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二

译肃皇帝末年，江西人郭希颜原任春坊中允，已经闲居在家很久了。他上疏劝皇帝册立储君，最终却受到公开诛戮。我当时在吏部任职，查阅他的奏疏，反复读了三遍，文辞意旨慷慨激切，发自忠臣义士的肝胆，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只是册立储君 本来是皇帝的急务，郭公公开谈论也不算越职，不知其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奏疏中又有“建帝”二字，实在令人非常诧异，所以。皇帝盛怒时，大司寇郑公审阅并覆奏拟定的处理意见，从未予以减轻。皇帝没有采纳郭公的一句话，认为他不明智；想来他的命运早已注定，实在可悲。我所不平的是，士大夫中有人说：“郭公是想攀附阁老，才先送掉了性命。”我认为不是这样。保全身体、保住性命，庸人和小孩子都知道，难道郭希颜唯独天性与常人不同吗？难道他会为了一个将来未必能够得到的阁臣之位，就轻视自己的生命吗？说这种话来讥讽郭公的人，或许是严嵩的私人；否则，就是那种自己既不说话，又不喜欢别人说话的人吧？御史大夫海瑞与中允郭公的心志相同，海瑞只是幸运地活了下来，郭公只是恰好不幸死去而已。六 南澳处在福建和广东之间，实际上是福建的门户。天气晴朗时，在诏安县就可以望见南澳。近来奉命由漳州、潮州共同捐资，在那里修筑城池；土地可以耕种，靠收获供给粮食；又设置营房让士兵居住，并由总兵镇守。山下还得到战船三四十艘，五百名士兵轮番防守。倭寇到来时，就在远处出击驱散他们，这是八闽万世的利益。七 万历六年六月，浙江金门卫后所千户金珰家的卧房中，平地涌出鲜血，像鼎水沸腾一样，高达三尺左右。天亮后凝结成块。事情上报后，皇帝交给礼部议定修省之事。血是阴类之物。无缘无故涌出鲜血，高到三尺，对人伦而言是小人得志的征兆；对刑狱而言，是冤屈不能伸张的征兆；对地方而言，是杀戮惨伤的征兆。这难道只是一个人、一家的变故吗？穿青衣、着素服，系角带办公，完成一场修省，不知是否曾对地方有所补益？八 我听说国初旧制，学使巡视各县，考察生员和儒生；如今改为只到本府考察，这还说得过去。可是有时因为三院出巡相互冲突，有时因为时间紧迫，往往坐在湖州却考察嘉兴，坐在绍兴却考察宁波。象山、定海距离绍兴，孝丰、安吉距离嘉兴，都不下四三百里，贫寒生员的盘缠从哪里来？学使不知道生员的困苦，又怎么能希望朝廷知道百姓的艰难？我亲眼看见湖州诸生赴嘉兴应试时，正值六月大旱，没有能力租住寓所的人，大都坐在府学门前。饮食方面，有一名生员身体肥胖，刚走出学道衙门，就因中暑死亡。两天后送回家，尸体已经腐烂，难以收殓。天下的可怜事，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九 官做到大学士、吏部尚书，尊贵荣耀已经达到极点，更应当为天下和后世的士大夫保存一些气节和榜样。所以《易经》说：“它的羽毛可以用来作为仪表。”省中王给事中论劾吏部某官时说：“我替陛下做这条狗，就应当替陛下向这个贼吠叫；我替陛下做这只猫，就应当替陛下捕捉这只老鼠。”贼和老鼠究竟是什么东西，竟拿来作比喻？太宰又论劾某大学士说：“陛下应当罢黜某人，谨慎防备某人。”谨防贼盗，三尺小孩都会说，也都知道这是辱骂；如今却把这种话加在阁臣身上，进言者实在过分了。两位大臣不在无事之时离去，却在事势危急困窘之日离去，怎么能说君子看见时机便行动，不等待一整天呢？十 从前阁臣严嵩因贪赃失败，他的儿子严世蕃作恶尤其严重，被处死于西市，人心大为痛快。我在都城时亲眼见到了这件事。严嵩有个侄子，把他召到京城来。这个人清廉自守、卓然独立，不参与外界事务，平日穿布衣自得其乐，不因华美衣物而动心。他当时骂严世蕃说：“看你使宗族倾覆、自己丧命！后来查抄严世蕃家时，当地百姓爱护并保护他的家属，连一丝一毫也没有损失。善恶报应，难道天道会没有吗！” 十一 毅皇帝南征时，我湖州的恭靖公蒋瑶当时任扬州知府。军队已经到达淮河，需要的夫役按宝应、高邮两站的站程计算，共六站，需要一万人。议论的人想把这些夫役全部集中到扬州，计算要六万人来等待。蒋公说：“何至于这样？”随即削减五分之四，每站设置二千人，轮番派遣，使他们能够休息，并且发给雇赁费用，让他们各自出资办事以求方便。后来迎接皇帝车驾、担任扈从时，权贵近臣横行放肆，索要财物。游击江彬背负皇帝所赐的铜牌，作为先驱胁迫人至死，气焰尤其嚣张，时时胁迫蒋公，但蒋公不为所动。守备内监丘得素当面辱骂蒋公，说他没有殷勤侍奉，使蒋公更加困辱。蒋公说：“我怎么能拿百姓的脂膏来求取自己的荣华？”后来皇帝驻跸扬州，恰逢观看捕鱼，捕得一条大鱼，皇帝回头对江彬开玩笑说：“这条鱼可以值五百金。”江彬想陷害蒋公，于是请求把鱼赐给蒋公，催促他赶快偿付鱼价。蒋公便脱下夫人的簪珥以及成堆的绨绢衣服，背来进献，说：“臣的府库中实在没有一文钱，只好谨率妻儿献上这些微薄物品。”皇帝笑着说：“酸儒，走开。”不久皇帝巡幸南京，返回时又驻留扬州。江彬想夺取萨氏的住宅，请求在那里修建督府，蒋公坚持不同意，江彬更加恼怒，屡屡用浸润式的谗言诬陷蒋公。圣明的皇帝没有听信这些话，车驾回程时，蒋公护送到淮河，上奏请求辞职，皇帝不准；沿徐州、济宁到临清后，他再次上奏辞职，这才得到准许。蒋公先前补足了扈从军队拖欠的三日口粮，便离去。公计需要几百金，却无从筹办，恰好有徽州吴某重义，蒋公借贷给他，才得以奉还。蒋公在扬州时，穿着曳地布袍奔走趋奉，只有亲身承担百姓的劳役，确实感动了权贵。后来护送皇帝往来淮州、徐州之间，他徒步行走、露宿野外，艰苦万状，多次濒临危险。扬州人感念蒋公使他们获得新生，便为他画像、建祠，以表达私人的报答。十二 湖州白粮船有四十八只，每船装九百八十石，运到京城只需经过光禄寺、供应库、酒醋局三个衙门，不属于供应皇帝使用的白粮，因此额外费用很少。若是苏州、松江等郡，白粮需要经过九个衙门，费用就不可估量了。我们湖州为什么能得到这种便利？是因为恭靖公在朝任职时曾上疏争取的功劳。前辈关心故乡，大概就是这样。十三 嘉靖辛丑、壬寅年间，礼部奉 圣旨，严令各省禁止民间使用云巾、云履。一时间，有关官员把这件事视为要务，不敢敷衍执行，因此人们都知道畏惧，没有人敢违犯。没想到嘉靖末年直到隆庆、万历两朝，深衣大带以及忠靖进士等冠帽任意制作使用；富贵公子的服色极其繁杂，妇女妆饰和头巾样式也奇诡难以形容。朝廷也曾设置禁令，士民却完全不知道警戒，不知有关官员究竟在做什么，任凭禁令堆积如尘而置之不理。圣旨到了：这些冠服是用来彰明身份的，不是用来装饰美观的。既然已有旧制，就应当遵守。那些受人治理的人和治理别人的人，究竟各自怀着什么心思呢？十四

译万历五年丁丑十月初一，彗星出现在西北方，彗尾直指东南，光芒非常巨大，过了一个月才消退。主事周弘禴是麻城人，上书说这是灾异的应验，主张会发生兵变，地点在幽燕、吴越、闽广之间，应当命令大臣分别推荐将领人才。没有发言的人都说，彗星大约有二丈多长，观测者说，自汉元帝、成帝以来，这是第二次出现。当时我在福建任职，对此十分忧虑，便询问督学使赵君，赵君说：“未必如此。”我考察史事文献，发现像这样记载彗星的情况很多，有人说这其实是上天的戾气，原本不是星体。孛星也就是这种星，天变中又有称为尤旗的，所预示的灾祸更加惨烈；这些都不是太平盛世所应有的。赵君名参，是鲁地、浙江鄞县人。十五 张江陵归葬父亲时，楚地的巡抚、三司以及郡县官员都来参加葬礼。巡按御史赵应元【山西人】独自因正在出巡而没有参加，张江陵上奏谢恩时没有提到赵应元的名字，赵应元于是称病离职。御史大夫陈炌【江右人】平素也有清廉声望，却阿附张江陵，弹劾赵应元假称有病，奉旨罢为民。刑部员外王用汲【闽人】列举陈炌谄媚奉承、丧失大臣气节的罪状，言辞意旨激烈，引用《孟子》的话说：“助长君主的恶行，罪过还小；逢迎君主的恶行，罪过在大臣。”于是改说：“助长君主的恶行，罪过还小；逢迎宰相的恶行，罪过在大臣。”如今的各位大臣，都是逢迎宰相恶行的人。如此等等，当时士大夫舆论都称许他。王用汲也奉旨罢为民。他出城那天，张江陵恰好在当天回朝；如果张江陵提前三天回来，等到王用汲的奏疏上呈，王用汲恐怕就不能活着回来，这也是王用汲的大幸。当时我任福建佥宪，估计王用汲将要回来，便提前发文给福建的首驿，命令沿途优厚供应，护送他到延平，与他相见握手，十分欢喜。张江陵失败后，王用汲重新被起用，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十六 杨继宗都御史从前任嘉兴知府时，内臣厌恶他的简朴刚直，想用奇祸陷害他，幸亏 皇帝圣明，使他免于粮储方面的祸患。有一位参政，是北方人，与内臣关系亲厚。他借其他事情写成文稿，想呈给巡按衙门，刚要落笔诋毁杨公时，数十上百群角莺飞来聚集。参政想抓取它们，乌帽都被抓向脸面，于是参政把稿子废弃了。不久，参政巡视嘉禾，船将要到达府城时，角莺又像先前那样飞入船中，与在省城时的情形相同。参政于是掉转船头离去。飞鸟尚且能预先感知气运，人心既然已经爱戴杨公，上天也不会违背人心。参政又能把杨公怎么样呢？【此事见《德政录》】十七 嘉靖乙丑 肃皇帝年事已经很高了。臣范应期对策后领回试卷，住在馆舍中高兴地恭敬阅读御批，看到自己列为第一甲第一名。御批说“成祖著有司遵奉改正”，原来是范应期误把成祖文皇帝写成了 太宗文皇帝，因此御批如此。这可以看出皇帝天生具有 圣人的精明，远远超过前代；那些阁部大臣，哪里能够仿佛达到他的万分之一呢？十八 提督荒政杨掌科【文举】是万历丁丑年进士□□。皇上从内库拿出一万多金，赈济我们三吴的百姓，恩惠实在深厚。可惜当时百姓没有得到实际好处，反而被有关官员和里长侵吞了。内里的事情难以说，难以说。那些弹劾杨掌科的人，从渡过长江进入浙江起，所受筵席的丰盛，水陆珍品几乎无所不有，只差没有杀一个童子。众人都把罪责归给掌科，我说不是这样。这些筵席的菜品数量，从来没有列在牌文上，非要这样铺张，还是主人自己不爱惜民财、不明白事理。杨掌科经过广德时，州守任某款待简朴，从未听说杨掌科有所计较；由此便可以看出，是非自有归属。十九 六科历事监生，六科有公文奏本，监生把名字列在末尾，六部也是如此。监生与尚书、侍郎以及各郎官并列署名上疏。祖宗朝廷对待士人的用意非常优厚，这三种途径之所以并行使用，正是因为如此。如今有人用交纳银两来免除历事，雇用市井中的挑夫、小贩和低贱佣工，穿上官服向同科行礼；科长则回礼，并按照对待监生的礼节来对待他们。我只抬手示意，没有回礼。向同道之人询问，大家都说应当回礼；也有人说不应当回礼，尚无定论。大体上还是以不回礼为正确。二十 元朝的事情，人们都轻视其胡俗，不愿依从仿效。但其中有两点值得取法：君主或皇后去世，不使用殉葬，不陈列祭器，不营造山陵，只深埋在土中，再用万匹马反复践踏，派官军守护。到第二年土地长出青草，才放松守护。庙号只称某某皇帝，不像宋朝那样加上十多个字的徽号。我私下认为，这些做法可以效法、可以流传，不应因为是胡俗就一概抛弃。二十一 西伯暗中行善，并不是太史公贬低西伯的说法。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可见君主之道就应当如此，只管在实际处下功夫，丝毫没有羡慕外在名声、谋求别人称誉的心，这就是所谓阴德。如今的人刚做了一点有德行的事，就急着让别人知道并为自己扬名，或者马上向别人索求回报，这就是表面上行善、暗地里其实并非如此，也与西伯不同了。二十二 同年友人周养初说，刘东山先生官至侍郎，探访母亲一族的亲属时，有一位疏远的族舅，年龄才二十岁。东山先生拜访他，向他下拜，那个人只用手扶住他。东山说：“大夏，莫要下拜。”始终不回拜的人不觉得受辱，接受拜礼的人也不觉得自己傲慢，这才是古人的风气啊！近世叔侄、甥舅之间，互相作揖，宛如平辈交往，实在令人慨叹。【周养初名思稷，湖广麻城人】二十三 正统年间，会试考场发生火灾，考生死亡的有一百多人。刘先生急忙想翻墙出去，忽然墙上有人接连呼喊：“刘大夏，刘大夏，到这里来！”仿佛有东西从地面托扶着他上去，先生于是得以逃出。问道：“你是什么人？”回答说：“我是东山之神。”话音未落便忽然不见了，因此称为东山先生。刘先生画了一幅东山神的小像，无论在家还是做官，都一定带着这幅神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二十四 刘南坦先生谥号清惠，曾与施菁阳先生、孙太白山人交往，我没有来得及见到他们。三位先生中，只有南石太学与我友善；我到他的住处去，他每次拿出刘、孙两位先生亲手写的书信和诗词，让我整天玩味欣赏。他自称为“友生”，称刘某、孙某为友生；称菁阳为“邦直贤弟”，除此之外没有多余言语。这种古人的风范，令人追慕。菁阳名侃，字邦直，是嘉靖丙戌进士，尚未授官便突然去世。南石名蒙，是菁阳的儿子。二十五 唐一庵先生说：“本朝只有两部书，一部是《大明律》，一部是《状元廷对策》。可惜如今做官审理案件的人，专门崇尚姑息敷衍，把律法的旨意和条文全都不采用。《廷对策》在嘉靖庚戌以前，还接近古制；以后便逐渐失去了朝廷策试士人的本意。” 二十六

译我十五岁时，凭民生的身份拜见嘉兴太守赵公瀛；同场应试有一位姓曹的生员，十六七岁，容貌俊美、鬓发修饰华丽，站在班列中。赵公说：“你不是娼妓优伶家的子弟吧？为什么打扮得这样艳丽！”曹生脸色大变，连忙收拢鬓发。赵公为人端正严毅、庄重严肃，一见到民生，便训诫到这些。到了万历十一年，间或有学道巡察湖州时，民生都用红丝带束发，涂口脂、敷面药，廉耻荡然无存；父兄反而认为这样做得对，郡县官员也没有听说有人严正劝阻。唉！如果赵公庄严地在上面，像这样的人妖物怪，怎么能丑陋到这种地步呢！二十七 范司成年轻时在郡中应试，郡守认为他非同寻常，命他入衙拜见自己的夫人。身为二千石官员的配偶，即使穿华服也理所应当。可是这位夫人却穿着青布衣服，头上没有金饰，想来是西北地方的人，如今这样的人已经不容易见到了。二十八 山西李日强，嘉靖乙丑进士，和我一同任礼科官员。从家乡到京师，李君除夫人外，家中只有一个男仆、一个女仆。男仆时常到街坊市场买蔬菜、挑水，女仆主管内厨。夫人常常帮助他弥补掌科官署生活的清淡和官衙的清静。这种情形恐怕在北方也不多见，更何况向南方人中求得呢？二十九 六卿是尊贵的官职，随从众多也理所应当。我刚到闽地时，拜访巡抚马公森、户部尚书林公廷机；他们的儿子燫都以礼部官员身份到下属官署来访，各自只有一个苍头随从，进入按察司，直到送出门外，除轿夫、伞夫五人外，也没有看见更多的人。我也曾登上三位公卿的厅堂，三位都穿着官服从衙内出来，随身使用的童仆也没有超过两人。他们的简朴远远超出常人，足以作为做官人家的典范。三十 海瑞，琼山人，任学谕时拜见太守，只作长揖而不下跪，两个学训跪在他的左右，人们称他为“海笔架”。他任淳安县令时，胡宗宪任浙江巡抚，海瑞裁减车马供应，使胡宗宪不能奢侈使用；海瑞因直言进谏被关进监狱，后来蒙恩赦免。此后他官至御史大夫，待各位御史十分严厉。他去世时，检查箱笼，只有一两件绫衣葛衣和几两俸金而已。三十一 臧尧山任松江太守时，宰相徐公存斋正在朝中。有一个侄子穿着彩色衣服进入郡署仪门，故意摇摆作态好几次。臧尧山派人告诫他，问他是否出去，并且说还要加以羞辱。徐公仍洋洋自得地保持原来的姿态，不肯出去。臧尧山命差役狠狠责打他二十下，然后呵斥着把他赶出去。徐相公听说后，写信给臧尧山表示感谢，丝毫没有生气的意思。唉！若不是尧山，就无法显出相国的气度之大；若没有相国，也成就不了郡守的严正。这两位贤者相遇的情形，以后恐怕不容易再见到了。臧尧山名继芳，嘉靖癸丑进士，湖州长兴人。三十二 施西亭，即宪副施儒，离我的辖地约十里。可惜我出生得晚，来不及认识他。得到施公遗留下来的文章和诗篇，读过之后，真是前辈人物。他给郡县各位官员写信议论时事，篇篇都坚持古道、忧心不已，像老师训导弟子，绝没有逢迎柔媚的气息。听说西亭每次进城，郡守万公一定先去拜访；西亭进郡署后，万公一定设饭菜果品，真诚率直，心思不在饮酒，而在百姓的利弊上。如今想起这种美好的风尚，令人叹息羡慕。三十三 刑部主事刚进入衙门，按惯例要承担提牢的差事。三月之内，并不是只管这些囚犯，还要同大理寺、都察院彼此承担参奏、驳议的职责。王文成公进入牢中察看，发现里面养着许多肥猪，问后得知是用囚犯的粮食喂养的。刑部堂上的三位老先生也各自养有肥猪。王公杀了一头猪，先祭祀皋陶，其余的全杀掉，分给囚徒享用。我听士人们这样说过。王公不计较个人利害和毁誉，所以别人不能做的事，只有他做了。这样的事哪里是寻常人容易做到的呢？三十四 我刚到江右时，任淦县令，便顺道拜见代巡某公。恰好突然下起大雨，代巡却没有命令我移到廊下避雨。我在雨中站了很久，身体和衣冠都湿得厉害。不过我的官职低微，还可以这样对待。同门友人某，任职于京畿以外边远苦寒之地的巡按。两司未相见时，都戴着帽套、暖耳；进去拜见后，却全都除去了。这位友人当面告诉我说：“你看两司诸公，鼻子和胡须之间都冻得……”我问他为什么不照旧戴着，他回答说：“那不合体统。” 诏旨既然规定小官都可以使用帽套、暖耳，两司在代巡面前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种所谓体统，不知《大明会典》是否曾经明文记载过？《九经》说，个体群臣的其实是君王；侍奉君王尚且应当体谅代巡，难道偏偏不能体谅吗？实在太拘泥了，太拘泥了。我所见到的那两位官员后来都没有长寿而死去，想来是过于惨刻的人。殷正茂任两广总督时，才干颇有挥霍浪费之处，操守却还可以议论。不过盛暑之中，两司相见时都摇扇而不避讳，也实在是使人痛快的一件事。耿楚侗任福建巡抚，吴鹏峯任按察副使巡按浙江，两司不穿素服，也未曾损害官员的操守。近来服色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三十五 湖州郡守张西林，名铎，是关中人。关中春元拜见郡守时，按惯例举行庭参礼。我们湖州的各位春元进去后，正要登堂，张西林却面向南等待他们行礼。陆贞居站在一旁，因年长而位居首列，严肃地说：“旧规是到后堂相见。”张西林这才退下，双方共同行拜礼。听说前一天已经有人举行了庭参礼，不必追究那个人是谁。三十六 我的业师范兼山先生名晋卿，是嘉靖丁酉举人。年轻时曾在钱正郎家中任馆师。嘉靖戊申、己酉两年，我侍奉先生受教。那年春天刚到馆舍时，家里有一个仆人送我来馆舍，安顿好后便离开了。冬天他又来，一整年都替主人家服役；先生却待他十分宽恕，从未要求他事事完备。先生讲授经书，每年一定全部讲完；《易经·系辞》和《大学》《中庸》，每篇每年讲两遍。三十年来，我乡春元寄居馆舍，随从仆人多至四五人，而经书还来不及讲完一半。今昔相差为什么会这样悬殊呢？三十七 我们湖州的邵康山先生中举后，居家而不去拜见太守万石梁公。一天，万公问唐老师说：“听说贵郡有一位邵春元，为什么不来相见？”唐老师说：“他说要先讲明礼节，然后才来见您。”万公说：“礼节不必讲，见面后自然让他坐上座。”于是先投帖拜访邵公，邵公也回拜了他。这件事不仅显示万公礼贤下士的高尚节操，也更可以想见邵公为人清正自守、谨慎自重。三十八

译嘉靖十几年，湖州郡守杨公将要为三学送应试生，却还没有到规定日期。传言说盐院巡察湖州，太守废止常礼，不设酒宴，而是给每名生员代酒银二钱。南离钱公镇当时也在诸生之中，便对太守辞谢说：“按台的报告还没有急到这种程度，按礼仍来得及设酒。事情并不紧急却废止礼仪，这就是不以礼教导诸生了。”钱镇不愿接受银钱，最终把钱退还给太守。太守无言以对，只说：“偏偏你这个秀才倔强，难道这样就能考中吗？”这虽然是先生的一件小事，却也带有几分奇特刚直的气概，令人肃然起敬。三十九 归安施琏川先生名峻，和郡守莆田人郑富，都是嘉靖乙未进士。郑富刚到郡中时，也有一些善行，后来终于因贪污而损害了名声。施峻当面指着郑富说：“当初任命官员的名单刚下来时，我乡里人对我说：‘施峻，你的运气到了！郑富来做太守，一定会成就你。’谁知道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什么都只顾自己捞取一些，并没有成就我。”这话虽然近于戏谑，但当面直呼太守的名字，总归是使太守受到侮辱。人一定是先自己侮辱自己，然后别人才会侮辱他，这话确实不错。琏川平素的品行有许多可取之处，这里说的只是一个小节。四十 新淦潘九思考中乡试后，县令按里甲出资帮助他筹措进京费用。有一位里长竟卖掉儿子来捐资买官，潘九思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召来那个人，把他交来的钱全部退回，让他赎回儿子。后来他的舅舅犯法，赎杖需要几两银子，强君要求潘九思向县里说明情况，请求免除刑罚。潘九思说：“舅舅请回家去，这件事一定不会连累你。”最终拿出自己的钱代他赎罪。潘九思最后官至知县，死时却穷困到不能置办殓葬。我任淦县令时，他的妻子孺人还在世，我常常怜悯救济他们母子。四十一 高南宇先生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在家养病，四方人士仰慕先生的声名，守候在门墙外，却都不能见到他。先生住在省城，附近的巡抚、巡按和三司官员，整年也不能让他出门一次。巡抚、巡按、三司来拜见先生，先生也不轻易出门，即使出来也不回拜。唉，这才是所谓真正闭门谢客吧？有些人却看客人的显达或失意来决定态度高低，门人对不同客人采取不同的推辞和接纳方式，还向人宣称“我已经谢客了”，谁会相信呢？先生名仪，仕途最终做到东阁大学士，谥号文端。四十二 我任淦县令将近三年时，正值辛未年冬月，梦见一个神人对我说：“赵清献公随身带着一张琴和一只鹤，您只有一张琴，可惜少了一只鹤，我无法解释。”第二年壬申六月，我奉召选入礼科，科署中有一间书房，墙上挂着一张琴，询问后得知是过去流传下来的旧物，我认为这正应验了先前的梦。后来我转任江右少参，辞官将要出境时，□□益府潢南王派官员赠给我一张琴，我于是抱琴归来。梦中的先兆就是这样。因此，即使蒙受圣恩再次起用、前往西粤，我也乐于上疏辞谢。四十三 嘉靖乙丑年，我们湖州的张庄僖公掌院，他的儿子天秩和我一同到了会试考场。此前监场侍御已经发布告示，不许举人进入栅栏内闲走。捕役因此抓住张天秩的一个随从，要把他送到御史那里。张公子的神色和声音都没有变化，他的随从也没有说“我是御史大夫家的仆人”，任凭捕役捆绑带走，后来才释放。由此可见庄僖公家法的严整，也可见他的儿子和仆人都受到闲暇时的教导。四十四 四川人某某十二岁时，经过本乡显贵做官的余氏门前。当时余家正在修建厅堂，木料十分巨大。某某在木料上题写道：“余家门前有这么大的木头，全都是江南百姓的骨髓。”他又殷勤嘱咐堂前的孩子：“不要让谢燕飞进王家屋里。”我听说后迎接他，盛情款待，并让自己的儿子拜他为师。临别时，我对某某说：“我的儿子固然不成器，但你说话太刻薄，恐怕寿命不会长久。”我去世不久，他的儿子果然败坏了家业。某某十七岁考中进士，不久也早夭。做官而修建巨宅，年少而炫耀才华，都不是长久之道。四十五 我曾拜见徐文贞公，名帖刚送进去，我进入他家门时，他还没有穿好衣服、束好腰带，徐公却已经和长子太常、幼子尚宝一同出了第二道门来迎接我。那天晚上我住在徐公的书房，徐公亲自吩咐童子焚香、整理被褥枕头，又陪我喝茶谈了很久才分别；他的情意和言辞真诚率直，让人几乎感觉不到他是贵人。另一天，徐公在中堂招待我，叫我说：“临川，我告假离席一会儿。”我以为他是服药后要就寝，没想到不到一会儿工夫，他端着一杯茶就出来了，说：“我给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写了几句附启，所以耽误了陪伴你。”八十岁的元老面对门人弟子还说“告假”，谨慎厚道得实在不同寻常！湖广廖明河先生在科举资历上只比先公晚三年，徐公席间谈到廖先生时，一定称“廖明河先生”，不只称“明河”；前辈遵循古人的礼法，就是这样。四十六 廖明河先生被贬任我浙江盐运司判官，在盐运司中是地位较低的属官。一天，他拿着名帖，穿着生员的红色拜帖前去拜见，盐运使却闭门不见。不久，肃皇召廖先生回翰林院，盐运使备好名帖，派差役请先生赴宴。先生说：“昨天拒绝见我，今天又来请我；我真是小人，小人。”于是责打那名差役二十下。这虽然不是宽厚长者的做法，却也足以成为仕途中的一笑谈。以上是文贞公亲口告诉我的。四十七 吴小陵先生，字一儒，和茅公坤是同乡同年；戊戌年一同进京参加会试，又住在同一处邸舍。茅公考中进士，小陵落第，却安然留在住处没有搬走，还替茅公写名帖。在协助处理琐碎事务、考察其他事情的得失以及任用黜退之际，他都漠然处之，毫不放在心上。有一对友人兄弟同住杭州，弟弟报考得中，他的哥哥却茫然地迁往别处。这样看来，小陵的贤德远远超过常人了！后来他在庚戌年考中进士，官至太平知府。四十八 箬溪顾应祥先生任巡抚，居家时，盛暑之中有两司官员来拜访，他叫田间一个老仆人来摇扇。老仆取来一个小凳坐下，先生坐在他后面，先生自己并没有察觉。后来发现后责问他，老仆说：“你有风扇就够了，为什么还要管我坐在主客之间？”先生大笑。这个老仆不能说懂得礼节，但身居显贵、仕途通达的人还能有这样的情趣，保有山野人家的真率，完全没有官场的套子，实在令人叹羡。四十九 建安杨文敏公荣的父亲以摆渡为业。别的摆渡人通常都索取往来钱，遇到风雨寒夜又总是害怕劳累；文敏公的父亲却独独不是这样。有一位感念他义举的风水先生，为文敏公的祖父选择墓地，指着一处狐狸栖息的洞穴说：“等狐狸出来后再安葬你的父亲。”当时正值严寒，衣服单薄，于是他赶走狐狸，安葬了父亲，然后回来报告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说：“等狐狸离去后再下葬，子孙中一定有人能封侯称王。如今稍微早了一点，只能使科举及第的人很多，但也足够让你的子孙享用了。”后来杨氏家族果然世代不乏科举及第的人。五十

译嘉靖乙卯年，我考中乡试，和两三位同年一同拜见文宗阮先生，留下来就坐。当时有六七名教官也在等候拜见阮先生，突然下起大雨，不能出门。先生命令各位仆役拿着他们所用的伞，逐一送他们走出按察司的大门。他对我们说：“教官是地位低微的官员，即使有伞，怎么能让他们走进按察司的大门呢？所以我特意派人送他们出去。诸位将来做官，体谅下属，也应当这样。”这虽然是先生的一件小事，也可以由此概见他一生大多厚道。后来先生配祀名宦、乡贤，他的子孙三代科举接连有成，成为桐城的望族，大概也是有来由的。五十一 豪放不受拘束的人，自然不应当用通常的礼法去责备。姚江理斋诸位先生在嘉靖癸卯年寄居净慈寺。他们同乡新考中的举子十多人，一同去拜见。先生穿戴冠带出来接见，但从员领以下，身上完全没有衬衣，白皙得像一块玉石。几个人嘴上没有说什么，心里却认为先生怠慢客人。正坐谈时，有人报告学宪张公来访。几个人以为先生一定会换衣服，先生却照旧这样迎接学宪，毫无犹豫不安的神色。几个人这才从心里佩服先生的旷达。这件事可以作为笑谈，却不能拿来作为士子的榜样。五十二 学宪出巡，提拔有才者、黜退不肖者，关系重大。历来没有向他投递、接受书信名帖的，更何况亲自到他身边，并且在路上与缙绅相见，接着还一起饮酒呢？自从我庚辰年归田以来，才听说这件事，感到非常奇怪。世道不振，又有什么可惊怪的呢！五十三 我们湖州凡是多次考选生员，郡县官员没有不受到诸生辱骂的。诸生固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过错，但反过来要求他们检查自身，难道就全没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吗？考中而纳贿还不值得责备，关说请托却盛行起来。显贵官员的子弟一定占据首位，那么排在第二位的又怎么样呢？权要的名帖甚至要毕恭毕敬地送到泉下，李公颐却从来不这样；他总是让各县正官阅卷，同时又把关严密。各县进献的铺陈也应当当堂搜检，丝毫不得夹带，完全按照文章来取录。乡绅子弟如果附在这些人之后，发榜后还怎么议论？其他人又该怎样自处呢？如果动不动就说诸生放肆，那么孔子为什么说：“君子求诸己”呢？五十四 嘉靖年间，郡守侯公东莱在三学新进诸生送学时，访察得知旧事，收取分例大多有浮费，便对乡里的先生们说：“这件事即使使诸生破费一文钱，也没有必要。各位老先生，只需各自带一个攒盒到学里来。”郡中士大夫很盛重此事，各自带了两个攒盒前往，主宾都享用盒中食物，行过酒礼后，侯公拜见各位博士说：“这些子弟就托付给诸位先生教导了。”于是告别。此公治理郡务，并不是贤者的作为，但这件事却做得洒脱可爱，可惜后来的人不能仿效。五十五 抚按和分巡官，是一方士人舆论所尊崇的人，一举一动都丝毫不能苟且。某知府入京朝觐时，却把郡务委托给节推署理，而让丞署理县务，大概是因为节推出身甲科，而丞有的出身乡科。假如丞果真不能署理郡务，那么大察时本应处分他；既然未必会处分，为什么偏要夺去他本来应当署理郡务的次序，反而把它授给节推来市恩呢？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但不知道姓名。近来又有三府让人署理郡务、两府让人署理县务，实在都令人无法理解。五十六 我们湖州的前辈很有眼力，善于识文章。嘉靖戊戌科会试会元袁公炜，是闵午塘先生取中的；癸丑科会试会元曹公大章，是董浔阳先生取中的。至于丁未科会试会元胡公正蒙，则是吴霁寰先生以正郎身份任同考官时取中的。到了万历庚子年，沈检讨、朱检讨国祯二公不仅同乡，而且同里相邻；沈主持湖广乡试，朱主持福建乡试，难道不是一时文运最盛的情形吗？五十七 江右邹东郭先生【守益】是正德辛未科会元。他的儿子善，官至方伯；方伯的儿子【漙】官至翰林。漙偶然被人以流言污蔑，回到家中请求拜见父亲，方伯公大怒，几个月都不让他见面。不久竟然还加以杖责，一点也不宽宥。唉，这种做法不是我们东南士大夫家庭所能想望的。五十八 山东寿光人刘文和公【珝】以大学士致仕居家时，受封的父亲还在世。封翁家法非常严格。一天文和公外出，乘轿回到家门，而封翁恰好和客人在门口迎接，文和公不知道应当避让，封翁大怒，想要杖打他，客人也无法解劝。我乡里的沈观颐【秱】中丞曾任该县县令，说封翁最后竟拿轿杠来责打他，这真是天地之间极其奇异的事。五十九 我乡顾养默公【震】以贡生身份出仕，任富川县令。他年轻时喜好学习，在文坛声名远播；遇到好友、亲戚遭逢患难，就像自己亲身受难一样，只要可以为他们解困，便竭尽全力。他一生只知道宣扬别人的善处，从来闭口不称说别人的过错。这大概是天性早已禀赋如此，并不是受到什么惩罚后才这样做的。他的子孙显贵，是理所应当的。六十 学道出巡时，按例要隔府回避；两台却发下牌文，屡次失信而不以为非，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年轻时见代巡舒公【汀】巡按嘉兴，督学孔公天胤也考察嘉兴，二公从未彼此回避。难道如今是对的而过去是错的，还是如今是错的而过去是对的呢？六十一 凡是称扬别人的长处，都可以使人兴起学习优点的念头，只有益处而没有坏处。若是喜欢称说别人的过错，这种阴德的损失不小于过错本身，而且又添油加醋地编成一篇文章，那损害阴德就更加严重、更加迅速了。我亲眼见过两三个朋友犯这种毛病，尤其喜欢直呼别人的姓名，灾祸立即就随之而来，难道不应当引以为戒吗？六十二 我年轻时还见过县学的先生鞭打责罚诸生，没有人敢抗拒违逆。大概从嘉靖壬子、甲寅以后，这种风气渐渐衰落了。浙江省学使屠坪石公持守正道，方正严明，访察诸生的品行，不把事情委托给广文，而是多方询问考察，务必找到真正合适的人，以此施行赏罚。诸生一时都不敢失礼违法。后来大多一味宽纵，终于到了肆意妄为、毫无顾忌的地步。分巡官奉代巡之命考校诸生，不许诸生唱名、按次序就坐，却叫自己的朋党自行列名，谁也不敢对他说什么。不到五年，诸生就敢辱骂父母官了，后来又敢辱骂祖父母官。辱骂不止，甚至群起攻击府通判，于是便发出了卷堂文。屠公后来升任国子监祭酒，奉行法令，丝毫不加宽贷。那些大老的子弟唆使言官弹劾他，唯恐他离任得不够快，终于酿成了今天的祸患。如今只是还没有当面辱骂郡伯，也还没有攻击郡伯使他离任罢了，能怎么办呢？那些肩负世道责任的人，应当想办法从这种渐变中吸取教训。六十三

译两台出巡时一定要考察生员，却又不亲自主持考试，必然要借重守、巡两道。守、巡两道又不亲自阅卷，必然要借助太守、推官、知县诸公的眼目。诸公又不能秉公办理，必定先把乡宦子弟全部选取，其次把平日相识的人等列为第一。随之而来的便是唾骂，而施行赏赐又没有每年拨给的钱粮，所有费用都由临时县官筹办。我认为 钦定敕令中有这一条，所以不得不执行。于是我询问侍御一类的人说：敕文中并没有这件事，难道也不可以停止吗？至于他们考察生员，又让教官出于私情挑选送上，这姑且还不值得责备。但这些事情都是隆庆元年以后发生的，在此以前从未见过。六十四 人活到六十岁，甲子循环一周，天道发生变迁，人事也会改变。根据我亲眼所见，哪里需要那么长时间呢？大概风俗改变人，比影子随形、回声应声还要迅速，实在令人畏惧。我母亲的姐姐朱宜人，年轻时是吴沈公的封母，年近八十，见面时还只称她为大姨。如今的人，女眷才三四十岁，就已经称为太太。家门中的妯娌彼此称呼，也都不像从前那样称伯母、婶母。以前富贵人家的女子妆饰，只看重金银宝物；如今仍然制作精巧的样式，但金银宝物反而束之不用，另用珠翠、珊瑚等奇巧之物。仅这两件事，就与三十年前有天地般的巨大差别。以后又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实在很值得忧虑。六十五 乙卯年中式以后，我同凌子【廸知】、钱子【锡】、严子【文梁】一起在清容轩设席款待郡伯、郡佐。席上的食物都是馆夫包办的，面食和肴馔共八器，汤减半，另加碟菜十二器。我责问馆夫，他轻描淡写地回答说：“这是旧规，不能增加。”这样的席面若放到今天，用来款待吏书尚且不够，何况府公呢？当时琏川施先生【峻】替我们作主，同府公相对而坐，直率少文饰，与今日的礼节相比差别极大。施先生大概还在奉行古人的道理吧？六十六 我在嘉靖乙卯年中试时，默林胡公【宗宪】已经从代巡转任抚台了。有人送来贺礼，我这个书生不知道按规矩应当用手本致谢，只裁了一张大红纸，写成一张帖子，连同传白帖一起交给来办事的差吏带回。这虽然是因为我自己疏忽昏昧，但当时人们把红帖看得贵重，不轻易使用，也由此可见。近来郡县官上任，或遇到节日，所收到的红帖多到一百、数百甚至上千张。今昔奢侈与节俭相差悬殊，正如苏子所说“世之自文而欲挽之质也”，大概就像要移动江河、让它们从山上流行一样，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六十七 实行平常的德行，谨慎说平常的话，圣人也不过如此罢了。如果舍弃子、臣、弟、友这些日常身份，另外去寻求圣贤的道理，正是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二十年来，我们乡里不必说其他怪异的事情，单是弟弟向兄长行揖礼、侄子向叔伯行揖礼，以及伯叔之间有人连称呼都不肯说，放荡无礼大概就是从山人开始的。至于面对客人饮食时彼此不相互劝酒酬答，那还只是末节。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六十八 东广林公【大钦】是嘉靖壬辰科状元。他年轻时贫困，做蒙师。他的主人家有个女婿考中甲科、官任主政，前来拜访岳父，岳父盛情款待他，请林公作陪。主政君谦让说：“我是您女婿家的亲属，先生应当坐首席。”林公竟坐了首席，主人很不高兴。主政君看了一遍林公所作的文章，对岳父说：“这个人将来一定会中状元，可以把小姨子许配给他。”主人认为他说得对，便把女儿嫁给了林公。林公年轻时没有正式从师学习，靠卖菜为生；到了私塾里听讲，就说：“书的意思是这样。”看见塾中士子的文章，就说：“文章的义理是这样。”于是便学着写文章。我湖州孝丰的吴公【麟】督学广东，回京述职时，代巡两司诸公问他谁是优秀人才。吴公首先说：“林公一定会中状元。”众人都笑他迂腐，后来事实验证，大家才心服。壬辰年廷试时，阁臣按惯例进呈十二卷。世宗皇帝心中不满意，又向阁臣追问。阁臣说：“有一篇文章非常好，只是开头写得散漫，不合格式，我们不敢进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皇上下令把它进呈上来阅看，林公于是列为第一。这位公才华奇异、气度非凡，可惜享年不长。六十九 我乡的孙屏石公，是前嘉靖戊戌科进士。我问他以前的大座师，是否有人收受礼物而处置不公。他说：“当时两位主考是费公和某公。某公出帘后就吩咐说：‘诸生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免得买坏了币帛；每位考生各自准备一条洁净的手帕和一本四方书，送给我们两人。’当时各位进士都照他说的做。后来问到本房座主是谁，回答说：‘是嘉兴的屠渐山先生。’屠公连书和手帕都不接受。每个门生来到，他都像接待家人父子一样亲切。遇到选官、遇到差遣，反而对各位门生更加礼遇。不知道戊戌年以后，还有什么人收受礼物，从那时直到今天，实在难说啊！难说啊！” 七十 乌程县令朱公，字射陂，是宝应人，专心钻研诗文，却没有荒废县政，足以称为循良之吏。他从北方来时，介溪严公、葵峰黄公都托他带信给刘清惠公【麟】。朱公有一天带着书信，同长兴县令刘公一起去拜访清惠公。那天天降大雪，清惠公穿着大红色鹤氅衣出来迎接，设饭款待二公。厨房端出两盘煮豆腐、两条大鲫鱼，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他超然于世俗滋味之外，遨游在清淡朴素的境界中，就是这样。李子说：平坦庭院中的林泉，雪中的鱼和豆腐，红衣白发，佳客相留，分明是一幅图画。七十一 南京兵部尚书韩公【邦奇】到任不久，便上疏请求归乡。同僚和大老们带着各属官员一起到郊外送行，询问原因。韩公说：“我乡里有一位前辈，去世已经多年了。有一天夜里，我骑着驿马坐在驿站，这位老人赐下名帖，亲自来拜访我。我很惊讶，还没来得及推辞，他的轿子已经进门了。升堂叙礼就坐，谈茶很久，完全不像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礼成告别时，他还对我说：‘您在南京兵部任职，不要久留。’”我记下了他的话，所以才有今天的告别。韩公归乡后不久便去世了，这件事也很奇异。七十二 楚地的耿侗先生【定向】讲明道学，是当时世人所推重的人。他巡抚福建时，主要在辨别各属官员的贤能与否，其他事务并不急切办理。当时张、吕二位大学士考满，申公【瑶泉】刚刚拜相，耿公只写了一封空函表示祝贺，不使用币帛礼物。君子说：“这已经很难做到了。”他在福建时俭约得不同寻常，真率而没有官场套话，把我这个不才当作兄弟般亲爱。我当时转任江右，耿公握着我的手，仿佛不忍分别，还说：“把总戎叫来，在省中聚一次；我唯一忌惮的就是先生一人。”先生真是我正直诚信的朋友。我回乡奔父丧时，各属官员都写文章备办祭奠，耿公却命工匠裁去其中的文章，所送的钱币和折仪也全部谢绝。耿公大概是末世的清修之士，不知为什么却得罪了士人，屡屡遭到极端的丑诋。七十三

译天下最冤屈、最不合理的事情，没有比带征钱粮这一项更严重的了。许多知县、知州在任时，只应当清理自己任内的钱粮；上任以前的钱粮自有以前的官员负责，既然以前的官员没有清理干净，怎么能把责任一并加到后任官员身上？行取文书一到，相关上司都另眼相待，唯恐得罪什么人；行取官员因为钱粮没有收完，上司就把他留在任上。如今更有可笑的事，例如万历十年任官，偏要他追征并上缴到万历四五年的钱粮，还要把近来的钱粮一并考核，这怎么做得下去？天下就只有这些百姓，百姓身上也只有这些血肉，前面放得太宽，后面逼得太紧，简直要一直赶到极坏极乱、无可救药的地步才罢休。七十四 汉代的刺史、太守在任时奉行良善政事，例如二疏归田，朝廷赏赐他们，动辄说黄金二十斤，或三十斤。想来当时民间不敢擅自使用黄金，即使帝王子孙使用，也有节制，所以才能积藏如此多的黄金。如今民间僭越逾制非常严重，只要财力能够置办黄金就拿来使用，等级贵贱的差别、该不该使用，都不再过问。这样怎么能不使黄金日益昂贵、百姓日益贫困呢？江右朱尚书衡，我曾经同他的儿子维京交往，有一天问他说：“贵府的女婢佩带黄金吗？”他回答说：“只用银饰；即使这样也要先禀告老母亲，何况是黄金呢？”他的话未必完全属实，但江右节俭的风气大体上确实不同于其他省份。后来即使发生兵乱，也一定不会遭受惨重祸患。我们东南一带，就难说了！难说了！七十五 薛方山先生先任慈溪县令，举行岁考时，袁元峰先生炜没有参加。后来得到他的文章，认为非常奇异。此后他乡试中式列第二，会试列第一，廷试列第三。薛公督学我们浙江时，姚江诸位大老都口头许诺姚江人考中解元，但山阴应试生员却没有一个列为一等；这一年中式的名单中没有山阴人的姓名，于是便大力称赞慈溪人才众多。这年中式者共有十人，嘉兴入学试的批首，前后都登第。那时我们桐乡的第一名是沈虚舟继志。湖州府一州六县的童生，今天参加考试，明早辰时就公布名次。平日有名声的人，全都被录取。有人说薛先生只看破了文章的承题和破题，事情的形势确实如此。先生主持文衡，只怕此后一百年也不容易有人与他的高明相提并论。七十六 庄僖张公从束发成年直到去世，没有一天不磨砺自己的名节操守。对于当时风俗中一味趋炎附势、柔媚逢迎的姿态，他尤其厌恶排斥。华丽奢侈、浓艳浮靡的东西，他一概没有爱好。平日居处、出入、行动都有固定的法度，即使在闲暇休息时也没有懒散的容态。即使听到轻薄的话，他也虚心好问，勇于听从善言，从不自以为是，更不以自己的长处压人。但他性情刚直，痛恨邪恶，把权奸看作一天也不能共同相处的人，因此污秽之徒便想从言语上中伤他。幸亏张公自我约束严格谨慎，最终没有给他们留下可乘之隙。伊藩之乱在尚未发生时便被他制止，他从容缓带之间消除了几十年来潜伏的祸患。人们只看到事情处理得容易，却不知道这使朝廷免受了艰难。若不是胸怀宏大、抱负深远，不能做到这样。七十七 我们乡里的凌公约言，因为闵午塘先生才开始认识南渠吕先生。那时他们在都城，凌公还没有考中乡试。几年后，凌公进入南雍学习，吕先生已经任少司成。师生身份相差悬殊，吕先生却特意到寓所拜访他。又过了十多年，凌公拜见铨曹，接受了全椒县令的任命。吕先生进入内阁后，凌公拿着官衔帖子去拜见他。吕先生快步迎接说：“何必拘泥这些套数？我一定要按照平生的礼数来接待你。”吕先生请他坐上座，凌公坚决推辞。吕先生笑着说：“即使你将来做了宰相，难道还要让我坐在你旁边的下座吗？”他命随从坚持让凌公坐在那里，凌公无法移动，最终只好按宾客之礼就坐。吕公的盛大德行，哪里只是高出别人一等呢？七十八 做官的人贪财而不知羞耻，想来是天性如此，也就不值得责备了。有一类人清廉安静、无所求取，当然值得赞美和尊重；但到了处理大事、裁决重大疑难、遇到严重灾荒时，必须有胆略、有才智，才能把事情办成。我们乡里万历十六年发生严重荒灾，有一位郡伯下令让穷民到富家去喝粥，成百上千的人聚集成群，几乎酿成大乱。他又下令给囤积粮食的人限价，只准一两银子卖一石，结果米更加不肯出卖，价格也一天比一天高，最后涨到一两六钱一石才停止。这位郡伯非常清廉耿介，但对救荒政务有什么补益呢？大体说来，禁止囤粮、限制价格，都不是治理荒灾的好办法；只有在未发生荒灾时预先准备，临时又多方设法安排，让前来就食的穷民只在三四里之内得到救济，才是真正有实惠、有效果的政事。七十九 如今备办救荒措施，只有劝借这一条办法。然而“劝”这个字还可以说得通；“借”这个字，一旦借出以后，问什么时候归还，就无法说清了。聪明而残酷刻薄的人，平日不知道爱护百姓，这颗心早已同百姓隔绝。即使有粮仓充实的富民，哪里肯乐意行善施舍呢？如果平日有一片真心，实行真实有效的政事来惠及百姓，那么即使遇到大荒灾，穷民也一定不会作乱。劝百姓拿出十份粮食，一定会有四五份响应。这是可以按道理推知的，并不是凭空臆说。八十 太宰杨虞坡公慱因病请求归乡。此前，我所选取并由礼垣公主持考试、推荐的人，便送他到郊外，与他作别。他的行李十分简朴，丝毫没有显耀的气势。他家的男女家人都骑着跛骡，离开都城时，城内外的人指着他们说：“这是杨爷家的管家、婢女。”众人啧啧称叹，十分羡慕。于是我想起隆庆戊辰年，徐文贞公徐阶罢相后，我偶然在御道上看见他家的媳妇成行步行，人数不少于一二十人，服饰华丽。这同太宰家的家风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文贞公是贤者，尚且不能如此超脱于社会风气和习惯之外，何况那些贤能远不及文贞公、相差十倍百倍乃至千万倍的人，难道还能要求他们朴素节俭吗？八十一 古和雷先生，名礼，是江右丰城人。嘉靖己酉、庚戌年间，他主持考察我浙江的学政，所取的士子，文章义理专门崇尚通晓经书、能抓住关键、体会圣贤语气的人；只是卖弄浮词的人一概不录取。一时之间，人们称赞他最为明察公正，即使童生也从未滥取一人。他巡行四明时，听说太宰渊正在朝中，他的弟弟是生员，应当发落，社学、郡县诸公竭力营救，请求把他列入第三等，先生始终不肯轻易答应。遥想他的高尚风范，仿佛处在上古时代。他官至工部尚书、少傅。八十二

译弘治五年壬子，浙江解试第一名是秦文，至于他的人品如何，已无从详考。当时国家福运昌盛、治理融洽，秦文独自遇上了这个盛世；一时豪杰应运而生，同榜的人中有孙忠烈公孙燧、胡端敏公胡世宁、王文成公王守仁。宁王宸濠发生变乱时，他们有的为节义而死，有的参与谋划，有的平定叛乱。这三位公的道路虽然不同，但都是百代罕见的杰出人物，这一点是相同的。他们为山川增光，使史册辉耀，哪里只是小小的补益呢？孙燧中式第四名，王守仁则在五十名以后，功勋事业哪里取决于科举名次的高低呢？嘉靖壬午年，又有海盐人郑端简公郑晓和我湖州的唐一庵先生唐枢，也都是伟大人物。我所不知道的还很多。八十三 山西蒲州的王公王崇古，是兵部尚书、大学士张四维的舅父。张四维入内拜见王崇古时，如果王崇古偶然站着，便站着还礼；如果王崇古正坐着，便坐着还礼，从不因为张四维是外甥就离席。我们湖州的士大夫说，有人亲眼见过这件事。这是西北人的盛德使然；如果南方人勉强学他，反而会露出丑态，实在不能把这事看得简单。八十四 子女遭逢父母丧事，按照朱文公《家礼》，没有悬挂遗像、开丧、接受吊唁的仪节。如果专门设奠祭，倒是有这种做法。我们当地的习俗却不懂这一点，不知是从什么人开始的？孝子都在帷幕里面，面向南；吊客面向北，向死者父母拜礼，主人仍然走出帷幕到外面拜谢。我曾到檇李的屠氏、项氏家中吊丧，孝子在帷幕外的右边行礼。或许他们家世代的德行渊源有所传承。吏部亚卿诸公大绶去世，江陵前去吊唁诸公的儿子，仿照当地习俗在帷幕里面拜礼。听说江陵不高兴地说：“我是来吊唁你们父亲的，你们为什么面向南来面对我？”由此便可知道，我们乡里的开丧礼不应再沿袭旧俗。古人守丧时居住的苫块之次，也不在帷幕里面，就像今天厅堂旁边的房间。亲友就在这里吊唁。八十五 东广的霍渭崖先生霍韬，是正德甲戌会试第一名，廷试列二甲，任观吏部政。凡是观政进士，通常都穿青袍、系角带进入衙门办事，唯独先生穿着锦绣；而且他也不认会试时本房考官为座师。这两件事都是世间罕见的事，不知是否确实如此。他的儿子与瑕是嘉靖己未进士，当时我浙江的袁元峰先生袁炜主持贡举，与瑕也不行门生礼。与瑕被选为慈溪县令后，投递晚生帖，君子称赞说他有父亲的风范。我私下认为，渭崖先生的人品学问，本来就应当位阶尊贵、进入座次；然而先生所处的时代也确实十分幸运。假使先生在万历甲戌年登第，士大夫必定群起讥讽他，讥讽不止，必定群起攻击他；攻击不止，必定削除他的籍贯、革去名籍，把他列为元恶大憝，才肯罢休。那样的话，他哪里还能享有崇高的官阶，死后又得到“文敏”的谥号呢？士君子确实不能不遇上合适的时代。八十六 万历丁丑年十月，阁臣张居正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于是 皇上挽留他，于是他不想回籍守制。当时翰林检讨吴中行、赵用贤同日上疏指斥论列，奉旨在朝廷受杖刑，贬为平民。刑部主事沈思孝起草奏疏，同部郎艾穆愿意与他一同署名，于是列名上疏；观政进士邹元标的奏疏随后也上呈，他们同样受到廷杖并被贬戍。一时间，台谏官没有敢发言的；而御史某、给事中某某迎合张居正，保留故意删改原来邹元标奏疏的做法，其中有“恨不得斩下某人的首级”等话。不到七年，张居正去世，诸位贤臣都得到起用；那些依附张居正的人，很少有不受到牵连的。吴中行是武进人；赵用贤是常熟人；沈思孝是秀水人；艾穆是某地人；邹元标是江西吉水人。卷三 八十七 山东兖州滋阳县学的文庙，祭祀宗圣颜子的神位，这同天下各郡县不同。想来邹县祭祀孟子，但还没有确切考证。八十八 我同年中有一位姓吴的，出仕做蜀地县令。他母亲孺人有个侄子，平素不修品行，前来拜见，吴公把他留在衙门里。一天，吴公外出，侄子向姑母索要银钱没有成功，便盗取她积蓄的钱财，杀死姑母后逃走。后来捕获了他，虽然依法治罪，但对母亲来说又有什么益处呢？官署不适合留宿客人，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八十九 江陵为父亲服丧时，当时上疏进言的诸位大臣受到祸患，不能说不惨重。后来接着诸公上疏的，有翰林赵志皋、田一儁、张位、习孔教、张一桂、于慎行、李长春，共七人。次辅吕公调阳把他们的奏疏压下，没有让它上达。这七人都是我戊辰榜中的同年。可惜他们后来的结局，没有一位留下特别显著的事业。九十 沈纯父沈思孝的奏疏上呈后，等待皇帝旨意。江陵在朝房时，他的家人和私人中前来探听动静的人很多。刑部郎蔡文范，江西瑞州人，排开众人去看纯父的起居，对张居正直呼其名、大声辱骂，次数多得数不清。一时愤怒激烈，奋不顾身，因此获罪，被贬为福建盐运判官。公论平定后，官方才准备起用他，但蔡公已经去世了。可惜啊！蔡文范是戊辰进士。九十一 《易经》说：“财物收藏疏忽，会教唆盗贼。”解释者说：“收藏得不牢固、不严密，就叫作‘慢’。”唐一庵先生说：“轻慢地收藏财物，不顾道理和义理，可以吗？那么，通过悖逆之道得来的财物，也一定会以悖逆的方式失去，所以说‘教唆盗贼’。”先生另著有《易修墨守》，曾经命我为它作序；其中文辞非常深奥，义理十分玄妙，我连先生万分之一的意思都无法窥见，不敢冒昧作序。九十二 我在乙卯年秋天乡试中式，赴京参加计偕。当时少吴沈公沈应龙住在毘陵城，对我说：“这次出行如果取得高名次，必须学习节俭，不要养成富贵人的姿态。”我的一位乙未同年中式后，便开始奢侈，借了二百金，娶了两个妾，被选为南部主政；走到潞河船次时，突然发病去世，两个妾随即在潞河改嫁，丧事也没有按礼办成。这可以作为士人初次登第后的鉴戒。九十三 闽中的黄斗坡曾任湖郡通判，官做到知州。我担任闽省按察使时，正逢省中号称多事，黄公却从未胡乱有所请托。黄公有两个门生，都出仕任二司，已经腰系金带了。每次来拜访我，三位公一起前来，另外两位公在旁边坐着。黄公不认为这是僭越，两位公也不认为这是屈身，坦然相处，仿佛彼此忘了身份差别。唉！如果在我们乡里，弟子一定不屑这样做，老师一定会深深回避，哪里敢奢望有这种情形！九十四 闽中的士大夫凡是遇到新官上任，不论尊卑，拜帖都使用大红色，绝不用钱财作贺礼，也是一种简便节约的妙法。我归田二十年，无论到哪里都照样仿行，也从未听说因此获罪。九十五 我在戊辰年考中进士，同乡嵇生以贡生身份进京，因喘病卧在床上。我去看他时，嵇生说：“先生已经成为人中之龙了，希望您做行云布雨的龙，不要做毒龙来扰害人间。”他刚说完这些话。我同这个人的交往一向很少，却还受到他这样恳切的规劝，古人的道义大概只偶尔还能见到吧。九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