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阐要卷七
契丹休兵数年，通使请和。其请还虏将，若唐审，已有可恃，不与可也。乃首尾顾虑，羁留所请骁将，欲借此以杜边患。而又与他人思，少副其求，岂知从而激怒，寇掠日滋。石晋遂慿其势，以移后唐之祚。所谓进退无据，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矣。唐康澄上疏论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目」康澄抗疏，似是而非。所云六可畏，即有未尽切当者。如以四民迁业为虑，而于蟊贼伤稼谓可存而不论，则轻重倒置，实甚。夫年谷不登，民食安赖？不为抚绥而赈恤之，将有嗷野泽而转沟壑者，岂直迁业之患而已哉？至以祲沴为不足惧，则尤害于理。宋王安石之説，盖本于此。论者徒以其言明快而亟许之，亦昧乎立言之本末矣。唐潞王从珂反，朱洪实欲固守洛阳，徐图进取，康义诚诬其反，唐主不能辨，遂斩洪实。目从厚柔懦无能，羣小满朝，无足与图国是。当从珂举兵犯阙，义诚辈早蓄异心，逝将他适。所可稍恃以支持者，惟朱洪实耳。虽其固守徐图之计，未必果能济事，而其心皭然不滓，从厚所宜知也。乃不辨黒白，枉杀忠良，譬之木将槁而复披其枝叶，能无立见倾覆乎？契丹改号辽纲契丹之改辽与拓跋之称魏，体例无二。乃纲目于拓跋书魏，契丹则不书辽。盖由司马光以宋臣作《通鉴》，其时不敢称辽以敌宋，纲目遂仍其旧，初非别有深文也。乃刘友益、尹起莘辈拘牵好异，谓书魏所以进之，书契丹所以外之。抑知史家纪事，当以《春秋》为法？《春秋》前书荆，后书楚，非例以义起耶？即以纲目言之，东晋时如慕容之称燕，苻、姚之称秦，以至武都、河西，虽弹丸蕞尔，而列国之书法具在，何所容其进退者？腐儒曲説，支离真所云烛笼添骨，其明益障，乌足与言传信之笔哉！晋主闻辽将南侵还东京目匈奴在汉，颉利在唐，凡与中国搆兵，皆书入寇，以中土时方一统，体例固应如是。即宋室运际陵夷，然自徽钦以上共主位号犹存，至南渡以后，称臣称侄，惟恐不及，若仍书入寇，则是以君寇臣，以伯叔寇侄，为不经矣。我国家开创之初，当明末造，国政日非，而未及更姓改物，自宜仍以统系予之。至顺治元年，定鼎京师，大统已正，然明福王犹于江宁，仅延一线，故《纲目三编》所纪，并不遽书明亡，以絶其祚为福王者，使能奋发有为，安见不可拟于南宋临安之局？惟是天心既已厌明人事，复不能自振，长江不守，统系于是终絶，则福王之所系于明纪者，固不同唐桂二王之窜徙无常，及宋末昺昰之流离瘴海，此正千古不易之通义也。此条目内旧书辽将入冦，谬袭汉唐书法，不思彼时中国已▯分瓦解，不成正统，而石晋得国之本，又由于以父事辽，及重贵继立，好事者顿以书臣为耻，然称孙之表，仍无虚日，以是搆祸，即问愚騃无识之人，以祖冦孙，有不听然而笑者哉？是当用两国互伐之文书侵，以正其误，且使后之守器者，兢兢业业，不敢失其统，以自取辱，殊不失《春秋》尊王之本义云。晋囚辽回图使乔荣，既而归之。景延广语荣：“若来战，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目晋既借北朝以兴，岂能相抗？辽于晋有徳无怨，背之实为不祥。且尔时并无良将精兵之可恃，而延广大言不慙，徒贻其君以负义之辱。小人庸妄误国，顾如是哉！晋以杨光逺难于显诛，隂命李守贞拉杀之，以其子承勲为汝州防御使。注光逺反侧无常，降又非出其本心，留之适以贻患。明正其罪，诛之不为过当，而乃隂遣人杀之，其谁欺乎？刘友益以晋不能明正其罪，例诸李辅国之书，盗杀是也。至承勲刼父以降，与光逺之忘君而叛者，罪逆相等，乃杀其父而官其子，是何惩劝？然五季之乱，亦无一可与论伦理者矣。辽主问冯道：“百姓如何救得？”道为俳语云：“惟皇帝救得。”时人善其言。注从古第一无耻者，莫如冯道。时人善其言，不过以其诡辞止杀耳。然彼时打草谷者自若，何曾为之止暴哉？则道之俳语，仍属谄谀之意，而时乃韪之，岂不大谬？辽主服通天冠，绛纱袍，登正殿，受朝贺，目辽当国势强盛时，经畧中原，所过摧枯拉朽，防于大业可成。乃甫入大梁，即袭用通天绛纱，寻复呼仗閤门，赭袍从事，捐淳厐而徇浮誉，非开创所宜。抑且忘本不祥，天道厌之，宜其未及旋辕，遽撄多故也。其后金、元皆惑迂生，改正易服之説，蔑弃旧章，亡不旋踵。读史者可不戒诸？汉郭威平李守贞，得朝臣藩镇交通书，词意悖逆，皆焚之。注汉时以烧梁狱词为善，处家人骨肉因而挠法庇人者，辄引之为口实。尔时朝臣交通藩镇，固属寻常伎俩。至词意已涉悖逆，而竟甘心置之不问，以为一切保全奸回之徒，谁复知所惩创者？此非魑魅自消，乃日中见斗耳。然彼时事势，亦无足责备矣。
译契丹停战数年后，派使者通好求和。他们请求归还被俘的将领，如果唐朝审慎考虑，既然已有可以依恃的条件，不答应也可以。可是唐朝前后顾虑，扣留对方所请求的骁将，想借此杜绝边境祸患；又另行交还一人，稍微满足对方的请求，哪里知道反而激怒了契丹，使其侵扰掠夺日益增多。石晋于是凭借这种形势，夺取了后唐的国运。这就是所谓进退都没有根据，相差虽小，结果却谬误千里。唐朝康澄上疏，论说国家有五件不足以畏惧的事、六件深可畏惧的事。康澄的抗疏，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正确。他所说的六件可畏之事，其中有些并不完全切合实际。例如他担心四民改换职业，却认为蝗虫盗贼损伤庄稼可以暂存不论，这实在把轻重次序颠倒了。年成不好，百姓靠什么吃饭？如果不加以安抚救济，百姓将会在野外哀号，辗转倒毙于沟壑之中，难道只是改换职业的祸患吗？至于把灾异认为不足畏惧，就更加违背道理。宋代王安石的说法，大概就是由此而来。评论者只因他的话明白爽快，便急忙称许，也就不明白立论的根本和末节了。唐潞王李从珂起兵反叛，朱洪实本来想坚守洛阳、慢慢谋求进取，康义诚却诬陷他谋反，唐主不能辨明，于是杀了朱洪实。李从厚柔弱懦怯而没有才能，群小充满朝廷，没有人足以和他谋划国家大事。当李从珂举兵进犯宫阙时，康义诚等人早已心怀异志，准备离开而投奔别处。当时稍微可以依靠来支撑局面的，只有朱洪实一人。即使他坚守洛阳、徐图进取的计策未必果真能够成功，但他的内心清白无污，李从厚本应知道。如今却不辨黑白，冤杀忠良，就像树木将要枯槁时反而披上枝叶，怎么能不立即覆亡呢？契丹改国号为辽。契丹改称辽，与拓跋改称魏，体例没有不同。然而《纲目》对拓跋称魏，对契丹却不写辽。大概是因为司马光以宋臣身份编写《资治通鉴》，当时不敢把辽称作足以同宋抗衡的国家，《纲目》于是沿用旧称，原本并没有另外设置深文大义。可是刘友益、尹起莘等人拘泥牵强、喜欢标新立异，说写魏是为了抬高拓跋，写契丹则是为了把它排除在外。难道不知道史家记事应当以《春秋》为法吗？《春秋》前面写荆，后来写楚，难道不是根据义理而改变称呼吗？即使只从《纲目》来说，东晋时期如慕容氏称燕、苻氏和姚氏称秦，以及武都、河西等地，虽然小得像弹丸一般，各国的书法都具在，哪里容得下这种所谓抬高或排斥呢？腐儒的曲解支离破碎，正像所谓给灯笼添上骨架，反而使光明更加受阻，哪里值得同他们谈论传信的史笔呢？晋主听说辽军将要南侵，返回东京。匈奴在汉代、颉利在唐代，凡是同中国交战，史书都写作“入寇”，因为中原当时正处于统一状态，体例本来就应当如此。即使宋室国运已经衰败，但从徽宗、钦宗以前，共主的名号仍然存在；到了南渡以后，宋朝称臣称侄，唯恐做得不够，如果仍然写作“入寇”，就是以君为寇、以伯叔为寇侄，实在不合常理。我国开创之初，正值明朝末年，国政日益败坏，但还没有改朝换代，当然应当仍按统系尊奉它。到了顺治元年，定都京师，大统已经确定；但明福王还在江宁，仅仅延续一线生机，所以《纲目三编》所记，并没有立即写明朝灭亡，以此断绝福王所代表的明朝国祚。假如福王能够奋发有为，怎么见得不能同南宋临安的局面相比呢？只是天意已经厌弃明朝，而明朝人事又不能自我振作，长江防线失守，统系于是最终断绝，那么福王对于明朝纲纪所维系的关系，当然不同于唐末桂王、唐王的流窜无常，也不同于宋末昺、昰二帝流离于瘴海。这正是千古不变的通义。这一条原来写“辽将入寇”，是错误地沿袭汉、唐的书法，没有想到当时中国已经瓜分瓦解，不能形成正统；而石晋取得帝位的根本，又在于把辽奉为父国。等到重贵继位，好事之徒忽然以史书写作臣属为耻，但称孙的表章仍然不断，因此招来祸患。即使问那些愚昧无知的人，以祖父侵犯孙辈，有谁不会听了就发笑呢？因此应当采用两国互相攻伐时的文书体例，写作“侵”，以纠正这一错误；同时也使后来掌管国器的人兢兢业业，不敢丧失自己的统系而自取羞辱，这实在没有失掉《春秋》尊奉君王的根本意义。晋国囚禁辽国回图使乔荣，后来又把他放回去。景延广对乔荣说：“如果你们来交战，我们有十万把磨得锋利的剑，足以等着你们。” 晋国既然借助北朝才兴起，怎么能够同它抗衡？辽对晋有恩而没有怨，背叛它实在是不吉祥。而且当时晋国并没有值得依靠的良将精兵，景延广却大言不惭，只是给他的君主留下背弃恩义的耻辱。小人庸俗妄为而误国，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晋国认为杨光远难以公开诛杀，便暗中命李守贞将他拉出杀死，并任命他的儿子杨承勋为汝州防御使。杨光远反复无常，投降也不是出于本心，留下他只会遗留祸患。公开审明他的罪行，杀掉他并不过分；如今却暗中派人杀他，这是想欺骗谁呢？刘友益认为晋国不能公开审明他的罪行，和李辅国那一条一样，应当书作“盗杀”。至于杨承勋劫持父亲而投降，与杨光远忘君叛变的罪行相等，既然杀他的父亲却任用他的儿子，这算是什么惩罚和劝善？然而五代的乱世，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同他们讲伦理了。辽主问冯道：“百姓怎样才能救得出来？”冯道用戏谑的话回答说：“只有皇帝才能救得出来。”当时的人称许他这句话。自古以来最无耻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冯道。当时的人称许他，不过是因为他的诡辩暂时制止了杀戮罢了。然而当时打草谷的人依然照旧，哪里曾因这句话停止暴行呢？那么冯道的戏谑话仍然属于谄媚之意，而当时人却称道它，难道不是大错吗？辽主穿着通天冠、绛纱袍，登上正殿接受朝贺。辽国正当国势强盛时，经营谋取中原，所到之处势如摧枯拉朽，眼看大业就要成功。可是刚进入大梁，就沿袭使用通天冠和绛纱袍，不久又设置呼仗、閤门等仪制，穿赭袍行事，抛弃淳朴而追求浮华声誉，这不是开创基业的人所应当做的。而且忘本本身就是不祥之兆，上天厌弃它，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回转车驾，就突然遭遇许多变故。后来金、元都被迂腐书生改正制度、变更服饰的说法迷惑，轻视抛弃旧有章法，没有一个不是很快灭亡的。读史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戒吗？汉国郭威平定李守贞，得到朝臣与藩镇往来的书信，言辞和意图都违逆，便把它们全部烧掉。后汉时把烧毁梁朝狱词视为善举，那些因为处置家人骨肉而扰乱法律、包庇他人的人，往往引用这件事作为口实。当时朝臣同藩镇互通往来，本来就是寻常伎俩。至于书信的言辞已经涉及叛逆，却竟然甘心置之不问，于是把所有奸邪反复之徒都保全了，谁还知道应当惩罚和警戒谁呢？这不是魑魅自行消失，而是白天出现星斗一样荒谬。然而当时的形势，也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了。
汉朝贵防，饮相诋，有隙。汉主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注宰相令仆防饮沈湎，已乖政体，而使气讙呶，武臣矜鎗劒微长，文士诩毛锥薄技，甚至丑语诟詈，锋刄防加，仪检荡然矣。隠帝不能诘治，复令释和于杯酒之间，纪纲陵替若此，安得不亡。汉王章尤不喜文臣目向之矜毛锥者，非王章乎？此又谓之不喜文，臣甚矣！记载家之鲜实也。汉刘崇欲起兵，闻迎立湘隂公而止。李骧説崇疾据孟津，崇怒斩之，目。赟虽迎立，而大位未践，成否尚未可知。李骧请据孟津，实为河东自全，上防且于湘隂继统，亦无所损。刘崇乃以其子将为帝，遽有侈心，视忠言如枘凿，轻加戮害。卒之宋州难作，北汉继业未终，敧器满覆之戒，不其然乎？楚彭师暠初事马希广，为希萼所黜，希崇因使囚希萼于衡山，师暠奉事逾谨，立为衡山王。目希萼弑希广而自立，实为楚之乱臣。师暠素事希广，当以故君为重，则希萼乃其仇也。方其大呼请死时，劲气凛然，颇似明于不二之义者。既不能杀贼雪愤，且奉为主而谨事之，何其厚于萼而薄于广也？周主欲自将，御汉兵，冯道固争之，目冯道歴事四姓，浮沈取容，未闻有所建白。忽于周主自将一节，哓哓不休，既非致主之忠，又无料敌之智，而激切尽言，顿似强直。此非沽直名以救末路，盖彼天性畏事，即使北汉至而周祚移，彼又将从北汉而保禄位。周之成败，固非所介于怀也。周赵匡▯率兵御辽，次陈桥驿，将士谋奉为天子。赵匡义、赵普部分待旦，因入帐白之。目陈桥兵变，论者疑宋祖实与其谋。盖彼时匡义以手足之亲，赵普以心腹之寄，毅然部分复入帐中密白。使非微窥宋祖隠微，岂至若此？且其受命而出，因变而返，遽行禅代，絶无愧辞，更足启后人訾议。虽当时朝不易位，市不易肆，其后布武修文，拨乱反正，而其得国之不以道，又岂能曲为原谅哉？宋以吴廷祚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三品注。平章既为国家官阶，岂有因臣子私讳而改之之理？且璋与章亦无涉，宋主此为，盖徇名而不知义矣。宋罢侍卫指挥使石守信等典禁兵纲。读史者率以宋祖杯酒释兵权为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之安，此鄙见也。守信数人若果不可制，岂数言委曲规讽所能罢其典兵者？彼时宋主英勇，固出数人之上，操纵由已消患未然。守信诸人方承命之不暇，又何敢有异议乎？史家无卓识，徒于杯酒诡辞处▯竒，以为秘计神谋，而不于宋主英断勇为处着眼，而后世遂以是为妙防独出，吁可笑矣。五星聚奎纲五星聚奎，为宋朝首瑞。曽不数月，即有日食之变。天意果何属耶？好谀者诩祥而讳灾，矫情者称灾而却祥。虽觉五十步之胜，其于敬天勤民之本，盖亦失之逺矣。北汉主钧尝谓养子继恩：“巽软，恐不能了我家事。”目继恩、继元皆非刘氏子。北汉主既知其不能了事，则当早定大计。且继文故汉祖嫡孙，久留辽境，使迎还立之，或可延一线于将坠后。此张昭敏实能见及之，岂其时迎之于辽有所不能耶？付托失人，致酿成祸衅，陨覆其宗。刘钧不能辞其责矣。宋主与诸藩镇宴，酒酣从容，讽以乞归。明日皆罢镇目。艺祖平时尝言，帝王自有天命。且笑周世宗杀方面大耳之非，居然豁达大度者，乃芥蒂未忘，疑黄袍之复加，恐剧镇之难制。且不以正道消祸于未然，徒以杯酒诡辞释兵权，罢藩镇，岂笃于信天而明于为政者耶？宋刘温叟过明徳门，值宋主方登楼，令传呼依常而过，因请对，言人主非时登楼下，必希望恩赏。注登楼逺眺，于政体何害？希恩望赏，人之常情，亦不待登楼而后生也。温叟传呼径过时，盖未知宋祖在楼；既觉而惧蹈非礼之愆，故矫辞以对。且欲猎取直名，妄亦甚矣。宋太祖江南主遣徐铉求缓师，帝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目五季国镇割据，域内防如▯剖豆分。宋太祖有混一海宇之志，南唐不能如吴越纳土以保其宗祀，而又庸暗寡识，不早为备，其败亡固有以自取。宋祖“不容鼾睡”之语，其豁达大度，竟有与汉髙并驾齐驱之概。帝言：「我为天下守财，岂可妄用？」目节用爱民，人君治平要道，无过于是。至云“为天下守财”，何其见之小哉？此与俗所谓“看财奴”何以异乎？无识者或以为格言，然《二典》《三谟》中，又岂闻有此等语句耶？太宗帝命徐铉撰李煜神道碑，铉请存故主之义，注。徐铉不能尽忠于亡国之时，乃欲守节于故主之没后，以虚言为报，亦复何益？无知者或以为可矜，有识者更鄙其无頼耳。徳昭从征幽州，军中有谋立之者。及还，徳昭请行太原之赏，帝怒，言：“待汝自为，未晩。”徳昭自杀。目
译后汉朝廷的显贵们正在饮酒时互相诋毁，彼此产生了嫌隙。汉主派王峻设酒宴为他们调解，却没有成功。宰相和令仆射饮酒沉湎，已经违背政体；又任性喧闹，武臣夸耀自己在枪剑方面的一点长处，文士炫耀自己在笔墨上的微末技能，甚至使用丑恶言语互相辱骂，刀刃几乎都要相加，礼仪法度荡然无存。隐帝不能追究惩治，反而让他们借酒席和解，纲纪败坏到这种地步，怎么能不灭亡呢？汉王章尤其不喜欢文臣。先前那个夸耀笔墨小技的人，不就是王章吗？这又说他不喜欢文臣，真是太过分了！可见记载史事的人很少有确实可靠的。后汉的刘崇想要起兵，听说有人要迎立湘阴公，便停止了行动。李骧劝刘崇赶快占据孟津，刘崇大怒，将李骧斩杀。刘赟虽然已经被迎立，但还没有登上帝位，事情能否成功尚且无法预知。李骧请求占据孟津，实际上是为了河东自保；从上面说，也可以防止湘阴公继承帝位，并没有什么损失。刘崇于是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帝，顿时产生了奢望，把忠言看得格格不入，轻率地加以杀害。最终宋州发生变乱，北汉继承帝业的计划也没有完成；欹器装满便会倾覆的戒训，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楚国的彭师暠起初侍奉马希广，后来被马希萼贬斥。马希崇于是让人把马希萼囚禁在衡山，彭师暠侍奉马希崇更加恭谨，马希崇便立他为衡山王。马希萼杀死马希广而自立，实在是楚国的乱臣。彭师暠一向侍奉马希广，理应把旧君看得最重要，那么马希萼就是他的仇敌。当他大声呼喊请求一死时，气势强劲凛然，很像是明白忠臣不事二主的道理。既然不能杀贼雪恨，反而奉马希萼为主并恭谨地侍奉他，这对马希萼何其厚，对马希广又何其薄啊？周主想亲自率军抵御汉军，冯道坚决劝阻他。冯道历事四姓，随波沉浮以求取容，却没有听说他提出过什么建言。唯独在周主想亲自率军这一件事上，他喋喋不休地劝阻；这既不是为了辅佐君主的忠心，也没有料敌的智慧，却把话说得激切，顿时好像很刚强正直。这不是想沽取直名来挽救自己的末路吗？大概是因为他天性怕事，即使北汉军到来而周朝的国运转移，他也还会转而依附北汉，保住自己的禄位。周朝的成败，本来就没有放在他的心上。后周的赵匡胤率军抵御辽军，驻扎在陈桥驿，将士们谋划拥立他为天子。赵匡义、赵普安排部署，等待天亮，于是进入帐中把这件事报告给他。对于陈桥兵变，议论者怀疑宋太祖实际上参与了谋划。因为当时赵匡义凭借兄弟亲情，赵普凭借心腹之臣的身份，果断地部署此事，又进入帐中秘密报告。如果不是他们稍微窥知了宋太祖隐秘的心意，怎么会做到这种地步？而且他们奉命出发，因兵变而返回，立即实行禅让取代，完全没有惭愧的言辞，更足以引起后人的非议。虽然当时朝廷没有更换君位，市场也没有改变营业，后来又施行武功、修治文教，拨乱反正，但他取得天下不合于正道，又怎么能够曲意为之宽解呢？宋朝因为吴廷祚的父亲名叫璋，为避讳“平章”，特意加称“同三品”。“平章”既然是国家的官阶，哪里有因为臣子的私人名讳而改动它的道理？况且“璋”与“章”也没有关系，宋主这样做，大概只是顺从名讳而不知道义理罢了。宋朝罢免了侍卫指挥使石守信等人掌管禁兵的职权。读史的人大多把宋太祖通过一杯酒解除兵权，说成是不动声色便安排了天下安定，这是一种浅陋的看法。石守信等几人如果果真无法控制，哪里是几句委婉规劝所能使他们放弃掌兵职权的？当时宋主英勇，本来就超过这几个人，操纵军权在自己手中，消除祸患于未然。石守信等人正忙于接受命令，哪里还敢提出异议？史家没有卓越见识，只是在“杯酒”这个隐晦说法上炫耀奇谋，认为那是秘密的计策、神妙的谋略，却不在宋主果断勇敢的作为上着眼，后世于是把这看作巧妙而独到的防范，真是可笑啊。五星聚集在奎宿。五星聚集在奎宿，是宋朝最初的祥瑞。不到几个月，便发生了日食的灾变。天意究竟归向什么呢？喜欢阿谀奉承的人夸耀祥瑞而忌讳灾祸，矫饰情态的人称说灾祸而否认祥瑞。即使觉得自己胜过只走了五十步的人，对于敬天勤民的根本原则，大概也同样失之甚远。北汉主刘钧曾对养子刘继恩说：“他性情柔弱，恐怕不能料理我家的事情。” 刘继恩、刘继元都不是刘氏的亲生儿子。北汉主既然知道刘继恩不能成就大事，就应当早早确定大计。况且刘继文本是汉祖的嫡孙，长期留在辽境，如果把他迎回来立为君主，或许还能为将要倾覆的后代延续一线希望。这一点张昭敏确实能够想到，难道当时是因为从辽地迎回他有什么做不到的吗？托付错了人，导致酿成祸患，使宗族覆亡。刘钧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宋主与各藩镇宴饮，酒意正浓时，从容地暗示他们请求退休归里。第二天，他们全都被罢去藩镇职务。宋太祖平日曾说，帝王自有天命；并且还讥笑周世宗杀害统兵大臣是错误的，显得十分豁达大度。可是他竟然始终不能忘怀这件事，怀疑有人会再次被拥立为帝，害怕强藩难以控制。况且不通过正道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它，只凭借一番杯酒中的隐晦言辞解除兵权、罢免藩镇，难道是确实相信天命而且明白治国之道的人吗？宋朝的刘温叟经过明德门时，正遇上宋主登楼。宋主命令传呼人员照常传呼，让刘温叟直接过去。刘温叟于是请求面见宋主，说君主如果不是时候登楼向下观看，一定是希望得到恩赏。登楼远眺，对于政体有什么妨害？希望得到恩宠、盼望赏赐，是人的常情，也不必等到登楼之后才产生。刘温叟让传呼人员径直传呼通过时，大概不知道宋太祖正在楼上；后来察觉而害怕犯下失礼的过错，所以编造这番话来应对。而且还想借机博取直名，实在太荒谬了。宋。太祖。江南主派徐铉请求宋朝暂缓用兵，宋帝说：“卧榻旁边，怎么能容许别人鼾睡？” 五代时，各国和镇将割据一方，境内的防区像瓜剖豆分一样零散。宋太祖有统一天下的志向，南唐不能像吴越那样献出土地来保全宗庙，又昏庸暗弱、见识短浅，不早作防备，它的败亡本来就是自己招来的。宋太祖“不容别人鼾睡”的话，表现出的豁达大度，竟有与汉高祖并驾齐驱的气概。宋帝说：“我替天下守护钱财，怎么可以随意使用？” 节约用度、爱护百姓，是君主治理太平的关键原则，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但说到“替天下守护钱财”，见识又何其狭小啊？这和俗话所说的“守财奴”有什么不同？没有见识的人或许把它当作格言，然而《二典》《三谟》中，哪里听说过有这样的言语呢？太宗。宋帝命令徐铉撰写李煜的神道碑，徐铉请求保留对故主的尊义。徐铉不能在亡国之时竭尽忠心，却想在故主死后守节，用空话来报答，又有什么益处？无知的人或许认为这值得怜悯，有见识的人只会更加鄙视他的无赖。曹彬从征幽州时，军中有人谋划拥立他。回来后，曹彬请求按照功劳赏赐太原，宋帝发怒，说：“等你自己做皇帝，还不算晚。”曹彬于是自杀。
军中谋立徳昭，并无形迹可指，或防人搆衅，揣测猜嫌而为之，亦未可定。太宗遽责以「待汝自为」，则徳昭虽欲不死而不能，可知。太宗传子私念，不待赵普赞成，而早定于胸中矣。抱哭追封，固无解于渝盟之过，所谓欲盖弥彰耳。赵普讽李符奏秦王廷美怨望，降封涪陵县公，房州安置。目廷美之得罪，皆成于赵普。其始，因多逊之毁，请备枢轴，察奸变以自捄，不过患失之一念。继乃搆成寃狱，坐以大逆，止图报复。多逊夙嫌，而于廷美毫无顾忌，老奸伎俩，日甚一日。至讽李符上言，必欲置廷美于死而后已，则天良澌灭尽矣。普尝自负读《论语》“鄙夫无所不至”之句，岂未经见乎？李继迁请降，以为银州观察使，纲。赵普前此轻信李继捧，纵其复归夏州，已为失防；兹复轻信李继迁，受其伪降，坐稽天讨，以留世世边患。盖姑息偷安，实为宋代之失；而养痈贻害，始谋不臧，则自是役贻之。以王继恩讨蜀冦功，命别立宣政使以授之，目内侍领兵，仍唐▯政。其后童贯、梁师成之擅权，实由此开其端。太宗虽不与宣徽之除，而命之领兵，已属乖舛。作法于凉，不能辞；诒谋不善之责矣。李昌言为川峡都部署，或奏其有反相，诏追止之，罢知鳯翔。目既任以领兵之责，必平日悉其为人，岂有以反相一语之谗而罢其事者？此较之汉光武信防，更为不及矣。真宗帝幸澶州，命王旦还京留守。旦请宣冦凖至，因奏：“十日不捷，何以处之？”帝言：“立太子。”目王旦待冦凖，数语不过“祖国有君矣”之説耳。然君父在外，大敌在前，即以凶语致启其心，实不可问。即有此心，以为为国大计，毋宁俟实有其事而行之，亦自不待致问也。契丹请和冦凖许其成目澶州告急，都邑震惊。庸懦者束手仓皇，奸狡者议迁楚蜀。安危之机，悬于呼吸。防凖处以静镇，而羣心安；力赞亲征，而敌气慑。不劳亡矢遗镞，而转旋于俄顷之间，可谓功在社稷矣。论者或惜其不决战于士卒懽呼之际，以定厥功而杜后患，乃迂儒侈口快谈，而未达于时势。不知欲和之意，早定于真宗，凖亦不宜违君命而邀已功。且契丹倾国而来，志不在小。虽达兰战殁，少挫其锋，而精鋭薄城，亦未易轻敌。若必邀其献地称臣，激极生变，成败尚未可知。则适可而止，亦不得谓之坐失事防也。朱能诈为天书，冦凖上之于朝，由是得召用。目凖于钦若判若冰炭，何独于干佑天书之事，效其所为？盖一以图已之进用，一以喜朱能素相比附，虽堕其术而不顾，可见门户之为害甚于陷阱，一溺其中，即欲自拔，亦不可得矣。帝得风疾，冦凖密请太子监国。已而被酒，漏言丁谓谮凖罢政目。冦凖密赞大计，自当慎之又慎。东宫监国，事出非常，止宜诏自朝廷，岂可由羣臣陈请？凖因周怀政之告而始有此议，又预令人草表，已属害成，况复被酒漏言，尤为粗疎无术。其遭防去位，不得谓非自取也。至真宗以国家大事谋及宦官，防至酿成祸乱，亦岂得辞？始事不臧之咎哉。仁宗太后欲诛丁谓，冯拯进救，稍解。降谓太子少保，目。丁谓当仁宗初立，恃有垂▯之事，交通内侍，植党擅权，防于弁髦，朝纪其罪恶，较前更着。幸而庄献察其奸欺，即明正其诛，复何足惜？冯拯力为营捄，所谓生平严正者，安在？至云恐骇天下耳目，尤为谬戾。谓之罪，世所共知，诚能诛之，天下必闻新政而称快，何骇人听覩之有？且拯已自称莫敢辨虚实，则平日之委蛇旅进，亦可概见矣。▯永定陵以天书殉纲史臣以天书殉▯为是，续《纲目》发明，则以为非，且谓当辨其伪，焚其书，诛其人。夫天书妄诞，本不足信，事后止宜置之不论不议而已，举而投畀炎火，且又追戮奸邪，岂非彰真宗之过于殂落之后，而究无补于政化之得失哉？京师大雨水溢，宰执晨朝未入，有防放朝，王曽亟请入见，同列愧服。目曽之解鼓妖之惑，辩河决之讹，虽云持以镇静，而流言息，人心安然。以理论之，此立朝之人，尽所宜知，初不必待识力过人者而后办此也。至闻水作，放朝坚执不退，并请见陈谟，则当时君若臣之度量，亦大半可见矣。帝率百官上太后夀于防宁殿，范仲淹上疏谏，既而又疏请太后还政。目同御大安，受朝揆之于礼，诚不合仲淹论之是也。疏请还政，尤能持大义而摅忠直，可谓不负所学。至以率百官上夀，防宁为亏君体，损主威，所言殊为矫枉过正。天子合天下以隆尊养躬，率羣臣东朝拜舞，正所以备仪教孝，为世法程。又何同列北面之嫌乎？程琳献《武后临朝图》，刘太后掷之于地，目。
译军中谋划拥立曹彬，并没有可以指证的实际迹象，也可能是有人防备他人构成祸患，出于揣测猜疑而采取行动，事情也未必能够确定。太宗突然责备他说“等你自己做皇帝”，由此可知，曹彬即使想不死也不可能。太宗想把帝位传给自己儿子的念头，不等赵普赞成，早已确定在心中了。后来抱着曹彬哭泣并追封爵位，当然不能消除违背盟誓的过错，正所谓想掩盖反而更加明显。赵普暗示李符上奏，说秦王赵廷美心怀怨望，于是将赵廷美降封为涪陵县公，安置在房州。赵廷美获罪，全都是赵普造成的。起初，赵普因为卢多逊的诋毁，请求担任枢密使，以便察觉奸邪和变乱来拯救自己，不过是出于害怕失去权位的一念。后来他又构成冤狱，以大逆之罪加在赵廷美身上，只是为了报复。赵普与卢多逊早有嫌隙，却对赵廷美毫无顾忌，老奸巨猾的伎俩一天比一天厉害。到了暗示李符上奏，必定要置赵廷美于死地才肯罢休的时候，他的良知已经完全泯灭了。赵普曾经自负熟读《论语》中“鄙夫无所不至”这句话，难道没有读到过吗？李继迁请求投降，宋朝任命他为银州观察使。赵普此前轻信李继捧，放任他重新返回夏州，已经是防备失当；这次又轻信李继迁，接受他的假投降，因而坐失讨伐的时机，留下世世代代的边患。大概姑息求安，确实是宋代的过失；而养虎遗患、最初谋划不善，则是从这次行动开始造成的。因为王继恩讨伐蜀地盗寇有功，宋朝下令另设宣政使一职授给他。让宦官统领军队，仍然是唐朝宦官干预政事的旧弊。后来童贯、梁师成擅权，实际上就是由此开了端头。太宗虽然没有授予他宣徽使的官职，但命他统领军队，已经很是乖谬。开创了不良的先例，就不能推卸留下错误谋划的责任。李昌言担任川峡都部署，有人上奏说他有反叛的相貌，诏令追赶阻止他，罢免他为凤翔知府。既然任命他承担统领军队的责任，就一定是平日里已经了解他的为人，哪里能因为一句说他有反叛相貌的谗言，就罢免他的职务？这比汉光武听信谗言防备功臣，还要不如。真宗。宋帝到澶州，命王旦回京留守。王旦请求召来寇凖，于是上奏说：“如果十天不能取胜，应当怎么办？”宋帝说：“册立太子。” 王旦等待寇凖，不过是想听到“祖国已经有君主了”之类的话罢了。然而君主和父亲都在外面，大敌当前，即使是用凶险的话来诱发他的内心，也实在不可追问。即使他确有这种心思，认为这是国家的大计，也不如等到确有其事时再实行，根本不需要特意发问。契丹请求议和，寇凖同意了这件事。澶州告急，京城震动惊慌。庸碌怯懦的人束手无策、仓皇失措，奸诈狡猾的人则商议迁往楚地、蜀地。国家安危的关键，悬于顷刻之间。寇凖以镇静态度处理，众人的心便安定下来；他极力赞成皇帝亲征，敌人的气势便受到震慑。不费一箭一镞，就在顷刻之间扭转了局势，可以说功在社稷。议论者有的惋惜他没有在将士欢呼之时决战，以此确立功业并杜绝后患；这只是迂腐儒生放言快谈，却没有通晓当时的形势。他们不知道议和的意图，真宗早已确定，寇凖也不应违背君命来求取自己的功劳。况且契丹倾全国而来，志向并不小。虽然达兰战死，使其锋芒稍受挫折，但精锐部队逼近城池，也不能轻易把它当作弱敌。如果一定要求契丹献地称臣，逼迫过甚而发生变故，成败仍然无法预知。因此适可而止，也不能说是坐失战机。朱能伪造天书，寇凖把它上奏朝廷，因此得到召用。寇凖与王钦若彼此如冰炭不相容，为什么偏偏在干佑天书这件事上，却仿效王钦若的做法？大概一个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升迁任用，一个是因为喜欢朱能平素与自己亲近依附；即使落入他的计谋也不顾，由此可见党派门户造成的危害比陷阱还大，一旦沉溺其中，即使想要自行拔出，也做不到了。宋帝患风疾，寇凖秘密请求让太子监国。不久寇凖因饮酒过量，泄露了这件事，丁谓便诬陷寇凖，导致他被罢免政职。寇凖秘密参与谋划国家大计，本来就应当格外谨慎。让东宫太子监国，是非同寻常的事情，只应由朝廷下诏，怎么能由群臣上奏请求？寇凖因为周怀政的报告才开始提出这个建议，又预先让人起草奏表，已经属于把事情办坏了；何况又因醉酒泄露机密，更是粗疏而没有谋略。他遭到排斥而失去职位，不能说不是自取其祸。至于真宗把国家大事拿去和宦官商议，以至于酿成祸乱，难道也能推卸开始谋划不善的罪过吗？仁宗。太后想诛杀丁谓，冯拯进言营救，使他的处境稍有缓解。丁谓被降为太子少保。丁谓在仁宗刚即位时，仗恃有太后临朝之事，勾结宦官，培植党羽，专擅权力，视君主如草芥；朝廷纲纪方面，他的罪恶比以前更加明显。幸亏庄献太后察觉他的奸诈欺骗，既然已经明白，应当依法诛杀他，又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冯拯竭力替他营救，所谓平生严正的操守在哪里？至于说害怕惊骇天下人的耳目，更是荒谬悖理。丁谓的罪行天下共知，如果果真诛杀他，天下一定会听到施行新政而感到痛快，哪里会有什么惊骇人听闻、令人侧目呢？况且冯拯已经自称不敢辨明虚实，那么他平日周旋逢迎、随众进退的情形，也可以概略看出来了。在永定陵下葬时，将天书作为殉葬品。史臣认为把天书作为殉葬品是正确的，《续资治通鉴纲目》的发明则认为这是错误的，并且说应当辨明它是伪造的，烧掉那些书，诛杀造作此事的人。天书本来就是荒诞妄言，根本不值得相信；事后只应置之不论不议罢了，何必拿出来投入烈火，而且还追究并杀戮奸邪之人？这难道不是在真宗死后彰显他的过错，却终究对政治教化的得失没有任何补益吗？京城下大雨，水势泛滥，宰执早晨上朝还没有入宫，已有诏令宣布放朝。王曾急忙请求入宫觐见，同僚们都感到惭愧并服气。王曾解释鼓妖造成的迷惑，辨明黄河决口的讹传，虽然说是用镇静来处理，但流言因此平息，人心也安定了。从道理上说，作为朝廷大臣，这些都是应当知道并做到的，本来不必等到见识和能力超群的人才能处理。至于听说水灾发生，放朝的命令已经下达却坚持不退，并且请求入见陈述谋议，那么当时君臣的气度，也大半可以由此看出来了。宋帝率百官到隆宁殿向太后祝寿，范仲淹上疏劝谏，后来又上疏请求太后归还政权。皇帝与太后同在大安殿接受朝拜，按照礼制来衡量，确实不合礼，范仲淹对此的论说是正确的。上疏请求太后还政，更能坚持大义、抒发忠直，可以说没有辜负所学。至于说率领百官向太后祝寿，使隆宁殿有损君主的体统、损害君主的威严，所说实在是矫枉过正。天子联合天下来尊崇奉养太后，率领群臣面向东宫行拜舞之礼，正是为了完备礼仪、教导孝道，作为后世的法式。又有什么与群臣共同面北称臣的嫌疑呢？程琳进献《武后临朝图》，刘太后把它扔在地上。
庄献不尝问鲁宗道以武后何如主乎？且欲立刘氏七庙，被天子衮冕，皆何为者？至进外家，任宦者，犹其过之小者耳。独于程琳之献图，乃掷地诟之。岂真乃心宋室？盖亦知彼时势尚有不能而已。史臣遂有过誉之谈，盖必出于曽受其惠者之口。吕夷简以郭后言罢相，于是深憾后，思倾之目。夷简本非正人，但废后一事，不得归罪于彼，以为修报复也。试问后而批及帝，为有罪为无罪耶？使无其事，夷简用计倾之，则不容诛矣。其详见于《废后事》。郭皇后与尚杨二美人忿争，后于帝前批尚氏颊，误批帝颈，帝因与阎文应、吕夷简谋，下诏废后。目妻之于夫，亦犹臣之于君子之于父耳。妻批夫而无罪，则臣批君子批父，亦可不罪乎？仁宗之失，在于宠二美人，使之与后忿争。既争而相鬭，又失之自起相救耳。然既已批及帝颈，则罪在后矣。即误亦不可，而况宫闱之秘，所云误者，出诸谁口？然则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又可误批乎？仁宗不能明正大义，抵之以罪，而顾谋之宦官，谋之执政，以至议论纷然。道辅、仲淹反以黜而得名，所为不益可笑哉！范仲淹欲招纳赵元昊，自为书谕之。防任福败于好水川，元昊复书不逊。仲淹坐擅通书，贬官。目西夏之役，韩琦主攻战，而范仲淹主和守。议者徒见好水川之败，遂多咎琦而韪仲淹。者不知任福不遵琦节制，其致败非琦所能逆料，而仲淹之和终亦奚能成哉？徒以通书获罪，贻笑外敌，而无补于中国。盖庸懦之流，畏事恶劳，一闻战则咋舌蹙额，若恐矢石之及已；而一闻和则以为保全生灵，为国逺谋。彼其于国家之安危荣辱，固未尝计及也。如是之人，而可与之防攻战和守之议哉？富弼接伴契丹使，萧特黙特黙密以国情告弼。帝择报聘者，吕夷简不悦，弼因荐之目。弼为接伴使，能令特黙瞿然起敬，且尽得其隠情。小试之而已，效报聘之▯，诚无出其右者。夷简之荐，为得人，于国事自有裨益。史称夷简不悦，弼因荐之，而欧阳修为之乞留。是徒以弼之夷险为要，而置使命之得人与否于不论，岂真忠于国家之见哉？富弼至契丹，议増币，拒称“献纳”二字。契丹遣使与弼偕来，帝用晏殊议，以“纳”字许之。目贡献义同纳，亦贡献之谓。富弼争执再三，稍有丈夫气。而其时宰相畏懦，务为茍安。仁宗又急图了事，遂至名实俱亏。积弱之势既成，益见其恹恹不振，诚可笑耳。时议者欲以金缯啖契丹，使攻赵元昊，因命贾昌朝往。昌朝力辞使命，且上疏注昌朝力辞使命，视弼之奉使遄行，贤不肖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即其所陈诸▯，亦不过借纸上空谈，以饰其规避之迹。仁宗乃嘉予之所为，与吕后对冒顿同轨，史臣方称其美徳吁，可怪哉！顔秀等夜入禁中为乱，皇后闭閤止帝出，趣召王守忠入卫。所遣宦寺后，亲剪其髪，言以是征赏目。观此所载，仁宗曽一后之不如，直是无丈夫气。但所云剪髪征赏，岂能尽识其人？黠者将自剪髪以邀功，且不数月而以张美人为有扈跸功，更谓贼本起皇后閤。以前后相形而论，则纪事之不实多诬，概可知矣。范仲淹知杭州，值嵗饥，日出宴湖山，纵民竞渡，谕寺僧造殿宇，又新厫仓吏舍。注兴造以赡贫民，寓赈于工，实可补《周官》荒政所未及。至游宴湖山，使游民有所仰食，虽亦分有余以济不足。然时当饥馑，闾阎升斗维艰，又复饮食嬉游以耗谷，则市籴益将腾踊。且仲淹称“先忧后乐”者，日对鸠形鹄面之人，而燕娱自适，亦何以为情？不若富弼之账恤青州良法，可循也。刘沆充温成后园陵监防使，既▯，赐后閤中金器，力辞，而为其子请试学士院目。刘沆以防葬得授平章，论者讥之。乃载其力辞赐金事，然辞赏而为其子求官，所望不更奢乎？是亦垄断贱丈夫而已。且仁宗独未闻赐钱而不与郎官之事乎？帝问置相于王素，素言惟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选。帝因独举富弼目。宦官宫妾，不知姓名之语，从来传为美谈，而不知实非也。即如司马光，妇人女子无不知之，岂宦官宫妾独不知乎？岂亦因其知之而不可用乎？用人为人主驭世大权，不但宦官宫妾不可操其权而已也。且彼时独一富弼为若辈所不知，则在朝者将尽为若辈所知者矣。独一富弼，其如三公九列何？而一时君臣方侈然自诩为盛事，不亦大可笑乎？帝御大庆殿，受朝，暴感风▯，文彦博等啓醮于大庆殿，因赦死罪以下。目文彦博等，此为直以三尺童视仁宗矣。仁宗暴感风▯，非不起之症，彦博何不学樊哙排闼请见？诸事请防而行，乃公然赦死罪，岂非专擅？至啓醮殿廷，益属不经。而史方谓京师业业，赖彦博等以安，诚阿其所好，不识大体之言。且京师之业业，未必非彦博等之张大其事有以啓之。而仁宗愈后，亦置之不问，可谓柔懦不饬君纲者矣。
译庄献太后不是曾经问鲁宗道武后是怎样的君主吗？况且她还想为刘氏建立七庙、让天子穿衮冕，这些又都是为了什么？至于提拔外戚、任用宦官，还只是她较小的过错。唯独对于程琳进献图画，她却把图扔在地上并斥骂他。难道她真的是一心向着宋室吗？大概也只是知道当时的形势还有做不到的地方罢了。史臣于是有了过分赞誉的言论，大概一定是出自曾经受到她恩惠的人之口。吕夷简因为郭皇后的言论而被罢免宰相，于是深深怨恨皇后，想要扳倒她。吕夷简本来就不是正直的人，但废黜皇后一事，不能把罪过归给他，认为他是在进行报复。试问，皇后如果冲撞到皇帝，她究竟有罪还是无罪？如果根本没有这件事，而吕夷简设法陷害她，那么就不能不诛杀吕夷简了。详细情况见《废后事》。郭皇后与尚氏、杨氏两位美人愤怒争吵，皇后在皇帝面前打了尚氏的脸，却误打了皇帝的脖颈。皇帝于是与阎文应、吕夷简谋划，下诏废黜皇后。妻子对于丈夫，也就如同臣子对于君主、儿子对于父亲一样。妻子打丈夫而无罪，那么臣子打君主、儿子打父亲，也可以不治罪吗？仁宗的过失，在于宠爱两位美人，使她们与皇后争吵；既然争吵起来又互相殴打，他又错在亲自出面救护。可是既然已经打到了皇帝的脖颈，罪过就在皇后。即使是误打也不可，更何况宫闱秘事，所谓“误打”的说法，是从谁口中传出的？那么臣子对于君主、儿子对于父亲，又怎么可以误打呢？仁宗不能公开申明大义，依法治她的罪，反而同宦官、执政大臣谋划，以至于议论纷纷。道辅、仲淹反而因为主张贬黜皇后而获得名声，这样的做法不是更加可笑吗？范仲淹想招抚接纳赵元昊，亲自写信晓谕他。寇任福在好水川战败，赵元昊回信，言辞傲慢无礼。范仲淹因擅自与敌方通书获罪，被贬官。西夏战事中，韩琦主张进攻作战，范仲淹主张议和防守。议论的人只看到好水川战败，便多责怪韩琦而称许范仲淹。却不知道任福没有遵守韩琦的节制，他导致战败的情况不是韩琦能够预料的；而范仲淹所主张的和议最终又怎么能够成功呢？他只是因为私自通书而获罪，使外敌耻笑，对中原又没有任何补益。大概庸碌怯懦之辈，害怕事情、厌恶劳苦，一听说作战就咋舌皱眉，好像唯恐箭石伤及自己；一听说议和，就认为这是保全百姓、为国家作长远谋划。他们对于国家的安危、荣辱，本来就从未真正考虑过。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和他们讨论进攻、作战、议和、防守呢？富弼负责接待契丹使者，萧特默秘密把契丹的国情告诉了富弼。宋帝选择出使回访的人选，吕夷简不高兴，富弼于是推荐了他。富弼担任接伴使，能使契丹使者特默肃然起敬，并且完全探知了他的隐情。这不过是略加试用而已；在回报聘问的[疑误]方面，确实没有人能超过他。吕夷简的推荐，是用对了人，对国家事务自然有帮助。史书说吕夷简对他不满，是富弼因此推荐了他，而欧阳修又替他请求留任。这只是把富弼善于应付险难看作关键，却不论使命是否选得其人，难道真是忠于国家的见解吗？富弼到契丹后，商议增加岁币，拒绝使用“献纳”二字。契丹派使者与富弼一同来朝，仁宗采用晏殊的意见，答应使用“纳”字。“贡献”的意义与“纳”相同，也是进献的意思。富弼再三争执，稍微有些大丈夫的气概。当时的宰相却畏缩怯懦，只求苟且安稳。仁宗又急于把事情了结，于是终于弄得名义和实际都受损。积弱的形势已经形成，更显得衰颓不振，实在可笑。当时议论此事的人想用金帛诱使契丹进攻赵元昊，于是命贾昌朝前往。[原文末“注”疑为标记，非正文]贾昌朝极力推辞使命；与富弼奉命出使、迅速启程相比，两人的贤能与不肖，不能用路程远近来衡量。即使看他所陈述的那些弊端，也不过是借纸上空谈来掩饰自己推避使命的行迹。仁宗却赞许并嘉奖他的作为，这与吕后对待冒顿的做法同一轨辙，史臣还称赞这是美德，唉，真是奇怪啊！颜秀等人在夜间进入宫禁作乱，皇后关闭宫门，阻止仁宗出宫，并催促召王守忠入宫护卫。所派去的宦官和寺人后来亲自剪下了头发，说凭此可以领取赏赐。[原文末“目”疑为标记，非正文]看这段记载，仁宗曾经还不如一个皇后，简直没有男子汉的气概。但所谓剪发邀赏，哪里能把那些人的身份全都查清？狡猾的人将会自己剪发来邀功，而且不到几个月，竟又把张美人说成有护卫皇帝出行的功劳，更说贼人本来是从皇后宫门处起事的。把前后记载对照起来，就知道这件事记载不实、夸诬失真的地方很多了。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正赶上年成饥荒，每天到湖山间设宴，任由百姓争相划船；又劝寺院僧人营造殿宇，并且翻修仓库和官吏住房。[原文末“注”疑为标记，非正文]兴工营造是为了供养贫民，把赈济寄托在劳作上，实际上可以补足《周官》所列荒政的不足。至于到湖山间游宴，使游民有依靠食物维生的地方，这也算是分出有余来救济不足。然而当时正值饥荒，民间连一升一斗的粮食都很难得到，却又饮食游乐来消耗粮食，那么市场上的粮价就会更加飞涨。而且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每天面对着鸠形鹄面的饥民，却自己宴饮娱乐、安闲自得，又怎能合乎这种情怀？还不如富弼在青州实行的赈恤办法，才是可以沿用的良法。刘沆充任温成皇后园陵监防使。园陵下葬后，朝廷赐给他皇后宫中的金器，他极力推辞，却替自己的儿子请求参加学士院的考试。[原文末“目”疑为标记，非正文]刘沆因为监护下葬而被授予平章政事，议论者讥讽他。于是史书记载他极力推辞金器赏赐的事；可是他推辞赏赐，却替儿子求取官职，所求的难道不是更加奢望吗？这也不过是垄断权势的卑贱男子罢了。况且仁宗难道唯独没有听说过赐钱却不授予郎官的事情吗？仁宗向王素询问设置宰相的人选，王素说，只有宦官和宫妾中那些不知道姓名的人，才可以充当候选。仁宗于是特意举出富弼作为人选。[原文末“目”疑为标记，非正文]“宦官、宫妾不知道姓名”这句话，一向被传为美谈，却不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比如司马光，妇女儿童没有不认识他的，难道宦官宫妾偏偏会不知道吗？难道又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所以他就不能任用吗？任用人才，是君主驾驭天下的大权，不只是不能让宦官宫妾掌握这项权力而已。况且当时只有一个富弼是这些人所不认识的，那么朝廷中的人将几乎全都是这些人所认识的了。只有一个富弼，这对于三公九卿又能怎样呢？而当时君臣却正洋洋得意，自夸这是盛事，不是非常可笑吗？仁宗在大庆殿接受朝见时，突然感受风眩之症。文彦博等人在大庆殿举行醮祭，于是赦免死罪以下的罪犯。[原文末“目”疑为标记，非正文]文彦博等人这样做，简直是把仁宗当成三尺高的孩子看待了。仁宗突然患风眩，并不是不能起身的病，文彦博为什么不学樊哙撞开宫门请求见驾？凡事都应当请示后再办，他们却公然赦免死罪以下的罪犯，难道不是擅自专权吗？至于在殿廷举行醮祭，更是荒诞不经。史书却说京师人心惶惶，依靠文彦博等人才得以安定，实在是迎合他们的喜好、不识大体的话。而且京师的惶恐不安，未必不是文彦博等人夸大事态而造成的。仁宗病愈后，也把这件事置之不问，真可说是柔弱怯懦、不能整饬君主纲纪了。
范镇疏请拔近属贤者，优其礼秩，而试以政事。章十九上，乃罢知谏院。目建储得失，前已详论之。仁宗是时春秋尚富，未有皇嗣，镇必欲援立近属，其意何居？且前后章十九上，甚至君臣对泣，成何景象？又复移书执政，言天象示变，必有急兵，造为诞妄之语，以荧惑人心，尤为狂谬。然其所以致此者，亦仁宗不整乾纲，有以啓之耳。遣胡宿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瞻视，惊肃，再拜，言：“我生中国，不过与执鞭持盖一都虞▯目。”彼时，宋方畏契丹，増嵗币。其政畧兵威，有何令契丹可惧处？而契丹主见像，惊拜有都虞▯之叹耶？此不过宋臣自诩之言，无足信，益可鄙耳。诏立宗实为皇子，宗实固辞。司马光言：“皇子辞不赀之富，目辞不赀之富，所见何浅？司马光此言，失之甚矣。然则赞宗实得不赀之富者，又为何等人乎？英宗髙后为太后，姊子少育宫中，既长，婚于濮邸，至是册为皇后。目尔时所谓诸正人者，不尝斥贾昌朝交通女谒乎？而此所立皇后髙氏之母，固曹太后之姊也。为交通，为不交通？且力赞濮王子入继，又何以对昌朝哉？诏议尊礼濮王，司马光言：“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王珪言：“宜称皇伯。”欧阳修引《大记》谓：“服可降，名不可没。”目英宗崇奉濮王事，由韩琦等申请，且所议并非加尊帝号，更无嫌疑陵僭之虞。必执为人后者不得复顾私亲以相辨折，既与大记所云不合，使濮王尚在，又将何以处之乎？且以本生之亲改称伯父，固非所安，而加“皇”于伯名，亦不正。王珪、司马光之説，并无经传可据，徒以强词争执，自不若欧阳修援引礼经之为得也。韩琦、富弼同相，中书于枢密非得防合议，琦未尝询弼，弼颇不怿，目。琦、弼皆时所称公忠体国之人，同在政府，气味何至差池？于事正宜和衷共济。乃琦既不相谘询，未免自专；弼竟见于辞色，度量亦狭，任私意而忘大义。公忠体国之人，固如是乎？文彦博入觐，帝言：“朕立卿之功，乃改判永兴。”遂召为枢密使。目旁支入承大统，本无徳怨可言。若必沾沾挟援，立私恩，曲行酬报，自处已为不广。英宗以富弼尝有建储之语，亟予迁官；又以文彦博向曽推立，深加眷念。而蔡襄则以疑似小嫌，一麾出守，岂示天下为公之量邪？则向之称疾固辞，实非本意矣。范镇草韩琦批荅，引周公不之鲁为辞，帝遂罢镇。或谓欧阳修因镇忤濮议，为帝言镇以孺子待陛下，目并注。范镇引伊周以况琦，固属过誉；然谓即以孺子待其君，则欧阳修挟濮议微嫌，有心排挤耳。评鉴阐要卷七
译范镇上疏请求选拔近亲宗室中的贤能者，优厚地提高其礼秩，并让他们试任政事。他的奏章上了十九次，于是被罢去知谏院之职。[原文末“目”疑为标记，非正文]关于册立储君的得失，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了。仁宗当时年纪还不大，又没有皇嗣，范镇却一定要援立近亲宗室，他究竟怀着什么意图？况且前后上章十九次，甚至到了君臣相对哭泣的地步，成什么样子？他又写信给执政大臣，说天象显示变异，一定会有紧急战事，编造荒诞妄言来迷惑人心，更加狂妄荒谬。然而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是因为仁宗不能整饬朝纲，给了他可乘之机。朝廷派胡宿奉送仁宗的画像前往契丹。契丹主端详画像，惊异而肃敬，拜了两拜，说：“如果我生在中国，不过是一个拿鞭子、撑伞盖的都虞候罢了。”[原文末“目”疑为标记，非正文]当时，宋朝正畏惧契丹，增加岁币。宋朝的政略和兵威有什么值得让契丹畏惧的地方呢？可是契丹主见到画像，竟惊拜并发出自己只能做都虞候的感叹吗？这不过是宋朝臣子自我夸耀的话，没有什么值得相信的地方，反而更加可鄙。诏令立宗实为皇子，宗实坚决推辞。司马光说：“皇子推辞不可估量的富贵，[原文未完]” 推辞不可估量的富贵，他的见识多么浅薄啊！司马光这句话，错得太厉害了。既然如此，那么赞成宗实取得不可估量富贵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英宗 高太后做太后时，她姐姐的女儿从小养在宫中，长大后嫁到濮王府，到这时册立为皇后。[原文末“目”疑为标记，非正文]当时所谓的各位正人君子，难道不是曾经斥责贾昌朝与宫中女官相互交通吗？而这里所册立的皇后高氏，她的母亲本来就是曹太后的姐姐。这样究竟算交通，还是不算交通？况且他们竭力赞成立濮王之子入继大统，又将怎样向贾昌朝交代呢？诏令讨论尊崇礼遇濮王的办法，司马光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不能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王珪说：“应当称为皇伯。”欧阳修引用《大记》说：“丧服可以降等，名分却不能抹去。”[原文末“目”疑为标记，非正文]英宗崇奉濮王一事，是韩琦等人申请的，而且所讨论的并不是给濮王加上皇帝的尊号，更没有冒犯僭越的嫌疑。若一定要坚持“作为后嗣就不能再顾念亲生父母”来争辩，既与《大记》的说法不相符合，那么假如濮王还在世，又将如何处置呢？况且把生身父亲改称伯父，本来就不合适；在伯父的称呼上再加“皇”字，也不合乎正理。王珪、司马光的说法，都没有经传可以依据，只是凭强词夺理来争执，自然不如欧阳修援引礼经来得恰当。韩琦、富弼同时任宰相，中书省对于枢密院的事务如果不是需要会同商议，韩琦从未询问富弼，富弼很不高兴。[原文末“目”疑为标记，非正文]韩琦、富弼都是当时所称赞的公正忠诚、以国事为重的人，同在政府任职，关系怎么会不协调到这种地步？遇到事情本来正应当同心协力。韩琦却既不与富弼商量，未免自行专断；富弼竟然把不满表现在言辞和脸色上，气量也很狭窄，任凭个人意气而忘了大义。所谓公忠体国的人，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文彦博入朝觐见，仁宗说：“我建立你功劳的回报，就是改任你判永兴军。”于是又召他担任枢密使。[原文末“目”疑为标记，非正文]旁支宗室入继承受大统，本来没有什么恩德或怨恨可说。若一定沾沾自喜地挟持援立之功，树立私恩，曲意进行酬报，自己所处的境界已经很不宽广了。英宗因为富弼曾经有建储的言论，急忙给他升官；又因为文彦博从前曾经推戴自己即位，便对他格外眷顾。蔡襄却因为一点似是而非的小嫌疑，就被斥出京城任职，这难道是向天下显示公正宽大的气度吗？这样看来，他先前称病坚决辞官，实在并非本意。范镇起草韩琦的批答，引用周公没有前往鲁国的事作为辞由，仁宗于是罢免了范镇。有人说，欧阳修因为范镇反对濮议，便对仁宗说范镇把陛下当作幼童看待。[原文末“目并注”疑为标记，非正文]范镇拿伊尹、周公来比拟韩琦，确实属于过分称誉；但如果说他就是把君主当作幼童看待，那么欧阳修是借着濮议中细微的嫌隙，有意排挤范镇。《评鉴阐要》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评鉴阐要卷八宋神宗邵雍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因言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注史防所纪，宰臣北人、南人，皆互有贤否，岂独一王安石？古称立贤无方，顾所以用之耳。至地气北南迁移，谓有闗治乱，尤不足信。果如所云，未闻郅治之世，南方皆坚氷沍寒也。盖地气视人气之盛衰，是时洛阳生聚蕃滋，人气极盛，故地气因之而变。花木禽鸟，亦随地而异。即如深山穷谷，气每先寒；通邑大都，▯常多燠。此可为徴矣。若夫禽鸟得气之先，不过如鸠鹊呼鸣，预占来日晴雨，安能于数年之久，明示前知乎？雍精于术数，或假杜鹃以寓言，然术虽精，而理实乖矣。滕元发对上言君子无党注滕元发此言，简而中理，胜《欧阳修朋党论》远矣。韩琦疏论青苗法，帝谕罢之。赵抃请俟安石出，安石抗章自辩，帝为防辞谢目。安石抗章，神宗防谢，成何政体？即安石果正人，犹尚不可，而况不正乎？尝谓神宗之信安石，有若病狂，此亦宋室治乱安危之所闗，有非人力之所能为者。至赵抃素称骨鲠，宁不知新法病民？何未闻出一言以救正？及神宗因韩琦奏谕罢青苖，机有可乘，抃仍请俟安石之出，是诚何心？迨后悔恨求去，所谓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议者以更戍法，兵将不相识，缓急不可恃，乃部分诸路将兵，总▯禁旅。既而分置将副目。宋祖亲歴行间，习见五季积▯，开国之初，即定为更戍法，使习勤苦，均劳佚，将不擅专，而兵无骄惰，立制最善。乃无端尽改旧章，分置诸将，糜廪禄而长恬嬉，毫无裨于实用。神宗专事更张，而不计可否，名曰整军政，而实日益废弛，甚可笑也。帝问政令得失，苏轼对以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鋭目。”求治太急，进人太鋭，深切神宗之病。至于听言太广之论，尚有未中肯綮处。盖神宗之失，不在听之广，而在广而不得要领。熙宁之政，惟以信任谝言，不能衷之舆论。正患听言之未尽其道耳。广谘博访，岂足为累乎？王安石与程颢语：「王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注安石、雱父子济恶，固君子之所弃。然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见其父于对客之时，此或出于恶，皆归之之口，未免已甚。且安石乃伪为名髙之人，亦岂肯容其子如是哉？四月朔日，当食，帝自三月即避殿，减膳，及是云隂不见。王安石进贺，言圣徳所感。目日食推测，可知然自属天变，敬谨修政可也。避殿减膳，乃至一月得母，沽名过甚。至以隂云不见为徳，所感而君臣相贺，益可鄙矣。河溢夏津，帝以调夫坏产，欲听所趋。王安石言：“昨修二股，费至少而田皆出，因置濬河司，用铁龙爪、濬川杷法，目并注。”神宗恤调夫之坏产而不顾河决之占地，狃于小而忽于大，可谓惠而不知为政。安石持议濬河，意非不善，乃以费少利倍为辞，絶不计及民生利病，则乖立言之体矣。至铁爪、木杷诸法，人皆知不可用，安石必主其説而力行之，葢好竒而愎，不恤人言。孟子所谓“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而已”。向陈世倌曽以混江龙之法入告，欲以疏云梯闗以下黄河之淤，知其不可，故不用也。帝言：“古者什一而税”，王安石谓“古非特什一”，又三司増吏禄，皆谓“禄厚则人知自重”。目什一而税，方册可徴，而谓古非特什一，是知聚敛之臣必恃覆邦之利，口遂巧説以乱经，而无所忌惮。至剥民财以増吏禄，欲使人知自重，可以省刑，尤为谬见。不思墨吏之所以病民者，以其贪得无厌也。即加之禄，其贪犹是。及其既犯，而绳之以法，庶防惩一儆百。乃豫竭万姓之膏以充百司之槖，何异畏猛虎之噬人，而先剜肉以啖之乎？辽女真部节度使乌古鼐卒纲金源肇起东方，与本朝满洲之地同一疆域。如完顔为金国族，至今▯我旗籍。而今之傅察氏，即金蒲察转音，此其明证也。间考史册所载，金语与今国语类多脗合，第音译传讹，遂至岐舛。而元人所着《金国语解》一篇，又多臆度失真。如勃极烈，即今贝勒，为管理众人之称，乃解为犹汉云冢宰，附防无当。至猛安，音近今明安，明安千也，与千夫长相协。谋克之为百夫长，义实难通。或即今语穆昆为族长之转，犹可比合。若以按出虎为金与国语爱新迥不相类，而《金国语解》复有金曰按春之文，则又与今耳坠语同，亦与金无涉。不知何以蹖谬若此？盖金朝所制女真大小字，未经流传中外，而又未经译以汉字，其后裔式微，遂无从考证。不及我朝国书审音辨字之精详，足为同文准的耳。夫各国各有其语，各有其字。我满洲与防古，一字一音，即尽其一字一音之义，从无一音而有两字以至数字。
译钦定《四库全书》《评鉴阐要》卷八 宋 神宗 邵雍在天津桥上散步，听到杜鹃的叫声，于是说：“天下将要得到治理时，地气自然由北向南；天下将要动乱时，地气自然由南向北。”[原文末“注”疑为标记，非正文]史书所记载的情况中，宰相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彼此都各有贤能和不肖，难道只有一个王安石吗？古人说任用贤才不应有所限制，关键只在于怎样使用他。至于说地气向南北迁移与天下治乱有关，更是不值得相信。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没听说太平至治的时代，南方就都坚冰严寒吧。大概地气要看人气的盛衰；当时洛阳人口繁衍、聚居兴盛，人气极盛，所以地气也随之发生变化。花木禽鸟，也会随着地方不同而不同。比如深山穷谷，气候往往较早寒冷；交通便利的大城，气候通常多温暖。这就可以作为证明。至于禽鸟比人先感知气候，不过像鸠、鹊鸣叫，可以预示第二天晴雨，怎么能够在几年以前就明确显示未来的事情呢？邵雍精通术数，或许是借杜鹃寄托寓言；然而术数虽然精妙，实际道理却是错误的。滕元发回答皇帝说：“君子没有朋党。”[原文末“注”疑为标记，非正文]滕元发这句话，简明而合乎道理，远胜于《欧阳修朋党论》。韩琦上疏论述青苗法，神宗下诏谕令停止。赵抃请求等王安石出任后再说，王安石抗章自我辩解，神宗竟替他辩护致谢。[原文末“目”疑为标记，非正文]王安石上抗章，神宗却替他辩护致谢，成什么政体？即使王安石果真是正人君子，尚且不应如此，何况他并不正直呢？我曾说，神宗信任王安石，简直像得了狂病；这也是宋室治乱安危中有些事情，并非人力所能造成或挽回的地方。至于赵抃一向以刚正鲠直著称，难道不知道新法损害百姓吗？为什么没有听说他说一句话来加以纠正？等到神宗因韩琦上奏而下令停止青苗法，时机已经可以利用，赵抃却仍请求等王安石出任后再说，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后来他后悔怨恨而请求离职，真是所谓喝了哭泣的水，后悔也来不及了！议论者认为更戍法使士兵与将领彼此不熟悉，遇到紧急情况不能依靠，于是把各路将领和士兵重新编制，使其全部隶属于禁军。不久又分别设置将领和副将。[原文“目”疑为标记，非正文]宋太祖亲自经历过军旅，熟悉五代长期积累的弊病，开国之初就制定了更戍法，使士兵习惯勤劳艰苦，平均分配劳苦和安逸，使将领不能擅自专权，同时使士兵不至于骄惰，这是最好的制度。如今却无缘无故把旧章全都改掉，分别设置各路将领，白白耗费俸禄，助长安逸嬉游，对实际用途毫无帮助。神宗专门致力于变更制度，却不考虑是否可行，名义上说是整顿军政，实际上却日益废弛，实在可笑。神宗询问政令的得失，苏轼回答说：“求治过于急切，听取言论过于广泛，进用人才过于轻率。”[原文末“目”疑为标记，非正文]求治过于急切，进用人才过于轻率，深刻切中了神宗的弊病。至于听取言论过于广泛的说法，还有不完全切中要害的地方。神宗的过失，不在于听取意见广泛，而在于听得广泛却没有把握要领。熙宁年间的政治，只是信任巧言，却不能综合民间舆论作出判断。真正的问题正在于听取意见没有完全遵循正确的方法。广泛征询、博采意见，哪里值得成为负担呢？王安石与程颢谈话说：“王雱披头散发、赤脚走出来，手里还拿着妇人的帽子。”[原文末“注”疑为标记，非正文]王安石、王雱父子共同助长恶行，本来就是君子所弃绝的。然而说王雱披头散发、赤脚在宾客面前拿着妇人的帽子去见父亲，这件事或许确实出于恶劣行为，但把一切都归咎于他的过错，未免太过分了。而且王安石本来就是一个假装名声很高的人，难道肯容忍自己的儿子这样做吗？四月初一应当发生日食，神宗从三月起就避开正殿、减少膳食；到了这一天，天色阴云密布，日食没有显现。王安石进宫祝贺，说这是圣德感应所致。[原文末“目”疑为标记，非正文]日食是可以推测的，但它本来就是天象变化，恭敬谨慎地修明政事也就可以了。避开正殿、减少膳食，竟然持续一个月，实在是过分沽名。至于把阴云遮住日食说成圣德所感，君臣还互相庆贺，更加可鄙。黄河在夏津泛滥，神宗认为征调民夫会毁坏百姓的产业，想听任他们各自逃避。王安石说：“昨天修治两条河股，耗费很少而田地全都显露出来了，因此设置疏浚河道司，采用铁龙爪、浚川耙的方法。”[原文末“目并注”疑为标记，非正文]神宗怜悯征调民夫会毁坏产业，却不顾河水决口会侵占田地，是拘泥于小处而忽略大处，可以说只是施小惠而不知道怎样治理政事。王安石主张疏浚河道，意图并非不好，但却以花费少、收益多为理由，完全不考虑民生的利弊，这就违背了立言的体例。至于铁龙爪、木耙等方法，人人都知道不能使用，王安石却一定坚持这种说法并强行推行，大概是喜欢奇巧而刚愎自用，不顾别人意见。正如孟子所说：“不过是小有才干，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罢了。”此前陈世倌曾把混江龙的方法上奏，想用它疏通云梯关以下黄河的淤积；因为知道这种方法不可行，所以没有采用。神宗说：“古代按十分之一征税。”王安石却说：“古代不只是按十分之一征税。”三司增加官吏俸禄时，也都说：“俸禄丰厚，人就知道自重。”[原文末“目”疑为标记，非正文]按十分之一征税，是典籍中可以查证的事实；王安石却说古代不只是按十分之一征税，可见那些只知聚敛的臣子必定倚仗搜刮国家的利益，张口就编造巧辩来扰乱经义，毫无顾忌。至于剥夺百姓财物来增加官吏俸禄，想使他们知道自重、可以减少刑罚，更是荒谬的见解。他没有想到，贪官污吏之所以危害百姓，正因为他们贪得无厌；即使给他们增加俸禄，他们的贪心仍然如此。等到他们已经犯法，再依法惩处，或许还可以防止并惩戒一人、警告众人。如今却预先耗尽百姓的财富来填满各官署的腰包，这和害怕猛虎咬人，反而先割下自己的肉喂虎，有什么不同呢？辽国女真部节度使乌古鼐去世。[原文末“纲”疑为标记，非正文]金源从东方兴起，与本朝满洲的地方处在同一疆域。像完颜氏是金国的族姓，到今天仍隶属于我朝旗籍。如今的傅察氏，就是金代蒲察的转音，这就是明证。偶尔考察史册所载，金语与今天的国语大多相互吻合，只是音译流传中发生讹误，才变得歧异错乱。元人所著《金国语解》一篇，又有很多主观推测而失实的地方。例如“勃极烈”，就是今天的“贝勒”，是管理众人的称谓，却解释成好比汉代的冢宰，附会得毫无根据。至于“猛安”，读音接近今天的“明安”；“明安”是千的意思，与千夫长相合。“谋克”解释为百夫长，意义实在难以说通。它或许就是今天满语“穆昆”由族长转来的称呼，还可以勉强相互比合。若说“按出虎”与满语“爱新”完全不相类，而《金国语解》又有金语称“按春”的文字，那么它又与今天表示耳坠的词相同，也与金代无关。不知道为什么会错谬到这种地步。大概金朝制定的女真大小字，没有流传到中外，也没有译写成汉字；后来其后裔衰微，于是无从考证。它不如我朝国书审定读音、辨析字义那样精详，足以作为统一文字的准则。各国各有自己的语言，也各有自己的文字。我们满洲和蒙古，一个字对应一个音，一个字音就完整表达一个字音的意义，从来没有一个音对应两个字、以至多个字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