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译◎沈确士先生 长洲人沈确士先生晚年考中进士，经过荐举历任卿、贰等职，后来又在林下闲居了十多年，享年九十八岁。自古以来诗人的遭遇，很少有能同他相比的。恭敬地读纯皇帝《御制诗注》说：“沈德潜和钱陈群，我曾经称他们为江浙二老；施加恩惠虽相同，但守本分、承受恩德方面，沈德潜远远不如钱陈群。德潜是吴中诸生，长期困顿于科场。乾隆戊午年在乡试中举时，已经七十岁；他后来成为进士、选入词林，都是因为我留意选拔他。授职刚三年，就升到詹事，又两次升迁为礼部侍郎，并奉命在尚书房教诸皇子读书。戊辰年秋天，他以年老请求退休，准许致仕。临行时呈上所作《归愚集》，请求赐予序文。德潜早年就以诗闻名，不是同时代诗人所能比；我听说他的名声已经很久，多年来又常同他谈论诗歌，名声和实际确实相称。我笑着答应他的请求，于是说：‘非同寻常的人，才会有非同寻常的遭遇。德潜受到非同寻常的知遇，而他的诗也是当世非同寻常的诗，所以用非同寻常的体例为他作序。这实在是特殊的恩数。’辛未年南巡时，命他在籍食俸；丁丑年加授礼部尚书衔；乙酉年赐予他的孙子维熙举人出身。此后又不时派人慰问他，希望他能活到百岁；不久他在己丑年秋天死于家中。听到消息后，便赠加官阶、优厚抚恤，以表示痛惜，并将他列入贤良祠祭祀。他生前死后，宠荣已经达到极点。但他在辛巳年来京时，拿选刻的《国朝诗别裁集》请求作序；我读后发现，他把钱谦益等人列为本朝诗人之冠，而这些人都是士人所不齿的，德潜却把他们排在首位；把诗歌同忠孝分开来谈，违背了正道。其他编排次序，也有许多〔原文疑字〕的错误。我想德潜年老昏乱，或者是他门下那些依附权势、攀附名人的人所作，而德潜没有来得及检查。因此命内廷翰林重新精心校订，以决定哪些删去、哪些保留，并写序说明大义后退还给他；仍然宽容他，没有加以责罚。戊戌年秋天，徐述夔逆词案发生，沈德潜曾经为他作传，称赞他的品行、文章都值得效法，竟把那些悖逆的诗句看作寻常文字，还想替他记述并流传，那么他的良心已经完全泯灭了。假如他还活着，获罪一定不小；即使已经死了，也不能最终置之不问。因此下令廷臣议论，众人都说应当削除、夺去他所有的官阶、衔号、祠祀和谥号，并砸毁他的墓碑，以此作为众人的警戒。于是全都依从了。如今作《怀旧诗》，仍把他列在词臣的末位，用来显示褒贬公正，也让人知道我没有辜负德潜，而是德潜实在辜负了我。徐述夔家中很富有，沈德潜替他作传，不过是为了得到润笔费；贪图小利而谄媚大逆之人，既不知羞耻，也不知道畏惧法律。德潜没有亲生儿子，他的嗣子种松不知从哪里来，为人十分不肖，亲近邪恶、作奸为恶。曾经命令当地巡抚就近加以约束，幸而没有导致他闹出事情而获罪；但德潜晚年所得的修墓、作墓等谀墓钱财，全被他挥霍殆尽。他娶妾很多，收养儿子多达十四人；其中因德潜赏赐而获得举人资格的，不久便夭折，其余也没有一个成才的。这确实是德潜忘记良心、背弃道义所得到的报应。” ◎飞天神图 直隶曲阳县北岳正殿的两面画壁，相传是唐代吴道子的真迹。西壁最高处画着飞天神，面貌极其狰狞而有威势。明万历年间，县令赵岱把它刻在石上，这幅图几乎传遍国内；世人所说的“曲阳鬼”就是它，不是招福门墙壁上唐人刘伯荣所画的那一幅。（北岳庙招福门墙壁上有唐人刘伯荣画的鬼尉像，毛骨奇特，神采飞动，世人称为妙技。）摹拓日久，漫漶磨灭得非常严重。殿壁上的原图如今仍完整无缺。道光二十七年，署理县令邓廷梅担心石刻既已漫漶，泥壁最终也必然毁坏，于是请善于绘画的人依照墙壁钩摹，再刻在石上。这幅比旧刻大，是因为旧图被缩小了；这一幅才是原迹。详情见《定州志》。家子说，他的兄长（汝嘉）代理高邑县令，卸任后侨居曲阳，曾经拓印一份送给他。◎椒花雨 杨诚斋自己酿酒，称为“椒花雨”。见《南湖集》诗注。◎秦梓、林桷 秦桧的哥哥名叫秦梓，曾任直学士。他的孙女婿是〔原文缺字〕的女婿。林桷，字子长，又字景安，长溪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官至右司郎中，有《横堂小集》。◎宋朝的李杜 李韶五岁就能作咏梅花的赋，杜范也因廉洁正直而在当时显名，两人并称“李杜”。

译◎吴侍郎手札 吴香亭侍郎（玉纶）有一封写给先伯曾祖耐斋公的信，内容说：“三月初五日，收到四兄的亲笔信，承蒙您因为亡妻任夫人的安葬之事，屈尊前来祭奠，并详细指示，舍弃旧墓而改用新墓，还绘图寄给我。关于礻〔原文缺字〕祥的说法，我不敢妄自理解；所感到欣慰的，只是‘平安’二字。按照旧例，撰写碑板文字时不避讳言谢，是因为看重这件事。难道亡者的身体正靠它封藏并获得安宁，我们却会忘记吗？弟与您家向来有姻亲之好，自庚子年春天请假回乡省亲后再回朝廷，彼此便分隔南北。到达福建后，同诸位郎君在京城分别，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学业进步的情形了。过去的光阴快如闪电，对后辈的期望又像驿站传递文书一样迫切，想来阿翁也有同样的感怀吧。弟在邵武考试结束后，前往汀州巡视。汀州属于牛、女二宿的分野，那里的水向南流入海，在丁位流出，有利于科举，所以用‘汀’作为郡名。福建重视风水术，而汀州尤其如此。我所见各处墓门的设置，都极其完备整齐。此前从邵武到汀州，是在清明后三天；翠华、莲峰之间，坟墓上挂着的纸钱一串串，颇使人触发春露秋霜之感。于是想到《礼经》记载，卿以下的官员有圭田；《四牡》诗说‘没有闲暇奉养母亲’。古代圣王恩德深厚、用意美好，简直像进入臣下的家室，代替他们筹划安排。我把祭祀办得丰厚，是想到他的俸禄和供养，都源于至性至情的推恩，并不是为了引发天地生成万物的感慨，成为奔走侍奉公、孤、卿、尹以及百官的资具。然而上位者用来慰劳臣下、施及恩惠的做法，既然如《礼》《诗》所说那样详尽而深厚，那么诸位君子就应当奔驰前往，自然不能有片刻迟缓。这就是所谓士人重视报答礼义，忠诚尤其出于天性吧！何况我奉行九重宫阙中关于考察人才的训示，在三年之间多次出使，按期从容完成事务，并不是处在承受重大任务、承担艰难责任而疲惫困顿的境况。与四兄相比，您在诵读中享受天伦，在登临中等待佳气；安逸的人忘却安逸，劳苦的人也忘却劳苦。君子安于自己的身份而行事，换到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总而言之，应当用东坡‘如果活过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岁’的话来思考，这样得到的感悟会更多，令人羡慕不已。”按语：耐斋公名熙，另字庶咸，精通青乌术，所以信中有“汀为牛、女分野”一段。信纸用桃花笺，共八页，每页六行，是先资政公收藏的。癸丑年贼乱时，连同其他物品一同付之一炬。重新读过一遍，不禁感到惆怅。◎论书如树梢挂蛇 东坡曾评论黄山谷的书法说：“鲁直的字虽然清秀刚劲，但笔势有时太瘦，几乎像蛇挂在树梢上。”山谷说：“您的字我当然不敢轻易评论，但偶尔觉得它偏狭浅薄，也很像石头压着的虾蟆。”两人都大笑。先资政公曾有诗句说：“牙签落架因而生蛀虫，秃笔临书像挂着死蛇。” ◎六六、七七、八八 冯六六，是元代的名妓。殷七七，是能够顷刻之间使花开放的人。陶八八，是在唐肃宗时把丹药传给颜鲁公的道士。◎排、冲 〔原文缺字〕类的名称不止一种，大的叫“排”，小的叫“冲”。见《连山志》。◎广东地暖 广东的地气温暖，冬月台阶上满是蟋蟀，蚊虫飞舞扰人，和夏天没有不同。花木四季都开放。东坡诗说：“静静看着月光照窗，蜥蜴盘在窗上；躺下听着风吹帷幔，〔原文缺字〕掉落。”他又在正月同几位客人到野外散步，杂花盛开，写道：“细流般的露水滴落，紫色含笑花含着露珠；红色佛桑花焰火般燃烧，直冲天空。”袁文在《瓮牖闲评》中认为，蜥蜴、〔原文缺字〕并不是冬天所有的东西，含笑、佛桑也是夏天才开放的花，大概是他没有到过岭南，读了苏轼的诗却产生了怀疑。◎礼、义、信足以成德 东坡应试制科时作《形势不如德论》，不知道出处；《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吹剑录外集》作“礼知信”，是错误的）。他知道弟弟子由记不起来，便厉声索要砚水，说：“真是小人啊！”子由这才悟出是《樊迟学稼》注中的话。按语：何晏《论语集解》在“焉用稼”下注说：“包氏说：礼义和信足以成就德行，哪里用得着学习农事来教导百姓。”朱熹的注没有收入这一条。（宋代张根《吴园易解》：《坎卦》“王公设险”下注说：“地势形势不如德行，若非大人不能守住。”这句话本于《史记·吴起传》。） 游龙杖。汤文端公（金钊）的《游龙杖歌》说：“闲居老人住在蓬草搭成的茅舍中，每日到荒园走走便成为清雅的乐趣。散步经过瓜地和芋田，秋花错杂，灿烂地开放。鸡冠花、凤仙花有紫、白、朱红各色，豆荚、羊眼、葵叶和凫葵也交相错落。映衬着游龙草十多株，红色的果实像璎珞一样垂着流苏。其中有一株高一丈多，花叶高峻茂盛，与众不同。老人面对它再三徘徊，上摸它的顶端，下察看到根部，叮嘱园丁千万不要锄掉它，等它老成之后做成手杖来扶持身体。天气寒冷、霜气肃杀，百花全都枯萎，只有这种材料挺立如玉，苍▯▯于。把它从污泥中连根拔出，枝干盘曲，头角张开，仿佛长着虬龙的须角。用明亮的太阳晒它，削去繁杂的枝叶，外表节节挺直，中心空虚。神奇之物变化而来到了仙都，轻过邛竹，能够迎风快走；坚硬如鹤腿，敲击庭院地面铿然有声。老人腰脚忘却疲劳，拄杖低头，长长叹息道：世间的良材哪里没有，只是没有遇到知己便如粪土一般。若用▯赵同朽荼去薅除它，谁还相信它的功用能与灵寿木相同呢？用芦帘、梅帐、竹几铺陈相伴，穿着朱履从容行走。我把话告诉水乡诸地，请多多选择储备这种材料；上贡给伊耆，以供养老之用。‘杖国’‘杖朝’，你我都可以做到；还要把延年长寿的情景绘入《香山图》。”考查《诗经》“隰有游龙”一句，传说：“游，是枝叶放纵的意思。龙，是一种红草，又名马蓼，叶子很大而且呈白色，生长在水泽之中。”文端公选择其中树干老的制成手杖，质地坚硬而形体轻便，非常适合使用。如今广东东部山中的老藤，颜色像黄杨，有的保留本色，有的涂上朱漆，制成手杖也很顺手。这就是李太白诗中所说的“手中万岁胡孙藤”。唐、宋诸位名家大多有诗歌吟咏它。像文端公这首诗，实在可以说是开山第一篇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译人臣存心应当敬畏。唐宣宗在太极殿即位，宰相李德裕主持册礼，礼毕退下。皇上对宫中侍从说：“刚才走近我的人，不是太尉吗？这个人每次回头看我，都使我的眉毛和头发森然竖起。”过了两天，李德裕就被调出京城，任荆南节度使。明神宗年幼时在讲筵读《论语》“色勃如也”一句，误读成“色背如也”。张居正忽然从旁边厉声说：“应当读作‘勃’字。”皇上惊惧不安，同列的人都变了脸色。张居正死后，终于招致削夺官爵的灾祸。唉！霍光陪乘时，汉宣帝觉得背上像有芒刺；等到张安世代替霍光之后，宣帝才行动从容、身体舒展。传文说：“做人臣子的原则，止于敬。” 这两位公的见识，为什么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手中没有斧柄。“想砍伐却得不到斧头，就制作斧柄；想捕鸟却捕不到，就制作网罗。”这是《汲冢周书》中的话。“手无斧柯”大概就是出自这里。读经流泪。晋代王褒因为父亲不是因罪而死，每当读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就流泪。北齐赵郡公高献出生三十天便失去父亲，长到几岁后，读《孝经》也会流泪。官年。如今填写履历时，年龄每每增加或减少若干岁，称为“官年”。不知道这种风气从宋代就已经如此。岳珂《愧郯录》说：“世俗之人为了文饰自己而谋求仕进，年纪稍大的人往往把年龄减去一些，以便远离致仕之年；襁褓中便奏请授官的人，又把年龄增加一些，以图快速做官。士大夫相互沿袭，于是有了‘官年’和‘实年’的区别。间或有地位显达的人，还在奏章中陈述这种情况，也不认为是错误。我考查得知，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诏令把内殿崇班郭继勋虚增年龄的情由和罪状上报。因为他请求担任楚州监当，自己说在出职时确实曾增加十岁。”考查《北史》：傅修期年过八十，仍能奔驰骑射、策马奋击，却常常忌讳别人说他老，每次都自称六十九岁。这可以作为今天所谓“官年”的论说了。

译吕留良论《南雷文案》。吕留良死于康熙二十二年，过了四十多年，湖南人曾静的案件牵连到吕留良。世宗查阅吕留良所著的诗文、日记，发现其中言语多有狂妄悖逆之处，于是连同他的儿子吕葆中一起戮尸枭示。相传吕留良被戮尸时，开棺后面容仍像活着一样，颈部受刀处还留有一道道血痕（详见纪文达《笔记》）。考查起来，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在本朝做了十多年诸生，忽然自称是淮府仪宾的后代，追念前朝，放弃青衿身份出家为僧。他一生笃信程朱理学，又享有很高声望，于是竟敢肆意讥讽诋毁，最终触犯国法，见识明白的人▯虽〔嗤〕笑他。我在京师时，曾在荒僻的店铺中见到几十页《晚村文集》，被老鼠啃咬、蛀虫侵蚀，破碎得不堪阅读，只有答复张考夫和魏方公的两封信还较为完整。张考夫就是杨园先生，曾在吕留良家设馆，因此信中有“虚席以等待伊、洛诸位来讲学”的话。他写给魏方公的信，则专门评论《南雷文案》。信中说：“承蒙您给我看《南雷文案》，雨天无事，终于把它读完了。书中的议论乖僻尖刻，心术刻薄，触目皆是，并不只是像您所指出的那样，只有《旦中》一篇而已。” “《旦中志铭》固然极其无理，但没有比他写给李杲堂、陈介眉的一封信更过分的了。他的用意，是妄自模仿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的写法，文词气势十分傲慢，俨然把自己当作古代作者，教导二人古文的方法以及撰写志铭的义理。暂且不论方法和义理，我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如果这还算是方法、义理，我私下却有话要说。凡是墓志铭的义理，是称述美德而不称述恶行，原本就与史书的写法不同。称说人的恶行会伤害仁厚之道，称述恶行并用苛刻文辞巧加诋毁，更是不仁到了极点，却还要说这是‘不隐没事实’罢了。没有事实而曲意加以诬陷，明明本来不应如此，却偏偏周密罗织，还说古代志铭的规矩本来就是这样，实在没有听说过。拿韩愈所说的铭文法则来作证，也很可笑。李虚中、卫之玄、李于〔千〕的方术烧丹，他们一生中没有其他值得流传的事迹，实际上是因为喜好奇异之术而死，记载的原则当然不能改变。王适戏谑岳父，是用来描写侯高的▯以及王适的奇特；正如《史记》说高祖祝贺钱万，实际上却没有带一文钱，难道这是诽谤高祖吗？至于柳子厚的墓志铭，就更加不同了。柳子厚是王叔文一党，事情关系到国史，是非已经不能更改；而替柳子厚作志铭，这正是他一生的大事，并不是细小琐碎的言语，可以隐去而不必保存的。” “然而直到今天读他的文章，仍然感到淋漓悲痛，只是感叹他没有得到援引提携，反而遭受排挤和落井下石的人，实际上已经深深替他洗刷罪名了。如今说旦中善于从人的容貌、动作、神色和情态之间揣测人情，往往巧妙地一猜即中，并不一定全是依靠他的医术。试取这几句话来想一想，这个人的品德和心术是君子吗，还是小人吗？说旦中的医术属于下品，我不敢断定；说旦中的人品和心术是小人，这却是我决不敢相信的。如果太冲的本意只是感叹旦中驰骋于医术，却没有从事太冲所说的学问之道，那么只要说他因为行医而荒废学业，也就足以措辞立论了，何必这样用深文巧诋的手段呢？这是韩愈作一篇志铭，出于深厚情谊而使死者成为君子；太冲作一篇志铭，却把旦中说成小人，他们用心的厚薄究竟怎样呢？难道还想用▯爵然獒的牙齿，去比拟触邪的角吗？况且韩愈立身卓然，未曾与柳子厚同党，所以可以感叹惋惜而不加隐讳。至于旦中的医术，本来就是太冲兄弟想借助他的财力来维持生活，所以怂恿旦中带着行囊出行；事情的始末，我亲眼见过，完全知道。如今太冲的信中也明白说‘弟与晦木标榜而起矣’。旦中如果真有过错，那么太冲就是旦中的王叔文；假如王叔文反过来叹惜柳子厚，天下难道会没有憎恨他的人吗？” “又说：‘宁波的医生，肩背相望，旦中不过是多加了一番议论来修饰罢了。’太冲曾派他的儿子，名百家、字正谊的那个人（后来托贵人按照援闽的惯例，为两个儿子百家、百学谋求资格，贵人偶然记错，把百家、正谊当作两个人，如今便改百学名为百家来应合此事，但这已经不是从前的百家了），到旦中门下纳拜，学习医术。既然旦中的医术如此平庸，他修饰文辞又如此狡猾，旦中对太冲的归依和知遇之厚又到了这种程度，不知道太冲当时为什么不加以救止，反而为他声名标榜，又让自己的儿子拜他为师；等到旦中死后，却又跟着挑剔指摘他。活着时驱使利用他，死后又贬低驳斥他，那么先前的标榜已经失于虚伪，如今的志铭又失于苛刻，恐怕太冲也难以逃脱这两重公案。即使‘身名就剥’一句引用欧阳修为张尧夫作铭的例子，也是不伦不类。欧阳修所说的‘昧灭’，是感叹张尧夫的年寿和官位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太冲所说的，却是在讥讽旦中没有学习太冲的道术，因而抹杀他的名声。旦中一生秉持正道、爱好义理，才干足以有所作为，他光明磊落、足以流传的重大节操有很多，当然不能只用医生来称呼他，又怎么会终于被‘医生’二字掩盖呢？” “世上有些人窃取陈、王的残余唾沫，拾取杂流人物的枝节言语，鼓动那些耳聋眼花的人，抬举孔子、招引颜回，借讲院作为通达权贵的阶梯，拿朱笔黄纸装饰自己，作为进入翰苑的途径，一时之间因此喧闹不已。然而山鬼的伎俩终究会用尽，妖狐的雾气必定会消散。这就是所谓‘身名就剥’。旦中本人没有违背道义的行为，口中没有违背圣人的言语；他活着时，人们亲近他，死后，人们惋惜他。既然如此，旦中的寿命虽然短暂，但自身和名声本来就从未被剥夺。太冲即使想凭私意剥夺他的名声，又怎么做得到呢？人的德行比不上曾参、史鱼，功业比不上禹、稷，言论比不上司马迁、班固，即使说自身和名声终将剥落，那么太冲必定比不上曾参、史鱼、禹、稷、司马迁、班固，也已经完全可以相信了。他不过是白白活得长久而名声早早剥落，正忙于为自己悲哀，哪里还顾得上为旦中悲哀呢！他所说的‘辨明是非，一概以古人为准则，言语有裁断，毁誉不混淆’，所谓古文之道，难道还有超出这些的吗？然而如果拿太冲的矛去刺他的盾，那么他在志铭中对于投降贼人后逃跑者、在伪府任职而在贼败后羞愧而死者、劝贼庭进位而归来后伏法者，全都概称为忠节，并且愤恨他们被曲意杀害；对于关系国家大义、名教大节、叛逆罪迹昭然的事情，却不难因为个人亲昵而曲意开脱；对于一个故人的、并不一定真实的隐私，却必定钩抉出来，曲意写入。这样难道是非毁誉没有混淆吗？”

译“难道不是吗？言语的裁量难道没有错误吗？难道不是吗？对于当权者和朱门权贵，他歪曲言辞加以奉承，用华服和铜臭来极力推尊；至于我等卑微琐屑之人，他无不替其消除污点、刮去瑕垢，粉饰标题，偏偏只对这个贫穷的朋友、死去的知己，奋然伸张他那没有根据的直笔，还教导别人说这就是古文的方法、志铭的义理。世间有不少明眼人，难道不会对此嗤笑并掩鼻吗？太冲说过：‘从前的学者，是学习道的人；如今的学者，是学习骂人的人。’看《南雷文案》一书，难道不是学习骂人的巨擘吗？骂人时骂得恰当，就说是惩戒；骂得不恰当，就说是悖逆、混乱。如今把悖乱的骂人之词横加给别人，却说这是古法，难道只是古文之道要灭亡吗？这种存心害事的做法，对世道人心的祸害，难道会是小事吗？旦中临死前有一句诗说：‘明月冈头人不见，青松树下影相亲。’这是幽静清冷而又哀怨的声音。太冲把‘不见’改成‘共见’，还解释说：‘形体寄托在松树下，精神留在明月之中。精神不可见，就会堕入鬼道。’ “假如让旦中的精神在明月冈头与人共同显现，那真成了活鬼跳出来了。旦中的诗句是以鬼还鬼，这才是正道。按照太冲的说法，那就只是佛教所说的大地沉没而万物有不灭之物的说法罢了。青天白日之下，偏要牵强地把它归入阴间，太冲所说的，难道不正是堕入鬼道吗？即使只从‘不见’和‘共见’这两个诗眼、用字法来看，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年长于诗的人都能辨别。这是文章义理上的错误，不过是其中较小的了。飘风从南方吹来，青蝇布满荆棘，本来不值得深入辨析；只是想到旦中从前与我交往，如今真正了解他并敢于为他辨白的，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我又默不作声、害怕获罪，就是讨好活着的权贵而使死去的朋友受冤了。所以我想直接纠正对旦中的诬陷，就不得不揭破太冲的虚妄。又想到真正相信旦中、了解旦中的人，没有谁比贤叔、贤侄和贤兄弟更合适，所以才敢絮叨说到这些。至于太冲为什么对旦中怀恨，非要在他死后巧加诋毁，其中的说法很长，我也不想全部揭发。昨天吴孟举兄也深深为此叹惜，把这封信寄给我。后来还有续集《吾悔集》四卷，可见这部书仍然有所遗漏。谨此呈上，幸请过目。不再赘述。”《南雷文》是黄黎洲（宗羲）所著。黎洲是蕺山门下的弟子，又是忠端公的儿子，受到虞山钱牧斋的赏识；伪鲁王监国时，被提升为副都御史。海上事变时，他不能以死尽责；等到战乱尘氛平定以后，圣祖具有如上天般的恩德，不再追究伪朝中那些随从逃亡的人，黎洲于是俨然自居为明朝遗逸，在草野间苟且活着，年过八十。至于“忠节”二字，我不敢说他配得上。如今刊行的《南雷文定》，大概是他晚年删定的本子，像《高旦中墓志》等篇都删去不再保存，或许也是他自知这些文章有短处，希望在死后加以掩盖吧？江藩《汉学师承记》把黎洲、宁人列在八卷末尾，但褒贬终究并不恰当。我记录吕留良的文章，大概是想让后人了解黎洲的为人，同时也不违背不因人而废言的原则。学而时习。“学而时习之”，何晏《集解》引王肃说：“‘时’，就是按时诵读和练习。按时诵读练习，学习就不会废弃，所以感到喜悦。”皇侃的疏引《白虎通》说：“‘学’，就是觉悟、明白。意思是用先王之道引导人的性情，使人自己觉悟，舍弃错误而取用正确的做法，积累形成君子的德行。‘时’有三种含义：一是就人的一生而言的时机，二是就一年而言的时机，三是就一天而言的时机。一，就人的一生而言，接受学习的道理以选择时机为先：年长了就会有所抵触，年幼了就会昏昧不明；二，就一年而言，学习顺应四时的气候，接受学业就容易领会；三，就一天而言，前面所说一生和一年中的两个时机都具备，所学内容还要每天修习，不能片刻废止。”李季可《松窗百说》说：“所学的是道，而道本身不可看见，它分散开来便成为具体事业；学习的人时时都要学习并实行，知道它是有益的善事而不感到困难，所以感到喜悦。‘时’，是不必拘泥于一成不变地逐步推进的意思。”考查起来，朱子把它分为先觉、后觉，并把“时习”解释为鸟反复飞翔，似乎不如王肃等人的说法切合。施全、葛诚。宋代小校施全刺杀秦桧没有成功而死，人们称他为施将军。明代吴地人葛诚用蕉扇招引市民杀死税监的参随，人们称他为葛将军。谢表沉痛。明代陈ㄈ在崇祯十五年拟写《蠲赋清狱群臣谢表》，其中说：“百姓困穷就会盗贼兴起，为百姓清除盗贼，却反而把百姓驱向盗贼的人更多；法令玩弛就会奸邪滋生，使用法律铲除奸邪，却借法律来行奸的人更多。”句句都沉痛，确实能够说出衰败时期的弊政，并不只是因为文字写得好才值得称赏。

译给暹罗的檄谕。乾隆四十年秋天，广东船商陈万胜带来暹罗国郑昭的一份禀文，内容说，打马部落已经平定，部众纷纷投归，其中有滇省赵成章等十九人，随商船送回，并且愿意合力攻打缅甸匪徒，请求赏赐磺铁炮位等物。当时大学士李公（侍尧）任两广总督，根据郑昭的禀文上奏，并拟写了一道檄谕，打算准许他们合力攻打缅甸匪徒。皇上降下谕旨说：“中国正处于全盛时期，如果想征讨缅甸，何必借助海外小国？况且抚慰驾驭外夷，也自有方法；如果借助他们的力量消灭叛乱的蛮夷，他们一定会倚仗功劳而骄横，时间久了还会仿效这种做法而更加滋长骄纵，那就更难驾驭了。这是一定的道理，李侍尧等人大概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现在命令军机大臣代拟檄稿发去，李侍尧收到后，就照以前的惯例缮写发出。以上所说。钦此！”自古以来借助外族，必定会留下后患。我高皇帝洞察隐微，竭力坚持大体，实在不是臣下所能仰望其万分之一的。现将檄谕附录如下：两广总督李为发布檄谕事：本阁部堂接到并阅看了来禀，内中开列送回滇省的兵丁十九名，足见你们小心恭顺。” 你所请求的磺铁铳仔，先前已经驳回并责令停止办理。如今除铳仔一项外，因其属于军器，按定例不准运出海外，所以不便发给你；至于你所需要的硫磺、铁锅，准许按照上年请求购买的数目，听凭你买回，以示奖励。至于你所说“如果缅匪凶恶顽抗，罪无可赦，想要代天加以讨伐，愿意率兵合击；但昭统摄之地刚刚安定，军需缺乏，冒昧请求恩赐磺铁铳仔，并恳请据实情代为上奏”等话，你所说的情况已经知道了。但是天朝统治天下，中外如同一家；国家富强，正处于全盛时期。此前平定准噶尔回部，向西北拓地二万余里；如今又因两金川狼狈为奸、辜负恩德而抗拒，官兵正在征讨剿灭，现已捣毁它们的巢穴，大功指日可成。到时献俘行赏，西南各番部也可以永远庆贺安全。天朝的恩德和威势所到之处，远近没有不震慑的。至于缅匪顽固愚蠢、辜负恩德，甘愿被排除在天地覆载的恩泽之外，实在是天地所不能容忍，也是罪恶贯满而自取其祸。近年以来，因为出兵讨伐金川，于是暂时撤回滇兵。如今平定金川的功绩已经临近完成，或许经过一两年，让士卒稍稍休息，再大量集中兵力，将缅匪一举荡平；这件事目前自然难以预先确定。如果果真要扫除缅匪，凭借百战百胜的王师，奋勇直进，所向无敌；看攻破捣毁阿瓦，就如同摧折枯木一般，哪里需要借助你海外小国，聚集军队合力进攻呢？或者你想要为故主报仇，召集约合青霾、红沙等各邻境，竭尽力量陈兵，彻底消灭花肚，那也是你自己去做。假如你的愿望得以实现，据实禀报后，本阁部堂复核没有异议，自然会代你上奏。大皇帝是天下共同拥戴的君主，也一定会鉴察你的忠诚，给予嘉奖。至于中国是否要平定缅匪，圣主自有权衡，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些守土之臣敢于揣测的，也不是你应当过问的。特此把详情檄文告知你。檄文到此。郑司农：郑玄，字康成，桓帝、灵帝时期遭受党锢十四年，获得赦免后，大将军何进、袁绍等人都征召他，他不肯出仕；后来被征召为大司农，因病请求归还，所以称为郑司农。郑众，字仲师，是郑大夫兴的儿子，也称郑司农。郑康成的学问以马融为根本，又参考采用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的说法。《尔雅》不是周公所作：葛洪《西京杂记》说：“茂陵人郭威喜欢读书，认为《尔雅》是周公所著；但《尔雅》中有‘张仲孝友’的话，张仲是周宣王时的人，显然不是周公所作。我曾经把这件事问扬子云。子云说：‘这是孔子门徒中像子游、子夏那样的人记录下来的，用来解释六艺的。’”家父认为，《外戚传》说史佚教他的儿子学习《尔雅》，又记载孔子教鲁哀公学习《尔雅》，可见《尔雅》的出现已经很早了。世父莲舫先生幼年时，先祖父把《尔雅》授给他，并引用《西京杂记》的话告诉他。世父回答说：“昨天读到‘梁山，晋望也’，考查周成王把弟弟叔虞封为唐侯，到了叔虞的儿子燮才改国号为晋。周公在世时，怎么会有晋呢？”祖父惊异不已，认为这不是普通孩子所能想到的。地中有水：《易》取的是相对对应的意义。“师”是众人的意思，所以《象传》说：“地中有水，这是师卦；君子因此容纳百姓、蓄养众人。”“比”是辅助的意思，所以《象传》说：“地上有水，这是比卦；先王因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疏》说：“地中有水，是要说明大地能够包容水，水又众多广大，这是容纳百姓、蓄养众人的象征。如果不是这样，或许应当说‘地在水上’，或者说‘上面是地、下面是水’，或者说‘水上有地’；现在说‘地中有水’，大概就是取其容纳、蓄养的意义。”我按：行军用兵的地方，首先要考虑水草。地中有水，才足以供给民众使用。《管子》说：“凡是建立国都，不是在大山之下，就一定在广阔河川之上。地势高处不要靠近岸边，这样水源使用充足；地势低处不要靠近水面，这样沟渠堤防可以减少。”它的用意正相同。梆：如今官衙中，知府以上的官署早晚击鼓，州县官署击梆。《正字通》说：“砍削木头，背面穿孔，官衙设置它作为召集号令的节拍。”有的用竹子做成筒状，两头保留竹节，旁边穿小孔，敲击它便发出声音，类似古代使用的▯厄。如果像《宋史》所说官舍击梆以自守，那就接近如今支更巡夜的人所用之物。

译阎百诗：阎百诗在康熙元年游历京师，依托合肥龚端毅公替他传播声誉，从此知名。他去世时，传说世宗宪皇帝亲自撰写祭文和挽诗赐给他；然而我恭敬查阅世宗御集，却都没有收载。仪征阮文达公（元）撰写《儒林传稿》，说他所著《孔庙从祀末议》有十一件事。乾隆十二年，检讨山阳阮学浩把这篇议论上奏，礼部等部门议论后没有准许。浚师恭敬拜读高宗纯皇帝的谕旨说：“翰林院检讨阮学浩所奏贡生阎若璩《孔庙从祀末议》十一条，朕略加阅览，大体上多是前人已经议论过的，而且并没有卓越而确当、不可更易并且有益于典章制度、必然应当施行的主张。比如他所议论的乐舞应当使用八佾、笾豆应当使用十二列这一条，他的意思是说，尊崇祭祀典礼应当使用天子的礼乐。孔子的道德深厚崇高，与天地并列；即使具备天子的礼乐来奉祀他，也还不足以彰显尊崇报答之意。我朝历代圣祖对先师隆重行礼、致以敬意，已经达到极点、完备无遗；但乐舞仍然使用六佾，并不是有所疏略而没有讲求。朕认为，季氏在庭院中舞八佾，孔子斥责他说‘这种事都能忍心做，还有什么不能忍心做的呢？’如今反而把孔子所非难的礼制用于祭祀孔子，这能算是敬奉孔子吗？” 在别人身上便加以议论，在自己这里却接受它，这在圣人的心中能安宁吗？他说孔子生前从未做过诸侯，六佾难道也是孔子本来就拥有的吗？这不过是根据宋臣王安石认为《史记》不应把孔子列入世家一说，属于文人翻新立论，哪里足以据此作为确定不移的论断。况且天子尊敬老师，所看重的是宣明德化、敦厚并理顺人伦，真正实行圣人的道理来端正治理，彰明圣人的教化来美善人心；坐着谈论了，站起来便实行，使天下没有一个人不能共同受到圣人的恩泽。至于乐舞的仪式文饰、笾豆的规格数量，那只是末节。却把这些当作尊师的首要事务，难道是所谓能够分辨轻重吗？又有一条说，两庑先贤、先儒的位次有凌越错乱之处，应当请求厘正。两庑从祀的诸人，历朝都有增减变动，大概是读书人的习气，喜欢凭个人臆断妄议并诋毁典章；由于各人只有片面曲折的见解，所以说法各不相同。考察前代史书，甚至还有迎合时事、偏袒乡里的人。汉代臣子议论礼制，如同聚众争讼，确实是有原因的。阮学浩所相信的，是阎若璩的说法。但阎若璩这一条所说的应如何厘正，哪些应当排在前面，哪些应当排在后面，难道阎若璩就能独自定论吗？何况孔庙祭祀典礼在雍正二年奉皇考世宗宪皇帝谕旨，命廷臣集议，所有应当增加祭祀、恢复祭祀的先贤、先儒，已经一一厘正。阎若璩所说西庑多于东庑，大概是厘正以前的旧情况。如今已经确定从祀东庑六十二人，西庑六十一人，位次井然有序，根本没有凌越错乱的情况，现已载入《大清会典》。阎若璩当然没有来得及看到，阮学浩身为官员，为什么也没有听说呢？祭祀典礼关系重大，如果只凭个人浅陋的意见，轻率地议论改动，一会儿增加，一会儿减少，一会儿列在东边，一会儿列在西边，那成什么政体？以朕看来，这两条就不能施行。因此明确地晓谕你们，让众人知道。其余各条，如有应当议论的地方，由大学士会同有关部门详细议论后具奏。钦此！”恭敬地推究皇帝这番话，足以破除读书人迂腐的见解。正一真人：正一真人本来承袭一品官阶，宣城梅文穆公（▯成）上奏请求加以裁抑，经大学士会同有关部门议定降为五品，奉旨改按三品职衔看待，并著为定例。这是乾隆三十一年的事。让鳖长大以后再吃：缙云氏有个不成材的儿子，贪恋饮食，人们称他为饕餮。沉溺饮食的人实在太厉害了，以至于人们都鄙视他。鲁国公父文伯请南宫敬叔喝酒，却让露睹父作为陪客。文伯以小鳖招待他，睹父很生气。文伯请他们一起吃鳖，睹父推辞说：“要让鳖长大以后再吃它。”于是便离去了。酒食本来是用来融洽感情的，文伯和敬叔两位贤人相聚，不知为什么又添上这样一个讨厌的客人，真是令人扫兴。胜过古人的三件事：毛大可检讨撰写《沈君益园遗状》，其中说：“我曾经认为今人不如古人，但胜过古人的地方有三件：古代祭祀不能超过祧祭，而如今把高祖以上四亲都在同一堂上合祭，按照礼制说是亵渎。赠君说：‘我宁愿成为这样亵渎礼制的人。’古代一个姓分成几个氏，一个氏又分成几个族，族支越繁多，分离就越远；如今则上面联结遥远的祖先，下面贯通疏远的亲属，不免太过泛滥。可是赠君修订族谱，同族兄长、度支员外名振豪一起统合宗族、合并族人，从晋、唐直到今天，异地散居的人，一个细节也没有遗漏。他说：‘我宁愿成为这样泛滥的人。’古代父子分住不同宫室，兄弟住在相隔较远的房舍，所以缌麻之服不能延及五世，到了六世，亲属服制便全都断绝；如今则两代共同理财，三代共同做饭，甚至七世、九世、十八世还仍然同居合处，称为奇异的品行，也称为不同寻常的节操。赠君与两个弟弟共同管理财产、同居生活，直到老年仍不分开做饭，说：‘我宁愿成为这样奇异而不同寻常的人。’”这一段读起来，使人自然而然地产生孝悌之心。画像：画像这两个字见于《周礼》，但专指▯旃等名称。《论衡》称民间把女娲画成妇人的形象；《吴越春秋》称覆釜山禹庙中有神姑像；《图画见闻志》记载，后汉光武帝和明德马皇后曾经一同观看画像，看见娥皇、女英，光武帝指着她们开玩笑对皇后说：“遗憾不能让她们这样成为妃子。”又看到陶唐氏的画像，皇后指着尧说：“群臣百官遗憾不能像这样奉您为君。”可见画像由来已久。如今绘制衣冠人物的画像，称为“影”或“真容”；描绘人物游乐情景的，称为“小照”或“行看子”。做子孙的，每逢岁时伏腊，把祖父或父亲的影像悬挂在堂上，彼此带领着前来拜祭，也是把他们当作还活着、还存在的意思。程子说：“如今有人用画像祭祀，或许画工所传的连一根胡须、一根头发都不相同，那么所祭祀的已经是另一个人了，这是很不妥当的。”这话我不认为正确。亲人手泽以及杯▯卷等物，无论在哪里，都仿佛是我的亲人降临在身边，为什么唯独对画像要怀疑呢？画得非常相像的，固然俨然是我先人的遗貌；即使画得稍微不像，凭借我的精诚，与先人的神气息息相关，难道不仍然胜过设置尸象、立牌位吗？

译两淮提引案：乾隆戊子年，德州卢雅雨先生以告病为由在籍的运使，因两淮提引一事案发，政府中也有人诋毁中伤他，于是被革职下狱而死。这是乾隆年间的一大案件。我在家藏邸报中【原文“▯缕”字样疑有讹误】详细记载了这件事，特意抄录在这里。尤拔世最初任两淮盐政时，上奏说：“上年普福奏请预先提取戊子纲引的引目，仍命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存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余两。普福任内办理玉器、古玩等项，共动支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现存十九万余两，请交内务府查收。”皇上因此认为，这笔银两历任盐政都没有奏明，却私自支用；查验户部档案，也没有编造报账、分派款项和使用数额的册籍。而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以后，二十年来银数已经超过【原文“千刀余两”疑为OCR讹误】余两，明显有混淆侵蚀的弊端。于是秘密派遣江苏巡抚彰宝会同尤拔世详细清查。不久据彰宝等查奏：“历年预先提引，商人缴纳的余息银两共有一千九十余万两，都没有归公。前任盐政高恒任内查出收受商人缴纳的银两多达一十三万两；普福任内收受丁亥纲银并私自开销的已有八万余两；至于历次借口代购物件而开支的银两，还没有逐一查出。” 奉旨剥夺奉宸院卿衔黄源德、徐尚志的官衔，罢免王履泰、布政使衔江广达、按察使衔程谦德、汪启源的职务，解除现任运使赵之璧的任职；前任运使卢见曾、盐政高恒、普福也一并革职。押送卢见曾到扬州审讯，案件审理定罪后，奉旨交军机大臣会同有关部门议奏。大学士傅恒等复奏说：“查两淮商人屡次蒙皇上赏赐卿衔，厚加赏赐，所受恩遇极为优厚。然而在历年提引一案中，他们把官府钱财当作自己的资产；除自行侵吞使用银六百二十余万两外，有的代购器物、结交并馈送礼物，有的借口差务，任意浪费、虚报开支。又冒领报销银数百余万两，无论按法律还是按情理，都属于难以宽宥。如今罪行败露，又承蒙格外的天恩，免于治罪。所有查出的各项银两，自然应当全部追缴，以清理国库。查历年提引应当归公的银两共一千九十二万二千八百九十七两六钱，其中除奉旨拨解江宁协济差案，以及解交内务府抵换金银牌锞、各种已经奏明动用的款项，还有因公支取、按例可以开销的银四十六万一千七百六十九两九钱二分五厘，以及现存库中、已经归还的银二十六万二百六十五两六钱三分六厘二，共银七十二万二千零三十五两五钱六分一厘，应当按照巡抚等人的请求，免予追缴；其余各商历年领取引目而尚未缴纳的银六百二十五万三千五百八十四两一钱六分六厘，总商借口辛力膏火而支取的银七十万三千六百二两，楚商滥支膏火银二千两，总商代盐政等购办器物而虚报的银十六万六百八十七两零，各商借差动用银一百四十八万二千六百九十八两八钱，以及办理差务虚报的银六十六万七千九百七十六两八钱，以上商人名下共应缴清银九百二十七万五百四十八两七钱七分九厘。” 至于各商替吉庆、高恒、普福购办器物，作价银五十七万六千七百九十二两八钱二分一厘；以及各商交给高恒家人张文学、顾蓼怀等经手收受的各项银二十万七千八百八十七两八钱五分二厘；还有各商替高恒办理制作檀梨器物的银八万六千五百四十两一钱四分四厘，这些全都是总商等人有意结交、从中取利，因而毫无节制地浪费，也应当按照巡抚等人的请求，高恒、普福名下没有可以追缴抵偿的款项，全部着落在总商名下赔偿缴清，合计应追缴银一千一十四万一千七百六十九两六钱。至于普福自行从运库支用、但没有档册可以查考的丁亥纲银四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两四钱三分九厘，巡抚等人既然说虽不是各商经手，但正项已经亏缺，不能没有着落；如果普福不能追缴抵偿，就在通河众商名下平均摊赔补足，也应当按照所奏办理。至于卢见曾贪得商人代办古玩的银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一两，按例应当在卢见曾家属名下限期勒令追缴。但查这笔代办古玩的银两，本来是各商有意结交运使而滥行支用的；如果卢见曾家属名下不能全部缴清，也应当在商人众人名下分摊赔偿。至于该抚等所说，商人们愿意在本年戊子纲这一年限内先缴银一百二十七万五百四十八两七钱七分九厘，其余应缴的八百万两，能否分期缴纳，按纲每年带缴一百万两一事：查应缴银两，自应酌定期限，使他们能够从容缴纳，不致妨碍运输事务，应依其所请，本年先缴银一百二十七万五百四十八两七钱七分九厘；其余八百万两，从明年开始，每年缴银一百万两，分八年缴清。至于替盐政购办器物，以及交给张文学、顾蓼怀和办理檀梨器物，按规定应追赔的八十七万一千二百二十两八钱二分一厘，另外普福自行支取丁亥纲银四万二千八百五十两四钱三分九厘，也责令众商赔清。又有替卢见曾办理古玩所用的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一两，如果其家属名下不能赔偿抵缴，也一并责令向各商追缴。等他们本人应缴的银两全部缴清后，所有各项应追赔的银两，也限一年缴清。总计分作十年全部缴完，应请交给盐政、运使等按年按数催缴，每年足额交入库中。

译仍命该盐政附在奏折中奏报此事。如果逾期不能缴清，除将该商从重治罪外，盐政、运使也立即按照承办追缴不力的条例议处。又查乾隆十一年提引以后，历任运使是朱续▯卓、舒隆安、郭一裕、[原文疑误：何▯胃]、吴嗣爵、卢见曾、赵之璧。除卢见曾已经议定治罪外，其余各员既经该抚等审讯，查明没有收受馈遗、染指侵吞、同商人结交勾连等弊端，除已经去世的朱续▯卓、舒隆安、郭一裕三员均应依该抚所请，不必议处外，现任河南布政使[原文疑误：何▯胃]、江苏淮徐道吴嗣爵不能详细请示，及早制定章程，革除盐务中的弊端，都属不合，应将这两员一并按照“不应重私罪”降三级调用。查[原文疑误：何▯胃]现任有纪录十二次，应销去纪录十二次，抵销降三级，免予降调。吴嗣爵任内有加一级，应销去加一级，仍降二级调用。已经解任的运使赵之璧，在任长达五年，亲眼看见盐政胡乱行事，库中收存的银两任由普福提取使用，却不能加以阻止；以及在代理盐政时，又不能据实上奏，实在是有意徇私隐瞒，应依失职条例革职。赵之璧现有的世袭职位，交给兵部按例办理。至于现任总督高晋，先前署理盐政四十多天，却不能据实上奏；前任总督尹继善在任时间最长，而且负有统理盐务的责任，竟然完全没有察觉，都难辞其咎，应一并交给有关部门严加议处。”皇帝下旨说：“吴嗣爵从宽改为革职留任，其余依议。”这起案件中，盐政高恒、普福、运使卢见曾都依法伏法；刑部郎中王昶、内阁中书赵文哲、徐步云因为私下派人给卢见曾送信，受到严厉谴责。纪文达公也受到牵连，被责罚戍边。◎垂老遇仙　吴山尊学士续娶孙恭人，她是渊如观察的妹妹。学士四十一岁时入赘兖州，胡城东（唐）刻了一方小印送给他，印文是“垂老遇仙”。观察催妆诗说：“他时▯上传佳话，更指南楼作凤台。”张船山太守也有诗说：“莫倚元龙湖海气，须妨谢女弟兄才。”这是在调侃他。◎陆机真迹　陆机、陆云兄弟都以书法著名，王僧虔说：“陆机的书法，是吴地士人的书法，无法比较它的多少。”《宣和书谱》说：“陆机能写章草，只是他的才华掩盖了这一点。”成哲亲王收藏有陆士衡的一卷真迹，是孝圣宪皇后赏赐的。成哲亲王精通八法，著有《论书管见》。◎行露　《诗序·行露》说：“这是召伯审理诉讼的诗。衰败混乱的风俗稍有减弱，贞洁诚信的教化兴起，强暴的男子不能侵犯贞洁的女子。”晦翁《诗传》说：“南方各国的人遵循召伯的教导，接受文王的教化，从而革除了从前淫乱的风俗，所以女子能够依礼自守，不被强暴者玷污，便自己陈述心志，写成这首诗来拒绝那个人。”这种说法确实与《诗序》相合。戴岷隐溪说：“有男子强行订婚，女子不从而提出诉讼。”并引用《列女传》作证。家望溪侍郎说：“《行露》这首诗，世上的儒者大多引用韩婴以及刘向《列女传》的说法，认为申地女子许嫁给酆地，夫家没有备办礼仪却想迎娶她；即使因此发生诉讼，女子最终也没有前往。这实在是诬说！韩婴和刘向为什么要传述这种事呢？因为这首诗既然是女子自己所作，就可以知道她失去了父亲和母亲，而且没有兄弟可以依靠。说到出嫁，答应把她嫁出去的人必定是父兄。遭逢家庭变故，无人替她作主，即使她自己归向舅姑，也不能说是不合义，何况是她的丈夫亲自来迎接她呢？既然发生了诉讼，以召伯的明断，必定会用大义开导双方，并由官府替她配婚。诗中说‘谁谓汝无家’，如果确实如传说所说，就说明原本已有婚姻家庭的约定。只因为有一项礼仪没有完备，便始终不肯前往，难道要转而嫁给别人吗？这既损害义理，也伤害教化，不合人情，难道还能列入端正风气的事例，用来教导闺门、乡党和邦国吗？韩婴、刘向的蒙蔽，实在是因为没有明白‘室家不足’这句话的含义，反而因拘泥文辞而损害了义理。他们不知道，设下欺诈手段来求取婚配，仅凭这一点就已经不配做人家的丈夫；这正是贞女深深厌恶他并坚决拒绝他的原因。”我认为：侍郎这番说法极为透彻，只是“设诈求偶，不足为人夫，贞女所以疾深拒决”几句话，虽然反驳了汉代儒者，却仍未脱离汉代儒者的窠臼。《诗序》明明以“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为断语，正是朱子所说“以礼自守，不为强暴所污”的意思。一旦加入强行订婚、礼仪不备等词，便枝节横生，完全没有情理。袁▯斋《毛诗经筵讲义》说：“女子以贞洁诚信自守，只怕稍有一点污损；她冰清玉洁，能够保全自身，岂容强暴男子侵凌？善于审理诉讼的人，观察她的容貌，考察她的言辞，审视其中的道理是否成立，自然知道她的大节没有亏损。”这才是真正善于解说《诗经》的人。至于王雪山《总闻》说：“暴虐男子侵害贞洁女子，在乱世中或许有这种事；但召公分封的地方，受到美善教化，形成高雅风俗，不应有这种情况。女子固然值得称许，那么男子又是什么人，难道文王的教化只影响女子而不影响男子吗？”等等。王雪山以及郑、朱诸公都不信从《诗序》，我可以反驳他们说：“轩辕的教化之下，为什么还会有蚩尤？虞舜的教化之下，为什么还会有四凶？文王的教化之下，为什么还会有管、蔡？这些人同强暴者相比又怎么样？”唉！抛弃《诗序》来谈论《诗经》，和盲人没有引导者有什么区别呢！

译◎何少司农　宁晋何赓卿先生（彤云）是浚师参加京兆乡试时的座主。先生不到二十岁便考中科举，供职于南斋，学问渊博，心气平和，同人说话从来没有疾言厉色。门生和属吏在他身边侍奉一整天，他始终没有疲倦的神色，因此众人都乐于亲近他。因母丧回籍，后来在成都旅店中去世，年仅四十岁。真可惜啊！按照旧例，担任内廷卿贰的人，很少到衙门办理事务。先生任户部侍郎时，一天文宗召见他，问道：“你经常到户部去吗？”先生奏答：“臣今天就去。”人们都佩服他应对敏捷。回忆乙卯、丙辰年间，浚师在圆明园值班，每次散值后经过澄怀园，先生一定留他在书房饮酒。浚师偶尔呈上一首诗、写一篇文章，都受到先生深切的奖掖。等到先生离开京城时，临行时拉着浚师的手不忍分别，并且告诉他说：“贤弟，好好努力；若不在翰苑之中，就没有地方安置你了。”唉！<毛蒙><毛童>之鹤，不飞不舞，实在是羊公的耻辱。我谨记下这几句话，也足以证明先生爱护士人的一个方面。◎海洋记略　《扬子法言》说：“君子避开阻碍，就能通达各种道理。道理是随着形势所在而存在的，不能一概而论。”浚师在京朝任官十年，从事洋务七年，常常在官府文书中选择其中事理是否恰当，审察时势的艰难，有的记在心里，有的记在简册上；其中机密的事情不敢说，而能够说的，总不外乎道理和形势两方面。过去程子说，宋代有几件事情是后世难以达到的，其中一件就是以礼对待夷狄。所谓礼，就是道理。我们有道理可以用来沟通，又何必担心对方没有礼呢！尊奉周室、攘除夷狄的道义，无时无刻不在士大夫心中。而尊奉周室、攘除夷狄的方法，又不只是士大夫用空话敷衍塞责。现在把自己见闻所及的事情记录在后面，以便拿来同世上讲求经世济民的人质证。“自粤东准许同外国通商以来，只有英吉利国的商业规模较大。过去该国设有公局，派大班、二班、三班、四班来粤主持贸易；其公司商船每年七八月间陆续来到粤东交换货物，到十二月以及次年正月、二月间出港回国。大班商人等在公司商船出港完毕后，请领牌照前往澳门居住，等到七八月间该国货船到达粤东，大班等人再请领牌照到省城办理事务。后来因为公司解散，大班不再来，而现在该国来船接连不断，商船上的人员实在很多，急需加以约束管理，以求安定。如今洋人义律持有该国公文凭证，被派来管理商船事务，虽然与过去派大班的情形不完全相同，但没有另外干预其他事务，似乎可以酌情变通。查照过去大班来粤的章程，准许他到省城办理事务。”（道光十七年正月，广东总督邓廷桢奏折）这就是英国领事义律居住广东省城的开始。如今则修建领事官署，占据河南沙面全部地基建造洋楼。各省海关也都有领事官署，并且在京城设置驻京全权大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月〕 中外各处海洋，以老万山为界。老万山以外是无边无际的汪洋，称为黑水洋，不属于中国管辖。老万山以内、如零丁、九洲等处的海面，称为外洋，属于广东管辖范围。靠近内地州县的地方，才称为内洋，例如金星门就是其中之一。（道光十八年正月，广东总督邓迁桢奏折） 太常寺少卿许公乃济奏请征收鸦片烟税。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公爵滋奏请严禁鸦片，引余文仪《台湾志》的话说：“交留巴本性轻捷，善于战斗；红毛人制造鸦片烟诱使他们吸食，于是使他们疲弱羸瘦而受其控制。”这是禁烟的开始。如今鸦片烟仍然放宽禁令而征税。黄爵滋的主张本来是正确的，许乃济长期任职于粤东监司，他所议论的也不能说没有见地。事情激化就会发生变化，《易经》所说履霜而知坚冰将至的警戒，确实如此。英人义律在粤东时，曾说马化伦是英国官员，来粤稽查贸易，于是命令他进省城代为呈递文书，不必书写“禀”字。道光十八年七月，广东总督邓公廷桢将此事奏报朝廷。这是外国官员给督抚写信而不称“禀”的开始。如今条约中规定，全权大臣等同各部院、督抚之间使用照会，领事官以下则使用申呈。粤东陆路各处口岸人口聚集，良莠混杂，其中以潮州府澄海县所属的汕头、潮阳县所属的达濠最为突出。如今汕头已经设有官署，惠潮嘉道往来于此，而洋人进入潮州城的举动，至今仍未能阻止。署理粤东巡抚郭公嵩（焘）说：“议定条约以后，内地府县各城听任外国人游历，已经载入和约。诸位君子以严格拒绝他们入城为正确，却先违背了谕旨。既然他们想进城，在形势上就是顺势；我们阻止他们进城，在形势上已经先处于逆势。洋人在汕头通商，距离潮州近在咫尺，商人窥见其中余利，便同他们交易；工匠、夫役接受他们雇用，替他们奔走。仅仅依靠一两个学者坚持不准入城的主张，想求得胜利，他们的话虽然确实正直，但声势已经孤立。”这几句话确实是不可推翻的至理。道光十九年三月，林公则徐等奏道：“趸船上的鸦片全部销毁干净，才是杜绝祸患根源。臣林则徐应当撰写谕帖，责令各国洋人把所有烟土全部缴交官府。二月十三日，据领事义律禀覆，向各洋商逐一追查申明，共有二万二百八十三箱。”这是查缴鸦片烟土的开始。后来又陆续命令他们呈缴，并严定夹带鸦片的罪名。有人说：“既然禁止内地人吸烟，就不能不杜绝外地贩卖鸦片，禁令确实已经实行。内地没有吸食的人，外来的烟土要卖给谁？如今却强行收缴烟土。那些商人本来就是为谋利而来，既得不到利润，还连本钱也被没收，激怒他们到了极点，反过来侵犯我们，也是形势所必然。文忠采取这一举措，不能说没有遗憾。”

译“外国船只刚到时，先在虎门口外寄泊下锚，如担杆山、铜鼓洋、大屿山、零丁洋、尖沙嘴、仰船洲、琵琶洲、上磨刀、下磨刀、沙湾、石笋、九洲沙、沥潭、仔鸡颈等海面，都是过去准许洋船寄泊的地方。这些海面虽然在老万山以内，但老万山没有水道门户，洋船必须雇用引水小船，报告明白后由其引入虎门口内，停泊在黄浦，才能开舱验货，按照规定申报纳税并进行贸易。那些在虎门以外中路各海面寄泊的，都是尚未驶入口内的船。”（道光十九年七月，广东总督林则徐奏折）据此看来，虎门确实是天然险要之地。险要之地能否守住，取决于人的作为。“广东水师大鹏营所辖海面，延伸四百多里，是海船经过和停泊的区域。尖沙嘴一带，东北面背靠山岭，西面有急水门、鸡踏门，东面有鲤鱼门、佛堂门，而大屿这座大岛又在西南面。四面环山，能够藏风聚气，水波流动而风浪平静，水势宽阔深广。就广东省的海道而言，凡是向东前往惠州、潮州，向北前往福建、浙江的船只，都不能不经过这里。尖沙嘴山麓有一段石脚，形状方正而狭长；官涌偏南有一座山，前面有一段石排，都是天然坚固之处。两处各修建炮台一座，声势既能相互联络，控制形势也十分得当。”（道光二十年四月，广东总督林则徐奏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定海镇总兵张朝发同英国人交战，这是外国人攻打城池的开始。“定海、镇海相距只有一百多里，扬帆一天即可到达。镇海口直通内地，它的要隘全在笠山作为外部屏障，与招宝山、金鸡山相对峙，形成控制海口的关隘。”（道光二十年七月，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折） 钦差大臣左公宗棠说：“泰西各国以奇巧闻名，自唐代以来，史籍对此记载得很详细。只是火轮船的制造，过去从未听说过。据那里的人说，最近四十多年才开始造出。按西历推算，就是道光初年前后。”浚师按语：道光二十年七月，广东总督林公则徐奏称，洋人先后带来车轮船三只，用火焰推动机轴，驾驶速度较快。这种船以前曾到过粤东海面，专门用来巡风和传送消息。“大概他们在一千几百年中精心研究、深入思考，发掘其中奇妙的奥秘，父亲把这些传给儿子，老师把这些寄望于弟子，不达到最高境界便不会停止。真狡猾啊！人的技巧竟然夺取了天工。” 钦差大臣左宗棠说：“学习西洋制造器械，如果只是让内地工匠照着样子制作，所得不过是知道那些器械的长短尺寸；至于要彻底弄清制造的原理、通晓其中的方法和意义，就非学习西洋的图书、算学不可。因此，请在船局中附设艺局，招收十多岁的聪明子弟，聘请洋人教师教他们，先学语言文字，继而学习图书和算学。学习有成以后，督造有人，管理驾驶有人，轮船的事务才算全部解决。如果能够成功，那么海防、海运、治水、转漕等每年所需的费用，将节省无数；对内可以舒缓国计、便利民生，对外可以消除贼患、树立强援，全都在于此。”说得好啊！同文馆学习西洋文字的八旗俊秀，我曾经拿各国的洋文文件逐一考验他们，都能通晓并翻译书写，这难道不是明白的成效吗？关于考试的奏议，出自台臣、阁臣之手，发明了《春秋》的正论；事情虽然没有废止，但已经有名无实了。我曾有诗句说：“局外是非谈似易，个中筹画解原难。”你是理解我，还是责怪我呢？“杭州省城东面的清泰等门，近临钱唐江岸。江水从南向北流，到银〔艮〕山门东北面转而向东，经凤皇山鳖子门流入海中。两岸沙洲涨落不定，时而坍塌，时而增长；平时只能通行小船，遇到潮汛，即使稍大的船只也可以乘潮驶入。查得这里水面较窄，枪炮容易施放的潮神庙一带，是咽喉要道。”（道光二十年七月，杭州将军奇明保等人的奏折） 道光年间，英国人马里逊能够书写汉字；义律也是英国人，十多岁时来到澳门，有个叫马里臣的人教他汉语和洋文。义律后来管理贸易、带兵等事务，担任英国领事官，告示文书全都出自他的手笔。英国兵船过去常停泊在距离粤地二万多里的孟甲喇、万打喇沙等地，都听从义律调遣。直隶总督琦善的奏折中说：“那个洋人呈上来让人看的所谓全句，形状是圆的，上面有斑纹，近似符▯。”所谓“全权”，是不知其意的缘故；它其实指那个国家的全权大臣，即洋人所说的保有自主权、可以代替本国君主发布命令的人。外国的印信，有圆的、方的、长的、大的、小的，并没有固定形状。从前只有洋文，现在则加上汉字。凡是和约等文书，都用蜡饼盖印，印痕凸出在纸上。所谓有斑纹而像符▯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印信。当时未能加以考察核实，这正是陶弘景所感慨的那种对一件事不了解的情况。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官员罗斗何、美士德等人从北方遣返回国，由内河各站逐站护送回到粤地。我曾经到处查访他们的案卷，最终竟没有见到。

译《宋史·邓肃传》记载，邓肃曾说：“外夷的巧处在于文书简略，因为简略所以迅速；中国的弊病在于文书繁多，因为繁多所以迟缓。”如今制造轮船、修筑铁路、设置铜线，是想使事情迅速，并不只是针对文书这一方面。署理广东巡抚郭嵩焘说：“我的意见是想仿照宋、元的旧有制度，稍作变通，在各个通商口岸设立市舶司，由督抚选当地士绅担任，向有关部报告其姓名，让海关酌量拨给经费，三年更换一次，并授予官职。凡是商民制造轮船的，市舶司登记其船籍，并查核其贸易盈亏；商船到各国贸易的，由市舶司发给执照，并移文通知各国领事，加盖验合印记。凡是同洋人进行贸易交涉的事务，一概听凭市舶司办理。大事报告督抚，但税收仍由监督负责，市舶司不得干预；有营私舞弊的治罪。其余出海的各船，也都听凭查验。从前文武各官查验海船出入的旧例，全部废除。除去官吏繁苛扰民的做法，而稍微通融人情；登记海船修造和废弃的册籍，并务必按实际情况征税。这样以后，中国商民才能逐渐服从官府的约束，才可以类推到洋人。” 至于修筑铁路、铺设铜线之类，也都责成中国商民主持。对船只经过的关津、市镇所卸下的货物，按照税则征税。听说南海伍氏曾借给花旗修筑铁路一百万两银子，因此受到花旗商民的推重。如果一切都由中国商民主持，那么帮助施工的洋人，也不过是伍氏帮助修筑铁路这一类人。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各省由官府置办轮船，是一时的利益，可以议定施行；而让商民公开置办轮船，则是永久无穷的利益，一切事情都可以照此推行。官府和商人的船只运输货物，在沿海畅通运行，对国家经费的补益也一定很多。”我每次读到这些话，总是为之击节赞叹。可惜这个建议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郭公又曾写信给我，信中也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事务，我把它藏在匣子里，不敢公开传播。江苏巡抚李鸿章说：“西方士人出入中国，他们翻译流传的书籍，除天文、算学之外，还有《奇器图说》等书。佛郎机的各种火器图式，记载在戚继光的兵书中。佛郎机就是法兰西，因为用国名来称呼它的炮。至于他们的数学，到明朝末年始终没有得到采用。我朝定鼎之后，确实看到了中法不合于天行的地方，首先把西方技术列入台官所掌事务。顺治、康熙初年，西方士人接踵来到京师，仁皇帝特别喜爱他们的技术，年幼时就学习。到了吴三桂叛乱时，南怀仁当时任钦天监监正，奉皇帝谕旨制造许多西洋轻便铜炮，以便攻伐，最终削平三藩。后来平定准部、进攻金川、征讨缅甸、剿平川、黔土司，也都带着炮火随军征讨，所向披靡，于是设置了八旗火器营。这些辉煌功业，都是有来由的。西方人既然受到中国宠信任用，又倡导传播耶稣教，几乎遍及全国。事物忌讳过于兴盛，乾隆年间便有杨光先写作《不得已》一书，极力说明天主教的危害。他说，宁可天文、算学违背天行，也不可任用西方士人；学士大夫也众口一词地诋毁他们，于是严厉驱逐禁绝，毁坏教堂，西方士人绝迹于中国内地将近一百年。” 然而台官按照原有方法也不能改变，军火利器仍旧依照旧式制造，也没有奇巧变通的办法。谁能想到，聪明有才智的人隐藏在海外，耗尽精力思虑，技术日新月异，武器的锋利逐渐发展到不可抵挡，而中国却不知道。可是这些方法既然已经产生，也必然不能长久严密隐藏。有人考察道光初年，英吉利仍来进贡，偶尔带有小巧的火器，记载在《礼部则例》中。推究其用意，大概是暗中借此炫耀。那时有见识的人已经对海洋局势抱有隐忧。假使当年能够体会仁皇帝向万物学习的圣人之意，舍弃短处而取长处，那么天主教固然可以禁止，西方士人却未必不能留用。梯航接踵而来，必定会有像南怀仁那样能够为中国效力制造的人，把自己的思虑发挥到极致，创造出各种变化，怎么能断定轮船、硼炮、洋枪、铜帽只能由外国独擅其长呢？到了今天，杨光先《不得已》中的议论究竟怎么样呢？我每当想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感叹那些见识片面的儒生，造成的贻误竟到了这种地步。因此，火器极其应该精心学习，并不是说平定盗贼少了这些武器就不行，实际上求自强的道路，舍此便无从实现。”

译江苏巡抚李鸿章说：“购买国外各种军火，尽心研究，略微了解其大概，又雇用招募精巧的工匠，留心仿制，近来已经稍有把握。试把各局制造和发射而取得成效的武器，大略说一说：一是长炸炮，大的能装一百多磅的炮弹，小的能装十多磅的炮弹。制造炮的方法，是先铸造一块实心的大铁块，前端大、后端小，外形像塔；铸成以后锉削炮体，先确定哪里是炮耳、哪里是浮线，把外面锉磨光滑，然后用铁车对准中线，把炮膛车空，由小到大、由浅到深地加工，到接近炮头的地方，铁壁极厚，因为这里药气闭塞，力量非常猛烈，比火药在空地上燃烧时的力量大约增加三十倍；越靠近炮尾，力量越松，所以靠近炮口的地方铁壁可以稍薄。再降到能发射二十四磅弹、三十二磅弹的炮，铜铸、钢铸的尤其好。炮弹有空心的，有实心的。制造空心弹，先制作内模，把沙子捏成球，系上铁丝作柄，用炭火烘烤使沙子干燥，内模就做成了。然后制作外模，用泥制成，揉入稻穗，底和盖相合，中间挖空，使宽度超过内模二三寸；在盖端穿一个小孔，把内模放在底部再加上盖，于是柄端的铁丝从孔中穿出。工匠把熔化的铁汁斜着倒入孔内，等灌满后，挖去弹心内模的泥，炮弹就制成了。” 炮弹的引火孔一定要制成螺旋形，并用锡盖盖住，以免受潮。引火孔使用引信，有的用铜制，有的用黄杨木制。外国人射击远处敌人用铜引信，射击近处敌人用木引信。中国仿制时使用木引信，较灵活。木引信长二寸至四寸不等，首尾都平圆，形状像锥柄。引信前端圆径约一寸，末端圆径约七分；前端中央旋挖下去约二分，外面留有轮廓，里面打通但不到底。打通处装缓药，凹陷处放药线。引信旁边钻细孔，有九个、十七个或二十一个。它能射多远，可以计算考查，从二百步起，到二千一百步为止。炮弹装入炸药以后，把木引信配好并舂紧，使引信口朝外。炮药燃烧时，火焰包住弹体外部，先烧到木引信前端的药线，接着烧到木引信中部的缓药。如果射击近处，就钻通靠上的细孔，火力到达这里便斜穿进去，烧到炸药，炮弹就爆炸了；射击稍远，就钻通中间的细孔；射击更远，则钻通靠下的细孔。经常比较试验，自然会有效验。所有长炸炮的炮弹，下面都要安装木座，用马口铁包络，使其出炮口时能够立即变直而不偏斜。” 一是短炸炮，炮身短而炮口张大，炮耳在后面，形状像发怒的青蛙，俗称田鸡炮。它的炮口斜向上仰，因此外国人又称它为天炮。把周天三百六十度分成八份之一，就是四十五度；炮口要测准四十五度，不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只凭火药多少来决定炮弹远近。炮弹从高处坠下，落地后爆炸。内地炉所制造的短炸炮，有的能发射十八磅的炮弹，炮重不到五十斤，只用火药约三两，射程可达一千多步，最为轻便。其次有能发射四十八磅炮弹的，有能发射一百零八磅炮弹的；所用火药逐渐增加，炮弹的威力也逐渐增强。大概轰击坚固城墙、攻破炮台，要使用长炸炮，像雷奔电击一样连续发射，攻击厚重坚固之处，几乎如同摧枯拉朽。要震慑敌军、冲散敌阵，则兼用短炸炮，炮弹轰然坠落，力量像从天上落下巨石，能穿洞墙壁，敌人即使奔逃也无法躲避。炮的种类虽不同，使用炮弹却相同，主要在于炮膛要光滑合度。大约炮口每一寸口径，炮弹必须有九分六厘直径，所差不过一层纸的厚度；药气不外泄，炮弹才能射得远而有力。其余炮弹，有椭圆形的，有顶部尖锐而底部平的，有首尾都尖、像橄榄的，有上下双层、上层装实药、下层装实心弹、中间隔着铁皮的，还有洋铁盒内藏许多小弹的；又有菩提子弹，用绳子包络大弹，涂上油漆，射远后便四散；又有在腰包锅中安装铁柱、内部藏有自来火，碰到物体后机关自动发动的；还有三眼喷火弹，用来焚烧物体。以上各种炸弹，都可以仿制铸造。至于英、法近来新制的炮，有的在炮尾开门，去掉螺旋以便装入炮弹；炮膛中也有螺旋药线，于是炮弹旋转着射出，力量最为猛烈，射程也远，名叫来福炮。又有炮膛中设火药室的炮，比长炮短些而比短炮长些，名叫蒿勿惹炮。还有没有两个炮耳、炮腹下面有一圈的炮，这是近距离射击使用的，名叫加鸾力炮。这些都是精妙的器械，最难仿制。我曾经买到西人的汽炉，车削木料、钻孔、铰制螺旋、铸造炮弹等机器，全都连接在汽炉上。炉中盛水，下面烧旺炭火；水沸腾、蒸气充足后，打开孔道，蒸气由铜管进入气筒。筒中套着铁柱，随着蒸气上下俯仰，拨动铁轮；铁轮连接皮带，敲击并带动轴心，彼此相互连接。轮子旋转，皮带就旋转；皮带旋转，机器就运转。这只是借助人力来发动和控制，并不依靠人力直接运动。” 《万国公法》是美国人丁韪良翻译的。我和陈子敬、李叔彦、毛升甫三位先生花了一年多的功夫，为它删削、考订；其中关于中外交涉事务的内容，有很多值得采用的地方。只是把钩▯格磔之类的说法用中华文字的规范来衡量，未免有些勉强牵合，也有语气不相合的地方。有心人分别体会，未必不能据此讲理论辩，并因势利导。全书都在这里，翻阅即可知道。” 《乘查笔记》由斌君（斌椿）所著，我曾替他校订过。他所到的是九国，但只叙述路程的远近、服饰车乘的奇巧，大体仍未超出《瀛寰志略》的范围。考察他的游踪还可以，至于没有多大关系的地方，所以不全部收录。◎无可大师桐城方家密先生（方以智）在明清易代后削发为僧，居住在粤地，改名无可。康熙初年，他的儿子陪翁（方中通）迎接他回乡，船行到万安时去世，灵柩停放在月水山中。他的法嗣弟子准备建塔安葬，次子素北（方中履）向有关官员询问，决定把指甲和头发交给僧家埋在塔中，遗体仍归方氏；素北于是扶柩返回桐城，葬在浮山▯花冈。朱笥河先生经过浮山，拜谒先生墓时作诗说：“万安好住师须住，骨肉儿孙仍乞还。”

译◎鱼鹰，也就是鸬鹚，吃下鱼后，鱼到了喉咙里就会腐烂；它的骨头可以治疗鱼骨鲠住和噎食。峡中人称鸬鹚为乌鬼，蜀人饲养这种鸟来捕鱼，捕到鱼后就把它倒提出来。杜甫诗中说“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说的就是这种鸟捕鱼，人因此能够吃鱼。《禽经》说：“王雎、雎鸠，就是鱼鹰。”注释说：“《毛诗》称王雎，它凶猛而有节制，多子，江南一带的人称它为鱼鹰。江边的渔户驯养得很多，捕鱼回来后不让它吃，鱼鹰饥饿了，捕鱼就更加卖力。”它或许也是乌鬼一类吧？我的老师黄琴士先生有《鱼鹰诗》说：“江上有鱼鹰，天性贪婪而又狡猾。整天在波浪中，任意攫取翻搅。大鱼惊慌逃避，小鱼供它吃饱。哪里知道老渔翁，早已布网四面围绕。把你装进笼中带走，你的生计就这样完了。让你饿上三天，使你肠胃空虚、眼睛深▯。用皮环卡住你的嘴，用麻绳捆住你的爪。放你进入水中，你潜游时头都没入水里。鲂▯子又有什么仇，却张口吞下多少。即使你再次捕到鱼，我也把你捉住，倒出袋子得到鲜{蒿死}。依靠你口中的东西，换来米盐生活得很好。善于利用你的贪婪，你还不如人聪明。”这是借题发挥，足以给贪婪的官吏一针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置身世事之中的人，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到喇诗家多有作《▯到喇词》的人。按照《帝京景物略》的说法，▯到喇是掏拨数唱杂剧的名称。●卷九 ◎古文不宜随意减字换字。家望溪侍郎曾经把自己撰写的《大父马溪府君墓志铭》拿给李穆堂先生请他指正，李先生在后面写道：“篇首三句中‘家于桐’以及‘副宪公迁金陵’，似乎都不稳妥。散体文从明代嘉靖以后，伪体盛行，错误地采用减字换字的方法来显示新奇，但文理实际上无法通顺。这种风气沿袭到今天，贤者也难免。桐城只说‘桐’，那么嘉兴有桐乡，严州有桐庐，南阳有桐▯百，四川有桐梓，后世读这篇文章的人，怎么知道它不是指桐乡、桐庐、桐柏、桐梓呢？这种减字的方法绝对不能使用。副使改称副宪，世俗对副都御史也有这种称呼，后世读这篇文章的人，怎么知道它不是副都御史呢？这种换字的方法绝对不能使用。”又说：“古代没有叫金陵的这个地方，秦朝才开始设置县，随即改名秣陵。从秦到现在一千六百年间，只有唐朝初年曾恢复过这个名称，而且两年后就改掉了，不能使用。”按语：现在《望溪文集》的刊本已经改成‘苞先世家桐城，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乱之秣陵，遂定居焉’等语。” 我的意见是，“秣陵”这两个字仍不如改称“江宁”恰当。让探花：明代李瓒原本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因为把会元陈澜让给别人，改列二甲第一名。我朝雍正癸丑年，殿试十份试卷进呈皇上，皇上阅到第五卷，见其字迹端正工整，策论言辞恳切真挚，便将其列为一甲第三名。等到拆开弥封号，才知道是大学士张廷玉的儿子张若霭。皇上派人前往晓谕，张廷玉再三恳切辞让，于是便改张若霭为二甲第一名，而原拟列二甲第一名的沈文镐改列探花。这种古今事情竟然也有相同的。宇宙：上下四方叫作“宇”，往古来今叫作“宙”，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子华子说：“太古时代，人们淡泊宁静，鹿群聚集而【▯：字形有误】居；人的智慧缓慢发展，生活安乐自在，这就是所谓的‘宇’。有和无彼此相反，高和下彼此倾斜，盛满和【分田：原文疑误】息相互迫近，庞大和洪大、芦与符【原文疑误】相互显现；由此而生，由此而死，由此而亏损，由此而成就，这就是所谓的‘宙’。宇，是情感彼此接触；宙，是道理彼此贯通。”这种说法特别奇异。胞衣有紫色、黄色：南齐射阳王王敬则出生时，胞衣是紫色的；明代晋江人蔡黄卷出生时，胞衣是黄色的。王敬则历任三公，蔡黄卷却只做到教职为止。然而前者是叛臣，后者是名儒，两人的差别实在很远。若卢：明代王▯州《赠孙一谦》诗说：“青衫白马在帝城西，祖道送行时却无人，太阳将要落山。还留有若卢方圆一亩的土地，穿赭色囚衣的人竟能作出几行哭泣。”孙一谦是温府人，万历戊子、己丑年间任南都司狱，颇有名声。考察：若卢是监狱的名称，隶属少府黄门内寺，见《王商传》。受有亿兆夷人：我读《泰誓》“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这句话，对“夷”字不能没有疑问。传注把“夷”解释为平民、普通人。《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说：“刘子对苌弘说：‘甘氏又要来了。’苌弘回答说：‘这有什么害处？同心同德，揆度义理。《太誓》说：“纣有亿兆夷人，也有离德。”’”杜预注说：“纣有亿兆民众，又兼有四夷，不能同心同德，最终失败灭亡。”孔颖达驳斥说：“‘亿兆夷人’，就是受率领着像树林一样众多的军队，难道竟然没有一个华夏人吗？”考察：《左传·成公二年》说：“大夫主持政事，还要凭借众人才能取胜，何况英明的君主善于使用他的民众呢？”《太誓》所说“商国的兆民离心，周国的十人同心”，说的就是民众。林氏注释引用《书》说“受有亿兆商人”，那么“夷人”一定是“商人”的错误。逃雨：《黄忠端文集》中有《逃雨道人舟中记》。考察：《淮南子·齐俗训》说：“譬如躲避雨一样，没有不被沾湿的。”黄忠端处在国家动荡的时期，以此自号，也实在令人悲哀。崔清献诗：崔清献公写有《峡山飞来寺》诗：“万里星槎在海上回旋，今日很高兴能够攀登这座名山。猿猴挥洒孙恪千年的泪水，月光照着维摩在半夜参禅。石阶漫长而荒苔丛生，人迹稀少；山崖聚集，古树上悬着鹊巢。江水向上溯源直到曹溪水，时时把钟声送到洞府之前。”考察：清献字正子，是广州增城人。宋理宗朝屡次授任广东安抚使，后来拜为参知政事、右丞相，退休后去世，追封南海郡开国公，著有《菊坡集》。近来南海伍崇曜刊刻清献诗文五卷，唯独遗漏了这首诗。学道可怪：康熙年间，浙江学道程汝璞每次按临考试，都私自带着姬妾，有时借口是七相公的乳母，有时借口是阅文相公，用轿子把她们抬进试馆。嘉兴府等地流传着“十可怪”的歌谣，其中有这样的说法：“第一可怪，增廪生入学一齐拿来卖；第二可怪，恐吓欺诈教官，还辱骂奴仆；第三可怪，到处出巡都带着奶奶”等语，见魏环溪尚书的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