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阐要卷八

译只有汉字，一个音可以对应多达几个字。因此，用汉字翻译清字的人，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爱憎来选择，常常取用丑恶的字来表示贬低。不仅翻译异国异族的文字时如此，即使在同一篇汉文中，也常常用这种办法来表示褒贬抑扬。这就是仓颉造字时所谓“鬼在夜里哭泣”之说的由来。然而汉字自有汉字的情况，清字自有清字的情况，用汉字翻译清字，本来就不是原文，又有什么妨害呢？如果要求读音正确，就一定应当使用今天的三合音字，这样或许才不会失去原来的音。但三合音字不是人们都能完全明白的。如今因批阅《通鉴辑览》，想到《金史》成书于汉人之手，对音译既不熟悉，又任凭个人情意毁誉褒贬，动辄用丑字肆意诋毁，例如乌珠一定写成兀术之类，不可胜数。而贝勒有时讹写为勃极烈，有时讹写为孛堇，实在可鄙可笑。我国家统一中外，治理融洽，文字也归于一统，不忍心让金朝人的姓名、官职、族名因传写错误而显得庸陋，因此命令廷臣全部按照国语改正旧有名称，并仍在下方加注，以便考查，使读史的人心中眼前豁然开朗，不再被前人的荒谬说法所迷惑。这里只在第一次出现时说明大概情况，如此而已。蔡确从谏院升为参知政事，都是因为制造案件、夺取别人的职位而占据其位。[原文“防”疑为“参”，“目”疑为标记，非正文]蔡确弹劾罢免别人，随即占据他们的职位；凭借凶狠奸诈的性情，来满足自己觊觎的私心，这就像看见别人管理的财物便夺来据为己有，罪过还要更重。蔡确是小人中的尤甚者，本来没有什么值得深责的；可是神宗每次遇到他的弹劾，就罢免被弹劾的人，并把职位授给他，一次这样已经很严重，竟然再三如此，难道不是昏昧糊涂吗？李宪请求再次出兵征讨西夏，神宗说：“唐朝平定淮西、蔡州，只有裴度的谋划与皇帝的主张相同；如今这件事不出自公卿，却出自宦官。”[原文末“注”疑为标记，非正文]西夏所犯的罪，比淮西、蔡州还要严重，朝廷大臣竟没有一个人像裴度那样赞成并筹划出兵。反而有人说各位将领比不上李光颜、李愬，因而他们害怕用兵，竭尽全力加以阻挠。难怪神宗会有不任用公卿、反而任用宦官的讥讽。公卿既没有值得共同谋划的人，转而认为宦官能够尽心办事而任用他们，国家大事没有不日益败坏的。明朝崇祯年间的亡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然而当时的公卿，也足以看出没有一个人真正存有为国之心。皇帝患病，下诏册立太子煦。太皇太后暗中命令宦官梁惟简的妻子，制作一件十岁孩子穿的黄袍，秘密准备举行登基仪式。宦官内侍怎么会有妻子？况且十岁孩子穿的衣服，宫中难道不能制作吗？史家不过是想歌颂太后抚养幼帝的美德，却没有察觉自己的说法过分而且荒谬。哲宗 徐积侍奉父亲很孝顺，因为父亲名叫石，所以终身不用石制器具。行走时遇到石头，便避开不踩。目 我曾读《宋史》读到徐积传，感叹说：写史并不难，史识尤其难。若因为父亲名叫石，儿子不踩石头就算孝顺，那么公子地的儿子岂不是应当住在船上而不能踏地吗？况且最大的孝莫过于舜，也没有听说他见到瞽目者就总是下拜；徐积却因为不用石器、避开不踩石头而被称颂，这难道不是把徐积的缺点扩大到极点吗？看他读《孝经》时，总是眼泪不停地流；雪夜伏在墓旁，悲痛得吐血，这些本来是出于天性的自然表现。他遇到石头便惊惧伤心，虽然也出于至性，但史家对于不合常理的行为，就应当删去不记。我以前曾写文章纠正这一错误，这里特意举出来说明，使天下人知道写史并不难，难的是具有史识。吕公著主持国政时，群贤在朝廷中按照类别相互依附，于是有了洛党、蜀党、朔党之说。目 自古以来，结党援引、门户相争的习气，大多是君子和小人互相攻击造成的，如同薰草与臭草、冰与炭彼此不容，气味自然不同。却从未听说正直之人共处时，也彼此划分界限、树立旗帜，像洛党、蜀党这些党派一样，实在令人诧异。开始时不过是稍有争执，积久不能平息，渐渐发展到分歧对立；用圣人所说的和睦相处、团结群体的道理来衡量，都不合适。我曾作《宛转曲》论述同室操戈的错误，其中说：‘顾厨中的清流之祸是自取的，程颐、苏轼为什么要彼此以你我相称、互相争斗呢？’不能不替诸位君子提出责问。皇帝在文德殿举行仪式，册立皇后孟氏。太皇太后对皇帝说：‘这个人贤惠淑善，只可惜她福分浅薄。’目 史家记载宣仁太后的这句话，认为它是后来孟皇后前后被废立以及隆祐太后流徙播迁的伏笔。可是将来的事情，宣仁太后又没有预知未来的神术，怎么能事先知道会这样呢？况且宣仁如果果真预先知道，那么世家女子一百多人中，难道没有一个福德兼备的吗？为什么偏偏要选这个福分浅薄的人，以造成后来之祸呢？这是什么道理？大臣奏事，只听太后裁决；皇帝有所发言，有时甚至无人应答，只有苏颂奏报皇后之事后，一定再次禀报皇帝。各位大臣奏事，全都由太后决定。皇帝有所意见，有时也无人回应，只有苏颂一人受到皇帝重视。这样看来，司马光、吕公著等大臣，都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后来哲宗亲自执政，却完全反其道而行，终于逐步导致动乱。哲宗固然失德，但他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也是有来由的。太皇太后因吕大防等人前来问候病情，对他们说：‘你们应当早些退隐。’目 以宣仁太后的贤明推想，她在病危之际，必定会深切嘱咐大臣忠于公事、以国家为重，辅佐年少的君主。即使担心哲宗将来轻弃老成之臣、改变原有的新政，也应当把哲宗一同召来，当面告诫他，用防微杜渐的办法保全自己的美名，这才合理。可是她竟对诸臣反复叮咛、呜咽哭泣，劝他们应该早些引退，这完全是出于私心，与她平日的行为毫不相像。诸位大臣并非不明白大义，怎么忍心把这种话泄露给别人、传给后世？况且还隐约给人留下阿附太后的嫌疑呢！这大概是史家傅会附会之说，不可信。章惇让林希专门撰写诏诰，向元祐年间的大臣肆意施加毒害，并且许诺让他担任执政。林希于是极力诋毁他们。目 官员的黜免、升迁、褒奖和贬斥，权力本来出自皇帝。宣达皇帝的意旨，原本不需要烦琐铺陈、堆砌许多辞藻。唐宋儒臣起草诏制，有的夸大美化以求取谄媚，有的丑化诋毁以发泄怨愤，有的甚至公开接受馈赠，把它称作润笔，亵渎皇帝的言语，辱没国家的体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种风气相互沿袭，竟习以为常。像林希这样肆意诬蔑，甚至敢暗中斥责宣仁太后，更是小人无所顾忌的极端表现。总而言之，造成这种局面，当时作为君主的人难道能够推卸责任吗？皇帝听说有西夏军队入侵，笑着说：‘他们深入我国境内，不过十天，攻不下一个或两个营寨，就必须退走。’后来果然攻破金明，撤退而去。目 在边境发生警报的日子，筹划军务本来应当早已确定，原本没有必要惊慌失措。西夏大举入侵，平时却从未听说有防备抵御的谋划；临事之时，怎么能竟然毫无筹划？哲宗却安然自若地谈笑，反而把窥探敌情、使敌退兵说成自己预先料定的明智之举，史家也仿佛用了褒扬的言辞。金明沦陷，实际损失很多；敌情虽然侥幸平息，国威已经受损，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译吕大防被迁谪到安州，皇帝对他的哥哥吕大忠说：‘执政大臣想把他迁到岭南，朕命令把他安置在安陆。吕大防为人朴实正直，过两三年就可以重新召见。’目 哲宗称吕大防朴实正直，似乎是善于知人，为什么不直接据此实行升降赏罚呢？却偏偏把这些话告诉他的亲属，像臣下私下曲折地传达意思一样，难道不是很可笑吗？设置看详诉理局。元祐初年，设置诉理所，凡是神宗朝获罪的人，全都越级昭雪。不久又设置看详局，重新翻查旧案，牵连逮捕的竟达到千家。转眼之间，局势反复变化，固然是群小构陷所造成的，也由于各位正直之人过于急切。当宣仁太后听政时，急于全面恢复熙宁、元丰时期的政策，使奸邪之徒得以借口。如果稍微懂得审慎顾虑，把一切先向哲宗说明后再实行，或者等亲政以后再依次申理，那么小人还有什么机会搬弄是非、鼓动舆论呢？到了崇宁年间即位以后，双方互相效仿，党争祸患更加严重，终于酿成党祸。一时之间，清流几乎全被消灭。小人本来不值得谈论，但所谓君子，难道不是把个人恩怨分得过于明白吗？他们招致祸患，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徽宗 魏汉津进献制定乐律的建议，引用夏禹以自身身体作为尺度的文字，取皇帝手指的三个关节、三寸作为尺度，来确定黄钟律。目 吹奏竹管、累积黍粒来确定尺度，自从伶伦创制乐律以来，从未改变过。魏汉津平庸妄妄，错误理解夏禹以自身为尺度的文字，竟然按照皇帝手指的寸和关节长短裁制律管。人的身体长短各不相同，难道换一个皇帝就要换一套律吗？当时无论君主还是臣下，都没有人能够辨明这种荒诞错误。正当他们夸耀铸造九鼎、制作乐器超过古人时，反而更显出他们不知分寸。九鼎铸成后，奉安在九成宫。每只鼎各置于一殿，皇帝举行酌献礼。到了北方的宝鼎忽然破裂，有人说这是北方发生动乱的征兆。目并注。关键在于德行，而不在于九鼎，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即使夏禹的鼎果真流传到后世，也不过是一件普通的古代器物罢了。秦始皇派人潜入水中寻找它，已经是愚昧浅陋；徽宗竟然亲自铸造九鼎，设置许多名目，就更加荒诞不合常理了。到了举行酌献礼时，宝鼎忽然破裂，可能只是铸造冶炼不良造成的。如果竟把它视为北方动乱的征兆，就不免是附会而可笑。试想，一件妄自制作的器物，和北方有什么关系，却这样郑重地看待它，难道不是荒谬吗？陈禾上奏弹劾童贯、黄经臣的罪行，皇帝起身时，陈禾拉住皇帝的衣服，衣襟掉落。内侍请求换衣，皇帝说要留下它来表彰直臣。目 折断栏杆、牵住衣襟的故事，记载这类事情的史书都共同传为美谈。栏杆没有修好，尚且可以说得过去；衣服没有衣襟，又怎么穿着和使用呢？况且既然知道这是为了表彰直臣，为什么不除掉奸臣？何况没过多久，陈禾就因狂妄被贬谪，那么这次举动的矫饰意味和无聊，也就更不用说了。金人来聘。当时宋朝政治虽然衰弱，但国体尚未受损；按照记载外国使者来聘的各种惯例，本来应当仍旧照常办理。《续纲目》原文到了靖康以后，称金为侄、称宋为臣，与石敬瑭向辽称臣的事情没有区别。既然已经自行丧失一统天下的尊严，难道还可以再拘泥于内外之别吗？因此宋朝在这里本应贬斥改写，正是为了深切警戒那些建立国家、树立纲常的人，千万不要丧失国家的正统。京师茶馆中有一条大狗蹲在榻旁，走近一看，原来是龙。士兵把它捉来吃掉，大雨下了七天才停止。目 龙本来是神异之物，能够变化屈伸，来去都应当自由自在。如果它变成狗而混杂在市肆之中，直到有人要把它捉来吃，竟然还不能腾跃逃走，那么所谓昭昭的神灵究竟在哪里？既然已经不是龙，又怎么能造成灾害？水涝之灾，或许只是恰好碰上了这种时节。这件事与洛阳出现黑色灾异、女子长胡须一样，都不足以完全相信。徽宗昏庸混乱，即使没有这些灾异，也必然会亡国。史家因为宋朝国运日益衰败，便依据一时的讹传，把它当作五行灾异的征兆，也只是喜好奇异而不知不实之过。当时想要防备金国攻打辽国，郑居中认为制造事端不是办法。蔡京说：‘皇上厌倦了向辽国输送岁币。’注 守御边境却把谋划放在岁币上，已经是把主动权交给别人，实在无能而可耻。但辽、宋自澶渊议和以后，交纳岁币一百多年，从未听说因为五十万之多的岁币，国家用度就明显匮乏。况且燕地之事发生以后，征敛频繁增加，按人口摊派的六千二百万，免夫钱一千七百万，和五十万相比究竟哪个多、哪个少呢？又何况辽国的岁币虽然停止，金国的岁币随即增加，原来所说的五十万仍然存在，又加上代税一百万缗；本来想减少费用，费用反而更多，这是在错误计算之中又进一步错误计算，危亡的祸患也因此兴起。当时君臣还自夸这是得计，实在可笑，也可说是可怜。起初，辽国使者到宋朝，通常故意绕道而行，宴请犒劳也不奢侈。到了这时，金国使者从燕地七天便到达都城，宋朝大摆宴席，又极力铺张，以夸示富足强盛，金人因此更加产生觊觎之心。注 守卫国家自有正当的办法，并不在于让使者绕道或向人显示俭朴。况且当时金、宋之间的事端已经形成，即使完全按照接待辽使的办法接待金使，也不能消除后患。再说，宋朝声称要出兵谋取燕地，实际上宋朝何曾出动兵力，却想坐享金人夺得的燕地？金国难道会答应吗？辽国灭亡以后，宋朝实际上自取了唇亡齿寒的祸患，其形势根本不必等到将来再占卜。金人即使产生觊觎之心，也是觊觎宋朝的江山社稷，锦绣和金玉固然包括在内。史家却把使者到得快、宴席铺张，说成宋朝招致祸患的根由，见识既怯懦又迂腐，实在可笑。金人南下时，宇文虚中说：‘今天应当先下诏书罪责自己。’皇帝立即命令起草诏书。目 平日不能保持已有的成就、保全安定局面，等到国势已经危急时，却想用空话感动天下，这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唐朝奉天年间的罪己诏，听到的人都感动落泪，但也未免是史家偏袒陆贽言论的结果。宋朝则长期衰败，像毒疮一样，已经大面积溃烂，却想要 靠一剂刀圭药服下，片刻之间就见效，本来就是必不可能的局面。钦宗 宰执请求皇帝前往襄、邓，李纲竭力坚持固守都城的主张。皇帝问：‘谁可以担任将领？’李纲回答说白时中、李邦彦可以。目 汴京戒严，白时中等人都想弃城逃走，只有李纲竭力主张坚守，所持的道义颇为正当。等到钦宗询问任命将领的人选，李纲心里难道没有一两个能够抵御外侮的人才可以推荐吗？况且亲眼看见君主和父亲遭难，也不妨慷慨请求出征；可是他竟随意拿白时中、李邦彦来回答。李纲难道不知道这两人庸碌怯懦、没有能力吗？他还想希望二人尽职，大概是因为心中嫉恨二人，所以不知不觉想把他们置于死地，以观察他们把事情办坏。然而在时局危急、讨论将领的时候，不应再掺入平日个人好恶的私心。李纲固然是忠纯之臣，但在这一点上也不能免于责备。种师道推荐尹焞的德行，朝廷召他到京师，赐给他‘和靖处士’的称号，又遣送他回去。目

译当时外部事变正紧迫，国家社稷危在旦夕。宋朝君臣不把这些事情当作要务，却高谈征召隐士。即使果真任用尹焞，又怎么能挽救皇室播迁的局面呢？皇帝到金军营中请求议和，金人说想另立一位宋朝君主，取消皇帝称号。何防怎样？他高兴地认为和议成功，回到都堂后整天饮酒谈笑。目 何防请求率领众人进行巷战，似乎懂得为国殉难的道义；等到跟随君主出城投降，亲耳听到金将商议另立宋朝君主、仍然取消皇帝称号，却不能痛哭陈请、以死力争，反而转而庆幸和议成功，回到都堂后饮酒谈笑，像是在庆贺。具有这样肺腑心肠的人，却让他担任执政，即使想不亡国，做得到吗？康王从相州率领一万军队出发，进军到大名，宗泽请求立即入援，汪伯彦却加以阻止，于是康王把军队转移到东平。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康王听到君主和父亲遭难，本应立即奋起入援，却竟听信奸邪之言，迟迟不肯前进，坐视国家和家族沦亡；这与梁朝湘东王不援救台城有什么不同？难怪南渡以后，他忍受耻辱侍奉仇敌，给后世留下讥笑。只是康王作为人质出使金军时，面对斡里雅布的责问并不为之动摇，似乎还足以有所作为，为什么一转眼就怯懦到这种地步？难道前面那些事情本来就是当时史官过分美化的言辞，不足以完全相信吗？还是他本来只是一个庸人，遇到大事茫然不能说出一句话，史书于是说他没有被斡里雅布动摇呢？京城巡检范琼逼迫上皇以及后妃、太子、宗室亲戚前往金军。纲 《续纲目》在这一条写作：‘金人劫持上皇以及后妃、太子、宗室亲戚到他们的军中。’等等，意在贬斥金人。却不知道金国当初并没有臣服于宋朝，因为宋人违背盟约而结下事端，于是导致战争接连不断。等到汴京城已经被攻破，钦宗备具表章请求投降，金人迁徙他的宗族亲属，这本来是攻灭国家后的通常做法，对金人来说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范琼身为宋臣，不能捍卫君主、舍身赴死，反而迎合金将的意图，指使人侵犯、逼迫宋朝帝后，使他们仓促乘坐犊车，全族仓皇失措，一同成为俘虏。范琼作为乱臣贼子，实在是《春秋》所必定诛戮的人。旧时的书法不足以体现褒贬大义，因此我改写这一条，以纠正《续纲目》的错误，并且显示史笔如斧钺般严正，使公道昭示于万世。张邦昌僭越称帝，吕好问说：‘大元帅在外，元祐皇后在内，这大概是上天的意思，为什么不赶快归还政权呢？’目 王时雍等人拥立张邦昌，已经甘心做僭越窃位的臣子；吕好问虽有小聪明，却首先提出让康王正式即位的主张，并且阻止金人留下军队，沟通济州的消息，使奸谋逐渐得以杜绝，他的功劳固然值得记录。但在商议拥立张邦昌时，没有听说吕好问稍作争辩；他代理门下省长官接受任命，又接受张邦昌的伪署而不推辞。由此可知他后来所做的，并非始终忠于宋朝，而是窥见人心尚未厌弃宋朝，便急忙寻找转机，以躲避祸患、求取名声，这正是小人中的极端。高宗 皇帝问宰执：‘张邦昌、黄潜善等人应当怎样处置？’宰执回答：‘张邦昌如今已经自行归顺，只听凭陛下处置。’于是封张邦昌为同安郡王。目 张邦昌作为臣子却称帝，僭越叛逆十分明显；即使他已经畏惧祸患而自行归顺，怎么能因为其情由而废弃法令、宽免罪责呢？黄潜善等人却心存偏袒，竟然拿金人的胁迫来曲意替他解释。高宗也害怕将来金人会以此为借口，不但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罪行、加以诛罚，反而用三公的尊贵官位来抬高他，把王爵、刑罚和赏赐完全颠倒，都是由于怯懦造成的。以至于颜岐上奏，公然请求把金人的喜恶作为官员黜陟的依据。高宗不过用自身作暗示劝告，却不能对他施加公开惩罚；他乘着事变求得苟安、毫无振作有为的意图，已经由此完全可以看出了。李纲论说张邦昌僭越叛逆以及接受伪命的臣僚，皇帝颇受感动，于是降职授予张邦昌昭化军节度副使之职，安置在潭州。目 张邦昌背叛宋朝的罪行，高宗难道单单不知道吗？可是听到李纲讨伐贼臣的主张后，还一定要逐一询问宰执。难道真是认为他的罪状还有可疑之处吗？大概在事情开始时，高宗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张邦昌凭借可以据守的形势，将来会对自己不利，所以当张邦昌派使者来迎接他时，还曾告诫宗泽按兵不动、观察事变。等到张邦昌亲自劝进、拥立他登上大位，事情便不费力地确定了。高宗不但不追究张邦昌僭逆的罪迹，反而暗中感念他拥戴自己的功劳。后来最终同意把张邦昌流放，不过是因为李纲坚持大义，高宗知道公论所在，不得已才这样做罢了。后来张邦昌被诛杀，高宗随即授予他的亲属官职，虽然也许是想借此取悦金人，但其中隐藏的曲折心思也由此可见，实在可鄙。当时宗泽上疏，请求返回京城。奏疏送到时，恰好听说信王赵榛有渡过黄河、进入汴京的谋划。皇帝于是下诏，选择日期返回京城。目 前代儒者说，高宗并不是不知道和议不可靠，只是担心徽、钦二帝果真回来后，对自己不利罢了。这话确实洞察了他的内心。看李纲、宗泽等人多次请求还都，言辞恳切，却始终没有得到听从。等到一听说信王进入汴京，立即就下诏择日还都。对于仇敌，他甘愿躲避；对于兄弟，却挥袖争夺。他的猜忌刻薄出于天性，由此可知前面的评论并不过分。皇帝说：“黄潜善任左相，汪伯彦任右相，还担心什么国事不能办成？” 高宗信任汪伯彦、黄潜善，就像宣和年间徽宗宠用蔡京、王黼那样。他们当时所能看到的征兆已经足够明显：刘豫接连叛变投降，李成、刘忠共同起兵作盗，河北、山东许多郡县也都落入金人之手。可是高宗因被这两人蒙蔽，竟置若罔闻，听任他们专权横行，反而自夸任用宰相得人，希望借助左右辅弼有所补益。昏昧到这种地步，哪里还可以指望他有恢复中原的志向呢？皇帝下诏罪责自己，赦免死罪以下的人，只有李纲不在赦免之列。这大概是采用黄潜善的计策，以治罪李纲来向金人谢罪。李纲退职以后，并没有听说金人因此停止用兵，那么以治罪李纲来向金人谢罪的说法，其荒谬就已经完全显现了。何况此前颜岐上奏议论此事，高宗曾斥责他说得不对，如今却因为黄潜善想排斥异己，便听从了他的说法，使李纲不能得到赦免，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当时久雨不断，天气总是阴沉，赵鼎上疏说：“王安石至今还配享神宗，而蔡京的党羽尚未铲除，时政的缺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译王安石、蔡京推行变法，流毒固然是宋朝因此陷入病弱的原因；但到了高宗南渡以后，宋朝的宗庙社稷朝不保夕，当务之急自然应当是讲求军事。赵鼎却说时政最大的缺失，是王安石仍在配享、蔡京的党羽还没有铲除，实在迂缓而不切合实际。即使按他说的，把这些问题全部清除，又哪里能够马上平息外患、维护国家根本呢？赵鼎固然是南宋名臣，但这篇奏疏确实免不了有书生浅陋浮泛的见解，或者仍然出于门户排斥的私心。韩世忠驻军焦山，在金山龙王庙设下埋伏，合力攻击兀术。兀术穿红袍、系玉带，挥鞭策马奔驰，坠落后又跳起逃脱。金山高耸在江心，怎么可能骑马奔驰？而且兀术当时的意图在于渡过长江，哪里肯走到江心，舍弃船只而登临险地？有人因此怀疑，当时金山可能与南岸相连，却不知道“浮玉”这个名称，本来就是取其无所附着之意，而且山影横在江心，钟声传到两岸。唐代的名句流传至今，苏轼也作有《阻风金山》。可见金山不能与陆地相通，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方舆纪要》在金山下增加“对岸”二字，说龙王庙在银山，实在没有确切依据。何况韩世忠驻守焦山，焦山与金山、银山东西相距都很远，登高眺望也什么都看不见，这显然是传闻附会。只有王象之和熊克都说龙王庙在北固山，比较可信。北固山据守江南岸，既可以挥鞭策马奔驰，又在焦山的东北方，与焦山正相对，所以可以登山侦察虚实。王象之、熊克都是宋人记载宋代事情，应当能够得到实情；不像《宋史》成书于元代，只凭传闻而不详细考察地势，徒然增加后世的疑议。至于说有一个穿红袍系玉带的人坠马后又奔驰，那个人就是兀术，这种说法尤其荒诞。金朝人的服饰到大定、明昌年间才酌情采用中国制度，金朝初年一定不会有穿着宽袍大带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何况亲临战阵，哪里有穿袍服、系玉带来作战的道理？这显然是宋人夸张粉饰、附会传说。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所谓金山驰马的故事荒唐。桑仲请求联合各镇军队收复中原，吕颐浩命桑仲节制军马。霍明怀疑桑仲图谋叛逆，诱骗他后将其杀死。桑仲原是接受招抚的群盗，授官以后仍多次进行寇掠。他请求合兵收复京师，确实很难断定果真出于忠诚。吕颐浩却立即听从，并授予他节制军马的权力，实在过于轻率。霍明怀疑他谋反，诱骗后将他杀死；霍明不久也被杀，因此无法证明桑仲与霍明究竟谁是谁非。旧史对桑仲有过分褒贬的说法，究竟根据什么这样说呢？沂王“防”告发徽、钦二帝谋划变乱，金人审问后认为没有罪状，于是杀了“防”。“防”身为俘虏，本来很难责求他守志不变；身处横戈相向、国家倾覆之时，也应当怀有活着返回故国的念头。可是他却无缘无故告发变乱，企图加害父兄。金人审问后按罪处置他，深合《春秋》诛杀乱臣贼子的原则，不只是替宋朝宗族除掉枭獍而已。然而宋朝宗族颠沛流离到这种地步，竟还有人操持室内之戈，那么他们的家教和人心，也就可想而知了。这难道不是徽宗、钦宗的罪过吗？张浚因丧失军队而被降职，刘子羽也因罪被安置到白州。张浚在富平战败，内心虽然可以原谅，但违反军纪的惩罚不可逃避。至于刘子羽作为参军在其中辅佐，他既在开战前劝谏张浚，后来张浚多次想退逃，也都因刘子羽的话而停止；饶风关之战他也不能说没有功劳。朝廷议论因为他和张浚共事，便一并贬逐，实在有失黜陟的公平。难道他前后参与谋划的情况，朝廷全都没有听说吗？皇帝把太祖后代子偁的儿子瑗养在宫中，封为建国公。高宗选择立孝宗为继承人，当时很多人都说托付得人。大概因为艺祖的后代不能继承皇位，天下人心颇有遗憾；一旦看到昌陵的后裔重新继承大统，便不觉感情泛滥、任意赞美，甚至把中兴事业都推许给孝宗，这实在过分了。孝宗虽然侍奉德寿皇帝以尽孝，向往学习、尊崇文治，也不过是维持偏安的事业，端坐安然而已。中原失地未能恢复一寸，而符离之战又用人不当，终于一败而不能振作。所谓中兴，在哪里呢？岳飞退兵时所说的那些话，大概是史家过分赞誉的结果，不足以相信。“防古”在女真以北，唐代称为“防兀部”，也称“防骨斯”。“防古”地域广大、族类繁多，部落并不统一；我朝内外一统，共有四十九旗，都具备作为藩卫的条件。此外，喀尔喀四盟的首领各自分据土地，疆域交错而界限分明。在前代，它们本来各自都是一个国家。宋人的记载大多来自传闻，音译本来就难免沿袭讹误，又常用丑字加以诋毁，于是萌骨、朦骨、盲骨、蒙兀、防骨、斯等名称错杂见于典籍，读音混乱、文字错误，实在可笑。宇文懋昭竟说金初讨伐的“防古”和元代的“防古”是两个国家，相距“防”千里。他不知道如今“防古”各地纵横绵延将近万里；金初所讨伐的“防古”，史书也说在金国以北，与元代最初居住的阴山，都属于朔漠部族。即使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也都称为“防古”。因此以当今典属事务的主管机构所掌握的情况为依据，删去那些杂乱的名称，以纠正讹误并取其折中。张浚派吕祉入朝奏事，赵鼎总是压制他。皇帝说：“将来张浚与你不和，一定是由于吕祉。”等张浚回来，赵鼎便被罢职。史书说，皇帝认为张浚和赵鼎不和一定是由于吕祉，好像是在称赞高宗有先见之明。三人都是他的臣子，谁来主管他们的升降呢？皇帝却发表这种置身事外的评论，也很可鄙。张浚于是因吕祉离间而产生嫌隙，固然免不了存有袒护之意。等到张浚请求进攻河南、请求罢免刘光世时，赵鼎都不赞成，实际上也有意和他立异。刘光世罪状明显，不能说罢免他没有缘故。况且如果说得到河南便担心金人从内部侵入，难道固守临安就能保证金人不来侵犯吗？两人都还具有忠诚爱国之心，只是各有所蔽，所以应当一直不能成事。张焘出使河南回来，皇帝问他陵寝的情况，张焘只说：“万世都不能忘记这个仇恨。”秦桧担心这件事，便调张焘出任成都府知府。张焘已经上疏说明金人的祸患，至于帝王陵寝，高宗又怎么忍心再问？何况永昌陵以下各陵被暴露、挖掘的情况，此前方庭实出使回来时已经详细说过，又何必等待再次询问？有人责怪张焘只是含糊应答，不能直陈实际情况来激发君心，却不知道高宗刚听到张焘的回答便沉默不语，不久又因为张焘不被秦桧容纳，斥令他出任外官。即使张焘把实情全部直说，高宗也只会把它交付给无可奈何而已，又哪里能够振作起来报仇雪恨呢？冯檝说：“应当把军国大事交给张浚。”皇帝说：“宁可到了亡国的地步，也不用这个人。”

译张浚曾多次出任视察军队的使者，高宗非常倚重任用他。自从张浚竭力劝谏和议以后，便被疏远了。但他的言论虽然与秦桧相抵触，实在是心怀忠诚爱国，何至于像仇敌一样憎恨他？“宁可亡国，也不用这个人”，哪里是人君应当说出口的话？可见高宗处心积虑，早已没有恢复中原的意愿，并不只是被奸邪之人愚弄而已。金兀术带着拐子马来攻，岳飞命步兵用刀砍马腿；拐子马彼此相连，一匹马倒下，另外两匹也不能前进。北方人使用战马，只以便于控制、驱使和快速行动为主。如果三匹马彼此连接，马力既有强弱差异，势必一匹向前、另一匹向后；三个人相互连接，勇敢和怯弱也不可能一致，勇者还会被怯者拖累，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拐子马的说法，《金史》的本纪、兵志以及兀术等人的传记都没有记载，只有《宋史》的岳飞传、刘锜传中出现，本来就不足以作为确切依据。何况兀术一向熟悉战阵，必定知道能进则进、能退则退的道理，哪里肯把自己的战马束缚住而受制于人？这或许是当时金军列队齐进、所向无敌，宋人看到其势不可挡，便随意给它加上这个名称罢了。即使所说的战马披着重甲，也只是徒然束缚战马，使它不能施展奔驰跳跃的力量，尤其是理所不可能的事。记事的人或许拘泥于古代兵车四马披甲的说法，强行附会，足以让有见识的人一笑置之。错误的传闻流传千年，靠听闻而不加考察的人不能辨明真伪，都被史册中没有根据的说法误导，因此不得不加以明确辨析。张俊援救濠州，刘锜劝他退兵，军队据守险要；张俊不听，杨沂中直趋濠州，军队于是战败。张俊懦弱无能，内心又多猜忌。他对于刘锜，早就深为嫉恨。金军攻克濠州时，他既不采纳刘锜退兵据险的计策，后来听说金军撤离，又不相信刘锜加强戒备的说法，还阻止刘锜前往，于是仓促败逃，死伤遍地。想要邀功，却反而因此丧失军队；也没有听说有人追究他违反军纪的罪过，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政令是什么样了。熙宁年间，曾在绛州建立程婴、公孙杵臼的庙，以报答他们保存赵氏孤儿的功劳；到了这时，又在临安建立庙宇。宋朝对于盾衰，也如同唐朝对于李耳一样。不过李耳还可以勉强借用他有“元元圣祖”的称号；至于盾衰，不过是列国中的一个陪臣，有什么显赫的血统值得炫耀？况且当时两宫尚未归来，帝王陵寝尚未收复，却只顾沾沾自喜地修建祚德之庙，把它当作追念先人、报答功劳的举动；这种自以为荣耀的做法，正是自取其辱。乐平县田里的水直冲而行，高达数尺；程氏井中的水涌出，像彩虹一样蜿蜒腾跃，穿墙毁楼，两股水在杉墩相斗。水相斗的说法，虽然见于《国语》，但谷水、洛水本来就是分流的，有时水势激荡而形成冲突的样子，类似相斗，按道理还说得通。至于田里的水聚集后直冲而行，井水涌出数丈高，像彩虹一样蜿蜒腾跃，就太不合常理了。况且水的力量怎么能穿墙毁楼呢？史家没有见识，附会传闻、以讹传讹，也是喜好怪异而失于诬妄了。秦桧入朝，施全拦路刺杀他，没有刺中，反而被杀。秦桧有应当被杀的罪行，但施全不是适合杀秦桧的人，这件事本来不必深究。只是秦桧奸邪误国，天下人都对他咬牙切齿，想刺杀他以泄愤的并不只有施全一人；而高宗始终信任他，不忍除掉他，后来又害怕他而不敢除掉他，难道不是上天夺去了高宗的魂魄吗？巫伋出使金国，首先请求迎回靖康帝；金主完颜亮责问他迎回后安置在什么地方，巫伋只是唯唯诺诺地退下。巫伋奉命出使，虽然以请求迎回靖康帝为名，但听到“安置在什么地方”的责问后，便无法再回答。仅凭这件事，本来就足以揭露高宗的内心，而巫伋确实也由此窥见了高宗的意图。这样看来，高宗始终畏惧猜忌，根本原因是贪恋帝位、苟且求安，因此事奉仇敌而忘记亲人，对许多事情都不顾，实在极其可鄙。皇帝想防止秦桧蒙蔽壅塞视听，于是下令禁止百官回避轮对。轮对本来是想听到平时听不到的事情；但听到了却不能实行，听了又有什么用？史书说高宗禁止百官回避轮对，是为了防止秦桧蒙蔽壅塞视听，却不知道秦桧敢于蒙蔽壅塞视听，实际上是高宗造成的。如果高宗果真知道这一点，那么罢免秦桧也在他自己。若他不能罢免，就是把权柄倒授给臣下，纲纪纽带松弛。既不能除掉大奸以整肃政纪，却徒然发布这样的命令，正是所谓不考察根本而只整治枝末，哪里有什么益处呢？金主完颜亮想要南侵，派王全到临安，授意他用言辞诋毁责骂，以激怒皇帝；又说赵桓已经死了。王全虽然接受海陵王的命令，要激怒宋人，把它作为南侵的计策，但这件事对金人来说还可以，对王全来说却不一样，因为他本来是宋人。他直呼自己故君的名字，悖逆已经到了极点，而高宗竟听任他肆意侮辱，隐忍不说，庸弱萎靡，简直完全丧失人心，还有什么脸面居于人上呢？“一定不敢杀他”这句话，早已被海陵王料中了。高宗只顾苟且求安，又不知自我振作，难怪最终不能摆脱别人的掌握。《评鉴阐要》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 《评鉴阐要》卷九 宋 孝宗 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孝宗刚召用张浚时，任用他的意愿非常殷切。先说：“倚靠魏公，就像倚靠长城。”又说：“即使他上章请求离职，只要章奏送上来，朕也决不允许。”赐给他的书信中又有“必须和你一起完成这件事”的话，看起来像是十分倚重任用他。可是为什么后来却以福州的任命把他调离，竟然一点为难的神色都没有？等到虞允文出任四川宣抚使，又告诫他说“不要像张浚那样迂阔”，又仿佛是过去一向憎恶嫉恨张浚。前后矛盾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大概他起初不过是想博取恢复中原的美名，借此虚张声势；后来发现事情终究难以成功，便什么也顾惜了，真实心情不觉流露出来，实在是没有定见。叶颙说：“自古以来的明君任用人，贤者可以用，愚者可以用，奸人和盗贼也可以用，只是要除去其中最坏的。”这大概是指龙大渊。任用人本来应当根据才能器量来使用；贤与愚各由天赋资质决定，本来不妨同时进用、兼收并蓄。但奸人和盗贼，是法律必定要惩办的，怎么可以进用？叶颙的话，大概是指管仲、陈平这类人。然而管仲、陈平并不常有，而奸人盗贼也不都是具有奇才的人。叶颙对于龙大渊，故意说得隐约，粉饰成不合常理的说法，想迁就调和，不能说是尽忠直言、提出正当建议。皇帝在茅滩举行大阅兵，亲自穿戴铠甲，指示作战方略。兵器铠甲照耀日光，旌旗遮蔽天空。练习武艺、训练军队，固然是国家的重要事务。但是当时两淮的边防设施还没有修复，只是检阅禁军，就以兵器铠甲照耀日光、旌旗遮蔽天空作为夸耀之辞，对实际事情有什么帮助？竟然还说今年要大举进攻，这是自欺欺人，简直不值得一笑。皇帝射弩时弩弦断裂，伤了眼睛，陈俊卿说骑马射箭这件事应当永远作为后世的警戒。射箭是六艺之一，练习射箭本来不应废止。处在太平日子里，尚且应当安不忘危，何况身处偏安僻处的时候呢？孝宗留意骑马射箭，还算是志向足以有所作为，或许可以借此先使众人劳苦奋勉。然而又怎么会到了弩弦伤眼的地步，也可以说是无能到了极点！于是陈俊卿便有了应当永远作为后世警戒的话。当时君臣的作为竟然如此，怎么能不最终不能恢复中原呢？上皇说水银是从汪尚书家买来的，孝宗因此责怒应辰。应辰竭力请求离职，但水银实际上并不是从应辰家买的。上皇说水银是从汪尚书家买的，孝宗听到这话后，本应详细调查。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么身为大臣却出售货物牟利，当然应当加以谴责；如果不是这样，就应当替他辨明。可是孝宗怀着对应辰过去进言的嫌隙，勃然责问讥讽，导致应辰不能安心任官，又借别的事情把他罢免。这不是大公至正的做法，因此才留下了水银实际上并非买自应辰家的疑案。大概孝宗既不能光明正大地处理此事，所以才使替应辰袒护的人产生了这种疑似的说法。金主在上京，宴请宗室、群臣和故老，亲自作歌；歌词说王业艰难，继承祖业并不容易，直到慨然追想祖宗，仿佛亲眼看见一般，歌唱完后流下眼泪。看到这里却不惊惧警惕、悚然失色、感慨悲伤的人，也就是没有人心的人了。皇帝把帝位传给太子，太子即位，尊皇帝为寿皇圣帝。高宗去世，还不到两年，皇帝就把帝位传给了别人。名义上说是出于孝道，实际上却是怠于政事。大概是知道恢复中原很难成功，又害怕臣下提出的建议难以拒绝，所以采取了这种退避的办法。至于那些把臣下托付政事说成高尚的人，就更加可鄙了。光宗 皇帝在南郊祭祀时，听说黄贵妃突然去世，又遇到郊坛上狂风暴雨，蜡烛也被吹灭，受到惊吓，病情加重，政事大多由李后裁决。光宗的政事大多由李后裁决，这和唐高宗命令皇后裁决百官奏事有什么不同？甚至连断臂、擅自杀人的惨事也同样发生了。然而，李后的狠毒强悍，实际上都是光宗昏暗懦弱、不能振作，才酿成的；而且他不去朝见寿皇，失去了为人子的道义，罪过更超过唐高宗了。金主下诏说：行宫以外的土地以及围猎的地方，全部交给百姓耕种。我曾经评论《孟子》中的一段话：起初，连割草砍柴的人和猎取野鸡兔子的人都可以到园囿中去；时间久了，连园囿中可以割草砍柴、捕猎野鸡兔子的地方也不能再得到。这就是所谓“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章宗竟然把围猎的地方全部交给百姓耕种，那么讲习武事也将因此废弃。看章宗谈论考察官吏、教导百姓的方法，没有一次不知道治理的要领；但考察他平日的施政措施，却是偏偏把典章制度和礼乐文物当作急务，未免近于好名，而对于整顿军备、操练武事的方法，却像丢弃东西一样抛开，终于完全改变了金源旧有的风气，国势一天天变得孱弱，大定年间的事业也衰落了。议论者都把章宗看作守成的贤明君主，然而他的子孙不能继承祖父的基业，致使家法也因此毁坏；即使有一些善政，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谢深甫请求皇帝到重华宫朝见，皇帝有所感悟，急忙命人驾车出发，到了御屏处，却被李后挽留，于是传令停止前往，返回内宫。早晚向父母请安，这是出于人的天性，本来不是靠做作就能做到的。至于侍从接连上奏极力劝谏，台臣在殿庭上痛哭，皇帝即使勉强前往朝见，本心也已经无法考察了。何况他刚刚催促驾车准备出发，转眼又因李后挽留而停止。忽然间良知觉醒，忽然间又几乎完全消失。光宗既不是丧失神志、精神错乱的疾病，为什么会不明白父子亲情，受制于强悍的皇后，却安然不知羞耻？这正是咸丘蒙所说的“天下危险了，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宁宗 宁宗开始到寿康宫朝见太上皇。《纲目》开头写“朝见”，那么此前没有朝见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宁宗即位，到这时已经过了五年，早晚向父母问安的礼节一直缺失，没有实行。父子之间有至亲的天性，长期隔绝遥远，回到内心去想，怎么能安宁呢？况且光宗不去朝见，寿皇还在朝廷，群臣接连上奏劝谏，甚至发展到禅位的举动。宁宗追想以前的事情，更应当痛心疾首，却不知道纠正父亲的过失，反而明明白白地重蹈覆辙。群臣正因为向太上皇祝寿的礼仪完成，一同互相道贺。宁宗竟也厚着脸皮接受这些祝贺，实在不知道他心里究竟是什么想法。然而光宗对孝宗不孝，所以宁宗也对光宗不孝。天道喜欢使事情循环报应，说的就是这个。元太祖却特特穆津元年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