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阐要卷十二

译在御帐后得到桃子，显然是宦官欺骗粉饰的结果。嘉靖为什么竟立即相信这是上天所赐？至于兔子、鹿被驯养，在苑囿中繁殖，更是平常之事，却动辄把它们说成奇异祥瑞。至于向太庙报告、称庆祝贺，并且夸耀说受到上天特别眷佑，就更加荒诞妄诞了。嘉靖崇信旁门左道、沉溺其中已经很久，比汉武帝还要庸俗鄙陋。那时朝廷大臣也跟着附和，像天宝、祥符年间那样，纷纷说梦话，前后几乎如出一辙。穆宗 戚继光镇守蓟州，制造兵器，其中有长枪、筤筅；又因为边地士卒不堪使用，请求招募浙江人组成一军，用来倡导勇敢。筤筅粗约二尺，长达一丈五六尺，顶端装有刀刃，而且刀刃又长一尺。一个人拿着它，不久就会疲惫；两个人拿着它，转动时彼此抵触妨碍，必定不适用。当时却把它当作抵御敌人的精良武器，实在不值得一笑。况且北方人的强项胜过南方人的强项，这是人们很容易知道的。浙江兵即使一向熟悉步伐操练，怎么能一下子胜过北方军队？大概戚继光在东南剿灭敌寇时，本来有许多旧部；他奏请招募调集浙江人，不过是廉颇想任用赵国人的意思罢了。可是记载此事的人偏袒南方人，于是写得好像南方人果真胜过北方人；照这样的说法来谈论用兵，哪有不招致失败的道理？神宗 徐贞明请求兴修西北水利，又撰写《潞水客谈》论述水利之事。水田虽有时可以在西北实行，但也只有平缓流动、停聚蓄积的水，才可以引作灌溉之用，不像东南那样可以随地开挖沟渠施行。水利的兴办，必须先顺应水土的性质。南方土性横向，所以拖引水流能够实行；北方土性竖立，所以水容易渗入地下。况且南方港汊回旋，山涧溪流绵延，取水注水容易出力；但也没有听说把长江大泽的水全都用来浸灌稻田。至于北方水势湍急强悍，水量盈亏没有定常，而且多是主流单独贯穿，即使支河能够分流宣泄，也只能削弱泛滥的威势；堤坝防遏之后，淤积的泥沙也只听说适合种麦。若一概想筑塘蓄水来收获稌穱，必定是行不通的事。元代虞集首先倡议兴办水田，却没有收到成效，已经是明白的验证。徐贞明竟想遍及青、徐、辽海，把所有良田都开垦起来，实在没有审察地形、估量水势。至于《潞水客谈》中所记，不能说写得不详细动听，但从未听说真正修治兴办；罗列所谓大利，只是纸上的空话，仍然没有脱离书生迂阔的见解。申时行请求下诏，令各曹官员提出建议时只涉及本部门的职掌，听任各部门长官选择后进献，不得专门直接上达。《周官》所说大事由长官处理、小事可以专门上达，只是针对任官考核功绩而言。若谏官的职责是提出劝谏和补救之言，就应当根据事情直陈，应努力申明自守其职的道理。古人说台省没有长官，正是为了让它成为政府的副封，极力杜绝门户之见的恶习。申时行却揣摩皇帝的意旨，命令各曹不得专门上达，听任其长官选择后再进献。这不只是开启党援逐渐形成的趋势，而且更加助长蒙蔽皇帝、隐瞒实情的奸弊。最终奏疏不能呈送御前，进言的人明知皇帝不会亲自阅览，就更加可以捏造虚言、制造幻象，并借此攻击异己，窃取名声、树立势力，毫无顾忌。这同扬汤止沸有什么区别？各位皇子成婚，诏令取用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户部报告钱粮已经匮乏。太仓关系国家财政，度支应当遵循通常的制度。神宗的五个儿子即使同时举行婚礼，为什么竟然需要多达二千四百万两？实在是事理上无法解释。大概是因为神宗对一切都漫不经心、不加核查，只听任宦官侵吞冒领、虚报支出，并且还借机搜刮。国家既因侵吞而损耗，百姓又因征敛而困苦，上下都空虚，危亡日益逼近。因此，明朝的命脉虽然被奸宦伤害，实际上也是神宗自己毁掉的。皇帝生病，召见沈一贯，准备下诏罢除矿税等弊政。第二天病愈，又后悔而追还先前的谕旨。沈一贯惊慌急忙把诏书交还。王义唾骂着说，稍微坚持一下。矿税可以撤除。神宗信任宦官，矿税造成的骚扰蔓延全国。即使满朝大臣都呼吁请求，如果皇帝听见并知道，因而假托疾病召见阁臣，全部罢除弊政，也不能说不是一个转变的机会。沈一贯既然承接了这道诏旨，正应迅速下达有关部门，以便广布皇帝的恩德、使困苦的百姓得到苏息。为什么竟迟疑观望？第二天还没有奉行，致使神宗得以收回成命，真是完全没有把国事放在心上。宦官尚且加以讥笑，难道还不如那些宦官吗？既然开始时不能竭力坚持，后来又借星变为理由，多次请求撤除，暗中迎合取容，表面上却用正直言论博取声誉。归根到底只是想遮掩，反而更加暴露罢了。温纯为沈鲤、郭正域辨明妖书诬陷之事，又说楚地宗室没有谋反的迹象，因而屡次触忤沈一贯。李三才很善于收受馈赠、结交天下人。顾宪成写信给叶向高等人，大力称赞李三才廉洁正直。李三才本来就是一个靠收受馈赠、结交权势来经营的人，假装修饰自己以沽名钓誉，他的内心难道真是要倾力支持东林吗？不过是深知当时清流的恶习，于是借着蔬食素服的小廉洁同讲学社交好，图谋在内可以把持朝政，在外可以作为士林中的标榜罢了。至于叶向高、顾宪成等人，借理学的名义倡导盟会，甚至辅臣和谏官，也没有不公开往来的。何况李三才，长久以来以才干谋略受到封疆大臣的推重，未尝不想借助这种声势作为攀援的资本；这才是当时彼此托付交契的原因，不是表面议论能够推知的。至于隐患最终弊害深重、灾祸急迫，焦头烂额的结局即将到来，大概是由于士气日益乖离，人心日益衰败，国运也日益衰弱。由此可知，形势发展到一定地步，即使各个党人也难以自主，怎能不令人叹息！男子张差手持木棒闯入慈庆宫，被伏法诛杀。

译狂妄的男子擅自闯入禁门，自有应当治罪的法律。至于他是否患有风癫，本来没有必要深究。满朝议论喧嚣，酿成疑案，总是因为当时翊坤宫中受宠而又喜好名声的人，动辄想把安定太子的责任自任，于是遇到事情便制造风波。他们不知道，郑妃如果果真有夺取嫡位的意图，那么后宫中的阴谋，哪里能够预先测知？又何必让狂徒持棒，公开施行叛逆图谋？况且太子深居慈庆宫，又哪里是一击所能伤害的？只是蓄谋三年，最后却只成为一次鲁莽行动，即使极其愚蠢的人也不应做出这种事。下诏查办这件事，本来就是情理上绝不可能的。可是全国上下像发狂一样，凭空制造障碍，必定要等到皇帝亲临殿廷剖析，东宫方面委曲求全。君臣父子之间，竟至于要用文字和虚伪的调停来处理，这还成什么体统？这虽然是群臣好事、无事生非造成的，也可见册立太子并无益处反而有害，其后患本来无所不至。兵部请求整治军务，但没有得到答复。讲求军事、练习武备，本来不是只依靠团练操演这种徒具形式的办法就能掌握其要领的。何况当时边防日益松弛，士气离散，正处在疆土一天天缩小、百里百里地退缩的形势中。担任枢臣的人，即使选练将才、筹备军需，叩门入阁竭力陈说，还担心不能取得成效。至于京营停止操练三年，假如能够像古代中尉、卫尉所属部队那样切实整顿，也还可以稍微作为防御之用。可是他们不谋划这些，只说应当趁秋气到来时修筑新的军垒。明朝末年的诸位大臣不知道国家的利弊，习惯于说些注重外表的空话，苟且敷衍塞责，都是这一类。实在可笑，也可怜。光宗 皇帝生病，李可灼进献红丸。又有李选侍占据乾清宫，群臣催促她迁往哕鸾宫。红丸、移宫和梃击并称三案，它们的是非本来并不难以判定；但当时各种说法纷乱，互相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成见牢不可破，于是自己积蓄成疑团。梃击一事此前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至于红丸案，说李可灼必定怀有谋逆意图，并不是确切的论断。但可灼本来不熟悉医术，他的药是怎么能够进呈御前的？方从哲虽然用委婉的话表示怀疑并加以诘问，但药物还没有试服，竟没有竭力阻止。药刚进用皇帝就突然死去，他们两人又怎么忍心苟且偷生？可是方从哲在书写遗诏时，还想给李可灼加以优厚赏赐，难怪满朝都有讥议和不满。若按照许止、赵盾那样的恶名来衡量，他确实无法推辞责任；但立即请求公开正法诛杀，又太过分了。至于李选侍作为先朝嫔妃，乾清宫本来就不适合她居住；等她已经迁往哕鸾宫，众人的疑虑就应当全部消除，又何至于捕风捉影，附会宫禁中的传闻，制造出雉经、投井之类的说法？众口争讼，持续多年不止，更是悖谬荒诞。总是因为这些人起初根本没有忠君爱国之心，而是分门别类，私意蒙蔽固守，于是幸灾乐祸，假托忠诚爱国，来放纵自己的臆见、肆意讥刺弹劾，他们的内心实在无法问责。等到议论还没有定论，国家社稷已经废墟一片；口舌之祸，大概正是灭亡征兆的先行显现。熹宗 皇帝喜欢亲自做斧锯、椎凿、髹漆一类的事情，常常拿着墨线削木画线。魏忠贤每次来奏事，皇帝都说自己已经全知道了，让他尽管照办。明朝到了熹宗时，形势已经一蹶不振，何况熹宗本人还亲近卑贱的伎艺，想同巧匠争夺技艺。他受到客氏、魏忠贤的蒙蔽，实在是自己造成的。但自古以来，宦官乘机作奸，也都有师承根源。例如秦朝赵高拥立二世，燕乐促使李斯上奏政事，以激怒二世；唐朝仇士良教他的党羽说：“天子不能让他总是闲着，应当使他的耳目得到娱乐，使他没有空闲顾及其他事情，这样我们这些人才能实现志愿。”观察魏忠贤过去的手段，前后完全一样，可见小人的心思，即使没有事先谋划，也会彼此契合。可惜昏庸之人明知前车覆辙，却仍然重蹈其覆辙。魏忠贤命许显纯审讯汪文言一案，使他供出杨涟等人收受熊廷弼贿赂，于是制作供状，将他们逮捕送入诏狱。杨涟等人一向因为刚正不阿而被群小嫉恨，等到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后，魏忠贤一党更加想要报复泄愤。有人说，他们平日不应该同汪文言交往，以致自己招来惨祸。但汪文言结交王安，是为了促成善政，并不是为了自私自利；同那些投靠逆阉、献身求荣的人相比，实在有很大区别。汪文言尚且没有可以定罪的理由，对于杨涟等贤臣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当时那些寻找罪名、罗织陷害的做法，只是借汪文言作为发难的借口，又巧妙地牵连边疆事务，肆意施展毒手，以致牢狱中尸体填塞、血肉纵横，忠魂共同含冤沉没，成为历来未有的奇惨之事。直到今天读到这些，仍然令人咬牙切齿。然而这些人正气凛然，永远不会磨灭。当日对他们施加的摧残越是无所不用其极，谁知道这恰恰就是彰显他们忠节的原因呢？庄烈帝。杨所修等人知道庄烈帝厌恶魏忠贤，于是先弹劾崔呈秀，来试探庄烈帝的态度。魏忠贤的流毒遍及朝廷内外，受到当时众人的痛恨。工部官署低头屈服，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其中尤其严重的，甚至献身充当他的义子，在众人中传播恶行。他们邪恶势焰的炽盛，实在是自古以来少见的。等到庄烈帝继位，已经洞察魏忠贤的奸恶，本来或许可以稍稍平息神人共同的愤怒。至于给事中杨所修，此前请求编纂《三朝要典》，原本就是为逆党推波助澜的人。到这时他才认识到冰山难以依靠，仍然观望迟疑，姑且弹劾崔呈秀来试探庄烈帝。明朝末年士大夫随波逐流的习气，浸染日久；那些为了门户而互相排斥攻击的，本来就带有意气用事和虚骄成分；再往下则只是一味诡诈顺从，随着时势反复摇摆而已。真正能够坚持正道、嫉恶如仇的人，除了周宗建、杨涟等人之外，确实屈指可数。这实在是士林的耻辱。诏令廷臣推举阁臣，仿照古代枚卜的典礼，召九卿、科道官进入乾清宫，把人名放入金瓯中，焚香肃拜，依次抽取。帝舜所谓“官占蔽志”的话，是用来训诫禹不要辞让帝位的，并不是说辨别官员才能时一定要取得神灵的信任。后世却沿袭下来，成为用金瓯抽签选择宰相的故事。用筷子夹取签条，希望在黑暗摸索之中得到真正的人才，这种做法的可笑之处，更是不必再说了。诏令议定魏忠贤逆案。韩爌等人不想广泛搜捕以树立怨仇，列出的罪犯很少，于是又下诏命乔允升等人审查确定，按照六等来定罪。韩爌等人奉诏审定判决文书，本来应当坚持正道、详细核查，使奸徒不至于漏网。可是他们一开始就托言不了解，内侍随后又以法律并非自己所熟悉为借口，王永光也以不懂刑名为由推卸责任。他们竟不考虑逆党朋比为奸、危害政事，实在是国法所难以宽宥的罪行。却只担心广泛搜查会树立怨仇，甘愿替他们包庇私曲、顺遂其心，难道还值得再问吗？至于乔允升等人所定的案件，虽然看起来罗列罪状没有遗漏，但他们拟判死刑的，大多是已经被正法的人；对于拥戴逆党的，罪罚仅止于拿起武器作战，对于谄媚依附的，也大多只判处城旦之刑。他们所定罪罚失去伦次，终究免不了暗中实行包庇。对于惩治奸党的重大事情，诸臣却瞻前顾后、迟疑不决，最终不能主持公正明确的裁断，以昭示鲜明的警戒。明朝末年朝臣积久形成的败坏习气，在这里可以看出，怎么能不沦亡呢？

译梁廷栋说：“百姓困穷的原因，只在于官员贪婪。假如贪婪之风一旦停止，即使再加征赋税，百姓也会欣然接受。”庄烈帝于是命户部议定每亩加征三厘。百姓困穷起因于官员贪婪，梁廷栋的话并非没有见地。然而没有听说惩治官员贪婪，却先增加赋税，使百姓的困苦反而更加深重；这样做所谓的“欣然接受”又在哪里呢？明朝末年耗损衰敝的根源，自神宗征收矿税、不断搜求财物以来，日削月减，历经数朝，物力已经没有一点剩余。到了庄烈帝时，大规模战争和瘟疫接连发生，国家元气已经耗尽无余。又因为军事行动日益增加，转运军饷日渐短缺，虽然借口是在给国家医治创伤，却已经没有可以割取的肉了。即使赶紧批准呈润的奏疏，也未必能够有所补益，何况连这点办法也不能采用呢？曹文诏征讨山陕各地的贼寇，几乎战死；后来又征讨畿南贼寇，被刘令誉弹劾，调任大同总兵。曹文诏勇敢无比，威名向来显著。在关中、山右剿贼，多次建立战功。即使他调兵征讨畿南，也每战取胜。诸将中足以抵挡贼寇的，实在没有谁能超过他。况且朝廷当时刚刚命令他限期平定贼寇，正应当让他乘着锐气建立功勋。刘令誉却因为一点旧日嫌隙，摘取言辞妄加弹劾，实在是挟带私怨、忘却公事。兵部议论时又不权衡事情的轻重，竟然只因巡按的一句话，就把他调往别的镇，导致贼徒无所畏惧，进出自如。没有来得及防备，反而让他们渡过黄河，贼势更加猖獗，后悔又有什么用呢？明朝末年重文轻武，以致宗庙社稷成为废墟，实在令人叹息。温体仁对吴甡说：“流贼不过是癣疥之疾，不值得忧虑。” 温体仁奸巧诈伪，表面上装作公正刚直，以求取得皇帝的知遇。入阁以后，他每天只把蒙蔽贤能、培植党羽当作事情，甚至竭力翻转阉党案件，颠倒是非。至于边疆谋略和百姓生计，他都漠然置之，不加过问，已经是误国罪行的首要人物。流贼横行日久，边疆将帅接连重蹈覆辙，局势的糜烂溃败越来越深，即使儿童也知道国家陷入覆亡已经为期不远。温体仁却没有听说提出过荡平贼寇的深谋，反而把强大的贼寇说成癣疥之疾，把隐患置于考虑之外，实在已经丝毫不具备人心。庄烈帝偏听偏信而滋生奸邪，却还更加信任倚重他。崇祯十七年间，内阁首辅更换五十人，而温体仁独居相位八年，最终导致国家倾覆危亡而无法挽救。亡国之君总是认为自己的臣子贤能，对温体仁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武生李璡请求查括江南富户，命令他们报名向官府输纳钱财；钱士升拟定罪名，交刑部审问。庄烈帝斥责他这是沽名钓誉，钱士升引罪请求罢职，皇帝同意了。命令富户报名向官府输纳钱财，同驱赶人民出卖国家有什么不同？当时核查田地、增加赋税，正是凭借严厉法令苛刻搜求财物；小人迎合上意、制造事端，于是竟敢把搜刮的计策肆意上奏。钱士升拟定罪名交付审问，也是想加以惩罚，以警戒妄言。可是庄烈帝看了奏疏，既斥责他沽名钓誉，又听任他引退，根本没有认为搜括富户是错误，所以反而显得正直的言论刺耳。国家形势已经危急，还不知道给民间留下一线元气，这不是自己加速灭亡又是什么？庄烈帝派遣中使前往闽、广察看熊文灿的为人。熊文灿喝醉后，有自负能够剿灭贼寇的话，恰逢杨嗣昌推荐他，于是任命他总理南畿军务。熊文灿做官既久，官位又显赫，庄烈帝难道会不了解他的为人吗？如今却把剿贼的重大任务交给他，还让中使暗中察看他的长短，这又有什么值得信任的呢？何况熊文灿酒兴正浓、耳热之时，不过是浮夸狂妄的谈论，他胸中本来没有确定的见解；宦官因为得到他的馈赠而对他有好感，专门替他吹捧，庄烈帝又因杨嗣昌借助内廷势力推荐他，提升他总管军务，最终导致庸劣无能之人败坏大事。当时国势将要倾覆，即使谨慎选择贤能之人，仍然恐怕难以胜任扶危救乱的任务；而朝廷求取人才，大臣推举人才，却都要以宦官的认可为准，怎么能不更加促使国家灭亡呢？周延儒回京以后失去势力，内心惭愧。张溥说：“您再次担任宰相，改掉过去的错误，就可以重新获得贤能的声誉。”于是同他的朋友吴昌时等人进行交结，近侍又召他入阁。周延儒作恶已久，他失去势力而内心惭愧，同万安夜间遥望三台星官有什么不同？张溥等人竟想用改过自新来要求他，希望他重新发挥余年余力的作用，真不亚于痴人说梦。尤其奇怪的是，朝廷即使完全没有辨别人物贤奸的鉴识，起用废黜之人、恢复其职位，又何至于因为吴昌时等一两个奸邪小人与内侍交往，就让他们突然得到参与掌握升迁任用大权的机会？东林中那些铮铮有声的人，难道还会同周延儒有所交往吗？哪些人应当诛杀，以及当时所谓的清流究竟是什么样子，也就可以知道了。高名衡议决在朱家寨口决开河水灌淹贼军，贼军也决开河水灌城，开封于是陷落。决水灌军，古人不是没有用奇计取胜的，但一定要先占据高地，才可以取得水从高处倾泻而下的形势；没有听说地处低洼湿地，却反而想自行毁坏防线的。开封临近黄河，并非不能借助洪水来阻挡险要；即使被围困两次，也只能坚守来抵御贼势。高名衡等人却突然提出决河灌贼的计策，不知道汴水上涨逼近城池，形势如同身处锅底；即使能够一举消灭贼寇，居民也恐怕免不了沉溺。军营还可以迁移，城邑又怎么能够迁走躲避呢？竟使漫天巨大的洪水反过来资助贼手，毒害百姓。庸碌之人逞强妄想，胡乱行事而招来惨祸，更不只是借给贼人兵器、送给盗贼粮食了。甲申年，崇祯十七年。纲。《通鉴辑览》将要完成时，负责此事的人援引《通鉴纲目三编》的先例，想在甲申年大书“顺治元年”，在下方分注“崇祯十七年”；并且凡是前朝的事情都另行书写“明”，而在李自成攻陷京师处直接系上“明亡”。我说：不可以。《三编》的先例，难道不是依据《续编》的先例吗？《续编》在元顺帝二十七年，便分注次年元朝君主向北逃奔，并系上“元亡”，把至正二十八年改作洪武元年；而且从顺帝十五年明太祖起兵以后，凡是元朝的政令，都另书“元”字来表示区别。即使说这是臣下各自尊奉其君的道义，我也实在鄙弃这种做法。因为用道理责备别人，必须先按道理要求自己；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哪一家的天下。说出违背道理的话，也会受到违背道理的回应。处在今天这个时代，贬低灭亡的明朝而尊崇本朝，就像明朝对待元朝那样，谁能说不可以？然而我不这样做。《通鉴辑览》这部书，不是一时之书，而是万世之书；对于正统与偏安的系属，必须公正平允；对于天命和人心的归向，必须严肃谨慎。况且正编、续编既然已经纠正了它们自视尊大的陋习，若在本朝更替之际反而有所偏向，难道不会内心惭愧，并留下后世的讥讽吗？

译现在对于甲申年，仍然命令大书“崇祯十七年”，另书“顺治元年”以作区别；即使李自成攻陷京师，也不立即写作“明亡”，而把福王弘光元年也分注在下方，必须等到第二年福王在江宁被俘以后，才书写“明亡”。福王如果在江南建立政权，能够自行立足，本来未尝不可以按照宋高宗的先例，成为南北朝式的局面。然而他当天就沉溺于荒淫享乐，以致天命离去、人心丧失；这不是开创基业者想要追究我朝兵威，实在是守成之君自己丧失了祖宗的神器。至于唐王、桂王逃窜到边远角落，只求苟延一朝一夕，这正同宋朝帝昺、帝昰的情形相同，不能仍然把正统归给他们。这样是要向万世守成的君主表明：应当思考天命、人心是难以凭恃的，必须战战兢兢地保守祖宗遗留下来的基业和臣民所归属的国家，不敢错误地依赖史书体例来分出高下。这样或许可以使我编纂《通鉴辑览》的根本意旨，不至于违背《春秋》大一统的道义吧？福王附录。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在南京监国。纲。《续通鉴纲目》在元顺帝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以后，立即书写“元”字来取消元朝的正统地位，这是极不妥当的做法。至于崇祯甲申以后，本朝已经在燕京定都，而福王虽然偏安江南，也在次年被俘，明朝灭亡；因此，甲申五月以后、乙酉五月以前，明朝的正统虽然还没有灭亡，但明朝的偏安已经不能保全，所以采用元顺帝十五年以后的先例，书写“明”字以作区别，不过终究不像《续纲目》那样偏袒。睿亲王派人带着书信送给史可法，史可法不久也派人回信。昨天读到史可法的答书，曾经把它写在后面，现附录在这里。我年幼时就听说过我朝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的事情，却没有见过那封信。昨天编纂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才得以读到信的内容。信中所谓揭示大义、说明正理，援引《春秋》的法则，斥责偏安之非，论据和措辞都严正有力，内心实在赞许。不过信中说史可法派人回信，言语多不屈服，却始终没有载录他的书信原文。史可法是明朝的臣子，他不屈服是正当的。不载录他的话，难道不是有失忠臣之心吗？况且不载录这些话，后世的人将不知道他究竟说了什么，必然有人怀疑并厌恶这些话而将其删去，这是极不可以的。因此命儒臣设法寻找，在书市和藏书家那里也没有找到。又命人在内阁册库中搜寻，这才找到。读完一两遍后，我惋惜史可法的孤忠，感叹福王的不明智：有这样的臣子却不能信任任用，使权奸牵制他的行动，最终导致覆亡，这难道不是因为福王吗？即使福王信任并任用史可法，他能否守住长江，像南宋那样偏安，仍然无法确定；何况他像燕雀安处堂中一样，没有深谋远虑，导致军队疲敝、粮饷耗尽，忠臣流泪跺脚叹息，无能为力，只能以一死报国，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而且史可法信中的话，原本没有辱骂和荒诞无理之言；他虽然内心折服于睿王，却不得不勉强措辞争辩，也仍然是明臣尊奉明朝的道义。我认为没有必要避讳，也不能避讳，所以把这件事照上述情况写出，并命令把史可法的书信附录在后面。史可法即使拿来同文天祥相比，也实在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明史》本传却说他的母亲梦见文天祥后生下他，这出自民间传闻的附会，失于荒诞不经。《评鉴阐要》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