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译◎王文成寄弟书：王文成公有一封《寄诸弟书》，《阳明全集》中没有收载。黄虎痴先生从收藏家那里见到，刊入《尺牍墨华》。信中说：“乡里来的人每次都问起守文弟，都说你非常瘦弱；近来收到大人的信，大人也这样说，我实在十分忧虑。血气尚未安定，凡事都必须更加谨慎。弟弟你天资聪明出众，我想你也不必等我来告诫。以前所谈的修养工夫，不知你们近来的想法怎样，难道也稍有荒废吗？大体说来，人不是圣人，内心不可能没有依恋和系着的东西；不系着于正道，就必然系着于邪道；不系着于道德功业，就必然系着于声色货利。因此必须先端正自己的趋向，这就是我从前所说的立志。趋向端正以后，又必须说有朋友相互磨炼、切磋，才能受到熏陶渐染，达到成就。你们本来资质很好，只是恐怕独自求学而没有朋友，难免放纵情欲、任意行事，自己却察觉不到。李延平说：‘中年没有朋友，几乎就放任自己了。’李延平尚且如此，何况后学呢？我一生的气质极其低劣，幸而没有坏到极点，自己认为从朋友扶持帮助中得到的益处很多。古人以蓬草、麻草作比喻，并不是欺骗人的。朋友都必须自己去寻求，并且自己放低姿态，才能有所助益。如果意气用事、自以为高人一等，胜过自己的人一定不屑于接近，而每天同卑污的人混在一起，便会一同堕落。这虽然是子张那样贤能的人，曾子仍然因此发出‘堂堂’的感叹。石川叔公是我们宗族中最出众的人，虽然他所谈的道理有时不免过于高远，但他的志向清高脱俗，正可以纠正流俗卑污的弊病。如今你们又朝夕相处，最可以借助石川来寻求正直、诚实、见闻广博的朋友，彼此讲习讨论。只要每天勤勉地专心做这件事，没有空闲顾及其他，正如所说，把人放在庄、岳之间，即使想找出楚国人，也不可能找到。守俭弟弟很喜欢神仙之术，所学虽然还没有完全走上正道，但同沉溺于声色财货的习气相比，相差很远。只是不可被方术迷惑，流入邪路。如果真能清心寡欲，那么距离圣贤之学还比较近。只是担心守文弟弟气质聪敏通达，未必能耐心学习这些；闲暇时试着讲习一番，也可以养身祛病，总胜过生病后才服药。偶然有空，我在灯下草草写成这封信。你们应当体会我的话，不要把它当作轻率荒唐的议论，这样就可以了。长兄守仁书，寄给守俭、守文弟，守章也可以读了知道。” ◎婆婆：张齐贤的母亲进入大内，皇帝说：“婆婆万福。”见《长编》。◎续断：续断又名属折，又名接骨，都是根据它的功效命名的。蒙古人称它为绰尔海。谨按：圣祖《庭训格言》说：“药物的品种不同，古人有使用新鲜嫩苗的，有使用晒干药材的，也有用手折断、用嘴咬断后，撮合在一处使用的。如今都使用晒干的药材，称量后配合剂量，这难道是古代的制度吗？例如蒙古有人损伤骨节，就取一种青色草药，名叫绰尔海的根，不让别人看见，采来服食，很有益处。朕让人试验，果然如此。考察它，正是内地的续断。由此看来，蒙古还保留着古代的制度。药物只要同疾病相合，即使有毒的药也能救人；如果不相合，即使是人参，人服用后也会受害。因此用药贵在同疾病相宜。”后面这几句话，行医的人应当奉为准则。◎子孙像祖先：唐代薛用弱说：“过了三五代以后，子孙中一定有一个人像祖先。”我的从叔祖名讳（玉涛，排行第十一），面貌同五世祖兼山府君非常相像。我记得自己八九岁时，逢年过节到宗祠拜祭，先父带我到兼山府君的画像前，说：“你知道尊长中有面貌相似的人吗？”我回答：“南门十一叔祖可以说是最像的了。”（我家分住东、南两宅，所以有东门、南门的称呼。）先父笑着点头。直到今天回想起来，更加相信薛用弱的话并非虚妄。◎庶吉士列入京察：乾隆三年京察，教习庶常馆保送一等的，修撰、编修共五人，庶吉士共九人。后来乾隆五年，吏部议定，初次任职未满三年的，一律不准保送列为一等。历次被保送的修撰庄培因，编修赵翼、韦谦恒，庶吉士褚廷璋等人，都出身中书，并累计计算从前的俸禄。庶吉士景福是壬申科进士，甲戌科尚未散馆，到丙子年任职年限已经满三年，所以按照惯例保送列为一等。至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奉上谕说：“今天引见的京察各员中，翰林院庶吉士也有列入一等的。这些人尚未散馆授职，不应立即承受荐举，着令撤去。此后庶吉士保送列为一等的惯例，着令停止。钦此！” ◎王▯望：王味▯兼（▯望）任浙江藩司时，收集各种名家刻本中的米芾书法，挑选其中最精美的，命工匠双钩摹刻在石上。后来又刻成二集、三集、四集。梁山舟学士曾作跋语，这在公卿之中也算是风雅之事。后来王▯望任浙江巡抚，恰逢父母丧，按例应当回原籍；高宗因为海宁改建石塘，认为王在浙江能够担当此事，便命令他留在那里督办工程。王与李质颖共事，意见不合。李质颖赴京入见时，奏报王居丧期间仍携带家属住在杭州，安然聚居。皇上对此产生怀疑。不久奉到谕旨，其中说：“从前他的父亲王师品行非常端正，没有辜负读书人的身份，不应有这样忘亲越礼的儿子。”于是剥夺王▯望的官职，仍留在石塘工程中效力。不久，甘肃收捐监粮一案案发，王▯望被处死。

译◎居德则忌：潘子善问朱子：“‘居德则忌’，传文说：‘则，是约束；忌，是防禁。意思是约定并确立防禁，就不会有遗漏和散失。’我对这个解释不能没有疑问，还请您批答。”朱子回答说：“不详。”王弼注说：“《▯》是彰明法度并作出决断的象。忌，就是禁止。法度明确，决断严厉，就不能怠慢。因此居德在于彰明禁令，施行时能够严厉，严厉时又能够施行；刚健而能和悦，决断而能和谐，这是美善之道。”《虞氏易》说：“阳气达到极盛，阴气便产生，德不能长久停留。阳气应当防备阴气，所以说居德则忌。”毛检讨《仲氏易》认为：“泽气上升到天，就会降下水泽滋润下方；若停留在上面，就不能这样，所以要禁止它。禁止，就是忌。意思是禁止它停留在那里。这些说法全都是在卦名之外另作一种解释。”我认为：泽气上升到天，仍要施布润泽以惠及下方。施行禄惠的君子，功德显著，自然能够刚健而和悦，决断而和谐。如果把功德据为己有，就会丧失刚正、明信的公道，反而无法取得信任，事情就会有危险。这里的“德”字，应当按照《左传·成公三年》“然则德我乎”中的“德”字来解释。不把功德据为己有而施及下方，正是老子所说的“功成而弗居”。《仲氏易》所说的“居则不得了”，语意相当吻合，只是还不够明白。至于说“这些说法全都是在卦名之外另作一种解释”，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定远村舍诗　前辈潘功甫（曾沂）有一首《经定远村舍诗》，诗说：“客人进入定远县，野外的情趣无法描画。各种豆子聚在一起开花，长长的葵菜排列成界。丝瓜露出筋络倒挂着，大葫芦拖着藤蔓悬挂。稻草柴禾驮在驴背上运走，菜捆和杂鱼一起晾晒。一只羊用角顶篱笆，逃出来与狗相遇。一只鸡低头啄食，用一只爪子拨弄沙块。一只鸡跑来鸣叫，竟强作欢快。一头牛伏在树根旁，呵斥起来时样子十分懒散。两头猪毛色混杂，还没有秃掉，却苦于患癞疥而衰败。老翁敲打火堆站着，招呼我到灶下交谈。老妇削着姜皮，在石板上摊饼出售。小媳妇整理麻绳，客人来了也顾不上解开。她丢下麻绳去捡马粪，出门时耙子的柄又坏了。看见仆人赶车离去，笑着说欠了她的饼钱。投下钱又给马饮水，很是遭到老妇责怪。请求多给一些，虽然并不多，却嫌他仓促离去。老翁很懂事，知道贵客喜欢洒脱。老妇不要发怒，老翁用手杖指着她，想让她行礼。”我也是定远人，诵读这首诗，觉得家乡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经历兵火之后，实在不忍回头看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斗〕 ◎袁太翁律例条辨　邹蓉▯的诗说：“生我的人默默无闻，真像鬼在呼冤；藏园有父亲，胜过随园。”他以为苕生先生替父亲撰写行状，而随园老人没有这样做，这是迂腐浅陋的见解。平常的德行和平常的行为，都是世间常态，不必劳烦子女为父亲称述。如果逞弄文人的笔墨，铺陈夸饰，反而确实会犯下诬蔑亲人的过错。孔子是圣人，《礼经》只记载他合葬于防，没有听说另有专门记载，大概是因为极度尊敬反而不加文饰。然而，随园的尊亲精通刑名之学，他的议论见于随园《答金震方问律例书》，其中有若干经过考核的条目，足以取信于今人并流传后世。现将其抄录在后，使读者知道随园表彰先人的事迹，并不在于区区一篇行状或一方墓碣。袁先生滨《律例条辨》第一条说：“调戏奸污未成，妇女本人自尽的，拟判绞刑。”这一条旧律中没有，新例也不妥当。事情关系到风俗教化，不能放宽或废弛；但是，调戏与和奸并没有区别。所谓调戏，是和奸没有成功。调戏者心中已经有和奸的意图，自尽者却是意外发生了变故。对于心中已有的意图，尚且难以施加杖刑；对于意外发生的事情，却突然判处绞刑，实在令人哀怜。况且所谓调戏，情形也极不相同：有的只是含蓄的言语，有的是眉目挑逗，有的是戏谑之语，有的是口出污秽淫亵的话，有的是作出牵拉拖拽的举动。自尽者的情形也各不相同：有的是愤怒，有的是羞惭，有的是受到邪念沾染，有的是本来就不想活，借此事来显示贞节，有的是另有原因而用此言辞诬陷。以上各种情况，都必须在当时详细审查，分别办理。如果一概定为绞刑，那么调戏的罪反而重于强奸。强奸未遂，不过判杖刑、流刑；调戏未遂，却要抵命。那些恶毒淫乱的人，又为什么要选择较轻的罪而不去强奸呢？殴打、辱骂他人，致使对方自尽，罪尚且不判绞刑；那么调戏他人，致使对方自尽，也不应判绞刑。为什么呢？殴打、辱骂与调戏，都各有本罪，而对方自尽，都是意外结果。孟子说：‘有的可以死，有的可以不死；本来可以不死却死了，是损害勇气。’ 被调戏者本来没有依法应当处死的规定，法律表彰守节的妇女，却不表彰以死殉节的妇女，这是为了重视人的生命。调戏后自尽的人，与殉夫的烈妇相比，尚且有所不及；既然已经给予表彰，又判她死刑，难道不是教天下女子轻视生命吗？民间传说有一个年轻人爱慕邻女，向她作了一揖，表示要替自己求婚；女子拒绝了他，他又作了一揖表示道歉，女子回家后上吊而死，这个年轻人竟被拟判绞刑。全郡的人都认为他只是三次作揖、女子三次推让，女子却因此而死，无不掩面流泪。我认为，因羞耻、愤怒而自尽的，应按照辱骂、殴打他人致其自尽的条文办理；应命有司临时查究究竟属于哪一种调戏，再援引相应条文拟办；情节严重的，另请圣上裁决。

译第一条，律注中说：“起初强奸，最后和奸的，仍按和奸论处。”这本来不是律文所有的内容，增补的条例也不妥当。考察律注说：“撕裂衣服、损伤肌肤，以及有人听见或知道的，算作强奸。”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既然把衣服撕破、肌肤损伤以及有人听见或知道作为起初强奸的依据，又有什么依据可以证明衣服后来重新完好、肌肤的伤口也恢复，因此最后变成和奸呢？彼此相爱才叫和奸，女子既然爱他，又为什么会怨恨他，反而诬告为强奸呢？被奸污者一定说是以强奸结束，施强者一定说是以和奸结束；究竟相信哪一方？事情处于暧昧之中，审讯者茫然无据，势必把自尽者认定为强奸，把未自尽者认定为和奸，这就是率领众人强行把强奸说成和奸。死生也是大事，若不是孔子所说的刚强之人，谁能轻视死亡？女子果真清白贞洁，偶然被强暴者污辱，就像浮云遮住白日，并不是她自身有什么过错。何况她上有舅姑，下有孩子，自身责任很重，先王本来未曾要求她一定去死。然而，施强者的罪却不能不诛罚。如今的有司，大多宽纵有罪之人，反而诬蔑妇女的名节，以为这样是在暗中积德。这样一来，无耻之徒预先知道女子未必能自尽，就会只管施强；到官府后再诬称最终是和奸，那么他的计谋就已经得逞了。有人说：“判定最后和奸的依据，是呼喊声逐渐减弱，四邻没有听见，便算作和奸。”却不知道，如果哭喊声果真被四邻听见，奸淫就可能不会成功；既然如此，强奸又从何而来？施强者大多选择在柴门蓬户之中，等四邻听不见后才敢放肆行事。即使四邻有人听见了，又有谁能辨别声音的始末呢？又有谁能为此作证，把人置于死地呢？这样看来，所谓起初强奸、最后和奸，最终也只是毫无根据罢了。律文说：“强奸者斩，未遂者流。”文字简明，没有枝节，多么正大。律注中增添“最后和奸”二字，便使冒险求幸的人有了许多机会。考察律文，强奸者诛杀，和奸者也要杖责；凌辱暴行者已经侮辱了人，又引导受辱者一同受杖，以众人共同羞辱她，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了。即使妇女意志不坚定，想到自己既已被污辱，稍微忍耐以免事情传播，她的内心也实在值得哀怜。与那些眉目挑逗、心意相通、彼此越轨的人相比，罪行应当减轻。这样看来，即使起初强奸、最后和奸确实有证据，男子拟判杖刑仍然偏轻，女子拟判杖刑却已经偏重。我认为，法律重在惩罚人的内心：施强者，女子不应处死；调戏者，女子更不应处死。但有的自尽、有的不自尽，是因为她们所遭遇的情况不同。施强者的内心，已经把人逼到了死亡边缘；即使女子没有自尽，他的罪也很重。调戏者的内心本来没有把人逼到死亡的意图；即使女子自尽，他的罪也较轻。如今的条例注重了本来较轻的情形，反而轻视本来较重的情形，似乎很值得怀疑。第一条，“犯罪后留下来奉养亲属”，载于《名律》，始于北魏太和五年；金世宗引用“丑夷不争”的礼义来废除它，极为恰当。然而，律文说要奏请皇上裁决，仍然没有确定必定赦免。如今刑部有时不上奏请示，只按照条例批准施行。我认为，杀人者应当偿命，即使尧、舜重新在世，也不能通融。孔子说：“一旦因愤怒而忘记自身安危，甚至牵连自己的亲属，难道不是糊涂吗？”由此可见，三代没有留下奉养亲属而免刑的条文。像这种人，并不是圣人所应怜悯的对象。杀人者的父母，与被杀者的冤魂有什么关系？忘记父母而杀人，他的不孝应当诛罚；倚仗父母而杀人，他的心术也应当诛罚。按律文，“明知有恩赦仍故意犯罪的，在本罪上加三等”，就是憎恶他有所倚仗。那些倚仗有留下奉养亲属这一条例而故意犯罪的人，为什么反而能减轻本罪呢？父母不能教育子女，以致子女陷入罪恶，即使他们年老而受冻挨饿，也属于自取其祸。若圣王施行仁政，务求万全，那么也可以按照情节和罪行，在刑期将到时奏请圣旨。第一条，尊长杀害卑幼，律文没有明文规定，是因为尊重名分的缘故。考察史册，却也并不完全如此。汉代贾彪不先审理盗贼案件，而先审理母亲杀子之案，说：“盗贼杀人，是事情通常会有的；母子相残，却违背天理、悖逆人伦。”最终依法审理并治罪。这说明母亲不得杀子。赵广汉因为丞相夫人杀了婢女，便把夫人拖到庭下跪着受审。这说明夫人不得杀婢女。唐敬宗时，姑母把儿媳鞭打至死，有司请求让她抵偿。这说明姑母不得杀儿媳。马端临说：“儿子有罪，父亲不能使他活下来；那么儿子无罪，父亲也不能杀他。”世宗宪皇帝特意斩杀奸污儿媳的胡璁芳，皇上又特意绞死烹杀家奴的徐某，这些都是圣明君主的独断裁决，不是平常人所能妄加评论的。我私下认为，父母对于子女，家长对于奴婢，都不应无理杀害。其中尤其严重的是姑母杀儿媳、妻子杀妾。儿媳与婆母本来并非天然亲属，有的待年出嫁的女子年幼住在夫家，受到婆母凌逼，力量不足以抵抗；有的悍妻严厉嫉妒，动辄使用非法刑罚。地方官拘泥于名分，往往拟判杖刑赎罪。花费些钱财就能了事，拿人命来抵偿，比鸡狗的价值还低。却不知道按照服制，儿媳死后，婆母应服期服；因此，杀害儿媳，就是杀害期服亲属。士人的妾有了儿子，士人便为她服缌麻之服；因此，杀害妾，就是杀害丈夫的缌麻亲属。在百姓家中，无论是儿媳还是妾；在国家之中，都是百姓；在天地之间，都是苍生。皇上不忍心杀害一个无辜百姓，而恶毒的婆母、凶悍的妻子却竟能杀害无罪的苍生；她们得罪卑幼，事情虽小，得罪天地和皇上，事情却很大。请从今以后，将尊长无理杀害卑幼的案件，另行根据冤屈惨酷的情形分别治罪，这样实际能够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译◎林德阳《霁山集》　“明珠失去，忽然震动，仿佛惊醒沉睡的蛟龙；轩窗高敞，岂能忘记犬马般的旧情。亲手拾取寒玉，从幽草中取出；四川的风雨也为之使鬼神惊动。”“一人自行筑起珠丘土，两个匣子中仍传着天竺国的经文。只有春风知道其中的心意，年年让杜宇对着冬青哭泣。”“昭陵的玉匣流落天涯，金粟堆前只有几只乌鸦鸣叫。水流到兰亭便转为呜咽，不知真正的字帖落在谁家。”“珍珠般的野鸭、玉雁又化为尘土，班竹临江，首先回首。还记得往年寒食祭祀时，天家的骑士捧着香而来。”世人都传说这些诗是唐珏所作，但林德阳（景熙）的文集中也收有它们。考察林德阳《霁山集》五卷，纪文达撰写的提要说：“札木杨喇勒智（原作杨琏真伽）发掘宋朝各陵墓，用遗骨建造镇南塔。景熙设法换出真正的遗骨加以安葬。他的忠义感动百世，但各种书有时把这件事归于唐珏。现在考察此集所载《梦中作》四首，与各书所载唐珏作品相同。唐珏其他诗作大多未见，而这四首诗的词句格调确实与景熙的其他诗相似；并且‘双匣亲传竺国经’一句，与景熙安葬高、孝两陵的说法相合，与唐珏把各陵遗骨一同安葬的说法不合。考察集中还有一首《和唐玉潜》诗，玉潜就是唐珏的字，那么两人本来就是旧友；也许当时景熙与唐珏共同谋划了这件事，由于事情秘密，传闻出现不同说法，于是讹传为唐珏所作。”浚师按：徐沁《金华游录》的注说：“杨琏真伽发掘陵墓一事，各书所记载的年月不同。考察《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江南总摄杨琏真伽发掘宋朝陵墓，取得其中的金银宝器，用来修建天衣寺。又考察宋文宪《书穆陵遗骼事》和丘文庄《续资治通鉴》，都说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请求毁掉宋朝会稽诸陵；江南总统杨琏真伽与丞相桑哥内外勾结，第二年乙酉正月奏请依照三位僧人的意见办理。大概他们的谋划开始于甲申，完成于乙酉，与周草窗《癸辛杂识》所记年月相同。当时会稽的唐玉潜珏、永嘉的林景熙德阳、郑宗仁朴翁与皋羽，都寄居在王监簿家中，共同谋划收取并掩埋陵墓遗骨。所以唐玉潜作《冬青树引》来记载这件事，而景熙答复皋羽的诗中也有‘夜梦绕勾越，落日冬青枝’，难道不是各人共同参与此事的明显证据吗？” 又据郑明德《遂昌杂录》说：“发掘陵墓时，林景熙故意装作乞丐，背着竹筐，夹着竹夹，遇到遗物就用竹夹夹进筐里。唐珏暗中铸造金牌系在腰间，贿赂西僧，求得高、孝两陵的遗骨，装在两个匣子里，安葬在东嘉。”所以《梦中作》诗中有“双匣亲传竺国经”这一句。厉太鸿孝廉编撰《宋诗纪事》，说六陵遗骨，《癸辛杂识》和《辍耕录》都说葬在兰亭；如果说高、孝两陵的遗骨由林景熙带到东嘉安葬，那么诗中所说的‘水到兰亭’又是什么意思呢？应当以周草窗、陶南村的记载为正确，而景熙只是共同参与此事的人。《梦中作》诗是唐玉潜所作，不能说是景熙所作。”这番议论也很确切，现一并保存下来。（浚师又按：王监簿名英孙，号修竹；郑宗仁号朴翁，也号即翁，曾撰《易说》若干卷，这些情况都见于诗集。本朝全祖望所撰《六陵祠祭议》《冬青义士祠祭议》等篇，记载尤其详细。） ◎王安石乖僻　王莽有五均、六管的条文，王安石新法中的青苗取息，大概就是继承了这类做法。人们说王安石事事学习周公，却不知道他只是拾取王莽剩下的唾余罢了。王安石的《诗经义》写成后，把神宗比作文王，俨然把自己当作周公。当他掌权时，富郑公罢政经过南京，对张文定公说：“没想到他竟会这样，我当初还曾推荐过他。”文定用南方口音说：“富七，难道你不惭愧害怕吗！”富公说：“您当初是怎样看待他的？”文定说：“我不是这样。最初见他读书时，也颇有意于他。后来和他一同在试院，看到他的议论乖僻，从此便疏远了他。”由此可见，自以为是而又乖僻的人，必定会误害人家和国家。◎皇后称朕　辽景宗八年二月壬寅，谕令史馆学士：记载皇后的言语，也使用“朕”和“予”，将此定为格式。◎汪容甫先生传　宝应刘端临先生（台拱）遗书第八卷第二十叶《竹邻张君家传》第十一行之后，接着刊印“死节之臣，作《广陵对》凡三千言”等语。仔细阅读才知道，那其实是汪容甫明经传。此篇之后又刊印《竹邻张君家传》，大概是前面十一行刊刻错误，先生的外孙阮恩海没有校勘出来。兵火之后，不知道先生家中是否还藏有可以补入的抄本，现赶紧抄录如下，以等待搜集整理。刘端临先生《容甫汪君家传》（前面缺少十一行；从文章意义看，确实是家传体。）

译死节之臣，撰写《广陵对》，共三千字。汪君年轻时作诗，向上取法汉、晋，下则追踪韩、杜；三十岁以后，便不再作诗。他的古文辞质朴丰厚、深沉美好，义理和体例严谨，以经史为根基，熔铸汉、唐文风，不进入欧、曾、王、苏的门径。他所作的六朝骈体文，哀婉感人而又华美，志趣隐微、意味深长，没有近人模仿汉、魏、罗列奇字的弊病。他曾经自述一生，认为自己与孝标相比，有四点相同、五点不同。又撰写《哀盐船文》《吊黄祖文》《狐父之盗颂》《吊马守真文》《汉上琴台之铭》，并流传于世。晚年专心研究经学，举出其中重要的内容，用义例加以解释，纵横贯通、深广博洽，卓然形成一家之言。学习他学说的人，起初好像获得了新见解，等到反复考订，才知道它们都是依据古义。自从前代经师大儒以来尚未阐明的内容，都由他揭示出精微奥妙，这就是所谓可以悬挂于日月之间、不可磨灭的著作。他喜好《左氏春秋》，撰写《春秋释义》数十条；又采集定、哀之后各国的史事，撰写《春秋后传》，但没有完成。他忧虑后人诬蔑《左氏》、怀疑《周官》，于是撰写《春秋左氏释疑》《周官征文》。他认为女子未嫁而守贞是不合礼的，撰写《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他忧虑近世建立家庙时，有的不给妇人设置神主，撰写《妇人无主答问》。又认为“媒氏中春会男女”中的“会”应读作司会的“会”，于是撰写《释媒氏文》。凡是他所作的文章，都有益于经学，能够维持风俗教化。他在史学方面，贯通周密而又博洽，曾取宋代宗室见于《纪》《传》的资料，撰成《宋世系表》，补足沈约之书的缺漏。又撰写《宋世系表序》《广陵曲江证》《答钱少詹事问》《江淹墓辨》《江都县榜驳义》，并依据各朝史书，辨析考证地理方面的错误。荀子、墨子的著作，也都是他研究完毕的；由于当时通行的贾谊书籍篇次失序，便依照《汉书》本传校录，编为内篇、外篇。他所撰写的《荀子通论》《年表》《墨子序》《墨子后序》《贾谊新书序》《年表》，都收入《述学内篇》。他搜集整理三代、两汉的学制，以及文字、训诂、度数、名物等与学者有关的材料，分别分类编排，准备撰写《述学》一书，但草稿尚未完成。又把平日读书所得以及所论述撰写的文章，分编为《述学内外篇》。还仿照《大事记》的体例，撰写《广陵通典》十卷，写到杨行密的本事为止。君所收藏的书籍大多是善本，朱笔、墨笔批校灿然，横放在座位旁边，还杂有金石彝器之类，几十年来从未离手。王侍郎昶、拟广师说君有扬雄、司马相如那样的文章。孙粮储星衍为君作传，说：“君解释经书有神悟，对于古代文书和翰墨文章，提笔便能写下千言，不加删改，没有不符合人意愿表达的。”阮抚部元为《述学》作叙录，说：“心中贯通九流之学，口中读遍万卷之书，宏大的文章和崇高的议论，上可比拟汉、唐。”这些话都足以用来谈论君的学问。君给毕尚书沅的信中说：“我年轻时求学，实在是私下以顾宁人处士为师，曾经推究《六经》的旨意，使它符合世间实用。后来从事考据古学，讲求实事求是，不崇尚墨守成规，因此与元和年间的惠氏不合。我所写的文章，常常担心思想不能准确表现事物，文辞不能充分表达思想，也不专门拘守一种文体。”这难道不是君自己如实说明情况，才能这样亲切而有意味吗？君所著有《春秋述义》《春秋后传》《知新记》《述学》《广陵通典》《金陵地图考》若干卷，诗一卷；又选取经、史、子以及汉、魏、六朝、三唐人的文章，编成《喜诵》十卷；还选取屈原、宋玉以下哀婉艳丽的文章，编《伤心集》，但尚未完成。君于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杭州葛岭园去世。君一生性情刚直，厌恶邪恶，遇到事情便直言发作，因此很多人嫉恨他。然而君孝敬寡母；同胞姊妹有两人，母亲邹太孺人疼爱小女儿，君对她格外礼敬，抚养外甥如同自己的孩子。每到一个地方，便披荆斩棘去拜访师友的墓，还留下钱财赠给他们的后人。君曾读《阮嗣宗传》，认为其中“外表坦荡而内心淳厚真挚”的话，可以用来比拟君的行事，这大概就是千秋万代公正的评价吧！（浚师按：传中所说王侍郎昶、拟广师、孙粮储星衍为君作传，以及阮抚部元为《述学》作叙录，子箴兄于同治己巳年重刻《述学内外篇》时，只刊登了王观察念孙的一篇序文，其余都没有收入。兄长在跋语中说，容甫的著作还有《广陵通典》《大戴礼正误》《经义知新记》以及诗集，而传中所记的《春秋后传》《金陵地图考》《喜诵》等，大概早已散失了！） ◎倒退虫　南海黎棠村（国琛）的《连山学署杂咏诗》说：“哪里知道倒退虫相似，蹲伏在空堂中同样悠闲。”按：连山有一种虫，在屋内地面打穴，穴的形状像臼，异常光滑。穴有宽有窄，随着虫的大小而不同。虫伏在泥中，整天不出来，用手把它引出来，形状像肥大的蚰蜒，仍然蜷伏着一动不动。当地人叫它倒退虫，因为它从地面旋转着向上爬。◎天行健　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说：“《易经》各卦的大象都说卦名，《乾》《坤》就是这样。《坤》卦说‘地势坤’，那么《乾》卦也应当说‘天行乾’，却说‘天行健’，为什么呢？解释的人说，《乾》不能从卦象上求取意义；然而《说卦》说《乾》代表天、君、父、金玉，这难道不是卦象吗？李子美说：”《集韵》说，“健”字就是“乾”字，把“乾”解释成“健”，是传写造成的错误。‘这个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按：李子美名隆，是临安人，楼攻愧的门客。）

译◎杨龟山被举荐　杨龟山（时）因宰相王黼举荐，被授任秘书郎。召到朝廷后，升为著作郎，屡次升迁至给事中。绍兴初年任工部侍郎，去世。墓志铭和《言行录》都避讳不说是谁举荐了他。按《宋史·张{▯角}传》，蔡京想寻找善于教导子弟的人，有人举荐张{▯角}。一天，他回头对诸生说：“你们这些人曾经学过逃跑吗？”诸生惊骇地询问。{▯角}说：“如今天下被你们的父亲破坏，早晚会发生大乱。贼兵到来，一定先进入你们家，你们只要善于逃跑，或许还可以逃脱死亡。”诸子把这件事告诉蔡京，蔡京询问对策。{▯角}说：“应当赶快把年高有德、老成持重的人延请到身边，用来启发引导皇上的心意，这是第一要务。”蔡京询问他所知道的人，于是他举荐了杨时。据此，杨龟山确实是首先接受蔡京举荐的人。唉！蔡京父子向来用爵位俸禄来诱引有声望的士人，而唯一不能招致的，只有潘良贵一人罢了。◎前身　郑愚醉酒睡觉时，身边的人看见一头白猪，便说郑愚的前身是白猪。钱武肃的前身是蜥蜴。徐知诰的前身是赤蛇。欧阳文忠闻到榆荚的香味，悟知自己的前身是瞿▯鹆。刘沆镇守陈州时，梦见登上谯楼，抱着鼓睡觉；第二天，属吏告诉他，夜里将近四更时，有一条长三尺左右的蜈蚣盘旋在鼓上，于是知道刘沆的前身是蜈蚣。本朝袁随园先生的前身是点苍山白猿，纪文达协揆的前身是蟒精，吴香亭侍郎的前身是虾蟆。◎生台　李洞的诗说：“禁院关闭了生台，寻找师父告别绿色的槐树。”生台是佛寺中施食的地方。袁清容（桷）所说的“悲哀的猿猴依傍讲席，饥饿的鸟儿飞下生台”，也是这个意思。◎文昌帝君　吴荷屋中丞（荣光）的《吾学录》记载：“祭祀文昌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认为文昌是天神。《天官书》说，北斗斗魁前端像筐形的六颗星，第一颗是上将，第二颗是次将，第三颗是贵相，第四颗是司命，第五颗是司中，第六颗是司禄，这就是文昌宫，‘文昌’这个称呼由此开始。另一种认为文昌是人的鬼神：周代是张仲，汉代是张良，晋代是凉王吕光，五代是蜀主孟昶。在姚秦时期，又为越▯人张恶子在梓潼山建立祠庙。唐明皇西行巡狩时，追封他为左丞；僖宗进入蜀地时，封他为顺济王；宋咸平年间改封为英显；元延（▯）初年加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帝君，‘帝君’这个称呼由此开始。”按：《潜确类书》说：“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形状像筐，是上天的六府，主管汇集和计算天道。第一颗叫上将、大将军，建立威武；第二颗叫次将、尚书，匡正左右；第三颗叫贵相、太常，治理文书事务；第四颗叫司禄、司中，掌管赏赐功劳、晋升爵位；第五颗叫司命、怪太史，主管消除灾咎；第六颗叫司寇、大理，辅佐治理宝藏。占测时，如果星光明亮润泽，大小均匀整齐，就表示上天的祥瑞到来，各项职事得到治理。” 以上所说的内容中，称“第六颗为司寇”，与《天官书》称“第六颗为司禄”不相符合。《寰宇记》说：“济顺王本名张恶子，是晋人，战死后祠庙仍然存在。唐广明二年，僖宗进入蜀地，神灵在利州桔柏津显现，被封为济顺王。僖宗亲自驾临他的祠庙，解下佩剑赠给他。当时王铎随驾护送，于是题诗说。”《舆地纪胜》说：“灵应庙就是梓潼庙，在梓潼县北十八里七曲山。”《明一统志》说：“按《图志》，神姓张，名亚子，他的先祖是越▯人，因为替母亲报仇而迁居此山。从秦代以后，世世代代都著称于灵异。宋建炎以来，屡次加封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这里记载的济顺王与吴氏《吾学录》所说的顺济王不相符合。又《寰宇记》说：“张恶子过去到长安，见到姚苌，对他说：‘九年以后，您应当进入蜀地。如果到了梓潼七曲山，希望能来找我。’到了建元十二年，姚苌随杨安向南征伐，还没有到七曲山，便迷失了道路。巡游的骑兵忽然看见一只鹿，追到庙门，鹿自行死去，骑兵便一起剥鹿。不久姚苌到来，醒悟说：‘这是张君为我安排主客之礼。’ 于是把鹿烹煮食用后离去。”据此看来，梓潼灵应庙似乎专门是为张亚子建立的。我家旧藏有梓潼县七曲山文昌帝君像的石刻拓本，像中所骑的马有人说是白特。特，就是雄性；公马也叫特，《周礼·夏官·校人》说“凡马，特居四之一”，就是这个意思。朱文正公（▯）自称前身是文昌宫中的盘陀石，因此号盘陀老人。有扶乩者说，文正公是文昌的第二世储君，名叫渊石，所以字石君；又奏请增加文昌的封号，行九拜礼。虽然这些传闻说法各异，但既然已经列入祭祀典礼，读书求取科名的人便一直尊崇奉祀而不废止。我县的文昌祠，按风水家的说法，地势最好，关系到全县的文运，因此香火比其他地方旺盛得多。道光年间，先资政公曾捐资重修，又亲自题写楹联说：“人间文章没有凭据，只有积行阴德；天上主掌科举的神明有眼，只看人的心地。”他不拘泥于考据文昌究竟是星辰还是人物，而专门就读书求取功名的人勉励他们存养心性、树立品德，难怪我的老师黄琴士先生赞叹这是超脱的见解。◎行事相似　老聃到了西戎，模仿夷人的语言；卫侯也模仿夷人的语言。东方朔猜射覆物，尹方（王莽时人）也猜射飞虫和荚果。公冶长能听懂鸟语，侯瑾也能听懂鸟语。李广射石，李远也射石。苏武在匈奴牧羊，韩延徽也在契丹牧马。曹操称刘景升的儿子为猪狗，朱温也称自己的儿子为猪狗。韩退之劝谏迎佛骨，李尉也劝谏迎佛骨。◎苏迈诗句　苏伯达（迈）有诗句说：“树叶随着流水，不知飘向何处；牛背带着寒鸦，经过另一座村庄。”这句诗袭用了先玄英先生“鹤盘远势”一联的意境；然而“蝉曳残声过别枝”一句，千古以来没有可以匹敌的，难道是后人所能摹拟的吗？◎小侄　今人面对尊长和世交时，自称为“小侄”。《侯鲭录》说：“钦之任中丞时，谈到刘仲冯。一天贡父遇见他，说：‘小侄有什么过错，竟致使您上奏弹劾？’”

译◎徐渭给严嵩祝寿的启文　徐文长（渭）在胡宗宪幕府任职时，凭借权势相当横行。等到胡宗宪入狱，徐渭害怕受到牵连，便发狂，用大锥刺耳，深达数寸，又用椎子击碎肾囊，但都没有死。后来他又击杀继妻，被判死刑，关进狱中，乡人张元忭极力营救，才得以免死。他这个人，大概是狂放不受约束的一类。曾经写过一篇《代寿严公生日启》，说：“门上悬挂弧矢，恭敬地依照赐弓的吉祥图兆；酒杯中流动着霞光，满满盛着传柑的甘液。年年逢此节日，到处都是阳气回转。伏念某官，承受山岳精华，得到凤鸟麒麟的祥瑞。出生缘于吉祥梦境，广泛传说有孔子、释迦牟尼的神妙；出仕又遇到圣明时代，大有皋陶、夔那样的声望。历经几次升迁而入朝为相，以同样的德行感通上天。四海之内都仰望您，万国都把您作为法则。恭敬地想到您的诞辰，正值初春。八十岁刚刚登临，正如姜尚遇到文王之日；年长一岁，正是潞公结社之时。蓂荚显示出舒展的征兆，已经含有元气；天干地支重新开始，又经历了二十年。年龄、德行、爵位兼而全备，上天对您格外厚待；积累岁月、时运又恰逢此日，是世人少有的际遇。我早年侍奉讲席，幸而承受您的余教；自从承蒙任命为节度镇守使，几乎招致浮泛的议论。承蒙您曲意保护，使我得以保全，尚且还能充任使职。您了解我，胜过生养我的父母，更加证明古语并非虚言；我感念恩德，想用行动报答恩德，只是上天的恩德广大无边，实在无法报答。遥想您清晨的寿筵，宾客随从如流水般而来；我却被遥远的道路阻隔，心情摇动如旌旗。因而送上这点水土所产的微薄礼物，冒昧地把它比作珍贵的礼品；用片言只语述说您的功德，也不知道自己的文字粗陋。托这篇文章行百拜之礼，驰送我内心的一点诚意。伏愿您保全尊严，承受安宁幸福。年高德隆，永远调和伊尹、傅说那样的治国之才；君主圣明、臣下贤能，远远超过乔松般长寿的境界。乘车应召入朝，赐给几杖以咨询政事。享寿百年，哪里只是像鲁武公那样睿智圣明；辅弼君主、光明显扬四代，永远做康王的父师。”谄媚之词写满了纸张，而且还有“了解我胜过生我”“上天的恩德无边”等话，可以说连廉耻都丧尽了。按：严公就是介溪，他的生日在正月。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介溪入朝为相，时年六十三岁；到辛酉年，政论说他八十岁，实际是嘉靖四十年。把它记录下来，足以作为文人品行不端者的警戒。◎李雯《烧香曲》　摄政睿亲王写给明大学士史可法的信，相传是李雯所作。李雯是江苏人，顺治初年曾任内阁中书舍人。我见过他的一首《中秋夜烧香曲》，风格轻盈流畅明快，即使放在温庭筠、李商隐的诗集中，也几乎可以真假难辨。沈归愚的《别裁集》、张南山的《诗人征略》都没有收录李雯的诗，大概已经湮没失传很久了。现在录下他的《烧香曲》：“秋日的闺房清净，天空如水；桂花飘落在凉风中。东墙边云朵般的树叶吐出明亮的月光，绣户和鸾屏临近夜色而挺立。翡翠瓶高高放着，金制博山炉中香烟升起；隔着窗户，云母屏风旁香盘环绕。纤细的手慢慢劈开犀角纹理，怜爱这双素手；斜斜分开麝香般的月色，拨弄着青色烟雾。任凭桂木香火深沉燃烧，把行云般的烟气吹散在缥缈的碧空。彼此都把秘密心意寄托给秋风，共同展开芳香的衣襟，礼拜瑶席。江南的画阁一重又一重，想卷起珠帘，却怨恨不能相逢。莫愁堂上没有消息，多少次香火燃尽在明月之中。”

译◎记睿亲王的事　摄政睿亲王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在喀喇城去世，享年三十九岁。不久，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首先告发睿亲王有谋篡叛逆的迹象，于是停止追封，撤去庙享。顺治十年，谕令工部：“睿王坟园，因为他的罪恶而竟然废弃毁坏，似乎令人不忍。其中的房屋、门墙，都着令修理，柱子使用黑色。仍命令信郡王看守。”顺治十二年，副理事官彭长庚说：“诸王都有建立功勋的劳绩，而睿王的功劳居首。他刚去世时，尚且没有异议，没过多久，朝廷议论纷起，因论罪而削爵，毁灭得过分严重。如今水灾旱灾接连发生，似乎如同风雷发出的警告，其中或许并非没有冤屈，请求下令为他昭雪。”又一等子许尔安说：“睿王的罪固然难以推辞，但功劳也不可磨灭。请深厚亲亲之谊，隆重遵行敬重大臣的典制。”这些意见都奉旨交付秘密议论，经王公、大臣等议定，认为彭长庚欺骗蒙蔽、妄发言论，许尔安与长庚没有不同，都应斩决。后来蒙受恩典，改为流徙宁古塔。到了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亲睦宗亲、彰明善行，是王政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继承绝嗣、昭雪冤屈，是圣人经典所重视的。自从我登临帝位以来，隔日恭敬阅读列祖列宗《实录》一册，因此得以详细知道祖宗创业的艰难，以及当时那些皇室亲近之人和忠贞大臣勤劳辅佐、平定中原的情形；他们的伟大功勋和特殊功绩，确实是自古以来所未有的。当时论功行赏、赐予爵位，给予荣耀称号、崇高封爵，用来酬答他们的方式本来十分优厚；到了后来，有的人在世时因事获罪，随即被降职削爵；有的人由子孙承袭，封号又发生改变。直到今天，若平心静气、依据情理来看，如果不为他们追溯叙述、阐明宣扬，追复旧日的恩典，我内心实在有所不满足。因此想到睿亲王多尔衮在开国之时，首先统率众军进入关内，扫荡贼寇气焰，肃清宫禁，分别派遣诸王追击歼灭流寇，安抚平定边疆；一切开创制度、规划规模的事情，都是他筹划办理的。不久又奉迎世祖皇帝的车驾进入都城，安定国家、开创基业，从而成就统一天下的事业。他的功劳最为显著，只是因为担任摄政多年，威权福泽不免有专擅之处，诸王大臣难免因此畏惧并嫉忌他，于是他死后被苏克萨哈等人构陷；又接受其属下人的告发，诬陷他谋反，经诸王议定罪名，削除封号。当时我们的世祖章皇帝还年幼，尚未亲自处理政务。如果睿王果真萌生了异志，那么当时兵权掌握在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况且吴三桂所迎接的、前朝旧臣所奉戴的，都只知道有摄政王罢了，他的声势更没有难以号召之处。即使满洲大臣中有忠诚笃厚、心存正直的人，当然不肯顺从；但他如果确实图谋不轨，要暗中铲除异己、实现叛逆阴谋，也并不困难。他却不在当时趁着有利条件行动，直到死后因为收敛时僭用明黄色龙袍，才被指为觊觎帝位的证据，这合乎情理吗？何况英亲王阿济格是他的同母兄长。阿济格追捕流寇回京时，谎报李自成已经死亡，而且不等候诏旨便率军回师，睿王立即派人斥责他的错误，并免除王公等人前往迎接的礼仪。又阿济格出征时，胁迫巡抚李鉴释放免于逮捕审问的道员；后来他擅自到鄂尔多斯、土默特取马，朝廷议论他的罪行，便将他降为郡王。平日处理政务，像这样秉公持正。他究竟是有叛逆的心志，还是没有叛逆的心志呢？又《实录》记载，睿王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派人传话说：‘如今看来，诸王、贝勒、大臣只知道向我谄媚，却没有看见有尊崇皇上的人，我难道能容忍这种情况吗？’ 从前太宗去世时，继承皇位的人还没有确定，英王、豫王跪下请求我登上帝位。我说：“你们如果这样说，我就自刎，发誓至死也不答应。”于是奉请皇上继承大统。像这样处在危险疑惧之际，让我做君主，我尚且不能接受；如今竟然不敬奉皇上而向我献媚，我怎么能容忍！从今以后，凡是尽忠于皇上的人，我就任用他、爱护他；那些不尽忠、不敬奉皇上的人，即使向我献媚，我也不宽宥你们。”又说：“太宗对我恩养深厚之所以特别不同于其他子弟，大概是深信诸子能够成就事业，而只有我能使他们成就。”我每次读《实录》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为此落泪。由此可见，睿亲王的立心和行事，确实能够笃守忠贞、感念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其是史册中罕见的。假使睿亲王当时像宋太宗那样处心积虑，那么哪里肯再以死坚决推辞，而不被邪说动摇呢？如今竟使睿亲王死后长久在地下抱着无法昭雪的冤屈，我心中十分怜悯。假如当时睿亲王稍有叛逆的迹象，削爵除名的罪罚果真出自我世祖的圣明裁决，我难道还敢重新推翻成案吗？但事实是，这完全是由宵小的奸谋构成的冤狱；而睿亲王的政绩载在《实录》中，都是有大功而没有叛逆的迹象，又怎么能不替他昭雪呢？前在乾隆三十八年，因为他的坟茔长期荒芜，特地下诏酌量修葺，并准许他的近支宗亲按时祭扫。然而，以睿亲王一生尽心效忠王室的功劳来看，这仍不足以慰藉他已经成就的功业。朕认为应当加恩恢复睿亲王的封号，追谥为“忠”，补入玉牒，并命令补立后嗣承袭封爵；按照亲王园寝的制度修葺他的坟墓，仍命太常寺在春秋两季致祭。他原有传记中还有没有详细叙述的内容，一并交给国史馆，恭敬地依据《实录》的记载，谨慎辑录，增补进《宗室王公功绩传》，以彰明阐发宗室功勋的深意。又如豫亲王多铎，跟随睿亲王入关，肃清京城，随即率军向西平定流寇，向南平定江、浙，实在是开国诸王中战功最为卓著的；却因受睿亲王诬狱牵连而降为郡王，后来又改封信郡王。虽然至今仍承袭不替，但由于豫亲王的功勋远远超过同辈，本来就应当世代承袭原来的封爵，以彰显特别的恩宠，怎么可以因为捕风捉影的微小过失，就随意加以贬降更改呢？朕认为应当恢复他的原封。又如诸王中身披铠甲、手执兵器，开拓疆土、建立统一功业的，有礼亲王代善，后来改封康亲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后来改封简亲王；

译肃亲王豪格，后来改封显亲王；克勤郡王岳托，后来改封平郡王。他们当时都显著地建立了壮伟谋略，充分彰显了卓越功业，这些都记载在宗室盟约中。如今他们子孙所承袭的封爵，都不是最初受封时的名称，外人不了解，便妄自疑惑：宗室藩王在国家创建之时明明有大功劳，为什么后代都不能长久承袭世代相传的爵禄，似乎成了制度上的缺失？即使他们本支承继家业、享受祖先留下的福泽，也因为离祖先越来越远，几乎忘记先世受封的缘由，不能顾念封号、奋发效力；这对宗室子孙的影响十分重大。况且功臣的封爵中，如扬古利的英诚公、费英东的信勇公、额亦都的果毅公，都以原有封号世代相传；他们的子孙承袭爵位时，都能追溯祖先的功勋门第，宣扬伟大功绩，不失为世代显贵家族的遗风。如今对于亲王、贤王的后代，竟然改掉他们最初受封的美好封号，将来凭什么流传后世，显示酬报功劳、追念根本的意义呢？朕认为应当恢复他们原来的封号。着令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详尽妥善地议定后具奏。其余宗室诸王、贝勒等，如果有显著功绩，而封爵后来曾被降等或夺除，除非本人犯有重大罪过，当然不应重新获得优厚典礼；如果是承袭爵位的子孙获罪而受到议处，就只应斥责他本人，不应追贬其祖宗世代相传的爵位，这才公平允当。也着令一并查考议奏。再说，配享太庙的诸王，只有通达、成功、慧哲、宣献四位郡王；像他们在太祖、太宗、世祖时期竭力从军、风餐露宿的宗室亲藩，先前所列的几人都没有被列入。这大概是因为当时议定礼制的诸王各自怀有私意，于是使他们的功勋被湮没，不能一同配享太庙、共享祭祀香火，哪里足以彰显公道？所有睿亲王、礼亲王、豫亲王、郑亲王、肃亲王、克勤郡王，都着令补置牌位，配享太庙，用来安置有功的宗室、彰显优厚的恩典。至于通达郡王是显祖之子，武功、慧哲、宣献三位郡王是景祖之子，当时虽然已经参与配享太庙，但按宗族支系来说，他们已经列入觉罗之列，因此在《宗室王公表传》中没有为他们单独立传。然而想到《宗室传》既然限定于宗族支派，《国史传》又因为他们属于宗室血统而不予收录，导致这四位郡王无所归附，也实在有所欠缺。着令一并交给国史馆，查明四王的事迹，补写立传，列在国史中诸位大臣的传记之前。即使当时记载简略、他们的功绩无法详细考核，也不妨不拘详略，各自立传，以便征验真实。以上谕旨一并晓谕知悉。钦此！”皇帝的言论真是伟大啊！他对宗室亲藩的深切怀念、对忠诚功绩的表彰，深厚而恳切。因为我们纯皇帝的心，也就是列祖列宗的心。浚师在薇省任职，曾经校订修纂玉牒，读到过诸王的事迹，退下来后便把它写入书中。又查阅家中收藏的邸报，恭敬地抄录下来，使读者有所考证。◎泰否卦中的拔茅。《泰》卦初九爻，三根阳爻志同道合，像拔茅草连根带出同类一样，出行吉利。这是借用外物来说明义理。《否》卦初六爻，三根阴爻同走一条道路，像拔茅草连根带出同类一样，守正吉利，通达。这是借用外物来说明事情。所以君子处在《泰》卦所象征的通泰境况时，不可以失去辅助君主、辅相政事的适宜态度；处在《否》卦所象征的闭塞境况时，不可以有卑微谄媚的样子。

译◎居官不要矫情饰貌。叔孙昭子所到之处，即使只停留一天，也一定修葺那里的墙屋。程伊川衣冠一定整齐，蔬菜饭食一定洁净。朱子说王荆公节俭、安贫退处，都不合乎中道。正如《谈往》所记载：“万历年间，官场的社会风气崇尚朴素，以贪求索取为能博得名声。住在这个馆舍的人，起初拆门板当柴烧，后来连屋椽和门槛也拿去烧火；前人用芦苇席遮挡破漏处，后人就把三根并作两根，再合成一根；至于设宴长夜所用的器具，主人凭人情借来，仆人却暗中卖掉，结果空空如也。清谈简略草率，节俭变成吝啬鄙陋，做官的在这所屋里争论品第，屋子也因此因官员而逐渐坍塌。”这实在把当时的弊病说尽了。乾隆八年冬，奉上谕：“朕君临天下，勤勉寻求治理之道。小民赖以生养的根本，朕没有一天不深思熟虑。而劝导教化的方法，尤其在于通过长期治理使教化形成；这要靠督、抚诸臣督率群吏，日积月累，真正把心力用在兴教化、致治理的要务上，以逐渐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而不是只奉行文书、遵守法令，安守本分、苟且偷安，便以为没有辜负自己的职守。朕听说雅尔图在河南时，官署荒芜得长满野草；许容在湖南任职时，甚至用废弃文书和纸张糊窗。这正是孙樵所说的把官署当作旅舍，只顾饮酒吃肉，嬉笑着混到任期结束罢了。雅尔图、许容尚且还可以说是勤于职守的人，却仍然有这种情况；由此推及其他省份，再推及州县，那么他们任官之处与驿站没有什么不同。古代臣子处理公务像处理家事一样，试问如今做官的人，他料理家务时，果真肯像这样草率简陋、漫不经心吗？这虽然是细小事务，却可以看出他的心思不在官职上；想望他设身处地体察民情、替百姓谋划家业，那一定是不可能的。张九龄说：“县里得到一位贤能的县令，万户百姓就能减轻负担；州里有贤能的长官，千里之内的百姓就能解下衣带安息。”这是因为官吏频繁更换，百姓就不能安定地从事本业；官吏长期任职，百姓就会服从教化。若任官时抱有苟且之心，那么百事都会逐渐废弛。汉代崇尚任用循良之吏，皇帝用玺书勉励他们，增加俸禄、赏赐金帛，储备他们以备担任辅弼大臣，目的在于长期安定政事以使百姓安宁。朝廷任用人才，衡量才干、审察器识，必须酌量人和地方是否相宜，自然不能完全不调动官员；但如果希望官吏与百姓相互接触，使双方气息协调、感情相通，归根结底还是应把长期任职作为常法。任此职务的人，暂且不要忘记“久”字，即使只任职一天，也要替数十年作打算；长期任职而不产生厌倦，任职数十年仍保持像第一天那样的心意，那么教训民俗、树立规范，自然就会被看作切身之事。如今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不至于公然收受贿赂，大多也兢兢业业地守职尽责；但他们只是畏惧法令，以遏制贪婪暴食，又迫于考核期限，以促使自己勤勉敏捷。除了文书簿册和期限会期之外，哪里真有把民心淳厚还是浇薄放在心上的人呢？这就是民间不能完全驯良、教化引导还没有充分落实的原因。既然亲身承担治理百姓和地方社稷的职责，就应当成为百姓的父母和师保；官员把百姓看作子弟，百姓就会把官员看作父兄。官民共同承担祸福，感情相互融洽，这样一来，百姓一经询问就立即响应，一经感化就容易服从。如今的州县官员，对于百姓的身家、性情和习惯，视若与自己毫不相干，平时彼此没有联系，告诫训谕也都只是具文。人心浇薄，沉溺于这种状态；争强凌弱，习惯成性，这就是所谓的痼疾，表面看似没有痛苦，实际上病根已经暗中深入根本，拖得越久越严重，治理起来非常困难，实在不能不赶紧用心研究。试想身为牧令，如果只是掌管文书、办理承接事务，那不过是一个书吏的本领，何必设置官职？从前韩延寿闭门思过，百姓自然悔悟；吴佑以身作则率领下属，百姓不忍心欺骗他。这说明百姓并非没有善性，而是权柄掌握在上位者手中。只有教化深入到隐微之处，所以树立的功绩才更加显著。做督、抚的官员，如果果真把这些作为考核成绩的最高标准，使有司提高警觉，百姓在观察仿效中逐渐受到浸润，那么每天计算似乎没有增加，按月计算却会有所收获；这样将会看到官民彼此熟悉，感情与事务相互沟通，同心一气、彼此感应，不致▯格〔原文如此，字义不明〕，由此兴行教化、移易风俗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如果任凭这种风气随波流转，不能发扬他们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廉洁谦让的天性，哪里能使他们奉行长官的命令，而群起相从呢？朕听说，四匹马不能驯服，是驾车人的过错；百姓治理不好，是主管官吏的过错。主管官吏与百姓漠不相关，过错在督、抚；不能使主管官吏教化训导百姓，过错就在朕。如今官吏多半玩▯〔原文“玩忄曷”，疑为OCR误字〕而风气不如古代，朕实在对此感到惭愧。国家太平日久，治理的制度和措施已经完备，即使通过长期治理使教化形成，也不容易突然达到；但整顿吏治以戒除因循，端正人心以革除积习，凡是负有治理百姓责任的人，都应当审察时务的紧迫性，首先思考实现治理的根本，并对此加以用心。你们都应遵奉，不得忽视。特此谕示。钦此。”恭敬地读过一遍，凡是在位任职的人，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民生和吏治的大事，不要只是矫情饰貌，以求博得虚假的声誉。◎蛤庵禅师。蛤庵禅师名本圜，自称出身无姓。十六岁时拜见戒行僧明然，剃发出家。过了很久，又参拜报恩通禅师。适逢报恩奉世祖章皇帝召见，携带本师入京，在万善殿侍奉。每次在皇帝面前问答，话语稍稍涉及本师，本师略加言语应对，总能符合皇帝的心意。当时侍奉报恩的侍者大多是湖广人，本师年纪最小。章皇帝称他为“小湖广”。康熙乙丑年，圣祖仁皇帝到柘潭，在玉泉行在召见本师，赐他饮食，命他作诗，并撤去所进献的含桃，与他一起食用。这一年本师生病，皇帝赐医为他诊治。到他去世时，皇帝命侍臣前往吊问，并以茶祭奠。本师临终作偈说：“拉完屎就吃，吃完就拉。百万人天闻到的香臭也没有多少差别，香臭十分本来各有价值，不要让后代产生讹误。”真是古代无上的高士。他有诗集，沈归愚选编《国朝诗》时没有收入。◎停止进献牡丹。苏轼《荔支叹》说：“洛阳的宰相是忠孝之家，可怜还要进献姚黄花。”洛阳进贡牡丹，从钱惟演开始。乾隆二十九年，军机处行文通知山东巡抚崔应阶，奉上谕：“山东巡抚向来有每年进献牡丹的惯例。这类花卉，京城都能够栽种，何必从远道进献？今后着令停止。钦此！”由此可以仰见圣明君主不喜玩赏之物的深意。到了道光年间，福建、广东的荔枝也停止进贡了。

译◎李穆堂文集。君子不因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言论。明代钱谦益虽降低志节、辱没自身，进退也没有准则，实在是小人中的极端人物；然而纯皇帝亲自选编《唐宋诗醇》时，在杜甫诗歌中仍然采用了钱谦益的评论。圣上的气度宽宏博大，不是平庸之人所能仰望企及的。康熙年间，两江总督噶礼上奏参劾陈公鹏年《游虎丘诗》中多有讥刺之意，摘下他的官印，将他逮捕入狱；承蒙圣祖宽大释放，不予追究，随即提升鹏年为霸昌道。乾隆戊子年，江西巡抚吴绍诗上奏说，李绂的诗文集中有愤懑嫉恨的语句，另外李任氵英〔原文如此，疑为人名OCR误字〕、傅占衡的文集中也有很多狂妄悖逆、违犯法度的言语，请求将李绂等人的子孙革职审查，查封其家属、房屋，并请求将李茹口〔原文如此，疑为人名OCR误字〕、冯咏、冯谦、万承仓、吴名岸、黄石麟等一并查办。不久奉谕旨：“查阅各项签报，像李绂所作的诗文，其中确实有过分牢骚的言辞，但核查起来，大多只是标榜自夸、欺骗人的恶习，还没有悖逆荒谬、讥谤朝廷的实际证据。即使说到他与戴名世在七夕一同饮酒，那也是在戴名世尚未犯案之前，并且席间不止他们一人，没有必要深究。至于李任氵英对吕留良多有推许，但他所指的不过是专门针对讲章和时文而言；那时该犯的罪案也还没有被发现，他本来并不是甘心附会叛逆邪恶之人。至于傅占衡那些狂吠般的言论，他出生在明末，受到末流社会中无知妄作风气的熏染；当时有这种言论的人恐怕不只是傅占衡一个。况且他已经去世很久，子孙又相隔世代久远，如果一一追究，就会造成滋扰蔓延；这在事理上既不妥当，又恐怕无知之人会因此怀疑，认为只要文字获罪，反而使那些人得以遂其以诡异偏激博取名声的隐秘目的，实在毫无意义。该巡抚所奏之事，一概不必置议。但这类错误荒谬的言语既然已经刊刻成书，倘若仍任其错误流传，对世道人心的贻害不浅；所有各项书籍和刻书的雕版，该巡抚可以逐一查明，立即销毁，不得留下遗存。以上。钦此！”起初，吴公上奏参劾时，全省人心惶惶，以为一定会兴起重大案件。等到谕旨下达，人心才安定下来，没有不感念、称颂皇帝仁慈恩德的。这件事，江西人直到今天还有能够讲述的。◎二五。梁五和东关五，都是晋献公时期受宠的卿大夫，《晋语》所说的骊姬贿赂二五，就是指他们。（按：我家收藏的《左氏传宋》刻本中，“二五耦”一句没有“五”字，阮氏仿宋刻本也一样。） ◎租庸调。唐朝初年的赋税征收制度叫作租庸调：有田地就缴租，有成年劳动力就服庸，有户籍就缴调。到德宗建中元年，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缴纳，秋税不得超过十二月缴纳，并以大历十四年垦田的数目作为定额。马端临说：“只按百姓占有的田地征税，不再追问田地多少，这是超过商鞅之处。只按拥有田地的百姓征税，不再看土地属于下等、中等还是上等，这是从杨炎开始的。夏、商、周三代的良法，败坏于商鞅；唐朝租庸调的良法，败坏于杨炎。” ◎汉学与宋学。灵皋侍郎主张宋学，仪征相国主张汉学；一个诋毁康成，一个笃信康成，所以《皇清经解》中凡是侍郎的著作都没有收录。我认为，读经的人对于汉学、宋学两家，就像谈论诗歌的人对于唐、宋两派一样，只须选择其中的精华，使之归于最正确的道理，不可以稍稍沾染门户之见。黄东发一生敬信程朱学说，但遇到有些说法胜过程朱的，也从来没有不兼收并录；这是经学家中最为公平平允的。纪文达《笔记》说：“宋代儒者攻击汉代儒者，并不是为了阐说经义，只是为了求胜过汉儒罢了。后人攻击宋儒，也不是为了阐说经义，只是对宋儒诋毁汉儒感到不平罢了。平心而论，王弼首先改变旧说，是宋学的萌芽。宋儒不攻击《孝经》，是因为其中文辞意义明白；宋儒所争论的只是今文、古文以及字句问题，也无关宏旨，都姑且置之不论。至于《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的各种注疏，都依据古义，绝不是宋儒所能比的。《论语》《孟子》方面，宋儒耗费一生精力，逐字斟酌推求，也绝不是汉儒所能比的。” 汉代儒者重视师承，学术渊源自有来历；宋代儒者崇尚内心体悟，钻研探索更为深入。汉代儒者有时拘守旧文，过分相信传注；宋代儒者有时凭主观臆断，敢于擅改经文。衡量二者的得失，也大致相当。只是汉儒之学，不读书考察古事就不能下一句判断；宋儒之学，却人人都可以凭空谈论，其中兰草和艾草混杂生长，确实有不能完全满足人心的地方。这个观点一提出，即使把郑玄、孔颖达、程颐、朱熹从九泉之下召来询问，他们也应当心悦诚服。毛大可专门攻击考亭学派，江藩撰写《汉学师承记》，这难道不是根据管中窥天的片面所见，哪里比得上借鉴而看清全貌呢？

译◎黄勤敏公李次青同年撰写《国朝先正事略》，对于我们安徽黄勤敏公的事迹，颇不详细周全。黄公的品德操守，以不肯进入故相和┞的门下最为著名。起初黄公还是诸生时，就已经有了声名。乾隆癸巳年，高宗第五次巡行江、浙，黄公在皇帝驻跸之处献赋，列为二等，文章声誉日益提高。和┞想招致他，黄公没有答应。到了庚戌年考中进士，还没有参加殿试，和┞又派人招揽他，黄公只是笑笑，没有回答。和┞非常怨恨，于是没有让他入选馆选。黄公的试卷实际上列在前十本之内。任部曹官不久，就请假回乡，主持书院讲学，靠教授学生自给。家中没有储存的粮食，却安然自若。曾有诗句说：“藏身于人海之中，终日往来纷扰，沈约、谢朓、何逊、刘孝绰也难以记全。奔走驰驱于九陌之间，追逐下风，却不肯轻易投递一张名帖。”他的孤高不群就是这样。嘉庆己未年，和┞宰相伏法，睿皇帝亲自执政，召黄公入都，在便殿赐见。皇帝谕示说：“朕在藩邸时，就已经知道你的名声。”不久，任命他以主事身份在懋勤殿行走。甲子年，特旨授予赞善，入值南斋。任山右学政，多次主持春闱、秋闱，逐步荐升为正卿。成皇帝登极后，命黄公以军机大臣上行走。丙戌年，以户部尚书之职告老还乡，赏给全额俸禄。在政府任职时，他最受成皇帝倚重信任，遇到事情总是正直陈说，不回避嫌疑和怨恨。他喜欢提拔后辈士人，只要对方有一技之长，就一定称赞不止。而对于民生和吏治，他常常召至身边详细陈述，给皇帝以许多启发和帮助。黄公谨守“温树不言”的训诫，因此没有人知道这些事。不过有人只把黄公看作擅长诗画的文人，实际上并不了解黄公。辛巳年，黄公的邵夫人去世，皇上派军机章京赵光禄携带朱批谕旨前去宣慰，其中说：“夫妻之间的感情，本来就很难强行抑制；然而卿已经年过七十，体质本来就不能同十分强壮的人相比，何况天气正值暑热，只能在无可奈何之中按照礼节节制感情，千万不要过度哀伤。总之，国事最为重要，朕对卿的倚重任用正深，务必更加注意保重自己，永远保持健康强壮，辅佐朕共同成就上等的治理。”皇上的眷顾重视，近世很少见。皇上曾临幸万寿山玉澜堂，赐十五位老臣宴饮，并命随驾游览静宜园的诸臣一同游香山，黄公都参加了。此前黄公七十岁时，承蒙仁庙赐给“锡庆”匾额。到了八十岁，又承蒙宣庙赏赐寿礼。黄公的谢恩折中说：“以臣的平庸浅陋，回想自己一生，进身时不足以报答圣上的知遇，退处时又难以说有什么补过之处。只是因为有幸遇到圣明的时代，始终得到成全。年轻时尚且比不上别人，于是奉行皇帝“尽职趋公”的谕示；年老将近耄耋之年，仍承受“学优人谨”的褒奖。只是天地以宽厚包容万物，终究不会抛弃任何人；使我这个江南的闲散官员，永远保有荣誉名声。这些话使臣刻骨铭心，感激深重而流泪。”又说：“夕阳的余晖无限，岂敢说已经接近黄昏；甘露正浓，私下庆幸能够长久依靠皇上的教化。”一时间大江南北到处传诵。丙戌、戊戌两年，皇帝两次赐给人{艹参}。又奉到谕旨：“江湖阻隔，转眼已经数年了，想来你的精力必定还同平常一样。知道卿原本不需要借助人{艹参}苓之力，姑且借此表达朕的眷念罢了。转眼又到明年秋天，特意颁赐庆礼给卿，卿当好好自行静养，朕正欣然等待你的消息。”浚师认为，人臣所遭遇的恩遇，如果像梁武帝对待陶弘景那样，诏书接连不断，已经可以算是荣耀了。然而陶弘景的官位不过是奉朝请，年寿不过八十一岁；拿这些同黄公年过百岁、登上极品高位、在枢密机构宣扬政教、归隐山林以养声望相比，黄公远远胜过所谓“山中宰相”了。著有《壹斋集》《画友录》《泛桨录》《夜航琐语》以及奏疏若干卷。黄公原名戊，字左君，后来改名钺，字左田。眼睛有轻微的毛病，又自称“井西盲左”。◎平王的孙女，齐侯的儿子。《诗序·何彼襛矣》说：“这是赞美王姬的诗。虽然是王姬，也下嫁给诸侯；车服的等级不受她丈夫的限制，地位仅次于王后，仍然遵守妇道，以成就肃敬和雍和的德行。”‘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毛传说：‘平，是正的意思。是武王的女儿、文王的孙女。’郑玄的笺却不说文王、武王，后人有的认为平王就是宜臼，并引用《鲁庄公元年》‘王姬归齐’为证，认为平王的孙女嫁给了齐襄公的儿子。朱晦翁把这两种说法并存，没有加以裁决。本朝顾亭林说：‘平王的诗篇附在《召南》中，就像《文侯之命》因记述平王的事而附在《尚书》中一样。东周以后，诗篇能够附入《二南》的，只有这一篇。’他删去毛传中‘武王女，文王孙’六字，直接断定这是东周以后的诗，难道是认为毛传所说的康成也没有勉强牵合吗？宋代袁絮《讲义》说：‘平王之孙，是从德行上说平王；平王的孙女嫁给齐侯的儿子，齐侯的儿子娶平王的孙女，都是平等地说，不敢自认为尊大。’这个说法最符合《诗序》，但仍然把‘齐’理解为齐国。我认为：《诗序》说王姬下嫁诸侯，不过是概括地说君王的女儿嫁给诸侯的儿子，能够遵守妇道，成就肃敬雍和的德行，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个齐国。就像《采蘩》说‘夫人不失职’，《采苹》说‘大夫妻能按照礼法自我约束’，也只是概括地说夫人和大夫的妻子；如果一定要考证是哪一姓的夫人、哪一姓大夫的妻子，恐怕孔子删定《诗经》时，也不能替我们详细核实。《尔雅·释诂》说：‘平，就是成。’《白虎通》说：‘妻，就是齐，和丈夫身体相齐。’这显然是说，成就德行的王孙，嫁给诸侯的儿子，并且能够遵守妇道。所以把‘齐’字解释为‘妻’字，在意义上很合适。唉！《诗序》被废弃之后，《诗经》的意义就衰微了。◎玉臂峰、金莲峰。王禹卿太守（丈治）在《观无夜居士张士荦题断腕将军〈将军姓朱名士鼎〉墨迹歌后书野史一则有感》中说：“楚人用鹅掌宴请嘉宾，惨烈的报应顷刻便降临自身。玉臂、金莲两座山峰对峙，如今说起仍然令人震惊。”野史记载：“献贼攻陷湖广，把男女的手脚砍下，堆得像山冈一样；男子的称为玉臂峰，女子的称为金莲峰。此前，汉阳各府盛行用鹅掌宴请宾客，不用鹅掌便被认为是不敬。厨师把地面烧得极红，让鹅从上面走过，不一会儿，鹅掌肿胀变厚，达到原来的两倍；鹅十分口渴，就给它吃醋和酱，然后砍下鹅脚，把它作为上等食品。后来遭到献贼砍断手脚的惨祸，人们都认为这是吃鹅的报应。”浚师按：南唐僧人谦光不受拘束，尤其嗜好鹅和鳖，常说：“只要能让鹅长出四只▯妥，鳖披上两层裙子就行。”佛法讲慈悲，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败类？玉臂峰峰头，正是缺少这样的人罢了。

译◎《陈先生绛雪堂稿》。贵池陈信吾先生（之瑞）以选拔贡生身份任教谕，后经荐举升为知县。乙卯年在京城候补任职时，我们每天都有往来。陈先生为人胸襟坦荡，没有城府，每提出一个见解，必定使在座的人倾倒。他同先资政公结为忘年交，喜爱浚师尤其深厚；每次按辈分相见，浚师都不敢当。陈先生书法取法黄山谷，诗歌接近李商隐；至于经学，则广泛采纳两汉以来各家的笺注疏解，互相参照考证，既不崇尚宋儒的空谈，也不沾染汉儒穿凿附会的习气，务求道理不违背经文，经文的意义从道理中推导出来。著有《绛雪堂集》，汤文端称赞他的文章笔力矫健，确实不是过分的美誉。现抄录他的《阴阳一太极论》《书人字解后》两篇，使求学者读它们，可以由此窥见一斑。《阴阳一太极论》说：“五行就是一个阴阳，阴阳就是一个太极。”这两句话本出自周子的《太极图说》。然而孔子系《易》时说：“易有大极，是生两仪。”这是说大极产生两仪，并不是说大极就是两仪。两仪既然是阴阳显现出来的形态，也不能说阴阳就是两仪。况且“大”字本来包含“太”字的意义，“泰”和“太”相通；经书中没有“太”字，也不应径直加一点写成“太”。一切事物都有极，《易》的极，就是大极。事物尚未形成极时，《易》的极就是太极。周子的学说纯正精粹，是后世儒者的法则，本来不应非议；然而也有不能不辨析的地方。汉儒讲学往往依据事实寻求真理，宋人则不免流于空谈，这是时代风气所造成的。既然名为《太极图说》，就应当说明图为何这样画。《易》注说：‘极，是没有名称而勉强称作名称，不能真正给它命名。’其他各家也都说：‘太极，就是那个道理。’这正是空谈的明显证据。为什么要画 ○？这是古代的“圜”字。这个“圜”字只有《易》中有。《易·乾》说“圜周”，《易·乾》卦以天为象、以圜为象；日月运行周天，都属于圜的形象，所以先说圜，再说君、父。 《说文》解释“极”说：“就是栋。”解释“栋”说：“就是极。”丨读作“衮”，向上引伸时读作“囟”（信），向下引伸时读作“退”。丨这一画自下而上，符合《易》的规则。丨在《易·乾》中，圜的下极到北极，上极到南极。“极”就是到达。由下画向上，到达中央的位置，正是栋极的形象，这就是“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丨处在中央，就要把 ○分成两列。《易》说：“《乾》《坤》形成排列，易就在其中运行。”《乾》《坤》的道理，左边是阳仪，右边是阴仪，都是从丨这一画分化出来的，这就是大极产生两仪。一到达而分成二；南北表示到达，所以冬至、夏至说“至”；东西表示分开，所以春分、秋分说“分”。古人的称谓之间，一丝一毫也不能假借。《乾》一就是《乾》乙。易的大极开始于《乾》西北方的亥位；《大过》卦下有“天一”的本字，便是栋极。《大过》说“栋隆吉”，就是这个意思。丨是极，易立于其中；乙是极，易运行于其中。一就是乙。■在其中运行，于是阴阳的盈亏、消长都由此产生。这边充盈，那边就亏虚；这边亏虚，那边就充盈，间隔丝毫不能容许。易的大极是天地的干，贞是事情的干。贞在北方，树木从下生长，向上成为天干。怎么知道这一点？《坤》说“畅于四支”，说的是地支。《乾》的干立为极，就有《坤》。乙，是两仪由此产生。■就是乙。天地的数从一到二，即一、二，逐渐到四、八，《渐卦》说“可用为仪”，就是这个意思。■是极的横画，是“一、二”中的“一”。《说文》说：“只有最初的大始，道建立在一上，分造天地。”《易》说：“天地设定位置。”就是这个位置。■表示卯、酉之间的地平线，地平线以上全是天。所以说天道如同张开的弓，又说天的形状像倒扣的斗笠。■表示卯、酉之间的天平线，天平线以下全是地。因此太阳在卯时从地面升起，在酉时落入地面。天得到一而清明，地得到一而安宁；分开阳的形态，向上的成为天；分开阴的形态，向下的成为地。这里是极的南北一至、仪的东西二分，从直的■画变为横的一画，上下的位置由此确定；先天八卦中的《坎》《离》，日月就在其中运行。说“建首”，是实字，从■，又从■。月建的“首”是空缺之意，从■。明字从■，都不离开根本。根本就是太极图。一横一竖，合起来成为十。■表示两仪产生四象。极，是返回而到达的言辞；四象从两仪在中央产生，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极返回而成为四时。从这里四时产生八卦，生生不息，没有一样事物不存在，没有一个时刻不如此。“皇建有极”的“极”，就是栋。所以解释“建”字说：阴阳二数与五行之精微，合在一起凝聚成极。“亟”字从二和五，是十方，因此也有训诂上的意义。至于仁义、善恶等，义理固然可以包含它们，但并不是《太极图说》的内容，姑且不谈。

译《书人字解后》。我的同乡国子学正王先生（著有《书经正讹》，收入《皇清经解》）撰写《人字解》，是一篇宏大的文章。大意认为：“人”字的一撇，轻而在上，属阳；一捺，重而在下，属阴。篇中畅论阴阳五行的道理，但我私下认为还没有追溯到它的源头。文字学先从篆书开始，隶书次之，再往后是隶变。书法家的最高境界，都包含篆书、隶书的意趣，不忘根本。“人”字的大篆写法从■，这就是《道德经》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它的笔画自下而上，符合《易》的规则。一阴一阳叫作道，说是一画不对，说是二画也不对。它既是一又是二，一生二，二生三；《乾》的三爻是《艮》，《艮》对应寅位，人生于寅，■字就是■卦《艮》，形状像倒扣的碗。《艮》代表人而为三，所以隶书从■，不忘记“三”。先儒说：“读书首先要识字。”我进一步解释说：“识字首先要读书。读书不能通达，也就无从识字。”识字总要以圣贤经典中有证验的内容为依据。如果想认识《四书》的字义，不明白《易》的道理，就不能由知道一件事而推知第二件事，更不能由知道一件事而推知十件事。一，是数的开始；十，是数的终点。一，是《乾》卦初九的一画。初九的一画不可使用；大衍之数为五十，推演时从水而行，实际使用四十九，另有一数不使用。《乾》初九的一画，位置对应《坎》；《坎》对应子位，深藏潜伏而不可使用。不使用一而使用二，不使用子而使用丑。所以说，万事万物起于牵牛。牵牛，就是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一是《乾》，地二是《坤》。《乾》使万物获得开始，《坤》使万物获得生长。《易·咸》没有《恒》所有；从《坎》的子位一到《兑》的酉位十，八月是地数十的终点。一年从“步”和“戌”构成，九月农事完成，草木黄落。戌，就是无。“咸”字从戌、口，兑卦之口进入戌，就是无。所以“咸”就是无。万物产生于有，有产生于无。然而孔子编排《易》只说“继之以恒”，不说“继之以咸”。“无”是佛教的说法，孔子不以佛教来教人。学习《易》的人，如果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上学习，就已经思考过大半了。袁简斋先生说：“甲乙丙丁没有什么可以推究的，正如一二三四没有什么可以推究的一样。”这确实是早年考取科第者的话。 “学”字从“子”，子对应《坎》的一；由一贯通到十，学问就广博了。教官的称呼叫作“学博”，不是学问广博，就不足以谈论教人。我任教官多年，因此感到惶恐，也因此重新留心于《易》。“学”字的篆文上面从■，下面从■；由子的初爻贯通三爻，贯通六爻，再贯通三百八十四爻，形成天下的■■，才可以说是学。“学”字又从■，■■就是这个意思。“博”字从甫、寸，又从十。甫，是开始。从一的开始到十的终点，都用寸心贯通，才可以说是博；从子的一贯通到酉的十。《兑》卦中，兑为言、为羊。羊，就是养。‘详’从言、羊，‘说’从言、兑，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这里的‘说’应读作‘悦’，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的‘说’。说之后朋友来会，《兑》卦说‘君子以朋友讲习’；博学而详细说明，所以反过来又归于简约。约，就是一；一、二的道理简易。十，是数的终点。没有一条道理不讲得详细，也没有一条道理不加说明；说得详细就是讲得广博，知道十份事物的详细情形，本来是把一份道理说得简约，所以反过来说仍是“说约”。“庠”字从“羊”字，羊有养育、培养之意。若不是学问广博，难道有不愧为上庠、下庠先生的人吗？天地之间的一切事事物物，都不用“子”而用“丑”；“事”字从〔原文缺字〕，“一”贯穿“丑”字，“事”从“丑”。事情是虚的，物体是实的，所以“物”字从“牛”，牛是实物。“物”从“牛”的道理容易明白，“物”从“勿”的道理却难明白。不知道“物”就是“潜龙勿用”的“勿”：勿用“子”，而用“丑”；不用“子”，却仍保留着“子”的虚位。事物有本有末，上卦为《兑》、下卦为《巽》，《大过》〔原文缺字〕；《大过》下为天一本，所以说本末是柔弱的。“事情有终有始”“大明终始”，都是《乾》卦一爻用九来终结和开始的。终始和先后不同。《易经》凡是说先后，都是先天、后天卦的往来之象。知道止境，就是《艮》卦所说的止。《序卦》说“事物不可能永远运动”，其中“止之”二字是特别着重写出的。“止于至善”的“善”也从“羊”字，所以君子没有什么不用尽其极限。极，是大极；极，又是栋梁。《大过》说“栋梁隆起，吉祥”。《乾》卦初爻为《坎》，《乾》卦二爻是天地之间的《震》《兑》。《兑》对应庚、酉、辛。九二爻说：“平常的言语要守信，平常的行为要谨慎。”“庸”从“庚”和“用”得义；《兑》为口，所以是平常的言语；《震》为足，所以是平常的行为。因此“庸言”“庸行”不系于九三，因为九三不在应有的位置上。“位”从“立”“人”二字；《易》的惯例是：一为圣人，二为庸人，三为君子。《乾》为君，《震》为子，合起来就是君子。“圣”从“壬”，“壬”是善的开始。壬子为《坎》，《坎》又为耳，《兑》为口，也为圣。圣人的道理是一以贯之的，“一贯”从子、丑的一、二开始：子为一，是《坎》的中心；丑为二，像心，也像《坎》的中心。孔子的道，就是忠恕罢了。一到十，十又返回一，终始在西北的《艮》。《乾》卦为山天，《大畜》有广泛记取知识、蓄养德行之义；难道孔子是说“你们认为我是学习很多、记忆很多的人吗”？不是。我是用“一”把一切贯通起来，这都是《易》以一贯之的道理。《乾》九四与初九相应，有“或跃在渊”之象；渊水回旋，颜回的名字有“回”，所以字渊。《乾》为圆形，向前而屈曲的，从左边回旋进入渊中；返回而舒展的，从右边回旋出渊。

译阴阳相互迫近，就像用薄纸画出回旋的形状，从左向右旋转；从背面看，则是从右向左旋转。《乾》九三说“君子以自强不息”；《乾》九二说“在田”，九二重在“田”字，所以《乾》九三为〔原文缺字〕，引申伸展便成为“疆”。“夕惕若”的“夤”，从“夕”和“寅”得义；夕日终于戌时，夤日开始于寅时。“夤”有敬意；“寅宾出日”，如蛇形的三爻上接《艮》爻，《艮其限，列其夤》就是这个意思。寅有开始，戌就不会没有终结。“终日乾乾”，做事凭借敬慎，脊骨强健而不停息。《乾》初九，天的一数，不以“首”为首。“道”字从〔原文缺字〕，《乾》的一爻不作首；《坤》二为〔原文缺字〕，〔原文缺字〕从〔原文缺字〕。〔原文缺字〕是文章，文章用来承载道，《坤》有承载之义。地为二数，阴没有《乾》的首，却处在前面，“先迷”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天地有二、七之数，《离》属于方位。《离》为〔原文缺字〕，〔原文缺字〕有旅行之意；〔原文缺字〕从“鹿”，鹿善于群行。鹿属于天七之数，夏至时天数为七，〔原文缺字〕一阴初生，鹿角脱落。地为二数，《坤》有迷失之义。“迷”与“麋”通；鹿中大的叫麈，群鹿都跟随麈。（晋人有挥麈的说法，今天称为麈教。）“先迷后得主”说的就是麈。“最终一定会有福庆”，“庆”字从“鹿”字省略而来。吉礼用鹿皮作为庆贺之物，就是这个意思。曾子说：“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艮》就是止的意思。“思”从“囟”，囟是头脑会合覆盖之处。（一般人回想往事时，眼睛会转向脑内反视。）《艮》上爻是《乾》，《乾》为头首、囟部以上，又兼有山象；《艮》并不止于《兑》，《兑》上引，兑〔原文缺字〕而成为《咸》。《兑》为朋友，所以“朋从尔思，憧憧往来”说的就是《咸》卦。“其如示诸斯乎”是指着自己的手掌说的。帝，就是〔原文缺字〕，从“示”得义。《艮》为手掌，把道理指示在手掌上。“爪”是古文的“掌”字。颜渊、季路谈论志向，都自称说“愿”。《履》初爻说：“素履而往，独自实行自己的愿望。”《履》初为天的一数，是《复》的小象。《复》卦说：“居中而行，独自返回。”“独行愿”就是说愿望虽小而志向远大。又说“愿意做个小相”，又说“愿意听听您的志向”，这里说的志向就很大。《复》为小而《临》为大；《临》上爻，志向在内。内〔六〕五说“大君的适宜”，说的是行为合乎中道。若举出一个角却不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角，就不再教他了。四隅之卦，从东北角的《艮》开始，反复到西南角；《坤》《艮》《乾》三爻，就是三次反复的道路。观察天、察看地，是因为用地上的方矩仰观天，〔原文缺字〕；用天上的圆规俯察地，〔原文缺字〕。子、午、卯、酉是四个正方位，天是圆的；《艮》《坤》《乾》《巽》是四个角方位，地是方的。“七十岁而能随心所欲，不越过规矩”，《坎》代表心，所以是随心所欲。《乾》的圆形向前运行而不越过《坤》的方形规矩，《坤》的方形从后面承接而来。孔子一身的学问，大概都在《易》中表现得文质相济、文采斐然。《易》的旨意有数千条，文字有数万，这里只略举大概，说是举出一个角也可以。●卷八 ◎柳子厚语 柳子厚说：“韩退之认为我不该同佛教徒交游。我同他们交游，并不一定是因为能够通晓他们的言论。凡是奉行他们那一道的人，不爱做官，不争强逞能，喜欢山水而嗜好安闲。我厌恶世人忙忙碌碌，只把追逐官印、官带作为事务，彼此倾轧；那么，除了舍弃这些，还能跟从什么呢？”他的话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依附韦、王、凭借权势，排挤士人，究竟是不是不爱做官、不争强逞能、不追求官印官带的本心。古文家动辄把柳宗元同韩愈并列，实在是千古不平之事。◎捣网 唐代参寥子的《阙史序》说：“有时预先听到长者的议论，退下后一定草拟在捣网中。”所谓“捣网”，怀疑就是简牍一类的东西。◎蔡〔原文缺字〕、陈自强 蔡〔原文缺字〕依附蔡京，叙述宗族关系，把蔡京尊称为叔父。蔡京命令他的儿子蔡攸、蔡修等出来相见，蔡〔原文缺字〕急忙说：“从前大错了。您原来是叔祖，这几位都是父辈。”陈自强是韩〔原文缺字〕胄的童子师，平时称韩〔原文缺字〕胄为恩王、恩父，每逢对人说：“我只有一死来报答恩王。”又称堂吏史达祖为兄，称苏师旦为叔父。《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条纲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这些人难道不是国家的妖孽吗？叶梦鼎对贾似道非常愤怒，说：“我决不做陈自强那样的人！”上奏章请求离职。他的见识很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