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阐要卷四

译前面说魏主喜好佛教、黄老之学，有遗弃尘世之心，因而把帝位传给别人做上皇；这里又说他勤于治理政事，尤其重视刑狱。前后矛盾到这种地步，怎么能算信史？魏主元宏侍奉冯太后，能够顺承她的脸色和心意（注）。史书叙述魏主元宏侍奉冯太后时，对冯太后多有美化的言辞。却不知道冯太后对于北魏，不论她的行为多么丑恶，实际上都是弑君的贼人。元宏本来应当同她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反而顺从她的心意来求得欢心。史书还把这说成极其孝顺，实在是讥刺错误到了极点。齐主向刘瓛询问治理政事的方法，刘瓛回答说应当以宋氏前车之失为戒，于是齐主命令群臣各自陈说政事的得失（目）。晋、宋和齐，都是篡夺接连发生，前后如出一辙，这就是所谓天道喜欢回报。宋的灭亡固然是违背常理的报应，齐的取得天下难道就合乎道义吗？这不过是一时粉饰虚伪、沽名求誉的言论，都足以令人失笑。齐主性情清廉节俭，曾经说：“假如让我治理天下十年，我一定使黄金和泥土同样值钱。”（注） 篡位弑君的贼人，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的。即使能够恭敬节俭，也只是小善，不能掩盖大罪；他竟然还放肆地说这种夸大荒诞的话，更加足以鄙薄。齐下诏规定郡县官员迁调替换，以任职三年期满为限（纲）。治理百姓的官员，如果确实人与当地相习惯，可以增加俸秩、赏赐金钱，从来没有不收到长期任用效果的。如果他贪婪欺诈、怯懦无能，正应当更换他来救助百姓。却一概以三年期满为限，这不是胶柱鼓瑟又是什么？齐太子到东田观看收获，范云说：“应当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注） 范云在观看收获时所说的话，本来就是平常的言语罢了。至于他因为同萧衍有西邸旧交，最终竟参与谋划篡逆，晚年名节有亏，那么他平日所表现出的刚直，只不过是欺骗世人、盗取名声罢了。魏国发生旱灾和饥荒，韩麒麟请求增加谷租；年成丰收时多加储积，年成歉收时拿出来赈济。又命令拿出御府收藏的衣服、珍宝、弓、箭、刀、铃，分发赏赐（注）。官府有长期积存的粮食，百姓就不会遭遇荒年。这本来是祖冲之、耿寿昌实行常平法的用意。然而常平法也不过只能在千万人的灾荒中救济十人、百人罢了。曾经竭力推行它，最终也没有实际效果。这好比减少一个人一天的粮食，只给他一半，却说“替你把另一半储存起来，等你将来没有粮食吃时再给你”，结果还没有得到将来的感激，却先造成眼前的怨恨。既然如此，常平法终究不能实行吗？回答说：“为什么不能？如果利益不够十倍，就不要改变制度；如果废除它，怨恨的人反而会更多。不如仍旧沿用旧制，只是不让弊害发展到极端，这就可以了。”御用的衣服和珍贵器物，或许还能救济受冻挨饿的人；弓、箭、刀、铃，民间有什么用途？而且它们也不是救济饥荒的物品。当时只是借好听的话来收买人心罢了。魏高祐说：“宋均使猛虎渡过黄河，卓茂使蝗虫不进入境内。”（目） 古代平息盗贼的人，如龚遂治理渤海、虞诩治理朝歌，都有实际政绩可以记载。至于猛虎渡河、蝗虫避境，即使不是夸张荒诞，又有什么值得称道举荐的呢？齐杜元懿说：“吴兴没有秋收，会稽丰收，牛埭的税额每天都可以增加一倍（目）。” 发生饥荒的地方不赶紧赈济，百姓丰收的地区却筹划增加赋税，这真是幸灾乐祸、趁机牟利。南朝的政令这样，怎么能不屡屡灭亡？齐纪僧真请求做士大夫（目）。纪僧真请求做士大夫，齐主命令他去拜访江斆、谢瀹。江斆回头看着左右，命令把座床移到远离客人的地方。当时君臣之间的政令竟是这样，实在令人失笑。魏主拜谒永固陵时，因哀伤而消瘦憔悴得特别厉害。穆亮说：“风灾和旱灾造成灾害，这是哀痛过度的过错。”（目并注） 孝文帝忘记父亲的仇恨而竭尽孝心侍奉祖母，而且这位祖母还不是他的亲生祖母，所以他的行为未必没有沽名求誉的意思。至于穆亮所说的话，也属于矫枉过正。这同后汉建初年间议论政事的人把大旱说成是因为没有封外戚，完全是同一种支离牵强、没有根据的说法。齐豫章王萧嶷的府第库中没有现钱的记载。前文说斋库失火，估计损失三千多万；接着又说王府库中没有现钱，矛盾已经非常严重，怎么能说是信史呢？魏主重视齐国使者李元凯，说：江南多有好臣子，一年换一个君主；江北没有好臣子，百年才换一个君主。魏主感到惭愧。魏主特别喜欢名声，又羡慕南朝浮华虚伪的风气，李元凯应当用正直的话来讽刺他；他的惭愧实在是自取其辱罢了。齐太子萧长懋一向厌恶西昌侯萧鸾，等到萧鸾掌权后，太子的子孙没有一个留下。萧鸾曾经扶持萧子业，使自己得以登上君位，不能说他是挟私仇报复。后来他诛杀铲除宗室支族，是因为谋划废立，借机取得最高权位罢了。史家的见识实在短浅。齐萧鸾杀死齐主时，谢瀹正和客人下棋，直到棋局结束才回去躺下。江斆入朝，借口药性发作而离去。谢瀹、江斆一向享有盛名，事情发生后却仓皇应变：一个对着客人下棋，一个托言药性发作。身为大臣，却把国事置之度外。南朝士大夫的这种习气，害人实在太深了；有的人竟还把这种行为当作高明，真是乱臣贼子一类，是《春秋》所必然诛讨的。齐国崔庆远对魏主说：“齐主应当即位。” 魏主兴兵问罪，出兵有正当名义；到了城下责问时，言辞严厉，道理正当。崔庆远虽然想替他的君主掩饰，哪里能驳倒道理，反而足以显出他是在找借口逃避。魏主大笑，行赐复，这是什么意思呢？魏改姓元氏。魏孝文帝废弃北方语言而改姓元，这是丧失祖宗传统。不只是失德，实在也不是吉祥的征兆。他的本意一定是认为这样可以效法二帝三王的治理。可是二帝三王的治理，难道在于语言、姓氏和衣服吗？魏主重视门第族望。孝文帝改变祖宗的法制，却沿袭南朝崇尚名门望族的覆辙，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合乎道德的呢？齐主亲自处理琐碎事务，钟嵘说：“天子只应当恭敬自守，面向南方而坐。” 齐主所亲自处理的是琐碎事务，而不是政务；钟嵘的议论，不能说没有见地。魏改变衣冠。夏代的冠称为收，殷代的冠称为冔，本来就不是相互沿袭的。元魏改变衣冠，传了不到两代便失传了。辽、金、元也都是如此。我过去作《礼器图序》时曾详细论述过此事，看到这里可以作为鲜明的鉴戒。魏元禧派遣奴仆到于烈那里求取羽林、虎贲， 于烈严厉地拒绝了他。于烈拒绝元禧，可以说是刚正不屈、以刚强正直自守的人。等到他参与大事以后，后来受到宠幸的外戚纵横行事，他却不能加以挽救和遏制；他的开头和结局相差如同天壤。大概是在没有利益可图时，便舍身追求名声；名声已经上达之后，就独立行事而抛弃利益。难以走出这条道路的人很多。齐国张稷等人杀死萧宝卷，命令百官署名写笺迎接萧衍。王志取树叶揉碎后吞服，假装昏闷，不肯署名。王志既然不肯署名，就应当为此殉难；即使不殉难，也应当弃官远走。揉碎树叶假装昏闷，恰好显出他贪生怕死、投机取巧罢了。这同晏婴参与崔氏之盟，是同一个窠臼，并不是真正的刚正。梁主杀死巴陵王萧显，见逖不吃东西而死。萧齐禅让时，能够以死守节的只有见逖一人。当时的世道和人心，由此就可以知道了。梁设置谤木和肺石函。

译设置木函、肺石，虽然仍然有广开言路、使下情上达的意思，然而只是徒然追求名声而丧失实际；不用说会给告密者提供售奸的机会，而且梁武帝本人就是篡逆之人，恶行种种，其罪过多得无法计数。以这样的制度来开通言路，进言的人难道还会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梁代吉翂请求代替父亲去死。吉翂坚决拒绝借举孝廉来取得名声，这一点是对的。然而如果他的父亲确实是被诬陷入狱，本来就应由公家替他昭雪，难道是当时没有把这件事审理清楚，才使吉翂请求代父受死吗？不过，他喋喋不休地到宫阙请求，也终究不是正道。从前因缇萦的事情，我曾经以虞舜杀死鲧为断语；没有听说大禹请求代替父亲受死。掌管刑法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一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梁代出现大丰年。年成即使很大，粮价又怎么能低到这种程度呢？一斗米三十钱，也许确实有过这种情况罢了。史家的记载失实，很多都不可信。即使确有其事，萧衍有什么德行，能招致这样的年成呢？梁主命人起草封禅仪式，许懋引用古经进行议论，予以制止。所谓七十二位君主、金泥玉检的说法，本来就荒唐，许懋驳斥它，是对的。至于说凡是君主都不应当封禅，那就是逞强辩说而损害道理了。难道镌刻功德、宣告成功的事情，竟然没有应当举行它的君主吗？梁沈约梦见齐和帝的剑割断自己的舌头，于是向上天奏上赤章，说禅让代替之事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梁主大怒。“王业已经成就”这句话，实在是沈约自己说出来的；所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他却上奏赤章来辩解，终究是在欺骗上天。然而说这话的是沈约，做这件事的是萧衍；萧衍听到这些话而发怒，又是为什么呢？梁临川王萧宏因罪被免官，不久又恢复了他的官位。又有一次，梁主怀疑萧宏家中藏有铠甲兵器，前去查看，发现全都储藏的是钱，便十分高兴。既然知道爱护萧宏是出于私情，免去萧宏的官职是依据正法，那么在洛口逃归的那一天，就应当公开判明他的罪过；即使姑且不杀他，宽免死罪也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他的妾弟杀人，才免他的官？而且刚免官就马上恢复，难道把防范之事当成儿戏吗？至于屋中积存金钱千亿余万，即使不是兵器，贪污贪欲也太严重了。竟然没有听见一句责备，反而说“生计大可”吗？这正是他的本心，只是担心萧宏夺取帝位罢了。没有发生这种事，其他一切都不追究；这种卑鄙的情态，实在不值得一笑。把这叫作友爱，可以吗？柔然伏跋可汗相信巫术，地万说他的儿子在天上，于是伏跋把地万纳为可贺敦。不久，地万被国人杀死。少翁在帷帐中招致神灵，已经荒唐而不可信了。地万说自己能把神灵召来，天上更是绝无此理。伏跋沉溺并迷信邪说，导致巫师借机干预政事。地万后来自己揭露了这件事的虚妄，伏跋尚且不能醒悟，反而因为谗言杀了他。昏乱狂妄、颠倒是非，恰好只能导致自取灭亡罢了。可贺敦是柔然正室的称号，如今蒙古汗的正室称为哈屯，可贺敦大概是笔误。柔然阿那瓌侵犯魏国边境，魏派元孚前去安抚；元孚因被扣留而辱没君命，获罪。魏又派李崇等人进攻阿那瓌，未能追上，便返回。阿那瓌因困窘窘迫而投附魏国，充分受到魏的恩惠，并且魏还用军队和物资护送他返回本国；他忘恩负义，反过来进攻魏国，拘押使者并侵犯边境，按道义实在难以不予讨伐。元孚却只身奉持节符前去安抚，被拘押后返回，反而因为辱没君命而获罪。李崇拥兵十万，不能追上擒获阿那瓌，迟疑徘徊而返回，反倒置之不问。魏国赏罚不明到这种地步，国势怎么能不日益衰弱呢？魏崔延伯战败，莫折天生趁将士滞留抢掠的机会，便堵塞了陇道。崔延伯乘胜长驱，接连平定岐、陇；如果迅速扫平秦州，莫折天生就可以像从囊中取物一样擒获。可是他因为将士滞留抢掠，致使敌人得到机会修整恢复，那么军令又在哪里呢？而且也昧于太阳正当中天时必须及时行动的道理。魏房景伯任东清河太守时，有妇人列举她的儿子不孝。房景伯的母亲召来这个儿子，与他一起吃饭，让他的儿子在旁观看。房景伯供给他饭食，于是他悔过，请求回去。教化的根本，固然在于亲自实行并率先倡导。然而一个人不孝，就命令他供给饭食以使他惭愧，而且一连持续二十多天。假如州中百姓又有互相告发的，仍一个个用这种办法教化引导，岂不是既应付不来，又疲劳不堪吗？史家借机修饰的笔法，哪里能够全都相信呢？魏尔朱荣率领精锐骑兵七千讨伐葛荣，命令士兵把棍棒藏在袖中；用棍棒攻击敌人，葛荣于是被击败并被擒获。面对号称百万的军队，七千骑兵鼓起勇气就能将其击破。史书的笔法虽不免把话说得过分，但用兵有方，关键本来就不在兵力数量的多少。假如懦夫面对战争，只会战战兢兢地急忙讨论增兵，他的见识本来就远远超过尔朱荣了。然而所说刀不如棍棒、靠棍棒取胜，又是极其荒谬的说法，不可信。魏尔朱天光攻下万俟丑奴的大栅，把俘获的囚徒全部释放，各个栅寨便都投降了。侯渊讨伐韩楼时，把五千俘虏放入城中，于是幽州被攻下。尔朱天光讨伐万俟丑奴时，也释放遣送俘虏，于是各个栅寨投降。虽然这是一时的权宜诡计，却能够利用敌人去攻破敌人的防御。然而如果不衡量时机、估量形势，不能处在不败之地，却冒昧使用这种办法，一定会有人遭到它的反噬。魏邢邵撰写赦文，叙述魏敬宗冤杀尔朱荣的情状。邢邵叙述魏敬宗冤杀尔朱荣；所谓六经扫地，平日里虽博闻强记，文章写出便使纸张涨价，其实不过是虚车上的装饰罢了。魏任命高欢为渤海王。高欢在魏国已经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但也是当时的君主有以致之，使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罢了。征召他而他不来，叛逆的迹象已经明显，却又授予他重任；这虽是出于无可奈何，却使高欢因此更加肆无忌惮。贺拔岳、宇文泰等人也跟着效仿，魏国于是像鱼腐烂一样从内部败坏，已经无可救药了。梁立太子时，太子的母弟萧纲，周宏正上奏记给他，请求效法目夷、子臧守节。不久，梁主因为众人的议论不断，封萧统的儿子萧欢、萧誉、萧詧等人为大郡王。昭明太子没有享有高寿，按次序另立贤者为太子，在道理上并非不顺；可是朝廷内外纷纷议论，都属意于萧统的儿子。周宏正给简文帝上奏记，拿子臧已经发生的事情作为例子，只是抬高谦让的名声，却不顾父祖继承秩序的混乱和正义，难道有什么恰当之处吗？即使像洪武帝因为刘三吾一句话，命太孙主持宗庙社稷，以致诸王不服，祸患酿成于燕藩，迂腐儒生误害国家，大多就是这样。梁武帝还因为众人的议论不停，封萧统的儿子来安慰众人的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梁邵陵王萧纶有罪，被降为庶人。不久又恢复了他的爵位。智通举发弹劾，称得上没有辜负自己的职守；像邵陵王这样藐视法令，已经不知道还有君主和父亲。武帝暂时免去他的身份，随即又因溺爱而恢复，丧失了义理。后来台城陷落，灾祸接连发生；他欺骗君上、放纵行事，正所谓由来已久、逐渐发展而成。魏高欢讨伐尔朱兆。尔朱氏的叛逆罪恶已经累积到极点，多得无法一一数说。魏收所说的“溪壑群狐，贪人败类”，还不足以完全说尽他们的罪状。李延寿说魏收得到尔朱氏的金钱，所以替他们写了佳传。这件事即使是无中生有，但千百年来迎合自己所喜欢的人，替他们褒贬措辞的人，确实也并不少。

译东魏高澄与高欢的妾通奸，高欢把他幽禁起来，连娄妃也不能见他。司马子如去见高欢，为他解脱，于是让人重新审问此事，娄妃把原先的话全部翻供。司马子如议论娄妃是对的，但他依附高澄而反过来替他辩护，把与父亲的妾通奸的罪行说成无罪，却大大违背正理。史书说父子、夫妻又恢复如初，大概是赞许他善于处理人伦关系，却不知道这实际上损害了人伦大义。当时南北两方交好，奉使命接待宾客，都务求以人才俊秀来夸耀自己。两国相持，都争着在应答和机敏方面相互夸耀；至于所谓俊乂，大致也可以由此知道了。幸而双方土地相近、德行相等，只能苟延岁月；一旦遇到有能力的君主，取下它们就会像反掌一样容易。梁朝的何敬容任詹事时，曾与人议论太子萧纲崇尚玄虚的过失。到了这时，他因替妾的弟弟写信向领军将军求情而获罪，被免去官职。何敬容既然任詹事，不能以正直的言辞劝谏，反而事后议论自己的过失，完全没有忠贞不屈的节义；又替妾的弟弟私下求情，这种人还值得一提吗？金山的形状像兜鍪。《通考》说，金山的形状像兜鍪，北方习俗称它为“突厥”，于是便以此作为名称，等等。现在考察，兜鍪，防古称作“度古勒噶”；这样看来，马端临所说的内容起初并没有考察对音的意义，就像《汉书·西域传》中因剽窃而失实的地方一样多了。梁主把刑法看得很宽疏，又奉持佛教戒律，每每宽赦重罪，因此王侯更加横暴。只有君主可以施福，也只有君主可以施威。并不是说君主可以任意施福施威，而是应该施福的人就给他福，应该施威的人就对他施威，不过是顺从他们自己的行为所得罢了。然而，福与威确实不可偏废。像武帝这样，只是一味施福而不施威；而且他施福又确实出于私意，只以多行慈爱为自己积福，逐渐导致白天杀人、夜里抢掠。他这样造成的祸患，也仍然要由武帝自己承受。梁主舍弃岳阳王萧詧兄弟而立太子萧纲，内心常常对此感到惭愧。萧詧兄弟内心也因此不平。萧詧兄弟心怀不平，是梁武帝内心惭愧造成的，这其中本来就有引发他们不平的因素。最终导致子孙争夺据有，国势逐渐衰败直到灭亡。给子孙谋划国事的道理，难道可以不慎重吗？梁湘东王萧绎听说庐陵王萧续死了，高兴得跳起来，鞋子都跳破了。兄长死了却不悲哀，反而高兴得跳破鞋子。台城被围时，他又迟疑徘徊，不肯进援。后来刻檀木制作萧续的肖像，也不过是收买人心的计策罢了。天道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魏徵认为江陵陷落，是上天降下的鉴戒。借这件事来显示天意，按道理确实有这种可能，也应当如此。东魏高澄伪造高欢的书信召侯景。侯景曾经与高欢约定，书信背面要加上暗记；等他收到这封信时发现没有暗记，于是推辞不来。高欢既然预先考虑到高澄不能驾驭侯景，并且还在筹划寻找能够抵御侯景的人，哪里会有书信背面的暗记忘了加上，却不告诉高澄的道理？这足以看出史官笔下文辞多而事实少。梁主梦见中原的牧守前来投降，于是接纳了侯景。叔孙豹因梦而引发了竖牛造成的祸乱，梁武帝也因梦招致侯景之乱，甚至饿死，两件事也相类似。这场祸乱并不需要等到朱异怂恿以后才形成祸端。谚语所说的“痴人说梦”，难道不正是大愚蠢吗？梁朝的荀济逃奔东魏，后来谋划诛杀高澄，反被高澄杀死。荀济如果果真是正直之士，就不应当逃奔东魏；至于他最终死去，也不过是所谓铁器中发出铮铮声的坚硬者罢了。天空在西北方裂开，光芒像闪电一样射出，声音像雷一样。清而轻的气上升浮动形成天空，这是万古不变的道理。至于佛教徒所说的劫运，那又荒诞悠远而无法考知。天地仍然是这个天地，怎么会有裂开的道理？这大概是沿袭女娲炼石补天的奇异传说，遇到电雷的变化，史官喜欢怪异而夸大说法，转而说光芒如电、声音似雷罢了。梁朝侯景伪造奏表请求和解，梁主答应了。结盟以后，包围却没有解除。侯景侵犯京城，梁主答应和解，又下令停止援军，这是把贼寇引进门来，并且自行断绝外部救援。梁武帝昏聩糊涂，虽然有“与其和解不如死去”的看法，却受萧纲的请求牵制，最终还是达成了和议。这正所谓上天夺去了他的魂魄。北齐辛术任吏部尚书，选取士人时兼顾新旧，门阀士族没有遗漏。晋、宋以来，任用官员的弊病，无非是只取门阀出身，延揽浮华之士，历代相沿至今，从未改变。史书因为辛术能够按照名声考察实际，兼收并取、折中选用，便推许他。却不知道当时士绅中，名声、实际才能和器识真正能够符合这一选择标准的，究竟有谁呢？那么这也不过是同山涛的启事一样，夸耀谈论人物品评，却同样没有实际功效罢了。梁武陵王萧纪讨伐江陵，梁主写信给他，答应让他专制一方。萧绎如果果真有推梨让枣的谦让之心，那么把他的画像钉在身体上，以及秘密命令樊猛去做，又是为什么呢？他内心其实猜忌，表面上却假托文辞来为自己解脱，这种话谁会相信？梁主将要回建康，最终听从胡僧祐等人的意见，留在江陵。湘东王即使回去占据建康，也未必能保证不败。只是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建康还有险要可以凭借，江陵却处在偏僻一隅、容易受敌的位置，强弱显然不同。然而宗懔等人都安于故土，不愿迁徙，萧绎又优柔寡断，已经占卜之后仍然疑虑不决，迟迟不能作出决定。最后果然如魏人所料，只能坐等灭亡。庸劣而没有决断的人，自己招致祸败，大多就是这样。齐、魏时魏收撰写《魏书》，把个人的爱憎作为褒贬标准。韩愈说：“如果没有人为的祸害，也必然会有上天的惩罚。”意思是说，撰写史书而自认为承继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道的人，尚且恐怕不能免于惩罚，何况魏收自以为可以任凭个人感情来举发、评判，肆意使用曲笔，玷污史实；他遭到掘坟弃骨的报应，不也是应当的吗？不过，魏收还保有人的良心，能够自己说出这些事；那些做着类似魏收所做之事却不肯自己说出来的人，比魏收还要严重。魏军讨伐梁朝，军队将要抵达时，王琛奔驰报告说，边境上平静无事。魏军全力窥伺梁朝，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守臣报告警情，胡黄等人却仍然漠不关心；而且还阻止法和率军前往救援。真不知道萧绎君臣凭什么毫无恐惧？王琛、石梵的报告却正认为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正所谓自己作的孽，无法逃避。齐主把政务托付给和士开，高叡请求把和士开调到外地；和士开贿赂娄定远，得以重新留任。高叡据理力争，遭到杀害。八位贵臣横行，干预政事，和士开尤其是罪魁祸首。高叡谋划把他调出京城，这是正确的。可是娄定远贪图贿赂，落入和士开的计谋，使事情在即将成功时毁坏，最终娄定远也被斥退到外地。高叡又因此而死，导致齐国政事日益败坏，直到灭亡。这样看来，娄定远的罪过还超过和士开。陈朝欧阳纥召冯仆一同反叛，冯仆的母亲洗夫人发兵在边境抵抗欧阳纥。欧阳纥失败，冯仆凭母亲的功劳被封为侯。洗夫人能够明辨大义，确实无愧于女子中的丈夫。至于她的儿子身为太守，却暗中与叛臣相通，只因母亲的功劳赦免他的罪过也就够了，竟然还赐给他通侯的爵位，这是什么赏罚？北周韦孝宽秘密制造歌谣，让间谍把它传到邺城；齐祖挺等人便借此进谗，要求斛律光尽早除掉。

译斛律光在北齐，简直就像南朝所倚重的檀道济一样。然而邻国能够施行反间之计，也正是因为北齐把薰草和臭草放在同一器物中，谗言与谣言相互倾轧。况且斛律光驻营于紫陌，齐主对他的猜疑嫌恶早已积蓄很久。事物必定先从内部腐烂，虫子才会生出，确实如此！陈朝在云龙门焚烧文锦。锦绣、纂组所造成的危害，汉景帝关于重视女红的诏令，最能把抑制末业、崇尚根本的要旨说清楚。如果一定要把锦绣全部拿到城门外焚烧，就近于故意做姿态、沽名钓誉了。天下的锦绣，难道能够全部烧掉吗？上位者不能以诚意感化下属，却希望下属以诚意回应自己，怎么可能做到呢？北齐国子博士熊安生听说周主进入邺城，立即命人洒扫门庭。不久周主亲临他的家，赐给他安车和驷马。熊安生既然号称通晓经义，难道没有听说过大义吗？国家灭亡了，却洒扫门庭来等待异姓之主，纲常伦理又置于何地？赐予安车驷马的人和接受赏赐的人，大概双方都错了。北周军队修筑长围，截断吴明彻的归路。萧摩诃请求前去攻击，吴明彻不听，于是被擒。军队逼近坚城，而敌人又截断了归路，迅速行动还可以解围，迟缓行动就会腹背受困，道理和形势都非常明白。吴明彻胸中没有成算，表面上却装作镇静，再次阻止萧摩诃突围，直到水浅而船搁浅，只能束手被擒。他所夸耀的长远谋略在哪里呢？即使他含恨而死，难道足以抵偿他的罪过吗？隋 文帝 文帝下诏制定雅乐，何妥想要阻止郑译、苏夔的主张，于是上奏说应当停止使用其他调式，只用黄钟一宫。十二律轮流相互作为宫音，这是钟律自然的道理。没有听说过专门使用一宫，就可以完备大成之乐的。何妥本来就不精通乐律，只是想压制郑译、苏夔，希望偶然巧合来掩饰自己的短处。然而隋文帝亲自做出悖逆之事，却急急忙忙整顿雅乐，这不也是欺骗世人并且欺骗自己吗？苏威制定五教，派人让百姓诵读。治理新近平定的百姓，应当以安抚镇静为要务。如果只是靠让百姓诵读五教来求得成效，那就是不能教化风俗，反而只会增加扰乱。当时文辞形式之弊所造成的危害，就是这样。皇帝命令萧吉为皇后选择安葬之地，太子杨广派人向萧吉致谢，说应当让自己早日即位。萧吉告诉他，皇后去世四年以后，太子就可以统治天下。萧吉既然熟悉选择葬地的术数，却听从逆子的言语，谋划加害君主和父亲，不是乱臣贼子又是什么？执掌史笔的人本应深恶痛绝这种人。可是史书却曲意为他铺陈叙述，仿佛还欣赏他的预知能力，可以说是喜好奇异而不合于义理。炀帝 牛弘问刘炫：“周代官员多、府史少的原因是什么？”刘炫回答：“因为古人处理案件不重文饰，考校文书也不繁琐，所以全部注明。” 夏、商崇尚质朴，到了周代文饰胜过质朴，已经难以恢复夏、商的旧制，大概是时代运数造成的。假如拘泥于“减少官员、减少事务”的说法，认为案件有了就不必反复校核审理，那么舞文弄法的人就会乘机作乱。不去考察澄清吏治的根本，只知道认为古代正确、当今错误，自称实行宽政的人，不过是在养成奸邪罢了。皇帝将要讨伐高丽，派人到海口造船。官吏督促劳役，站在水中，腰部以下全都生了蛆。腰部以下生了蛆，这个人应当已经死了很久，怎么还能站在水中不动？况且原文只说十分之三四吗？史官夸大了说法，正如所谓纣王的罪恶，也没有这样严重。然而杨广的罪过，实际上超过了纣王。杨玄感反叛，李密劝他把长驱进入蓟地作为上策，杨玄感没有听从。李密替杨玄感谋划，认为进入蓟地是上策，攻取长安是次策。等到他率兵经营大业时，柴孝和劝他尽早平定关中，徐洪客劝他先攻取这个独夫，他却都不能自己作出决定。如果唐高祖刚开始起兵时就确定入关的计划，凭借险要地势、蓄养威势，最终便能统一天下。所见相同而采取的办法不同，即使说是天命，难道不也是人为的结果吗？屈突通坚守一个多月，形势窘迫，投降唐朝。屈突通守节的意志相当坚定，只因为一时没有自行决死，最终竟厚着脸皮侍奉仇敌，甘心尽力，成了千古以来因苟且忍耐而失足者的口实。慷慨赴死容易，从容就义困难，这确实是不可磨灭的论断。大业十四年，分注为“恭帝义宁二年”。《资治通鉴纲目》并在此处作了注释。《纲目》拘泥于《隋书》《北史》的旧文，于是在这一年正月就把“义宁二年”列为分注。大概两史特意因为义宁年号已经奉炀帝为太上皇，所以用义宁接续大业年号。如果《纲目》在义宁建立时，既把恭帝斥列在不成君主之列；到了炀帝被弑时，又不加“太上皇”的称号，那么怎么能按照继承前代年号的体例呢？至于《通鉴》在大业十三年正月竟然书写“义宁元年”，虽然符合疾恶如仇的义理，最终却违背了统系和书写体例。现在折中处理书法，在这一年采用一年使用两个年号的体例：三月以前大书“大业十四年”，并把“义宁二年”作为附注；四月以后分注“义宁二年”，并把恭帝侗和唐高祖附在后面，作为相应的义例，这样大概可以避免矛盾。夏四月，分注纪年纲并加注释。这一年三月，隋朝灭亡了。有两个恭帝，一个出自唐，一个出自王世充等人。按照未成其为君主的例子，虽然可以同汉更始帝相比，但到唐高祖五月接受禅让时，恭帝在名分上终究不能与汉高祖相比；况且炀帝被弑，而恭帝侗在东都即位，不能说不是正统，所以另立一条例。此年三月以前，仍然用大字书写纪年，称为隋。到了夏四月，只在分注中书写纪年，从己卯到癸未，才开始写作“隋唐”。按照本书的书法，三月以前与《纲目》不同，前一条已经说明了这个观点；四月以后与《纲目》相同，所以又在这里重申其义。李密、王世充都是徐文远的门人。徐文远见李密时，李密叩头接受教诲；等到见王世充时，王世充总要先行拜礼。徐文远劝说李密的那几句话，可以说不愧为老儒。可是他明知王世充残忍，却在李密失败以后不立即抽身远避，这难道真是淡泊荣利的人吗？大概在此以前，那些庄重的言辞和激切的议论，只是预料李密能够容纳自己，所以不难乐于奉行他的道术。等到知道王世充不能容纳自己，便竟然甘心屈身下拜。所谓“五经扫地”，大概也就是长乐老人这一类人罢了。唐秦王李世民讨伐薛秦，薛秦坚守营垒不出，等待薛仁杲粮食耗尽，李世民才诱使他战败。秦王用兵的长处，大致是开始时持重以养精锐，接着深入敌境以应变取机，前后多次交战而多次获胜，历来都没有失误。虽然这靠的是上天授予的英明谋略，而且王者也不会死，但兵家所说的“安静时像处女，行动时像脱兔”，正不过就是这种道理。徐世勣以李密旧有的地盘归降唐朝。徐世勣没有把李密的土地据为己功，颇能看出他的志向和节操。唐太宗所说“你不负李密，难道肯负朕吗”，确实不是虚言。后来到了拥立武后的事情上，他却苟且隐忍、依附逢迎，完全没有匡正挽救。可见他晚年把保全家门户的打算看得太重，竟然改变了操守。他不只是谨慎有余、刚正不足，实际上也辜负了太宗把他当作知己的信任。隋唐 窦建德援救王世充，迫于虎牢的险要形势，凌敬劝建德说：“把全部军队直接奔赴蒲津。”

译胡寅认为，凌敬的防守策略虽然不错，但汾、晋、蒲坂并不是只靠不交战就能攻下的地方。如果拖延时日，王世充被攻破，而建德仍然免不了灭亡，这只是老生常谈罢了。假使建德当时果真集合军队进攻秦军，像孙膑直接奔袭大梁那样，未必不能挫败洛阳城下各军的士气。只是他被众将迷惑，交战一场便被擒获。所谓在关键时刻神智昏昧，难道不是上天夺去了他的魂魄吗？梁主萧铣率领群臣出城向唐投降，唐朝把萧铣送到长安，将他斩首。唐朝对于各地割据的雄主，凡是擒获的就不赦免。像薛仁杲、窦建德这一类人，本来就不可能始终屈居人下。即使萧铣出城投降时情态哀切、言辞迫切，最终仍难逃在都市处死，大概是为了断绝人们的希望、平定祸乱的根源，形势本来就不得不这样做。所谓谋划大事的人，不顾及小的信用。王世充即使一时被宽贷，最终还是被独孤修德杀害。又怎么知道这不是唐朝明面上暂缓诛杀，全部秦王许诺不死的话，暗中却把杀他的意图交给独孤修德呢？《评鉴阐要》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评鉴阐要》卷五 唐 高祖 太子李建成约同杨文干，想要杀害秦王李世民，事情败露后，皇帝答应立李世民为太子。高祖没有卓越的见识，拘泥古制而立李建成；既然立了建成，就应当设法处置李世民。等到杨文干共同谋反的事情败露，已经答应废掉建成、改立世民了，却又受到外部奸臣的迷惑，内部宠妾的牵制，迟疑隐忍而酿成祸患，这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司马光认为，太宗起初想等李建成先发动，后来被群臣逼迫，于是竟然对亲兄弟动了刀兵。司马光认为太宗想等李建成先发动然后再应对，已经算是较好的做法了；这是不了解太宗说这话不过是姑且随口听听、随口应付罢了。然而假使李建成继承皇位，唐朝不久就会灭亡，走上与隋朝相同的道路。太宗即位，才延续了唐朝三百年的基业，这就是评论古人的人急于替太宗隐讳的原因。至于玄武门之变的失德，即使具备炙毂之辩，又怎么能够替他隐讳呢？太子李世民责问魏征离间兄弟，魏征回答说：“如果先太子早些听从我的话，必定不会有今天的祸患。” 魏征的回答，正如陈琳回答曹操一样，所谓箭已经搭在弦上，不得不发；虽说各自忠于自己的君主，但难道能说这是善于处理人骨？月之间的关系吗？太宗 皇帝曾经和长孙皇后商议赏罚，皇后推辞不参与。长孙皇后读书明理，恭敬恭顺而且节俭，本来足以称为贤后；但她推辞参与议政这一点，见识卓越，比汉明帝的明德皇后还远远高明。然而以太宗的英明，难道不知道牝鸡司晨的道理吗？又何必与皇后商议赏罚呢？有人上书说应当除去奸臣，请求皇帝假装发怒来试探他们。皇帝说：“你自己行诈，凭什么责备臣下？” 明镜高悬，万物来照，起初并不必预先存有美丑的成见，而各种事物自然都无法隐藏。君主面对臣下，也应当如此。太宗不肯用欺诈的办法对待人，比作弄浑水源头却要求下游水流清澈，实在是极为恰当而不可改变的论断。然而不久以后却秘密派人行贿，导致有裴矩进谏的事，前后矛盾竟到这种地步，难道是记载失实吗？皇帝和萧瑀谈论弓材的优劣。太宗因弓匠争辩弓材的优劣，领悟到政事的道理，深得推己及人的原则。天下的情势变化有各种各样，哪里能一一完全探究其情由？有些人习惯于一贯的做法，因而疏忽不加察看，大概并不少见。我从前读《养正图》时，曾经采录这件事，把它题写在宫殿屏风上。对于触类旁通、由此推及其他的意义，大概深有取法之处。皇上下令挑选放出宫女，前后共有三千多人。太宗即位后，已经放出宫女三千人了。如今又放出三千人，果真如此，那么长期留在永巷中的宫女，又有多少呢？白居易诗中所说“怨女三千放出宫”，只是词臣夸张颂扬、过分美化的话。唐史不知道它失实而照样记载，这不但不足以赞美太宗，反而恰好是在诬蔑太宗，怎么可以把它作为准则呢？皇帝亲自拿着一只优良的鹞鹰，望见魏征前来，便把它藏在怀里。太宗藏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