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阐要卷十一

译景帝任用 于谦，排除群臣的议论而竭力作战守御，不能说对宗庙社稷没有功劳。只是英宗回国后，被安置在南宫，事情同于禁锢；废黜皇后、改立太子，又有贪恋帝位的私心。天道循环报应，英宗的儿子也随着死亡，最终杀害于谦，这是他自己招致的结果。然而英宗难道也能逃脱“少恩”和“一尺布”的讥刺吗？至于于谦所说“社稷为重”的话，大概出自吕饴甥“君主丧失了，还可以另立君主”和公孙申“只要改立君主，晋国一定会归还原来的君主”的意思。后世迂腐的儒生，无不认为这种说法正确。君主如同亲人，亲人被别人拘执，做儿子的却不披头散发、解下帽缨赶去救援，以表示并不急切，这能行吗？那么，认为于谦有夺取帝位之意的案件，也不是毫无来由。有人还认为这不是英宗的本意，这确实是不懂事情根本道理的说法。既然如此，当时应当接受和议吗？回答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怎么能同他讲和？应当整修铠甲、整顿军队，以便随后进击；像岳飞那样奋力作战，迎回徽宗、钦宗，天下谁会非难他呢？王直和朝廷大臣共同上奏，请求迎接太上皇帝。景泰帝不高兴，于谦说：“帝位已经确定，难道还会有别的君主吗？只是按道理应当奉迎。” 王直和朝廷大臣们接连上章，共同请求奉迎太上皇，确实是正直的言论和正确的意见；景泰帝却竟然不高兴。至于他又制造种种纷乱的诘问，那么所谓自己并不贪恋这个帝位，只是强作笑脸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已经无法遮掩了。于谦看出了其中的隐微，知道无法用道理改变他的想法，所以用含蓄的话消除他的疑虑、坚定他的意志，派遣使者的议案才得以确定。也先于是按照礼仪送还太上皇。于谦这一举动可以说很善于匡正挽救。但英宗复位以后，反而残酷地加以诛杀，英宗可以说是很少恩德了。也先筑起土台，让太上皇坐在台上；也先率领妻妾和部落首领拜伏行礼，送太上皇回京。正统帝既然被也先擒获，也先知道他不足以作为奇货，于是送他返回朝廷。也先对他的恩惠已经很大了，又有什么可畏惧的，竟至于筑台列队跪拜呢？这大概是史臣粉饰美化的话，不足以引为荣耀，反而恰恰成为羞辱罢了。卢忠上奏，说上皇和阮浪要拥立王瑶复位。商辂在皇帝面前委婉地为他们解脱，于是皇帝以其他事情为由，将卢忠贬谪到广西，禁锢阮浪，杀死王瑶。卢忠借故制造事端，编造荒诞不经的言论，说上皇的变故伤害了君臣大伦，造成危难；他的罪行与乱臣相同。景泰帝当时就应当将他逮捕，置于重典，或许才能使事理恰当、内心安定。可是景泰帝一听到奸人的妄言，便下诏交付诏狱彻底审治。假如阮浪、王瑶被诬陷而屈服认罪，将把英宗置于什么地位呢？虽然商辂等人稍加婉言解释，卢忠也被下狱，但只是以其他罪名治罪，后来又以立功为名将他贬谪，这样怎么能惩罚凶恶之人？而且仍然杀王瑶、禁锢阮浪，他的猜疑始终不能消除。景泰帝迷恋帝位而丧失德行，实在太过分了。当时议论册立太子，徐有贞请求恢复沂王的身份。王文说：“怎么知道皇上的意向属于谁呢？”于是共同请求册立太子，萧维祯提笔把“建”字改成“择”字。群臣揣摩宦官的意图，于是共同商议册立储君。他们这种庸碌无能、因人成事的情形，大体可以想见。等到徐有贞提议请求重新册立沂王时，后来英宗复辟的谋划，已经暗中埋下了契机。王文却说：“怎么知道将来拥立的是谁？”仍然是得到赐金时的旧有心思，郁结在胸中；由此可见，他们彼此都怀有私心，何曾把国事放在心上？而萧维祯提笔把“建”改成“择”，还公开说道：“我正想借此更求宠幸和利益，存心经营这些，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大臣鄙陋荒谬到这种地步，还能说他们具有人心吗？英宗 皇帝说：“高谷在内阁时，议论迎接车驾以及南内的事情，曾经在旁边帮助我。” 英宗这番话，总是因为自己的私意而发，不仅不应该从天子的口中说出，实际上只会令人鄙视发笑罢了。徐有贞窥测皇帝的心意，便裁抑石亨、曹吉祥。石亨等人在皇帝面前诬陷徐有贞，皇帝于是传谕言官，弹劾徐有贞图谋擅自掌握威权。徐有贞和石亨等人，起初只是希望谋求爵位和赏赐，结党营私、共同作恶；得志以后，各自树立门户，互相排挤陷害，彼此势不两立。小人反复无常，本来没有什么值得深责的。只是英宗既然听从徐有贞的话，裁制曹吉祥、石亨，又因为二人的谗言而疏远排斥徐有贞，反复改变心意，茫然没有定见，越发使群小得以施展伎俩。朝廷纲纪所在，哪里适合假手于人？内阁大臣如果果真图谋擅权，就应当公布他的罪行，以申明惩罚。如今却授意言官，让他们纠弹，这不是纵容同僚之间互相倾轧吗？吴与弼多次被推荐，却始终不肯出仕。皇帝因李贤的推荐，征召他，授予左谕德。他认为诏书写得隆重，料想将受到重用；但宫廷属官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担心不能立即施展自己的志向，于是辞官归去。吴与弼多次被推荐而不肯出仕，正是因为自视甚高。到了这次应命入京，只是由于诏书写得隆重；虽然不是效法终南山隐士借隐居求仕的捷径，但选择官职而出仕，其中追逐利禄的念头终究没有完全消除。何况吴与弼如果确实想施展自己的志向，即使担任宫廷属官，也可以尽心辅导，并非不能施展平生所学。哪里有一入朝班就立即受到重用的道理？他因为授予的官职不能满足心愿，便仓促辞归，这仍然是把高官显爵看得太重。况且推荐他的奏章本来出自石亨的意思，即使不必像《琐缀录》那样加以诬蔑，说他出处纯洁无瑕，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史臣赞语说：“英宗释放建庶人，停止让宫妃殉葬，安葬盛德之事，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英宗失德的地方多得数不清，史臣却称赞他释放建庶人、停止宫妃殉葬，认为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释放建庶人，与政治教化有什么关系？至于宫人殉葬，本来就是扰乱政治，停止它是应该的。可是这哪里值得夸耀为盛德呢？宪宗 按照旧例，经筵结束后，皇帝一定要口头宣布赐给酒食。刘定之请求不要劳烦皇帝发声，君臣于是没有一句话相互交谈。当时人认为刘定之有意迎合顺从是过错。君臣每天相对，询问政务，必须有实际成效。经筵进讲，已经属于徒具形式。至于诏令中宣布赐宴以及叩头谢恩、山呼万岁，按照惯例说几句话，就认为这有助于勤政，那已经很鄙陋了。刘定之的请求，也只是想去掉这些繁琐的礼文罢了。史臣却说君臣没有一句话相互交谈，并以有意迎合顺从责怪他。刘定之虽然可以说是爱惜礼制、保全礼制，但当时君臣之间的隔阂、政务的杂乱，也由此可见。宪宗因为周太后的缘故，不愿让钱太后与英宗合葬。群臣坚决进谏，甚至跪伏在文华门外哭泣。皇帝于是答应了他们。天子的孝，与普通人的孝本来就不同。而且普通人尚且有接受劝谏的道理，并不只是顺从就是孝，何况关系到宗庙社稷呢？宪宗顺从母后的私意，以至于群臣哭泣进谏，实在不成国家体统。最后仍然听从众议，只是白白显露了母后的过错，又怎么能说是孝呢？至于后来收回赐给外戚的田地，那只是他较小的过错，更加不值得一提了。

译纪妃怀孕，万贵妃命宫女用钩取治的方法加以迫害，宫女们都以患有痞病来报告。等到皇子出生，张敏把他藏在别的房间，万贵妃每天派人侦察，却没有找到。宪宗偏爱万妃，任凭她嫉妒狠毒而不能约束，几乎造成炎汉、刘宋以及燕啄之类的祸患；他的柔弱昏暗，实在无法推卸责任。不过宫闱之事隐秘，流传下来的说法又怎么能全部凭信？如果像传说所说，后宫妃嫔怀孕都遭到暗中伤害，那么此前的祐极出生于成化五年，为什么偏偏没有遭祸？而且万妃侦察必定十分严密，又为什么偏偏能用患痞病来蒙混她？宫女们用钩取治的方法迫害纪妃，也肯替她遮掩隐藏。皇子既已出生，即使张敏溺水而死，张敏纵然想设法救护，也必定会把皇子秘密藏在宫外，暗中保护养育，又怎么敢仍然把他留在安乐堂附近的另一个房间？吴皇后又往来给他哺乳养育，难道竟不担心万妃稍有察觉吗？况且祐极本来还活着，而张敏惊呼皇上尚未有儿子，这话又是什么意义？祐极随即被立为太子，又怎么可能一直隐秘而不让万妃知道？史书所载和家传闻见说法各不相同，往往因此加以牵强修饰，像这样不足深信的事很多。项忠招抚劝谕荆襄流民九十万户，选出一名男丁戍守边疆，其余人命令返回原籍、分给田地；凡是驱赶而不肯前进的，就立即杀死。流民聚集起来成为盗贼，本来是法律必定要诛杀的。但既已消灭他们的首领，擒获其党羽，其余参与作恶的人也应分别查核，严加惩治。至于无辜的民众，自然应当赶快筹划妥善安置的办法，使他们都知道安定生活、从事生业并接受约束，这样才能长久平息祸乱的根源。项忠却对九十万人一概不加区别，不是让他们戍边，就是驱赶他们；不肯前进的人，动辄擅自杀戮处置，实在不恰当。假如不是原杰进行安抚，使他们登记入籍，并且安排得当，怎么能使流民长久安居？难道不会激成变乱吗？命令汪直刺探事务，负责西厂。自从永乐年间设立东厂，把访察缉捕的职责寄托给宦官，本来就已经开创了不良的先例。到宪宗信任汪直，又特意设置西厂，声势嚣张，罗织内外罪名，其势力更加横暴，而且擅自逮捕审问，任意调换近臣。起初不过是因为汪直揭发覃力明杀人的事情，宪宗赞赏他能查出奸恶，谁知道这正是这类人先以小忠小信取得信任，以成就其大不忠大不信的惯用手段。宪宗竟然落入他的计谋，深深依赖并亲近他；从此厂卫乘机窃取权柄，日益放纵肆虐。到了末世，国家元气衰弱削损，终于因此走向危亡。追究祸乱的根源，宪宗难道能够推辞开创这种先例的罪责吗？命令司礼监怀恩会同三法司审录囚犯，凡是值得怜悯或有疑问的案件，释放遣返的人数比平常增加了一倍。由宦官参与审录囚犯，始于正统年间；体制纲纪日益衰败，已经不是一天的事情了。但是热审、朝审的制度，自永乐以来一直遵守而不改变，为什么到了宪宗时竟然把旧章全部改掉，一概废止，而把审判大典交给宦官专门负责，使朝廷大臣再没有办法过问，纲纪颠倒，实在太严重了。况且他们对可怜悯或有疑问的案件加以释放，数量比平常增加一倍，说明这些人想借姑息宽纵来博取美名，已经不再顾及明正刑法的本意；这种滥放的过失，哪里说得尽呢？既然他们的权势如此尊崇，司法官只看他们的意图，那么他们所宽免的，必定是向他们输送贿赂的人；否则，就一定是极其贫困流离、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人。而他们所严惩的，必定是与他们有仇怨，或者受人托付、想要置于死地的人。国家法律还可以过问吗？史家却还把释放很多囚犯当作美事，真是极其不懂事体了。康永韶说：“今年春天星象发生变异，应当有大的灾祸，幸亏秦地百姓饿死，足以抵挡这种灾祸。”皇帝认为这确实是国家无边的福气，便提升他为侍郎。宋景公不肯把灾祸转移给百姓，仅仅说了一句话，荧惑星就退避了。那样一个小国的君主，尚且知道以百姓为重，作为天下之主，难道反而可以忽视百姓吗？况且饥荒接连发生，民间百姓的忧患，就是朝廷的忧患，怎么能把它看作与己无关？康永韶竟用阿谀奉承的话求取进用，说星象变化的灾祸幸亏由秦地百姓饿死来承担，还把这说成国家的福气。荒诞到这种地步，实在是丧失理智、近乎疯狂。宪宗不但不斥责他，反而喜欢他的话，重重提升他的官职。这是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有百姓，也不知道百姓正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实在鄙陋到了极点。封五位皇子为王，归入王纲。史家记载万妃的事情，都说她骄横嫉妒、肆意妄为，以至于后宫妃嫔怀孕后，全都被用药物打掉。如今根据宪宗分封诸子的情况来验证，便知道这种说法实在不能完全相信。宪宗偏爱万妃，以及万妃依仗宠爱而骄横嫉妒，这固然是当时存在的事实。若说她独占后宫、沉溺于宠爱，使其他妃嫔都没有进御的日期，那么为何有这么多妃嫔被召幸并生育，竟然接连不断？从那时到孝宗初年受封的皇子，共有十人，其中最年幼的是宪宗第十四子。至于传说中饮药堕胎的，尚且多得数不清；皇子实际出生得并不少。万妃如果真是嫉妒狠毒，怎么能容许妃嫔接连受宠以及众多皇子出生，并且竟然有这么多人成长立封呢？总之，宫闱之事隐秘，传闻已经不能凭信。或许是众人非常嫉恨万安假借依附而扰乱政治，于是编饰出毫无根据的话，把罪过归到万妃身上。史书关于成化年间宫闱之事的记载，多是道听途说，简直像汉成帝时把赵昭仪说成祸水一样，不顾事实中的矛盾之处，也很奇怪。孝宗 耕耤礼结束后，教坊进献杂技，马文升严厉地斥责了他们。孝宗当时即位还不到一年，处在居丧期间，本来不应举行耕耤礼。即使说这个典礼不能缺少，也只应亲自拿起耒，作为天下务农的先导。可是他竟然照常设宴，实在不合道理。马文升本应因此据理直陈，却不指出宴饮享乐的过失，只责怪教坊扰乱皇帝的听闻，已经是分不清轻重了。况且进言也有一定的体统，面色严肃已经足以表达正直，何至于立刻以严厉的脸色去触犯皇帝？臣子对君主，就像儿子对父亲一样。普通人劝谏父亲，尚且应当态度委婉、语气谦下；在君父身边，却动辄强硬地显露怒色、提高声音，恭敬办事的诚意又在哪里？明代的恶习沿袭不改，往往以激愤来博取名声，而不顾恭敬谨慎的大义。史家没有见识，反而跟着夸大这种说法，不再以义理衡量，哪里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呢？丘濬入阁时，王恕因为自己任职吏部，位列六卿之长，不肯让位。后来在宫内宴会上，丘濬径直坐在王恕的上位。官员班次的先后，朝廷自有确定的制度，本来不容许在其中争竞。何况大臣应当以齐心协力办成事情为目标，更不应把座次放在心上。丘濬入阁以后，因为王恕不肯让他坐在前面，心中不高兴，便在宫内宴会时径直占据上座，妄自尊大，实在丧失了恭敬和睦、同心办事的道义。丘濬自称学问深厚，难道只是明白别人而不明白自己吗？丘濬的议论多有偏激之处，曾经讥讽范仲淹多管闲事，说岳飞未必能够恢复失地，说秦桧有再造国家的功劳。

译评论古人贵在有独到的见识，固然不应抄袭众说、随声附和，但又怎么可以只顺从自己的偏见呢？丘濬说岳飞未必能够恢复失地，这个观点虽然不恰当，但还算是根据南宋南渡时的形势立论。至于范仲淹处理西夏事务时，如果苟且答应议和，他的过失在于畏惧事变，而不是多管闲事；丘濬的看法实在相互抵牾。至于秦桧误国的罪过，连妇女儿童都知道，他却忽然称许秦桧有再造国家的功劳，颠倒是非，实在令人震惊。丘濬的学问还算广博，他所补写的《大学衍义》自夸为可以施行的著作，为什么评论人物时会荒谬到如此不近人情？苏轼说荀卿喜欢发表放纵的高论而不顾后果，像丘濬这样的人，大概比荀卿还不如。皇帝召见内阁大臣，把各司的题奏交给他们，说：“交给你们共同裁决。”刘健请求把事情较多的奏章带到外面详细阅看。明代的君主深居宫中，很少听说召见大臣的事情。唯独孝宗能够从容接见大臣，把各司的奏章当面加以裁决。这样一位尚且知道振作精神、图谋治理国家的君主，刘健等人正应当竭尽心志和忠诚，希望帮助皇帝成就治理。为什么反而以事情繁多为由，请求到外面详细阅看？这是皇帝正殷勤地垂询，而臣子已经心存怕麻烦。不但无法回应皇帝的咨询，实际上也违背了日夜勤勉的本意。大概因为当时朝廷上下彼此隔绝，身为大臣的人于是再也不知道引见奏对可以占用片刻时间了。召两广总督刘大夏任兵部尚书，刘大夏以有病坚决推辞。等到入宫见皇帝，皇帝问他推辞的原因，刘大夏说：“百姓困穷，财力耗尽，我估量自己的力量办不到，所以辞谢。” 刘大夏以广东总督的身份被召入朝，掌管夏官，皇帝对他的倚重任用起初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今应当出任封疆大吏，却从未听说他上奏章以疾病为由推辞。可是刚一接受征召，便接连多次坚决推辞。担任总督时就没有病，担任尚书便有了病；如果说不是因为内外官职所得的厚薄不同而区别对待，那是在欺骗谁呢？等到孝宗当面追问原因，他却以百姓困穷、财力耗尽、估量自己的力量办不到为托词，更显得是在支吾搪塞。假如时局果真危急，需要补救，就更应当勇于任事，以求报答皇恩。若明知情况如此却畏惧困难、苟且逃避，还能称作公正忠诚、以国事为重的大臣吗？刘大夏不肯进呈揭帖，还说：“任用人员、处理政务，都同大臣当面商议后实行；这样久而久之，天下自然会得到治理。”皇帝于是把金子藏在袖中赐给他，并嘱咐他不要在朝廷上谢恩。孝宗对于刘大夏，真心倚重信任，正殷切地延请接纳他；刘大夏本应恳切详细地陈述意见，以回应皇帝的咨询。即使命令他写成揭帖进呈，如果确实看清了事情的要害、有益于国家，又有什么可回避的呢？他却托言将来会滋生弊端，把责任推给府、部、内阁大臣，未免心存界限。至于筹划实现太平的首要事务，又以天下自然会治理为说，更显得含糊而没有实际内容。况且中官镇守造成的祸害正日益严重，孝宗没有立即革除，更应当反复竭尽言辞进谏。他为什么一听到选择廉洁之人的话，就立即叩头称善呢？况且赏赐是君主的重大权力，孝宗如果确实知道刘大夏等人贤能，何妨公开给予特别褒奖？可是却把金子藏在袖中当面赏赐，还命令他不要在朝廷上谢恩，本想表彰廉洁的风气，反而带有行贿送礼的痕迹，更加令人鄙薄。武宗 韩文率领各位大臣上疏，请求诛杀刘瑾等人。奏疏送入后，皇帝震惊，哭泣而不进食。八党扰乱政治，只是用声色犬马来蛊惑皇帝的心。武宗已经长期被蒙蔽，韩文等人极力陈述奸宦的罪恶，劝他振作刚健的意志，割舍私人的爱憎，态度十分恳切。武宗即使还不能觉悟自己的过失，难道不能突然改弦更张吗？为什么一听到请求诛杀群阉的话，便惊恐哭泣、不肯进食，袒护他们到了极点，以至于感情不能自我控制，徘徊失措？他那种幼稚昏昧的样子，实在可怜又可恨。然而武宗当时已经十七岁，仍然如此茫然无知，他没有重蹈汉、唐的祸乱，难道不是上天的侥幸吗？江彬想要夺取权力，便引导皇帝到远方游玩。皇帝穿着便服越过关塞，巡幸宣府。江彬趁武宗荒淫游乐没有节制，迎合他的爱好，引导他纵情游逸，只是想避开众人的牵制、夺取权力，却不顾把君主置于险地，竟使万乘之尊匆忙换装、穿着便服越过边塞，长时间滞留在外，又想方设法蛊惑皇帝，使他流连忘返，他的用心实在难以测度。武宗迷惑而不醒悟，拒绝劝谏、独断独行，甚至搜求良家妇女带回，喜好乐妓、行为失德，无所不至。江彬虽然后来伏法受诛，但武宗遗笑千秋，哪里能够掩盖呢？孙燧上奏章，奏报宁王朱宸濠有不轨企图，却被人阻挠。杨廷和请求仿照宣宗处理赵王府的旧例，派遣大臣前去宣谕。宸濠包藏祸心，日夜觊觎非分之想。当孙燧上奏章时，他公然邀阻，并且让奸党分布在交通要道，窥伺朝廷。叛乱的迹象已经显露；他同赵王最初不与高煦合谋的情形相比，完全不同，本来就不是可以暗中行事而消弭的。此前虽被各个权幸隐瞒，杨廷和还可以推说不知道，为什么从未听说他把此事举发上报？等到萧淮揭发他的罪状时，更应秘密陈奏重大的谋划，果断地预先防备征讨，以掩其不备。可是他却援引宣德年间的旧例，只派重臣前去宣谕，还以往日收回防卫为借口，反而刺激他迅速反叛。假如不是王守仁在赣地，纠集义军，立即上奏并将其荡平，那么势必会蔓延而难以控制。杨廷和这样谋划国事、处置政务，却迂曲荒谬到这种地步，而当时还被称为名臣；明朝没有灭亡，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评鉴阐要》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评鉴阐要》卷十二 明 世宗 诏令大臣议定尊崇兴献王的礼仪，杨廷和等人说：“应当按照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旧例。” 嘉靖想要推尊自己的生父，本来就是人子出于至亲至情的愿望，群臣却一定要拿宋代濮王议礼之事来坚持争论。不说事理本来不同，而且也无法满足他尊奉亲生父母的本愿。旁支入继承嗣孝宗，固然有为后嗣的道理；然而对毛里的至亲改称叔父，实际上也不合人情。嘉靖既有父母名分被互换的疑虑，又有退位回藩的请求，内心尤其迫切。如果在开始集议时就及时确定其生父的名号，加上尊美的称号，使他能够稍微表达敬奉之礼，那么张璁等人也就没有机会窥伺间隙进言，或许反而可以保全大义。可是群臣偏要强词争执，坚持得越牢，激怒得越深，于是嘉靖不只是称帝，又进而称宗、称考，甚至把他附祭太庙。最终发展到亵渎礼制、扰乱人伦，也确实是群臣不能在天理人情之间斟酌得当所造成的。虽然如此，国家将要灭亡时，必然会出现妖孽；这也是明朝社稷将要倾覆的一个征兆。王守仁被贬谪到龙场时，每天推演旧日所闻，忽然悟到，格物致知应当回归内心，所以他的学说专以致良知为主。自从“道学”这个名称确立以后，儒者中喜好虚名的人，虽然每天夸夸其谈地谈论义理，却大多对实际用途没有帮助。像王守仁这样，功业显著，本来不在于讲学重或轻。他关于致良知的学说，大概是通过寻求推演而得到的，不是那些徒然探索空虚之理的人所能相比的。到了后来，门徒逐渐增多，有人想夸耀师承授受的不同，致使议论辗转滋生纷乱，渐渐产生各种异说，于是招来非议，也不应把责任专归于师传。皇帝想要把张延龄定为谋反罪，诛灭他的家族。张孚敬竭力争辩，最终只得到长期监禁的处置。张延龄放纵骄横，任意杀人，罪有应得。但嘉靖对于昭圣太后，不可能没有丝毫猜疑嫌隙，于是想借机向她的兄弟发泄怨恨，实际上违背了侍奉母后的孝诚。张孚敬再三坚持争辩，所说的话颇为得体。不过孚敬性情一向嫉妒刻薄，又善于逢迎，为什么偏偏在张延龄一事上坚持正义、设法保全？或许是自知为众议所不容，想借此在仕途末路沽名；否则，就是平素同张延龄兄弟有交往，借公议来施行私惠，这些都无法知道。刘天和镇守三边，仿照秦纮的制度，制造独轮车来训练诸将。兵车虽然是古代的制度，也不过适用于平原，而且只适用于敌我双方技艺相当的情形。后世地势利弊不同，使用它就很难取得效果；房琯在陈涛的失败，已经是可以验证的事实。到了宋代，李纲、宗泽之间偶尔有人议论实行，最终也没有收到实际效果。何况独轮车靠人来推挽，运转迟钝，想用它来挫败锐利的冲锋、攻破坚固的阵势，简直像儿戏。刘天和把它当作变通的良法，动辄用来训练边兵，却不知道一辆车上弩、护牌、盾牌交错杂置，势必笨重艰难而难以取胜。所谓适用，究竟在哪里？何况边疆攻战，全靠精锐骑兵摧毁敌军锋势，怎么能反而用连在一起的车辆妨碍它们奔驰？书生迂腐笨拙的见解，实在不值得一笑。言官知道皇帝宠信夏言，厌恶郭勋，于是共同弹劾郭勋。郭勋放纵骄横、任意妄为，积累罪恶已经很久了。言官难道没有听见看见吗？为什么此前一直闭口不发一言？他们揣知郭勋失去了皇帝的宠信，便暗中转变立场，纷纷补上奏疏，表面上博取不畏强御的名声，暗地里却施行揣摩取巧的手段。明代谏官中虽然确有真正刚正直率的人，但像这样卑鄙猥琐的，也实在不少。皇帝留宿曹妃宫，宫女杨金英用丝带勒住皇帝。有人跑去向皇后报告，皇后赶来施救，皇帝才苏醒。皇后后来于是杀死端妃和王宁嫔。杨金英谋逆一事，嘉靖既然留宿曹妃宫，曹妃自然不能推脱没有谨慎防备的过失。若竟说她与宫女同谋，则不合情理。杨金英既然要施行凶谋，势必担心被人看见听见；那么前来报告的人怎么会立即知道？而且这个人也必定是曹妃宫中的宫女。在这种危急只在呼吸之间的时刻，救援很难刻意拖延，她却不向曹妃近处报告而远远地去告诉皇后，其中构陷的意图显然可见。后来皇后又趁嘉靖病中惊悸之时，立即把妃嫔和谋逆宫女一并收捕诛杀来灭口，说这不是皇后的嫉妒加害，谁会相信？然而造成这场大变，还是由于嘉靖没有德行，明朝国运将要倾覆，所以灭亡的征兆已经先行显现。仇鸾想要开放马市，杨继盛上疏极力劝谏，诏令仇鸾等人议论此事。仇鸾挥臂辱骂他，又进呈密疏，于是把杨继盛下到狱中。仇鸾畏惧敌寇，只图苟且求安，创议开放马市，以此向敌人取辱。杨继盛抗疏进谏，极力说明其中利害得失，讲得非常明白。嘉靖既然果真因此受到感动，就应当独自果断裁决，停止施行。为什么仍然下诏让仇鸾等人议论？仇鸾既已窥知皇帝的意向偏向自己，便敢于挥臂放肆议论，暗中进呈奏章诬告，务求曲意推销自己的私见。而诸位大臣也只说派遣官员的事已经实行，竟不再讨论事情本身的是非，含糊两可。嘉靖竟至于不能自主，贬斥反而更加严厉；小人扰乱国家的是非标准，真是毫无顾忌。然而仇鸾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倚仗严嵩，并且相信严嵩会替他遮蔽；如果不是嘉靖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呢？杨顺承受严世蕃的指使，与路楷谋划陷害沈链；他们捕获妖人，供词牵连了很多人，于是把沈链的名字也捏造并列入其中，将他杀死。沈链触犯了权奸，因此遭到贬谪。杨顺身为封疆大臣，竟甘愿同路楷一起充当私门的鹰犬，任意构陷诬告。至于捕获妖人后，竟高兴地认为这足以报答严公子，于是乘机罗织罪名，杀害正直之臣，实在是把国法视同儿戏。等到杨顺的儿子升任官职，又因对相互酬答的薄少心怀不满，甚至杀害沈链的家属，希望借此取悦严氏。此人虽然披着人的外表，实际上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心肠。然而方伯讨好奸臣的儿子，杀害正直之臣的儿子，而嘉靖竟不知道；到了这种时候，国政还值得谈论吗？南京发生兵乱，杀死总督粮储侍郎黄懋官。营兵骄横强悍，只应当申明并严格执行纪律，以警戒不驯服者。黄懋官却削减军饷、放宽期限，任意裁减压制，处置本来就不恰当。但军士竟敢杀害督理粮储的大臣，这与叛逆没有区别，自然应当广泛搜捕同党，严加刑罚诛杀。可是何绶拿着纸张和赏金去犒劳，李遂闭门发给凭券，他们畏缩怯懦的样子，实在可笑可鄙。等到乱兵稍稍平息，反而把平定事变说成自己的功劳，而首恶已经擒获，却只诛杀已经死去的三个人，以求苟且收场。军政衰败到这种地步，明朝没有立即灭亡，只是侥幸罢了。皇帝夜间坐着，在御帐后得到一个桃子，认为这是上天赐予的。又有白兔、寿鹿生下幼仔，皇帝于是说是奇异祥瑞，三次得到上天的眷顾，非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