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阐要卷六

译张延赏奸邪，本来就不应与他共事。然而李晟身为大将，不应当带走营妓；又因为个人怨恨酿成事端，那么招致祸患也不能说没有原因，而且还没有等到尚结赞从中离间。四十多个州发生大水，陆防请求赈济安抚。皇上说，恐怕会滋生奸诈欺骗。洪水波及四十多个州，淹死的人以三万多人计，赈济安抚唯恐来不及，尚且还担心有所遗漏；况且灶蛙、泽雁等灾情都可以按验查得，奸诈欺骗又从哪里产生呢？到了这种时候还想吝惜财物，百姓困苦将由谁来救济？何况德宗过去对朔方跟随叛逆的将士，尚且商议一并发给冬衣；而这次淮西遭灾的百姓，却偏偏吝惜不肯救济一点钱粮。前后做法互相矛盾，也太严重了。陆防上奏，请求均衡节制财赋，建议两税以布帛作为税额。租庸调变为两税，在唐朝沿用已久，形势上也很难突然改变。陆防想改征钱而又征收谷物和绢帛，只是拘泥于旧册和陈旧言论，不知道顺应当时形势的便利。况且有些情况下不得不把钱改为银，百姓生活的利弊，关键只在于主管地方的官员能否调节得当、善于驾驭罢了。银、钱、谷、绢，不过是改换名称而实质相同；如果任用的人不得当，都足以伤害百姓、扰乱政治。陆防前后所上奏议，多数都很合乎国家大体；这件事则不免迂腐，所以把两方面并存而分别说明，实际上并不妨碍承认他的贤能。阳城任道州刺史时，赋税没有征足，自己评定为下等考绩；观察使派判官督促他征税，阳城便把自己拘系入狱。征收赋税和安抚教养百姓，本来应当同时进行而互不相悖。假如遇到灾害，就应当替百姓请命，这是适宜的；如果正逢年成丰收，也不可能完全免除赋税而专门以此谋利于民。按照古代的治理体制，并没有这样的做法；史书所记载的情况，未免不够详尽。至于阳城自己评定考绩，又把自己拘禁在狱中，就不免有沽名取誉、故意激烈之嫌，也太过分了。甚至等到判官前来查办时，还带着妻子儿女逃走，这样的官箴又有什么可谈的呢？李景略宴请属官，行酒的人误把醋送上来，任迪简强行把醋喝下去，回去后吐血。替别人隐瞒过错，本来是长者的行为。如果把醋当酒端上来，强迫人喝下去，希望借此逃脱行酒者的罪责；而且喝醋也未必会达到吐血的程度。任迪简不过是借这件事收买、团结众人的心，矫饰情态、伪装自己，各军士于是都中了他的诡计。看看他后来推戴奉迎代帅的行为，他的肺腑已经暴露无遗了。宪宗 梁悦报仇杀人条。报仇的道义，在列国纷争、法纪不能建立、仇怨接连发生的时代，不得不激烈地主张这种说法。若是在太平时代，一个里巷中的平民悍然自行抗拒王法，难道可以作为规范吗？韩愈所议论的，把判决分成违背律令和合乎经义两端，这种流弊恰好足以成为奸民的借口。我从前曾经明确写出过这种看法，读史的人不可不知道。吐突承璀有罪，被调出京城任淮南监军。宪宗把监军作为罪人的贬职来表示惩罚，所谓惩罚还不足以抵偿罪过，却还自以为善于决断；由此可见，他平日受到宦官蛊惑的程度很深。李绛尚且称得上能够直言匡正，所回答的也好像出乎意料之外；与孔戣公开弹劾奸邪相比，反而逊色一筹。李绛说：“边境军队名不副实，皇上命令进行检查。”防绛罢免宰相后，事情便停止了。军籍和军装有名无实，宪宗平时漫不经心，根本没有加以检察，听到李绛的话才开始惊讶；等到李绛被罢免，事情便立即停止。边防检查竟然要看宰相的去留，怎么能这样治理政事？然而元和年间正有对外用兵之事，不应如此草率。怀疑记载此事的人不免有错乱的文辞。韦贯之说：“礼部侍郎的职位比宰相还重要。” 说礼部侍郎比宰相重要，是任意发议论而不合事理；他大概是认为，主持取士是为了储备人才。宪宗赞赏他的话，不久便任命他为宰相，可以说是根据言论选用人，却不知道任用贤能的轻重。召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到京师，不久又把他们任命为远州刺史。柳宗元结党依附王叔文，是自取杀戮和羞辱。韩愈作墓志铭，认为他不爱惜自己，措辞中还带有回护之意。刘禹锡既然因为失身获罪，回到朝廷后却还不知道悔改，放肆地发表讥刺愤懑的言论，他的罪过应当不止与柳宗元同等。可是他却屡次滥受集贤院金紫等赏赐，像裴度这样恪守正道的人还急切地为他荐举，又是为了什么呢？韩愈墓志铭中惋惜柳宗元没有得到有力的援救，应当就是针对这件事而言的。大概他们都受到文人同气相求的陋习影响，并非正道。盗贼杀害宰相武元衡，许孟容请求立即搜捕，于是诛杀了王承宗部下张晏等人。盗贼杀害宰相，事情非同寻常，搜捕怎么能刻意拖延？可是有关部门被贼人的诡计迷惑，竟然观望迟疑。假如不是许孟容恳切直率地进言，恐怕就想把这件事置之不问。等到下诏大规模搜捕，又以士人妄自告发为由，来了个李代桃僵。即使元膺用重金招募山棚中的罪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想掩饰以前的错误，不加以彻底追究，怎么足以整肃法纪、伸张国法？由此看来，宪宗平定淮蔡，大概只是侥幸，并不是真能恢复太宗的事业。柳公绰任京兆尹时，用杖责打杀死神策军小将。纵马冲撞开道，罪行是轻微的；即使普通百姓犯了这种事，给以杖责也已经足够。柳公绰主管京兆，虽然以整肃京城为职责，又怎么可以仅仅因为冲撞了仪仗开道，就突然杀死军中的将领？柳公绰这一举动，不只是把人命视同草芥，而且近于蔑视王法。等到皇上发怒诘问，他还不停地粉饰辩解；这只是知道冲撞仪仗者无礼，却不知道擅自专断的人更加无礼。有人还把柳公绰看作能以威势整饬风俗的人，真是不懂得治理政事的权衡。皇上寻求方士，因为柳泌能够合成长生药，便任命他为台州刺史。大乱刚刚平息，就急切地寻求仙术、服食丹药，大概是由于志得意满、欲望膨胀，终于因此一蹶不振；而穆宗又甘愿重蹈覆辙而不醒悟，这难道不是所谓遗留给后世的谋略不善吗？裴度受到皇甫镈党羽的排挤，被罢免而任河东节度使。晋武帝平定吴国，赞成此事的只有杜预；山涛却说：“吴国平定以后，才是让圣上操劳的时候。”他的话可以说抓住了关键。宪宗倚重任用裴度，使河南、河北得以攻破叛乱、廓清局势，可以说是有所作为的君主。不久皇甫镈等人同时进用，裴度也不能安居相位，中兴事业在这里功亏一篑，可见身处成功之中而能保持成功是很难的。穆宗 钱徽、杨汝士主持贡举，段文昌、李绅把自己交好的进士托付给他们，使其参加考试；郑覃、裴度的子弟却考中。段文昌因此说其中都通过请托关说取得，皇上下令复试，贬黜钱徽等人。牛党、李党相互怨恨，已经足以扰乱朝廷常规。至于把关说请托通到贡举中，这是让先中第的人引荐后进，使门户之间的争斗如瓜藤牵连、株蔓蔓延，更加无法追究清楚。若当时人称赞钱徽不把别人写来的私信上奏，这更是盲目之说。既然有私信，主持考试的人就已经属于接受别人请托关说，而且未必只有段文昌、李绅两人。钱徽即使再愚蠢，难道会自己说出来吗？史书不值得完全相信，竟到了这种程度。敬宗 韦处厚劝谏皇上不要宴饮游乐，说先帝在位时，陛下已经十五岁，如今皇子才一岁。

译韦处厚希望用危急的言辞使皇上警醒，却不知道自己的话荒谬失当。大臣深厚忠诚地爱护君主，如果事情确实关系到君主，就应当随时直言无隐，哪里应该根据储君年少年长来决定进谏的等差？假如他内心确实存有这种想法，那么心思和行迹就难以揣测，罪过不可饶恕。即使他是故意用诡辩来抒发激切之情，明白地贬斥先朝，近于不顾尊亲的避讳，又怎么能够掩盖自己的不敬？韦处厚在这两方面都无法为自己辩解。尹起莘只是责备他接受赏赐却不辞谢，没有从大体上立论，实在颠倒了轻重。而敬宗竟然被他的话感动，这不是昏庸暴戾又是什么？文宗 皇上不能坚定地执行已经与宰相商议确定的事情，不久又改变了主意。他虚心听取意见，却不能坚定执行；这不只是筑造房屋最终不能完成，也会使小人得以寻找机会。这是文宗的重大过失。路隋说：“宰相责任重大，不应兼管钱谷等琐碎事务。” 宰相总理百官，职权本来没有不统辖的。自汉、晋以来，丙吉高谈调和治理，谢安自命风流，于是不亲自处理司法官吏的事务，也不过问细小事情，名义上尊重宰相体统，实际上却败坏了官府常规。路隋这句话，所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至于杨国忠之流专权通贿，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当。以他们贪婪奸佞的本性，即使当日不兼管琐碎事务，难道就能尽到匡正辅弼的职责吗？柏耆驰入沧州，斩杀李同捷。各位将领争论此事，因此获罪被贬。不久因李祐去世，赐令其自尽。柏耆虽然免不了急于求功，但各道军队攻打了三年仍不能攻取，后来他一举诛灭贼寇，这项功劳本来足以抵偿他的过错。可是，仅仅因为李祐死了，就命令他自尽，这怎么能够激励那些效命之士呢？李宗闵和李德裕有嫌隙，杜悰劝说李宗闵任用李德裕为御史大夫。李德裕又惊又喜，流下眼泪，杜悰想用一个官职羁縻李德裕，这只不过是替李宗闵谋划防范之策，以平息旧日怨恨罢了。如果李德裕早晚都可以指望入朝拜相，难道还会把知举和御史大夫看得很重吗？大概李德裕认为杜悰是替李宗闵谋划此事的主谋，所以故意装出惊喜的样子，借机致谢，希望缓和他们倾陷自己的计谋。史家却说李德裕确实艳羡科举出身的清贵显要，这和痴人说梦有什么不同？然而，李德裕的机诈，实际上也很可鄙。李德裕、李宗闵各自都有朋党，互相排挤、援助。正人把邪人指为邪，邪人也把正人指为邪，这两句话似乎都说得通。然而，邪正本来不能不加以区分，而朋党实际上并不是朝廷所应当有的。像李德裕，相比牛僧孺大略算是较正直的了，但他的朋党恶习，何尝不是当时的祸害。薛元赏杖杀了神策军将领，于是穿着白色丧服去见中尉仇士良。薛元赏擒拿并杖杀军将，很有威势，也算是末流人物中的铮铮之士。仇士良虽然强横，但薛元赏据理直斥他，他本来也无可奈何。可是，薛元赏穿着囚服前去拜见，又是为什么呢？柳公权因为穿着洗濯过的衣服这件小事而著名，皇上便任命他为谏议大夫。柳公权以敢于进言而闻名，唐文宗也赞赏他的风采。然而当时宦官寺人玩弄权力，朝臣结党，却没有听说他有所纠弹，那么他也不过是杜钦、谷永一类的人罢了。区区不肯谄媚，只以洗衣服为小节，假托文字来进谏，也就是所谓的小节而已。武宗 李中敏判定仇士良的做法不合适，唐武宗便因为李德裕是杨嗣复的党羽，把他调出京城任刺史。宦官干预政事的弊病，到明代末年达到极点，其实在这里已经开始萌芽。李中敏的一纸判词，不用多说便切中要害。宦官因此怀恨，有志之士本来应当竭力为他主持公道。李德裕却只是出于门户之见，动辄加以贬谪，不顾是非，不遵循法度，只把报复私人嫌怨当作要务，实在可鄙。皇上想诛杀杨嗣复、李珏、杜悰，奔马赶去见李德裕，说天子刚刚即位，不应当轻率杀人。彰明刑罚、整饬法令，关键只在于判断他们的罪行是否应当惩处。罪行不应当惩处，即使罪小，难道也可以轻率滥杀吗？罪行确实应当惩处，即使罪大，又怎么能姑息容忍呢？杨嗣复和李珏如果果真密谋废立，确实是法律所不能宽宥的。只是这话出自仇士良之口，其中的诬陷构造之情，还近于暧昧不明罢了。至于杜悰年少，刚刚立足，不宜轻率杀戮之类的话，所谓似是而非，果真如此，那么等他年长、地位稳固以后，就可以不再思考审明慎重了吗？《闻见录》记载宋代范仲淹任光化知军时，遇到贼寇而弃城的事，说想委曲宽免他的死罪，流传下来的说法尤其悖理。我先前已经严厉斥责过这种说法，而其中“手滑”二字，实际上正是从这件事来的；事情虽不同，道理却一样，所以一并记载在这里。李德裕起草赐给黠戛斯的诏书，说可汗与我们同族。君主居于中央统驭外部，尊卑的分别本来就秩序井然。至于以柔和的方式安抚远方，关键只在以德怀柔；逞威挟制，只想凭文字争强斗胜，也未免太浅陋了。何况远远追溯苗裔，附会支离，更失去了诏命的体制。即使按照所说的北平太守，又有什么值得尊贵的？李德裕很擅长文辞，而且自夸能够使异域奉行约定、遵守礼法，却写出这样荒谬怪诞的话，难道不是千古笑柄吗？宣宗 君臣致力于反对会昌时期的政策。大中时期致力于反对会昌时期的政策，评论历史的人只看到当时宰相前后相互倾轧，以及宋室绍述旧政、反复更改，认为和这件事相似。却不知道宣宗尚未继位时，长期受到武宗礼遇不足，而李德裕专擅权力的时间又很久，还挟有震慑君主的势力。看太尉所说“回头看我，毛发都洒淅发冷”这几句话，同霍光陪乘时的情形有什么不同？那么李德裕后来招致祸患，本来就是自己造成的，哪里需要等到同列官员巧妙地排斥他呢？而宣宗猜忌、寡恩的过失，也不只是矫枉过正而已。李德裕因为私怨杀了吴湘，吴湘的哥哥上诉说他蒙受冤枉，李德裕便再次被贬为潮州司马。丁柔立一向被李德裕排斥，到这时上诉为吴湘申冤，也获罪被贬。在李绅审理此案时，他上奏说吴湘的罪状中不能说没有迎合执政者的意思。等到御史复奏说明吴湘的冤屈，李德裕本应秉持平允之心，为他昭雪，却竟凭个人意志擅自杀人，还牵连治狱推勘的人，为徇护门户而专擅威福，再次被贬实在是罪有应得。丁柔立一向被他斥退，这时却替吴湘申诉昭雪，虽然因此获得了名声，但难道能欺骗有卓识的人吗？裴休请求早日册立太子，皇上说：“如果册立太子，那么朕就成了闲人。”

译宣宗这句话，实在可鄙又可笑。把天下交给别人容易，为天下找到合适的人却很难；之所以迟迟不敢冒昧行事，正是尧、舜的志向。像宣宗这样的人，简直把帝位当作奇货，还把自己的儿子看成别人，又怎么能有为天下找到合适人选的志向呢？考察那些以忠臣自居的人，无不把早日册立太子、选择贤能的师傅、教育太子当作急务。这没有别的原因：一半是因为懵懂无知，只会盲目抄袭别人的话，不懂世务；一半是因为奸邪之人想图谋日后的富贵罢了。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慧者和下等的愚人是不可改变的。”如果只要选择贤人来教育，就能得到贤人，那么尧、舜早就把这种办法施行于丹朱、商均身上了。况且世道越变越坏，名分地位一旦确定，那些不肖之人固然不必说，即使有英贤的资质，奉承他的人会献上逢迎，嫉妒他的人会急忙排挤陷害他；古今的事迹，清楚可考。这样看来，哪里比得上让他们在同列兄弟之间，一律选择贤能者来教育更好呢？因此，不急急忙忙册立太子，实际上正是为了保全太子。假如说一旦发生意外，就会引起纷争，那么只要处置得当，即使不册立也能像泰山一样安稳；如果处置不当，即使已经册立，也会有肘腋之患。因此特意把这些情况全部列举出来加以评论，以破除流传千年的疑惑。诏令规定，军将失去军纪，也一并归罪于监军。监军这一制度本来就不应当设置，直接撤除它就是了。现在不惩治监军掣肘军将的弊病，反而制定军将失去军纪便与监军同罪的条款，这是想要削去监军的权力，反而增加了他的权力，不是抱薪救火又是什么？郑光的庄吏横行不法，韦澳请求依法处置，皇上下令狠狠杖打，却宽免了他的死罪。豪强贵族肆意作恶，是地方政务最大的蛀虫；危害百姓，何况还在京城附近，怎么能容许他们横行？如果富豪大族抗拒缴租而不追究，势必只向贫困户征收足额赋税，这种弊病更是无穷无尽。韦澳执掌刑法，要求依法处置庄吏，按照法律本来确实无可逃避。宣宗不但不治郑光包庇蛀虫的罪，反而替奸吏委婉求情。史书称大中朝用法无私，真的是这样吗？皇上曾想任命韦澳判户部事，韦澳推辞。他的外甥柳玭责怪他。韦澳说：“主上私下想任用我，别人一定会说我是通过别的门路得到这个职位的。” 韦澳这几句话，固然足以针砭那些贪恋名位的人。然而作为臣子，受到感激而主动效力，希望时政能够一天天得到治理，这才是不辜负皇帝特别知遇的方法。如今却沾沾自喜，担心别人怀疑自己是通过其他门路求取进身，替这种说法辩护，只不过是在外甥面前炫耀自己的名声高洁罢了。他所说的当面密谈时政，又有谁看见了，谁又会传扬出去呢？懿宗 王式让懦弱的士卒充任侦察骑兵，却少给他们兵器。王式处在两浙长期懈怠、疲弊之后，整顿军队，举措都切中要害，可以说没有辜负使命。他所论说的分散发放军粮、不设置烽燧两件事，也能揭示兵法谋略所没有涉及的地方。至于让懦弱的士卒充任侦察骑兵，则不可作为准则。侦察虽然不专门在于战斗，却要深入敌境，查明情况后返回，这难道是懦弱的人所能办到的吗？况且懦弱的人如果还没有看清敌情，就擅自夸大事情来报告，难道不会动摇军心，反而导致事情失败吗？所以这即使偶然在一时取得效果，也不能作为军队行动的固定法则。彗星出现在娄宿，司天监上奏说是含誉星。幸灾乐祸的人称它为彗星，进献谄媚之辞的人称它为含誉星。由此看来，它究竟是祥瑞还是灾祸，本来就没有固定说法。然而世道是否太平，取决于政治的得失。祥瑞本来不值得夸耀，即使是灾祸，也应当在尚未显现时就谨慎防备。等到它已经显现，岂不是晚了吗？康承训抵御蛮寇，因为天平军小校焚烧敌营而得以解围退去。诏令给康承训加官，却不让那名小校升一级。康承训事先没有料敌的智慧，临事又没有应变的才能。幸亏天平军小校奋力争战，出奇制胜；康承训却冒领功劳、掠夺美名，自己的亲信都滥受爵赏，而最先立功的人反而没有晋升一级。这凭什么让士兵奋勇效命呢？然而当时懿宗究竟在做什么呢？安葬同昌公主时，有数百名舞者，用各种珍宝作首饰；舞蹈结束后，珠玉珍玩铺满了地面。溺爱公主并用丰厚的陪葬品殉葬，其中的荒谬自不必说。然而像“车辆一百二十乘，绵延三十多里”之类的说法，仍然暴露了铺张浪费的事实。至于所谓“舞罢珠玑覆地”，按道理绝不可能。数百人的首饰，怎么会有那么多珍宝？即使确实有那么多，又怎么可能铺满三十里的远地？大概这只是史官形容纣王的罪恶，故意把话说得过分罢了。僖宗 成都的突将发动叛乱，高骈招抚劝谕他们回营，暗中登记姓名，然后突然逮捕并杀掉了他们。高骈刚到西川时，各项事情处理得颇合机谋策略，只是轻信妖术，焚烧纸张、散布豆子，于是毁掉了军士的信心。又停止发放俸禄、裁减官员，再辅以严酷手段，逐渐导致突将喧闹作乱。后来张榜谢罪已经违背处理大局的原则，诛杀又滥及许多人，难道是良将所应做的吗？刘巨容击败黄巢，却不肯乘胜追击；曹全晸因接到除授而撤军，也放还了贼军，黄巢的声势于是又振作起来。刘巨容受朝廷托付镇守一方，贼军刚刚败逃，正有可以乘胜追击的机会，本应竭尽精锐穷追到底，以平定潜伏的祸乱。他却怨恨诽谤国家，辜负皇帝，还想留下贼军来谋取富贵。曹全晸既已统率军队，水军渡过长江，却听到除授的诏书便仓促返回，导致贼寇的气焰又在江东煽动起来。这两人的罪行，固然杀多少次也不足以偿还。然而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难道不是僖宗不能振作整顿纲纪，国政一天天败坏，却还专门沉溺于游乐嬉戏吗？他获罪于祖宗，比这两个人更为严重。郑从谠镇守河东，属官和参佐都是名士，当时人称那里为“小朝廷”。名士的虚名，彼此竞相推重，未必全都对实际事务有帮助。聚集的人才虽多，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何况幕府得到的人才极盛，也不过像绿水中的荷花一样而已。当时人竟称它为“小朝廷”。唐朝末年人心虚妄，不懂得明确区分尊卑，这件事正可以看出来。王重荣任河中留后时，请求向黄巢投降。后来却杀了黄巢的使者，击破了他的军队。王重荣拥有河中这一军事重镇，战守都有可以凭借的条件，何至于望见贼军的尘影便投降？真可说是乱臣贼子。等到他困于征调，才驱逐并杀死贼使，击败贼兵，却借口说是屈节以解除祸患，这正是所谓想掩盖反而更加显明，他究竟想欺骗谁呢？王铎上表请求回朝，诏令改任他为义昌节度使；他经过魏州时，被乐从训围攻并杀死。王铎起初自行请求出兵，不过是姑且借此避免被讥讽为尸位素餐，并不是真的有取胜的长远谋略。因此他坐镇多年，白白耗费军粮，没有取得丝毫功劳，后来却厚着脸皮上表请求回朝；他不但庸碌无能，而且进退出入都很随意。何况正值战事紧急之时，他带着姬妾、侍从，奢侈使用车服器物，以致被奸人窥伺，全家遭受灾祸，这也可说是自找的忧患。史官作赞语却称他有安定社稷的才能，扶助支撑王室，几乎使国家中兴；不知道王铎有什么功业，竟受到这样的称许，真能算是信实的史书吗？昭宗 诏令削夺李克用的官爵，除去他的属籍，并命令各道军队讨伐他。

译李克用固然不是始终忠于唐室的人，但他既然有兴复唐室的功劳，怎么能首先议论削除他的官爵？何况当时朝廷的命令本来就不能真正发动讨伐，只是想借助三镇的力量，满足它们兼并的私图罢了。然而假如李克用果真被消灭，三镇的势力就会更强，仍然会成为国家的祸患。何况李克用也不是容易立即消灭的，朝廷这样做反而给了他借口，最后一场争斗不能取胜，转而不得不降低身分出面调停，使各藩镇都仿效这种胁迫朝廷的做法。这简直是甘心饮下鸩毒、自取灭亡，连范祖禹所说庸医误治疾病的比喻，也不足以完全形容它。王师范任平卢节度使时，每当本县县令到任，总是亲自到庭院中拜见他。节度使不敢横行，按道理本来如此。然而当时叛逆藩镇跋扈，视朝廷命令如同弃置的弁冕和木杖，哪里还会顾及乡里？何况王师范并没有竭尽心力效忠朝廷的事迹可记，却想靠这种过分恭谨来沽名、掩饰欺诈，他想欺骗谁呢？朝廷任命李谿为宰相，刘崇鲁受崔昭纬指使，掠麻痛哭，李谿最终被罢免。刘崇鲁甘愿做崔昭纬的爪牙，结党营私、互相攻讦，却错误地博取了正直的名声。与李谿的奸邪趋附权势相比，他更加奸巧。双方互相吠叫争闹，扰乱破坏朝廷常规。唐室的纲纪已经扫地无余了，这样下去想不灭亡，可能吗？皇上因为崔昭纬等人暗中与藩镇交往，想求得刚直鲠正之士，于是突然任用孔纬、张濬。朝廷因为崔昭纬暗中勾结藩镇，于是改用孔纬、张濬；然而孔纬、张濬也就是结交藩镇的人。大概唐朝的国运已经衰败很久，群臣中具有谋划国家之心的人，百人中没有一两个；而这一两个又没有实际办事的才能，像杜让能这样的人也将近消亡殆尽。朝廷所任用的大多是奸邪之人，国运到了这个地步，还能够谋求保存吗？因为朱全忠的父亲名叫朱诚，为避其家讳，便把义成军改名为宣义。改军号来避逆臣父亲的名讳，可说是冠履倒置。像这样庸懦，怎么能不被天下人轻视？唐室日渐衰微，到这时大概也没有什么值得再说的了。韦贻范被起复再次任相，命令韩偓起草诏制；韩偓不肯。第二天排定朝班时，已经没有白麻诏书可以宣读。如果宰相的任命不当，立即上疏加以论列，也是臣下职责所应当做的。然而，如果只是喋喋不休地争论是否起草诏书，那么茂贞所说“书生讲究礼数，和造反有什么不同”这两句话，虽然措辞俚俗，却确实已经深刻揭露了这种矫情卖直的做法。唐代停止起草诏制、撕毁麻制的做法，长期沿袭，实在是败坏政务的最大弊病。这虽是由下层引起的，多有奸伪之臣；实际上也因上层造成，没有贤明的君主。不过当时的朝政，确实没有一件不值得责备的。王师范发兵讨伐朱全忠，不久被朱全忠打败，于是请求投降。唐王室危急将亡，各藩镇都坐视不救，只有王师范慷慨誓师，勉强还算振奋人心。可惜诸将才能都平庸怯懦，事情最终没有成功。到了青州被围时，他不能始终保全节操，动辄开门向贼军投降，前后简直判若两人，实在辜负了最初的志愿。司马光评论说：“袁绍、崔昌遐一起诛杀宦官，以发泄一时的愤怒，而国家也随之灭亡。” 司马光、苏轼都认为汉、唐灭亡前后走的是同一条路，也只是就大举诛杀宦官这一点而言罢了。然而，袁绍和崔昌遐的内心和行迹，却不能相提并论。袁绍刚愎自用、争强好胜，但他的才能还足以有所作为。他召朱卓前来，也未尝不是想先借用他的力量，然后再除掉他。等到在洛阳击鼓发兵，朱卓势力坐大而无法控制，这并不是他预料到的；他只图快意于一时的愤怒，却不考虑日后的祸患，真是所谓因憎恶污垢而焚烧衣服，因愤怒而贸然割除毒瘤。朱温的叛逆行迹早已显露，即使不招他来，也已经有危急的形势。崔昌遐又进一步促成此事；他本来就与叛逆的朱温同党，明知朱温是贼，却曲意顺从，只想借助他的声势，夺取北寺的重权，于是把朝廷覆亡置之不问。这不只是招引盗寇的罪过，实在还有卖国之心，是《春秋》大义所必然诛讨的人，怎么能同袁本初的鲁莽失算相提并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昭宣帝 昭宣帝把帝位禅让给梁，派宰相张文蔚、杨涉捧着册书和玉玺前往大梁。杨涉起初听说要任宰相，还对着儿子叹息自己不幸，担心连累子孙。到了这时，他却产生了贪恋富贵的心思，不顾骂名，和张文蔚等人捧着册书、玉玺，委身于贼廷。天良几乎完全泯灭了，不但严重辜负了最初的志愿，也有愧于自己的儿子。《评鉴阐要》卷六 《史部·史评类·评鉴阐要》

译钦定四库全书 《评鉴阐要》卷七 五代 梁刘守文发兵讨伐刘守光，刘守光战败。刘守文在阵前对众人说：“不要杀我的弟弟。”刘守光的将领元行钦径直上前将他擒住。哥哥讨伐在幽州的父亲的弟弟，即使把他杀掉，也不算过分。可是刘守文却当众哭泣说：“不要杀他！”这和宋襄公不肯擒获头发斑白的敌人一样，都是同一种迂腐无能，最终因此自取败亡，只能说是既可笑又可鄙。蜀国徐贤妃暗示张格等人请求立宗衍为太子，蜀主担心他年幼懦弱，不得已答应了。张格想要结交徐妃来巩固自己，便假称有密令，胁迫众人签名，这还可以说得过去。唯独王建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子年幼懦弱、不能任事，又有什么不得已，竟委曲求全地顺从众人的请求呢？这究竟算什么呢？大概王建占据蜀地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上天想让他迅速灭亡，所以借童稚之人的手，使他自己走向覆亡。晋王将要杀刘守光时，因为李小喜瞪眼斥责，刘守光恼怒他无礼，先把李小喜杀了。刘守光违背人伦、伤害教化，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然而李小喜曾经受过他的恩惠，既欺骗旧主而私自投降，甚至还瞪眼斥骂，良心已经完全泯灭了。李存勖先把他处死，实在是大快人心之举。梁主召李愚任左拾遗。当时衡王友谅地位尊贵，见到他的人都下拜，只有李愚作长揖而不跪。有道义就出来做官，无道义就退隐，这是士君子出仕或退处的正道。李愚既然自负有学问和品行，怎么适合臣事朱梁呢？既然被爵禄束缚，接受官职而不拒绝，却只凭向藩王作长揖来显示自己的抗直，这是昧于大节而夸耀小节，正所谓想掩盖反而更加明显。吴国朱瑾杀了徐知训，把他的首级拿给吴王看，吴王害怕，逃入内室，说：“我不敢知道这件事。” 徐知训对君主无礼，凡是有良知的人都应当像鹰鹯捕逐鸟雀一样除掉他。朱瑾虽是因为个人嫌怨擅自杀人，但实际上替吴国除去了祸害。吴王隆演既然已经占有吴国，就应当为此事主持公道，使那些跋扈之人知道警戒。可是他懦弱而没有见识，推说自己不敢参与其事，致使徐温的觊觎之心日益加深，逐渐酿成篡夺的祸患。他虽然在自己活着时凭柔弱和善来保全自己，但吴国事业的衰败，却是由他酿成的。这实际上是徐温的罪过，是臣下败坏君主、儿子败坏父亲。梁国刘鄩讨伐朱友谦，因为与他有婚姻关系，没有立即进兵。梁主听信谗言，秘密命令张宗奭用毒酒将刘鄩毒死。因为私人婚姻关系而传令迁延，贻误军机，正应当公开审明罪行、显著处死。为什么还要秘密下令让人用毒酒杀死他呢？从前子舆氏引用庾公之斯的故事，虽然是为了取得朋友，却旁征曲证，已经不是正道。后世不懂得谋划国事的人，动辄沿袭这种做法，认为公私关系都可以兼顾，这岂止是错失千里之远！晋得到传国宝。秦代的玉玺早已历经焚烧灰烬，不值得再讨论。我从前已经详细论述过这件事。至于宋白的说法，玉玺应当有两方；按照李心传的说法，玉玺更应当有三方。它们的真伪又从哪里辨别呢？晋得到玉玺，李存勖便据此把它当作受命的符验；梁失去玉玺，欧阳修却特意记作“盗窃传国宝”。李存勖性情躁妄，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欧阳修还算是有见识的人，却也这样斤斤计较，这是为什么呢？晋王李存勖想要称帝，张承业请求先消灭朱氏，再寻找唐室后裔拥立他。李唐宦官的罪恶，是历来所没有的。只有张承业一心忠于唐室，始终不改变，确实是坚定而杰出的人。他起初辅佐晋王创业，是想替昭宗报仇。等到李存勖称帝，他却为自己的志愿无法实现而忧郁至死，这也实在值得怜悯。他却没有想到，晋王父子虽然以忠孝自期，但在还是藩镇时，已经不能免于跋扈。即使李存勖同朱温力战，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自身利益。等到大业将要成功，他哪里肯再居于别人之下，又怎么能指望他去请求拥立唐室后人、重新延续李氏宗统呢？张承业大概只是忠心效命很深，却不善于判断事情，这正是所谓宦官的见识。唐主命令随从官员拜谒梁太祖的墓。庄宗借着始终以唐为国号的名义，能够消灭朱梁，刚刚还想戮尸泄愤，随即又命人拜墓，颠倒错乱，毫无依据。即使有人使他的魂魄受到迷惑，又有什么值得再看他的后事呢？唐国郭崇韬嫉妒李嗣源，秘密劝唐主解除李嗣源的兵权。郭崇韬当时深受庄宗倚重，所陈谋略和防备，多被采纳听从。假使他果真担心李嗣源最终成为国家祸患，那么防微杜渐，就应当有恳切直率的论说；如今却只是出于私下的嫉妒而进言，支支吾吾，难道是忠正亲信之臣所应当做的吗？唐魏王李继岌杀郭崇韬。郭崇韬之死，不是奉魏王的命令，李继岌实在不能推卸罪过。至于史书不写他的官爵，刘友益说是因为厌恶他请求立刘皇后，尹起莘说是因为他轻慢冒犯近侍，这两种说法都没有说到正理。郭崇韬请求立刘后，固然很可鄙，但不应在这个时候责难他。至于他不礼敬宦官，更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只是李继岌担任都统，本来是郭崇韬请求的；随军西行的人又由郭崇韬辅助，军事事务全都交给他，却把国家储备和统帅视若无物，使宵小之徒有机会乘隙构陷他的短处，那么他招致祸患确实有原因。而且他在蜀地时，将领官吏奔走于他的门下，珍宝贿赂全都装满他的袋囊，擅权贪财，积累了许多罪过。对于宗弼不合身份的请托，他开始接受贿赂，假意答应，后来又灭掉宗弼全族来为自己辩白。这是郭崇韬最大的罪过。虽然他不是以正当罪名被杀，但死去并不冤枉，因此史书在书法上交相贬斥他，实在是应当的。唐朝任命郭从谦为景州刺史，他到任后，派遣使者将郭从谦灭族诛杀。《春秋》因为赵盾没有讨伐弑君的贼臣，就直书其事。李嗣源对于郭从谦，又更加严重。当他进入洛阳时，军威非常强盛，诛杀一个郭从谦有什么困难？为什么一定要拖延十个月之久，才诱骗他来将其灭族呢？大概他起初本来没有杀郭从谦的心意，后来仔细审度自己的处境，知道为清议所不容，姑且借此堵塞非议罢了。不然，为什么不直接斥责郭从谦弑逆的罪行，反而先授予他荣宠官秩呢？胡寅却怀疑这是因为畏惧郭从谦的部众而难以图谋，惋惜李嗣源没有及时杀他以博取好评。这不仅是不懂得事机，也实在不合南董直书史事的意义。楚国许德勋对吴国使者说：“楚国旧臣和宿将还在，希望你们不要放在心上。一定要等到众多小马争夺马槽时，才可以谋取楚国。” 许德勋身为楚臣，本应严正地说话以打消吴国的谋划，却说隐晦的话，把楚国实情泄露给敌人，不说他卖国可以吗？《左传》常常采录列国使臣的言辞，这件事更不是说错话的过失，而是足以追究到底的罪责。契丹请求唐朝交还他们的将领萴刺和惕隐。唐朝诸臣认为萴刺是骁勇的将领，不可放走。唐主想稍微满足他们的请求，于是派萴骨舍利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