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五

译做儿子的如果不幸遭逢继母之丧，然而继母的情况也很难一概而论。父亲确实依礼聘娶室女，或者继母虽是再嫁之人，却对儿女恩厚，平素又确实以母亲之道对待他们，这样才可以说是服继母之丧。嘉靖年间，郡太守王公任内，有人父亲有一位副室，平时并不把她当母亲看待；她死后，父亲强令在家的举人儿子服丧。儿子拿文书报告太守，太守也无可奈何，只好勉强让他因丧离职；有人去吊唁他，却见他脸上没有悲戚之色。乡里陆公妻子去世，外甥女怜悯他年老，便让一个没有丈夫的老婢女侍奉陆公，后来渐渐侍寝，称谓也逐渐提高。老婢女死后，有人说孙姓廪生没有父亲，应当承重服丧。陆公是我的表叔，当时我经常进入他家，完全知道他不应承重服丧的情况，于是把事情告诉了文学博士，孙廪生得以不服丧。世间继母中像这样的很多，恐怕不只是王公和陆生这两件事而已；这正是今天应当议论丧制的地方。四。《军政条例》记载：各地起解军丁以及逃军本人，务必要连同同房妻子儿女一并解送到卫所服役；没有妻子儿女的，审查核实确实无误后，只解送本人。这条记在第六卷，可以查考。近来没有妻子的军丁，有的其实有妻子，只是故意卖掉或迁移，累及乡里层层递送诉状，实际情况难以查清；县官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办理，简直像娶儿媳妇一样，完全不调查核实，纵容恶人滋长奸情，辜负了朝廷的德意，实在可叹，可叹。五。徐文贞公【阶】与郑端简公是同年进士。郑端简公的志文中说：“我和公同年考中进士的有四百一十人，唯独公对我特别厚待。我表面上把公当兄长侍奉，心里实际上把公当老师侍奉。”前辈能够如此自屈身份，实在难得。严嵩的坏儿子严世蕃因父荫补任顺天府治中，要求转任尚宝司丞，郑端简公认为这不合旧例，没有同意。不久，郑公出任部官，严世蕃便得以转任尚宝司少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十人〕 六。看见小人诬陷君子时，应当生起怜悯心，怜悯他用心错误；应当生起以人为师的心，说：“他做人竟是这样，可以作为鉴戒了”；还应当安定自己的心，不愤怒，不恼恨，不被恶劣处境所动。如果只是厌恶他、愤恨他，那么我和小人之间在贤与不肖上的差别，就一分也没有了。七。我和佥都御史、宪司左辖沈公的僚友谈论时，他说：“你们只看见郡县官收受四五百金的贿赂，就把他看作贪官，这眼界太小了。我在广东见过把珠宝取来送给要地权贵的人，数量多少不等，其中有像豆子那么大的珍珠，按斗计算而不是按升计算，而且还不是一次就停止。若按贪官的例子论罪，应当加什么刑罚？所以做堂上官，必须放宽一些，才好。” 八。嘉靖丙辰年，倭贼攻打桐乡城，形势十分危急。城中有冶铁工匠，善于熔铁，把滚烫的铁装在勺中泼下去，被泼中的人没有不当场死亡的，贼兵因此害怕。比如湖城外有宽阔转折处，必须防备贼兵背土上城。城四周靠近城墙四五里的地方，都要用大树枝堵塞河道，断绝贼兵来路。还要悬挂赏格，寻找善于浮水的人，夜间能够钻进贼船使船毁坏的，给予上等奖赏。曲折的小河应当留下，用来供百姓往来逃避。城外的米谷、柴草，都应运入城中。九。刘忠宣公【大夏】忧虑百姓，就像自己患病一样；接见客人，却仿佛自己没有官职。这固然是学问修养造就的，但一定也有很多东西是从胞胎中带来的；不然，怎么会有败露的时候，怎能永久不变呢？如今的人看待百姓疾苦，泰然处之，仿佛与自己毫不相干；才做了小官，满身都是官架子，和忠宣公相去太远了。十。郡县官接见士大夫，也有口头上说请教的，但本来没有这种心意，只不过是套话罢了。我们镇新设的添设二守王公【懋】是芜湖人，每次经过我家，吏员把关防捧到厅堂，他便放下关防走开，其他人没有一个站立侍候。他诚恳地询问民间疾苦以及衙门的利弊，我虽然没有见识，难道敢不竭尽真诚相告吗？王公虽因调任离去，后来转任刑部副郎，奉命审理案件；可惜没有长寿，未能完成他的施政安排。十一。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六月，寒气逼人，穿单衣不能御寒，只好加倍穿夹衣，又加倍穿棉衣。听说富阳山中飞雪堆积成堆，人们说是县官装桶解送给抚台，不知道是否确实。又说杭州深山中也积雪，到七月才开始炎热，八九月仍然热得和以前一样，人们只好裸体洗浴，真是奇怪。乡里没有不生病的，家家都有生病的人。上天发生异常，而人间也发生异常，难道是小事吗？十二。闽城林文安公【瀚】官至宫保、工部尚书；他的儿子廷木、昂，廷机，以及廷机的儿子燫，还有尚书的少子烃、参政奕，世代都做到八座，自开国以来很难有能与之相比的。我的仕途在福建时，曾与林氏父子两位公相交往；他们家风俭朴，仆从很少，居处平常而不宏丽。登上他们的厅堂，有谁不会从心里羡慕并把他们当作老师呢？松江陆平泉先生【树声】、吴门袁裕春先生【洪愈】，都是吴地人而有林氏风范，都是所谓豪杰之士。十三。耿公【定向】巡抚福建时，把福州一郡的条鞭法条目恳请我重新订定。我查阅旧册，大为叹息。官署墙头的荆棘，每年竟需数十金；按察司狱卒五十多人，每人每年的工食银十三两八钱。我问狱中有多少囚犯，回答说只有两人。我起初非常惊讶于供给如此丰厚，后来询问原因，有人说这些工食银只是借狱卒之名，实际上并不是狱卒所得。本司六房的吏书，又有一件极其怪异的事，不知是哪位宪长决定的。因为福建省八郡土地有肥瘠不同，事务有繁简之异，六房各自分管郡县；例如吏房还兼管户、礼、兵、刑、工房的事务，其他五房也都如此，这样就成了六六三十六房。己卯年秋天，我暂代司中事务，对吏员说：“我性情愚拙，不熟悉你们的旧规；如果你们一定要把六房分得清清楚楚，我才签押。”不到一个月，我就解除署任，你们便照样办理。墙头荆棘改为命令三个县，每年冬月由一名里长各送一大把，约二十斤。狱卒的工食银由耿公亲自裁定，事情便停止了。十四。张江陵在朝中时，气焰凌人，凡是他想做的事，不必当面嘱咐，也不必写信，迎合他的人全都主动替他办理。为了讨好他而杀人的事，多得无法记载。其中最惨的一件，是吴士期。他是南直隶宁国人，曾上书讥刺张江陵；掌权者又不想把他杖打致死，便故意示众，命狱卒断绝他的饮食。几天之内，他讨不到食物，饥饿难忍，先咬自己所穿的衣衫，后来又咬木柱、窗棂，痛苦惨烈到了极点，终于死去。这种肆意施行法外诛杀、残忍伤害天地间元和之气的做法，自古以来没有比这更酷烈的。十五。

译吏部掌管铨选，官员的黜陟都与此有关，百姓的利弊疾苦也系于此。官员贤能还是不肖，固然要靠询访来决定；至于清白无瑕，则应由本人自持，不是别人能够帮助成就的。三十年来，我亲眼所见，严公【清】祖籍云南，生于嘉兴，住在吏部的火房，不带家属，也不与人交际，差不多一尘不染。要说能够推求女真而称美严公的人，大概先后只有余姚的两位公，即孙公【鑨】、陈公【有年】吧？五台陆公【光祖】有气节，能够顾念人才，虽多次招致浮泛的议论，但他的操守清白，或许不可以轻易诋毁。可惜诸公都与政府意见不合，在位时间不长，未能完成施政。十六。戊辰进士谢君【良弼】是凤阳永平县人，出仕任平湖县令。辛未年赴朝时，在任上没有取得任何财物，空着钱囊北上；对京官的书帕礼仪等一概不相通，在毁誉得失之间，淡然处之，完全不放在心上，真是贤者啊！我这一年也赴朝，送了一大座师礼物，自以为比别人俭约，但自己揣度，仍不如谢君。十七。王恕谥号端毅，是陕西三原人，最终官至吏部尚书，在官四十五年，上疏总共三十多次。王公忧虑世事的志向，像范希文；经世济民的才能，像司马君实；正直宽厚，像汲长孺；慈爱仁厚，像郑子产。死时九十三岁。如今的人即使在言官职位上，一年中上十多道疏，士大夫也一定群起讥讽他。王公以正道侍奉君主，遇到合适的时代和君主，上疏达到三千篇，百代以来少有能见到的。十八。平湖曹君【文铎】隆庆年间任东平州守，我认识这个人，但不知道他平素的操行以及在任时究竟怎样。不过他言谈爽朗，性情行为豁达开阔，常有可取之处。任州守时，主持政务者很少有人推荐他，却有很多人给他上报奖赏。他写文章祭祀城隍神，列举几位主持政务者的不法行为，文中有“有这样的狗”一句，也被主持政务者听到了。他们对此无可奈何，最终只把他调任肇庆府二守。又过一天，按察使离开辖区，曹公在道路左边为他送行，问道：“老大人这次行文，是推荐知州吗？”按察使回答：“本院已经行文奖赏了。”曹公当面说：“没有天理！”此公峭直、迂拙而狂放，想来不是琐碎庸俗之人。十九。户部尚书方公【简肃公名纯，湖广人】端正严肃，有大臣的气节风范。一天，户部三堂一起吃饭，方公说：“各边的巡抚都把户部的军储银拿去馈送给人，只说户部吝惜钱财，导致贻误军务，天理何在？”某位侍郎说：“我却不敢这样做。”方公说：“您在边镇三次转任官职，又因荫补让两个儿子得官；如果不是户部的银子，怎么能得到这些？”侍郎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严嵩听说此事后，便恨方公。方公不久便离开官位。二十。杜静台先生说：“恼怒只会伤害自己，什么时候伤害过别人？真正能够伤害别人的事，一定是从自己的恼怒中生出枝节来的。”先生住在京师崇国寺，早晚打坐；有时连两个随从也不曾教他们跟随。先生打坐时，那两个人却常常也跟着坐。天下知道先生名声的人很多，他的弟子也有许多在做官，但先生却淡然自守，一点也不向人求取。有人馈赠给他东西，他从未滥受。先生书斋的对联是：“无求胜在三公上，知足常如万斛余。” 二十一。我一位友人【顾侍御行弟】家的儿媳妇与外人通奸，秘密谋划杀死自己的丈夫。侍御君的弟弟怜悯这个妇人，不忍依法处置她。侍御君召来妇人的兄弟，对他们说：“你们两人知情，应当连坐治罪。你们替我处置这个妇人，我就宽免你们兄弟中的一人。”于是他们把妇人沉入水中淹死。侍御没有发出文书，也没有放纵恶行，远近的人都称义并感到痛快。二十二。王沂公【曾】在祥符年间任中书省官员时，祥瑞接连出现。他曾请求入朝答对，皇上谈到王公的奏章说：“这确实是国家承平所感召而导致的，希望陛下把功劳推给国家而不要据为己有；将来如果发生灾异，也许可以免除舆论的指责。”他不说“这是君主盛德至治所感召”，而说“是承平所感召”。像王沂公这样的人，即使列入皋陶、夔、周公、召公之列，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王公曾认为大臣执政不应把恩惠归于自己、把过失推给别人。有人问他：“恩惠想归自己，怨恨又让谁承担呢？”听到这话的人都叹服。二十三。白比珩是山西宁乡人。他的父亲某人任文学博士，终其一生为官，最后只留下余俸十六金。白公由贡生授任县令，升任州守，所到之处一尘不染，只有一个仆人随行。依靠公道彰明，得以转任刑部副郎。他独自住在官舍时，天津备兵某公怜悯他贫穷，赠给他一道勘合，叫他的儿子奉母亲来京。儿子是明经，善于继承祖父的志向，长途跋涉而生活俭约，亲自供养母亲，最后把勘合退还。备兵公没有采用这件事。这样的人、这样的德行，前有贤父，后有贤子，可以说是世间并不常有的。副郎与我同乡，夏公【爋】和他同在刑部，夏公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二十四。李文定公【迪】在真宗病重将死的那个晚上，与宰执因祈禳之事留宿内殿。当时仁宗年幼，八大王赵元俨有威望，借口问疾留在宫禁中，连续多日不肯出去，执政者对此忧虑，却没有办法。正好翰林司拿着金盂盛来熟水，说是八大王所需要的。李公拿起案上的墨笔在水中搅动，把水搅得全黑，命人端去。八大王见后大惊，以为水中有毒，立即上马离开。二十五。曾鲁七岁时就能熟练背诵六经，稍稍长大后广泛涉猎史籍；凡是有人向他提问，他都能像山川涌出云气一样，层层展现、接连铺陈。明太祖起用公修撰《元史》时，公最初任礼部主事。由于安南发生篡位弑君的变故，公上表请求更改国名，公查核后得知了真实情况。皇上很高兴，当天就召见并授任他为本部侍郎。练子宁，名安，按字行世。他年轻时就以名节磨砺自己，声望很盛；在廷对时极力陈说朝政，毫不回避。太祖嘉奖他，擢升为廷试第二名。建文初年，授任吏部侍郎，不久改任都御史。靖难之兵兴起后，他在朝廷上斥责李景隆卖国。明成祖即位后，他不肯屈服，遭到灭族；亲戚中被逮捕而死的有数百人。此前，子宁出生时，他的父亲梦见他的祖父哭着说：“好孩子出生了，只是恐怕太好了。”长久叹息不止，大概是他后来死难的先兆。金幼孜是建文元年进士，靖难之后改任检讨。他上呈《太子春秋》直指三卷，多次随从出行。成祖北征时，所经过山川的平险，都命公记载下来。他为人简朴平易，沉默宽厚，能够容人，也不夸耀自己的长处。木川发生变故时，公正在军中，秘而不宣；护送回来后，朝廷才公布丧讯。这三位公都是新淦人。二十六

译我起初奉命主持淦地本学诸生的考试，得到邓生【名任，字升之】的试卷，列为第一，三位博士都庆幸得到人才。邓生原是前任江右督学何滨岩先生选拔的士子【何公名镗，嘉靖丁未年会试第一名】。按季度再次考试时，邓生却没有参加，我感到奇怪，便询问博士。博士说：“他怕再次考试不能取得一、二、三名中的名次，别人会认为这是徇私，所以避嫌罢了。”我奉诏调任、离开本地时，某位典史因解送南粮有所得，送给我五十金；我却派人把钱送到省城，无法退还，怕那人把钱藏匿起来。邓生来到后，严肃地对我说：“先生苦心操守三年，如今为什么接受幕僚的贿赂？”我说：“我早就想退还，只是找不到那个人。”邓生竟替我把钱退了。钱湄洲，名佑，以贡生资格任知县，退休后居家。他家住在县衙后面，却从不进入县门。我每次去拜访他，先生都戴纶巾、穿布袍迎接我，谈话从不涉及其他事情，只谈民间的利弊。淦地的乡饮酒礼最受士人重视，必定要由品行高雅的人才参加；但最终只规定每人任职期间参加一次，因此没有人再次参加，学校中的朋友也没有收受贿赂、私下推举宾介的风气。君子说，淦地有三件美事。二十七 嘉靖某年，桐乡县令曾士彦是广西人，聪敏过人，长于分析判断，可惜不能自我约束，屡次贪赃，达四五万金。幸亏佥宪王公查访核实，巡抚赵公将他逮捕审问，发回原籍，判处充军；衙门中那些倚仗官势的差役也受到严厉惩治，一时人们都称快。他离任不到三十年，我们乡里的侍御钱公【梦得】巡按那里，询问当地人，才知道曾士彦已经死去，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了，却不知那四五万金安置到哪里去了。此前，曾士彦在郡中审讯时，曾有一个受害百姓站在雪中，因怨恨太深，毒骂曾士彦说：“小子，你也有今天吗？”他把一团雪从脖子处塞进曾士彦的衣服里。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却受辱到这种地步。孟子所说的“到这时以后，才得到反过来报复他的机会”，玷辱士大夫的名声，真是到了极点。二十八 贝琼，字廷珍，号清江，崇德人，今属析出的桐乡。年轻时聪颖不凡，才华出众而学问深厚。听说杨铁崖在会稽倡导古文，便背着书箱前去跟从他学习。他为躲避元朝而不做官，以诗赋自我遣怀。明太祖召他参与修撰《元史》，授任国子助教，后任中都分教，能够多方培养士人，举荐者都称他称职。他与宋学士景濂、程公本立在议论学问上十分契合。晚年居住在殳山，著有《清江集》，又撰写《石经》《大韶》二赋，但《皇明文衡》集中没有收载。先生有五个儿子，长子翱，任都府经历；次子翔，任楚府纪善；次子原翚，任武安县知县。二十九 我读《逊国记》，当时那些慷慨仗义的大臣中，受到建文君亲信和倚重任用的人，本来就令人悲痛。漳州教授陈思贤率领他的门徒伍性原等六人，在明伦堂按照礼制为旧君哭临，最终以身殉难。沛县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谦、永清典史周缙、举人刘政、生员高贤宁等人，大节凛然坚定，都是不可动摇、至死不改的人。谁说忠义不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呢？我反复读这段记载，不能不眼含泪水。三十 同年鲍侍御将要赴任浙江巡按，辞行时，江陵说：“这次去就要掌管大计了。”鲍把这话告诉了熟人，熟人说：“相公只说大计，却没有说科场，或者是不想让兄长掌管科场事务吧？”鲍听从了这话，随即在门籍上注明而没有成行。浙江已经听说鲍辞任，朝廷前来接替的人代理巡按吴地，鲍在浙江边境等待接替者，但鲍最终没有来。科场事务临近了，当时已经是七月二十日以后。两司又到边境请吴某回省，吴某坚决推辞，但形势所迫，不得已到八月初才重新进入省城。入帘后中间的事务出现错乱，难以完全弄清，都是鲍所熟知的；只要他一句话就能使事情重新开始，影响太大了。由此可见，揣摩上意会误事害人。江陵或许只是把大计看得重要，哪里曾说鲍不足以掌管科场呢？如今天下才子都把揣摩上意当作仕途的妙诀，专门寻求迎合当权者的意思，却不顾万一还有比科场事务更重大的事情；即使有才能的人，也没有办法了。三十一 吏部、兵部尚书杨公【博】任巡抚时，曾与巡按一同行礼。圣节时，吏部、兵部都在地上铺设毛毡。杨公对巡按说：“老夫如果有什么不对，任凭道长指责。这次行礼，在君主面前本来就有等级，不能并列。”巡按把毛毡铺得低了一尺多，我后来也依照惯例铺毡行礼，这同样是沿袭下来的弊病。丹陛下面什么时候曾铺过毛毡？都御史庞公【尚鹏】巡抚福建时，偶然接到诏书，当时我也在场，我们都在地上行礼，怎么能把这说成是故意标新立异呢？三十二 湖州郡的贤能太守，唐代有颜真卿公，宋代有苏轼公、王十朋公【胡宿公、陈与义公】，本朝则有刘天和公、吕盛公、万云鹏公，卓然出众，已经没有谁能超过他们了。根据我亲眼见到和记得的，还有熊汲公，江西南昌人；栗祁公，山东夏津人；李顾公，江西余干人；沈孟化公，福建永定人；陈经济公，河南禹州人。他们都以清廉能干著称，是士人百姓追慕并乐于称道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三十三 靖难期间死于事变的诸臣，有大理丞邹瑾【永丰人】、编修王艮【吉水人】、纪善周是修【太和人】、御史曾凤韶【庐陵人】、教谕王省【吉水人】、御史魏冕【永丰人】、知县颜伯玮、县丞刘亨【二人都是庐陵人】。这八位君子，都是吉安郡所属各县所产生的人才。唉，真是盛大啊！又有彭与明【万安人】，撕裂冠帽衣裳，弃官而去，并改换姓名隐遁。三十四 乌青镇增设馆通判一职，始于嘉靖庚子年，并加授同知衔，钦赐关防。始于万历甲戌年。历任官员的才能品行虽各不相同，却没有听说有极其贪婪凶恶的人。最清廉能干的，是府判唐公【尧臣】、西郭仝公【祉】、同知自庵刘公【治】、仰斋罗公【斗】、守原王公【懋】、怀溪褚公【国祥】。罗公稍微严厉急切一些，详情见《去思碑》。但他任内的操守终究不可污蔑。三十五 嘉兴郡守赵公【瀛】是陕西人，吏治严肃，铲除强暴，致力于禁止地方赌博以及妇女出入市肆，操守纯洁清白，其他事情就不说了。他疏浚郡城中的各条河道，运输砖土建成今天的南湖烟雨台，用来障蔽风气。他对待各属官就像对待初入学的学生，各属官仰视他也像面对严师；一年到头，他从未留下来喝一杯茶。近些年郡、县官员拜见上级两道，上级先留郡官喝茶，然后轮到县官。郡官谈得很久，即使盛暑，县官也要穿戴整齐、正襟危坐等待。甚至有在中午才能返回县城的。上下都不能摆脱这种陋习，因而耽误时间、荒废事务，真令人厌恶。三十六

译太守吕公【盛】治理湖州时，一向以诚信治理百姓，像金石一样坚定不可改变，百姓也信任他。汤麻九叛乱时，党羽很多，杀人很多，罪行按理不可赦免；朝廷已经下旨，准备采用灭族的法令。吕公说：“暂且缓一缓，等我亲自去看看他的意向怎样。”吕公果然带着信使进入他的巢穴，麻九排列兵器，打开辕门迎接。吕公不隐瞒，也不委婉，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你的罪行不可赦免，像你部下的某某等人，也都不可赦免。但你如果自首，妻子、子女和族人都可以免死，这件事由我承担。”麻九叩头伏罪，太守立即动身，他跟在太守后面到府，和几个人一同被关进监狱，后来都解送京城斩首示众。如果没有吕公，地方遭到屠杀的惨状就难以说尽了。此后四十多年，安吉人江天祥，势力不如麻九，但已经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官府无法制服他。我的老师唐一庵先生也只身进山劝告他，天祥高兴地服从，并答应悔改。后来他最终被自己的党羽沈龙杀死，这并不是先生当初想要保全他的结果。前辈人物的作为，就是这样难以赶上。三十七 我们湖州的士大夫屡屡把责任归咎于郡、县官员，如果说他们不肯虚心访求意见，我私下认为士大夫也负有责任，未必全是郡、县官员的过错。为什么呢？有一天，我偶然和几位大夫一起拜见太守，太守很虚心地向大家请教，询问地方上的利弊。其中有一位士大夫回答说：“郡中祸害百姓的事情，最严重的只有鸬鹚船。”众人都很惊愕。本地唐明府家曾经在白天被地方上的人抢掠，这确实是真的，但究竟损失了多少石米，却不知道。太守问各位士大夫：“有人说唐家丢了二千石米，这需要五六只大船才能装下，果真有这回事吗？”有一位年长的士大夫站在前面回答：“确实有。”太守又看着我，问我说：“抢掠的事，我亲眼见过，但米的数量究竟是多少，实在不知道。”前面两位大夫先不能以诚心相信事实，又怎么能希望太守取得信任呢？三十八 句践听信谗言，赐剑让大夫文种自杀，真是一个长颈鸟喙的人，不可与他共同享受安乐。他不仁不义，只遗憾没有在当时替文种报仇；即使称霸，又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宋高宗被奸臣秦桧束缚，甚至伪造诏书杀害武穆岳飞及其儿子与【原文“偦”字疑误，所指未详】、张宪，却始终没有醒悟，足以成为千古以来不配做君主的鉴戒。汉武帝英雄盖世，却看着窦太主宠幸董偃，安然甘心到他的宅第临幸，纵情饮酒，还容许他入朝，又与窦太主合葬；这样哪里体现出他是“武”呢？三十九 潞河有个叫李五的人，曾经出入董宗伯门下。过了两年，宗伯的儿子懋德和严女婿以及我一起到京城参加考试，严女婿在路上病死了。李五在庄上寻找好的棺材没有找到，愿意捐出一百金。李五说：“不用找了。你家前些年曾有一具棺材寄放在我家，可以用它。”董家已经忘记这具棺材是寄放的，而李五只是一个商人。他没有因为董家忘记而把棺材藏起来，实在可以称为义士。四十 天下偏远地方的情况，我不能全部知道。凭耳闻目见，记下其中危害百姓而且影响最大的三件事。只恨我力量不足，不能派家丁代我上疏陈说，以备圣上阅览。请圣上阅览：衙门里的吏员、胥吏原本都有定额，如今郡县吏员大概仍和从前一样，胥吏却比以前增加了不止十倍。他们早晨穿着青衣进入衙门，晚上各自拿着钱财回去。胥吏之外，又有白役、防夫、快手等人，也增加了十倍。做官的贪图白役没有工食银，安然自得地差遣他们，竟不知道这是在吸食百姓的膏血，实在令人痛惜，这是第一大害。每十年编造一次黄册，一次推行、一次收取；一个县细细核算，不知要耗费多少银子，不过是把旧册略微增损后重新抄写一遍，却勒令里长各自拿出若干银两。那些被选为光书手的人，甚至因此倾家荡产。从眼下各级向上支出的费用已经十分巨大。慎重计算一下天下一次黄册所耗的费用，本可以用来富国强兵，但有关部门完全不知道珍惜，反而从中牟利、损害百姓，这是第二大害。僧、尼、道士、道人遍布天下，修建庵、观、寺院从没有空闲的时候。民间正苦于贫困匮乏，却偏偏乐于施舍，而拖欠官粮。贫民仿效富户，遇到疾病便为了讨好神灵而竭力祈禳，死后却连棺椁都没有，这是第三大害。肩负治理世道责任的人，应当像拯救溺水者、扑灭火灾一样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四十一 万历元年，五台陆先生【光祖】任南太仆少卿，他的次子随任，用羊绒制作褶裙，里子染成红色。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先生，先生大怒。元旦第二天，他召次子跪在庭下，剥下他的褶裙烧掉，还想加以责罚。同僚们极力替他解脱，才得以免罚。唉！先生训诫儿子如此严格，近来那些以厚禄显贵的家庭中，已经再也看不到了。四十二 本朝科举文章，从永乐、天顺年间起，并不是没有佳作；然而开创首功，只有文恪王公【鏊】才是正宗。弘治年间有钱福公，嘉靖年间则有唐荆川【顺之】、薛方山【应旗】、瞿昆湖【景淳】三位先生。文恪周公兼备平定夷狄、驱逐猛兽而使百姓安宁的功绩。他会试时的文章，是何等的气势格调，何等的精炼，足以流传百世而不磨灭。三位先生的佳作，哪里能够一一数尽？如今后生小子把几位公的文章搁置在高阁，反而认为它们不合时宜；不下功夫去摹仿、细读和玩味，怎么能写出好的文章呢？四十三 浙江总制胡公【宗宪】有滥费的过错，或许不能免除；但当时倭寇势力正盛，人心没有坚定的意志，假如胡公只是按照常规谨慎防守，在支出和收取上吝惜钱财，又怎么能使陈可愿等人在战场上奋勇赴死，以财物诱使徐海、王直等人归降呢？古人说：“财物，是君主所轻视的；死亡，是士人所看重的。”君主不能舍弃自己所轻视的财物，却要求士人舍弃自己所看重的生命，不也是很难吗？汉高祖拿出黄金四十万，听任陈平施行计策，最终战胜楚国，也知道这个道理。然而这样看来，胡公的气度和权衡，哪里容易达到呢？这是他的功劳无法掩盖的地方。何况严世蕃百般索求，稍不如意，胡公又将继张经、李天宠之后被押到街市朝廷处死。所谓“权臣在朝廷内部，大将怎么能在外面建立功劳”，这句话并非虚妄。胡公能够保住首领，大概是因为他能用来诱降王直的饵，也拿来诱惑严世蕃罢了，这也很可悲啊。四十四

译归安县令李际春是楚地人。我不能完全知道他的政绩如何。南离钱先生【镇】尤其看不起他的为官表现，很不满意他做县令。有一天，我和先生以及范子【应期】一起游岘山。李君的《去思碑》立在山寺门口，查看碑文，原来是范子撰写的。先生对范子说：“他是怎样的官员，有什么值得百姓追思的，你却替他写这篇文章？”范子回答：“这是姚子翀撰写的，并不是出自门生之手。”先生说：“即使不是你亲手写的，也一定是你答应代写，他才敢署上你的名字。”范子哑口无言，面露惭愧。这块碑的末尾也列有先生的名字。先生立即命家僮取来斧头，亲手把“钱镇”二字劈掉。四十五 江陵掌握国政时，有力量使人骤然显贵，人人仰望着他奔走依附，唯恐不能出自他的门下。我的同年张楚城是江陵人，陈蕖是应城人；陈蕖又是李尚书的外甥。两人同在省城任职，江陵特别关注他们，但他们不愿做都给事中，而分别以左给事中的身份补任宪副。这使他们的贤能更加突出，也使别人高出一等。江陵死后，舆论没有涉及张楚城，他官至光禄卿，因脚疾退休；陈蕖如今任户部尚书。四十六 文士各自成一家，能够光耀当世、流传后世的言论和文章不少；然而彼此互相吹捧，有时也会达到失实的程度。李于鳞的文集雄视海内，这不用说。汪司马【道昆】为它作序说：“前汉有两个司马，圣明的本朝有一个攀龙，这两句话，难道可以成为千古不磨灭的定论吗？” 四十七 京城派遣官员监督兑运本省粮储，职名虽然不同，所做的都是监督兑军。粮储官奉有专门敕令，官职高于监兑；如果不高坐在省城，而是遍历各兑军所在州县，那么监兑官完全可以不派，根本不需要商议。何况只涉及浙西三郡，难道不能遍行查阅吗？自从多设这种差遣以来，浮费何止千金？有关部门又把馈送当作惯例，不能不损害监兑官的名节，有谁来爱惜这些名节？又有谁来上疏请求废除这种差遣？万历二十五年题请革除。四十八 礼科给事中张宁【海宁人】在天顺年间，朝鲜与女直毛怜卫发生仇杀，朝廷商议后，推举张宁前往问罪。辽东上奏说，夷人制造祸乱，请求下诏让张宁酌情决定进退。张宁说：“君主仁爱，臣下忠诚，按道义不能只顾自己方便。”于是急忙赶赴朝鲜，宣示皇上的恩德与威严，说明祸福。朝鲜君臣震惊畏惧，引咎认错，停止了兵事。当时舆论认为，张宁此行的作用，不亚于十万重兵横行鸭绿江。张宁擅长作诗，有《□□集》流传于世。他在朝鲜时，和接待他的官员唱和，曾有“溪流残白春前雪，柳折新黄夜半风”的诗句。接待官员无法唱和，内心却很佩服他。英宗复辟后，常常特别关注张宁，曾经单独召见他商议政事，并当着廷臣称许他为“真正的给事中”。李文达不喜欢张宁，便把他调出京城任汀州知府；张宁以疾病为由辞官退休。四十九 状元唐皋【徽州歙县人】、舒芬【江西人】。唐皋家境贫寒而努力学习，博览群书，提笔能写数千字的文章，很快便能完成，而且气度豪迈。他出使朝鲜回来时，日常行囊中只有一方砚台，便把砚台投入鸭绿江中。他品行卓异，最终只做到侍读便去世了。舒芬清正刚直，敢于进言；他以翰林修撰的身份被贬为福建市舶提举。凡是夷人来到，他都安抚处置得当，夷人全都感念他的恩德。他因服丧离职，朝鲜长史金天爵等人送他直到边境，甚至流下眼泪。他的为人，大概由此可以看出了。五十

译我们湖州在嘉靖初年以前，古朴的风气还存在。闵庄懿公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居家，每次进城大多步行。庄懿公能安然徒步出行，他的卓越本来不必说；而城里的人也不敢拥挤冲撞。庄懿公能够安然徒步，足见当时的社会气象和人心。不料到了万历庚辰年，我回乡务农；到辛丑年，才不过二十一年而已。这期间我所见所闻，湖州发生的乖张怪异之事不止一件。今后万一再发生其他事端，来使郡县长官费心处置，那么有忧虑世道的人，难道还能高枕无忧吗？因此记下五件事：一、董氏之变。尚书董公并没有多大过错，他对我也承认自己家中奴仆过多。奴仆既然多，争相奔走谋利的人就不少；田产广大，怎么可能把价格全都核定得公平？只应张榜说明，听任百姓申诉，由郡县官府负责剖断就可以了。然而他的孙子祠部君不懂世故，擅自逐项处理。他说的每一句话传出后，百姓便以为只要登上董家的门，就能把金钱装进袖中带回去。不到十天，拥到大门前的百姓就有一两百人。主人关门不接纳，百姓便聚集起来辱骂叫喊，跟在后面闹个不停。最后听从门客的意见，大约把田亩总数的十分之二退还给原主，喧闹才稍稍平息。代巡彭公按照情况处理文书，竟多达一百张，郡县在十天之内动用的差役和官船不知有多少，所支出的额外费用不下数千金。百姓从此只知道谋利，不再知道八座大臣的尊贵了。二、范氏之变。司成范公是我的朋友。董氏之乱正盛时，有人说范家也不能幸免。我进山告诫他的家人，不要私下堵塞门路，白白浪费钱财；一切都听凭官府处理，事情才有条理可办。然而司成痛快过日子已久，不能忍受困窘，百姓聚集来告状，大体和董家一样。董公当时的胸襟气度又是怎样呢？司成谋划失当，住在城里的寓所中；我劝他回家，他不听。早晚都愤懑不已，饭也咽不下去。彭院所准许的状纸将近六十张，当时事情的处置将要结束而还没有多久，长子就自尽了。又过了不久，司成也因家难自缢了。后来奏疏再次上报，戍守父母官被罢免，王抚台逮捕了彭按院。这是三吴从未有过的乱事，对我们湖州的损害实在不小。《易经》说：“君子因此在做事时谋划开端。”董、范两家遭遇的灾祸，大概就是谋划开始时不够谨慎造成的。三、闵潘之变。尚书潘公家中有个奴仆，善于管理普通百姓，受过他恩惠的人没有怨骂他的。闵家有个生员在妓家饮酒，潘家奴仆没有回避，因此得罪了闵家生员。闵家本来是恪守礼义的名门大族，当时有个春元某人，原本并没有什么罪过；潘家的意思又究竟是什么呢？生员中有好事者，偏要把主使之罪加在潘家几位公子的至亲身上。几位公子并没有主使，这连三尺童子都知道，唯独没有得到生员们的谅解。当时士大夫在慈感寺集会，有一个生员无缘无故从袖中抽出绳索冲出来，要劫持潘家的长公子；幸亏仆从多人护卫，他才没有遭到毒手。这场变故既不在闵家，也不在潘家，而在那些好事者身上，实在奇怪。潘家虽然没有受到大的损害，也没有花费太多钱，但我和各位大夫同三学的生员讲解此事，连续多日，耗费的言辞也足以令人悲叹了。四、华亭徐氏之变。已故宰相徐文贞公曾经主持浙江学政，喜欢我们湖州风土淳厚，于是建造房屋居住。其一孙【原文疑有缺误】没有料到，另一孙既已居住下来，湖州士人便利用徐家的名声。有一个生员同徐公的公子及其家奴往来，酒席交往熟悉后，便开始进行钱财交易。生员欠下债券，徐家奴仆索债未能成功；也有人说，事情起因于赌钱。生员自己投奔徐宅后没有回来，便声称被囚禁。生员又把自己的一只脚绑在桌子上，生员们于是成群扶着他奔向守道衙门。守道衙门关闭了门，众人便捶门表示事情紧急，守道官也不知该如何处理。其实他们的意图不在惩罚徐家奴仆，而是想牵连他的主人，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当时太守沈公入京朝见，代理太守赵君束手无策，郡中仿佛无人主持。任凭生员们到府衙延请宾客，按照官府法律点名集合，陈述事情时行跪拜礼。一个生员没有到场，众生员便到他的住所攻击他。郡内郡外的士人都像发了狂一样。幸亏沈公从京城回来，一句话就平息了此事；又幸亏文贞公的孙子某人正在京堂任职，能够主动降低姿态，消除士人们的愤怒，丑态才没有过分张扬。然而这已经不是读书人愿意看到的情形了。五、僧士之变。闵家之事的主使、潘家的奴仆，其是非得失，连一个普通人都能分辨。自台、布二司直到郡县官府，起初并不是因为潘家显贵，才使闵家生员受到挫辱。当时正值文宗在省中主持类考，而王生某人与其家人原本都没有牵连，不知出于什么见解，他脱下蓝色官袍，换上黑色僧衣，削去头发，戴上僧帽，突然出现在众人中间，上下都为之惊骇。王生出身于衣冠之家，必定有自己的说法；但不去做合乎常德的事情，却去做希奇骇人的事情，也足以算作一场变故了。五十一 万历戊寅、己卯年间，嘉兴府太守黄公【希宪】是江右人，施行政务严明，豪强都收敛起来。当时有一两个明经生触犯法律，黄公一点也不宽容，甚至鞭打生员，他的威严令人畏惧，由此可知。可是没过多久，生员们就放纵横行，甚至到了督学使也不能制止的地步。这究竟是时势造成的，还是人的问题呢？五十二 万历戊戌年八月，桐城知县谢【谏】到上级官署；辛丑年，他应在朝廷，四月二十七日才重新任职【原文“上官辛丑，应朝四月二十七日”语意有疑】。邻县举人马、锺两家来拜访，谢谏拒绝接见。两位举人的家人与守门人互相辱骂，因而也牵连辱骂谢谏，场面很丑。第二天，谢谏递交公文辞官；上级把大草书写的文书和揭发两位举人的草稿拿给他看，但谢谏已经不再出堂理事。我出城等候他，他也不肯见我。我当面对他的使者竭力劝他出堂，他不听。听说方伯冯公前一天已经劝过他，从此我和冯公二人不再求见。谢谏亲近信任、早晚在衙门里密谋的，有两三个生员；从督学、司道、知府直到巡按以下的官员，再三挽留谢谏，不知是什么原因、出于什么考虑。六月二十三日，他终于辞官离去。我不忍心看他离去，于是设酒挽留，远道送别，依依惜别之情，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有人列举盛美之词，上奏请求挽留他，却不知道这是否符合公论。五十三 如今天下的文士都致力于标新立异、卖弄奇巧；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迎合当时的喜好、取得青紫官服，怎么能过分责怪他们呢？只是有些人稍微读了《四书》和宋夫子的集注，读到能够解释文章义理，便背叛朱夫子，明白地表示攻击，敢于提出异说而毫不顾忌。这不只是自己败坏心术，还会贻害后来的读书人，例如…… 太祖、成祖表彰尊崇儒学到了极点的深意，凡是掌管文教的人都应当明白这一点，所以应当竭力排斥异说。只是事情一旦牵涉贵显人家的公子，他们便心中疑惧、手下迟疑，因此贫寒孤立的士人也能够有所倚仗，轻视主考官。如果由雷古和、薛方山、屠坪石三位先生来处理，决不会有这种弊病。五十四

译剑门赵公【炳然】是嘉靖乙未进士。直到嘉靖壬戌年以后，才以都御史总督我们浙江；前辈并不急于求取显达，铨曹也务求任用老成之人，所以才有这样的举动。五十五 万历癸酉年，麟阳赵公【锦】、念斋陶公【大临】都任亚卿，在浙江衙门公所设宴招待各位前辈。当时赵公年长于陶公，所有迎送宾客、同客人应酬交谈的事情，都由赵公主持，而陶公始终一言不发，仿佛在恭敬地侍奉长者。这样看来，做人弟弟或侄子的，若长兄、叔伯在面前，却当着客人的面随意谈论，完全不顾忌，看到这件事也可以自行警戒了。五十六 京城的彝伦堂，祖宗朝曾多次驾临；凡是皇帝登极，也一定要到学校视察，登堂讲学，并由翰林中的宿儒大臣讲说经书，所以大司成、少司成都避开中堂，不在那里坐。明伦堂虽然不是圣驾所临幸的地方，但顾名思义，除了乡饮酒礼以外，绝不应当在其中设宴。如今不但设宴，还加演戏，主人和宾客都可以说是读了书却不识字了！时势的乖错，不应当达到这种地步。五十七 天下本来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庸人去扰乱它罢了。宋人有句话说：庸人哪里足以扰乱天下的事情？能够扰乱天下事情的，是智者。我认为，庸人所造成的扰乱，危害小；智者所造成的扰乱，危害大。而以私智穿凿附会，去改变天下所尊重信奉的东西，危害尤其大。五十八 天下大势是，崇奉佛教的地方很多，而妇女尤其多。我们家乡东西南北百里以内，有人被称为佛爷、佛祖、佛师，巍然坐在上面，几百名男女排列在下面叩拜，他却声色不动。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人，不需要用牌票拘集，二三天之间响应的就可以有几千人。往年马道发生变乱，我们镇几乎被焚烧殆尽，这件事可以作为鉴戒。有一天我把这件事告诉分署的某位公，他却回头对左右谈起别的事，好像厌恶听到这件事。过了三年，我又把这件事告诉另一位某公，他仍然怡然饮酒如故，毫不在意。这些都是如今所谓善于做官的人。五十九 乡里原本就有佛会，不过是老人、婆子一类人念佛，聚在一起而已。自万历辛丑年起，恶少开始倡导观音会，花费便超过二三百金。他们强迫别人做不愿做的事，暗中满足自己的私欲，官府却不加禁止。第二年壬寅年，风气更加盛行，花费接近五六百金，四郊乡村的人家争相来到市上和亲友家观看佛会。有人说：总共花费千金，无缘无故撕裂绸缎、购买马匹，聚集娼妓、挥霍金钱，拆毁栅栏、毁坏劳作，奢侈浪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事情实在不吉祥。倘若发生践踏、争斗的灾祸，出于意料之外，不知道谁来承担责任呢？我的力量不能制止，只能姑且说明其中的道理如此。唉！有人说大士出会就灵，不出会就不灵；如果真是这样，我又何必吝惜花费呢？如今举行佛会也说灵，不举行佛会，它的灵验也自然如此。那么，佛会究竟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六十 督学每年考核生员和儒生，那么生员、儒生求取进身的心，不必刻意激发就会自然奋发。因此“岁考”二字历来相传。我听说过去吏部、礼部每到年终，唯独对督学使的考核特别重视，并有品级和等次。如今法网废弛得太厉害，像我们浙江已经六年没有举行岁考了，怎么能教生员、儒生不放纵呢？一旦放纵，便会犯上作乱，这是势所必然。这也不只是生员、儒生的罪过。我亲眼看到，浙江省的督学如雷古和先生、薛方山先生、阮了峰先生，都是一年考核一次。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旧规才被废坏的？卷之六 六十一 我还是童生时，听说有一位督学使刚刚受任，向老臣请教，老臣说：“多黜退年老的廪生，少取进童生，不知道确实有这句话吗？”多黜退年老廪生，稍微接近严刻，必须是文章义理极不通顺的人，才实行黜退革除；至于少取进童生，则确实是格言。不过必须给其他人留出一条宽广的道路，他们才肯向上进取。有人问这条路是什么样的？回答说：祖宗朝儒士参加考试，仍然作为平民生员，不得进入学校；但以儒士身份考中乡试的人很多。如今读书人多，如果入学名额太少，又恐怕他们失望而生出变故。必须扩大解额，达到京城的数目；每科录取儒士一二十名，那么人人都知道，即使不做秀才，也不妨碍求取功名、读书进取的志向。这样既不至于使人颓废，而滥取童生的弊病，也自然会在不知不觉中消除。六十二 郑端简公【晓】的父亲吾核公，是一位博通古今的学者。端简公刚满四岁，吾核公就叫他和自己同寝，每件事都教导他。十多岁时，他已经遍读古今书籍以及三场考试的文章，讲解精熟；直到十四岁才开始写举业文章，文章从不轻易下笔。到他考取乡试解元时，已经二十四岁了。如今人的父兄子弟都喜欢求名，胸中从来没有真正读过书，却轻易作文，向别人夸耀说：“我已经作文了。”没过多久又向别人夸耀说：“文章已经通顺了。”这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造成危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嘉兴府题名记》是郑端简公在嘉靖癸巳年撰写的，其中说：“德政深入人心，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思念他。文风衰败，是杨公继宗、徐公盈造成的；他们不滥用权力，竟到了这样的程度。”从癸巳年至今辛丑年，共七十年。我出生得晚，听到的情况又孤陋，不敢妄加评论；但舆论所喜爱谈论、称颂的人，如赵公【瀛】的方正严明、刘公【悫】的循规善政、王公【郑德】的清正耿介，或许可以接续在杨、徐二公之后吧？端简公任南光禄寺卿时，见到洪武年间的旧档案，宫廷膳食非常俭约：亲王妃每天只供应羊肉一斤，牛肉则不供应；有时连牛奶也免于供应。御膳也十分节俭，只有奉先殿每天进献两顿膳食，初一、十五才使用少牢。六十三 颜子深沉潜修而纯粹，这是他的天分如此；博学而约束于礼，这是他的传习如此。至于他说“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是他的境界如此。有人问治理国家，孔子就告诉他要放逐郑声、远离佞人两件事，这是有气魄的作为，不是性情温软的人做得到的。后来孔子在匡地遇险，便说：“孔子在这里，颜回怎么敢死？”如果颜回不在，看他是多么刚强果断。把“和风庆云”四个字作为评价，宋儒也只是说得相合；孟子只说到其中一面，并不是全面的论断。六十四 宋朝谏官王觌弹劾执政大臣，违逆皇帝旨意，被罢职，出任润州知州。曾公肇封还了皇帝拟授王觌的词头，说：“王觌本人在朝廷内外出入，并不足以决定轻重。陛下把心腹托付给大臣，把耳目托付给台谏，这两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如今王觌一进言涉及执政大臣，陛下当天就把他赶走，这与爱护心腹而堵塞耳目有什么不同？难道不是危险吗？”皇帝醒悟，于是加授王觌直龙图阁。六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