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钝翁周氏《血书贴黄》跋：汪钝翁先生《跋周氏血书贴黄》，完整地附载在《碧血录》之后。如今阅读《尧峰文钞》，发现前跋略有改动，比最初的稿子更加轩昂明朗。原跋说：“右边这件血书（改作‘疏’）贴黄，共一百四十四字，是周子佩先生（改作‘周君子佩’）所写，大概是要替他的父亲忠介公申诉冤屈，因为姚文毅的一句话，改写后进呈御览（从‘盖将’以下改作：‘当时愍帝改元，子佩将要申诉他的父亲忠介公的冤屈，刺破两指，用血写完整篇奏疏，先拿给同乡姚文毅公看。姚公摘取贴黄中的几个字，命他改写后进呈’）。这是现存的原本。子佩自己的叙述以及各位先生的题跋，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唯独感叹忠介任官时清廉谨慎，居家只有几间房屋，仅仅能够遮蔽风雨；遇到公正的事情，常常激发义愤，因此受到乡人的爱戴。然而倪（增‘文焕’字）、李（增‘实’字）两篇奏疏，竟敢肆意诬蔑谩骂，几乎到了颠倒黑白、移易是非的地步。像忠介这样的名声，自然应当与日月同存；至于毛一鹭和那些小人（改作‘倪、李等小人’），不过都是苏东坡所说的蛆虫、苍蝇和粪秽罢了。谗人的诬陷没有止境，交相扰乱四方国家，这大概（改本删去‘殆’字）是古今相同的旧路（增‘者’字），因此不禁为之感慨。康熙乙卯春正月，长洲汪琬恭敬地题跋于尧峰的皆山阁。”由此可见，前辈写文章，不肯有一个字放松修改，正如古人所说的要经过三次修改才能成稿。从前欧阳文忠替韩魏公写《昼锦堂记》，脱稿几天后，忽然派人另送一份改稿给魏公。魏公读后，发现与前一稿没有一句改动，只有“仕宦至将相，当贵归故乡”两句中增添了两个“而”字。魏公感叹赞赏，认为这样文章的气势才充足。文章家下笔不苟且，竟到了这种程度，所以附带记下这件事。◎邓太史诗：邓元昭太史（旭）有一首《寿胡节母七十诗》，诗中说：“海上麻姑信[字形有误]然，椒盘十日寿杯前。补天却说烦娲手，掷地难忘述祖编。绣佛香灯归净业，板舆铛饭听胪传。南山静对何曾改，遮莫春风扫翠烟。”如今阅读《林屋集》，其中并没有这首诗。太史的儿子（字形有误）在诗集后跋道：“先父的著作很多，有些随手丢弃，散失得太多；如今各地诗人的选本中颇有流传，却没有见于家藏稿本之中；也有些曾经刊刻过，但稿本中没有收载。”据此看来，诗集里保存的不过十之八九罢了，赶紧抄录下来，以等待搜集整理。◎[C030]《头陀寺碑》文是王简栖所作。简栖名为[C030]，是琅邪临沂人；如今的版本都误作“巾”。按《说文》说：“[C030]，是树木刚刚生长的样子。字形像一竖向上伸出，带有枝茎。古文有时把它当作‘草’字。读音像‘彻’。凡是属于[C030]的字都从‘丨’。”徐锴说：“[C030]从‘丨’字牵引向上生长，音为‘进’；草刚刚脱去外壳，还没有分出根叉。如今班固《汉书》中多把这个字用作‘草’字。齐国有辅国录事参军王中。”如此看来，[C030]字应当写作[C030]字；如果写成[C030]，也错了。◎官厅家衣江兄：家衣江兄（若夔）是有堂方伯的幼子，因为以诸生身份困于家计，便捐纳取得县丞资格，分发到江宁试用。他曾作《坐衙诗》，我还记得其中一句：“星斗横天冷眼看。”语气颇为傲岸不羁。从前王梦楼先生由翰林侍讲外放，出任云南守，有“平生跋扈飞扬气，消尽官厅一坐中”这样的句子，读来更加令人怅惘了。◎谦默：华闻修《书绅要语》说：“谦虚，是美德；过分谦虚的人多半奸诈。沉默，是美好的品行；过分沉默的人往往在隐藏奸邪。”这两句话，不是真正有阅历的人不能说透。◎吕泉山庄诗：辛亥年秋天，董啸庵学博来信，并惠赠他五世祖泽山先生（咸）的《吕泉山庄遗草》一卷，只有七十多首。五言诗如《小楼看雨》说：“山连云影外，人坐雨声中。”《元日》说：“又添新岁月，未改旧须眉。”《幽居》说：“移竹愁春尽，栽花趁雨余。”《喜雨》说：“新秧增活色，枯涧走清泉。”七言诗如《送汉儒弟之苏州》说：“一棹烟波江上客，五更风雨梦中家。”《洪源鲁斋中小饮》说：“座上清阴先世树，案头缃帙古人书。”《送胡吟菊回里》说：“行踪似月归山远，别梦如云逐水流。”其他绝句有《山窗暝坐》说：“飞尘难到野人家，暮霭横山曲曲遮。萧寺晚钟鸣未息，墙头月已上梅花。”又说：“翻疑世上功名事，不及田家酒一杯。”这些诗都超拔不凡，值得诵读。◎鲥鱼：鲥鱼初夏时出现，渔人听到布谷鸟叫，便把它当作鲥鱼上市的时令；他们最喜欢鱼鳞刚一挂上鱼网，鲥鱼就随着水流而上。我在菊江住了八年，吃够了这种鱼的味道。常说鲥鱼的鲜美不如稻蟹，却胜过河豚；懂得品味的人总认为我这话说得对。从前有进贡鲥鱼的制度。乾隆初年，恭敬地奉到上谕：“听说江南长江一带原有进贡鲥鱼的惯例，到康熙年间停止，于是改为折价向渔网户征收，用作地方公用。然而年代久了，有的网户改了行业，有的迁往别处，辗转牵连；再加上吏胥借机苛刻索取，终于使沿江捕鱼的人代代承受被追逼呼唤的负担。朕想，当年圣祖仁皇帝停止进贡鲜鱼，正是极其爱惜民力的深意，何必为了这点小额折价去烦扰百姓？着令该省督、抚查明情况，予以豁免，永远作为定例。”由此可以仰见圣主体恤民情，细微之处也无不周到。

译◎詹湘亭秋闱曲：吴苑詹湘亭明府（应甲）七次参加春官考试，艰难地才取得一科功名。他在湖北任官时间最长，诗、文、词、曲无不精妙。他乡试时所作的《中秋夜闱中望月》北双调一套，尤其脍炙人口。曲词说：“（《新水令》）高台上的月轮已经升得很高，悄无声息，凄冷的风满空呼号。碧油帘没有卷起，红蜡烛也停止燃烧。银河遥远，只是隔着土墙，怎么也望不见。（《驻马听》）三块木板，就是覆鹿藏蕉的地方。到哪里去寻找？五道策题，满卷胡乱涂写，还没有交卷。珠光剑气已经全都消失，青天碧海徒然相互映照。是谁在喧闹发笑？隔墙传来老兵一声声的叫喊。（《沉醉东风》）猛然听见装饰着华灯的游龙夹道而过，汲来的新泉使口渴的马腾跃着饮水。号舍官的意气已经消沉，号军的说话倒很有趣。检查竹篮里的冷炙和残油，我们这些人三年来共同度过这一夜，只求一个个结伴醉饱。（《折桂令》）回忆秋闺中独自坐到深夜，庭院里摆着瓜果，蜡烛烧尽，香也在燃烧。花气蒙蒙，发钗上的光影袅袅，帘子的影子萧萧。盼望云阶兰房中的音信，却杳无踪影；躺在风檐棘院中的人也遥不可及。望尽红绡，梦断蓝桥。只剩下数着更筹，到了至公堂，静听鼓吹之声，明远楼高高耸立。（《沽美酒》）我想那山塘的花市还远着呢，秦淮河上的灯船早已荡漾，竹西一带歌吹喧闹，千家万户都在热闹。同样盼望登上琼楼瑶岛，争取今夜这一刻。（《太平令》）可笑有人谱写《霓裳》，把手杖抛出去就想搭成桥；驾着星槎，又把折断的木头当作瓢。哪里有什么月斧亲自操持，不过想当然地以为玄霜正在白白捣制；一支支云翘翠翘，都被罡风吹掉，散落下来成为压在帽上的花枝。（《离亭燕》带歌拍煞）素娥掩面，又何必发笑？朱衣点头，又何曾恼怒？你看世上的年轻人，有多少能写成玉楼文，有多少能写成金銮草，又有多少像孙山、康了那样落第。用一杯绿色的酒冲洗愁肠，让三条红烛照亮灿烂的心花，仍然摆脱不了读书应试的旧习气。若不是登广寒宫的梯子跌断了脚，去蓬瀛仙境的道路迷失了方向，《郁轮袍》又走了调，为什么年年困在矮屋之中，叫不醒才子英雄的觉悟？耽误得青衫容易老，只好编写一套棘闱秋，和那凄寒的号角声一起唱到天明。” ◎科名相同：渔洋山人生于甲戌年，在辛卯年考中乡试，在乙未年考中会试；侯官曹能始先生（学佺）与他相隔一甲子，科举年份完全相合。我的舅父陈小坪先生（鼎雯）在嘉庆癸酉年成为拔贡，己卯年中举人，道光壬辰年中进士；而我的先伯曾祖余斋观察，则在乾隆癸酉年成为拔贡，己卯年中举人，壬辰年中进士。舅父与观察也相隔六十年，科举功名完全如出一辙，真是奇异啊！◎僧尼匹偶记：振斋先生记载僧人与尼姑结为夫妻的事情，这是我们乡里近来的一大佳话，不能不全部抄录下来。他的文章说：“张善，桐城人。父亲张文田靠替人佣耕维持生活，生了两个儿子，张善排行第二。哥哥某，比张善大两岁。张善四岁时，桐城遭遇水灾，租种的田地被淹没，无法谋生。文田带着妻子儿女前往来安，开垦种植山地。几年以后，夫妻相继去世。当时张善八岁，和哥哥都还年幼，无人依靠，不能自己生活，于是兄弟一起逃走，随意步行，住处没有定所。一天坐在石阶上打盹，醒来时，哥哥已经不知去向，到处寻找也没有踪迹。从此他孤身一人，常常误入偏僻小路，有时就在山洞里住宿；看见遍地都是虎狼的脚印，便惊恐害怕。遇到水流阻挡，无法测知深浅，正好有一根木棒横在地上，借它探水渡过，便高兴起来。八岁的孩子徒步远行，胆怯又饥饿，疲困一天比一天严重。道光丁酉年八月十七日晚上，他走到滁州东厢庙门前，倒在地上不能起来。这座庙名叫三仪阁，老僧智慧乐于行善、乐于施舍，稍有余蓄便周济贫困者。这天早晨他开门时，突然看见张善，呼唤他没有回应，抚摸他时已经奄奄一息，急忙把他抱进庙里，反复给他灌姜汤，过了半天才苏醒。” 僧人询问他的来历，知道他年幼体弱、无家可归，便怜悯他，让他剃发做徒孙圆来的弟子，取法名为荣发，对他格外加以抚养。一年多以后，僧人带着弟子迁居城中的龙兴寺，命荣发跟随师父读书识字，为日后讽诵经卷作准备。入塾读书后，他的聪慧超过同辈，老师很喜欢教他，和教其他弟子一样，并不因为他是僧人而区别对待。壬寅年，张善十三岁。当时我奉檄来到滁州，借住在龙兴寺的慧照堂，每晚总能听见僧舍里传出读书声。我感到奇怪，询问后得知是寺中小沙弥，晚上从私塾回来，正在温习旧日功课。于是急忙召他来，用对句试他，他随声应对，文辞十分工整；我出题命他写一篇小讲，文章义理清楚通顺。僧舍内外墙上贴着的大字，处处都是他写的，很有笔力。我惋惜他有成才的资质，却要沉沦在僧侣之中，便和智慧商议，收他做我的义子，让他蓄发。我带他回去，请老师教他读书，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当时到了应当娶妻的年龄，恰好我的朋友合肥王君育泉说，他的表亲、寿州学博孙培元有一个已经及笄的养女，愿意替他作媒。于是酌情拨给财产，在己酉年冬月入赘到孙家。只是这件事因机缘巧合而显得奇异；人不会孤单，事情也有偶然的配合。孙家女子的遭遇，又有可以叙述的地方。孙女的父亲某人住在乡间务农，女儿八岁时失去生母，继母虐待她，直到彼此不能相容，便把她丢弃在尼姑庵中，让她剃发做了尼姑。孙家本来是淮北的望族，家族中的大家巨室都住在城里，并不知道乡间远房族人中有弃女的事情。孙培元也世代居住在寿州城，向来重视宗族情谊，听说此事后很是悲伤，拿出钱把女孩赎回，收养在家中，让她蓄发，等待出嫁，已经有几年了。王君育泉替她选择配偶，于是把她嫁给张善。这件事的奇特之处，不在于两家僧尼还俗，而在于王君恰好作了撮合之人。因此写下这件事，以作记载。北平史积新写于合肥旅寓。”我考察此事：张善后来改名为允庆，为人纯厚谨慎，已经入了寿州籍，补为博士弟子员。近来杨小坡茂才以这篇记为原本，编演成《鹦鹉媒》传奇二十四折，张善有这部作品，也可以流传后世了。

译◎家衣江词：衣江兄原本是诸生，擅长写诗和绘画，尤其长于小令。我曾记下他的几阕词，抄录出来可以由此窥见一斑。《泊舟晚眺》调寄《渔家傲》说：“太阳已经有一半落在山后，天将昏暗；一江秋水高高卷起，西风紧吹。放眼望去，烟波茫茫，水面有万顷；谁最安稳？是那位撒网、撑着孤舟的老渔人。两岸萧萧作响，风吹得更加寒冷；芦花纷乱地拂过船篷，窗外一片寂静。忽然看见一轮圆月的明亮倒影，催发了诗兴；我放声狂吟，仿佛唤起蛟龙来倾听。”又有一首无题《钗头凤》说：“窗纱透晓光，房屋门窗寂静；离别的情绪随着炉烟袅袅升起。偷偷照着妆镜，调和铅粉；坐在帘隙旁，海棠花在紧风中摇动。冷，冷，冷。春光来得早，音书却杳无踪影；不知他心中的离愁又增添了多少。十分无聊，闲来苦闷；花朝节是哪一天？试着猜想芳信何时到来。近，近，近。”又有《虞美人·归兴》说：“明明隔着一条水就是回家的路，想渡过去却不能渡。青山怪我迟迟不归，隔着寒江等待我的身影来回徘徊。深切的离情没有人知道，又被西风搅扰。吹来满眼都是芦花，怕的是像芦花一样，踪迹被风吹得绕遍天涯。”这种清新之笔，足以继承元人的余韵。◎古铜壶尊：乾隆年间，有庙祝把一对铜器典当在质库，多年没有赎回。我的祖父用一千钱买回它们。它们的形制是敛口、款足，十分古朴。按汉代建初年间的尺度量，高三尺四寸；椭圆形器口，口沿厚五分；器身周长三尺四寸五分；颈部周长三尺二分；腹部周长六尺五寸五分；腹部下方、足部上方周长三尺四寸六分；足部周长五尺一寸五分；兽耳直径五寸三分，耳上有棱形圆环，环周长一尺九寸二分；合今制重量一百五十斤。耳部、腹部上方和足部跗面三处，都饰有雷纹盘夔纹。腹内铭文为“至大己酉七月，建康路儒学作，大成殿永宝用”十六字；腹部下方左、右各有一处铭文，写着“大成殿祭器六百八十一件，至大二年，岁在己酉，建康路儒学”，都是篆书。腹部下方最后一行已经剥蚀，无法辨认，大概就是古代的铜壶尊。道光壬午年，凤阳教授倪公（模）重修府学，我的祖父于是把它献给文庙。考察从至大己酉到道光壬午，已经五百十四年；而这件器物代代相传，确实是明初中都太学的祭器，后来改归凤阳府学。我朝乾隆丙子年迁学到东城，最后竟然遗失了。几十年后，它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真是一段佳话（倪学博有记载，内容十分详细）。咸丰癸丑年，粤贼攻陷凤阳，焚烧抢掠一空，这件器物恐怕也遭遇了劫火。我提笔写到这里，不禁为之怅然。◎八叉虫：伊犁有一种八叉虫，像土蜘蛛，腿很长，善于奔走，咬了人，人就会死。见到它的人用黄纸把它包起来，送进庙中；也有人称它为八爷。外夷人见到它，就躺在地上，任它爬行，认为这样可以祈福，就像见到喇嘛一样。关门以外到处都有这种虫，一进入关内，就完全看不到了。见先世父《伊江诗注》。◎凌[字形有误]台诗：唐代许用晦（浑）的《凌献台诗》说：“宋祖凌[字形有误]乐未回，三千歌舞宿层台。江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行殿有基荒荠合，寝园无主野棠开。百年便作万年计，岩畔古碑空绿苔。”胡[字形有误]叟说：“宋朝有两位皇帝都称祖：武帝称高祖，孝武帝称世祖。凌[字形有误]在当涂县黄山上。《地志》说：‘孝武帝有凌[字形有误]台，设置离宫。’《本纪》中也记载了在姑孰打猎的事情。如今从黄山向西望天门山，两山之间豁然开阔，江水确实有从巴蜀直流而来的气势。向东望牛渚，这就是江潭，旧本写作‘湘潭’，是字形错误。”姚惜抱老人说：“许用晦这首诗，大受杨升庵诋毁，幸亏避[字形有误]翁替他申辩。然而‘江潭’一联与上面两句怎样承接下联，未免有句子而无篇章的毛病；‘寝园’二字也属凑合使用，并不恰当；‘百年’一句没有着落。这类诗姑且只能取其句子罢了。按：渔洋详细考证，误把‘江潭’一联当作赵嘏的诗，而且依照俗解把它解释为‘湘潭’二字，实在太疏忽了。”

译◎《啖蔗轩寿挽联》先祖父所作的祝寿、挽联很多，他没有自行收集整理，稿本都散失了。现在就把（师）所记得的，恭敬地抄录如下：“在朝廷持杖，家室尊贵，凭文章而富有；经历科举第三十年，终于使鲤庭中的桃李灿然成林。兰花有秀色，菊花有芳香，松树象征长寿；愿享有八千年春秋，常常增加鹤算，接受台莱的颂祝。”（祝朱郁甫先生八十岁。咏斋尚书、恕斋方伯，都是先生的贤子。）“《抑戒》之诗已经陈说，竟然喜逢高龄，在箴言和几案旁；恩遇隆盛，官阶日高，又逢佳节正值端阳。”（祝凌封翁德舆九十岁，诞辰正是端阳节。）“华美辞藻正值三春，容许我追随瞻仰您的福寿；登堂拜见还须十年，愿您高寿至于期颐。”（祝孙绍泉太守七十岁。当时仲君晴轩孝廉正在参加春官考试。）“汉室的一经学问传给子弟，蜀地山峰千仞，歌颂台莱之瑞。”（祝合肥戴太翁九十岁，他的长子在四川任县令的时间最长。）“您家兄弟中有一半已经凋零，令人羡慕的是，珠树般的贤才挺立而生，一定会在庭前延续世代的恩泽；我也有儿孙，曾经受到您的教诲，遗憾春风已经过去，只能在空中感怀知音。”（代先朝议挽汪太守霖。） 浚师按语：太守任职凤阳，稚通叔父和子箴兄长都出自他的门下。“江水流动发出声响，遥想那高阁；面对秋风，不禁怨叹逝水流去。诗人多有感慨，翻阅遗留下的文集；怀念旧友，梦魂萦绕在晨星之间。”（挽王竹屿都转凤生。都转寄居金陵上河，有《江声帆影楼新著》和《感旧集》七律一百首。）“爱客之人满堂宾客，使我回忆起当年在秋圃月下受到款待；与您分别已经一年，面对秋风，遥遥惆怅于暮天云色。”（挽合肥蔡相侯先生。）“白露时节哽咽着新声，想来林间有警觉的鸣鹤；百姓怀念您过去的恩泽，怎能忍受天上的大星陨落。”（挽六安杨兰如先生志信。先生历任山东藩司，曾代理巡抚。）“杜甫吟咏已尽，只能向草堂留下画稿；江淹才思已竭，怎堪忍受彩笔悲痛地写花落。”（挽宫庶侯表弟，他曾任四川州牧。）“在边远地区被贬谪四年，幸赖同胞兄弟能够急人之难；独自一人归向净土，却没有忘记翻越冰岭前去从军。”（挽徐司马润，他死于伊江，在戍所四年，有堂弟相随。当时司马向大帅请求，希望翻越冰山投营效力。）“回忆您在淮南时的杖履，卑微的我曾亲自在您的床下拜见；多年身处冀北，仿佛经历了霜雪；忠贞的臣子如今刚从日边归来。”（挽朱郁甫先生。当时长子咏斋尚书奉旨南下探望。）“贤能的太守擅长作诗，尚有篇章留在舞水；忠臣眷恋宫阙，怎能忍受风雨中听到秋声。”（挽凌谦斋太守。他曾任镇远府知府，服完丁忧之丧，尚未补授官职便死在京城。）“泪水洒在春风中，感念您的情意深厚，竟允许我像藤萝攀附松树一样依托于您；恩泽留在楚水之间，叹恨我来得太迟，果然您已经仙逝，只剩楼空人去。”（代恬庵叔挽庐江前湖北盐道章公廷梁。当时叔父在湖北学使署迎养亲人。）“离别的情怀已经延续三年，少量饮酒时回忆花开，我们曾在万卷楼中一同握手；为您祝寿本来约在九月，长淮之地惊闻鹤鸣，八公山下顿时黯然销魂。”（挽寿州孙春墅广文。年仅六十岁，藏书最为丰富，刊有《琅琊山馆丛书》。）“穿戴服饰回到仙庄，携手同归，悲惨的是竟在三日之内独自遭逢此事；交游遍及人海，壮志仍未消歇，追忆三十年前还曾相随。”（挽前奉天治中吴公昆。吴公住在张庄，三日之内夫人也相继去世，令人悲伤！）“二十年来亲情更加深厚，每次握手都惊觉彼此的须发已经改变；六十年共同经历岁月，悲怆之中顿时感到已经分隔生死。”（挽孙陶圃通守。） ◎记述周文忠公遗事周敬修先生，名天爵，是山东东阿县人。由县令起家，荐举升任湖广总督，因事被降职，后来重新起用为漕运总督，不久以二品顶戴退休。文宗即位后，奉诏入朝。正赶上粤贼作乱，朝廷任命他为广西巡抚，他屡次建立战功。年老后请求归乡。癸丑年春，贼军攻陷皖城，朝廷又任命他为安徽巡抚；他上疏辞职，朝廷加授兵部侍郎衔，专门办理团练和防剿事务。他积劳成疾，死在前往颍州的途中。朝廷特地下旨优厚抚恤，追赠尚书，赐谥号“文忠”，不用内阁拟定。按照旧例，大臣不是翰林不得获得“文”字谥号；周公能得到这个谥号，确实是特殊的恩典。周公年过八十，受到三朝恩遇，他任官期间的政绩本应详细列入国史，这里不再全部记载。选择其中几件确实可信、有根据的遗事，恭敬地记在这里：周公是嘉庆辛未科进士，归班后参加铨选。道光初年授任怀远县知县，他只乘一辆车赴任。周公本来家境清寒，性情又清廉耿介，过了很久，竭力安排妥当，才迎接太夫人和夫人等人到官署。他的夫人勤于纺织，每天规定时间做针线。除了供奉太夫人饮食之外，一家人穿布衣、吃粗淡饭，官舍十分萧条。当时正值过年，同城各官员的家眷一向彼此酬酢，而夫人却没有命妇服饰。怀远地处偏僻，不容易买到，周公又不愿向缙绅之家借用。恰好典史孔君出身平阳世家，便查找箱笼中收藏的旧七品服饰送来，夫人才得以穿着它按礼庆贺新年。周公清廉高尚的节操，在任县令时就已经奠定了。孔时可茂才（昭镛）当时在东流，亲自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周公由怀远调任阜阳后，政务通达，百姓和睦，各项废弛的事务一并兴办；只是他认真捕捉缉拿，未免过于严厉。有嫉妒周公的人上奏弹劾，说他施行苛政、虐待百姓，皇帝下旨命大学士、两江制府蒋砺堂先生查办此事。砺堂先生是我先伯曾祖余斋公的授业弟子，途经冶溪时，拜访先叔祖溶川公，首先问起周公的事情。溶川公与周公一向从未谋面，却敬重周公的为人，回答说：“爱民如子，疾恶如仇。”蒋公便引用这句话上报，成皇帝深为嘉许。周公得到皇帝的知遇，从此开始。不几年，他便由宿州牧升任庐州知府，负责凤阳的兵备，任安徽按察使。周公感念溶川公知己之情，亲笔写信订交，并互换兰谱。

译周公罢官后，在宿州的闵子集置宅居住，闲居乡间无事，每天从事农事和园圃劳动。他根据晴雨安排事务，见到他的人大多不知道他曾是显要大臣。溶川公曾到周公家中拜访，当时太夫人还健在，溶川公登堂拜见母亲，太夫人总把他当作子侄看待。每次吃饭，太夫人坐在中间，溶川公和周公分坐东西两边，菜肴只有四簋，并不按宾客之礼招待他。甲辰年，许抑斋前辈奉檄代理时村巡检，路过周公家门，按照旧日属吏的身份行拜见礼。守门人推说周公已经外出，许抑斋于是登车离去。刚走了几步，远远看见周公站在南边田地里，穿着短布衣，戴着大毡笠，正在指挥牧童驱赶小牛回来。他正要下车伏地拜见，周公却已经从另一条小路快步回去了。周公任两湖总督时，又有人上奏说他擅自使用非法刑罚。朝廷特派吴瀹斋宫保审理此案。随行带来的司员中有刑部郎中奎（绶），他在周公的事情上多方挑剔驳斥，于是周公被罢职发配戍边。还没有出关，恰逢太夫人去世，他因服丧，奉诏获准返回。癸丑年四月，粤贼流窜侵扰凤阳，奎公当时正任我郡观察使，没有力量抵挡，连夜逃到定远。当时周公正在督师，驻宿州大营。几位公子一向对奎公不满，便向周公请求，想以弃守城池之罪惩治奎公。周公大怒斥责他们，最终只把兵力不足、军饷耗尽的情况上报。奎公最终得以从轻处理。周公以德报怨，大多都是如此。捻匪陆遐林在我们乡里横行，他的儿子聚奎实际上怂恿并促成了此事。起初，遐林和聚奎父子都是定远的武生。聚奎弓马娴熟，力气很大，乡试中几次将要取中却又落选；后来因为父亲遐林受案件牵连入狱，他郁郁不平，想要发泄，便在乡里专横行事，没有人敢惹他。皖城陷落后，遐林从狱中逃回，自认为时局艰难、官员如同木偶，便起意揭竿聚众，先行报复。十天之内，他聚集了一万多人，焚烧驿站，抢劫典当铺，附近村庄几乎都被抢掠一空。知县郭师泰率领乡兵前去捕捉，聚奎三次击败他们。郭师泰抱头鼠窜，写公文向周公请求救援。周公正在部署队伍，听到消息后亲自督兵赶到，驻扎在炉桥。当时省城失守，人心想要作乱。周公不动声色，从四面包围，未满十天，匪首便全部被斩首。风、颍两郡千千万万的百姓能够暂时安宁，全靠周公的力量。周公刚出兵时，派署炉桥主簿包曜升跟随游击刘玉豹，迅速前往东南一路会同剿匪。包曜升是个卑鄙小人，没有胆识却妄自夸大。接受任命后，他不等刘玉豹，先率领一百多名乡勇出发，意气洋洋，以为首功马上就可以立下。刚到左家店一带，突然遇到贼军埋伏；队伍还没有整顿好，贼军便蜂拥而入。由于敌众我寡，包曜升吓破了胆，丢下轿子逃跑，乡勇战死十多人。周公听说后大怒，立即把包曜升捆来，命令当场依法处决，以此警戒临阵逃脱者。包曜升叩头哀求，周公的怒气仍未消解。恰好周公的爱将守备信长庆在旁边跪下替他求情，周公的怒意才稍稍平息，叫轿夫解开包曜升的（▯），重重责打五十杖后赶走。当时侍立在旁的文武官员有几十人，全都两腿发抖，张口结舌，说道：“真是将军！”（周公一向有“周将军”的称号。）从此以后出队作战，再没有人敢后退。有人以周公擅自责罚属官为他的过错，哪里知道周公的用心呢！这件事乡里至今还在称道。◎和相和致斋公相和致斋本来是文生员，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乾隆四十九年，由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授任文华殿大学士。嘉庆四年，仁宗亲自处理政务，和致斋因获罪被赐自尽。张船山太守（问陶）的《己未正月纪事诗》说：“金穴铜山使人惘然，痴羊进了市场还在流连。九泉之下多了一个普通鬼，可惜在黄扉任职十五年。”大概就是指和致斋而作的。◎“主臣”《通雅》认为这两个字是开头表示敬畏谢罪的话，就像主在上、臣在下，自然表示恭敬和恐惧。考察《汉书·王陵传》：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一年审决案件有多少，一年钱粮的收入和支出有多少。周勃谢罪说不知道，汗水流得浸湿了后背，惭愧得无法回答。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各种事务都有主管的人。”皇帝说：“主管的人是谁呢？”陈平说：“陛下如果问审决案件，就责问廷尉；如果问钱粮，就责问治粟内史。”皇帝说：“如果各项事务都有主管的人，那么您主管什么事呢？”陈平谢罪说：“主臣！”注文说：“文颖说：这是惶恐的话，就像现在说‘死罪’。孟康说：‘主臣’，就是主掌群臣，如同现在说‘人主’。晋灼说：‘主’是击打，‘臣’是服从，说的是受到击打而服从，是惶恐的话。颜师古说：文颖、晋灼二人的说法是对的。”吴志伊（任臣）的《十国春秋·胡进思传》说：“百姓中有人杀牛，官吏查问此事，牵涉到他所卖的近千斤牛肉。忠逊王回头对胡进思说：‘大牛的肉有多少斤？’胡进思回答说：‘不过三百斤。’忠逊王说：‘那么官吏就是胡说。’ “忠逊王于是问胡进思怎么能知道得这么详细，胡进思惶恐地说：‘主臣！我过去常常从事这个行业。’”（胡进思是湖州人，所以曾以屠牛为业。）牛潜子（奂）在“主臣”旁边注了“句有疑误”四个字。难道牛潜子没有读过《汉书》吗？◎有幸与不幸，偶然与不偶然“在战争扰乱、灾荒频仍的年代，一定有人身处穿锦衣、吃稻米、安乐无忧的地方，却没有察觉外界的情况。太平日子长久，丰年粮价低廉时，也一定有人饿着肚子、穿着破衣，遭遇祸患而常常忧愁。这就是有幸与不幸、偶然与不偶然。”见《无何集》。这几句话说得最为恳切。

译◎记《蒙斋年谱》的话我们桐城田氏一族，连续七代有人担任内阁中书舍人，实在是本朝的一段佳话。我们炉桥这一支，自先伯曾祖余斋公由中书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世父莲舫公、堂伯悔轩公也都由中书出身，一个历任知府，一个历任部曹，进入枢密直省。到了道光甲辰年，伯兄子箴又在中书任内考中礼闱，改任翰苑。前后相继、光耀门楣，可以说非常兴盛了。浚师在咸丰乙卯年参加京兆试，考取贤书，得以滥竽充数于薇省。子箴兄高兴地对浚师说：“我们家最适合进入凤池，弟弟又凭科举取得功名，希望不要辜负这个清贵的官班。”所以浚师有诗句说：“功名进入凤阁，增添新的家谱；文章与《牛山》篇结下了早年的缘分。”（乙卯乡试的三道试题，题目出自“虽存乎人者”一节；道光己亥年伯兄乡试的三道题是“出入无时”三句；甲辰年会试的三道题又是“以为未尝有材焉”两句，都出自《牛山》章，实在是奇事。）确实是记载事实。回想田蒙斋少农（雯）的《古欢堂集》中，记载少农自作的年谱，极力说内阁中书这一官职被人轻视侮辱，大概清朝初年还沿袭明朝制度，这个官职都由生员、监生担任，所以不受人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退朝值班后有空闲，我重新查阅这部集子，节录在这里，以便供掌故参考。《蒙斋年谱》说：“康熙丁未年五月，奉旨：内阁中书出现缺额，准许由进士考选授职。按照乡例，内阁撰文办事的中书，都是由监生、生员授职，从来没有用进士充任的。进士秦敬传年老，苦于选官迟滞，所以开辟了这条途径。御史李棠上疏说：内阁是机密重要之地，必须由进士出身的人才能胜任这一选任。皇帝批示准许实行。正赶上吏部议论裁撤推官、改任知县，同年中有人怂恿我参加考试，我名列第五。六月十六日，补授秘书院办事中书舍人，与沈胤范、张鹏、张鸿猷、张衡、颜光敏、申オ、朱射斗、李回、梁联馨、纪愈、孙百蕃共十二人入署办事。这个职位起初使人茫然，不知如何办理；进入官署后，又遭到同年翰林院某人的侮辱，常常自己后悔，但已经来不及了。当时我和张公鹏、申公オ闲坐叹息，说：‘我们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修成正果？’オ吟诗说：‘书生命薄，竟和妾一样；丞相怜惜才华，却不论官职。’我吟道：‘失去道路，叹息又有什么用；痴心妄想，年老后渐渐平息。’我们相对流泪。有一天，我到一位朋友的寓所聚会，一位客人后来才到，他坐在上座大声说：‘不是我不行揖让之礼，而是我是翰林，你是中书，贵贱有别。’ “又有壬子科，翰林院山右某人与中书张公鹏一同主持山东乡试。事情办完后，山右某人对人夸耀说：‘这次出行本来是我们翰林分内的事，竟然同中书这种下贱人一起共事，还有比这更耻辱的吗！’他们轻视侮辱中书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是狗监、马曹这样的官职，官衔也并不坏；柳公权的筋骨、颜真卿的笔法，所役使的也不过是奴隶。难道这真是秦敬传开创的先例吗？同年谢▯▯龄的诗说：‘平生意气消沉，只会写字；今天最伤心的，是为了求官。’这两句尤其真实。按语：蒙斋先生是德州人，顺治辛丑年考中进士，历任户部侍郎。这段话应当是康熙中叶所说的；如果是在康熙四十二年以后，历代圣驾巡幸所到之处，特意开设召试的典例，凡列为一等的，赐予举人资格，直接进入薇省，前后数百年，考中鼎甲、官至台辅的数都数不清。他自夸可以和严、徐、东、马相比，名声和实际究竟相差多少呢？这也就没有必要再置喙了。◎先友李萧远《运命论》说：“从前我的先友曾经从事于此。”铣注说：“先友指孔子。萧远自认为是老子的后代，老子和孔子是朋友，所以称老子为先友。”有人说，萧远距离孔子已经很远了，断然没有称述几百年前祖先的朋友而称作“先友”的道理，何况对方还是圣人呢？北海先生也说，这句话的意思暗中另有所指，确实如此。◎武松《水浒》《金瓶梅》这两部书鼓吹盗窃、诱导淫乱，对世道人心的危害不小。考察《金瓶梅》记载武松、潘金莲等人的事情，各种说法并不一致。包倦翁《闸河日记》说：“阿城，是古代的甄治，陈王墓就在这里。现在属于阳谷，只有阿井周围一百步的地方属于东阿。因此东阿有进贡阿胶的差役，当地人称颂说：‘山东有两件宝：东阿驴胶，阳谷虎皮。’虎皮如今收藏在阳谷库中，当地人传说是武松在景阳冈打死的老虎的皮。景阳冈在阿城东南二十五里。当地人又说，明初有一位阳谷知县姓武，十分贪婪暴虐，有两个妻子，一个姓潘，一个姓金，都帮助丈夫贪婪搜刮。西门有庆这个大户人家尤其受到他的毒害，百姓恨得咬牙切齿，称他为‘武皮匠’，说的是他剥削割取；又称他为‘卖饼大郎’，说的是他在小民嘴边谋利。”根据这些记载看来，作者的说法似乎并非毫无根据。

译◎西峰寺：我曾读到浮楂散人《秋坪新语》中的《金岩观》一则，内容涉及淫秽污秽，实在深陷文人妄加议论的过失。后来查阅书箱中收藏的乾隆年间邸报抄件，才得以详细了解此案始末，于是全部抄录如下：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步军统领绵（恩）上奏：“西山戒台寺以北有一座西峰寺，寺内有一名蓄发修行的妇人，自称‘西峰老祖活佛’，能够看香治病，请求符咒和药物的人服用后就立即痊愈，足以动摇人们的视听，人人都说灵验。京城以及四面八方的人，男女纷纷前往，竟然像形成了一座城市，实在令人惊异。臣认为，此地虽然不属于京城汛防的管辖范围，但靠近京畿，像这样煽惑百姓，关系到风俗教化，不能不迅速查办。因此于六月二十日秘密派遣本衙门司员前往查察。查得西峰寺距京城六十余里，这名妇人的法名叫了义，俗家姓张李，原是顺义县人，现居住在西峰寺。寺宇共有四层，计五十余间，都是新建的庙宇。距离这座庙二里左右的石厂地方，还有一座灵应寺大庙，计有房屋六十余间，也都是新建的。张李氏往来居住于两座寺庙之间，每天午前给人看香治病。” 该员前往并会同宛平县知县查办时，又查出两名二十多岁的旗装女子。其中一名叫双庆，二十四岁，是原任大学士三宝家的使女。三宝的寡媳因病经常到那里治病，拜张李氏为师，随后把这名使女留在庙中居住，并用银一万五千余两修建了一座西峰寺。另一名叫玉喜，二十二岁，是原任巡抚图思德之子、现任户部银库员外郎恒庆家的使女。因为恒庆的妻子患病，也拜张李氏为师，随后把这名使女施舍给庙中，并用银二万余两修建了一座灵应寺。又在张李氏屋内搜查出符咒、丸药、经卷、画像等物，其中画像五轴，描绘的是张李氏的出身和经历，都是修庙商人任五寻找人绘制的。从情形看，似乎任五有串通并授意之处，传播张李氏的名声，以此牟利。又查出金锭六十四锭，重二百八十两；银二千六百两；金镯四只，重七两有余；其余衣服、器皿和杂物中，也有一些不是张李氏应有的物品，随即交给宛平县查封。” 该员等于二十一日将张李氏及其长子张明德、三子僧人广月、商人任五等人押解到衙署。臣亲自逐一审讯，除将张李氏的供词另行呈览外，臣查得，邪教蛊惑人心，触犯严禁。如今张李氏本是乡野愚妇，并非僧尼，却来到京畿占据大庙，蓄发修行。从前不过是化缘修庙，没有什么恶劣行迹；近来却自称‘老祖活佛’，狂妄自大，以看香治病为名，施舍符药，煽惑人心，从中获利。又命其子张明德置办房产、开设铺店，以充实钱袋。甚至官员的命妇也往来庙中，施舍修庙银两多达二三万两，而目前已经查出的金子有二百八十两，银子有二千六百两。加上该犯擅自使用黄缎坐褥、靠垫等种种情节，实在超出常情之外。如果不立即惩治，日积月累，恐怕会产生违法之事。而各犯的供词中，有许多不真实、不完整的地方，必须彻底审明，依法究治。至于大学士三宝的儿媳，本应谨守闺门，却远赴山中寺庙，往来住宿治病，陷入她的术法之中，甚至拜师修庙；银库员外郎恒庆是图思德之子，纵容妻子拜师治病、施舍金银，又把各自的使女送入庙中，这些都属于任意妄为。” 而且这两家目前还有应当赔缴官府的款项没有交纳，为什么不节俭用钱，先缴清官项，反而拿钱施舍给庙里？他们的用心实在令人无法理解。臣所见所闻既然确实，不敢隐瞒，理应具奏，请皇上裁决。至于本案所有人犯，以及查出的经卷中是否有违禁字样，都应详细查验；应请皇上派大臣会同臣的衙门详细审理并拟定罪名，谨等候谕旨遵行。又，张李氏煽惑他人捐出大量钱财，修建大庙，坐享丰厚资财，虽然要治她的罪，但所存银两也不便留给她的儿子承受，自应没收入官，已经交给地方官宛平县知县逐一查封清点，应由顺天府照例办理。至于张李氏之子张明德、僧人广月所有的家产，既然是他们母亲诈骗所得的钱财，也应照例办理。至于现在查出的银两，应先交广储司没收入官。为此谨奏。”

译八月，永（琅）等复奏：“臣等奉命提解罪犯和证人，逐一审讯。据张李氏供称：我籍贯隶属顺义县兴周营，嫁给本县百姓张国辅为妻，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张明德，次子张新德已经去世，三子就是广月，自幼出家为僧。乾隆三十七年，我因丈夫患痰迷病，听说住在瓦子街的民妇李氏经常拉着铁链募化，并替人治病，便请她给丈夫医治。我看到李氏用手按摩，并用针刺病处，丈夫的病立即痊愈。从此我便与李氏往来并向她学习，粗略懂得了针刺治病的方法。李氏死后，我便把她的铁链套在头颈上，外出化缘治病。走到通州旷野时，正值隆冬，风雪交加，迷失了道路，难以行走。我于是就在雪地里，带着铁锁打坐。恰好有居民路过，见到后感到惊异，便上前盘问。我就回答说是在这里结缘治病。随后有人请我到家中看病，我便仿照李氏按摩、针刺，又假装念诵经咒，病人就痊愈了。从此附近居民相互传播，纷纷请我治病，往往都有效验。” 张李氏借此产生了修庙赚钱的想法，看到自己居住的兴周营地方有一座七圣小庙已经坍塌，便用治病所得的钱财修理，供她的儿子广月居住。她所说请她治病的人家，都是当地附近的村民，因为时间久远，不能逐一供出姓名。后来到乾隆四十五年，她送广月到戒台寺受戒。她也来到京城，在总布胡同的泰山庵拜已故尼姑福山为师，取得法名了义。因为听说丈夫生病，仍回到顺义。她丈夫随后于乾隆四十七年去世。乾隆四十八年，她又来到京城，找到福山，带她到潭柘寺受戒。张李氏看到女僧受戒时都由男人代为剃发，心中不愿意，因此没有剃发。她走到西山西峰寺，依附尼姑济广同住。她起意把该寺设为女子常住并为女僧传戒的地方，又担心自己没有道法，不能使众人惊服，于是用油捻在左右臂膀上烧灼数处，含痛忍受，借此募化。附近居民听说后前往观看，见她能够忍耐，便相互传播，结伴进香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人因病求治，她便让对方跪香，假装念诵经咒，替他们向神祈求。又有人来求药，她没有药可给，便从药铺买来五汁丸等药，改制成小丸，并假装画神符交给求药者。” 竟然有人服药后病就痊愈了，因此前来祈求并布施的人更加多了。恰逢原任大学士三宝的寡媳乌佳氏患血气凝结病，听说张李氏一向能治病，便请她到家中。张李氏替她按摩，假装念诵咒语，并代她祈祷。病愈后，乌佳氏感激不已，想重重酬谢她，便拜她为师。张李氏让她施舍金银，修整西峰寺。乌佳氏答应了，便命管事家人许禄招来工匠任五，即任极盛，修建庙宇，先后支付修庙工价银一万七千两，又购买供器用银三千两，共计银二万两。其余还陆续施舍衣服、器物，并施舍金镯和零星银钱，确数无法统计，约计也不少于一万两金子。又把使女双庆送到寺中，跟随跪香念佛。乌佳氏也曾到寺中烧香。又，现任银库员外郎恒庆的妻子宜特莫氏一向患痰喘病，也请张李氏祈祷，后来痊愈。宜特莫氏每月给张李氏供养银三五十两不等，又听从张李氏修理石厂地方的三教寺，施舍银一万七千余两，又添凑金子二百八十两，合计共银二万余两。张李氏便把银两交给她的儿子广月修庙，金子则自行收藏，现已被查获。” 宜特莫氏又命使女玉喜跟随张李氏服侍。庙宇修成后，改名为灵应寺。张李氏于是往来于两座寺庙之间，焚香治病。宜特莫氏也曾到寺中拈香。这就是张李氏先后跪香治病、蛊惑众人修庙的始末。后来因为西峰寺后面的塔院工程尚未完工，乌佳氏也没有再给银两。承揽修庙工程的任五无从借工程牟利，便起意与张李氏商议。因为张李氏曾说自己年轻时梦见观音菩萨，以及曾在通州坐雪治病等事，任五就借此画出图像，装饰得神奇异常，显示其灵异，以图欺骗众人。他认为众人必定会争相捐施银钱修造塔院，自己便可以从中取利。于是凭空添饰，画成张李氏出身、坐雪、出家，以及众人拜求治病等图像，共五轴，并捏造说她能够入定出神，还说张李氏是菩萨转世。该寺原有一尊年代久远的住持僧人塑像，原本称为‘西峰老祖’；村民因为张李氏治病烧香，也就称她为‘西峰老祖活佛’。从此远近百姓到寺中烧香治病的人络绎不绝，都有布施，每人从二三两到十余两不等。张李氏从此更加积聚财产，分给她的三子广月银一千两，用来修建圆广寺；给长子张明德银一千两，买了一所房屋，开设了一家木铺；她的次子遗孀崔氏在原籍典买田地一百余亩，这些全都是张李氏先前在通州、顺义治病时所得的财产。” 任五也得到修庙余款银八百余两。这就是任五起意替张李氏装饰绘制画像、蛊惑众人，并因此形成‘老祖活佛’名号的经过。如今步军统领衙门访查并搜捕到他们，奏请审办。臣等谨遵谕旨，会同审讯，并将解任的员外郎恒庆及应当受审的人等传到案前对质审问，他们全都承认先前的事实，没有隐瞒。臣等认为，张李氏不过是乡野愚妇，竟敢在京畿重地号称‘老祖活佛’，导致男女纷纷到寺中，甚至大臣、官员的家属争相捐舍财物，多达数万两，平日里必定有邪术以及传徒授教等违法之事。虽然现在起获的经卷经过详细查阅，都只是原有的、不完整的僧人斋戒诵读的《金刚》《观音》等经书；其中一张咒语纸，内容粗俗不堪，但也没有违禁、悖逆、荒诞的字样。不过，究竟传自何人，以及治病为何灵验等情形，仍须严厉追究张李氏。于是又对她施加刑讯威吓，令她逐一吐露供词。据她供称：‘我一向不识字，也没有药方医书。起初不过是学了李氏针刺、按摩的诀窍，后来见请我治病的人多了，就把买来的丸药重新制成小丸，随意画符。我本来没有法术，害怕被人看出破绽，所以胡乱念几句俗语，编出几个佛号当作咒语，叫儿子广月写下来。’

译施药时我默念咒语，一心只求观音菩萨保佑；并且叫服药的人一心念佛。没想到竟然出现了灵验的情形，于是大家纷纷布施。后来因为塔院修理没有完成，工头任五来同我商量，想把我坐雪、出身、治病的经过画成图像，又利用我从前梦见观音菩萨教我出家的话，捏造说我是观音转世。我听从了他，画成五轴图像，传播出去，结果人人都称我为‘老祖活佛’。这本来就是企图多得到布施的意思，是我该死，并没有其他邪术，也没有传授给别人或其他违法的事情。如果还有别的情形，如今双庆等人都在案，像这样严厉审问，怎么可能替我隐瞒。’臣等复查，任五是市井商人，承揽修庙工程，希望从中获利，本来属于常情；但他却专门替张李氏装饰绘制画像，还妄称自己能够入定出神，并妄称张李氏是菩萨转世，以致张李氏有了‘老祖活佛’的名号。至于任五是否传播邪术，或另有其他违法情节，仍不能确定。于是又对任五严厉追问，并施以刑讯威吓。据任五供称：‘我怂恿张李氏绘制图像，替她装饰出灵异的样子，又谎称自己能够入定出神，妄称张李氏是菩萨转世，本来是想教众人敬信她，多捐舍银钱，我借此把庙修完，就可以从中获利。那些图画都是我凭空添饰制作的，总之是我该死。我没有邪法，也没有另外煽惑什么。’臣等又认为，张李氏修寺所收的布施银两，除了三宝、恒庆两家之外，必然还有许多官员家属到庙中施舍，人数不胜枚举。即使两家所施舍的银两，也还不止这个数目。而且张李氏只是乡野愚妇、卑贱之人，竟敢擅自使用黄缎坐褥、靠背，更是狂妄违法。于是再次严厉追问，又据张李氏供称：‘我兴修庙宇，确实只有三中堂、恒员外两家是大施主。其余人数太多，实在记不清了，并没有其他官员家属大笔施舍，只有这两家给过我银两。有任五、许禄以及双庆、玉喜可以作证，我不敢把多的说成少的。至于黄色靠背坐褥，是因为我看见各座寺庙供佛时都使用这种物品，所以制作了一副，以便做道场时供佛陈设，平时则包好藏在屋内。昨天官员来捉拿我时，这些黄色坐褥等物全都包裹着，可以看出我不敢坐用；现在负责捉拿我的官员可以询问详情。’向双庆、玉喜以及老尼姑济广等人核问，供词都相符。最初前往拿人的司员也说，靠垫确实是包藏在庙中后搜出的，查验没有坐用过的痕迹。” 又审问恒庆：你是原任总督图思德之子，现在还有应赔款项，却不想着及早缴清，反而任由妻子修庙布施达二万余两，这是什么用心？恒庆只是伏地叩头，承认自己糊涂，无话可辩。又反复审问各犯，他们都一口咬定先前供词，案件中没有可以逃避或掩饰的地方。查律文载：‘凡师巫自称端公、师婆等名号，以及妄称弥勒佛，凡使用旁门左道、暗中藏匿图像、烧香聚集众人、煽惑百姓的，为首者绞，监候。’又载：‘官吏、军民等人僭用黄、紫二色的，比照僭用龙凤缀饰的律条，拟杖一百，徒三年。’诸如此类。此案中，张李氏本是一个百姓妇女，出家为尼，却擅自以烧香治病为名，念咒画符，煽惑远近居民以及官员家属，所收银两多达数万余两，并被人称为‘老祖活佛’，而她对此安然接受。任五本来是工匠，却因为承修庙宇图谋获利，竟敢起意替张李氏装饰画像，妄称她是菩萨转世，欺骗众人，导致张李氏有了‘老祖活佛’的称号，又骗取修庙工银八百余两。因此，张李氏假借神灵、画符、烧香治病，敛钱惑众，固然属于为首；但张李氏之所以煽动远近百姓，被称为‘老祖活佛’，实在是任五起意绘制画像并传播所导致的。两人的罪责相等，不便区分首犯和从犯。除去张李氏擅自使用黄缎坐褥等物，罪止于满徒而不再议处之外，张李氏、任五都应依照“师巫妄称弥勒佛、隐藏图像、煽惑人民为首”律，拟判绞刑。但张李氏既然已经做了尼姑，却不剃发，又敢假借神灵治病收钱，甚至哄动官员及其家属，得到数万银两；任五以修造工程的工匠身份，企图靠修工程赚钱，竟敢捏造张李氏是菩萨转世，以此煽惑人心，二人的情节和罪行都很重。京畿是首善之地，尤其应当肃清这类惑乱民众、妄为作恶的人，不便稍稍拖延诛戮。应请旨立即依法处决，以示惩戒。张李氏的长子张明德、三子僧广月，虽然审讯查明没有共同参与煽惑的事情，但分别接受其母骗取的银两，数额多达一千两，不能轻易宽纵。张明德、广月应在张李氏绞刑罪名上减一等，都杖一百，流放三千里，交顺天府指定地点发配，到达配所后再折责四十板。至于恒庆，身为现任职官，任由妻子入寺烧香，布施数万银两，并把分赏所得的奴婢使女玉喜交给她服役。三宝的儿媳乌佳氏，作为有身份的寡妇，因为张李氏治病有效，便拜她为师，施舍数万银两，并把使女双庆给她随从烧香；而且两人都有官项尚未缴清，却任意滥用，实在是妄为。除两家应缴纳的修庙银两已经由该旗遵照圣旨办理之外，仍应将被解任的员外郎恒庆交给刑部严加议处；恒庆的妻子宜特莫氏、三宝的儿媳乌佳氏，也应遵旨交该旗族长严加管束，不许出门。仍应行文各该旗、提督衙门以及顺天府五城，统一严令官员等人，不许放任妇女入庙烧香，以维护风化。张李氏、任五以及张李氏的儿子张明德等人在京的全部财产，已经由步军统领衙门查抄，应将金银、房屋交内务府查收。其木头铺一座，交该旗招人承买开办。其衣服杂物，交崇文门照例办理。张李氏庙中的全部杂物，以及原籍的房产，也已经由顺天府查抄，应听由顺天府分别办理。张李氏的寡居儿媳崔氏，一向住在原籍，审讯查明她不知道骗钱敛财之事，应不再议处，交由她的母家领回。任五所骗取的八百两银子，应照数追缴入官；查明该犯家产已经查抄，此事应不再议处。许禄负责管理修庙事务，审讯查明只是听从主母的命令，应与无关的玉喜、双庆、老尼济广等人一并免予议处。

译但玉喜是与她哥哥黄三一起被分赏给图思德为奴的人，应照例交该旗另行分赏为奴。双庆是三宝家契买的民女，应交该县照例发卖，所得身价银入官。张李氏修建的西峰寺、灵应寺，交僧录司另行选派妥当可靠的僧人住持并焚修。至于圆广寺，现已有僧人住持，不必更换。另据张李氏供称，顺义县瓦子街居住的民妇李氏传授针刺治病的方法；虽然已经审讯追究，她仍坚称李氏已经病死。此事是否属实，以及李氏是否另行传授他人、是否有招摇煽惑的事情，应交顺天府严加查明，照例办理，以彻底清除根源。以上。不久奉到圣旨：“本案工匠任五就是任极盛，他因修庙牟利而起意替张李氏装饰画像，妄称张氏是菩萨、佛祖转世，惑乱诱骗远近百姓；张李氏种种违法行为，都是这个罪犯怂恿造成的，他实是本案的罪魁，而且骗取修庙工银八百余两，也应依照窃盗赃物满贯的条例办理。任五着照留京王、大臣等人拟定的意见，立即处以绞刑。至于张李氏假借神灵、画符，以烧香治病为名惑众敛钱，固然属于违法，但她不过是乡村愚妇，只是为了骗取钱财，毕竟没有说出悖逆之词。张李氏着从宽处理，改为依例判绞刑监候，秋后处决。其余依议。钦此！” ◎梅心驿古刹　我皖舒城县，原是汉代龙舒县治，宋代撤省，到唐开元年间分合肥、庐江二县设置舒城县，隶属于庐州，如今仍是这样。距舒城三十里有一处叫梅心驿的地方，驿站附近二里左右有一座古刹，殿宇雄伟华丽，供奉的是如来佛，想来应当是大士像。后楼有三间，尤其宏大宽敞，匾额题作“仙好”，是乌程钮西农明府福畴修建的。古刹对面松竹茂盛，山峰重叠，远望很能开阔胸襟、愉悦眼目。道光丁未年十月，我随先师黄琴士先生经过这里，登上绝顶瞻仰礼拜。先生作诗记述此事：“听说灵岩佛自远方而来，虔诚地合掌礼拜，登上高峻的山岭。烟霞层层叠叠，仙人居处真好；金碧辉煌一层层，福地由此展现。莲花涌出座台，包藏整个世界；满山枫叶环护楼台。钟声和木鱼声触动了我的皈依之念，到这里，一片求取功名之心全都消散。”“走遍崎岖的人世道路，才知世路艰难；朔风吹来，使客衣显得单薄。旅途中高兴的是快到梅心驿，佛法的甘雨刚刚沾润贝叶经坛。最初立脚的地方本来就是岸，置身高处便不知寒冷。愿将慈亲托付给慈云庇护，紫竹和萱花都一样看待。”我依照原诗的韵脚作诗，其中有“礼佛但将诗供献，对僧翻觉我酸寒”两句，受到先生称赏。唉！自从兵乱以来，名山胜境变成了瓦砾遍地的地方，而我的老师也已经痛骂贼寇、舍身而死很久了。展开诵读这些诗篇，不禁泪流满面。◎晋中军风于泽　《左传》记载城濮之战说：“晋国中军在泽中遇风，丢失了大旆左边的旌旗。祁瞒违犯军令，司马把他杀死，在诸侯面前示众。”林注说：“风，是牛马的雌雄相互引诱而奔走失散。”浚师按：左氏说“晋中军风于泽”，并没有说晋中军的牛马在泽中因风而失散，林氏错误地把“马牛其风”和“风马牛不相及”两句话混在一起，于是也把“风于泽”解释为牛马相互引诱而走失，却不知道如果是牛马相互引诱，下面本来应当明说牛马走失，为什么反而接着说丢失大旆左边的旌旗呢？祁瞒违犯军令，罪过在于丢失左旃。‘风于泽’的‘风’字，应当按照‘风乎舞雩’的‘风’来解释。当时是六月（从下文“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可以知道这是六月的事情。有人说这是周历六月、夏历四月，当时河南一带并不太热，似乎把‘风’字这样解释也不确切。按：‘风乎舞雩’，不正是在暮春时节吗？这一点不必争论周正、夏正，也可以明白），中军将士在泽中迎风，队伍交错混乱，必然没有纪律，因此遗失了旆旃。祁瞒负有掌管军队的责任，不能约束众人，所以触犯军令，司马将他逮捕并诛杀。《甘誓》说：“左队不攻击左边的敌人，你们就是不恭敬地执行命令；右队不攻击右边的敌人，你们就是不恭敬地执行命令；驾车时不能把马驾驭得端正，你们就是不恭敬地执行命令。服从命令的，在祖庙前赏赐；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前杀戮。”临战时不服从命令，固然有法令制裁；尚未交战时不服从命令，也应当有法令制裁。这里的“奸命”，正是“不用命”的证据。李恢垣同年解释为：晋国中军先在泽中行军，因遇大风，旃旗丢失、军队混乱，祁瞒因此产生叛变之心，所以司马将他斩杀。这个说法也是新提出的，现一并附录在后面。

译附录：李恢垣同年光廷《风于泽解》　子严观察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一句为题，认为“风”字不应解释为牛马雌雄相互引诱，而应解释为《论语》“风乎舞雩”的“风”，见解卓越，但仍有可以商榷之处。杜预注说：“牛马因风而奔走，全部失散。”牛马本来就是增添出来的解释，而“风”字似乎仍应按本字解释，并没有说是雌雄相互引诱。所以刘炫《规过》认为是把牛马放到泽中（这也是沿袭杜预的错误）。丢失的是旆旃，并不是牛马。孔氏《正义》则认为，若没有丢失牛马，罪不至于严重，何必杀死他并在诸侯面前示众？于是引用《费誓》所说“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则有常刑”来证明，驳斥刘炫、申培、杜预（按：“则有常刑”一句也是断章取义，《经》原文说“复则赉，不复则刑”，是分两层来说的）。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理解了下文“奸命”的解释。杜预注认为，祁瞒掌管这两件事却没有办好（两件事指牛马和左旃的丢失），所以招致被杀，却不知道这样解释是说不通的。按：《僖公四年》召陵之战中说“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服虔注说：“风，是放逐；雌雄相互引诱，叫作风。” 把“风”字作另一种解释，是从这里才开始出现的。杜预注却说：“牛马因风奔逸，大概只是边界上的小事。”又《费誓》说“马牛其风”，孔安国注也只说“马牛有奔逸”，而已。孔安国早于服虔，也只是把它解释为奔逸，并没有说是雌雄相互引诱。一两匹牛马因雌雄相诱而走失，固然是常有的事；但全军的牛马都因相诱而全部走失，这难道还能相信吗？而且左氏在召陵一战中明明说“风马牛不相及”，这里如果确实指牛马，就应当说“晋中军牛马风于泽”，如今却脱去了“牛马”二字，把它隐去，这还可以说是解释经文吗？我的意见是，晋国中军先在泽中行军，因而遇到大风，丢失了大旆左边的旃旗。军中以旆、旃作为号令标志，旃旗丢失，军队混乱，祁瞒因此产生叛变之心，这就是“奸命”，所以司马依军法斩杀他，并在诸侯面前示众。因此，“奸命”本身就有可杀的罪，不是因为上面所说的两件事。如果因为这个“风”字又增添牛马丢失的事情，接着又抛开“风逸”的解释，另说成雌雄相互引诱，这就是越解释越混乱，有这样的注文，却没有这样的经文。经书中实词活用的例子多得数不清。“风”字按照“风乎舞雩”的“风”来解释，道理本来正大；不过还有区别：给“风”字作注说是“乘凉”，因为童子和成人已经举行祓除仪式，便到树荫下乘凉，这自然说得通；若把军队迁到泽中说成是乘凉，虽然说法圆满，却不如解释为遇到大风来得直接，似乎更为妥当。◎奋伐荆楚　《诗经·商颂》说：“奋力攻伐那荆楚。”朱熹《集传》说：“《易经》‘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大概说的就是这件事。”按：《太平御览·四夷部》把荆列在南蛮，把鬼方列在西戎。陈仁锡《潜确类书》说：南蛮就是唐虞时代的要服之地，到夏、商时期，逐渐成为边境祸患。到了周代，部众更加繁盛。所以《诗经》说：“你们这些蠢笨的蛮荆，把大国当作仇敌。”到楚武王时，蛮人与罗子共同击败楚军，杀死楚国的屈瑕。楚军重新振作，于是蛮人归属于楚国。（本于《后汉书》。）又说：“西羌本来出自三苗，大概属于姜姓，他们的国家靠近衡山。到舜把他们迁到三危，就是汉代金城以西南的羌地。那里靠近赐支（即《禹贡》的析支），一直到黄河源头，地势绵延千里；南面连接蜀、汉边界以外的蛮夷，西北面有鄯善、车师等国。夏太康失国时，四夷背叛；到后相即位，才征伐畎夷（即畎戎），七年以后他们才来朝见。到了后泄，才开始授予爵位和命令，从此服从。后来夏桀作乱，畎夷进入邠、岐之间居住。成汤兴起以后，便攻伐并驱逐了他们。” 到了殷室衰落的时候，各部戎人都叛乱。到武丁时，征伐西戎和鬼方并将其攻克。”（这段话也本于《后汉书》。）荆楚在南方，鬼方在西方，二者明显互不相涉（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说：“干宝曰：鬼方，是北方的国家。”这个说法也不准确）。而且《诗经》明明说：“只有你们荆楚，居住在国家的南方。从前成汤兴起，自那遥远的氐羌而来，没有谁敢不来进献，没有谁敢不来朝见，都说商王是我们永远的君主。”郑康成笺注说：“你们楚国，靠近荆州一带，处在中原的南方，却反而叛乱吗？成汤时，氐羌这些远方的夷国前来进献、朝见，说商王是我们一向奉事的君主。这里是用来责备楚国：你们竟然还不如那些远方的夷人。”所以苏氏据此立说。朱熹既然采纳苏氏的说法，却又在前一章引用“高宗伐鬼方”，认为那就是荆楚，似乎没有深入考察。王伯厚援引《大戴礼·帝系篇》“陆终氏娶于鬼方氏”和《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第六个叫季连，姓芈”，认为楚国就是他们的后代，以此证明《集传》的说法。这是把季连说成鬼方外家的后裔了，所说尤其错误。《诗地理考》也是王伯厚所著，他在解释荆、舒时曾引用郑氏“僖公与齐桓公兴举义兵，向北抵御戎和狄，向南攻伐荆和群舒，天下没有敢于抵抗的”，为什么偏偏到了《诗经》中的荆楚，又相信朱熹《集传》的说法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日〕

译◎湛若水《钤山堂集》序　湛甘泉说：“佛氏最初的用心，是一想到肉身形骸便认为那是痛苦的根源；断绝尘世伦理的罪过，是同一类、相贯通的事情。然而要追究罪责，必须根据实际行迹和赃证，才可以诛杀他们。如今只因为他们想到肉身形骸便诛杀他们，那么他们又有‘无诸相’的说法，必然不肯服罪。”浚师按：如今议论甘泉的人很多，大体不超出阳明所谓“向外寻求”一句，所议论的仍然只是形骸。至于他的《钤山堂集序》一篇，难道不是实际的赃证吗？我就拿甘泉审察佛氏赃证的办法，转过来审察甘泉自己的赃证。《序》说：嘉靖三十年三月朔日，前任大学士介溪严公把他的《钤山堂文集》三十二卷，寄寓在甘泉子那里，请我为卷首作序。当时我已经因病停止写作十多年了，焚香面对书册，两拜、两拜，又再两拜；一方面用来回答严公特别的礼数，另一方面也用来庆贺严公诚恳求取言论的心意。于是说：推想严公有这样的心意，人们将会轻装跋涉千万里，带来美善的言论进献，何况像我这样蒙受您知遇的人呢？展开阅读它，其中赋、诗以及古体、律诗、绝句共七百八十篇，颂、序、记、碑五十九篇，内制、讲章二十七篇，杂著二十五篇，铭四十三篇。又说：这部集子多么丰富啊！文章多么娴熟啊！其中的诗没有违背《风》《雅》和汉唐诗歌的传统，其中的言论没有违背训诰、诏令的规范。于是内心喜悦而精神激动，欣喜得仿佛进入陶朱公的居室、打开珍藏宝库，万般珍宝闪耀，文章的光彩夺目，使人应接不暇；又感到心神清爽，仿佛自己都失去了自我。于是起身慨叹说：我大概已经遍观天地间的文章了，文章就是道的显现。说它大，天下没有什么能承载它；说它小，天下没有什么能破坏它。因此，有人认识到它的大，有人认识到它的小；大小都只是一篇文章，也都是同一个道。道产生天地，文章存在于天地；天地产生圣人，文章存在于圣人。所以，经行于天便表现为文章，贯通于地便表现为文章，观察于人也表现为文章；天、地、人三才之道，无非就是文章。上天覆盖万物，大地承载万物，日月轮流发出光明，星辰明亮闪耀，银河形成文采，风雨滋润装饰，雷霆轰鸣猛烈，山岳屹立巍峨，河流流动粼粼，昆虫鸣叫，草木有的低垂、有的高耸，尧的光辉遍及四方，舜的重华焕发出文章，禹、汤的文命、圣谟、美善言论广大而显著，文王、武王的光明显著和盛大承继，这些全都是文章。然而，天地万物之所以能够覆盖、承载，日月之所以能够交替发光，雷霆之所以能够猛烈，万物之所以能够显明、流动、屹立、鼓荡、闪耀、低垂或高耸，圣人之所以能够光辉遍及四方、重华焕发，禹、汤之所以文命广大而显著，文王、武王之所以光明显著、盛大承继，必定有使它们如此的根本原因。《诗经》说“上天的命令，多么深远美好，永不止息”，大概是在说上天之所以成为上天的道理；又说“啊，多么显明，文王的德行纯粹无比”，大概是在说文王之所以成为文王的道理。孔子说：“文王已经去世了，周文王的文章不正在我这里吗？”所以，天地和圣人的文章，已经在这些话中说尽了。知道上天之所以成为上天、文王之所以成为文王的道理，也就知道钤山的文章之所以成为文章的道理了。有人说：请问它所以如此的根本。回答说：只是神罢了。神，是道的奥妙，是文章的根本。您没有听说过钤山降神的事情吗？我在留都时，已经把它写进诗歌里了。介溪翁天生神气灵异，疏朗开阔，幼年说话就能谈到前生的事情，张口便能成章，随机应变无穷奥妙，调和辛甘恰到好处，经历艰难而不失其操守，确实受到天子的喜爱；其中良苦用心，别人却没有谁知道。既然如此，难道不是严公精纯的神思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吗？有人问：请问关于根本的说法。回答说：您认为参天大树，果真是凭借外物假借而成的吗？这是万物所以有根本的原因。得到天的气，承受地的质，气与质合为一体，生生不息而不可测，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如此，这就叫作神。所以它能够伸展根部，长出树干、枝条、叶子以及花和果实，参合于天地之间。花和果实，是属于文采一类的东西；根本，是使花果成为花果的神髓一类的东西。懂得树木为什么能够结出花果，也就懂得钤山的文章为什么能够成为文章了。我水已经快九十岁了，也正处在说话语无伦次的时候，哪里还会有文章呢？只是伏在案上随笔写成，用来重重报答您的厚重礼意，也希望借此招来天下的善言。就从我水开始，巩固太平的根基于无穷；而我这个太平时代的老人，也可以安卧在无穷无忧的天地之间。因此，我勉强支撑病体写成《钤山堂集叙》。嘉靖三十年，岁在辛亥，夏四月二十一日，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书、奉敕参赞机务、国子祭酒、翰林侍读、同修国史、经筵讲官，林下年末八十六甘泉生湛若水顿首谨书。在钟声响起、漏壶将尽的年岁里，写下这样的寡廉鲜耻之文，难怪朱竹▯太史读后会瞪大眼睛，认为讲学的人竟没有料到会如此献媚。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其《凡例》说：“有明一代的文章和事功都比不上前代，只有理学，是前代所比不上的。”唉！像湛若水这样的人，前代的理学家确实也不多见。

译◎在河阳打猎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说：“狄人实际上灭掉了卫国，因为替齐桓公隐讳羞耻而不记载；河阳召见周王，因为成就了晋文公的美名，便称作天王狩猎。”浚师按：《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天王狩于河阳”，《左传》说：“这次会盟，是晋侯召来周王，让他与诸侯相见，并且让周王出猎。孔子说：‘以臣下召唤君上，不可以作为训法。’所以《春秋》记作‘天王狩于河阳’，是说那不是天王本来应去的地方，同时也彰明晋国的德行。”杜预注说：“隐去晋侯召唤君王的过失，是想彰明晋国的功德。河阳之狩、赵盾弑君、泄冶获罪，都违背通常的书法而改变例法，用来引出大义中值得警惕和疑问的道理，所以特意称引孔子来说明。”苏轼说：“彰明晋侯的德行，隐去他召唤君王的事实，记载天子出猎而显出天子失去本应有的地方，这就是褒扬诸侯、贬抑天子。之所以这样，也是借用‘失地’的文辞，想说明天王出猎所在的地方，并不是真正要贬低天子。如果隐去召唤君王的事实，那么完全不记载也合乎义理。之所以一定要记载天王在不合适的地方出猎，是因为如果把这件事完全隐去，就无法彰明晋侯尊崇天子的德行；所以记载天子出猎、诸侯前往朝见。”苏氏的意思与杜氏相同。只是两家的说法，仍有不完全恰当的地方。周王室已经衰微，天子软弱，晋文公率领九国军队，竭力谋求霸业；不召集诸侯，就不足以取得威势；不尊崇天子，就不足以端正名分。他不愿意让诸侯朝见周王，并不是因为自觉势力强大而不敢这样做。九国会聚于温地，假如公开声称要朝见周王，却有一个国家不服从，便会损害晋国的威望。不如劝说周王出猎，让君王到臣下这里来，于是使各国形成不得不朝见的局面，在表面上显示名义正当，暗中却施展威逼胁迫的私意。左氏说‘不是天王本来的地方’，随后又说‘同时彰明德行’，大概是说劝周王出猎，同时彰明自己朝见天王的功德。假如说孔子既然已经用‘天王狩于河阳’来隐讳此事，那么这里又明确指出它不合正道，岂不是几乎违背孔子修订《春秋》的宗旨吗？所以说‘不是天王本来的地方，同时也彰明德行’，用委婉的言辞表达，褒贬自然显现。杜氏说彰明晋国功德，苏氏说彰明晋侯尊崇天子的德行，都没有体会到其中最细微的意思。黄东发引用木讷的话，认为河阳之狩不是晋文公召来周王，那么《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都不足以相信了。桓谭《新语》说：‘秦始皇看见周王室失去统治，认为自己应当占有九州；看见百姓忙乱劳苦，就像群羊聚在一起、猪群聚在一起，都可以用竹竿驱赶。’ 襄王在位时的情形，不是东周以后可以相比的。而齐、鲁、宋、蔡、陈、郑各国，也不是晋文公能够用竹竿驱赶的，只好采取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的举动。河阳之行一发生，就可以知道晋文公的用心了。伊川先生说得好：‘晋文公想率领诸侯去朝见周王，这是正当的。只是担心诸侯不能前往，所以用诡诈的办法来实行，召来周王让他到自己这里来。人们只看见他召来周王的不当，却看不见他本来想让诸侯朝见周王的心意，因此把他的诡诈看得过重，掩盖了他的正当意图。’ ◎烈风雷雨而不迷失　“纳于大麓”，孔安国传说：“麓，就是录。让舜接受统领、总录各种政务的职务。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来，各自遵循其节度，没有迷乱、错失、过失和失常。这说明舜的德行与上天相合。”东坡先生《书传》说：“‘烈风雷雨弗迷’，是说上天有猛烈的风雷暴雨，而舜并不迷失。如今却把它解释为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来，反而违背了原文。”浚师按：孔传所说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来，正是因为各有其节度，所以没有猛烈风雷造成的迷乱、错失、过失和失常。东坡相信《史记》，又截去“各以其节”两句话，于是便觉得孔传的说法不圆满。孔安国大概是根据《孔丛子》中孔子回答宰我的话而说的，杨升庵《笔记》采用了这一说法。杨升庵说：“如今把大麓解释为山麓，就是说尧把舜安置在荒僻险要的地方，用狂风霹雳来试验他的命运，这和茅山道士斗法有什么不同呢？”这话诙谐而尖刻，意在驳斥蔡沈的《集传》，却不知道蔡沈实际上是沿袭司马光和东坡先生的说法。

译◎吴侍郎奏疏　同治甲子年秋七月，江宁收复。捷报传来，霍山吴公上了一篇《请加敬惧持以恒永》的奏疏，得到皇帝嘉奖，并发交弘德殿，让人作为省览参考。一时之间，奏疏稿本被争相传抄，几乎到了纸张涨价的程度。现录其原疏如下：户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臣吴廷栋跪奏：臣恭敬阅读本月初三日奉到的上谕：“自古以来，君臣处于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国家得到治理时不能忘记混乱，等等。”谨此领受圣旨！如今江宁收复，元凶已被擒杀，四方指日可望荡平。普天下的臣民，都深感庆幸。然而圣上的心仍然戒慎恐惧，不自满自足，谆谆告诫统兵大臣、督抚以及内外大小臣工，谨慎开端，谋划善终，不荒怠、不懈怠。这实在是四海臣民万世无穷的福分。但臣私下仍有忧虑。天下的治乱取决于朝廷的政事，各种官吏是恭敬还是放纵，要看君主的心意。事情不贵在文饰，而贵在实际；下属不一定服从命令，却会追随上司所喜好的东西。臣恭敬地为皇太后、皇上陈述：国家治乱取决于恭敬或放纵，而恭敬或放纵又根源于喜悦或恐惧。自古以来，功业成功、志愿实现之后，人主一产生喜悦之心，骄傲之心就已经潜伏；宦官中就会有人乘着这种喜悦进献谄媚，左右近臣就会有人借此喜悦肆意蒙蔽，讨好取容的臣子就会有人迎合这种喜悦而工于阿谀奉承，被斥逐的奸邪之人就会有人窥伺这种喜悦而巧于攀附钻营。谄媚之人进献谄言，权柄就会暗中被窃取；蒙蔽之徒肆意妄为，权力就会下移；阿谀之臣工于奉承，君主的意志就会受到迷惑；钻营之徒善于攀附，小人就会得到升迁。于是君主受到蛊惑，耳目被堵塞，厌恶忠言，疏远老成之臣。从前戒惧的念头，会因一次喜悦而败坏；此后放纵奢侈的行为，也会因一次喜悦而开启。还会自夸自己的智慧，乐于听到无人违逆，逞强实行独断，快意于从容放任；一人在上面放纵，群小在下面煽动，毒害流布于百姓，祸患遗留给国家，考察历代史册，前后都是同一条轨迹。追究它的根源，只是因为一念之间由喜悦转入骄傲。自军队兴起以来，十余省的亿万生灵惨遭兵刃，即使是倡导叛乱的百姓，也无不是朝廷的赤子；大军所到之处，全都遭到诛杀。皇太后、皇上体察上天好生之心，必定会哀怜他们，不忍因胜利而喜悦。假如在处理万机之余，竟有一念放纵，虽然圣旨告诫群臣，群臣也只把它当作旧例，许多人还把它看成具文，积习相沿，徒然作为粉饰；那就将仍旧安于懈怠、废弛和放纵了。若不是坚定意志，刻苦自持，几十年积累恭敬、节俭和自我涵养，就很难培植国家命脉、恢复国家元气。上面怎样做，下面一定会仿效；内部得到治理，外部才能安定。治理之道没有比恭敬更重要的，而关键又必定从恐惧开始。害怕天意的节度无常，就不敢依仗天意；害怕民情令人畏惧，就不敢轻慢百姓；害怕权柄被暗中窃取，谄媚之人就一定会被斥退；害怕权力下移，蒙蔽之事就一定会被察明；害怕意志容易动摇，阿谀之人就一定会被疏远；害怕邪恶容易侵入，钻营攀附就一定会被断绝。这一切都根源于一颗恭敬之心。恐惧是恭敬的开端，恭敬则是恐惧的实际内容。恭敬，巨大的智慧就会更加明澈，神明威武也会更加彰显。上天光明的节度常常照临眼前，百姓的怨叹仿佛就在耳边。君主一人在上面笃守恭敬，满朝廷的臣下就在下面彼此警醒。各路统帅知道恐惧，必定同心协力平定残余的乱象，残余的贼寇不难全部扫除；各级大臣知道恐惧，必定竭尽心力谋划善后，受灾的百姓便能庆幸重新获得生机。即使日夜勤劳，也仍然恢复那种艰难谨慎的态度，与二三位大臣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不求速成，不只看眼前小利；一切安抚、休养、培育的要务，无不依次筹划周全。这样或许可以做到至诚不息，长久实行正道而使教化成功，继承祖宗富有天下的宏大事业，开创子孙万代无穷的伟大基业。这些都由皇上的恭敬之心成就，而实际上又由皇上的恐惧之心开始。总之，国家存亡取决于恭敬还是放纵，恭敬还是放纵根源于喜悦还是恐惧。唐太宗身处群寇环伺之中，贞观之治超过汉文帝，却因为骄傲自满而招致侮辱。明皇亲自制定重大政令，开元之治与唐太宗相当，却因为安逸奢侈而招来祸患。至于帝舜的治理，大禹用不要骄傲、不要怠慢来告诫他，而《虞书》开头首先说“钦”，这就是他成就盛大中天之运的原因。周武王的治理，太保用不要玩弄人、玩弄物来训诫他，而《周书》开头首先说“敬”，这就是周朝享有八百年国祚的原因。因喜悦而放纵的，结果就是那样；因恐惧而恭敬的，结果就是这样。《易传》说：“处于危险才能使它转危为安，自满就会开始倾覆，始终保持恐惧，才是免除过失的关键。”《诗经》说：“要恭敬啊，要恭敬啊，上天的意旨是明白显著的，天命并不容易承受啊！”难道可以不把这些作为借鉴吗？臣不自量力，冒昧献上浅陋的意见，披肝沥胆地冒昧陈述，恭敬地请求皇上圣明鉴察。谨此奏上。按：这篇奏疏由内阁发抄以后，浚师正好在倭艮峰相国的宅第。相国拿着奏疏对浚师说：“您今天看见竹翁所上的奏疏了吗？这是自陆宣公以来少有的文章。”浚师回答：“程明道关于王道与霸道的辨析，朱晦翁面奏皇帝的话，也没有超过它。”相国说：“您因为竹翁笃守程、朱，所以把他同洛学、闽学相比罢了。”浚师又回答：“朱晦翁面奏皇帝的奏札中说：‘伏望陛下从今以后，每当一个念头萌发，就一定谨慎地察看它：这是天理吗？是人欲吗？如果果真是天理，就以恭敬来扩充它，不让它稍有阻塞；如果果真是人欲，就以恭敬来克制它，不让它稍有凝滞。推广开来，直到言语行动之间、任用人才和处理事务之时，无不以此作为裁断标准。’吴公的奏疏，实在是以这几句话为根本，脱化而写出来的。只是当时还没有听说诏书褒奖朱晦翁的忠直，而如今圣上的恩德已经下达，并且说他的陈奏恳切详尽，深深领会了防微杜渐的意思。这样看来，圣明君主的圣明，与平庸君主的平庸，又怎么能相提并论呢？”相国笑着点头说：“您说得确实如此。” ●卷三 ◎误截山谷诗首句　“青衫乌帽芦花鞭，送君直至明君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十一年。”这是山谷送同乡人赴廷试的诗，见于宋代吴▯《五总志》。如今山谷诗的别集依据《西清诗话》，截去了开头两句，“十一年”又误作“今八年”。青神史季温作注说：“近世的诗格一定要以偶数句配成篇章，三句诗是很少见的。周诗却也有这种情况，《麟趾》《甘棠》等篇就是这样。山谷这首诗大概是舍弃近世的格式而采用古法。由此推论，山谷不仅一生的句法奇妙，早年的诗格也已经高古了。”按：季温没有考察其中的讹误，却直接夸奖三句诗为高古，颇为疏忽浅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