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阐要卷九

译以前因为《史鉴》所记载的金朝人名音译失真，错误荒谬地流传下去，所以命人详细加以整理订正，并把解释分别附在各条注释下面，以纠正以前的错误；同时在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批示大略。现在考察蒙古人的姓名，发现其中的错误同《金史》等书一样。我朝中外一统，蒙古各部长期作为臣民，他们的语言和意义，只要询问所及，都可以全面了解。又因为竒渥温这个姓的来源，必定是《元史》传抄讹误，便向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询问，得到他所收藏的一部《蒙古源流》，其中关于元朝事迹和氏族的记载颇为大略，这才知道竒渥温是却特的错误。大概蒙古书中“却特”和“竒渥温”字形相似，当时宋濂等人承命修撰《元史》，既不熟悉蒙古国语，又不能辨认蒙古文字，往往凭借粗略认识蒙古文字的人，妄自进行音译，于是错误地把却特译成竒渥温，这简直就是鲁鱼之误。如今既然订正错误，又用以解释疑惑，实在是考证古史的一大快事。因此广泛参照考察，翻译改正，以纠正《史鉴》的疑误，把数百年来的错误全部辨别剔除、阐明清楚，用来彰显一统同文的盛况，也使读史的人免得有道听途说、沿袭讹传的陋习。当时下诏讨伐金国，诏文中有“出兵的地方，有名将师直可以壮声势”这样的话。宁宗时期的事情同高宗不同。高宗南渡初期，距离靖康覆亡不久，而且父亲和兄长都被扣留在金国朝廷；如果他能够发愤图强，洗雪国耻，迎还二帝，那么出兵本来不是没有理由，而且当时还有韩世忠、岳飞等将领可以借助来恢复中原。宁宗朝所谓的老成宿将又是谁呢？况且和议已经维持很久，金国群臣都请求先行出兵，而金主坚守和约，拒绝不许；宁宗却无缘无故出兵挑起事端，是非曲直十分清楚。何况誓书、誓表上的血迹还没有干，忽然想借口复仇，完全忘了自己是一个称臣称侄的国家，这还能说是出兵有名义吗？难道还要拿师直来壮声势，为自己辩解吗？毕再遇引诱金人交战，用香料煮豆撒在地上，引诱金人的马匹；又捆住羊，让它用脚敲击战鼓发出声音，于是暗中拔营离去。双方还在转战、胜负未定，哪里有空闲煮豆？而且一边前进一边后退，道路又很长，哪里能有那么多煮熟的豆子撒在地上？况且恋着马槽不肯前进，也只是劣马才会这样。如果驾驭的人鞭打控制得当，也不用担心它徘徊不前。金人既然乘胜追击，又善于奔驰，怎么会听任马匹自行前进、自行停止？况且马匹正在疾驰，也不可能听到豆子的香味就停下来吃。何况交战一整天，双方的马都同样饥饿，只想着诱骗扰乱追兵，难道不会替自己的马考虑吗？至于捆羊击鼓，更像是儿戏。这大概是毕再遇过分粉饰，当时没有深入考察，于是就跟着附会流传。《宋史》不值得相信，大多就是这样。蒙古人的先世各自分为部落，居住在乌桓以北，与九姓回鹘的故城和林接壤。《唐书》说回鹘的先世本是匈奴，这样看来似乎同今天的蒙古相似；又说他们擅长骑射，喜欢侵掠抢劫，也同厄鲁特的习俗接近。所以我以前写《唐回铜器诗》的序言时，就怀疑《唐史·回鹘传》或许有混淆讹误，准备等有空时广泛考证。现在读《通鉴辑览》，于是又加以考订。回鹘在唐朝末年向西迁到火州以后，便扩展到西域。五代史虽然仍称他们为回鹘，但说他们以马匹进行贸易，携带很多宝玉，这正同今天回部的和阗以及哈萨克各地的物产相合。到《辽史》中才出现“回回”的名称，并同“回鹘”并列。《元史》中则“回回”和“回鹘”彼此混称。大概唐代以前的回鹘本来同蒙古接壤，所以风俗很像蒙古；唐代以后的回鹘散居在今天回部的地方，所以物产同回部大致相同。至于“纥”转为“鹘”，“鹘”又转为“回”，是由于读音有缓急，所以传译不同。这也如同“畏罗”应当是“卫拉特”，“乃蛮”应当是“柰曼”一样。特意详细辨析这些问题，用来解释各史记载互相错杂的原因。金人索要韩侂胄的首级，用来换取淮南之地，于是命令把韩侂胄和苏师旦的首级送到金军那里。金人一定要得到韩侂胄、苏师旦的首级，只是因为憎恨他们倡议用兵。站在宋人的立场，却不应因此憎恨韩侂胄。韩侂胄的奸邪罪行一向昭彰，是宋朝的罪人，不是金国的罪人。恢复中原本身并不是他的罪过；即使说出兵的主张是韩侂胄首先提出的，宁宗既然听从了他的谋划，怎么能再把罪责推给下面的人？只希望和议成功，却不顾道理是否正确，难怪胡寅要讥讽他了。金国的呼沙呼逼迫金主出宫居住到卫邸，徒单镒听说发生了变故，返回自己的府第。不久，他又劝说立升王为帝。徒单镒既然担任宰相，遇到国家大变，既不能讨伐叛贼，又不能尽忠守节，只是靠预先谋划拥立来推卸周旋、保全自己，怎么能称为忠臣呢？金人来催督岁币，真德秀请求断绝往来，于是停止向金国缴纳岁币。周礼认为宋朝停止向金国缴纳岁币，算是稍稍令人满意，这实在很可鄙。绍兴年间，宋朝正同金国结怨，宋朝君臣不能努力谋求恢复中原、洗雪仇耻，却顾忌金人强盛，厚着脸皮进贡，希望迅速议和，本来已经甘心臣服。到了大定以后，双方停止战争、修好相交，和睦相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却因为蒙古侵扰，金国势力逐渐衰弱，宋朝忽然背弃盟约，停止缴纳岁币，失去自己的信用，幸灾乐祸，这是没有羞耻。况且这时金国已经不能成为宋朝的祸患，而蒙古的势头正盛，宋朝不知道帮助邻国抵御敌人，反而想压制弱者、扶助强者；虢国灭亡、虞国也会受到牵连，这是形势和道理必然如此。那么宋人自己夸耀、认为得计的事情，哪里知道正是他们败坏计策最严重的地方呢？金国中都经略副使贾瑀杀了苗道润，苗道润的部将张柔袭击贾瑀。张柔如果不是奉命行事，就不能说是讨伐；而且后来他又投降了蒙古，所以《纲目》按书法特意写作“袭”。金国派遣使者到西夏议和。金国当时虽然比不上大定以前的强盛，但如果能够发愤图强，仍然足以自守，何至于仿效宋朝柔弱怯懦的习气，动不动就议和？以至于让蒙古敢于侮辱轻慢自己，而宋人又反复犹豫、没有主见。至于西夏违背和好、辜负恩德，更不应向它低头示弱，白白表示软弱，却不能解除祸患。这是忘记了自己的先人用来制服别人的办法，反而采用被自己制服者的下策，结果反过来受制于人，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长星出现在西方，蒙古人耶律楚材说，女真将要改换君主。金国距离这时过了一年多，到四个月以后才改换君主，这同长星出现有什么关系？况且当时南边有宋，北边有金，蒙古也是正在兴起的国家，而西方则是西夏的土地，这颗长星究竟是为谁出现的呢？这不过是附会耶律楚材通晓天文的说法，却不知道这种说法已经荒诞到了极点。理宗 湖州人潘壬起兵，谋划拥立济王；竑后来讨伐潘壬，潘壬逃走。史弥远假传诏令杀死竑。

译济王既然亲身穿上黄袍，又打开军资库拿出金钱犒赏军队，就不是那个固守臣节、始终不肯服从的人了。后来知道事情不能成功，才率兵讨伐潘壬。因此改变《纲目》的书法，以表示并没有完全赞许他。诏令寻访程颐的后人，后来找到他的第四世孙程源，任命他为借田令。理宗在位很久，政绩却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后人有时赞许他有才能，只是推崇理学。当时内外政务中需要整顿的重要事情很多，却没有一件得到整治，只是徒然羡慕虚名，毫无实际成效，那又哪里值得称道？何况只褒奖、赠官给已经去世的程颐、朱熹，却不用当时活着的真德秀、魏了翁？即使所谓推崇理学，又同叶公喜欢龙有什么不同呢？当时朝廷下檄文命彭龢负责经营楚州，又因为时青声望很高，发檄文命时青筹划。彭龢的部将张惠因此把彭龢捆起来，带着盱眙投降金国。彭龢轻浮而没有决断，坐失时机，他的过错本来不用多说。至于时青，不过是红袄贼的首领，投降金国后又反叛，归附宋朝后始终是一个进退没有定准的人，有什么高声望？可是朝廷的议论忽而命彭龢办理，忽而又命时青办理，导致各将领离心，酿成了事故。时青畏首畏尾，暗中报告李全，拖延不出兵，恰恰是自己送掉性命，不值得过分责备。而宋朝君臣昏昧无知，本想平息祸乱，反而加速了祸乱，究竟是看到了什么，才造成这样的重大错误呢？此前，金国的完颜赛不说宰相必须任用文人，因此请求退休。到了这时，蒙古进攻汴京，形势一天比一天紧急，平章博萨害怕了，前往蒙古军中做人质，极力请求起用完颜赛不。完颜赛不于是担任宰相。完颜赛不担任宰相时，主张必须任用文人，这是沿袭世俗迂腐的说法，却忘记了金源兴起时忠臣的根本。金国当初刚刚兴起，在大东一带的时候，难道有文人辅佐它成就开国事业吗？况且国家有事的日子，尤其应当共同承担安危。如果只是洁身自守、独善其身，把国家大事置之不顾，这同国家共同承担祸福又有什么关系？然而完颜赛不后来还能为义而死，以保全大节。至于博萨担心议和而去做人质，极力推荐完颜赛不来躲避祸患，更是小人中的小人，反而不值得责备了吗？当时史弥远去世，皇帝才开始亲自处理政事，振作精神谋求治理，郑清之也慨然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理宗受权奸控制了九年，直到史弥远死后，才亲自处理政事。此前的缺失已经很多，即使想振作精神谋求治理，又哪里还来得及？况且郑清之因为结党依附史弥远而得到进用，他的品行大概已经可以由此知道，怎么能指望他有所作为？如今却厚着脸皮说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君主和臣子，这是要欺骗谁呢？这也太无耻了！皇帝曾经登高眺望西湖中的灯火，说一定是贾似道在湖上宴饮游玩，便让史岩之告诫他。史岩之却说贾似道的才干可以重用。贾似道在湖上宴饮游玩，迟迟不回来。灯火十分盛大，理宗既然已经登高看见，就应当严厉斥责他，使他改正错误。犯了过错而不改，治罪也可以。可是理宗只让京尹传话表示警告，史岩之又曲意逢迎，反而说贾似道的才干可以重用，终于使他掌握政权、专擅权力，败坏国家大事，这都是理宗姑息纵容酿成的。金国的李伯渊谋划杀死崔立，先写信到全子才军中，约定投降；随后焚烧封丘门，请崔立出来察看火势，趁机在马上刺杀崔立。当时蔡州失守，哀宗为国家而死。李伯渊等人正拥有关押重兵守卫汴京，本来应当痛哭誓师，发誓至死也要图谋报仇。况且宋军已经深入，更应当竭尽全力据城抵抗；他们却竟听到风声就约定投降，终于造成内部崩溃，臣子的气节已经亏损了。而且他们用诡计杀崔立，是为了报私仇嫌怨，不是为了伸张国家法令；崔立固然有应当被杀的罪，但李伯渊等人却不是可以杀崔立的人。《续纲目》记载诛杀崔立，以此褒扬他们，在道义上并不恰当，所以改换书法并申明这一看法。赵范因为进军洛阳而导致军队溃败，弹劾赵葵等人轻率派遣偏师，没有军纪，导致失败；诏令按罪情轻重分别削减他们的官阶。收复北方三京的谋划，是赵范首先提出的。汴京城的失败，是因为开始的谋划不善；赵范不引咎自责、弹劾自己，却把轻率派遣偏师的过错归给赵葵等人，难道公道吗？况且当时军中没有现成的粮食，士兵又不善战，赵葵等人即使不进入洛阳，难道能保证汴京城不遭祸患吗？而且用兵的形势是，缺粮的军队，进攻夺取还有可能谋求成功，坐守却一定会溃败。假使赵葵等人不在汴京停留半个月，及早整顿军队前进，奋力作战取得胜利，也不是不可能。靠敌人的粮食来供给自己，这是破釜沉舟的计策。赵范不责怪他们作战不勇，却责怪他们轻率进兵而丧失军队，是非就更加颠倒了。理宗竟然没有察觉其中的荒谬，也太昏聩了吧？蒙古命巴图鲁攻城，杜杲招募善于射箭的人，用小箭射他的眼睛。汉语和蒙古语都把“巴图鲁”作为勇敢将士的嘉号，哪里有把死囚称作巴图鲁的道理？汉人不懂语言意义，翻译时出现错误，真是数不胜数。至于说用小箭射眼睛，更是荒诞可笑。大概只是因为眼睛小，所以才说用小箭。这就是所谓捕风捉影的说法，难道不知道小箭轻而飘，不能射中目标吗？蒙古主呼雅克去世，皇后抱克楚子实勒们听政，诸王和大臣都不服从。实勒们继承帝位，本来就是太宗留下的遗命；玛展皇后后来想临朝称制，耶律楚材曾经争辩反对。如今由实勒们听政，是合乎正理的。史书却说诸王和大臣都不服从，大概是曲意迎合宪宗的意旨，并不公正，不可信。蒙古军逼近，嘉定守将奋力作战，才使蒙古军解围离去。议论者说，这是余玠出兵错误，才招致的。《宋史》对余玠忽而褒扬、忽而贬斥，始终没有确定的评价。余玠统帅蜀地时，意气慷慨，自负有为，固然免不了说大话而不知羞惭。他因习惯于小胜而骄傲，尤其显得见识浅薄。不过，他当初出兵的本意，也不能全部否定。虽然在兴元遇到敌人没有取得功绩，却也没有遭受什么挫败。至于蒙古侵掠蜀地，从奎腾攻陷成都时就已经如此，并不只是这一次。如今把嘉定被攻归罪于余玠，不过是当时那些庸懦怕战之辈胡乱传播的言论，怎么能当作确切的结论呢？当时边境的报告一天比一天紧急，内侍董宋臣请求迁都。四明军器太监何子举说：“如果皇上出行到京师，又有什么可以依靠呢？” 南渡以后偏居临安，地势形势已经失去。四明尤其是靠近海边的小郡，高宗流徙到这里，尚且不能凭此自我保全。前面的失败可以作为鉴戒；开庆年间疆域日益缩小，国事更不是理宗能够应付的了。现在只应广泛征求朝廷群臣的意见，平息浮泛的议论，来激励战守。可是董宋臣忽然提出退避迁都的谋划，何子举又主张固守的策略。这是南宋安危的关键，而主张迁都和阻止迁都的意见，竟都出自宦官之口。由此可见，满朝都是庸碌昏暗、懦弱怯惧的人，没有一个人是真心为国的。然而宋朝的时势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可作为，也不在于都城迁还是不迁了。度宗 蒙古方面提出议论，中书省事许衡上疏陈述当时的政务，认为国家应当实行汉法，使我们的百姓得到统一治理。

译建立国家的规模制度，只应衡量其法制的好坏，并以圣人的道理加以折衷。如果说一定要实行汉法才可以，那么历代那些破国亡家的人，难道不是实行汉法的人吗？大概因为许衡是汉人，而修史的人又出自汉人之手，所以才有这种不合常理的论调罢了。照许衡的说法，正如同走陆路的人不知道有船，走水路的人不知道有车，是拘泥古法的见解，只知守着一物而不知变通，还不能算通达政体。帝防 当时鄂州已经被攻破，群臣上疏说：“不是宰相亲自出征不可。”贾似道不得已，才在临安设置都督府，目 贾似道一向不懂军事，此前鄂州战役中，他把失败掩饰成胜利，这是众人都看得很清楚的。等到鄂州被攻破，元军乘胜向东进军，席卷而下的形势已经形成，即使名将也恐怕不足以抵御。贾似道即使出征，哪里能够解除敌患、安定众心？朝廷大臣上疏请求贾似道亲自出征，大概是嫉恨他专权误国，借此揭露他导致失败，并不是真的希望他能对战事有所补救。然而轻视国家大计而满足个人愤恨，朝廷大臣的用心也不可究诘，这正是宋朝灭亡的原因。元人南侵，以刘整和吕文焕为向导。刘整听说吕文焕进入鄂州，捷报送到，便说元军主帅约束了我，等取得成功后，人们于是发愤而死目。刘整作为宋将投降元朝，甘心充当向导，已经不值得列入人类之中；他不以一身侍奉两个姓氏为耻，反而因主帅约束自己而扼腕叹息。所谓成功后发愤而死，恰恰更加增加了他的遗臭。他不只是轻得像鸿毛，哪里能同豫让相比呢？贾似道请求迁都，诏令下达后让公卿议论，王爚请求坚守行在，事情没有决定，王爚认为自己已经不能参与国家大计，便请求罢免政务，不等答复就径自离去。目 江上的军队，是南宋存亡的一大关键。自从迁都的议论兴起，朝廷的意见便有了分歧。然而时局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可作为。即使固守孤城，也未必能再延续一线生机。但与其迁徙到海上，把国家丢弃在洪涛之中，又哪里比得上坚守行都，至少还不失为以身殉宗社呢？王爚这个主张，本来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因为他的主张没有实行，便放弃职位径自离去，把国事置之不问。他的行为似乎刚直抗争，但内心未免有逃避祸患之意。拿他同使军队丧败、国家受辱的贾似道相比，二者的差别也不能说很大。元朝使者廉希贤、严忠范来到南方，抵达独松关时，张濡的部属袭击并杀死严忠范，擒获廉希贤，送到临安，廉希贤因创伤发作而死。目 元兵已经渡过长江，局势本来就不是请求议和所能解决的。两军相对时，使者在其中往来，才刚进入宋境，便突然对他加以刀兵，实在不合情理。如果宋朝果真有良将精兵可以制胜，或许还可以这样做；如今并没有什么可以倚仗的，却冒失地横加挑衅，激怒敌人。不久又想用甜言蜜语来诱骗对方，这同儿戏又有什么区别？元人哪里肯被宋人欺骗？谋划国事的人错谬到这种地步，还凭什么图谋保存国家呢？下诏给婺州处士何基、王栢赐予谥号，纲。这时宋朝的君臣连挽救灭亡都来不及，却还有闲暇从容举行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举动，这同宋襄公临战时谈论古事有什么区别？真是可笑又可悲。派陆秀夫出使元军，请求以侄子的名义称臣并纳币。巴延不答应，于是奉上表章，请求封为小国。目 这时敌军已经深入，临安已经掌握在元人手中。宋朝君臣即使想屈服求存，元人哪里肯放弃即将完成的功业，立即回师？起初还抗拒请求元军班师，接着又请求封为小国，只希望苟延残喘，甘愿忍受污辱和羞耻，却不顾这样只是徒然辱没名声，最终也没有任何益处，真应当给他们谥为“至愚”才是。唯独可惜陆秀夫后来还有负海殉国的气节，而此时却默不发一言，并且接受称侄孙的约定前去拜见巴延，这是为什么呢？谢枋得战败后逃到建宁，改名换姓，寄居在旅店中。不久在建阳替人卖卜，市民多请他收为弟子，向他学习学问。注 谢枋得本来是讲理学的人，作战失败后，为国事而死也是可以的。可是他却改名换姓逃窜，还因为讲学而受到人们尊崇，正是所谓进退都没有根据。史书还有什么可说的，难道这算正确的见识吗？元 世祖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纲 宋朝自建炎年间南渡以后，已经属于偏安政权。然而在德祐以前，仍有可以凭借的疆域，朝廷的规模制度也没有丧失，还可以同东晋相比。到临安被攻破、帝防被俘、宗庙社稷成为废墟时，宋朝的统绪便断绝了。因此从丙子三月以后，正统就应当归于元朝。至于昰、昺二王，困顿奔波于海岛之间，虽然诸位大臣有殉国的苦心，但只是苟延残喘、流离失所，已经不能再成为真正的君主；况且还奉表向元朝请降，正同明、唐、桂二王逃窜到闽、滇没有区别。我近来在国史传记中，凡是斥责唐、桂二王及其大臣为伪朝的，一概命令改正为明朝，正因为他们还保存了一线国统，虽然不足以称为正统，但说他们是伪朝，实在不可以，这是万世公认的道理。如今续《纲目》记载景炎、祥兴年号，仍然用大字书写纪年，便是阿附迁就而不合体例，违背史笔的正道。就像元朝自顺帝北迁沙漠以后，虽然未尝没有子孙继立、后裔屡次传承，但既然已经放弃中原，编年史就不再用大字书写原来的国号，这才是正确的。由此可知，昰、昺二王既已失去中原，却仍大书原来的年号，便是不合正统的。国家废兴、朝代更替，史书的书写法则自有一定标准，不可稍稍存有偏袒的私心。况且史鉴之所以彰明法则、昭示鉴戒，也是要让做君主的人知道统绪的存亡，应当谨慎维护根基，并且对驾驭危局心怀警惧。如果不能保住祖先承继下来的事业，以至于疆土失守、天命倾覆，即使曲意迁就以欺骗世人，苟延数日的虚名，对挽救失败也没有帮助。道理本来极其公正，垂示的戒诫也极其切实。因此改正史书体例，并阐明其中的大原则如下。派都实探寻黄河源头，在吐蕃朵甘思西部边境找到，潘昂霄采集资料编成《河源志》。目，并注。从前谈论黄河源头的人，众说纷纭，但都不曾亲自走过那个地方，只是纸上空谈，又有什么值得依据的呢？我朝疆域图的范围广大，遥远荒僻的地区，全都隶属于版图。圣祖仁皇帝多次派使者测量地势，详细咨询、广泛考察，才确定枯尔坤是中国的河源。不仅汉、唐以来的各种说法可以废弃，就连元人记载的内容也不值得再说。近来准夷平定，回部归诚，所谓于阗、葱岭的河流，蒲昌之海，按照地图考察，清楚地都存在。再考察那里的山川，计算道路里程，这才知道张骞关于盐泽的话并非没有根据，而河流有多个源头的说法也确有明证。当时都实所寻到的，只是中国的河源；潘昂 霄不认识防字，把古语译成汉文，又在此基础上附会，致使说法支离破碎、错误更多。因此根据现今的地理加以验证，合参《史记》《汉书》等书，详细考订，写出其中的大概情形，如此。

译许衡病势危重时，把自己一生不能辞去官职的事情告诉儿子，嘱咐不要请求谥号，也不要立碑目。” 续《纲目》因为许衡临终告诫儿子的话，便在他死后不记载他的官职，实际上违背了史书书写的正道。评论者有人说许衡不应当出仕元朝，应当删削官职以表示贬斥；有人说元朝不能算他的臣子，所以改变体例不予记载。这两种说法都违背道理。许衡本来不是宋朝臣子，出仕元朝并不算失节；需要人才而选择君主，遇合自有其自然道理，有什么可贬斥的？既然已经亲身担任显要官职，享受俸禄、入朝任职，本来就不是隐退避世、标榜清高的人，又怎么能违背君臣之间确定的名分？这两种说法的荒谬，本来不必辩论就很清楚。至于许衡对于元朝，听到征召就立即前往，还说不这样做，道就不能推行。可是等到实现志愿、推行道术后，却在临死时忽然后悔自己一生不能辞官，死后又嘱咐不要立碑、请求谥号。这如果不是临终时神志混乱而下的遗命，就是后人曲意替他编造的说法。许衡本是著名儒者，不应前后矛盾到这种地步。现在特意改正史书中对他的官爵记载，以纠正续《纲目》的错误，并且摘出各家的曲解加以驳斥和订正。南台御史上书请求实行内禅，皇帝听到后震怒，太子精吉木忧惧，不久去世。目 内禅哪里是臣下所应当请求的？南台的奏章，怎么知道不是出自构陷之人的手笔？这件事并不只是趁机发出诏书的祸端由奸党造成。精吉木忧惧而死，评论者多为他惋惜，并责怪元祖不明智。他们不知道，精吉木的祸患并不是开始于请求内禅的那一天，而是在他参与朝政时就已经埋下了。《易经》说“潜龙勿用”，经书已有明白的话，而精吉木却全都违背了。况且按照我朝所遇到的这种礼制，也应当这样处理，哪里是做儿子的人忍心说出口的？假使当时只让他修养德行、承继太子之位，那么群小又从哪里能够窥伺？即使发生阿哈玛的事情，奸徒又哪里能够借他的名义来酿成祸机呢？开始处理事情时，确实不能不谨慎啊。开凿通河，长二百五十余里，中间修建闸门三十一座，用来按时蓄水和泄水。目 通河是漕运的关键要道，自元人创始以来，直到今天仍然受益于它。开始开凿渠道时，拦截汶水、截取泗水，虽然是顺着自然地势加以疏导，但长河水流的输送，仍在于依靠人力随时调节。其中疏浚清理多借助泉水和湖水，蓄水泄水全靠闸门和堤坝，南北水流互相贯通、彼此注入。然而尤其要依靠黄河、淮河顺着河道运行，漳水、卫水沿着水路流行；有善于治理的人，却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理方法，想一劳永逸，哪里容易说到呢！托欢等人征伐安南，没有功绩便返回。恰逢安南国王陈日燇继承王位，又派使者征召他入朝。目 安南倚仗险固而不臣服，多次违犯王命。托欢在海口战败，以至于折损将领、损失军队，本应立即认罪，以彰明天讨。如果认为安南处在穷荒之地、穿着草木织成的服装，不值得频繁调动军队，那么早就应当坚持镇静处理，置之不问。可是陈日燇并没有稍有悔过，反而派使者征召他入朝，跋涉往返徒然劳苦，仍然抗命不来。这难道不是自己损害威望吗？直到元朝灭亡，南方交趾始终不肯服从教化，都是因为处置失当，不能使他们畏惧而诚心归附。梁曾到安南，劝说陈日燇入朝；陈日燇不听，却派使者入贡，诏令将他安置在江陵。目 元朝控制安南，处置实在失当。此前出兵而失败，即不应当再次进行招抚。等到使者奉命往返，始终没有取得结果。安南倚仗险固的行迹已经很明显，却还想用一纸空诏加以羁縻，恰恰助长了他的跋扈。这样看来，倒不如把他置之不问还更好。况且陈日燇抗命不来朝，正应当整顿军队、等待时机出兵。如今却让他的使者入贡，不能向他显示威严和信用，只是加以拘捕，以满足一时的愤恨。天讨没有施加于有罪之人，反而虐待往来的使者，又凭什么使远方之人敬仰归附呢？仁宗 派宦官李邦宁到孔子庙举行释奠礼，刚走到礼位上，忽然刮起大风，殿上的蜡烛全都被吹灭。目。释奠礼是为了尊重老师、崇尚道术，朝廷大臣中难道没有一个可以派遣的人吗？为什么竟让宦官主持此事？即使没有灾异，这件事也足以遗笑千古。《元史》把大风灾异记载为过失，反而未免显得不切合实际。至于李邦宁此前曾进谏阻止武宗把帝位传给弟弟仁宗，仁宗宽释他而不追究，固然表现出极大的公正。然而把开府、崇阶等高官滥授给受过宫刑的人，实在是亵渎名器；这不仅是矫枉过正，也失去了控制宦官的办法。下令从今以后宦官不得授予文阶。纲 下令宦官不得授予文阶，或许是对李邦宁之事有所悔恨。可是晋升官阶、增加俸秩的错误，还没有过期，便又任命元晖担任续职，再次授予昭文之职。前后为什么会这样互相矛盾？大概是因为本来就没有确定的主见，说话不是发自内心，所以不能长久坚持。英宗 特们德尔请求诛杀赵世延，皇帝认为他是想报个人私怨，没有答应。但赵世延仍被囚禁了两年，拜住替他申诉，才得以释放。目 英宗既然知道赵世延无罪，特们德尔是为了报私怨而诬陷他，就应当立即为赵世延昭雪，并依法惩处奸党。可是赵世延仍被囚禁了两年，又因拜住进言，才得以免除牢狱之苦。而特们德尔却始终置之不问，究竟顾忌什么，竟不能这样自主决断？法令不能施行，只在侍臣面前自我表现英明，这难道不是更加留下笑柄吗？皇帝察觉特们德尔所诬陷的都是先帝旧臣，于是逐渐疏远他。特们德尔郁郁不乐而死。目 赏赐有功的人，惩罚有罪的人，是君王驾驭臣下的大权。特们德尔的罪恶已经充分暴露，英宗既然察觉到了，却反而任由他安逸地享受生活，保全性命在家中窗下，到他死后才抄没他的家产、削夺他的爵位。这样就是在他生前纵容恶行，英宗哪里能称得上英明呢？《评鉴阐要》卷九 《史部，史评类，评鉴阐要》

译钦定《四库全书》《评鉴阐要》卷十 元 泰定帝 致和元年，分注阿苏晋巴，改元天顺。纲，并注。泰定帝在位五年，继承元统；他的儿子阿苏晋巴，天下臣民都知道是储嗣，那么由他继承帝位本来就是世代相传的常规。这年八月以后，统绪自然应当归属于天顺。图克特穆尔却因为雅克特穆尔发动变乱，便施展叛逆阴谋，僭越窃取帝位名号，出兵攻打上都，致使阿苏晋巴不知下落，实际上同弑杀、驱逐没有区别。续《纲目》反而把图克特穆尔所称的天历附注在这一年，却完全抹去天顺的年号，实在违背了顺逆是非的道理。至于明宗是武宗的长子，大都被窃据之事本来没有参与；后来图克特穆尔派使者奉上传国宝劝他即位于和宁，君臣名分已经确定。天顺帝既然死去，帝位神器除了明宗还能归谁？又怎么能因为明宗还没有使用年号，就删去他的帝号？续《纲目》到己巳年只记天历二年，却把明宗削去不书，是非尤其失当。现在在致和元年附注天顺改元，以保存帝统，同时附注图克特穆尔僭越称帝，以彰明他的罪行。到了己巳年，则大书明宗元年；在翁果察发动变乱以后，元统无所归属，然后才系以天历，这样史书体例才平正，大义也足以昭示千古。因此揭示其中的大原则如下。雅克特穆尔因为受到武宗的恩宠，想要拥立武宗的儿子。皇帝去世后，都尔苏过了一个多月还不立新君，于是迎接怀王到江陵。目 武宗既然把帝位传给弟弟，他的儿子就没有可以承继的统绪事业。况且泰定帝已经即位，作为君主的储嗣现已存在，帝位神器自然有明确归属。雅克特穆尔却忽然产生异心，错误地假托受到武宗恩宠的话来为自己辩护。远道迎接周王、怀王二人入继，在情理上都不顺当。他的用意不过是想借拥立之功，凭借恩宠肆意行事。于是酿成图克特穆尔篡位弑杀的阴谋，雅克特穆尔实在是罪魁。至于泰定帝去世后，都尔苏只知道专擅自利，过了一个多月仍不立新君，致使乱臣乘机酿成祸乱，他的罪行也同乱臣一样。天顺帝 怀王图克特穆尔的军队攻陷上都，天顺帝不知下落。纲。图克特穆尔弑杀明宗，人人都知道；但对于天顺帝的事情，史官却隐瞒而没有揭发。天顺帝正式即位已经数月，诸王和群臣都推戴他为君，图克特穆尔竟敢发兵直接攻打上都，致使天顺帝不知下落，那么同亲自实施弑逆也没有区别。《春秋》记载这些事情，就是要使乱臣贼子恐惧；这种行为正是斧钺所必严惩的。续《纲目》略去不书，失去了史书褒贬裁断的警戒作用。文宗 文宗皇帝留下遗诏，把帝位传给明宗的儿子，于是立鄜王。目 父子相传，是三代以后继承统绪的常规；若不是这样，就不足以维系人心、取得公正信任。评论文宗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侄子，王祎说这是把天下公心放在首位，他的说法大错特错。文宗这样做，不过是想掩盖自己弑杀兄长的罪行，并且想纠正仁宗不把帝位传给武宗两个儿子的过失。谁知鄜王没有长寿，顺帝后来又使元朝宗社覆亡；托付不慎，给国家和宗室留下了祸患。元室的灭亡，实在是文宗轻视帝位神器所酿成的。顺帝 皇帝将要到柳林田猎，因为台臣进谏，便停止了。目 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古代从未废止。况且田猎足以训练武事，在元朝时也是国家习俗所崇尚的。顺帝年纪正盛，正应当借此练习劳作；车驾经过的地方，还可以借机了解民间疾苦和政务情况，又有什么妨碍呢？顺帝即位初年以来，端坐深宫，把权柄交给臣下，台臣不曾听说有一句抗疏；如今却拘泥于书生庸陋琐碎的见解，搜集旧闻，借劝谏田猎之名，猎取直声，这是多么浅陋啊！至于顺帝听到进言便停止田猎，无知的人才称赞他能听从劝谏、知错即改；他们不知道顺帝沉溺宴乐，本来就是喜欢安逸、厌恶劳作，只是恰逢台谏有进言，于是表面上借此博得善于纳谏的名声，暗中则成全自己安逸的打算。后来他赏赐绰台等人金帛，又想妄自比拟贞观年间，更可见他借用这些名义来掩饰自己的心意。然而这又怎么能挽救他内心欲望过多、最终覆亡宗社呢？漳州人李志甫聚集众人包围州城，袁州人周子旺也起兵自称为王。奸民聚众呼啸，竟至包围进犯州城，这一定不是突然发生的。治理百姓的官员不知道预先察察治理，任凭他们猖獗到这种地步，那么元朝末年的吏治衰败就可想而知了。然而，这些乌合之众，擒捕也并不困难。可是守将与他们交战却失败了，四省出兵讨伐也不能取胜，那么当时军队的废弛，更可想见。总的说来，都是因为顺帝时期纲纪不振，文武群臣全不知道把安定百姓、整顿武备放在心上，平时习惯于姑息养患，临事时只好束手旁观，难怪盗贼接连蜂拥而起。盗贼沿江抢掠，有关官府不能禁止。宋文瓒说：“戍守将领不得其人，官军数以万计，反而被三十六名盗贼打败。” 劫掠江海的盗贼横行，官府不予缉捕，听任他们肆无忌惮，足以看出当时各项政事都已废弛。竟然有数以万计的官军反被三十多个盗贼打败，戍守将领和镇守军队怯懦低劣到这种地步，却没有听说对他们严加惩罚、立即整顿；其流毒岂止如树苗初生、斧柄渐朽那样会逐渐蔓延，而元朝君臣却置若罔闻，后来终于日益溃败，都是因为纲纪不振的缘故。至正十一年以后，不附带记载徐寿辉等人僭越称号的事情，《纲目》对此另作注释。元朝政纲败坏，群盗蜂拥而起。徐寿辉、韩林儿、明玉珍、陈友谅、张士诚等人，虽然僭越窃取了帝王名号，但只管攻打抢掠，不久便败亡，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国家。这正如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徒众罢了。《续纲目》依照朱子记载秦、隋两代的先例，都记载他们的国号和年号，实在并不公平妥当。顺帝的政治虽然怠惰荒疏，却还没有达到嬴政、杨广那样的暴虐程度，不至于使神人与人共同愤恨。何况秦末六国是王侯的子孙起兵恢复本国，名义接近正统，本来就不是盗贼乌合之众可以相比的。即使唐初的萧铣、李轨、李密、窦建德等势力，延续的年数稍久，也大致形成了一定规模。元末这些僭伪政权，实在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如今只有明太祖称吴王元年，仍依照朱子记载汉高祖的先例，附带记载此事，以显示他逐渐取得天下的过程。徐寿辉等人的年号一概删去，并依照《元史·顺帝本纪》的体例，在他们起兵时只写作乱，以严明对盗贼首领的诛罚。董抟霄因为中原大乱，请求在淮河附近设置连珠营，遇到盗贼就合力在野外交战，没有战事就屯田耕种，以所产粮食供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