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阐要卷一

译苏轼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向东迁都更错误的了，这话确实如此。但他说如果平王不迁都，凭借形势向东控制诸侯，诸侯还不敢有二心，这一点却不对。平王本来就不是能够拨乱反正的人才，也没有奋发有为的志向，即使仍然定都丰镐，也只会苟且求得朝夕安稳，最终仍然不能振作罢了。他难道能够向西击退犬戎，向东安抚诸夏吗？况且当时一定也有不得不迁都的形势。鲁侯请求举行郊庙之礼（纲）。程子说，成王的赏赐和伯禽的接受，都不合礼。他的话大概只是有所引申而没有明说。东迁以后，诸侯放纵恣肆，借着礼乐赏赐而进一步请求郊庙之礼；王室失去纲纪，却顺势答应他们，那么这种放任失误，难道不是从成王、伯禽开始的吗？庄王。卫侯朔出奔齐国（纲）。考察《史记》记载，宣公十八年，宣公娶伋的妻子；这一年她生下寿和朔，也就是在这一年，朔诬陷伋，寿与伋争着去死。这样看来，进谗言的人和争着赴死的人，都是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按情理绝不可能。况且宣公死后，宣姜也已经年老，而《左传》所说“齐人让昭伯与宣姜通奸”，不可能强迫她之后又生下三男二女。既然是已经失节的淫妇，又怎么还需要强迫一个老妇人连续生下五个孩子？这也绝无可能。史书和记载失实而且违背情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为此作了上述考证。齐国任用管夷吾为相（纲）。管仲治理国家，大体上依据周礼，同时根据权宜便利来施行。这是因为受到时势限制，不得不这样做。至于《山高》篇中所说的乘马，以及根据轻重来调节谷物和货币，儒者认为这逐渐开启了申不害、商鞅的学说，似乎有道理。然而富国强兵，本来就是霸佐之臣所要取得的成效，当然应当这样做才行。与空谈仁义、最后造成宋襄公那样的弊端相比，难道不是更值得称许吗？襄王。齐桓公在葵丘会盟诸侯（目）。孟子称道五霸，认为齐桓公最为盛大。葵丘会盟虽然明确申明禁令，但他在内宠问题上争斗结怨，自己先违反了禁令。大概是因为没有真正做到彰明德行、教化百姓，只是徒然修饰勤于招徕远方、使人归附的言辞，所以不可能长久而不改变。正因为如此，在孔子的门生中，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以称说五霸为羞；所谓“正而不谲”，也只是说齐桓公比其他霸主稍好罢了。秦国人把晋公子夷吾送回晋国（纲）。重耳和夷吾先后回答使者的话，贤能与不肖之间的差距确实很大。然而重耳如果没有舅犯，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程度。秦穆公既然认为重耳仁厚，却又听信公子絷的话，先把不仁的因素放进去，使其中产生离间。最终，河外的城邑没有得到，韩原的战争却已经发生。彼此用诡诈倾轧，无非都是为了利益。《春秋》中没有合乎义理的战争，那时的百姓靠什么生活呢？齐国管仲向桓公推荐隰朋（注）。苏洵认为管仲不能推举贤能的人来代替自己，责备他没有见识，似乎有道理。然而管仲病重时，未尝没有推荐隰朋，只是隰朋的才能又比不上管仲；即使管仲不死，隰朋也不能除掉竖刁、易牙、开方，更何况管仲已经死了呢？《左传》记载，寺人貂在多鱼泄露军情，管仲为什么不在这时立即诛杀寺人貂？寺人貂被诛杀，易牙就不能进用，开方也会被斥退。管仲难道看不到这一点吗？或许也是担心桓公不听自己的话，反而听信寺人貂而排斥自己吧？这就是他器量狭小的地方，也是他只能成为霸臣的原因。晋国的阴饴甥在王城与秦伯结盟（目）。阴饴甥回答秦伯的话，确实可以说很善于辞令。宋襄公在泓地战败（目）。愚蠢而又喜欢自作主张的人，没有比宋襄公更甚的了。他那种谈论古代、评论当今的说法，一点也不值得一笑。难怪子鱼直截了当地斥责他，而他还不知道羞惭。晋文公出逃后返回晋国（目）。重耳周游各国，依靠这五个人为他前后奔走，已经不过是些谋求酒色利益之徒罢了。唯独他回答楚子时的几句话，还有些英气。假如齐姜阻止了跟随重耳的谋划，楚臣听从了子玉的请求，重耳哪里还能最终返回晋国？那也就危险了。晋文公请求开通隧道，周王不答应，赐给他田地。襄王不答应，晋侯请求开通隧道，这件事就是这样。人们只知道名位和器物不能擅自授予，却不知道先王的土地也不能抛弃。那时王室纲纪已经衰败，周王的地位仿佛系在旒上的玉珠，徒然保存名位和器物，又有什么用呢？晋、楚在城濮交战时，子玉请求出战，楚子发怒，只给了他少量军队。子玉刚愎自用，本来就有导致失败的原因。然而《左传》说“楚子发怒，只给他少量军队”，难道不是因为厌恶自己的臣子，连同厌恶他的军队，反而亲自把事情搞坏了吗？我知道申、息两地的老兵不会怨恨子玉，而会怨恨楚子。按理说不应该有这样的道理！唉！记载历史的人还喜欢追求奇丽文辞而丧失真实，这样的例子大概多得数不清。读书人应当重视考察历史、认识时势。晋国的赵盾杀害了他的君主夷皋。从匡王庚戌年至甲寅五年之间，宋、齐、鲁、莒、晋，共有五国发生弑君之事；与准噶尔之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定王。定王五年，黄河改道。黄河到了春秋时期才开始改道，大概是因为当时诸侯各自把持自己的土地，有的开凿鸿沟向东引水，有的堵塞八条支流来扩张自己的土地，使黄河失去了原有的水道，不能再沿旧道流行，所以才发生改道。改道以后，年月渐久，水往低处流的趋势自然由东转向南方，哪里还能再回到北方呢？可是贾让、王横之流竟想在遮害亭决堤，沿着西山脚下的高地修筑河道，使黄河向北流入海，这实在是荒谬的主张。况且黄河入海时，必定会挟带一条大河一同入海，所以向北会淹没漳水，向东会侵夺济水，向南会夺取淮水；大概从大禹时代直到现在，一直都是如此。治理它的人，只要顺着它所挟带的河流加以疏导，挽救其中的弊病而不拘泥于古法，就可以了。想一劳永逸，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困难。晋、楚在邲地交战时，晋国的先縠率偏师先渡河，韩厥请求荀林父一同进军。军队取胜在于和睦，偏师先渡河，说明内部极不和睦。他们的失败可以立刻预见。既然知道他必然失败，却还让各位将帅同他一起承担罪责，这是把三军的性命交给一个人，把众人的毁谤分给一个人。韩厥是晋国臣子中最杰出的人，为什么要提出这种主张，而荀林父竟然听从了他？等到事情败坏、战绩丧失，接受杀戮本来就是应该的。士渥浊竟说他进军时想着竭尽忠诚，晋侯又听从此说而赦免了他，实在荒谬。晋国的士防入朝聘问，周王设宴招待他，使用了殽烝。王室已经衰败，不能守住先王旧制的地方多得很。却偏偏在小小的殽烝上拘守礼制，难道不是非常可笑吗？《左传》对这类事情常常加以褒扬的话，足以看出它的见识受到了局限。简王。晋国的韩厥评论郇瑕之地土地肥沃、靠近盐池，会使百姓骄纵安逸，公室于是贫困。韩厥说山林、湖泽和盐池会使百姓骄纵而公室贫困。这虽然说的是肥沃的土地，以及百姓放纵的道理，然而管仲不也没有因为这个道理而放弃用它来使齐国称霸吗？关键还是看治理经营得怎样。灵王。晋国的祁奚举荐自己的仇人解狐，以及解狐的儿子午。祁奚举荐人才时，无论亲疏内外都不回避，后世通常因此认为他贤明。但必须是祁奚这样的人，而被举荐的又确实是解狐、午这样的人，才可以这样做。否则，对外举荐只是为了博取高尚的名声，对内举荐则是徇私于自己溺爱的人，借古人的名义来替自己办私事，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晋国的魏绛论说与戎族讲和有五项好处。

译晋国魏绛主张与戎族讲和，所说的五项好处，与汉代赵充国屯田所说的十二件事，意思相同，措辞也相近。魏绛的话简洁而概括周全，赵充国的话详细而完备。不过，这些话都是针对内力衰弱而外部强盛的时代说的。至于能够察知事机、制胜于先，并且能自行树立功业的人，本来就不能拘泥于一个标准来评论。齐国的晏婴没有在崔杼制造的祸难中为君主而死。晏婴当然有可取之处，然而他既然已经与崔杼结盟，后来又游移其词；齐庄公即使失德，难道不是他的君主吗？如果说晏婴没有参与齐庄公的祸难是正确的，那么太史氏的记载难道错了吗？卫国的甯喜把复立卫侯的事情告诉蘧瑗，蘧瑗便从近关出走。他不敢听说君主出走，于是自己也离开；不敢听说君主回来，也同样离开。伯玉固然贤明，那么长乐老也不能说有过错了。齐庄公的旧臣卢蒲癸受到庆舍宠信，庆舍把女儿嫁给他。卢蒲癸进攻庆舍时，他的妻子也参与谋划。阿睦尔撒纳所娶的德勒克多尔济，是达什的女儿；阿睦尔撒纳的妹妹库克，又是达什之子诺木库的妻子。阿睦尔撒纳想吞并达什的部落时，诱骗达什出来并将其杀死，德勒克多尔济和库克都参与了谋划。这件事与卢蒲姜的情况完全相同，那么《春秋》列国的人，已经有了准夷衰败时代那种行径了。景王。吴国的季札历访各诸侯国。从音乐中听出政事，也不过是在声音和仪容之间，凭借想象得到一些罢了。为什么季札观看各国乐舞，逐一评论，竟没有丝毫差错？不过这还可以说是事后的评论；至于他出使各国，结交著名卿大夫，预先推测事情，竟都像符契相合一样，所说的话多有附会。左氏因此失于诬饰。郯子说，少昊时期恰好有凤凰飞来，所以用鸟来命名官职。设置官员、划分职务，分别掌管事务并确定名分，唐虞和周代的官制，近代仍有迹可考，本来从未有过根据祥瑞来命名官职的事情。左氏浮夸失实，由此可见一斑。若拘泥于这种说法并奉为师法，就像武曌制定官署名称一样，只会增加千古笑柄。他连远古不能确切记载的说法都不能辨明，哪里足以作为定论呢？郑国的禆灶请求使用瓘斝和玉瓒来禳除火灾，子产没有答应，后来也没有再发生火灾。子产拒绝禆灶的请求，确实是治理国家的正确论断。即使有人多次说这件事可能灵验，实际上没有答应也没有再发生火灾，足以消除千百年来相信邪术的迷惑。许男喝了太子止的药而死。太子止进献药物，必定有不敬或误投的过失，不只是没有亲自尝药而已；但他的内心最终没有别的恶意，他的罪过也就止于此。三传对此记载不同，而子高听信太子止、赦免太子止的说法，尤其迂腐荒谬。我曾因读《公羊传》而写文章，对此加以辨正。敬王。齐、鲁在夹谷会见，孔子辅佐齐侯，害怕给鲁国带来过错，回国后归还侵占的城邑来向鲁国谢罪。夹谷是会见，不是结盟。《左传》所记载的盟书文辞，以及齐国用莱人军队劫持鲁侯的说法，很多都是附会，不值得相信。如果按照它所说的盟约文辞，齐侯要求鲁国出兵三百辆，而鲁侯只请求归还汶阳的田地。然而田地既然已经归还，为什么直到鲁定公在位结束，也没有听说鲁国用三百辆兵车跟随齐国出兵呢？即使所谓齐侯害怕、因此有所行动，以及孔子担心获罪之类的话，也不过是把毛遂登阶、蔺相如完璧的伎俩搬来而已，难道是谈论圣人的方式吗？吴国修筑沟渠，使淮水与长江相通。这是淮水与长江相通的开始。吴国开凿沟渠，不过是为了攻伐齐国；到了后来，却因此获得转运粮饷和通行水道的好处。事情本来就有这样的情况：创始者受到无道的名声，沿用它的人却获得不费力的利益。元王。越国的范蠡论说用兵。范蠡、陈骈的学说本于黄老之道，主张后阴先阳、接近柔弱而远离刚强，这些说法本身很奇特；然而如果不能善于运用这些方法，只是徒然模仿它们的形迹，又哪里配谈论行军作战呢？晋国的尹铎治理晋阳，请求把那里建成保障。把百姓视为根本、把保障百姓作为治理原则，这是千古不变的正确论断。但如果把姑息养奸当作保障，就会造成养成奸邪、荒废政事等许多后果。威烈王。魏国的田子方论说贫贱者也可以傲视别人。贫贱者傲视别人，实际上开启了游士嚣张凌人的风气。当时各诸侯都把得到士人看得很重要，于是士人便能够窥伺其中的机会，反过来把持诸侯。颜蠋在齐王面前的回答，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段。然而无论求士者还是应召者，都不过是些使国家富强、依靠机械和权诈的人罢了，哪里能与开门延请俊杰相提并论呢？烈王。齐侯封赏即墨大夫，烹杀阿大夫。毁谤和赞誉已经不能只凭左右近臣来判断，即使派人前往察看，如果派去的人反而欺骗，又该怎么办呢？舜的明察和广泛听取意见，未必会像这样。然而考核实际功绩，据此明确地赏罚，这并不是平庸的君主所能做到的。显王。魏国的公叔痤举荐卫鞅。公叔痤病重时，便举荐卫鞅，并且说：“不用他，就杀掉他。”这些都是游士权宜、残忍狠毒的做法，不是宽宏大度的气量。等到他又把这些话告诉卫鞅，让卫鞅赶快离开，更加属于所谓想掩盖反而暴露得更明显。魏国有照乘珠。梁惠王当时，有孟子在，却不能任用；即使像卫鞅这一类人，也让他到别的国家去得志，以至于自己丧失军队、削减土地，却还沾沾自喜于拥有宝珠，难怪被齐威王鄙视。然而一个有千里土地的国家，竟有十二颗直径一寸、能够照亮车乘的宝珠，也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史官夸大的言辞，难道本来就全都可信吗？韩昭侯下令把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等待赏给有功的人。一个皱眉、一个微笑，本来就不能不谨慎。然而如果想把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等待赏给有功之人，就说明把有功者看得太轻了。韩昭侯与申不害有同样的心术，所以能够忍心虚伪乖张到这种地步。我在《日知荟说》中已经详细论述过这件事。慎靓王。卫嗣君听说县令的席子破旧，便赐给他一张席子。又派人假装送给关吏金钱，以显示自己聪明而且明察。卫嗣君的所作所为，是只凭小聪明而不知道大体的人，哪里配和那些能够在事情尚未发生时预料到、在别人尚未察觉时先行觉察的人谈论呢？赧王 赵国公孙龙论“藏三耳目”。听声音要用两只耳朵，又有专门主管听觉的器官；凡是事物无不都是这样。“三只耳朵”这个名称虽然奇特，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高的话非常正确，世人用艰深的文辞来掩饰自己的浅陋，都是拾取公孙龙唾液的人。齐国的孟尝君逃奔魏国，和诸侯一起进攻并攻破齐国。目 田文是齐国王族的旁支，却竟然和诸侯一起进攻并攻破齐国。这实在非常违背常理；然而春秋战国时代，像这样的事却不胜枚举。赵国接受韩国上党的投降，又错误地听信秦国的离间，把赵括换下廉颇。目 赵胜接受上党的投降，《史记》讥讽他因贪利而使智慧昏乱。可是，假如接受投降后不用赵括，也不撤换廉颇，那么即使秦国前来进攻，胜负仍然难以预知。他既不采纳赵豹的话，又听信应侯的愚计，哪里有不损失军队、使国家蒙受耻辱的道理呢？魏国的信陵君盗取兵符，袭击并杀死晋鄙，以此援救赵国。目 赵、魏两国唇齿相依，赵国遭到攻打，魏国虽然不能不救援；但魏无忌只凭姻亲情谊，盗取军符，击杀本国将领，这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私情，而且非常违背常理。六国 秦国谋划攻取楚国，李信说需要二十万军队，王翦说非六十万不可。目

译楚国屡次被秦国打败，已经很久不能振作了。说一定要六十万军队才能取胜，只是史家的夸张之辞。军队贵在精锐，不在数量多。二十万人尚且难以保证纪律严明、勇猛锐利都达到一致，何况六十万人呢？秦 始皇帝 秦始皇推演五德运行的次序，认为秦取代周，是以所不能胜过的水德为德，目。五德终始的说法，是纬书所尊奉的学说，起源于邹衍，到秦始皇时才开始采用。汉代以后便沿袭这种说法，改换历法、变更服色，还把源头远远追溯到伏羲、神农；至于相生相胜，各家的议论就像聚讼一样纷纷不一。却不知道帝王的兴起，本来是由于天命，而天命固然不在五行的数理之中；更由于人事，而人事也不在五行的数理之中。把木、金、水、火、土的数理作为皇极运行、世代更替的枢纽，实在太不合经典了。始皇帝东游到阳武，张良埋伏袭击他，于是命令天下大规模搜捕十天，却没有捉到张良。纲 子房凭借压倒天下的才能，竟然只能侥幸采用聂政、荆轲那样的计策。苏轼的论断确实正确。只是秦朝法律严酷，而大规模搜捕十天仍然没有捉到他，这或许是史家行文记载的错误。不过，这也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共同仇敌的意愿，严密的法网也是不值得依靠的。淳于越议论分封诸侯，李斯于是请求禁止诸生学习古代典籍，并焚烧《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目 淳于越拘泥于效法古代，李斯驳斥他，这本来是对的；但因此就把《诗》《书》等书全部焚烧，实在大错特错，不只是因为怕喝热汤而连冷羹也不敢吹了。二世皇帝 刘季拔剑斩蛇，有个老妇人在夜里哭泣。后来他逃亡藏匿在芒砀山中，所居之处常常有云气升腾。目 斩蛇时老妇夜哭、云气上升遮覆其上的故事，多是史臣附会兴王之说；然而也确实有人借此迷惑众人、煽动叛乱。楚怀王听说宋义预先判断项梁的军队必败，于是任命宋义为上将军，前往援救赵国，到了安阳却不再前进。项羽假托君命，在帐中杀死了他。目 宋义能够预见别人失败，却自己不能免于被项羽假托君命杀死，这难道就是所谓身在局中反而看不清吗？楚汉 五星聚集在东井。纲 天道遥远，人事切近。沛公仗义向西进军，以约法三章昭然应合天意、顺从人心。假如把五星聚集在东井看作入关的祥兆，那么假使项羽先入关，也足以符合这个征兆吗？还是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呢？甘公也应当无话可说了。况且像高允、崔浩这些人的议论纷乱如丝，那么这件事是真是假，也就可以由此推想了。汉王讨伐楚国，进入彭城。项籍从齐地返回，击败汉军，把汉王的父亲太公、妻子吕后带走。目 彭城距离沛地不到二百里，汉王既然进入彭城，就应当立即迎接取回太公，却急忙忙地搜罗宝物和美女，登上高台饮酒。这和项羽进入秦都有什么不同？最终导致家室全都失散，差一点把自己的亲人置于鼎镬之中。至于分羹的话，虽然是出于权宜之计，实际上却不是君子所忍心听到的。楚项王派使者到汉王那里，陈平让人准备了太牢的饭食，端上来后假装惊讶，说这不是给亚父的，让人立即拿走；又换成粗劣的饭食端上来。目 陈平这个计策，简直是在欺骗三尺童子，不能保证一定会有人相信。史家却把它看作奇计，世人还代代传说，实在足以令人发笑。汉 高帝 娄敬说：“洛阳的地势险要不足，请求把都城向西迁到关中。”目 《易经》坎卦的卦辞说：“王公设置险阻，用来守卫他的国家。”象辞紧接着说：“君子应当使自己的德行恒常不变。”有德之后，险阻才可以依靠；没有德，险阻反而足以加速败亡。斤斤计较地比较洛阳和关中的优劣，是把问题看得太浅太远了。皇帝下诏评定开国功臣的功劳次序。鄂千秋说：“萧何保全了关中，功劳应列第一。”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封鄂千秋为安平侯。目 高祖关于放纵刘邦、指示萧何的说法，早已有把萧何列为第一的意思。鄂千秋不过是申明了他的说法，却因此得到过分优厚的赏赐。吕后欺骗韩信入宫祝贺，派武士杀死了他，并诛灭他的三族。目 暂且不论韩信是否冤枉。然而高祖在外，吕后竟公然诛灭大臣，回来后也不追问。牝鸡司晨，这成什么国家政事？人彘之祸，就是从这里开始显露征兆的。皇帝想废掉太子，改立赵王；留侯招来四皓跟随太子，最终没有改立。目并注。四皓辅佐太子的事，不值得完全相信。难道张良、叔孙通等人以死相争都不能成功，四个老翁反而能够掌握皇帝的短处、左右他的决定吗？杜牧所说的“安刘灭刘”，只是咏史时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说破。大概高帝自称善于识人，他评论王陵、陈平、周勃以及吴王濞，都是十多年以后仍如同看火一样清楚，哪里会有不懂得自己儿子的道理？惠帝柔弱怯懦，不足以承当国家重器，皇帝大概早已看出这一点，所以想要改立太子。只是牵挂宠爱戚姬，想立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这才使他的判断失误。假使高帝废掉惠帝而改立文帝，吕氏和薄氏，也一定不能彼此和睦；但文帝必定能够从中调停，那么既没有吕氏之乱，刘氏也能安定。所以，看出惠帝不可胜任，是皇帝的明察；最终却被宠爱牵制，仍然迟疑于嫡庶的虚名，使汉室几乎遭受覆亡的实际灾祸，这就是皇帝的过失。高祖如果有知，一定会首先赞同我的话。司马迁喜欢猎奇并附会传说，这些说法不必议论了。惠帝 吕太后把戚夫人做成人彘，惠帝看见后受到惊吓而生病，从此每天饮酒纵情享乐，不再听理政事。目 即使是普通人，对于父母的过错也应当尽力劝止、加以匡正，何况身为君主，国家宗庙的安危都系于一身，难道竟没有妥善处理家庭事务的道理吗？他纵情享乐、不理政事，终于因此自残性命，而吕雉的祸乱也由此兴起。惠帝实际上是有负于高祖的罪臣，是个败坏家业的儿子。曹参担任相国，每天饮用醇酒，不处理政务。注 惠帝正因为吕后的缘故纵情享乐、不理政事，曹参又用饮醇酒来助长这种风气；他们距离君臣一同沉溺享乐已经相差无几，只是因为汉初刚刚平定大乱，人心厌恶战乱，才侥幸没有出事。“清静宁一”的称誉，并不是公正的评价。匈奴的书信傲慢无礼，樊哙请求出兵攻打匈奴，季布当面斥责他的妄言，太后于是回信表示谦逊谢罪。目 樊哙还颇有大丈夫的气概，而季布却说樊哙应当斩首，这是借此为口实来息事宁人，不顾损害威严、丧失国家声望，是这类人的长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对呢？答案是：估量双方力量，力量占优势就出征，力量不占优势就自守；即便如此，难道还可以回信谦逊谢罪吗？哪有这样的道理？然而吕后已经和审食其私通作乱，冒顿如果真的到来，她也会跟随他。只是当时群臣厚着脸皮毫不惭愧，还认为季布的话正确，岂不是非常可笑吗？皇帝要从宗庙道路上方的复道经过，想把它拆毁。叔孙通说：“君主不应有错误的举动，请另建原庙。”目 叔孙通所谓的做法，是引导他的君主用修饰来掩盖错误、用文辞来掩饰过失，孟子所说的逢迎君主之罪，他是不能逃脱的。张辟疆请求任命吕台、吕产为将领，吕氏的权势从此兴起。目

译张辟疆只是揣测形势之辞，陈平、周勃却仓促听从，以此扩张诸吕的权势。这样看来，陈平、周勃是高祖的罪人，而张辟疆又是陈平、周勃的罪人。后来逐渐发展到让吕氏代行皇帝权力、分封为王，他们无不隐忍退让、委曲求全，直到吕氏死后才获得安定。刘氏所说的话开始得到验证；那些以柔弱奸诈来保全自己的人，竟还说什么智者要等待时机。以大丈夫的眼光看，他们实在不值得一笑。唐代狄仁杰的事情，和陈平、周勃相同；这就是我所说的“这样安定刘氏，谁不能做到呢”。史臣评论孝惠帝说：对内修养亲亲之恩，对外以礼对待宰相，可以说是宽厚仁慈的君主。注 关于孝惠帝的评论，前面史臣的言论中已经具备；这段话并不十分恰当。《评鉴阐要》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评鉴阐要》卷二 汉 文帝 陈平说：“宰相在上辅佐天子，审决刑狱、管理钱谷，自然各有主管的人。”目 陈平所说的“宰相辅佐天子”等话，听起来似乎正确。然而陈平实际上并不能做到这样，只是凭借口才善于应对而免于获罪，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河南郡守吴公治理得当，被评为天下第一。汉代所称的循吏，从吴公开始。然而史臣只说他的治理天下第一，却从未具体指出他的政绩。难道这就是所谓最高的德行反而不显露德行，因而无迹可寻吗？他推荐任用贾谊，可以说是不埋没贤才的人了，不是王成、黄霸之流所能比的。免除田地的租税。免除田租税，有时是因为水灾旱灾，有时是减免其中过重的部分。如果永远免除，那么国家的经费将从哪里取得供给？文帝虽然仁厚，也不能这样做。这一定是史书有文字脱漏。文帝在位时，常常把敦厚朴实作为天下的表率。评价文帝仁厚节俭的德行，应当看其重大而长远的方面。史臣广泛采集传闻，反而恐怕失去了真实。不必说拿百金修建台观、分给十金作为中人之家产这类事，按情理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慎夫人的衣服不拖到地上，而邓通却能得到铜山铸钱，事情难道会有这样相互乖谬的吗？甚至把赐给吴王几杖说成是为了制止叛乱，把赐给张武金钱说成是为了制止贪婪，岂不是拘泥于宋襄公、徐偃王那种愚懦的见解，去窥探古代贤明君主的作为吗？我先前读史时多次谈到这些，大概是因为拘泥文辞而损害了本意，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不可不知。景帝 鼂错穿过宗庙外墙，申屠嘉请求诛杀鼂错，景帝没有听从。临江王和鼂错犯的是同样的罪，一个却替他曲意庇护，另一个却召来审讯，怎么能使人心服呢？皇上与梁王宴饮，闲谈之间说到将来把皇位传给梁王。把传位这样的重大事情当作戏言，使梁王妄生觊觎之心，开启了因宠爱而招致祸乱的端倪；即使是剪桐叶封弟的错误，也不能与此相提并论。景帝听从袁盎的意见，杀死鼂错来向七国谢罪。鼂错的罪过在于想要自行防守，但在这个时候绝不能杀他。至于他的谋划，即使不能说完全合宜，但他的见识远远超过方孝孺、黄观一类人。景帝既然已经同他共同定下计策，却很快又被仇敌的言论所动，杀掉谋臣来向叛乱者谢罪。等到知道这样做无济于事，又后悔了。他的见识如此卑劣，难道不是还不如建文帝吗？田叔等人前往审理梁王的案件，回来后把全部狱词烧掉，空手来见皇帝。田叔审理梁王的事情，虽然可以说善于处理骨肉亲属之间的关系，但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君主无能。太阳出来，火把自然就熄灭了。然而假使明朝末年的大臣中有一个像田叔这样的人，又怎么会至于因三案争论不休、喧嚷不停，最后直到亡国才停止呢？史臣把周成王、周康王与汉文帝、汉景帝相提并论。景帝的治理，远远比不上文帝，而且失德的事情也屡有发生。只是他让百姓休养生息、爱护百姓，还没有失掉祖业而使国家安定罢了。史臣把他同周成王、周康王相提并论，未免不合实际。武帝 李广退居南山。霸陵县尉呵斥并阻止李广，他所做的完全是履行官吏守职的职责，他的论断很正当，不能说是醉话。李广竟然请求并杀了他，器量狭小而枉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武帝英明，似乎不应听任他做出这种事。射石的故事，接近于子虚乌有，只可以用来供谈论名声罢了，我认为不宜收入正史。诏令诸侯王可以分封自己的国邑。主父偃建议分割诸侯国，与贾谊主张大量建立诸侯的意思相同；然而在末世风气衰薄之时，只会使互相争夺、兼并的祸端更加滋长。任命张骞为大中大夫。张骞从陇西到大宛，再到康居，又到月氏，每处都行走数十日，依靠翻译和传达，才到达那些地方。它们都是由东向西，确实无疑；可是史书却说大宛距离长安一万二千五百五十里，康居在大宛以西，反而只有一万二千三百里，月氏更在康居以西，却只有一万一千六百里。这就是行程越远，路程反而越近，按道理必不可能，也是张骞凿空之说荒诞的一个证据。用白鹿皮制作，边缘用彩色花纹装饰，作为皮币。皮币就是后世交子、交钞的起源，大概是想用它来挽救盗铸的钱币罢了。却不知道钱尚且会被盗铸，皮币难道又不会被伪造吗？单于乘坐六匹骡子。驴的父亲、马的母亲生下骡子。骡子并不是塞外所产，因为驴也不是塞外所有。如今骡子到了塞外，大多很快倒毙；而马却是塞外的良种。古代的匈奴，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单于不骑马而骑骡子，必定是没有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知道史书中有许多虚假记载。皇帝因为列侯没有请求从军攻打南越，又恰逢九月举行尝酎礼，于是便以酎金轻薄以及颜色不好为罪，夺去爵位的有一百零六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六人〕 酎金本来就不是好的政策，用它暗中惩罚没有响应诏令攻打南越的人，更加可笑。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攻伐大宛，战败返回。武帝派人阻挡在玉门关，不让他入关，贰师于是留在敦煌。为了求取马匹，竟厌恶并轻视辅佐军队的人，名义已经非常不正了。等到士卒饥饿疲惫，率军退回，却又在玉门关外拦住他们；没有听说这样做能解决军需，却只想着改变政策，徒然听任贰师留在敦煌，这是什么谋略呢？然而武帝有雄才大略，决不会这样做，史传一定有所脱漏。大规模调发军队出敦煌，又从天下征发七科谪戍之人，并运输干粮供给贰师。七科征发的人中，如有获罪逃亡的人，虽然不失为让他们自行赎罪的办法，但他们都是没有训练过的士卒。至于赘婿、商人和有市籍的人，都是无罪之人，难道不是驱使市井百姓去作战吗？想靠这样战胜敌人、建立功勋，很难做到。派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苏武奉命出使北方，慷慨发誓以死报国，历经十九年，凛然不曾稍有屈服，确实足以教化世人、激励风俗。然而史家错误地把啃雪、吞食旃毛说成奇异之事。雪或许可以咬食，旃毛却绝无可以吞食的道理。即使偶尔吃下一点，也绝不可能靠它数日不死，因此这种说法实在失于欺诬。即使食用野地里的草，也只能勉强延续一朝一夕的生命，十九年之久，靠什么来维持呢？那么所谓苏武以义不食匈奴的粮食，也不过是修饰之辞罢了。况且苏武既然娶妻生子，怎么能说没有损害大节呢？苏武不过是不肯投降，远不如李陵、卫律那样背叛君主，却被说成奇异节操；这种说法我不相信。李陵作战失败，投降了单于。李陵以成为贰师将军的属下、受其役使为耻，等到战败后，便甘心背叛投降，这正是所谓小牛犊顶翻车辕、撞坏犁头。司马迁却认为李陵是想得到适当的机会来报答汉朝，这能欺骗谁呢？因此据此责怪司马迁，并不过分；当然，司马迁也就深深怨恨武帝了。他为武帝作史，难道还会写武帝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吗？王贺任绣衣御史，捕盗时放纵了很多人，说：“我使一万人活了下来，后世大概会因此兴盛。” 盗贼是会伤害人的。放纵一个盗贼，尚且不知道他会害死多少人，更何况一万多个盗贼呢？这样却说是积了阴德，可见史家颠倒是非。元皇后出自他家，也只是偶然罢了。然而后来逐渐导致汉朝国运转移，王贺大概是罪魁了，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壶关三老上书，为太子刘据申辩冤屈。

译太子起兵反叛，是天下的大变故。儿子盗取父亲的军队，杀死进谗言的人，还可以说是合军交战；可是五天之内就败亡，又是为什么呢？壶关三老却上书为他辨明冤屈，真是乱民中最严重的一类。他一定暗中察觉到武帝已经略有悔意，想窥伺太子复位，居首功罢了。人情险恶，真是可怕啊！田千秋上书报告重大变故，为太子申诉冤屈，并且声称梦见白头老人教他这样说。田千秋的见识也同三老一样，竟荒谬地说有白头老人，实在荒诞至极。这难道是武帝相信邪说吗？既然有原因导致这种结果，竟然还因此任命他为丞相，不是更加可笑吗？杀死钩弋夫人赵氏。武帝虽然鉴于吕雉造成的祸患而这样做，但这不是有良知的人所忍心听闻的事。吕雉造成的祸患，也是高祖促成的。武帝不考虑妥善处理、预先防范，却想用阴险狠毒作为消除祸患的办法，错了。上官桀任厩令，马匹大多瘦弱。武帝问他原因，上官桀用粉饰之辞回答，因此得到武帝亲近。上官桀只是凭借能言善辩免除了过失，武帝却因此信任他，甚至把托孤之事交给他；他后来不能始终完成所承担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然而霍光、金日磾，难道不是武帝特别识拔的人吗？所以武帝的作为，有远超常人的地方，也有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燕王刘旦图谋反叛，武帝赦免了他而不治罪。燕王请求入宫担任宿卫，悖逆不臣的迹象已经很明显。后来他又纠集军队、挑起祸端，更应当受到像管叔、蔡叔那样的诛戮，却被曲意赦免而不治罪。这说明霍光有周公旦那样的忠诚，却没有周公旦那样的才识。眭孟上书说：“大石立起，倒下的柳树复生，应当寻求贤人，把帝位禅让出去。” 眭孟被杀，罪有应得。宣帝却任用他的儿子为官，这是为什么呢？昌邑王有罪。迎接昌邑王时，霍光仓促匆忙，不能慎重地开始处理此事，以致后来废立皇帝的事情接连发生。幸好他最后的处置还算恰当，没有造成过失罢了。当时皇曾孙一向有贤能的名声，如果早些访问了解，直接立他为帝又何必等待呢？丙吉上奏文书，谋划不善，于是转而责怪皇曾孙旧日师傅没有举荐他的罪过，难道不是推辞逃避吗？宣帝 大将军霍光请求归还政权，宣帝没有接受。政权本来就是君主的政权。如果不幸遇到年幼的君主，可以由大臣代为摄政；等君主长大后，亲自处理政务即可，并没有请求归还政权的礼制。何况宣帝已经年满弱冠，熟悉民政事务，理应亲自处理政务，没有什么可争议的。霍光请求归政，名义上已经不正当。假意谦让而又不接受，难道不是因为害怕失去陪乘的地位，所以故意借此施展权术吗？最终酿成杀害皇后的祸患，谁应当承担这个罪责呢？东海有一位孝妇，被诬陷而死，导致旱灾三年。孝妇固然不应被冤屈杀害，但说她导致旱灾三年，那么是谁造成的呢？而且三年旱灾也太严重了。冤杀孝妇的太守当时本来并没有立即死去，百姓却因饥饿而死，人数不知有多少。山川有灵，必定不会这样做；这个道理本来很容易明白，但记载这件事的人想使它显得神异，于是不知不觉说出了诬妄的话。读史的人正把它当作美谈，所以我特意把它指出来并加以纠正。赐给霍光的葬具，按照乘舆的制度。霍光的功德本来就不如周公，成王赏赐给伯禽、伯禽接受这种做法，论史的人尚且非难；宣帝可以说是不明白经术了。赐给胶东相王成关内侯的爵位。宣帝考核官吏，可以说十分周详。然而王成最先因为虚假增加户口而被赐爵，这就说明综核名实，本来不如实行王道容易。因地震下诏，把没有临幸过的池苑借给贫民。把池苑借给百姓，和郑侨乘车救济灾民，二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遇到灾害才害怕，哪里比得上在灾害尚未发生以前就害怕呢？但与那些不知道害怕的人相比，已经算是好一些了。龚遂命令百姓卖剑买牛，卖刀买小牛。卖剑卖刀，必然有人购买，那么他们仍然是郡中的百姓。假如全都卖不出去，又能怎么办呢？龚遂慰劳安抚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固然属于奉行常道的良吏；我只是厌恶史书替他修饰言辞。封丙吉等人为侯，向下追查到郡邸狱，凡是重新起用的人都给予官禄、田地和住宅。宣帝急切地修恩报德，竟至于把郡邸狱中重新起用的人全都给予官禄、田地和住宅。小人感激他的私恩，君子讥笑他的鄙陋，这不是君主应有的做法。疏广、疏受请求告老，赐给黄金，遣送回乡。疏广、疏受请求告老，如果是用来劝诫世上那些贪恋禄位、迟迟不肯离职的人，那还可以说得通。但他们或许预先知道孝元皇帝庸弱懦怯，不能辅导，所以见到苗头便避开祸患，也不过是善于为自己打算罢了。况且用了五年时间才通晓《论语》《孝经》，怎么能就此说他们已经完全尽职，却又满不在乎地请求离去呢？皇帝和太子何必各自赏赐这么多黄金？现在按斤两计算，已经超过千两。千金并不容易得到，太子又怎么会有五十斤黄金来赏赐尚未完成学业的师傅呢？班固史书想把这件事写得艳美动人，不觉措辞过分，不能全信。寻找汉高祖功臣中失去侯爵的子孙，赐给黄金，恢复其家业。赏赐功臣的子孙，固然是褒奖功勋、推行善政；但酌量给钱，恢复他们的家业，使他们奉祀祖先，也就够了。共有一百三十六人，每人都给黄金二十斤，折合白金四十多万。孝宣帝距离汉武帝去世还不远，财货贿赂已经衰耗，怎么会有这么多国库财物供他挥霍呢？这足以证明记载是荒诞的。赵充国攻打先零叛羌，羌人多次挑战，充国坚守不出。充国迟缓进攻，也许是当时羌人没有大的谋略；招抚并防备羌人，那么他们的势力已经孤弱，可以不劳烦军队便使其平定。假如羌人本来就是桀骜狡黠的强敌，胸怀大志，而充国却自称慎重而不进攻，那正好会成为养痈遗患。防幵等人尚且应付羌人都来不及，又怎么能替充国所用呢？用兵贵在了解时机，不能拘泥于一种说法。至于他提出屯田十二条，那确实是古今不变的良好防御办法。赐颍川太守黄霸关内侯的爵位。黄霸治理郡务，本来不愧为循吏；到了担任丞相时，功名却骤然受损，这就是赵、魏两国的老臣、滕、薛两国大夫那一类人。至于严延年，因为黄霸凭凤凰而受赏，心中不服；等到相府有神雀来聚集，他想上奏，又中途停止，或许是说了迎合附和的话。然而宣帝喜好祥瑞的过失，也由此可见一斑。皇帝告诉太子，汉家自有制度。宣帝这句话错得太厉害了。周朝并不是因为实行德教而造成政治混乱，而是因为不能善于实行德教才混乱。把王道和霸道杂糅的言论，哪里是用来训导子孙的呢？既然已经知道元帝柔弱懦怯，不能胜任帝位，却又优柔寡断，所谓“为天下寻得贤人很难”的道理，又体现在哪里呢？况且淮阳王也未必就是贤人；兄弟之间，只有父亲能够决定，竟然又把原来让出爵位的元任命为淮阳中尉，想借此感化劝说淮阳王，这不是反而助长他的觊觎之心吗？根本原则既然已经错了，具体措施必然没有一项是正确的。呼韩邪归附塞下。当时黄霸的话颇为得体，而宣帝听从萧望之的主张，以不称臣之礼对待呼韩邪，失去了威严和持重。姑息迁就的人大多认为萧望之是对的，荀悦却以不合礼仪斥责他，这是应该的。元帝。弘恭、石显诬告上奏周堪等人，请求召来交给廷尉。皇帝不了解情况，把他们交给廷尉关进狱中，却批准了这份奏章。后来下令放出，免为庶人。

译不知道廷尉是掌管狱讼的官署，已经属于昏愚；后来知道了却把人从狱中放出，又听信谗言而将其免为庶人。元帝的为人，由此可以知道了。废除珠厓、赦免广德，都只是小节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贾捐之因为多次指责石显而不能做官，于是和杨兴谋划，假装上奏推荐石显；贾捐之又亲自上奏推荐杨兴。石显得知并揭发了他们的谋划，贾捐之于是被处死于市。贾捐之结党营私、作奸犯科，是自己招来了祸患。他指责石显却又推荐石显，尤其是把武器交给别人，实在是极其不明智。孟子所厌恶的那种略有小才的人，还比不上他。杨兴也是奸邪的小人，热衷钻营，急于求进；后来虽然曾劝谏封王氏为后，实际上也不足以掩盖他先前的罪过。冯奉世议论攻打叛羌，说羌人有三万人，按军法应当加倍使用六万人。冯奉世所陈述的意见颇为明白果断；至于说用兵的数量一定要按敌军人数加倍，想以两个人对付一个人，实在不禁令人发笑。白登之围时，冒顿有精兵四十万，按此法应当使用八十万军队，仓促之间到哪里去取得呢？陈万年曾经告诫儿子陈咸。父亲和儿子谈话，直到半夜将近天明，陈万年说：“最要紧的是教他谄媚，这是谁传授给他的呢？”有人称赞陈咸是正直之臣，我认为他一定不是孝子。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陈汤关内侯的爵位。甘延寿等人轻兵袭击康居，斩杀郅支，可以说是能够把握临敌时机。他们虽然假托诏令发兵，但事前已经上疏自劾，事后也没有贪功而使军队遭受损失，这件事本来应当奖赏。可是当时一时之间流言纷纷，后世沿袭这些说法而不加考察，往往把汲黯假传诏令发放粮食说成美谈，对这件事却过分吹毛求疵。厌恶劳苦而喜欢取得功名，是人的常情，大概也很可鄙。太子刘骜面对中山王刘兴的死不悲哀，皇帝非常恼恨。史丹用事先告诫太子母亲、让太子哭泣悲伤以感动陛下的说法，为他解围。史丹用欺诈的奏说来应对，有人称赞他能够保全嫡嗣。然而成帝后来继位，接着王莽篡夺汉朝的局面就已经确定了。所谓安定刘氏，恰恰足以消灭刘氏。况且不哭泣和不悲哀，相差很大。元帝昏昧懵懂，只凭几句话就被说服，置之不问。大概上天想使汉朝基业中途衰败，有些事情不是人力所能挽救的。成帝。王尊弹劾匡衡、张谭明知石显专权而阿谀奉承，却没有上奏；等到上奏时，反而说是先帝任用非人。王尊多次说出想诛杀匡衡、张谭的心意。张谭本来就是庸碌之人，匡衡却是通晓经书的人，这难道不是大大辜负了自己所学的吗？刘向认为王氏的权势地位过于强盛，于是上奏《洪范五行传》。皇帝心里知道刘向忠诚，却不能削夺王氏的权力。心里知道却不能削夺，在别人身上都可以这样说；但对于君主来说，实在没有这样的道理。贾让论述治理黄河的三种方案。贾让认为让黄河改道向北流入海中是上策；即使河水向西逼近大山，本来还可以不致泛滥；至于向东逼近金堤，这道堤防又以什么地方作为界限呢？况且既然有堤，又哪里有长久而不决口的呢？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即使大禹再生，我也知道他没有更好的防治办法，也不过是弥补偏失、挽救弊病罢了。哀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初。自从眭孟、翼奉喜欢谈论阴阳灾异，图谶符命的说法便兴盛起来。然而刘向、谷永这些人，早已为它开启了道路。逐渐发展到甘忠可、夏贺良之流接踵而来，王莽最终便借此篡夺汉朝。对于旁门邪道，难道可以宽赦吗？把司隶校尉鲍宣交付狱官审理。丞相的属官违法，本来是司隶校尉纠察拘捕的职责，却不加过问。孔光反而逮捕司隶从事，颠倒是非到了极点。孔光固然不肯自行弹劾自己来免除鲍宣的罪责，但彭宣一向被称为贤者，又任御史大夫，却有意用圆滑逢迎的态度来拒绝诏使，曲意替孔光周全，实在鄙陋。后来竟发展到太学生举着旗幡，俨然像聚众闹事；当时的政治，难道还值得追问吗？乌孙大昆弥来朝见。汉哀帝在位时间短，国势衰败。试想当时是什么时候？正值乌孙大昆弥防备国内的祸乱，偶然入朝，汉廷便把这当作荣耀，不也是鄙陋吗？孺子婴。王莽请求太后交出传国玺，太后不肯交给他。王莽篡位并弑杀，元后王氏实际上是促成这一切的人。看她接受新室“文母”的称号，却安然不以为怪，由此已经可以大致看出。到了这时才对一方玉玺恋恋不舍，大概也只是为了掩人耳目罢了。班彪说这是妇人的仁慈，却仍然免不了被她所欺骗。新莽【附】。太皇太后王氏去世。王莽既已篡位，汉朝的统统已经断绝，元后本应记在汉朝。然而王莽篡夺汉朝，都是元后促成的，因此元后实际上是汉朝的罪人。《纲目》删去“汉”字，其中的义理深远啊。收捕郅恽，交付狱官关押。王莽篡夺并占据帝位已经超过十年，郅恽才上书，想让王莽恢复汉臣的地位。这不仅说明他的劝说不能实行，也说明他失去了徘徊观望的机会。正好当时各郡国起兵，王莽内心不安，又因为经书图谶中的话，夺去了郅恽所凭借的东西。郅恽能够幸免，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与那些粉饰符命、记载歌颂功德的人相比，他也算是“铁中铮铮”的人物了。秦丰起兵，王莽询问群臣的谋略，征召公孙禄来共同商议。《易经》说：“关键之处一经发动，就是荣辱的主宰。”公孙禄身为汉臣，却因为王莽召见询问，便应召前往参与商议，这不是以汉臣的身份对王莽尽忠吗？评论者只责备他不懂得出仕、退处、言语、沉默的原则，仍然是浮浅的见解。淮阳王元。邓禹进言劝说光武帝，提出平定天下的计划。邓禹的进言，极像韩信登坛拜将时的回答，不过几句话，就把成败的形势说得明明白白。他的见识远远超过常人；所说的“延揽英雄，务必使百姓心悦”，虽然只是草创时期的要领，但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确实不外乎识别人材、安定百姓。光武帝斩杀王郎，得到官吏和王郎往来的文书，担心诸将把它们烧掉。光武帝平定王郎后，烧毁了诽谤他的文书。胡寅认为，这是有意效法汉高祖封雍齿的做法。然而汉高祖是因为听到沙中偶然的私语，又采纳张良的防范，运用权术来平息变乱；光武帝却不是因人劝说，而是事先出于防范。与汉高祖相比，虽然事情大小不能相提并论，但在精密和粗疏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后汉光武帝。儒生强华从关中奉上赤伏符。世人认为光武帝相信图谶是错误的；然而当时正值丧乱之后，众人的志向还没有统一，要走出险境、渡过艰难，本来就不得不借助神道来设立教化罢了，这不足以成为光武盛德的累赘。看看后来窦融所说的话就可以知道这一点，我先前也曾作论谈到过它。邓禹用饥饿的士卒迎战赤眉，屡战屡败。韩信背水一战，何尝不是把士卒置于死地然后求生吗？邓禹的情况与此不同，他的失败必定有导致失败的原因。若错误地把用饥饿的士卒仓促出战说成邓禹的罪过，那就是不懂用兵的机变，反而给那些畏惧困难、选择怯懦的人留下了借口。说邓禹因意气用兵而没有成功，或许还可以防止这种弊端。彭宠反叛，他的奴仆子密杀死彭宠来投降，光武帝封子密为不义侯。汉高帝杀丁公，当然是千古不变的正义。然而子密虽然杀了彭宠，彭宠毕竟是谋反的奴仆，而彭宠实际上是国家的叛臣。在兴王创业之际，削平这些首领和凶徒，不得不实行赏赐，这是为了招来殷商遗民中的义士，安抚周朝的顽民。这件事可以作为反面例证。不过，封为列侯已经过分，又称作“不义侯”，这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译光武帝听说耿弇被张步攻打，将要亲自前往救援，陈俊认为耿弇应当等待皇上到来。耿弇说：“不敢把贼寇留给君父。”于是发动大战，将其击败。不把贼寇留给君父，这不只是忠诚恳切深厚，也足以振奋全军的士气。明代王守仁擒获宸濠的事迹，虽然与此相似，但正德帝竟把贼寇之事当作儿戏，又怎么适合拿来相提并论呢？不能把临淄之事作为比拟。任延任武威太守时，光武帝告诫他要善于侍奉上官，任延回答说：“忠臣不能一味求和，和臣不能称为忠臣。” 善于侍奉上官，本来就不是正确的论调。至于说“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这话也有可非议之处。协力恭敬、和谐同心，本来就是虞廷勤于政事的原则。和谐如果发展到结党营私，那就不可以了。晏子关于“和”与“同”的辨析，很是恰当。卢芳请求入朝并请求到昌平，朝廷制止了他。卢芳于是疑惧，又再次反叛。已经投降的首领请求入朝，为什么要拒绝他？结果使他产生疑惧，又再次反叛。大概没有坚定见识、迟疑不决的人，绝不可能成就大事。太子曾经问攻战的事情，光武帝说：“这不是你所能涉及的。” 陇、蜀平定以后，让天下休养生息，是应该的。至于说孔子没有回答关于行军布阵的问题，似乎是想让太子不知道攻战之事；像光武帝这样英明有谋略的人，必定不会这样做。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周书》中“能严肃考察军队和兵器”的训诫难道是错的吗？史官的管窥之见，怎么能认识中兴帝王的宽宏气度呢！梁统请求重新修订法律纲纪。刑罚有时从轻，有时从重，总要以辅助教化为根本。梁统所说的本来没有达到这一点，而杜林矫枉过正，也失去了“刑期于无刑”的本意。至于说果品、桃子、蔬菜、瓜果之类的馈赠无碍于义，那么按照陆防所说的，如果连鞭子和靴子都不能满足，最终必然会发展到金玉之物，难道反而还说这样不应该吗？梁统论说，汉朝自初元、建平以后，盗贼逐渐增多，是因为刑罚轻而容易触犯。汉高祖至孝宣帝，大概因为国家刚刚建立，人口少而风俗淳厚，而且几代人中权力都在皇帝手中，政治清明。元帝、成帝以后，太平日子已经很久，人口增多而风俗日渐浇薄，又有几代人权力都在下层，政治日益败坏。这就是盗贼逐渐增多的原因。梁统的话，正是舍弃根本而去追究枝末。光武帝下诏命州郡核查田地和户口，官吏文书中有“河南、南阳不可过问”的话。东海公刘阳说：“河南有很多近臣，南阳有很多近亲，田地住宅超过制度规定，不能作为标准。”光武帝派人考察核实，果然如他所说。光武帝英明，从田野间起兵，对一切利弊都完全了解。所谓“可问、不可问”的话，难道会有不知道而等十二岁的孩子来告诉他的道理吗？这一定是史家为了显示明帝明察，错误地用不近情理的事情来赞美他罢了。我认为不值得相信。下诏允许群盗中互相杀死对方的人免除罪责。这如同扬汤止沸，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大乱之后，或者在承平之时实行，必然会导致混乱，不能作为后世遵循的法则。南单于叩塞请求归附，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不可以答应。单于制造祸乱，南北由此分立，既然如此，叩塞请求归附有什么不可以答应的？可是议论此事的人纷纷想要拒绝。他们不过是坚持不能开启边境争端的说法罢了，却不知道能够使自己强大的国家，外来的侵侮者不敢窥伺；不能使自己强大的国家，即使谨慎防守，外来的侵侮者也会伺机寻找它的漏洞。增加财帛、实行和亲，损害国家的威严和尊重，却反而把这当作良策，只能说是强作颜面了。派遣马援征讨武陵蛮。赵充国平定羌族，马援征讨蛮族，都属于年老而更加壮盛的人。然而赵充国最终取得了成功，马援却未能完成大事。这究竟是时运命数造成的，还是远大的谋略和周密的筹算胜过了他？马援本来就有不如赵充国的地方。至于他亲身感染瘴疠而死，以勤勉办事、鞠躬尽瘁的意义来说，实在无愧。胡寅竟然说“马革裹尸，几乎就像冯妇”，如果这样，那么临阵防止逃窜的人，难道要说他是在明哲保身吗？这不只是苛刻的议论，简直是庸俗的谈论。马援征讨蛮族失利，光武帝派梁松去责问他。梁松与马援有嫌隙，光武帝应当知道这一点，却因为马援军队失利，派梁松去责问他。假如不是宋均平定各部蛮族，那么马援就会陷于无罪受责的境地，国家大事又该怎么办呢？光武帝大概没有想到这一点吧？桓谭极力陈说防止专断决事的错误。桓谭起初凭借弹琴得到进用，他所谓的文学才学，大概也可以由此看出。然而他论说符命时却十分正直，光武帝认为他非议圣人、违犯法度，几乎使他遭到大杀戮，实在是过分了。明帝也是如此。在云台绘制中兴功臣的画像。云台上的画像，都是中兴时期辅佐皇帝、建立功业的大臣；然而其中竟然有功绩尚未显著却得以列名的人，万修、刘植等就是这样。世人只认为马援没有列入其中，是因为他与椒房有亲属关系；可是当时像邓晨那样最早跟随光武帝的人，以及南阳的来歙为国捐躯于陇右，尚且不能同王常、李通一起列入增补的名单，难道也都是因为亲属关系吗？这样看来，当时的表彰确实有不能使人心服的地方。明帝因事情发怒，用杖撞击郎官药崧。明帝用杖把药崧撞进床里，实在令人笑掉大牙。宋均任九江太守时，老虎都渡过长江向东去了。刘昆已经被称说为老虎背着幼虎渡河，宋均任九江太守时，老虎又渡过长江向东去了。善政也要看感化百姓的效果如何，难道会只对老虎有效吗？史家对这种夸大的说法相互沿袭，怎能不令人怀疑？至于循吏的实际政绩，究竟是谁的过错呢？马太后说：“各诸王的封地过于俭薄，皇帝说他们是我的儿子，难道应该让他们和先帝的儿子相等吗？” 马太后本来不应该请求增加儿子的封地，但明帝的回答也有失言之处。为什么呢？分封本来就不是良好的政治，给予更多反而更容易成为祸乱的阶梯。妇女不得参与朝政，若以此斥责她，即使因此责备马太后也是可以的。至于说不应当让他们与先帝的儿子相等，这一点尤其错了。帝王的事业本来就希望世世代代承继延续，直到万世。假如世世代代都实行这种说法，必然要等到没有男子可以封爵、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以后才算可以。这样就是明帝好名而矫枉过正的议论，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无法遵循的境地。所以说：“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取之处；但如果要凭它达到远大目标，恐怕就会陷入泥泞。” 章帝。当时发生大旱，鲍昱趁机说起此前审理楚地事务的事，担心当时的处理没有恰当地符合他们的罪行。鲍昱主管审理楚地事务时，既然知道蒙受冤屈的人超过一半，当时为什么不立即上奏，却隐忍拖延十年，直到发生灾异才谈到这件事？把这样做说成正直，谁做不到呢？郑众上奏说：“耿恭只率少量兵力守城，凿山取井水，把弩煮掉作为粮食，用来抵挡匈奴，应该授予显贵的爵位。”诏令任命耿恭为骑都尉。凿山取水、煮弩充饥，与苏武吞毡、嚼雪具有同样的气节。然而要用这些事来表彰忠诚，做到这样就足够了。若延续数月、经历多年，便不合常理。至于汉朝授予典属都尉的官职，终究不免失去了表彰功劳、激励气节的意义。太后下诏，不准给各位舅舅封爵。关于“我的儿子、先帝的儿子”的说法，前卷已经详细见过。马太后的这句话，实际上给明帝好名的意图提供了启发。至于马太后的谦让，确实足以称善。然而作为母后发布这样的诏令，归根到底正是所谓好事不如无事。封马廖等人为列侯。

译章帝应当成全母后谦让的德行，这才是真正的孝。曲意给外戚封侯，以致明德皇后发出长久遗憾的叹息。顾全小节而丧失大义，不仅可鄙，而且可怪。难道当时的史官，也不免有说得过分的地方吗？下诏赐给百姓胎养谷，并告诫世俗官吏不要矫饰。勾践提倡早婚早嫁、重视成年男子，大概是小国谋求称霸的权宜手段，并不是王道。告诫世俗官吏不要矫饰，这就足够了。天下这么大，如果每家每户都发给胎养谷三斛，拿什么来继续供给？孟子所说“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在这里完全体现出来了。第五伦自己说，曾经拒绝接受千里马的馈赠，但心里却始终不能忘记。又有一次，他哥哥的儿子生病，他一夜探望十次，回来后退下睡觉；自己的儿子生病，他却不去察看，整夜都不能入睡。第五伦这番话实在令人笑掉大牙，而史官却正把它当作诚实正直，唉，也真是奇怪！窦宪杀死都乡侯刘畅，太后让窦宪向北攻打匈奴，以此赎罪。不问匈奴是否应当攻打，只因为窦宪请求赎罪，就立即命令他出兵，这一举动实在没有正当名义。和帝。聂尚代替邓训担任校尉，想用恩惠来安抚各部羌人，于是招引迷唐，让他返回并居住在大小榆谷。迷唐于是又与各部族一起进犯金城塞。邓训取得了各部族的人心，是因为在张纡失信之后，能够用恩惠和威势使众人服从。聂尚专门从事招抚收纳，反而正好显示出软弱，以致迷唐再次反叛。把姑息当作抵御外族的良策，也可以从这件事得到鉴戒。鲁恭任中牟令时，螟虫不进入境内，儿童也不捕捉幼小的雉鸟。循吏的良好声誉本来应当建立在自身之上；至于说实际政绩达到飞蝗越过境界、儿童不捕捉鸟类、连幼雉也不伤害，这未免夸张失实，与老虎不过河有什么不同呢？邓太后下令禁止郡国进献贡物。郡国进献贡物，本来就不是宫中妇人可以参与的事情。如今邓太后竟然因为下令禁止它而得到称誉，足以由此窥见汉家的制度了。安帝。封邓隲兄弟为列侯，邓隲推辞而不接受。邓隲在侯爵家族中还算是被称为贤能的人，后来做了大将军，原本没有什么大功劳，王公贵族以下的人却在道路上迎候他，声势震动京城内外，这又算什么呢？那么，这种辞让也不过是矫饰情态、博取名声的举动罢了，不能说是真正的贤者。各部羌人再次反叛（纲）。各部羌人苦于豪强的徭役压迫，而汉朝的安置本来就已经失当，以至于他们反叛时连武器铠甲都没有；郡县官吏却正好畏缩怯懦，不敢向前。汉家的政治情况，由此可知了。想要不灭亡，办得到吗？因为灾异而罢免三公，仲长统著《昌言》来评论这种做法的过失。（注） 既然做了三公，面对宦官外戚专权，却闭口不言、留恋官职，难道不是不能调和治理政事吗？为什么偏偏把责任专门推给灾异呢？这确实是错误的举措，但仲长统的说法仍然不够完备。司空周章暗中谋划废立皇帝，事情败露后自杀。（目） 清河王被立为帝，虽然是太后的私意，但周章身为大臣，出面争辩是可以的；争辩不被采纳，再联合外廷共同拥立平原王，也可以。却没有暗中谋划诛杀他人以及废黜太后的道理。他的内心虽然近于忠诚，但行为实际上造成了动乱，并不是人臣应走的正道。刘友益说他是自取死亡，这是对的。羌人侵扰河东，沿边的县令、县长争相上书，请求迁徙郡县来躲避寇难。（目） 百姓不愿迁徙，官府竟至于割掉禾稼、拆除房屋，这比羌人的祸害更惨了。然而当时安帝未必知道这些情况。作为君主，看到这种情形却不思考，做到明察事理、广听意见，追究边患、勤于政事，难道可以吗？班勇建议在西域设置屯田。（注） 班勇所提出的建议，是承袭班超留在疏勒的屯田防务遗策；但当时国力空虚、耗损特别严重，班勇的主张本来就难以全部实行。后来虽然在柳中屯田，又重新打通西域，结果没有超出班勇的预料，但河西受到祸害，实际上也有其原因。邓太后临朝听政时，每每亲自削减开支，以救济灾害。（目） 没有毁谤，也没有赞誉，这是妇人的行事方式。亲自削减开支来救济灾害，难道是女后应做的事吗？况且前面说太后因为邓康屡次进谏、宗族势力过于盛大而大怒，将他免官；这里又说太后下诏告诫邓康等人，身为贵戚却享受俸禄、面对墙壁却不学习。记载彼此矛盾到这种地步，又怎么能够把它当作可信的史料呢？《评鉴阐要》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评鉴阐要》卷三 后汉 顺帝 孙程等人因获罪被遣返回封国，周举说不应忘记他们拥立皇帝的大功德。（目） 周举向朱伥游说，说功臣的大功德不可忘记；实际上他是在诋毁、陷害别人。由此可见，当时称周举为忠诚刚直的人，也未必可信。大将军梁商去世（纲）。梁商刚死，梁冀和梁不疑便接连起势，这正是王凤覆辙的重演；东汉没有被梁氏窃取，已经差不多是万幸了。即使借助宦官诛杀梁冀，也不过是抱着柴薪去救火的做法，并不是防患于未然的办法。啬夫孙性私自向百姓征收钱财，买衣服进献给父亲，后来自己投案等待治罪。吴祐说：“从过错中可以看出仁心。”于是把衣服还给他，让他送给父亲。（注） 掾吏私自向百姓征收钱财，买衣服进献给父亲，因父亲的话而自首。如果事情确实如此，推究他的本意，宽恕他的罪过也就可以了。却仍然把衣服送给他的父亲，百姓又有什么罪过呢？这是出于博取名声，不能作为训示。种暠手持宝剑拦在车前（目）。中常侍奉皇帝之命召太子刘恒，这是事实。种暠如果有所怀疑，跟随前去也就可以了；却竟然手持宝剑拦在车前，俨然把父子当成了敌人。国家难道没有“对方没有应诺就不能等待”的道理吗？史家反而称誉他临事不惑，真可以说是没有见识了。桓帝 廉县下了肉雨（纲）。当时政治混乱，本来就足以招致天变。然而“下肉雨”这件事，却流于奇怪荒诞。看《续汉志》引用“羊祸是由于无罪杀害李固、杜乔”之类的话，就可以知道了。马融被任命为南郡太守，前去拜见梁不疑；梁冀探知此事后，暗中授意有关官吏弹劾马融贪污污浊。（注） 梁不疑本来与梁冀是兄弟，曾经斥责张陵弹劾梁冀；可是史家又说他喜好经书、不与梁冀和同，这就自相矛盾了。况且李固被下狱，正是马融起草文书造成的；说他依附梁冀以求自保，真是很巧妙。难道只要稍微违背梁冀的心意，就免不了遭到流窜贬谪吗？当时的记载，实在不能说全都可信。陈蕃上奏说，赏赐泛滥、宠幸过多，以至于造成水旱灾害，皇帝很采纳他的话。（目） 选取宫女数千人，最终放出的只有五百人左右；没有功劳的人降低封爵，改封为乡侯。这样的调停，正如所说的“每月偷一只鸡”一类做法。看水旱灾害造成十分之五六的损失，却没有听说提出一项赈济借贷的建议，其含义自然显现出来了。度尚讨伐桂阳的贼寇，士卒因为大量获得珍宝，没有人有战斗的意志。度尚假称要出去打猎，暗中焚烧他们的营寨，以激励士卒，于是大败各部贼寇。（目） 度尚焚烧营寨，虽然是用权术驾驭士卒，出于无可奈何，但与项羽陷入困境后凿沉船只相比，还是高明一些。灵帝 封陈蕃为高阳乡侯，陈蕃不接受（纲）。世人都把陈蕃和窦武并称。然而窦武贪图援立皇帝的功劳，所以接受侯爵封号；陈蕃有旧日功勋，最终却推辞了更高的赏赐。两人的见识相差很远。不过，陈蕃因为窦武而杂乱地考问郑飒，虽然说过“曹子为什么又要这样考问呢”这句话，最终还是因为窦武坐失时机而遭受祸败，不能推辞优柔寡断的讥评。张俭投奔人家，望见门户便进去求宿。（注） 张俭逃亡在外，行迹与岑晊相似，所以陈馥责备张俭、贾彪拒绝岑晊，所持的见解都相当正确。平日既然以名士自居，就应当遵守“有罪不能逃脱刑罚”的道理；连自己的名节都不能守住，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最终竟然落到望见门户便进去求宿的地步，还牵连了无辜之人，不也很卑鄙吗？党锢之祸中，只有申屠蟠一人得以幸免（目）。申屠蟠没有出仕，本来可以收敛自守、保全自己；只是可惜陈蕃、李膺等人号称贤者，既然已经得到时机、身居官位，完全足以消弭小人的变乱，却没有达到申屠蟠的境界，反而也被清流的虚名所束缚，处处受到牵制，白白错失了时机，难以推辞责备贤者的责任，不能只把它归咎于时运机缘如此。赵苞的母亲被鲜卑人劫持为人质，赵苞出兵作战，击败了贼寇（目）。程子评论赵苞时又提到徐庶，却不知道徐庶在当阳时，与昭烈君臣之间的名分尚未确定，还可以说离去。假使徐庶处在赵苞的位置，也会舍弃郡城来保全母亲吗？至于方孝孺所说的，更不是正当的论断。对方既然挟持他的母亲来要挟他，他想求得两全，势必反而两头都失。首先防备两端的人，大多会使用借口。替赵苞谋划，设计保全全城是可以的；立即进兵交战就太仓促了。然而他最终以死报答母亲，这种节义有值得怜悯之处，不能终究以不知大义来责罪他。段颎因为阿附王甫而自杀（目）。段颎平定两部羌人，是汉末将领中所谓铮铮佼佼的人物，竟然也阿附宦官，晚年的节操未能保持到底；虽然有时势造成的因素，但归根究底还是丧失了自己卓异的志向。灵帝宠信张让、赵忠等人（目）。把中常侍称作“公母”，真是千古奇事！像这样做却没有亡国的，从来没有过。王允得到张让宾客与黄巾军相互勾连的书信，皇帝责怒张让，最终却不能治张让的罪，反而借此事陷害王允。（目） 黄巾军约定封赏谞等人为内应，这些话仍然出自张角的弟子之口。至于王允上奏张让与黄巾军相互勾连的书信，即使是中等资质的君主，也应当立即依法处置张让；他却反而听信谗言，治王允的罪，这真是亡国之君。胡寅把他看作中等以下的君主，仍然是过于宽容了。冀州刺史王芬自杀（纲）。王芬谋划诛杀宦官，是可以的；至于谋划废黜皇帝，那就是直接反叛而自杀，是他自取灭亡，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献帝 蔡邕建议：“省去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四位皇帝的庙号。”（目） 子孙议论祖父，臣子议论君主，这是什么政事呢？况且当时最应当急办的事情，并不在这里。蔡邕急切地请求省去这些庙号，既然庙号已经确定，他这样做不过是向董卓献媚罢了。所谓才华出众、见闻广博，恰好足以助长他的邪曲。因此孔子教导子夏说：“不要做小人之儒。” 孙坚击败董卓，董卓想与他和亲，孙坚拒绝了他。（目） 孙坚拒绝董卓，言辞严正、义理正当。至于曹操责令诸将进攻荥阳，未免说得声势很大而超过实际，另有图谋。因此曹操失败而孙坚胜利。朱儁接受李傕的征召，说是想乘李傕等人之间的矛盾来成就大事。（注） 朱儁与皇甫嵩同样享有威名，却都接受逆贼的征召，而朱儁比皇甫嵩尤其鄙陋。看他对诸将说话时，还称他们为庸人小儿，说变乱可以乘机利用；后来自己反而被劫持为人质，还说出那样的大话而不感到惭愧，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刘虞讨伐公孙瓒没有成功，被杀（纲）。刘虞号称宽厚，却没有整齐的军队编制；他爱惜百姓的房屋，告诫军队不要伤害其他人，反而都足以给自己招来忧患。宋襄公、建文帝，都是因此招致祸乱的。然而史书说公孙瓒住在蓟城南面的小城里，与刘虞相距不远，又何至于兴起十万大军呢？史书记载失实的地方，到处都是这样。袁绍围攻臧洪，派陈琳去招降他，臧洪不肯。城池陷落后，臧洪被杀。（纲目） 臧洪镇守东郡，事迹极像唐代的张廵。他给陈琳的答复之类的话，义理正大，言辞严厉，慷慨激昂，具有烈士的气概；最终能够至死不失节，可以说是言行相符的人了。曹操杀董承。（纲目） 董承的才智比不上王允，却想仿效王允谋划诛杀董卓的行动，不仅白白送掉自己的性命，正好还足以使他的君主陷入危险。这就是所谓志向值得怜惜而才智不够的人。然而曹操得以入朝，本来是由于董承和那些以名正言顺为讨贼名义的人，不能与他同日而语。田丰劝袁绍趁曹操空虚时接连出兵，使曹操陷入困境。（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