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译◎再论改国号。梁曜北《瞥记》记载，辽改国号是古今所没有的事情，前卷已经论述过了。李恢垣同年又举出齐次风侍郎编撰的《历代帝王年表》，说东晋成帝咸康四年，代王翳槐去世，其弟什翼犍即位，仍称代；孝武帝太元元年，代国灭亡，土地并入秦。太元十一年，代国的拓拔▯迁都盛乐，改国号为魏，改元登国元年。女真从辽天祚帝乾统年间开始，兵力才达到一千人；到天庆四年，女真阿骨打即位，才开始强盛，仍称女真；天庆五年，女真改国号为金，作为太祖收国元年。金熙宗皇统七年（宋高宗绍兴十七年），蒙古开始称帝；金章宗泰和六年，蒙古铁木真消灭乃蛮部，作为太祖元年，仍称蒙古；灭金以后，元世祖至元八年改国号为元。由此可见，改国号的不只是殷、商。浚师按：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正月，拓拔▯即代王位；二月到定襄的盛乐；五月改称魏王，这一年就是登国元年（魏又兼称代，魏臣崔浩所说‘我国兼称代、魏’，就是这个意思）。以代国改为魏国，可以作为改国号的证据。但当时仍然只是称王，并不是立即登上帝位。女真到阿骨打称皇帝、国号为大金、改元收国，这才是真正称帝并确定国号的开始。元熬罗极烈在绍兴十七年自称大蒙古国，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宋宁宗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蒙古铁木真在鄂诺河称帝；宋度宗咸淳七年，即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建立国号为元，诏书说：‘既然已经成就大业，就应当早日确定尊贵的国号。’大概到这时才正式建立国号；此前称蒙古，就如同金以前称女真一样。明太祖先称吴王，后来建立国号为明。我大清世祖章皇帝平定燕京、登基时的诏书中说：‘仍然建立统治天下的国号为大清。’也都是这种例子。这样看来，盘庚改殷，辽先称契丹、后来改称辽，之后又称契丹、再次改称辽，确实是古今独有的事情。◎钻头。‘钅▯’音簪。《礼·丧大记》说：‘君主包裹棺木使用朱色和绿色，使用杂金钅▯。’注释说：‘钅▯，音“兹甘切”，就是钉子。用金钉把朱色、绿色的饰物固定在棺木上。’《太平御览》引挚虞《决略录要注》说：‘小型会见在殿中举行，入席时都钅头而坐。’所谓钅头，就是伏在地上；想起身时也先钅头。按：《湘山野录》说：‘契嵩禅师带着所著《辅教编》来到宫阙之下，大学者如当时的首辅王相、欧阳等大人物，都低簪以示礼敬。’低簪就是钅头的称呼。◎活罗。《金史·世纪》记载，景祖时有叛逃的人，景祖派人去劝诱他回来。叛逃者说：‘你的君主就是活罗。活罗，我能够把他抓住。’按：活罗，是汉语‘浯慈乌’的意思。《佩文韵府》把它收入‘罗’字韵部下。现在把活罗译作和銮。◎以望复关。《诗经》说：‘登上那残缺的城墙，来远望复关。’毛传说：‘复关，是君子所接近的地方。’朱熹《诗集传》也采用这种解释。王伯厚《诗地理考》说：‘《寰宇记》记载，澶州临河县的复关城在南黄河北岸，复关堤在南面三百步，从黎阳向下进入清丰县境。’按：顿丘、复关都是卫国的地名，所以前一章说渡过淇水到顿丘，这一章说登上城墙远望复关。崔浩评论诸葛武侯。毛修之进入魏国后，官位在崔浩之下。崔浩认为他是中原旧族出身，虽然学问不算广博精深，但还涉猎过书籍文献，因此仍常常推重他，同他共同讨论。谈话间说到陈寿的《三国志》，认为它有良史的风格；陈寿所写的文章，文辞义理典雅端正，都是在朝廷上宣扬的言论，能把隐微的事写得显明，委婉而又成篇成章，自班固以来，没有能比得上陈寿的。毛修之说：“我过去在蜀中，听长者们说，陈寿曾任诸葛亮门下的书佐，被打了一百板，所以他评论武侯说：‘应对变化和统率军队，并不是他的长处。’”崔浩于是同他辩论说：“陈寿评论诸葛亮，是有缘故的义理，却过分美化了他的声誉。考察他的事迹，并不是冤枉他，也不是因为怀恨。为什么这样说呢？诸葛亮辅佐刘备时，正逢九州动荡、英雄奋发的时代，君臣相互投合，常以鱼水相比，却不能同曹氏争夺天下，放弃荆州，退入巴、蜀，诱骗并夺取刘璋的地盘，假意与孙氏联合，守着偏僻困窘的地方，在边远夷地之间僭越称号。这种策略是下等的，和赵佗相提并论还可以；若把他看作管仲、萧何一流的人物，不也太过分了吗？所以说陈寿贬低诸葛亮，并不是失实。而且诸葛亮占据蜀地以后，倚仗山川险固，不通晓时势，也不估量自己的力量。他施行严厉的威势和苛急的法令，控制约束蜀人；自恃才干和能力，骄傲自负，极力抬高自己。想凭边远夷地的兵众同中原抗衡。他出兵陇右，两次进攻祁山，一次进攻陈仓，却行动迟缓而错过时机，遭到挫败后返回。后来进入秦川，不再攻城，改为寻求野战。魏人知道他的意图，关闭营垒坚守，用不交战的办法使他屈服。他知道形势已经穷尽，愤懑郁结，攻心发病而死。由此说来，这难道符合古代善于用兵、见到可以进攻就前进、知道困难就退却的将领吗？”毛修之认为崔浩说得对。浚师按语：武侯的功业，震耀古今。崔浩是什么人，竟敢肆意污蔑他！国书中的事情败露后，他应当身陷刑戮，姻亲和亲族也全被诛灭。赵氏维寰的《读史快编》节录毛修之的几句话，末尾又添上“浩不以为然”，错误太严重了。古欢堂《湖堤绝句》。赵秋谷（执信）的《谈龙录》说：“德州田侍郎纶霞（雯）巡视河工，到了高家堰，得到三十首绝句。南方士人中有几个人唱和，我正好经过那里，他也托我作诗。我坚决推辞，客人对此感到奇怪。我说：‘这些诗即使由我来作，也是你来作的。’客人说：‘为什么？’我说：‘不过是说说河上的风景，征引一些古事，夸耀数量、争奇斗巧罢了。谁是守土的官员？谁是奉命出使的人？谁是路过的客人？谁是当地居民？而且三十首诗重复的地方很多，不如分给各位去作。’客人怅然离去。”据此可知，秋谷不只轻视王渔洋，也轻视山姜。现在把山姜的绝句录在后面，留待后人评定，不再替这两家充当传递消息的人。附录：田山姜《湖堤绝句》三十首。二月里淮南没有多少春日景象，马蹄却不惜踩踏寒冷的荒草。可惜正是杏花洁白、糖香四溢的时节，风雨潇潇，鹧鸪声声啼叫。汉水春风中唱着《柘枝》，把“大堤”一曲写在乌丝栏上。这一回应该会被人笑没有佳句，只好把诗交给孙郎帐下的孩子们。

译卢家的风物哪里经得起细说，迷蒙的湖光使旅人的心魂为之断绝。沙滩上的鸟排成一行，在烟雨中嬉戏，谁知道莫愁村在什么地方。垂柳贪恋春眠，倚傍着水边；小红桥外，道路分成三岔。湖村村边有很多游春女子，日暮时在溪头摆弄菜花。昨天趁着夕阳，沿芳草路归来；马鞭的丝穗和帽子的身影，都隐没在霏霏细雨中。怎能忍受三月的春风已经衰老，到处却仍是桃花盛开、燕子飞舞。棱角分明的堤岸像两道青绿的眉毛，瑟瑟作响的水波如同一面明亮的镜子。片片辛夷花惋惜花期将尽，天天布谷鸟都为春日放晴而欢叫。落日映照着芜城，天边只剩一抹霞光；竹西传来的《水调》声惊乱了黄昏的乌鸦。若杜牧不再做扬州之梦，就辜负了唐昌观的玉蕊花。重新来到淮南，已经少有值得拍张惊叹的景物；把船牵到岸上也没有关系。眼前分明像半块笏板大小的维摩室，只是少了天花飞落，不能成为道场。张起旗帜，敲响鼓，放船顺江而下；背着弓弩的人走来，使人想起往年。不要奇怪这一回花事寂寞，春已深了，老柳不再飘飞柳絮。客中的愁苦还要借诗来排遣，往事全都随着梦醒而消散。何逊清雅吟咏，狂熊般作诗；酒樽之前，有沈约、范云两位尚书。一间茅屋，菰草编的门扉；鸬鹚彼此亲近，依依来到这里。搬家已经到了桃花盛开的岸边，更多鸬鹚又成群飞来。大堤崎岖不平，小堤却平坦；狡黠的春风故意吹起。谢絮、沈钱铺满了马路，蜂须和蝶翅交错，妨碍行人通行。朝朝暮暮都在浪花之中，闲立在沙洲头，水势蓬勃。鸳鸯在菱叶上不知顾忌，奢云艳雨中沐浴，衣裳红艳。烟雾中的小船、柳树边的楼阁，能消解愁人多少愁绪。只有袁浦上这一条水路，酒家的帘影落在春日的流水中。衣服上叠着苔钱般的青痕，眼看将要入夏；发钗分作燕尾形，春天已经过去。黄莺梳理出一段段烟丝般的柳条，把它们织成蕉布衫，送给饮酒的人。四月八日是佛生日，野外的景色和湖上的光色使人参悟精妙的真谛。几声栗留鸟的鸣叫代替了清越的磬声，一枝麦穗就抵得上优昙花。湖边有两三种芍药，白花如米粒般散开，红花正浓艳；山寺中的花也开放了。料想没有人相互戏谑赠花，幼小的僧人便折花献给水神。柳树接连着隋家帝王子弟所栽的树，长长的枝条全都可以用作马鞭材料。黄鹂应该是精灵派来的使者，诱引人带着两只柑橘和一斗酒前来。枇杷颗颗已经黄透将尽，桑椹累累，却被鸟啄得残缺。可笑那多情的白翎雀，满身沾着烟雨，还依恋着江岸。我在江潭边憔悴不堪，落日斜照；子山多病，至今还没有回家。愁苦地听着小谢笔下轻细的尘雨，新长的梧桐半被打湿，怀抱着凤花。严龟的饮食方法规定得太琐细，上天只好让馋嘴的人养成粗放的才能。长胡须的人懂得在花前安排饮酒，买来芦芽和蛤蜊。（《唐书》中有《严龟食法》二卷。） 罗含的宅第已经荒废，心情无聊；王粲的楼台也已荒凉，魂魄黯然消散。不知道梁鸿将住在哪里，深深的绿槐小巷就是皋桥。一盘棋发出丁丁冬冬的声音，直到夜深；三根蜡烛流下的泪痕，像玉虫一样将要燃尽。此行不同于羊玄保，我愿意做宣城太守。老夫身上很痒，请谁来替我抓一抓；留下鸿爪般的痕迹，病情反而更加严重。闲读《汉书》读过了戊夜，神仙也不到蔡经家里来。当垆卖酒，连一点钱也极少有；在麦风吹拂的孤村小店里，故人为了替我解相如的口渴，汲尽了春申涧底的泉水。病马老态龙钟，像一根枯瘦的竹子；短短的鬣毛，再也不能浓密地张开。杜陵野老说着放浪的话，苦苦等待明年春草长出来。我便想在湖上结茅屋居住，屋旁停一只鸭嘴形的小渔船。习惯于搀和着谈话，敲击纤腰鼓，不必花费君平占卜的钱。诗兴在灶下琴般杂乱，短短吟咏弹出后又变成长吟。琴的十三根弦都断碎了，知音钟子期又少；不愿再向人间铸造黄金。渺远的鸿陂像铺开的白绢，芋头和豆饭中带着田野的气息，野风呼啸。那两只天鹅的歌声已经停歇，仿佛得到了浮山的一个下格，什么也没有了。（鸿陂见《汉书》；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见《南史》。） 沿溪有几个梳着鸦髻的儿童，倒接着不明之物来指着老翁。不要唱《白纻》来夸耀醉态，应当让他们拍手嘲笑山公。

译记程总兵的事。高要彭春洲明经不肯替他的乡人张国梁作传，所持的论点很正直。浚师私下对此有不同意见。重臣和大将从事军旅，一旦失败，辱没自身、降低志节，其罪确实无法逃避。若是乡里的愚昧百姓，被贼人胁迫裹挟，却能够坚守大义，杀死叛逆、投诚归顺，最终又以死报国，执笔写史的人正应当替他们洗清污点，表彰记录功绩；如果仍按“跟随贼人”的说法苛责并抛弃他们，那么距离堵塞人们自新的道路还能有多远呢？我安徽的程学启，始终都和张国梁等人一起投诚，后来屡立战功，承蒙恩典升任江西南赣镇总兵；遇到空缺时，又题奏升任提督，赐给云骑尉世职和“勃勇巴图鲁”的名号。同治三年，他督率军队攻打嘉兴府城，枪弹射入头脑，医治无效，于是去世。江苏巡抚李公（鸿章）上奏报告，得到圣旨，按照提督阵亡的例子优厚抚恤，赐谥“忠烈”。一个乡间百姓，能够得到这些，已经可以不朽了。学启是桐城人。英逆四眼狗侵扰安徽省时，学启被他们掳去，多次想逃走，贼人把他拘禁起来，使他不能脱身。四眼狗知道他勇敢，极力笼络他，并加以重用。学启看见他们残害百姓，很不喜欢。同治十年四月，曾公（国荃）的军队逼近安庆，学启乘机投诚，曾公认为他勇壮，于是把他留在营中带队，不久便攻克收复安庆省城；论功后获得保举官职。同治元年三月，李公奉命前往上海，只带着学启所属的两营部队前去。半年之内，接连取得虹桥、北新泾、四江口的胜利，军威大振。前后收复青浦、嘉定、太仓、镇洋、昆山、新阳、吴江、震泽各州县。二年七月，进军逼近苏州。学启从娄门外逐段进剿，先后把城东的宝带桥、五龙桥，城北的华口、黄埭，城西的浒关、虎丘等处贼人的关卡全部扫平，派兵驻扎；又分兵击退嘉兴、湖州等路前来增援的贼军。学启不太通晓文字，但每次作战都能出奇谋取胜。十月，苏州城恢复。投降的贼人郜云官等九人率领二十多万人，企图占据城中要地来进行要挟；统带洋兵的总兵戈登又受贼人蒙骗，替他们多方请求。学启毅然不为所动，向李公请示，趁猝不及防之时立即斩杀郜云官等九名贼首，悬挂在旗杆上示众。二十多万贼众没有一个敢于逞强的，顿时解散。人们都佩服他的勇敢和决断。学启死时，年仅三十五岁。戈登听说后，痛哭流泪，向李公索要学启打仗时随身携带的长旗，带回本国留作纪念。唉！偷窃财物的人被诛杀，窃取国家的人却封侯。粤贼本来只是小丑，竟在民间猖獗作乱，蔓延到十多个省，凶恶到了极点；即使是藏在洞穴中的妇女儿童，也应当全部歼灭，不留遗类。学启只是一个愚昧的百姓，按照窃国的道理来论罪，他有什么罪责可以推辞？然而他筹划计谋、献出城池，亲身经历百战；在嘉兴战役中，头脑被击碎，献出了生命。我国皇帝仁慈如天，优厚地施行善终的典礼；学启死后若有知觉，应当怎样感激呢？有人说：“李公在上海的功劳，有一半是由学启之手完成的。”这不仅是不懂李公，也是不懂学启。学启的勇敢，如果不是李公善于使用他，就不足以显现；李公的功劳，如果不是善于使用学启，又得到学启感念李公知遇、竭尽心力为他效命，也不能成就。追逐捕杀兔兽的是狗，发号施令、指示方向的是人。汉高祖评论功臣时，只有萧相国的食邑最多，是有道理的！浚师任总理衙门官员时，洋人拿着学启和戈登的照片来给他看。学启眉毛修长，嘴方，两颧微微显露，看起来恭谨温和，只是中等人的资质。由此可知，以相貌取人的弊端很多。为《大学》《中庸》作表章，并不是从程朱开始。李恢垣吏部说：“《大学》《中庸》两部书，由二程子加以表章，朱子为它们作章句，后来才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这是家家户户都知道的。但考察《中庸》一书，《汉书·艺文志》中已有《中庸说》二篇；又有戴氏《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见于《隋书·经籍志》。司马光的《大学广义》一卷、《中庸广义》一卷，见于陈氏《书录解题》，也都在二程之前。可见《大学》《中庸》不过因程、朱而显著，并不是程、朱才开始为它们表章。宋代郑景望的《蒙斋笔谈》阐发得尤其明显。他评论韩退之、李习之二人的优劣，说韩退之的《原道》出自《大学》却没有达到它的境界，李习之的《复性篇》出自《中庸》却不拘泥。他说：‘现在世人谈论三代、周公、孔子的道，详细的没有比《礼记》更多的。《礼记》的传述虽杂驳，但真正得到孔子言论的，只有《中庸》和《大学》。’他的话确实深刻而明白。按语：郑景望是宋徽宗时人，比二程稍晚；而当时三党互相倾轧，程子的学说还没有流行。” 《笔谈》中所引用的文彦博、富弼、杜衍、王安石等人的逸事，完全没有提到二程；而且其中说：“古代最高的道理，有些无需谋划便能暗中契合；我们儒家所说的《易》，佛教所说的禅，就是这样。”又说：“老子所说的，正是今天所谓的禅，只是名称不同罢了。”这是以三教归一为观点，同程子的主张大不相同，哪里肯抄袭他的言论呢？可见这也是有见识的人共同的看法，不必把它当成绝无仅有的学说。又考察：《论语》从汉代起就已设置博士，而《孟子》一书虽然有注疏，实际上是由王荆公开始表章；苏辙的《孟子解》、张九成的《孟子传》、余允文的《尊孟辨》，也都在朱子之前。（石经的《中庸辑略》也在朱子之前，序中说‘取石氏的书，删去其中繁杂混乱的部分，命名为《辑略》’。）如今人们只知道《四书》是朱子的功劳，却不知道除《集注》之外，各家的著作还多得数不清。宋真宗时，田锡请求把四部书大略汇编，另作《御览》三百六十卷；皇帝在处理万机之余，每天阅读一卷，一年便可以读完。又选取经史中切要的言论，编成《御屏风》十卷，放在座位旁边。真宗认为他的建议很好，下诏让史馆把群书借给他。与宋太宗选取杨徽之的十联诗句放在御屏风上相比，两者相差很远。

译日本地理。我得到日本赖襄（安艺人，字子成）所著的《新策》六卷，开头记载六略，分别是《舆地》《封建》《官制》《兵制》《财用》《法律》。它叙述日本的舆地，颇为清楚完备；历代史册以及我国的《皇清四裔通考》、顾亭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魏默深的《海国图志》，都没有记载得这样详细。现在把它详细记录下来，使读者有所考察。赖襄说：皇和之国处在大海中央，东西六百多里，南北二百多里，形状像磬折。（魏氏《图志》注说：“我曾见日本刻印的《和汉纪年》，他们的国家本来称为和，华人误称为倭。”）它的地脉从中部兴起，向左右两边降低；中部最高，东北次之，西南最为狭窄。因此东北面由连绵的山脉斜向界限，山脉之外是被弃置的毛夷。景行天皇派皇子日本武尊越过连山向东征伐，开辟了那里；成务天皇隔着山川划分国县，按照田间道路确定邑里。东西方向称为日纵，南北方向称为日横，总共有一百四十四国。此后相继发展，终于有了四方边地。到了文武天皇，根据山海形势划分为六十六国。（顾氏的书说：“国王只有一个姓氏，历代不变。最初称天御中主，居住在筑紫宫。他的儿子称大材云尊，此后都以‘尊’为称号。相传三十二代，到彦潋尊的第四子、号称神武天皇时，迁到太和州的强元宫。传到守平天皇，共四十一世，又迁都山城国。两汉时期才开始同中国交往。魏、晋以后从中土得到五经和佛教，于是沙门的教法盛行。” 唐贞观年间，唐朝派使者前往宣谕。宋初，日本派遣国僧▯然渡海进贡，宋太宗赐给他紫衣，并厚加慰问抚恤。他们传承国统已经六十四世。”浚师按语：梁玉绳《元号补遗》说：“同乡王觐宸从日本回来，得到日本人新刻的《大成年代广纪》，共一百二十代，从周惠王十七年起，至我朝嘉庆五年止。上面用黑字记载日本本国年代，下面用朱字记载中国年代，清楚得像在眼前。”现在考察《新策》所记年号的次序，同《广纪》完全相合。第四十一世是持统，唐垂拱三年即位，到万岁登封元年止，在位十年。第六十四世是圆融，宋开宝三年即位，到雍熙元年止，在位十五年。顾氏说太宗赐给紫衣，应当是第六十六代一条、第六十七代三条时的事情。魏氏《图志》说顾氏书中所谓六十四世，推算起来应在商、周时期；其国王的一切名号，应当是同中国通晓文字以后才增饰形成的。大概是因为没有见过《广纪》，只是凭臆测而说罢了。畿内共有五州，叫作山迹、山背、河内、和泉、摄津。（顾氏的书说是山城、太和、河内、摄津、和泉。）这些地方延伸到尾部西北方的海中。它南面的沿海有七国：播磨、备前、备中、备后、安艺、周防、长门，合称山阳道。北面的沿海有九国：丹后、丹波、但马、因幡、美作、伯耆、出云、石见、隐岐，合称山阴道（山阴也称景背，山阳也称景面。“景”就是日影）。山迹以南有一国，叫纪伊。纪伊西北海中有一国，叫淡路。它西南方有四国：阿波、赞岐、土佐、伊豫，合称南海道。南海以西、山阳西南海中有九国：丰前、丰后、筑前、筑后、肥前、肥后、日向、大隅、萨摩，合称西海道（肥前西北有两座岛，叫壹岐、对马。对马、萨摩管辖朝鲜、琉球两个藩属。两个藩属和毛人，自景行以来都臣服于日本；经过源氏、足利氏时期逐渐骄横，到丰臣氏时又降服，所以都进贡本地物产，集中送到征夷府。朝鲜的土地是毛人的两倍，琉球是毛人的三分之一，最为弱小柔顺，容易控制，因此它所执的礼节尤其恭敬。） 可是有书说日本有三岛：一是伊岐，一是对马，一是多衤艺。这是把壹岐误写成伊岐，又凭空增加了多衤艺这一岛。魏氏《图志》说日本有三岛，又把萨摩画在对马以西，这是大错；还说萨摩就是萨峒岛，位于日本南方，这些都是被各种记载中道听途说的说法误导了。假如萨摩在日本南方，就不能称为西海道了。日向是神武天皇兴起的地方。神武建都于山迹，仁德建都于摄津（神武、仁德二位君主应当都在唐贞观以前）。天智建都于近江（天智是第三十九代君主，于唐龙朔二年即位，到咸亨二年，在位十年）。元明建都于山迹的平城（元明是第四十三代君主，于唐景龙二年即位，到开元二年，在位七年），此后五位君主都沿袭这一都城（这里所说的“五帝”，应当是第四十四代元正、第四十五代圣武、第四十六代孝谦、第四十七代废帝、第四十八代▯示德、第四十九代光仁；说六代却称“五代”，或许是没有把废帝列入）。到了桓武天皇（第五十代，于唐建中三年即位，到永贞元年，在位二十四年），才把都城定在山背。从山背沿北海向东北延伸，有七国：若狭、越前、加贺、能登、越中、佐渡、越后，合称北陆道。从山迹沿南海向东延伸，有十五国：伊贺、伊势、志摩、尾张、参河、远江、骏河、甲斐、伊豆、相模、武藏、上总、下总、安房、常陆，合称东海道。南海、北海之间有八国：近江、美浓、飞弹、信浓、上毛、下毛、陆奥、出羽，合称东山道；所谓东山，是说那里山多。信浓与东海道的甲斐，就是所谓群山相连、斜向阻隔的地方。东山道又称中山道。南北方向的运输依靠河流（“遭运”应当是“漕运”），东西方向的运输依靠海路。桓武在位时，把山背改名为山城，把都城称为平安。东面是左京，西面是右京，各辖三十坊，南北九条，皇城位于中央。四面有十四座城门，设置六处关隘：相坂关在近江，铃鹿关在伊势，不破关在美浓，清见关在骏河，须磨关在摄津，赤间关在长门。

译清见关以上控制东部，须磨关、赤间关扼守西部。以六关控制七道。道用来统辖国，共有六十六国（南怀仁《坤舆图说》的记载相同）。国用来统辖郡，共有六百零四郡（《潜确类书》作五百七十二郡；顾书作五百八十五郡；朱竹▯《静志居诗话》作六百一十三郡、八十二浦，都与《新策》不合）。郡用来统辖乡，共有一万三千乡。国分五等，叫大、上、中、下、小，郡也如此。七道的驿站共有三百九十三处（东山道八十多处，南海道二十多处，西海道九十多处，山阳道和东海道合计五十处，山阴道、北陆道各三十多处）。在西海道设置太宰府，以防备西方藩属（朱竹▯《静志居诗话》说：“日本的风俗是不戴冠，国王只戴乌帽。”这并不准确。考察赖襄《官制略》说：“天智、文武年间，官制基本确立。大概从推古、舒明时期开始与隋、唐交往，原本简略质朴的制度逐渐趋于文治。以冠服的颜色来确定官员的等级。推古帝创制十二阶冠，孝德帝制定七色十三阶冠，天武帝改定爵位名称，规定朝服颜色。” 到了称德帝时改变官名，光仁帝即位后，又全部恢复旧制。这套制度大体确立后一直沿用到今天：一位至三位各分正、从，共六阶；四位至八位各分正、从，而正、从又各分上下，共二十阶；从八位下之下设大少、初位，各分上下，共四阶；总共三十阶，用来排列诸臣的等级。另有一品至四品四阶，用来排列亲王的等级。另有勋十二等，第一等相当于正三位，第十二等相当于从六位下；凡是位、阶，都以等级较低者为尊）。四方边塞每隔四十里设一座堠。总的来说，国内的地势、风气和民俗是：畿内以西的百姓勤于务农，但收成较少；东北的百姓懒于务农，但收成较多；各地都没有鱼、盐、蛤、蠃的利益。畿内以及阿波、赞岐、播磨以东、伊势以西，风气相同，土地小有险要、小有肥沃，百姓柔弱，喜欢投机取巧；语言轻浮机巧，物产有精细工艺和奇巧技艺；港口停泊之处有的多任侠之士，但总的说来不是适合用武的地方。甲斐、信浓、越后、越中，地势非常险要，百姓沉着坚毅而精悍，所从事的产业涉及养蚕；语言深沉厚重，物产有金、铁、文绢和良鹰。关八州以及尾张以东的各国，土地非常肥沃，人民爽朗通达，果断而喜欢武事；语言简短利落，物产有竹箭、利刀和良马。常陆、陆奥、出羽，地势非常险要而且非常肥沃，人民与关八州相似，但朴实真挚；语言先低后高。物产有大牛和良马。他们越往北，朴实真挚的特点越明显，毛人就是其中的极端。毛人的国家本来就〔疑为“涸”〕，沼泽都是咸碱地，不生长五谷、桑麻，也不养六畜；人民身上长着浓密的毛，妇女在脸上刺青纹身，男子携带弓，在头上插着毒箭，射熊罴、猎老虎，捕捉鲑鱼作为食物；没有文字文书，只刻木、结绳作为约束，唯独知道敬畏日影，说那是天皇所尊奉的对象。毛人的北面隔海与鲁西亚相望；鲁西亚西南沿海又与北陆、山阴、西海相隔千里相望。山阳、山阴、西海以及伊豫、土佐的风气相同，土地小有险要、小有肥沃，百姓鄙陋琐碎，语言卑俗，物产有草席、精致布匹；只是肥前、土佐以西颇有非常险要、非常肥沃的地方，那里的百姓很像信浓、陆奥人。陆奥、西海的人身材高大，山阴、山阳的人身材矮小。听说朝鲜、琉球与毛人隔着北海，相距四百多里。这部书前面有大和菊山骢所作的序，说伊藤氏倡导古义，物氏倡导古文辞，都建立了不朽的事业；又说这部记录可以补充常藩的史志，弥补表中尚未完备的缺漏。可惜这些内容我都没有机会看到。

译◎胜克斋胡文忠致曾侍郎的信中说：“胜帅把招降当作取胜的计策，他也不过是当今的熊文灿罢了。”所谓胜帅，就是克斋，即胜保。他以庚子举人、外班翰林的身份，逐步升到内阁学士。文宗登极初年，他上疏论述南北形势，颇为切中要害，皇上嘉奖他，屡次破格提拔，任用他办理军务。丰县之役，战绩很大。等到他统率数省军队后，渐渐变得跋扈。在皖北时，他招抚逆捻张氵隆。氵隆的妻子姿色出众，出入军营衙门，毫无顾忌，因此丑闻传遍内外。四眼狗被擒以后，余党已经不多，胜保却不肯加以追击，安坐在颍州，终于导致他们入关肆意抢掠，而陈得才在山南造成的祸害也更加严重。苗沛霖在江、淮一带骚扰，肆意逞凶，怀着一颗凶残暴戾的心，罪责不可逃脱；胜保却一味纵容保护他。其中一些恶劣士绅以及臬司张某、总兵博某等人幸灾乐祸，甘愿做苗逆的爪牙，迎合奉承、卑躬屈从，无恶不作。后来凶势日益壮大，虽然受到了苗沛霖的胁迫和控制、听从苗沛霖指挥的人不只胜保一人，但百姓遭受荼毒，追究祸患的根源，都是胜保姑息养奸、留下后患造成的。胜保从安徽到河南，又从河南到陕西，凡是他用兵的地方，他贪污、欺骗和粉饰的事情，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同治初年，他奉旨革职，交付审问。胜保在供词中狡辩，案件还没有定论。给事中赵君，即赵树吉，又严厉弹劾他；御史某君却因赵君的奏疏而替胜保申辩，被同台刘君，即其年，所弹劾，并陈述了他的八条悖谬之处。其中说：“这名御史自己知道是在强词夺理，不能容于清议，所以用来挟制朝廷的，尤其是‘将帅寒心，衅人藉口’这两句话。臣谨按：《春秋》的法则，人臣不得图谋不轨；一旦图谋不轨，就一定要诛杀。如今这名御史说出这种诬蔑、欺骗、荒诞妄诞的话，意在禁吓朝廷，若按‘不得图谋不轨’的义理论罪，他还有什么可以逃脱罪责的呢？大概这名御史的兄长，过去在咸丰年间因案件被革职，得以进入胜保的军营。他向私门效命，甘愿充当鹰犬；原来的奏折流传后，全国哗然。如果还要厚着脸皮与他同列，臣深以为耻。”奏疏呈上后，皇上为之动容，随即赐胜保自尽。胜保被勒死时，大学士周文勤奉派传达圣旨。周文勤到狱中，胜保径直上前拉住他的衣服，说：“中堂，允许我在临刑时高声喊冤吗？”周文勤窘迫得很，退到门外说：“我不管！我不管！”评论者说，周延儒自尽时，嘴里喋喋不休，负责监视的人很着急，在外面大声喊周延儒：“老师，天亮了！” “天亮了！”胜保这一举动，可以说与周延儒确实很相像。京师相传此事，无不笑得前仰后合。胜保的父亲在戊辰年考中乡试，他的先世父与其同年出生，父亲为人极其忠厚。胜保在京任职时，也颇为爽直，不阿谀奉承；只是晚年不能善终，实在可惜。石埭杨朴庵（ゼ藻）以理学著名，胜保曾经跟随他学习多年。杨朴庵多次写信规劝他，他始终没有醒悟，最终获罪也确实是应当的。当初外省督抚、统兵大臣纷纷上章弹劾胜保，而最先揭发他的，实际上是光禄寺卿潘君，即潘祖荫。潘祖荫是文恭相国世恩的孙子，像晏敦复那样严峻正直、敢于进言，没有辱没他的祖先。

译◎祭神。《大清通礼》说：“元日恭敬祭祀堂子，在飨殿内奉祭；早晨把神位安置在东面，晚上把神位安置在西面。轿子前各设一张案，每案陈列香碟，早晚由守堂子的人上香。除夕，内务府官员到圜殿焚烧旧楮钱，总管大臣率领诸王长史到圜殿悬挂新的楮钱。总管大臣在殿内高案下的杉柱上悬挂楮钱二十有七，诸王长史、护卫等依次各悬挂楮钱二十有七。有司陈设香灯，司俎官上香。祭堂子的前一天，主管官员在圜殿南面正中的石座上竖立神杆；祭祀当天悬挂黄幡，系上彩绳，缀以五色缯一百缕和楮帛二十有七，备办香灯。司俎官从大内恭请神位，安奉在祭神殿内，面向南方；陈设馐饵盘九个、酒盏三只。圜殿陈设馐饵盘三个、酒盏一只，楮帛数目相同。”谨按：堂子之祭，是我朝敬奉天神的法典。乾隆十九年四月，皇帝谕令礼部等衙门：王公等设置神杆，要按照爵位等级的差别整齐设置。不久议定：神杆立座每翼六排，每排六分；皇子的神杆列在前面，其次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各按排设置，皇帝批准实行。因此满洲士绅和百姓家中都有祭神的礼仪，前来帮助祭祀的亲友都入席分食祭肉，称为“吃肉”。浚师在京师做官时，曾多次参加这种聚会。现在抄录麟丈见亭河帅《鸿雪因缘图记》中关于祭神的一则，作为考证资料。记载说：“道光二十五年，岁次乙巳，麟庆五十五岁，蒙受恩典居家调养腿疾。秋季八月，旧病已经痊愈，于是发愿在宅内五福堂祭神。五福堂之所以名为五福，是因为任总督时多次蒙赐御书‘福’字，便把这五个‘福’字汇集摹写下来，以长久迎接吉祥。于是选择吉日，挑选祭牲，提前命长媳酿造醴酒、制作洒糕。到了祭祀之日，在神杆前供奉糕和酒，命长子崇实主持告祭。屋内西炕上悬挂镶红云缎黄▯，粘贴纸钱三挂；前面设置红桌，供糕十三盘、酒十三盏、香三碟。脱帽叩首，换酒三次，焚烧纸钱一份；把一只香碟和第三盘糕移到木版上，请祭牲（称为黑爷）进入，提着它的耳朵灌酒，省略〔杀字〕，取阿穆孙（▯，也是〔原文如此〕）供在桌子北面。等肉煮熟后，捧着俎献上，头朝上，把振鸾刀插进去。脱帽叩首，撤下▯接受祭肉。晚祭时把▯架设置在北炕，系上小黄▯，仪式同早祭。只是糕和酒各十一份，请祭牲时不取血▯。献熟肉时熄灭香火，撤去火，张布幔遮住窗户，主妇叩首，称为“背灯”；点燃蜡烛后，撤下▯，分食祭肉。第二天早晨在神杆前祭天，先放置大铜海，设置高桌，陈列五碟，分别盛米、盐、香、水，另有一碟空着，留下用来盛放阿穆孙。在屋顶上清洗斗、升和旧骨。脱帽叩首，撒米三次，请祭牲，省略〔杀字〕，用盆盛血，涂抹神杆尖端；脱去衣服（避开“剥”字），肢解祭牲；等肉煮熟后，跪着切成细丝，盛在碗里，配上▯卑米饭一同供奉。脱帽叩首，把碟中的东西取出盛入斗中，把剔下的颈骨一起贯在神杆上竖立起来，转移俎器，分食祭肉。午后把骨头和祭牲的衣服投入火中烧掉，礼仪结束。我家过去还有萨玛（译作祝辞），如今已经不再奏乐。所用的器物有神箭、桦铃、拍板、手鼓、腰铃、三弦、琵琶、大鼓，共八件。”谨按：满洲所祭祀的神，有画像的包括坤宁宫所供的佛、菩萨、关帝、穆哩罕；又相传祝词中所说的丹珲珲就是七星，鄂谟锡玛玛就是保婴神，尚锡就是田祖，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都是有功德的神，其余没有可考。大概自金天兴以后，文献已经无从考察；年代久远，年岁湮没，国语只能依靠口头传授，不能把始末完全说明白。考察《礼记·文王世子》所说的“在先师前行释奠礼”，郑玄的注也不能说明先师究竟是谁。以《周礼》中的瞽宗为例，可以知道古人对于世代相传的祭祀典礼，并不妄自坐实所祭之人的身份。因此我朝纯庙修订祭神、祭天的典礼时，对不知道的部分也予以缺略，正合乎《祭法》所说的“既然举行了这种祭祀，就不敢废弃”的意思。至于祝文中的“鄂罗罗”等字，有声音而没有意义，也如汉乐府《临高台》中“收中吾有所思”的“妃呼▯”一样。◎田巴回答齐王。《新序》说：“齐国有一位田巴先生，在内修养品行，在外表现出明智。齐王听说他的贤能，聘请他来，准备向他询问政事。田巴先生改做新衣，▯饰冠带，回头问他的妾说：‘怎么样？’妾说：‘漂亮。’他将要出门时，又问随从说：‘怎么样？’随从说：‘漂亮。’他经过淄水，自己照见水中的影子，觉得丑陋不堪。于是去见齐王，齐王向他询问政事。他回答说：‘治理政事在于端正自身，端正自身的根本在于群臣。今天大王召见我，我改做衣服，▯饰冠带，将要进入公门，问我的妾，妾爱我，奉承我说漂亮；将要出门时，我问随从，随从害怕我，也说漂亮。我到了淄水边观看自己的影子，这才知道自己丑陋。如今齐国的臣子和妾室，奉承大王的并不只是这两个人。大王如果能像面对淄水那样看见自己的过失，改正过错，齐国就可以治理好了。’”这件事与《战国策》中邹忌劝谏齐威王的故事意思相同，但只用了寥寥数语，完全没有枝蔓拖沓之处，可见古人的概括和熔铸功夫很好。◎虞美人：“项王夜里听到汉军从四面唱起楚歌，大为震惊，说：‘汉军已经全部取得楚地了吗？为什么楚人这么多？’于是夜里起来饮酒，帐中有个美人名叫虞，常受宠爱跟随他；有一匹骏马名叫骓，他常骑它。此时项王悲声高歌，意气激昂，自己作诗说：‘力量可以拔起大山啊，气概压倒天下；时运不利啊，骓马不肯奔驰。骓马不奔驰啊，这可怎么办？虞啊，虞啊，我又能把你怎么办！’唱了几遍，美人虞也应和他。项王流下几行眼泪，左右侍从都哭了，没有人能抬头仰视。”这一段写英雄走到末路，声情并茂；过了千年再读，仍然令人感慨。司马迁这样的文章之所以远远高出寻常文章，正在于此。司马温公编写《资治通鉴》，却唯独删去了这一段，难道是认为美人、骏马不值得记载吗？浚师按：虞美人有一首答项王楚歌的诗说：“汉军已经攻占了土地，四面都是楚歌声；大王的意气已经耗尽，妾身还有什么理由活着！”文辞意旨悲苦哀婉，实际上开创了汉代以后五言诗的先声。“美人名虞”这句话，注释说：“一说她姓虞。”《后汉书·灵帝纪》记载，熹平四年，封冲帝的母亲虞美人为宪园贵人。这样看来，古今确实有两个虞美人。

译◎“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是什么意思？何义门《读书记》说：“‘色斯举矣’两句，在《集解》中本来没有同下面的‘雌雉’连在一起，朱子也根据胡氏的说法认为：‘雉飞时突然起飞，停下时向下投落，并没有盘旋后降落的情状。’所以这两句虽然同下面合为一节，注释中仍说上下两句必定有脱文。有人认为，‘色举翔集’说的就是雉，把‘山梁’一句移到开头，文辞意思就更加明白了，这种说法始于陈定宇。浚师按：《程子外书》说：‘山梁上的雌雉，正逢其时啊，正逢其时！见到脸色不善便飞起，盘旋观察之后才停下。’子路听见这话，肃然起立；后来又接连嗅了三下才离开。这样文章十分通顺，恐怕是后人编次简册时发生了脱误。又说：‘山梁上的雌雉，正逢其时啊，正逢其时！’这是圣人赞叹雉鸟在山梁上得逢其时，而百姓却不能得逢其时。子路没有察觉其中意思，竟跟着赞叹；圣人三嗅而起，是为了使子路知道我的意思不在雉鸟本身。朱子的说法其实出自程子，未必是以胡氏为依据。马融注释‘色举’，只说见到脸色不善就离开。周生烈（还有一位周氏，姓名不详）注释‘翔集’，只说盘旋飞行，仔细观察。因此《正义》说：‘这是说孔子审慎地决定进退取舍。’ 意思是说，孔子所处的情形是：见到脸色不善，就在这里起身离去；将要选择依附、前往某处时，一定要盘旋观察清楚，然后才飞下停留。“翔而后集”是用飞鸟作比喻。宋代儒者大多攻击驳斥汉儒学说，唯独对这一节不肯轻率发表议论。例如蔡节《论语集说》说：“色，指人的脸色；举，指飞起而离去。”张南轩《癸巳论语解》说：“这不只是针对侍奉君主而言。‘色斯举矣’，是说在事变初露端倪时便能明察先见。‘翔而后集’，是说从容审慎地衡量之后才选择处置。这样一来，悔恨和祸患又怎么会到来呢？”真西山说：“‘色斯举矣’，是说离去得迅速。卫灵公询问军阵，孔子便离开；鲁国接受女乐，孔子便离去。‘翔而后集’，是说接近、投靠得迟缓。伊尹等到汤王三次聘请之后才毅然出仕，太公、伯夷听说文王善于养老之后才出山。后世如汉代穆生因为楚王刘戊不设置甜酒而离去，诸葛武侯一定等到先主三顾之后才跟从他，这些人都从这里有所领会。”朱子知道上下文一定有脱文，又说不能勉强作解释；但他在马融“见颜色不善则去”之后增添了“说鸟见到人的脸色不善便飞走”，似乎拘泥于“翔集”二字，却不知道《礼记》说“行不翔”，《论衡· 《定贤篇》说“大贤之人处世，盘旋观察之后才停留”，“翔”字都是用来说明人的行为。近来的科举讲章却说：“一种说法，注释明确指出是鸟向下飞，只是单指雉鸟。”这样一来，对朱子所说“人见到事变的征兆便行动，审慎选择所处之地，也应当如此”这句话，就完全没有体会了。（《韩诗外传》引用“色斯”三句来证明接舆拒绝楚王招请的话，这是西山先生说法的根据。） ◎放炮：年羹尧任总督时，自认为曾经佩带过大将军印，独自专擅威权和恩威，不准同城的巡抚放炮。考察王▯州《觚不觚录》说：“先朝的制度，只有总兵官列营时才开始鸣炮、演奏鼓吹；而我们苏州韩襄毅公韩雍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在梧州开设总督府时最为隆盛。从此以后，三边、宣大一带的总督，以及内地兼任提督的官员，都这样做；至于巡抚则不是如此。先父代替杨襄毅任总督，驻在密云，晚上退朝时不鸣炮、不奏鼓吹，说杨公一向就是这样。难道是因为密云靠近京城，应该稍微节省裁减吗？然而此后巡抚没有不鸣炮、奏鼓吹的了。自倭寇变乱以来，巡江御史也这样做。五六年前，我们州的兵道也这样做。”我朝官制，有一半沿袭明代旧习。现在各省同城的将军、督、抚、学政，以及部差、监税、织造等官员，出入都鸣炮、奏鼓吹；巡道驻扎在外府的，也同样如此。广州满洲、汉军两位副都统，出门时过去只奏鼓吹，不鸣炮；长乐初任将军到任后，要求他们一体举行，此后一定会沿袭成为惯例。

译◎《储贰金鉴》：高宗纯皇帝命令诸皇子会同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等人，把历代册立太子的事迹中有关借鉴和警戒的内容辑录成书，命名为《古今储贰金鉴》。这部书外间很少有人见到。谨按：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内阁奉到上谕：“朕阅览馆臣进呈的《职官表志》，其中《詹事府》一门的按语说：‘詹事是东宫的官属。我国家万年传承大统，家法相承，不实行建储册立，詹事府各员留作词臣升转的阶梯。’这是馆臣因为朕先前下达谕旨，明确训示建储一事绝对不可实行，所以特意在按语中揭示出来。其实这是书生拘泥迂腐的见解，哪里能够深谋远虑到这种程度？况且假使此书流传后世，怎么知道后人不会又责怪馆臣只是无奈迎合谕旨，并非出于他们本来的心意呢？因此不得不再次明白宣示。尧把天下传给舜，舜把天下传给禹，唐虞本来就是把天下公之于天下；即使禹传位给启，也不是在自己在位时先行建立太子。三代以后人心不如古代，秦、汉预先册立太子，此后发生争夺、废立，祸乱接连不断，多得无法一一列举。远一些说，唐高祖立李建成为太子，后来竟发展到兄弟相残，李建成被杀。近一些说，明神宗朝群臣奏请预先确立国本，纷纷扰乱，大体上都成了后来之人希求荣宠、巩固恩宠的机会。甚至有些宵小之徒乘机窥伺、寻找事端，酿成祸乱的阶梯。像挺击等案件，神宗召见太子，哭着安慰他，父子之间竟到了这种地步，读来实在令人寒心。由此可知，建储册立并不是国家的福分，招致祸乱、引发事端，大多由此而起。即使就我朝来说，皇祖在位时，理密亲王也曾被立为皇太子，而且特意选择汤斌这样公正的大臣来辅导他。可是立为太子以后，他性情乖张，连汤斌也不能加以匡正挽救。群小之人又从旁蛊惑，于是屡屡发生事端，使皇祖为之忧虑，最终将他废黜。即使理密亲王幸运而没有过错，终于继承大统，也不过享有国祚二年。他的长子弘▯纵情欲、败坏法度，不能承担匡正父亲的责任，寿命也不长。假使父子相继即位，不出几年就接连遭遇变故，难道会是我大清宗社和臣民的福分吗？因此皇祖鉴于此事，从理密亲王被废以后，就不再建储。等到我皇祖驾崩，传位给皇考，皇考继承大位，十三年间励精图治，使朝廷内外清明肃静。我皇考恭敬地遵循前代的美好法则，虽然没有预先确定储位，但对于宗┙大计，实际上早已筹划确定。雍正元年，皇考亲笔写下我的名字，密封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里面；又另写一份密封在一个匣子里，平常随身携带。到雍正十三年八月，皇考升遐，我和当时的大臣们恭敬谨慎地打开匾额后所藏、传位给我的御笔，又取出随身密封匣中所藏的密记，核对完全相合，人心都服。此事天下臣民共同知道。朕登极之初，谨慎遵守家法，因皇次子是孝贤皇后所生的嫡子，性情端重醇厚善良，便依照皇考的做法，曾把他的名字写下，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然而他的禀赋和寿命不长，不久便去世了。于是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取出他的名字，追谥为端慧皇太子；这并不是没有立嫡子，只是不公开告诉众人罢了。后来皇七子也是孝贤皇后所生，禀性纯正，不久也去世，谥为悼殇。当时朕观察皇五子，觉得他在诸皇子中较为贵重，而且汉文、满洲、蒙古语、马术、步射以及算法等，都很熟练，颇为属意于他，但尚未明说，他又因病很快去世了。假如按照书生的见解，仿照古代制度，接着确立太子，那么朕在三十多年之内，国储就要更换三次，这还成什么体统？因此，朕先前在癸巳年又把所立皇子的名字写好，藏在匣中，常常随身携带。这一年举行南郊大祀，朕命诸皇子在祭坛辅助办事，曾经把所确定的皇子默默向上帝祈祷。假如这个皇子能够继承祖业，就祈求昊苍眷顾保佑，使他的寿命延长；倘若并非天意所属，就让他的寿命迅速终止，朕也可以另行选择，以免耽误国家宗社和百姓所寄托的重任。今年恭敬前往盛京，只拜谒祖陵，也像向上天所说的那样，在太祖、太宗面前默默祝告，仰求祖宗神灵降临凭依，永远明察鉴照。朕并不是不爱儿子，实在是把宗社看得更重；如果朕的子孙都把朕的这种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实在是大清国亿万年长久的福分。今天召见诸皇子和军机大臣等，当面颁下这道谕旨，这正是朕先前默默向上帝、祖宗禀告的话，哪里容得有丝毫虚饰？朕对于天下一切政务，没有不早晚勤勉求治、悉心筹划的，难道反而会对继承大统、托付天下这样重大的事情不预先筹定吗？秋天朕在避暑山庄河岸用御枪打▯▯，失足落水，衣服都湿了。当时不只是御前的王公大臣听说后立即赶来问安，就连汉军机大臣也接连赶到那里。朕仍然带着他们边谈笑边行走，并没有因为那里是内廷禁地，就有太监等人敢于阻拦。假如朕日常起居偶有不适，大臣们都可以直接到寝宫来，这都是因为朕平日把君臣看作一体，没有一天不接见群臣。诸臣当面接受谕旨，哪里会有像前代所谓“半夜里宫禁之中传出一张纸片”那样的杞人忧虑呢？总而言之，建储一事，就像井田、封建制度一样必定不可实行。朕虽然没有颁布明诏正式立储，但已经在上天、祖宗面前斋戒用心、默默禀告，实际上与立储没有区别，只是不像前代那样追求虚名而承受实际祸患罢了。因此，现在詹事府的官属虽然沿用旧制，实际上却没有任何职掌，只是作为翰林官升迁转任的资历阶梯罢了。朕因此明确宣谕此事，我的子孙应当恭敬承受、永不改变，这样或许亿万年无穷的福祉就在这里吧！总而言之，这件事朕也不敢断定一定正确；如果有人想遵循古礼，办理建储之事，朕也不禁止。等到父子兄弟之间逐渐产生猜疑，酿成大祸时，应当想起朕今天的话。并且谕令馆臣把这道谕旨抄录在本书卷首，使天下后世都知道朕的心意。钦此！”恭敬读过一遍，可以看出圣明的君主近承祖宗家法，远鉴历代弊端，议论宏大深远，崇高伟岸，远远超过千古帝王。

译◎奔者不禁：《周官·媒氏》说：“仲春之月，命令男女相会；在这个时候，私奔者不禁止。无故不执行命令的人要受罚。”钱竹汀少詹钱述德转述德州梁鸿翥的解释说：“‘会’字应读作‘惟王不会’的‘会’。意思是统计那些尚未出嫁的女子，命令她们及时嫁娶。古代女子因犯罪而成为他人妾，《内则》说：‘私奔就成为妾。’这是因为没有完备六礼，所以把她的身份降为妾。仲春时节说私奔者不禁止，是说不禁止她们成为他人之妾。圣人难道会教导百姓淫乱私奔吗？”林芗溪《三礼通释》说：“万氏认为，‘奔者不禁’是因为作《周官》的人看到周末风俗中有男女互相诱引的现象，正如《溱洧》诗所说，而官府又不禁止，于是把这种情况当成《周礼》本来如此，写进了书里。考察孙卿说：‘霜降时迎娶女子，冰融时就减少停止。’意思是九月就开始举行婚娶，到了冰融、农事兴起时，婚礼便减少。因此毛公《诗》传多采用他的说法。由此看来，仲春正是婚娶礼仪减少的时候，所以有原因而拖延到这时，礼仪虽不完备，官府可以不禁止。叶氏也认为，这里的‘奔’不是《桑中》所说的私奔。万氏把它认为就是《诗经》所讥刺的私奔，错了。” 临海洪颐煊《读书丛录》说：“《礼记·内则》说：‘经过聘问就成为妻，私奔就成为妾。’郑玄注说：‘奔，有的本子作▯。’《说文》说：‘[1234]，边行走边出卖。’重文作▯。‘奔者不禁’也就是出卖者不禁止，疏义却解释错了。”以上三种说法都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正确。梁氏主张“不禁止成为他人之妾”，不知道因犯罪成为妾，与因六礼不完备而成为妾，本来都没有什么需要官府禁止的。林氏说有原因而拖延，礼虽不完备，官府可以不禁止，比梁氏的说法稍好；但是把这句话用来解释下文“无故而不用令”，还可以，原文却明明指的是“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却一定要强行说仲春正是婚娶礼仪减少的时候，再插入“有故而迟”四个字，实在不圆通。（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说：“仲春让男女相会，是顺应时令、顺应阴阳交合。周代历法以子月为正月，也就是现在的十二月，所以《诗经》说‘男子若想迎娶妻子，就要趁冰还没有融化’；唯独私奔者不禁止。郑玄的注和疏解释不通，聘娶成为妻，私奔成为妾，淫乱私奔的事情，哪里有不禁止的道理？我曾认为，完整的《礼》并不是周公所作的完整著作，一定是后世增补进去的。”）洪氏把《说文》的▯字牵强地解释成“卖”字，也属于牵强附会而没有意味，近于改字的陋习。浚师按：宋代乐清人王东岩（名与之，号次点）的《周礼订义》引郑锷说：“有人说，这时命令男女相会，是让应当嫁娶的人及时婚配；这样看来，私奔者本来应当禁止，反而说不禁止。郑康成认为这是‘重视天时，权宜允许’，这句话是否正确？我认为康成这句话错误，伤害败坏教化，直到今天仍然牢不可破。周人立法的本意，是说‘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这与今天律文中说‘若’、说‘问’相同。‘若’的意思是及、以及。是说不禁止男女私奔，以及无故不执行命令的人，都要受罚。怎么能说是‘重视天时，权宜允许’呢？”这种说法以前没有人讲过，大概因为贾公彦已经说过“只是权宜允许，实际上不是正礼”这句话。颍州连叔度《周官精义》把从“仲春之月”到“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的三十七个字，谨慎遵从御案，断定为莽歆增改窜入；群儒勉强为它解释，都不值得辩论。他的见解确实正大。他的注释把“娶判妻”解释为已出嫁的妇人嫁入，把“子”解释为他人的儿子，说书中这样写是担心将来发生悔恨；这些说法也源自郑锷《订义》。（俞樾《群经平议》认为“娶判妻”的“判”字是衍文，这是错误的。） 浚师又按：“司男女之无夫家者。”注释说：“无夫家，是指鳏夫和寡妇。”寡妇可以称为“无夫家”，鳏夫也可以称为“无夫家”吗？这实在是没有弄清楚它的解释。（王开祖说：“私奔者不禁止，是向天下表示无礼；复仇却说合乎义，是向天下表示无君。大概是怀疑《周礼》在六国时被删削，秦代焚书后又遭毁坏，出自末世，保存下来的很少。圣人不再出现，也就没有办法取得正确的依据了。”） 置闰：嘉庆十八年癸酉，《时宪书》定为闰八月。这一年冬至在十月之内，是历来从未有过的情况。于是推算出嘉庆十九年三月也没有中气，可以置闰。管理钦天监的定亲王（绵恩）等上奏此事，奉旨说：“再详细地重新全面查核。”不久据奏称：“康熙十九年、五十七年都闰八月，但这两年的冬至仍在十一月，与南郊祭祀和节气都相符合。如今嘉庆十八年闰八月，冬至在十月之内，那么南郊大祭就不在仲冬之月；次年上丁、上戊又都在正月，不在仲春之月，而且惊蛰、春分也都在正月，也显得太早了。如果改为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就与一切祭祀和节气完全相合。又把以后推算到二百年，每年的节气以及置闰的月份，都与《时宪书》没有差错。”皇上同意了这个意见。当时，时宪科五官正王嵩龄、何元泰、陈恕、何元海都蒙恩各加一级。

译音韵：宁都曾青藜（灿）选辑国初诸家的诗，名为《过日集》。他的凡例说：“诗是用来表达性情的，音韵相近，声律自然和谐。《三百篇》直到汉、魏、六朝，原本没有固定的韵部。自从沈约《韵谱》问世以后，唐人稍加增删，拿它来设置科举考试，名为《礼部韵略》，于是使一千多年间学习作诗的人把它奉为不可违犯的法典。我考察沈约韵书中的东、钟，真、文，支、微，鱼、模，寒、删，萧、豪，庚、青，覃、盐，本来应当分别。如今却不分东、钟、鱼、模，而把东、冬，鱼、虞分别作为两个韵；支、微，真、文，寒、删，萧、豪，庚、青，覃、盐这几个韵虽然分开了，但微韵的惟、危、眉、悲，删韵的残、阑、餐、珊，文韵的春、纯、屯、轮，青韵的清、情、精、莺，却混入了支、寒、真、庚等韵；真、文又分为真、文、元，庚、青分为庚、青、蒸，萧、肴分为萧、肴、豪，覃、盐分为覃、盐、咸；江、阳本来是同一种读音，却分成两个韵；麻、遮本来是两种读音，却合成一个韵。种种错误，无法一一说尽。明初宋文宪等人订正错误、考校谬误，制定了《正韵》。虽然其中东、钟，支、齐，庚、青，真、文等韵之间仍有混淆，但还没有失去《中原音韵》的正音。至于韵谱的错误，唐代李涪已经极力指斥过了。何况唐代有许多诗并不拘守沈约韵部，也有人说古体诗不必拘守，而近体诗则没有不严格押韵的。却不知道杜少陵五律《雨晴》中‘从西万里风，久雨不妨农’，王摩诘五排《禊饮应制》中‘宜春小苑东，灞氵产亦朝宗’，《扈从温汤》中‘旌旗渭水东，词赋属文宗’，孟襄阳《元日》中‘今朝岁起东，无禄尚忧农’，难道不都是东、冬二韵吗？孟襄阳五律《省觐》中‘劳歌涉海涯，亲望老莱归’，难道不属于支、微二韵吗？杜少陵七律《崔氏东山草堂》中‘落日更见渔樵人，饭煮青泥坊底芹’，难道不属于真、文二韵吗？夏洪基说得好：”学习唐诗，应当学习它格调的高古、气韵的浑厚；学习李白、杜甫，还应当学习他们的才情、见识和气力，学习他们的清新俊逸、卓越精炼和沉着雄健，不应只是拘拘地局限于韵谱。如果一定要受韵谱拘束，那么唐代三百年都使用沈约的韵，而像李白、杜甫那样的诗人又有几个？如今人们知道依照唐韵作诗，而诗作得像唐诗的又有几个？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由此就可以知道了。何况声音有古今之别，也有异读，大概是时代和风气造成的，不能强行合并。即使孔子再生，恐怕也不能把《三百篇》的韵拿来与今天人的韵相比，并硬说它们相同。沈约韵与古音不合的地方很多，今韵与沈约韵不合的地方也很多。难道沈约不采用古韵就是正确的，而今人不采用沈约韵就是错误的吗？宋濂溪说：‘《国风》《雅》《颂》四类诗，从身份来说，上至王公，下至普通百姓和卑贱奴隶，没有不作诗的；从地域来说，人们居住的地方有东西南北的差别。因此，发声有轻快、沉重、舒缓、急促等不同，四方的语音有万般差异。孔子删定《诗经》，都是可以配合管弦演奏的作品，取的是它们音调协调。楚、汉以来，《离骚》的文辞，《郊祀》《安世》的歌辞，以及魏、晋的各种作品，何曾拘泥于一种韵律？也不过是使声音相协罢了。明末云间陈大樽选录近体诗，凡是使用《正韵》的，诗即使写得好也不收录。真是太过分了，简直是舍弃父亲而另立祖庙！如今我所选录的诗，大多使用唐韵，因为这种习尚已经延续很久，无法加以厘正；使用《正韵》的，也一并保存。如果一首诗把两个韵混用，我就不敢收入。’按语：这番论述极其精确，讲论韵学的人应当反复研读。角门：辕门见于《周官》，名称最为古老。《唐书·张仲方传》说：‘两省官员入朝到宣政殿时，衙门还没有开，百官错杂地站在朝堂上。’这说的还只是朝门，并不是像今天这样的官署。清朝初年，任葵尊（宏嘉）任御史，上疏议定朝服，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才可以穿貂裘和舍利狲。渔洋先生戏作诗说：‘京堂铨翰两衙门，齐脱貂裘舍利狲。昨夜五更寒透骨，举朝谁不怨葵尊？’这可以作为后来衙门的典故。《明史》记载，沐昆袭封黔国公，起初喜爱文学，自负而严厉，后来逐渐骄横，凌辱三司官员，让他们从角门进入。大概外官衙署的正门左右各有一门，称为东角门、西角门，属官参见时，都从角门进入。

译程孟阳诗：朱竹▯先生说，程孟阳的诗近体多于古体，七律多于五律，格调低下，才力平庸而气势衰弱。他从程孟阳诗集中稍微成篇的作品中选出八首，收入《明诗综》。其实，孟阳的诗也不应过分非难。《渔洋诗话》说：‘明末七言律诗有两派，一派是陈大樽，一派是程松圆。陈大樽远学李东川、王右丞，近学李献吉；程松圆学习刘文房、韩君平，又时时取法陆务观。这是大致情况。程松圆的警句如：’爪步江空微有树，秣陵天远不宜秋。‘’梅残烛烬西窗雨，雪冻香浓小阁云。‘’古寺正如昏壁画，层湖都作水田衣。‘’梦里楚江昏似墨，画中湖雨白于丝。‘’远雁如尘飞水面，乱帆随月下吴头。‘’回峰冻雨皆成雪，出雾危峦半是云。‘’多年华发丝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间饮断虹明积翠，湖飞片雨乱斜阳。‘’雨声变后寒风急，虹影消来白日过。‘’城上雪声游子屐，县南风色酒人家。‘’岳寺夜眠春▯间雨，浦楼寒醉雪山风。‘这些诗句都不愧为古代作者的作品。沈归愚先生《别裁集》说：‘孟阳的诗也很秀美，少有尘俗气。自从钱牧斋诋毁李、何、王、李等人，推举孟阳为一代宗主，几乎把他与高季迪、李宾之前后相提并论。阳羡邵子湘有意纠正这种偏颇，摘取孟阳诗中累赘的句子，说它们污秽猥亵、鄙俗不堪，几乎使孟阳全身没有一处完整。我选录他气息清雅、格调整饬、距离《风》《雅》不远的诗四章，是为了说明孟阳自有真正的好诗，不要因为钱牧斋过分推许他，就罗列他的缺点来掩盖这些好诗。’浚师按语：朱竹▯对于嘉定四君子的诗，似乎都有不满之意。《明诗综》是足以传世的一代诗歌总集，我不敢轻率议论。然而，其中所收的曾传灿等人，实际上都是食用本朝俸禄的人，不可以与前代遗民相比。这里特意记下王、沈两位先生的说法，并选择收录孟阳古体诗四首在后面，明眼人自然能够辨别；同时也说明我并不是偏袒、喜爱乡人。附录：程孟阳（嘉燧）的诗。孙履正，字履和，北上时我与他同船送行。船驶入郡城，在白莲桥停泊，住了两夜，临别时题诗相赠长句：凉风中的一杯酒，寄托着明月下万里的心情。两面船帆飞快掠过吴苑的树木，澄澈的江水远远挂在秋河的阴影中。你经过三山前往京城，扬子津的楼台被秋日上涨的江水淹没。广陵的豪士邀请你痛饮，约我前来，我没有来，使你的兴致顿然消散。你难道没有看见梁园归来时戏弄黄河【原文“ザ”疑误】的情景吗？惊沙刮地，哀鸿高飞。你又难道没有看见到吴都驰马来观看考试的人吗？霜叶覆盖台阶，雅士满寺。壮志激荡，却把功名看得淡薄；剑歌萧瑟，风雨已经来临。与你兄弟般相交，岁月已经很深；我的心不是石头，却价值千金。脱下衣服换钱买酒，请你斟饮，你为什么不喝，反而沉思不语？你沉思了很久，想对我说话；过去那些好事还能够重来吗？在黄罗峰顶搔首向青天发问，惊人的诗句随着杯中酒落下。这里二月时梨花明亮，绿色莎草和锦绣般的急流间飞舞着羽觞。千林一片皑皑，白雪照亮夜色；踏着冰面，空旷山岩回荡着声响。玉屏门西边刚刚结束射箭，挥鞭半醉，直到深夜才归。将军打开门【原文“ト”疑误】遮住马迎接，琉璃灯烛摇晃，金盘中烤着肉。自从分别以来，我甘心耕作经商、隐居沉沦；今日感叹，精神魂魄都为之悲伤。你的弟弟胸怀万人敌的谋略，整治弓箭，准备前往金门。仲今落魄地住在侯爵府第，能否吃到鱼，哪里还说得准。送你到江边，天路遥远；明月照着青天，夜潮从江中升起。我醉了仍然睡下，陪伴着你；起来看时，已是日暮，阳山下正下着雨。早晨把船移到村南游览，碧绿苍翠的梧桐掩藏着清幽的寺院。龙鳞般的古树遮天蔽日，看不见阳光；菱花在风吹的水潭中荡漾。卷起帷帐，披散头发，在深密的树荫下休息；此时作诗，思绪清新而兴发。忽然两个孩子来到我身边，用手指着月亮，只见浮云散开。溪桥石路如霜雪般明亮，我回头顾影，踏着月色，心中徘徊。徘徊而不能入睡，想一直到天亮；又预先忧愁明天还要归去。在白莲桥西题诗赠给你，千年以后也会知道我送你之处。夜宿牛首：城南遍地都是寺院，这座山多么高大隆起啊！骑马登山，走了好几道盘曲的坡路；逼近观察，山势仍然雄伟。山崖倾斜，夕阳已有一半西沉，光芒照向东南山峰。我倚着险峻的石壁，极细微的事物也纷纷显得玲珑。道路转弯看见塔寺，到了门前，只见杉树松树罗列。层层青翠托起高台，暮色连接着远处的江面。高大的殿宇在夜色中突兀耸立，古树枝条【原文“あだ”疑误】。仍惊讶于抬头远望所见的高远，还没有察觉低头经过的高处。细路绕过殿角，想上去时听见钟声。攀着藤萝踏入深影，树林幽深，道路难以通行。悄然之间心神凄清，回头一看，惊觉有风吹来。下山回到白云梯，微月的光线朦胧【原文“ㄔ胧”疑误】。明天应当登上最高峰，深入探寻，尽情搜寻所能见到的一切。兴致浓烈，久久无法入睡；这清静的夜晚还远没有结束。赠张翁茂仁二丈：通达之士立志匡救时局，治理天下随着形势的松弛和紧张而调整；浅薄的儒生争相经营枝叶末节，雕琢文辞，专攻词章。张翁是个磊落的人，所思考的是使时局得到治理、天下安康。上溯下至数千年历史，掌中翻检，好像倾囊取物。治乱本来交替兴亡，史书从各方面都有记载。他搜罗材料直到根源，补充修治之处可以看出周密防范。贾生写《过秦论》，荀卿主张效法后王。阿汾论述《元经》，斟酌的只是出仕还是退藏。可惜时运和命数不合，到了白头仍徒然奔走不安。才华很大却不能谋求自身，只能勉强吃些果核和糠。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看见张翁在我老师身旁（我十四岁时，和唐叔达一起在徐老师门下学习经书）。他一开口就坐到上座，大声议论兴亡。这难道是古人吗？自知不应当如此。哪里料到三十年间，他竟降低身份，和晚辈同辈交往。他敲门来求见，使我精神振奋。他说我可以同他谈论，勉励我自强。他说我足以托付给子孙，这份情怀我怎能忘记。伯通的庑廊萧瑟，德公的床榻高峻。过从往来，如访高士踏雪清晨；两斗酒激荡胸中。看那耐寒的松树，摧残衰败，又在冰霜中回转。谁知道山岩沟壑间的姿态，也可以成为栋梁支撑明堂。题画雪景送▯师归黄山喝石居（去年除夕，师父因我的疾病出山；如今感念旧事作歌）。

译莲花峰半山腰积着三丈厚的雪，飞鸟无声，人迹断绝。山僧冒着严寒清晨出山，踩踏层层冰面，脚背冻得裂开。远道来问候我的病，只相视一笑；寒冷的灯缸结出花来，仿佛吐出碎屑。纸窗竹屋中，年节将尽；驹影隙光般的时光催促得如闪电飞驰。故人游山，我遗憾不能同去；你为我忧愁，使我没有机会登上【原文“{山截}で”疑误】（海虞公曾这样对▯师说）。八十岁的衰翁年老无力，却逞强攀登，勉强一步步前进。前面推、后面拉，全靠▯师；抓住我的手肘，牵着我的衣襟，抱着我的腰【原文“衤棘”疑误】。穿过险窟，渡过山沟，摸着坚硬不平的岩石，走十步回头五次歇息。忽然把我扶坐在天门之间，我自己也奇怪，仿佛凭空长出了翅膀。此时夕阳照下，千座山崖一片赤红；相隔半里，望见碣石。崖边松树如龙攀抓，彼此相连引路；林间山石像人的形状，仿佛要【原文“沫”疑误】。庵前矮墙只齐肩高，道上的清泉刚刚没过脚趾。抬头看天都峰高达五千仞，俯视莲花沟深达十万尺。屋檐下松树郁郁葱葱，像张开的羽盖；浓密的枫林整齐排列，像画成的墙壁。二十年来，茅斋只是梦境；如今在方丈室、香厨中共同坐禅。床下地炉的火长久燃烧，佛龛中的灯还明亮，磬声才刚刚停息。八月山中寒冷，风雨苦烈；有客夜里来投宿，彼此温和交谈。山芋煨熟后亲手剥食，秋芽烘焙后还亲自煮饮。老人拥着被子整天僵卧，小师父早晚诵习《莲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步〕 开门时忽然有人报告说山下已经放晴，空中有【原文“▯▯”疑误】的灵鹊飞过。三余：冬天，是一年中的余暇；夜晚，是一天中的余暇；阴雨天，是晴天的余暇。这就是董季直所说的“三余”。梁武帝时的童谣说“王气在三余”，梁武帝曾把余干、余姚、余杭作为压胜之法。却不知道长兴有余干山、余罂水、余鱼浦，陈武帝实际上就出生在那里，最终果然应验了童谣的话。“自有留人处”：‘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这两句话，民间一直熟知。偶然读到六朝诗，才知道这是陈后主所作。后主宠爱张贵妃，每次到沈后那里，刚进去就回来，对沈后说：“为什么不挽留我？”于是赠诗说：“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沈后回答说：“谁说我不相思，见面以后反倒感到羞惭。明知你不肯停留，叫我怎样挽留你呢？” “王敬作所”：‘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孔安国传说：“敬重那些不可不敬重的德行，那么臣下就会敬重、奉行君王的命令。”原文应当把它作为一句来读。《东坡书传》说：“所谓作所，就是所作的政事。既敬重政事，又敬重其德，这就达到极致了。”薛季宣《书古文训》说：“推而广之，实际上依赖君王敬重并办理此事。”胡士行《尚书详解》说：“以敬作所，在应当止息的地方止息。”这些都把“所”当作实词来读。朱子沿用孔安国的传文。蔡沈《集注》把“所”字作为上句结尾，把“不可不敬德”作为下句。真氏认为蔡沈的说法较好。只有林之奇《尚书解》同意孔安国的传文，认为应读作“其不可不以敬德”，即君王应当敬重并办理此事。黄东发也说古注把它作为一句来读，并不费力。后来批评蔡氏的人越来越多。魏子才说：“关西方言，对一件事用力叫作‘所’。这是近俗的说法，但意义深远。”李献吉说：“西部人说对这件事用力，就称为‘所’；如今把它解释成处所，便违背原义。”袁良贵（仁）《蔡传考误》说：“‘君子所其无逸’一句，注释把‘所’训为处所，本来是吕东莱的说法，当时朱晦翁也讥讽它过于巧饰。” 按语：《说文》引用《诗经》“伐木所所”，把“所”解释为用力。杨用修说：‘所’就是勉力。西部士人把对事情用力叫作“所”。《召诰》中的“王敬作所”，与这个意义相同。这样解释似乎更加明白通顺。浚师按语：“所其无逸”中的“所”字在上句；“王敬作所”中的“所”字绝不能连到下句去读。因此，把“所”字放在下句、作为实词解释才是正确的。宋、元以来，人们只知道引用“所其无逸”来证明“王敬作所”的读法，却不知道《大诰》说“天▯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其中的“所”字怎么能够当虚词读呢？林之奇驳斥王氏、苏氏，说他们在“所”字上强行附会义理，言辞虽然费力；可是他注释“成功所”时又说：“这正是我平定祸乱以取得成功的地方。”这同样是没有经过思考。

译◎蟒襄壮公廖柴舟文集中有《蟒将军传》，其中说：“公名蟒吉图，是满洲人（满洲习俗不重姓氏，所以蟒也是名字）。十九岁时，承袭父亲的官职，随军征讨云、贵，夺取铁索桥；后来又征讨楚地的毛鹿山，功劳都被评为最优。康熙十三年，叛藩吴三桂、耿精忠相继叛乱，公奉命随镇南将军尼某援救粤东。后来尼某去世，将军舒恕代理公的副都统，保护总督金光祖守卫肇庆。不久，尚之信又以粤地叛乱。我军退守赣州，伪帅马雄率军包围肇庆，形势十分危急。公想到，与其困守孤城坐以待毙，哪里比得上背城决战，或许还可以死中求生、保存地图？于是突围而出。贼军分路追赶，又传发伪造的檄文，沿途拦截。我军没有乡导〔原文作“日军”，疑为“我军”〕，公用指南车向众人指示方向，向东北行进；一路历经险阻，转战二千多里，共九十天，经过大小七十多战，才到达信丰。军队被困已久，城池将要陷落；贼军号称数万人，而我军从肇庆出发时计有七千多人，到这里仅剩六百多人。饥饿疲惫之余，许多人已不能承受，众人都说：” “已经疲惫不堪了，何况敌众我寡、力量悬殊，不如赶快奔赴赣州，与大军会合，以图再次举兵。”公说：“城中数万百姓，如果不去救援，就将全部死去。我军虽然已经疲惫到了极点，但屡战屡胜，剩余的勇气还足以再次奋战。何况遇到敌人却躲避，这不是男子汉的行为。”各位将士都感动得流泪，奋起一战，终于解除了包围。不久，军队在赣州与大军会合，又击退了侵犯南康的贼军。捷报传到朝廷，皇帝惊叹说：“蟒吉图凭几百名疲惫的军队，抵挡数万强敌，突围冲阵，所向无敌。即使是三国时赵云在当阳长坂的战役，也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件事！”于是手持符节，任命公为镇南将军；将军舒恕以下的将领全都听从他的节制。又题授舒恕为安南将军，留下镇守赣州，同时与各位都统收复南安，招降伪帅严自明、王虎等人。越过梅关，传檄南、韶、广、肇各地，尚之信很快又归顺正道，于是整个广东平定。当时公认为韶州邻近楚地，是广东的咽喉，便命都统穆成格驻守，作为互相呼应的部署。公亲自率领大军前往省会，商议进取的策略。十六年六月，伪帅马宝、张星耀等人又攻陷韶州。公听闻后立即赶回，登城察看，见正北面是敌军进攻的要冲，便急忙修筑土围防御。贼军用大炮攻城，城墙崩塌陷落，依靠土围才得以保存。贼军又乘夜间从北向西行动，渡河后占据东面的莲花山，切断我军的粮道。” 此前，公曾发檄文命将军额楚前来援助；到这时额楚突然赶到，刚刚扎下营寨，贼军便乘虚来攻。公带领五十名骑兵出城拦截道路迎战，同时发檄命绿旗援军从两侧夹击，于是大败贼军。贼军因此逃走。众人都说，使整个广东重新获得安宁、能够安睡的，是公解救韶州之围的功劳。不久，公进军征讨粤西，包围平乐。将要攻下时，与他共事的人中有人发生争执，便移营渡河向南，打算截断贼军上游的道路。正值连绵大雨二十多天，江水暴涨，贼军乘船直冲军营；我军被河水阻隔，无法救援，于是失利，暂时退军到苍梧。公引咎上疏，自行弹劾，皇帝下温和的诏旨三次慰问晓谕他。这年冬天，贼军又来进犯，公率军击败他们，乘胜收复浔、横、永淳等重要地区。当时南宁的郭义暗中约定归附朝廷，被伪帅吴世琮察觉，包围得十分紧急。公正卧病在床，听说此事后跳起来说：“难道可以因为我一个人而耽误国事吗！”他强忍疾病赶去作战，在八尺江大败贼军。吴世琮是贼军中勇猛善战的人，这次全军覆没；桂林、柳、庆等郡的官员知道失去援军、难以守住，于是相继请求投降。皇帝听到奏报，高兴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下诏加授公为诸路总统将军。当初马承荫投降时，公察觉其中有诈，秘密命将军额楚驻守永淳，以防发生变故。” 后来马承荫果然叛乱，公前往征讨，在陶邓击败贼军，缴获大象、战马和军械，数量无法计算。进军攻击三江口，与提督的军队会合，直捣柳城，马承荫也被擒获，粤西重新平定。正准备进军征伐滇、黔时，公在这一年戊午七月因病死于军中，享年四十七岁。公忠孝出于天性，幼年丧父，侍奉母亲最为孝顺，每次吃饭都一定站在母亲身旁，亲自把供奉的食物进献给她。出征那天，母亲告诫他不要饮酒，于是他终身不饮酒。问候母亲的书信一定先跪拜，然后才派使者送出。母亲的命令传来时，也照此行礼。伪将张星耀的家属在韶州，积蓄很多，公丝毫没有取用。他有一个容貌特别美丽的妾，便召来她的父亲，把她送还。公统率军队严肃整齐，但也不多加杀戮，部下敬畏他如同神明。他性情谦让，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尤其善于谋划，因此作战没有不胜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建立祠庙祭祀他。公去世前，曾有一条巨蟒出现在柳州山脚，公一箭射中它的脖颈，将它射死。第二天，公的脖颈肿起，肿得像斗那么大，不久便去世了。人们因为公名中有“蟒”字，便说这条蟒是他的先兆。曲江人廖燕说：滇地叛乱发生后，广东、福建相继叛乱，于是西南成为战区。公能够奋勇忘身，最终从偏裨将领而承担重任，收复两粤，他的功劳太大了。” 而且公忠诚不二，内在的操守又严肃凛然，似乎仅以将才还不足以完全概括他，难道是古代君子一类的人吗？唉！他是多么贤能啊！我是韶州人，公守卫韶州的功劳最多，不能忘记，所以搜集他的始末，写成这篇传记。“浚师按：蟒吉图应当写作蟒依图。廖氏传记中所记载的事，与国史馆大臣传完全相合，而叙述他的战功比国史更详细。只是蟒死于康熙十九年八月，这篇文章写成十七年戊午七月，是错误的。蟒在乾隆初年曾蒙受恩典，被赐谥号襄壮。（镇南将军尼某，就是尼雅善；穆成格应当写作穆成额。）”

译◎龟说话，鹤惊讶。庾开府《小园赋》说：“乌龟说这里寒冷，白鹤惊讶今年的雪。”注释引用了符〔苻〕坚建元十二年高陆县百姓挖井得到乌龟的故事，以及刘敬叔《异苑》所载晋太康二年（《广博物志》作大兴二年）南州白鹤在桥下说话的故事。浚师按：《法苑珠林》说，佛告诉比丘：过去世时，阿练若池水旁有两只雁和一只乌龟结为朋友。后来池水干涸，两只雁商议说：如今这个池子的水干了，我们的朋友一定会遭受大苦。商议完后，对乌龟说：“这个池子的水干了，你没有办法了。可以衔住一根木头，我们各衔一头，把你带到有大水的地方；衔木头时，千万不能说话。”乌龟于是衔住木头。经过村落时，小孩们都说：“雁衔着乌龟飞走了！雁衔着乌龟飞走了！”乌龟立刻生气地说：“关你们什么事！”于是木头掉了下来，乌龟落水而死。又有孙吴时期永康地方的乌龟会说人话的故事。韩愈《杂说》说：“谈生写《崔山君传》，称白鹤会说话，难道不奇怪吗！”注释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出处。崔山君应当就是崔文子；过去李浮丘把《相鹤经》传给王子晋，王子晋又传给崔文子，崔文子把它藏在嵩山的石室中，淮南八公得到了它。◎王翁。桓谭《新论》称王莽为“王翁”。◎金井龙神祠碑记。湖州的山川幽深险峻，以金井最为突出，在弁山的东麓。梁贞明初年曾有黄龙出现，所以又名黄龙洞。宋真宗时祈祷旱灾得到灵验，便赐金简给龙神祠。明初，道士潘桂源铸造铁牌来充实这一故事；铁牌旧时收藏在郡署内库，改朝换代后失落。乾隆己酉年夏天，连续两个月没有下雨，郡守雷轮率领属官前来祈祷，又在郡圃爱山台下面找到潘桂源铸造的铁牌。铁牌上附着的土锈剥落〔原文“土花剥食”疑有讹误〕，五星灵文若隐若现；于是杀牲涂血举行祭祀，把铁牌悬挂在洞中。没有过多久，甘雨倾盆而下，这一年因此获得丰收。先世父亲任湖州官员时重建神祠，并为它撰写碑记，恭敬地抄录在这里。碑记说：“自从上天传下神明的话语，高峻的群山分出苍弁山的支脉；寒气从地根冒出，石窟成为神龙的洞穴。春天祈祷、秋天报谢，及时雨没有差错；抵御祸患灾害，幽深的神灵于是得到安置。雨露恩泽因此顺畅降施，万物依靠它而茂盛滋长。设置等级祭祀，来历已经很久了。这里是吴兴的福地、金井的名胜，在山岩之间排列着丹色洞窟，在半空中簇拥着云雾缭绕的屋檐。百尺虹桥横跨其上，使石门从中间开启；千年龙鳞龙爪冲破险峻山崖，飞腾而去。它奔腾在绝壁深谷中，忽然发出雷鸣；平坦树林萧瑟，常常含有雨气。” 由此可知，这是仙灵居住的洞窟，更增添了洞壑的幽深；风雨调和，完全借助神灵布施〔原文“布▯”字形残缺，疑为“布施”〕的功力。自然应当修建翠屏、华盖，铺陈神灵的踪迹；以桂木作廊、松木作柱，庄严地奉行祭祀典礼。从前宋熙宁年间，孙州守祈求及时雨而得到应验，于是就在洞穴右侧建祠祭祀龙神。那里烟雾笼罩的门扉开阔，雾中的道路曲折回环；依傍青翠山峰开辟地基，沿着丹色石阶建造屋宇。山路一条含混曲折〔原文“▯含岈”疑有讹误〕，仿佛通向珍珠宫；盘旋曲折达数千寻，还要凭借石门才能通行。空旷的厅堂掩映在烟雾中，远远可以听见笙歌与仙鹤的声音；神灵的车驾〔原文“灵驾じ<走覃>”，字形残缺〕带着风云之气直来。再加上凭借幽深的土地，向重重深渊吐纳气息。香气飘扬，仿佛无形之物潜行；气流触及山石，雷神在远处震响。铁牌高高悬挂，云影阴暗突然从天边升起；金简刚刚投入，涛声忽然从地底奔涌而来。彩虹垂挂在碧绿的山涧，仿佛就要腾空而起；雨水洗涤空旷的祭坛，无须再用言语说法。这正是辉煌的宝篆，无愧于显灵获利之名；幽深高大的祠庙，深深慰藉了百姓的愿望。不久世事多次变迁，星辰运行的位置也屡有变化；残碑记载着兴废的年代，神灵的车驾失去了回旋飞翔的地方。飞仙络绎不绝，仍然认得三茅；古洞苍茫，只空留两根柱子。一片田地的芝草，寻找旧日遗留下的基石却已不存在；万壑松涛，惊讶那长久的吟啸再也没有回来。” 栋梁屋宇因此倾覆，祭祀器物又凭什么显示虔诚？士淦佩绾官印，来到山野废墟，探访幽深的灵穴。苍天精气孕育秀美景物，神工鬼斧削成许多奇景；绣野欢腾地陈列〔原文“绣野胪欢”语义疑难〕，阴伏阳愆却没有告知。众人都希望得到神灵赐福，共同奉献光明的祭礼。特意标明设置神像的区域，用来施行祭祀求雨的礼仪。虽然层层屋檐高远绵延，还需要经营修缮；但高大的正殿，先从建造开始。于是凭借高处建造地基，依托险要地势分设屋梁；高大的柱子矗立在缥缈之间，飞檐屋宇伸出青天之外。晨曦流动着光彩，彩绘〔原文“ㄆ”字残缺〕高高悬挂；怪石高耸入云，簇拥着盘曲如虬龙的屋檐挺立。千钟石乳，清澈地滴落在苔藓台阶上；四壁如银色波涛，寒气在彩绣座席间生成。雕花帘幕浸在月光中，骊龙之珠含有的光彩〔原文“的▯”字形残缺〕闪耀；藻井停留着烟雾，鱼形装饰交错连绵的影子。哪里只是钩连屋角檐尾，在上面对应星辰运行的轨道；丹红与黄彩错落其间，下面又像鱼鳞屋舍。过去芦苇萧萧传递火种，莘老写下他游览的文章〔原文“游▯”疑有讹误〕；神井流出云气，坡翁以雅诗酬答。二人都因祈祷而作，各自留下篇章。于是就在殿堂廊庑旁边，共同举行洁净吉祥的祭祀。飘荡的神灵车驾，游过碧空后刚刚回来；寂寞的吟诗魂魄，进入清都却仿佛仍在。今后在仲夏进献香食，记述这处灵秀水潭的胜景；在朱红屋梁上谈论旧迹，到秘府寻访神灵的踪迹。希望云车风马千秋之后仍能彰显神灵显应的奇迹；使万物丰足、年成丰收，四境享有安康太平的福气。工程完成后，把年月书刻在石碑上，并作《神弦之曲》来娱乐神灵，说：贝阙啊金堂，实为廊庑门户，充满芳香。神灵曲折而来停留，扬起华美的旌旗，纷纷飘动。停下云彩的车盖和翠色旌旗，神灵既已停留在庭院中央。经过幽秘的岩洞，路途遥远，通向林屋，幽深昏暗。分龙的吉日，击打鼍鼓，连续奏响美玉般的瑟；神灵声势盛大地远去，赐下福祉，使人安乐康健。灿烂的阳光明亮闪耀，神灵归去，奔向幽深的山谷。丰沛地施降恩泽，年年如此；长久降下及时雨，四时都顺遂。大清道光三年，岁次癸未，清和月初吉，郡守定远方士淦撰。” ◎挑选虱子、抚摸虱子、捉取虱子。晋代王导在扬州时，征召顾和为从事。初一上朝时，顾和还没有进去，停车在门外。周顗遇见他时，顾和正在挑虱子，神色安然，身体一动不动。桓温进入关中时，王猛穿着粗布衣服去拜见他，两人一见面就谈论当时的政事；王猛一边摸虱子一边说话，好像旁边没有别人。南宋卞士蔚生活贫困而且多病，睡在破败的棉絮中，捉取、搔抓跳蚤和虱子，每天都不停止，于是写作《枯鱼赋》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