄愤的话。他们父子的昏暗糊涂如出一辙，而受制于后宫帷幕的弊病，也在这里显露出端倪了。武氏改国号，把唐改为周。武氏的罪行，实际上超过吕氏。因为武氏改变了朝代，而吕氏没有改变朝代。作为当时的臣子，如果不能像徐敬业那样讨伐贼人，就只有抛弃冠服逃走罢了。像狄仁杰那样两次任宰相，他尽心竭力地侍奉武氏，而后世反倒把恢复唐朝的功劳归给他。这都是借口明哲保身、宽柔待人的说法，却没有读完孔子所说至死不变的话。是非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我特意把它表明并纠正过来。周任命武攸宁为纳言，狄仁杰为同平章事。《纲目》和《纂要》在这一年已经特意写作“周以”，但到了丁酉年冬天却写“以”而不写“周”，这或许是笔误。刘友益错误地认为这是表明狄仁杰是唐臣，狄仁杰怎么能说是忠于唐呢？这个说法我已经在上面说明了。假如说“以武攸宁为纳言，狄仁杰同平章事”中本来没有“以”字，那么这是承接上文行文，连这一点都不知道，还怎么可以和他谈史书笔法呢？开始把任同平章事写作“周”，后来任同平章事又不写“周”，这又哪里足以表明他是唐臣呢？王庆之等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太子，岑长倩提出异议，因此获罪被诛杀；王庆之不久也因事被杖打而死。武氏此时已经强悍蛮横，毫无顾忌；唯独在皇嗣这件事上，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仍在犹豫观望。然而岑长倩等人违逆诸武的意旨，话一出口灾祸就跟着到来，这已经足以看出武氏的心意了。王庆之想要迎合恶人，却正好触怒了武氏；天网恢恢，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当时擢升任用十分滥乱，举人沈全交作了一首“眯目圣神皇”的歌谣，武氏没有治罪。武氏不惩罚流言，是因为刑罚和赏赐都由她独自掌握，正值更改姓氏、改换朝代的开始，只是在运用权术驾驭天下罢了。胡寅竟说这是明主所为，认为这样就应当使四海英才无不低头服从，这难道是正论吗？狄仁杰被来俊臣诬告谋反，下狱后招供认罪。武氏召见审问，他回答说如果不承认，就会死于拷打。因此获罪被贬。狄仁杰不承认，就会死在拷打之下。这样解释，明明是贪生怕死的议论者，认为应当保全自身以便恢复唐朝。然而狄仁杰在世时，唐朝哪里曾经恢复过呢？即使说是爱惜善人、希望善行长存，也未免是在偏袒自己所喜欢的人。娄师德教导他的弟弟：如果有人把唾沫吐到脸上，不要擦掉，让它自己干，应该笑着接受。地位高却不危险，富足却不外溢。处在荣宠之中的人，自有正当的道路。笑着接受唾沫，难道符合以正直回报怨恨的道义吗？娄师德这话实在鄙陋到了极点。武氏临朝时，梨树开花给宰相杜景俭看；杜景俭以阴阳失调、时令不合为由，引咎拜谢。杜景俭没有把秋月开梨花当作祥瑞，虽然似乎比阿谀奉承的人好一些；但当时女主临朝，阴阳颠倒，这正是吕后时桃李秋天开花的旧例。杜景俭厚着脸皮做宰相，还有什么足以谈论的调和阴阳、治理政事呢？他却把草木不合时令地荣枯当作过失，自责谢罪，表面上依附于方正的操守，实际上暗中施行固宠的手段。这同圆滑模棱的那类人相差没有多少。胡寅责备他言辞浅薄、窃取小名声，认为不值得称道，但还没有完全看透他的内情，反而被他外表的庄重欺骗了。周安平王武攸绪弃官，隐居在嵩山。武氏改朝换代时，当时守持正道、不肯屈服的只有李安静，超然远离、引退隐居的只有武攸绪；其余人贪恋荣华、争相进取，甘愿接受牢笼。然而他们每当爵位任命刚刚到手，杀戮侮辱便随之而来；依附邪道、背弃正道，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周任命狄仁杰为同平章事。关于任命狄仁杰为同平章事的说法，我已经在前面说明了；这里特意写“周”，用来纠正《纲目》的错误和刘友益的失误。况且后来又写“周以狄仁杰兼纳言”，不是更可以看出这一点吗？周朝的狄仁杰从容地劝武氏召回庐陵王。姑侄、母子的比喻，李昭德在此前已经陈述过了。《纲目》却对狄仁杰津津乐道地记载此事，并且把推荐张柬之作为恢复唐朝的张本。然而张柬之被推荐时，年纪[原文“防”字疑误]已将近八十岁；假如他来不及任宰相便去世了，事情又该怎么办呢？周朝的狄仁杰是由娄师德推荐的，却不知道这件事，因而感叹娄师德的盛大德行。狄仁杰感叹娄师德的盛大德行，足以看出他恩怨分明，却没有忘掉旧日的嫌隙。因为当时有名望的人没有超过狄仁杰的；不但娄师德称他贤能，即使后世那些读书却没有见识的人，谁不把狄仁杰当作贤人呢？我年轻时也曾认为狄仁杰不是感念娄师德知遇之深，而是佩服他的韬光养晦，并且认为他把恢复唐朝作为自己的责任。如今从武氏始终夺取唐朝国统，以及狄仁杰不能匡正恢复唐朝来看，这种说法未免是失言。所谓求学之道，就是每天知道自己有所不足，也正如汇集众说的意思啊。周朝同平章事狄仁杰去世。相关评论已经在前面写过，这里不再重复。因此《易》所说的《纲目》书法，是要以此警戒那些身为臣子却侍奉两个姓氏的人。任命张柬之为同平章事。张柬之最终有恢复唐朝的功劳，虽然可以说是趁武氏患病之时行动，但这正应当采用褒奖善人的意思，所以依从《纲目》的书法。武三思假托武氏的遗制，慰问安抚魏元忠；魏元忠感动哽咽，眼泪鼻涕直流。魏元忠一向负有很高的声望，很能做到不因利害而动心；但他从岭表被召回后，突然改变了原来的做法，捧着诏制感动哽咽。当时人的名节已经扫地，根本不必等到酸枣尉责备他有十种过失，便已经知道他不能有所作为了。行走百里路，走到九十里才算一半，晚年的操守怎么能不谨慎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九十里〕 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元暐等人被流放，不久被武三思杀害。记载“流放敬晖等人”的是中宗，因此略微改变了《纲目》的书法。睿宗。李景伯说：“都督权力太重，应当按时派遣御史巡察。”不久果然罢免都督，设置按察使。自古以来有能治理的人，却没有一成不变的治法。李景伯等所说的“御史品秩低而声望高，可以巡察奸邪”，品秩低就没有实际权力，声望高也只是取得虚名。明代的巡抚、巡按彼此牵制，动不动就把事情办坏，这难道不是明显的验证吗？玄宗。

译当时追究太平公主党羽，陆象先暗中替他们申辩，从来没有自己说出这件事。陆象先在穷究太平公主党羽时，从中暗中帮助申理，外人哪里能够知道？既然他没有亲自说过，那么他为人申理的事情又凭什么流传到后世？记载此事的人迎合自己所喜欢的说法，前后自相矛盾，大多就是这样。姚崇先提出十件事情。（注） 姚崇用十件事情坚定元宗的意志，史书都对此极力称美。现在考察这些事情说：如果边功不幸失败，那么薛讷、王晙为什么屡屡遭到失败？有人说宦官不得参与政事，那么高力士、杨思勖为什么宠信任用不衰？况且姚崇在元宗并未回应、自己害怕而快步出宫时，还依赖高力士替他周旋；高力士又私下出面，使元宗的话传到姚崇心里，他才安心。那么姚崇所要求的，和元宗所谓能够实行的，究竟在哪里？姚崇难道真的能够不结交内侍吗？姚元之为避开元尊号而恢复姓名姚崇。（目） 姚崇改名，真可以说是不通晓经义。开元只是年号，并不能与避讳名字相比。况且尊号还有继承皇位后逐代增加的情况，势必会发展到无名可取。又哪里只是韩愈所说的避讳本名和嫌名的讥刺就能完全说明的呢？太史上奏说：“太阳本应亏缺，却没有亏缺。”姚崇上表祝贺。（目） 日食、月食本来可以推算预知，只是因为改变了它们通常的运行规律，才可以说是修德、修刑的结果。至于本应亏缺却没有亏缺，必定是因为推步测算的人不精确，竟把它当作祥瑞来祝贺，可笑可鄙，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在殿前焚烧珠玉锦绣。（纲） 刘友益认为，特意把这件事记载下来还不够恰当；明皇并不是真的能够去掉雕饰而返璞归真，不过是想借此博取崇尚俭朴的美名，以装饰耳目罢了。皇祖批示讥讽说，他矫饰激烈得太过分了；因为不久之后，他又派使者去求取珍贵的翡翠和奇异宝物，前后表现截然不同，确实不能掩盖其中的真伪了。把武氏的鼎铭颁告天下。（纲） 武后是窃取唐室天下的人，本来应当是元宗的仇敌。现在竟把她的鼎铭当作受命的符瑞，姚崇还认为这是祥瑞而上表祝贺。贤相本来就应当这样做吗？姚崇没有住宅。（注） 姚崇三次担任宰相，居官也不像宋璟那样清廉朴素。他的两个儿子又很受馈赠，怎么会竟然没有住宅？考察张说为姚崇撰写的神道碑，其中说：“有池台、琴筑，悠闲地安享晚年。”还可以说他没有住宅吗？《资治通鉴》大多像这一条一样引用《旧唐书》，所以不如《新唐书》记载得符合事实。吐蕃公主向于休烈请求《诗经》《礼记》《春秋》，并说要借助这些书；裴光庭等人说，应当让她逐渐受到声教的陶冶。（目） 想借助礼义使她逐渐受到陶冶，却担心借助书籍和谋略会产生变诈吗？这是书生迂腐空疏的议论，实在不值得一笑。况且求书的是唐朝的公主，并不是吐蕃。吐蕃即使想产生变诈，又何必借助阅读《汉书》呢？记载这件事的人不仅不通晓事机，也昧于文义了。皇上在苑中种麦，亲自前去除草。（目） 举行耕耤已经足够了，劝导农事却一定要弯腰亲自除草，这就太过分了。况且皇帝既然说“这是用来供奉宗庙的”之类的话，那么每年都应当把它作为常例，却没有看到他此后继续这样做。子夏说：“即使是小道，也必定有可观之处；但要以此达到远大目标，恐怕会陷入泥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皇上想册立太子，心意尚未决定。高力士说：“应当推立年长的。”于是决定下来。（目） 册立嫡子是什么大事，竟要依赖宦官一句话才决定。如果想避免后来幸蜀的变乱和灵武的逼迫，能够做到吗？诏令说：发生饥荒时，打开仓库，交给州县和采访使发放粮食，发放完毕后上奏报告。（目） 已经发生饥荒了，却还要等到奏报之后才开仓，百姓还能得到什么救济？必须在发生饥荒以前就上奏报告，立即命令有关部门打开仓库，这样百姓才或许能够稍稍得到救济。如果按照元宗的制度，先发放粮食然后再上报，那么只有像汲黯这类廉正的人，或许可以临机自行处理。假如不是这样的人，就会看到百姓还没有得到苏息，贪官却先填满了自己的欲壑，最终百姓一点救济也没有。这是元宗违背正道、谋求声誉的举动，不能作为教训。皇上仰慕好生的名声，下令应当处以绞刑、斩刑的人一律改为重杖，流放到岭南。（目） 赦免有罪的人，正是为了杀死无罪的人；王通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刑罚必定公平。”元宗对于瑶琚的死不予宽贷，对于他的儿子裴李被诛杀也不加宽宥；他的臣下罗织罪名、张设罗网，毒害遍及天下，哪里是真正宽仁的君主？只是想废除斩刑、绞刑来博取好生的名声，这也是颠倒得太厉害了。崔昌认为不应当把魏、周、隋的子孙作为二王后，于是下令寻找殷、周、汉的后代作为三恪。（目） 元魏、北周、隋距离唐朝建立还不久，访求并记录他们的后代，并不失为厚道。崔昌却因为他们属于闰位而贬低他们。附会五运嬗代的曲说，远远寻求殷、周、汉的后代作为三恪，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驻扎在马嵬，杨国忠被禁军杀死，贵妃杨氏被赐死。（纲） 《纲目》记载杨国忠和贵妃伏法被诛，说这两人的罪行应当诛杀，之所以这样书写，是为了正名定罪；却不知道当时众叛亲离，威权已经不在元宗手中，而且元宗也没有诛杀他们的意思，怎么能说是伏法呢？只按照事实直书，那么他们的罪名已经显明，而陈玄礼煽动众人劫持君主的罪恶也自然显露出来。杜甫一生忠诚恳切，唯独在《北征》诗中对陈玄礼褒美过分，不能作为教训。况且当时元宗颠沛流离，杨氏又怎么还能继续成为祸患呢？如果说他们应当被诛杀，那么就应当在安禄山尚未叛乱、杨氏正得势的时候，舍弃自身而坚决抗争，这样才可以称为忠臣。陈玄礼的所作所为，正是韩愈所说的“又往下投石”的行为；对朋友尚且不可以这样做，何况君臣之间呢？像陈玄礼这样的人，简直就是乱臣贼子；他与安禄山之间的差别，大概只有一线之隔。太子在灵武即位。（纲） 马嵬的诏命下达后，肃宗本来已经再三辞让了。这次在灵武自行即位，依据的是什么典章？况且灵武距离剑南，当时不过两个月，也没有听说派一名使者前去奏告。因此范祖禹直接斥责他乘危难背叛父亲，所持的议论既严厉又正确。张良娣生下儿子三天，就起身为战士缝衣；每当就寝时，常常住在皇上面前。（注） 良娣刚刚生产，就为战士缝衣服，这仍然是妇人借此邀宠取怜的常态。至于想要居于皇帝面前抵御敌寇，竟然把自己比作冯婕妤挡熊的行为。肃宗被花言巧语迷惑，实在太不明智了。先以小忠小信作为手段，最终形成大不忠大不信，妇人与宦官一类人往往都是这样。后来她在宫闱中窃取权柄，差一点重蹈武氏、韦氏的覆辙，都是这一念所造成的祸根。制令任命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纲） 这时元宗还没有把帝位传给太子，怎么能因为太子在灵武即位、尊元宗为上皇，就立即把元宗写作上皇呢？所以按照正确的书法，直到八月，上皇派人把册书和宝玺送到灵武，后来才像《纲目》那样书写上皇。然而太子既然已经自行即位，所以书写为“上”而不书写为“帝”，以此与元宗区别；对于元宗，则仍然书写为帝。八月以后，元宗书写为上皇，肃宗才书写为帝。肃宗

译李泌辞去行军长史，皇帝说：“不敢把您当作宰相。”（目） “不敢把您当作宰相”这句话虽然出自《孟子》，但并不是尧、舜、皋陶、夔所遵循的正道。房琯仿效古代的方法使用车战，在陈涛斜战败。（目） 车战有时适合古代，却确实不适合当今。房琯使用车战，招致惨败，像燎原一样溃败，连一辆车也没有返回，本来应当按照败军之将的法令惩处，李泌为什么还要出面营救他呢？皇上信任李辅国，使他与张良娣互相勾结，诬陷并杀害建宁王李倓。（目） 孟子说：“德行、智慧和谋略，存在于忧患疾病之中。”肃宗作为太子时，受到杨国忠、李林甫的困厄，忧患已经很深，本应当因此操心思虑、防备祸患。可是即位以后，宦官和宠妾交相煽动，他甘愿重蹈覆辙，既不能保全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使自己的父亲安宁，难道不是所谓“下愚而不可改变”吗？房琯被罢免。（纲） 房琯获罪，都是他自取其咎。只是因为他与杜甫交往，借助杜甫的声望，世人于是有人认为房琯含冤。可以说这是迎合自己所喜欢的人，却丧失了正道。广平王收复西京，本来坚决制止仆固怀恩追击贼军；等到拜见叶防时，又在马前请求停止俘掠。（目，并注） 当时贼众溃散逃窜之后，正应乘势集中精锐进攻，安守忠等人有什么难以擒获的？广平王满足于小胜，急于谋求休息，他的见识竟然还在仆固怀恩之下。至于调停回纥、停止俘掠这一件事，没有见识的人把它当作美谈，却不知道以储君的尊贵身份，屈身向叶防行礼，在马前再次请求，这成何体统？况且当时西京刚刚收复，万众都在仰望；即使只用正义直率的话晓谕他们，说功成之后会重重赏赐，足以抵偿先前的约定，同时说明人民和土地不得任意残害侵扰，叶防也难以插嘴。何至于这样摇尾乞怜？大概是他遇事畏惧退缩，受到积久痼疾的影响太深。看他即位以后的施政，就足以看出他的庸弱懦怯、无所作为；而且他并不是有意降低身份来博取百姓感动哭泣罢了。《易经》说：“军队能够守正，统帅有德望，吉祥。”各镇军队列阵在外，却没有元帅，凭什么抵御敌人？肃宗只是认为郭子仪、李光弼功勋很大，难以相互统属。有什么难处，不能让郭子仪、李光弼分道进军？却偏偏专门委任宦官，反而让他居于二人之上。军队载尸而归、丧失军纪，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九节度使在相州溃败，又能责怪谁呢？皇上召郭子仪回朔方，士卒请求让他留下，郭子仪欺骗他们后离去。李光弼于是奔驰进入东都，代替他统领军队。（目） 李光弼、郭子仪虽然都是中兴时期的名将，为王室竭尽忠诚，然而在朔方接受替代之际，假如让郭子仪和李光弼互换处境，恐怕李光弼不能像郭子仪那样毫无芥蒂。二人的优劣，应当据此来判定。《评鉴阐要》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评鉴阐要》卷六 唐 代宗 仆固怀恩反叛。（纲） 仆固怀恩反叛，虽然是骆奉仙、辛云京激成的，但都由于代宗不听从颜真卿、李抱真的建议，任用郭子仪进行镇抚，以致叛乱猖獗到这种地步。等到仆固怀恩抗拒命令、逆子被诛杀后，代宗才说自己不能取信于人、功臣颠覆，这更加显出他的昏昧糊涂，真是可笑。收养仆固怀恩的女儿，册封为崇徽公主，嫁给回纥。（目） 仆固怀恩反叛后，就引回纥入侵作为援助；代宗因为怜惜回纥的功劳，竟收养叛臣的女儿为公主，仍然把她嫁给回纥。代宗的措施如此，怎么能希望他恢复国势？唐朝不久便日渐衰落，逐渐走到灭亡，难道不是这样吗？元载请求诛除鱼朝恩，皇上命令元载制定谋略，趁宴会时将鱼朝恩勒死，把尸体送还给他的家人。（目） 鱼朝恩不过是一个家奴，代宗和元载秘密制定谋略，俨然像对付敌国一样，难道不是非常可笑吗？甚至把尸体送还并赏赐钱财，不敢把他陈尸于街市和朝廷，使宪与肃成为明显而有益的警戒，这真是庸弱无能到了极点。元载忌恨李泌，皇上任命李泌为江西判官，并且说：“等我决定诛杀元载时，你可以收拾行装回来。”（目） 代宗想罢免元载的宰相职务，李泌立即答应直接执行黜免升降；评论史事的人却怀疑元载掌权日久，一时难以处置。如果这样，那么元载的权力是谁给予他的呢？大概当时纲纪败坏，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回纥每年要求和亲贸易，一匹马交换四十缣，所给的马全都驽劣瘦弱、毫无用处。（注） 唐朝时与回纥进行互市，用很多匹缣帛换取劣马，耗费国库钱财达正常数十倍；而且缣帛有时取自百姓，江淮地区织造并运输这些物品，成为百姓的负担，所以白居易作《阴山道》乐府诗加以讽刺。如今与哈萨克互市买马，由有关部门鉴别马匹的优劣并按等级定价，计算下来，市价不到内地的三分之一；丝绸缣帛则命各地织造后平价出售，既不烦扰官府织造事务，公私双方也都便利。假如白居易看到了这种情形，他又会说什么呢？我曾反过来发挥他的诗意，依照他的诗韵作诗以记此事。读《资治通鉴》到这里，又写下这些话来说明大意，使读史的人知道，安抚远方的根本道理，在于抓住纲要并善于运用罢了。郇模拿着竹筐和芦苇席，在东市哭泣，希望献上三十字。代宗召见他，赐给他衣服，让他住在客省。当时所谓的团练、监军，谁不知道它的弊病？郇模假装疯癫在市场上行走，他的行为近于惑乱社会、欺骗百姓。代宗仓促召见他，不察看他的内心是邪是正，也不辨别他的话是否正确，便又赐衣服、安排馆舍，实在是昧于政体。常衮想辞去宰相之职，当时人说：“俸禄是用来供养贤人的，应当辞去职位，不应当辞去俸禄。” 当时人讥讽常衮的话，大概出自佐助饮食者之口。然而常衮还稍微懂得节操，比起那些贪恋俸禄、固守职位的人，仍然算是彼此相比他更好。如果只拘泥于“大烹以养贤”的文辞，却不知道以俸禄代替耕作的道理，难道伊尹、皋陶做宰相，就一定每天要吃价值万钱的食物吗？司马光所说“廉耻还存在”，大概是不失公允的。常衮说：“陛下想任用李泌，请暂且任命他为刺史，使他全面了解各地的利弊。” 新近进用的人没有什么建树，要达到确切而深刻的见解，确实非经过历练不可。假如李泌在肃宗朝已经参与机密政务，受到的委任也已经很深；代宗从广平王就封的时候起，就已经倾心倚信他，而且长期依赖他的调停。哪里还需要授予他一州之任，来使他了解民间的利弊呢？常衮一句话，便以新人取代旧臣，不只是糊涂得厉害，简直是昏聩到了极点。德宗 术士桑道茂说：“将要有离宫之灾，奉天有天子的气象，因此应当修筑城池来防备意外。” 德宗因为术士的话，修筑城池来防备意外，这同梁武帝赤脚跑下殿来相比有什么不同？当时唐朝还没有衰败到那种地步，如果确实能够恰当地控制驾驭，怎么会有流离迁徙的祸患？桑道茂妄言祸福，是明主一定要诛杀的人。尹起莘却责备德宗为什么不劝说他亲近贤臣等大事，难道不是迂腐儒生的见解吗？回纥使者董突回国，振武留后张光晟袭击杀死了九百多人。董突奉朝廷命令率领部众回到本部。假如朝廷果真善于安抚并柔和地驾驭他们，哪里会滋生扰乱？张光晟因为九姓人的谗毁，突然想加以诛杀，请示朝廷而没有得到允许，便又诱使他们犯法，袭击并几乎全部杀光。按理应当公开严正地治他的罪，但德宗不追问；等到回纥请求报仇时，才为此贬黜张光晟。安抚远方的根本道理和驾驭下属的方法，德宗大概两方面都失误了。朱滔将要反叛，三次询问他的部众，众人都没有回答，皇上认为力量还不能制服他，便赐给朱滔郡王爵位。朱滔想要叛乱，三次询问众人而没人回答，后来以威势胁迫，他们才勉强服从；由此可知，唐朝的事情还没有到了完全无法挽救的地步。可是德宗已经听到有人告发变乱，却希望通过赐爵来安慰他，反而使叛乱的谋划更加炽烈，这与抱柴草去浇灭沸水没有不同；处理不当，在这里就可以大致看出来了。奉天改元时的赦文，陆防说应当悔过、引咎；诏令颁下后，四方人心大为喜悦。兴元颁下诏书，四方人心大为喜悦。这大概是因为太宗的德行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而当时人心也都厌恶动乱，所以感动得这样迅速。正所谓饥饿时容易接受食物，口渴时容易接受饮水；赦免那些被胁迫从乱的人，以消除叛乱者的羽翼，也尤其符合平定变乱的时宜。没有见识的人却说，德宗恢复正统完全是靠文告感动人心，却不知道即使恢复正统而施政措施违背常理，藩镇的横暴叛逆仍然如故，日积月累，终于导致唐朝灭亡。所谓感动人心，又在哪里呢？孟子说：“仁德的话不如仁德的声望。”确实如此。萧复曾说：“宦官依仗恩宠而横行，又说杨炎、卢杞扰乱朝政。” 德宗纵容宦官，偏袒卢杞，防备那些好人所厌恶的事情，所以后来虽然能够收复京城、返回都城，却两次遭到播迁，也已经使灾祸降临自身。萧复抗争直言，虽然可以说是不自量力、以凿孔对不合的榫头，但与当时的朝臣相比，也可以说是铁器中铮铮作响的硬骨头了。有人进献瓜果，皇上想授给他散试官，陆防进谏。只有名位和器物不能够随意授予。百姓进献瓜果，不过是尽普通百姓进献微薄礼物的本分；赏赐钱帛，已经足以酬答，突然想授给他试官，实在是分不清轻重。陆防说，虚浮的名位被滥加授予，将使人们无法以此劝勉真正立功者。这不只深刻切中了当时的弊病，也是千百年后做君主的人应当留意的事情。到了凤翔，想借助军队的势力，派人替代李楚琳；陆防说，这件事应当与胁迫、拘捕同时进行，不如等到京城安定、能够高枕无忧时，再征召并授给他一个官职。李楚琳杀害节度使，依附叛逆者李泌，叛乱刚刚平定之初，就应当公开严正地治他的罪，以此对其他心怀二心的人示警，这才是名分正当、道义顺理。德宗却想乘势以胁迫手段替代他，近于诡诈。即使陆防主张暂且拘留他、授给官职，也失于养奸；难道是当时的形势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吗？李晟戍守成都时，带走营妓；张延赏追赶把她送回去，于是两人产生了嫌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