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政丛书卷二

译救荒有三戒：戒拖延迟缓，戒拘泥成文，戒随意派遣使者。它的纲目共有六条，细目共有二十三条，都详细开列在后面，依次编排呈上，总题名为《荒政丛言》。这些都是前代贤哲既有的成规，前贤留下的论述，臣曾经斟酌加以增删取舍，有的已经施行并且有成效，有的想要施行但还没能实现，有的能够施行却还未来得及推广，都是我认为可以施行于今日的办法。至于心怀恐惧修省自身、下诏征求谏言、蠲免赋税以纾解民困、散发积蓄以厚待百姓，这些都是君主救荒时应当施行的，陛下已经先行做到了，不必臣再多说。至于卖军职、卖监生、卖吏典这类不得已用来救急的办法，本不是盛世所应当施行的，大臣们已经先说过了，也不必等臣再说。陛下倘若不认为臣的话愚拙迂阔，恳请敕令部院详加商议是否可行，即予以施行。

一、二难

所谓得人难，是因为为政的关键在于用人，何况救荒本就没有十全的良策，即使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尚且未必能完全济事，何况得不到合适的人才呢？就像常平仓、义仓的办法，在耿寿昌、长孙平手中推行就成为良法，后世沿袭它却出了弊端，这是什么缘故呢？正是因为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来执行罢了。如今各地遭受灾害，百姓身陷凶险危难之中，陛下深切怀念他们的痛苦，府库中的百万钱财，都不吝惜拿出来救济百姓，这真是爱民如子的心肠啊。假使没有合适的人来执行，臣担心措置起来没有章法，奸邪之徒四处横行，饥饿的人不一定能得到食物，得到食物的人不一定是真正饥饿的人，府库的钱财白白成为奸雄之辈牟利的资本，百万的花费救不了几个人的性命，这正是臣深感忧虑的地方。然而所谓的得人，不仅仅指府县正官，凡是分派委任负责赈济的官员和乡耆，都是应当加以选择、不可草率的人。当年富弼在青州办理赈济，他所任用的人，除了各州县正官之外，就从前任官员以及文学等府佐领属官中选择廉洁能干的人来任用。当年有欧阳修主持赈济，所以府县正官不必再另加选择，所应当选择的是分派委任的赈济官员；如今若没有像欧阳修这样的人来主持赈济，那么主持赈济的责任就落在府县正官身上，就应当精心选择正官来担当。委任其他官员又是正官的责任。臣愚见以为应命抚按、监司精心选择廉洁能干的府州县正官，让他们主持赈济，如果正官不能胜任，可以另外挑选廉洁能干的府佐官员，或者是没有受灾的州县中廉洁能干的正官来担任，因为救荒的事情随时应变、难以拘泥于常规。至于分片负责赈济的官员，可以命主持赈济的官员在所属的学职等官员以及等待选用的举人、监生等人员中，挑选素来有德行道义的人，每个赈济场设一名负责赈济的官员，再挑选民间有德行道义的人一名担任乡耆，正职之外若干人担任副耆，让监司巡行督察各赈济场所到之处，考核他们的政绩，记录他们表现的优劣，一并开列出清单，事情办完后，官员的表现呈报吏部，府县学职等官员依此作为升降的依据，举人、监生等人依此作为授官的依据，乡耆的表现呈报抚按，有功劳的以礼节加以奖赏慰劳，并免除他们的徭役，有过失的分别轻重加以惩治，绝不宽恕，这样一来人人都有所激励劝勉，救荒的政策或许就能够推行得当了。所谓审户难，是因为赈济本来是要用来救活穷苦百姓的，可为什么人情如此狡诈奸伪、百般作怪，竟有温饱之家滥领米粮，而穷困饥饿的人反倒等着饿死呢？躲在茅檐之下把耳目寄托给别人，那么忠诚清廉便无从保证；在上面树立衡量鉴察的标准，那么明察也难免会有疏漏，这就是审核户口之所以困难的原因。古人说救荒没有十全十美的良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年宋朝富弼在青州赈济流民，被古今所称道，臣认为这其实并不算难。为什么呢？百姓一旦流亡，就应当立即赈济，不必审核户口，又有什么困难呢？只有那些世代居住本地的百姓，饥饱不一，真假混杂在一起，才是真正难以分辨的。近来官府审核户口的办法，有委托里正去办的，有官员亲自

译登记造册的，有实行赈粥办法的，然而这些办法都不能革除积弊。为什么呢？就拿臣所亲见的来说吧。臣往昔在泗州获罪待勘时，正逢江北大饥荒，臣刚到任，查核当地的簿籍，本州已经赈济了两个月，仓库钱粮都已经用完了，可是百姓父子相食的情况却得不到救助，盗贼在池塘水泽间日益猖獗。臣深入探究却没能找到原因，后来看见有百姓把孩子投入淮河的，问他为何不申请赈济，回答说没有钱，托里正上报名字都办不到。又审讯狱中的罪犯，问他有没有得到赈济，回答说还没有，可是查核簿籍上他已经领取了两个月的口粮，原来是里正冒名支领的缘故。又在野外收殓饿死的人，问他有没有得到赈济，回答说没有，问为什么没能救济成功？回答说：家里有四口人，每口领粮每月三斗，路上耗费又已经用去一半，一口人的口粮由四口人分着吃，每人只得六七升，所以救济不了。这是按簿籍核查的弊端，这就是里正不能够胜任的原因。臣既然清楚地了解了这些弊病，于是亲自登记造册，可是刚一进入乡里，前来诉说饥饿的人便堵满了道路，真假实在难以分辨。既然要挨家挨户地审核验证，那么一天也审查不了十几家，千万个饥民已经无法全部审查完，而分派下去的官员的弊病也大致与里正相差不远。这就是亲自登记造册的困难所在。至于朝廷大臣建议施行赈粥之法，他们的说法是：只有穷困饥饿到不得已的人才会来吃粥，不须审核户口就能够找出真正的饥民。臣起初也认同这个建议，用心加以推行，却不曾想到，年岁既然大饥荒，百姓大多不顾廉耻，饥饱之人一并涌入，真假难辨，甚至富豪之家的仆人也冒名去领粥吃，穷乡的富人也派人去冒领。臣因此痛下决心加以清查裁汰，追究处罚归还官府的人不计其数，可见赈粥之法也难以施行。所以说这三种办法都不能革除奸弊，正是这个道理。当年宋朝蘇次参在澧州办理赈济，担心登记造册不公，命令百姓用半张纸，上面写明某家人口数目若干，应当领取米豆若干，实际贴在各人家门首的墙壁上，如果有虚假不实的，允许别人举报揭发，甘愿受到治罪，以此作为委任官员检查核实的依据，古今都认为是良好的办法。但依臣看来，门壁上所贴的未必属实，检查核实的官员也未必称职，怎么能保证可以借此革除弊端、绝无欺瞒作伪的情况呢？既然如此，难道就终究没有办法了吗？臣愚见想把百姓分为六等：富民分为三等，即极富、次富、稍富；贫民也分为三等，即极贫、次贫、稍贫。稍富的不必劝分放粮，稍贫的不必赈济，让极富的百姓自己去检核他乡里稍贫的人家，然后借贷银两给他们；让次富的百姓自己去检核乡里次贫的人家，然后借贷种子给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想借用他们的银子和种子，而是想在劝分的过程中，暗中寓含审核户口的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让极富的百姓拿出银子借给稍贫的人，他们必定会衡量对方有偿还能力才肯借出，而借不到的那些就是次贫的人；让次富的百姓拿出种子借给次贫的人，他们必定会衡量对方有偿还能力才肯借出，而借不到的那些就是极贫的人。这样不用花费自己的耳目精力，百姓自己就成了我的耳目；不用费自己的心思，百姓自己就替我尽了心，这个办法的简便扼要，大概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责令委任的官员和乡耆逐都进行推核勘查，依据各户情况加以品评认定，等到都确认属实之后，再按照等级分别处置赈济，这样府库的钱财就不会成为奸雄谋利的资本，而百姓也真正能够得到实惠了。有人问：“贫民分为三等，那流民又归为哪一等呢？”臣回答说：“流亡迁徙的百姓，虽然强弱各不相同，但都是因为生计已经穷尽，不得已才抛弃乡土、仰赖外地生活，这与鳏寡孤独、穷困无依不能自给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即便称他们为极贫也是可以的。”所以臣才说：“不须审核户口即应当予以赈济的，正是指流民而言。”

二、三便

所谓极贫的百姓便于赈米，臣按宋朝富弼在青州赈济流民时，所支给的米豆，十五岁以上的人每天每口支给一升，十五岁以下的每天每口支给五合，还在名册上清楚地登记标明，一家的人口数目登记在一名官员名下，如果管理十个乡耆，那么每天就发给两个乡耆，每个乡耆一次发给五天的口粮，河北的流民依赖这个办法存活下来的有五十多万人，这是荒政中最好的办法，被古今所称道。近来官府办理赈济，多有采用这个办法

译而专门赈米的，然而依臣看来，如果是次贫、稍贫这些人家，家境还没有到穷困的地步，只是不幸遇到荒年，谋生虽然艰难，但还不至于命悬朝夕，况且他们还有能力经营谋生，不至于束手待毙，让他们整天守着那一点升合的米粮，他们本来就有些不屑；而且想要吃饭的百姓几乎没有限度，仓库的储备又怎能全都满足呢？只有那极贫的百姓，家中空空如也，命在朝夕，给他们米粮就可以免去彼此交易的艰难，以及被强迫压价、亏折的祸患，可以救济眼前死亡的危急，这就是它便利的地方。它的办法是：大口每天支给一升，小口减半，八口之家给四口的米，四口之家给二口的米，并不是不想全都给，而是百姓的需求无穷而米粮有限，穷困饥饿的百姓每天能得半升米也可以维持生存了。按照饥民口数多少，不分流亡还是本地居民，都到乡集设立赈济场，每场赈济官发给一枚长条形的小印章，上面刻着“某场极贫饥民”字样，用油调墨印在脸上作为标记，每人再发给一张带花纹边框的小票，上面写明年龄相貌住址，如果是一家人就用同一张票，每五天到场一次核对票据领取米粮。十人编为一甲，甲设甲长，五甲编为一群，群设群老，每甲发一面小旗，旗上挂牌，牌上写着十人的姓名，由甲长负责报名；每群发一面大旗，旗上挂牌，牌上写着五甲的姓名，由群老执掌，各自按千字文顺序编号。发放的当天都限定在巳时，群老、甲长各自拿着旗牌率领所属的饥民，按次序唱名发放，每口一次发给五升，每甲发五斗，每群发二石五斗，一群一甲的粮食只发给群长甲长，让他们负责分发。之所以一定要在脸上盖印、核验票据，是为了防止有人冒领作假；之所以一定要按群分队、用旗帜引导，是为了防止秩序混乱；之所以一定要一次性发放，是为了防止重复领取；之所以一定要总领之后再细分，是为了省去繁琐拖延的麻烦。每个赈济场都发给盖有印信的账簿，将饥民的姓名、口数、领粮数目一一登记造报，以备日后核查，并且发给一升、五升的量器和一斗、五斗的斛斗量器，一并由官府盖印烙记后发放使用。至于把米粮运到乡下，如果不是沿河或者产米的地方，运输就有困难，这时可以改发银两，让各赈济场官吏乡耆到本乡富户按照时价购买粮食，或者如果本乡富民粮食已经卖完了，可以让饥民到远处有粮食的地方，一次性去领取，这也是移民就粮的用意。

所谓次贫的百姓便于赈钱，臣按董煟《救荒活民书》说赈米最不方便，弊病还有很多，尤其是不沿河、不产米的地方，运输费用非常大，不如支给钱最为简便省事，也没有作假的弊端，小民有了钱可以赎回抵押典当出去的粮食，或者一斗米的钱可以买到二三斗杂粮，用二三升杂粮拌和野菜煮着吃，那么三斗杂粮就可以供一家五七口人吃好几天。这个说法是对的。近来官府办理赈济，也有采用这个办法而专门赈发银钱的，然而依臣看来，极贫的百姓家中空空如也，命在朝夕，如果给他们的是钱银，那就免不了要向富户购买粮食，而被强迫压价、亏折的情况都是必然会发生的。再加上交易往来，动辄要耽搁一些时日，可能就有还没吃上饭就立刻饿死的情况了，这能算方便吗？只有次贫的百姓，本身已经有些依靠，不至于急需吃饭，而钱财又可以用来经营谋生以维持将来的生计，这就是它便利的地方。它的办法是：八口之家给四口的钱，四口之家给二口的钱，每口所支的折合银两为二钱，编入群组发给票据，也依照极贫百姓的办法用印记、旗帜引导，只是不必用支钱。串钱的绳索上系上钱铺发放人姓名的标签，支给的银两包在纸包表面印上银匠发放人姓名的标签，如果发现成色低劣或折损的情况，允许百姓前往官府陈诉举报，以侵吞盘剥之罪论处。如果这样，那么这个办法就不会滋生奸弊，而百姓也就能真正得到实惠了。然而整块的银子细分下去必定会有折损，就像十两银子分给五十个人，每人二钱，必定会亏损五六七厘，这是臣亲身经历验证过的。总的来说，不如发放铜钱更为方便，况且贫民用银子换钱，又有被强迫压价、折损的忧患。

所谓稍贫的百姓便于转

译贷，臣按拿出官府的粮食借贷给贫民，这就是古代的义仓做法。劝导百姓拿出粮食来救济贫民，就是如今的“例纳”办法。如今臣所说的转贷，是借用民间的财物来帮助贫民而不耗费官府的财物，是斟酌上述两种办法之间而加以参用的做法。稍贫的百姓，比起次贫来说，生计已经算是宽裕一些，似乎不需要赈济，然而正当荒年歉收之时，日用开支不免略有欠缺，也不能完全不加以考虑，所以对他们不用赈济，而用借贷的办法。然而如果想让官府自己出面借贷，那么两种贫民所需的钱粮开支恐怕也不够用。如果让富民来出面借贷，那么百姓估计对方有偿还能力，必定不会不愿意，所以让极富的百姓拿出财物来借出，官府代为立下借据，等到丰年再让借贷者偿还，只收回本金，不收取利息。这样贫民得到财物而得以周济，富民捐出财物而有所归还，官府没有耗费却有恩惠可施，一举而三方都能得利，这就是它便利的地方。它的办法是：八口之家给四口的银两，每口二钱，从正月到四月，把四个月的银两一次全部发给。等到他们辗转经营谋生，也可以用来补贴他们的不足，从而免于匮乏。一个人所借出的，最多不超过二百口人份，最少也不下一百口人份。如果本乡没有富民，就到外乡去借，一并由官府登记造册。事情办完之日，用礼节加以奖励，酌情免除他们当年的徭役。只要引导得法，百姓自然乐于出资供应了。

三、六急

所谓垂死的贫民急需稀粥，臣按：煮粥来救济饥民，从前汉献帝时曾经施行过，后世也多有采用而专门赈粥的，但是依臣看来，次贫的百姓生计还不算紧急，每天给他们米粮尚且有些不屑，何况给粥呢？极贫的百姓生计虽然紧急，但给他们粥也有不情愿的地方，为什么呢？粥的稀稠冷热不一，吃的多少缓急又不同。早开晚放，人们感到不便。加上人多聚集蒸出的暑气容易引发瘟疫，死亡的人相继不断。刚开始时是不得已才扶老携幼、勉强撑着身体进场的；最后也是不得已，空手爬着退出场去。这就是他们不愿意的原因。臣以前在泗州，亲眼看到并且看得很清楚。至于那些垂死的百姓，生计已经狼狈不堪，性命悬于顷刻之间，如果和极贫的百姓一样给米，那就有生火做饭的困难，恐怕还没吃到东西就已经立刻死去了。只有给他们粥，才不必等着生火做饭就可以吃到食物，一点点的施予，就能救济他们片刻的性命。这就是稀粥应当作为急务的原因。应当在大路通衢之处，酌量搭建小的赈济场，也设置官员乡耆，让他们领取米粮煮粥，凡是路过的流民饿殍，都允许就地进食。但是人饿的时间已经很久，肠胃闭塞不通，如果一下子吃饱反而多有死亡的。粥要煮得极稀，不要让人吃得太饱，应当逐渐给予，等到元气恢复、身体强壮之后，再和极贫的百姓一样赈给米粮。然而煮粥的办法，又要担心生熟不均、掺入灰土杂质等弊端，关键在于委任得当的人，这样百姓才能真正得到实惠。有人问：“赈粥的办法，从前大臣曾经在江北实行过，如今您在三贫的赈济中不采用它，唯独选取用于垂死贫民，这是为什么呢？”臣回答说：从前江北大饥荒的时候，百姓饿死或者做盗贼，正发生在十一、十二月之间。臣到任后多方设法赈济，身体尚健壮能行走的就按人口直接发给米粮，身体虚弱不能行走的就用汤粥喂食。等到正月初，朝廷大臣建议赈粥，百姓大多不愿意。臣于是试着设立两个赈济场，一个赈粥，一个赈米，百姓都舍弃粥场而奔向米场。臣因此和他们当面讨论利弊，他们的说法句句在理，臣无法反驳，于是就一意推行赈粥的办法，反而更加得法。然而推行不久就出现了弊端，为什么呢？饥饱不分的人混杂进入，糜费浩大，加上瘟疫盛行，死亡的人枕籍相连，当时上级官员亲眼目睹了这些弊端，所以推行不到两个月，就有紧急文书快速传来，命令停止赈粥、改发米粮。可见上级已经知道这个办法行不通，而自行改正了。臣亲眼目睹了这些弊端，也多方加以清查裁汰，只查革了一两处，后来因为饥民病愈请求归乡，就发给米粮遣散他们

译。虽然名义上仍以赈粥造册呈报，实际上有半个月是在赈米，可见臣已经知道这个办法行不通，而暗中加以改变了。然而臣刚到泗州的时候，亲眼看见饥民马上就要饿死，于是紧急施行赈济，城郭中饿殍已经倒地或即将倒地的人，紧急用米汤灌救他们，接着用稀粥连续喂给他们吃，已经倒地的人十个能救活五六个，即将倒地的人则全部救活。因此想到垂死的饥民如果不用粥就一定救不活，而且又不能延误时机。至于三贫的赈济，就绝对不能用粥。由此可知从前人设立这个办法，实在是专为垂死的饥民而设置的。挑选羸弱之人给粥，每天两次，等到他们身体恢复之后再一并统一发放，那么宋代儒者程颐的论述，实在是有其见地啊。如今臣在三贫的赈济中，去掉粥不用，唯独用它来救济垂死的贫民，难道是没有根据的空话吗？有人问：“赈济时百姓既然不愿意吃粥，却又有滥食冒领的人，这是为什么呢？”臣回答说：不愿意吃粥的是真正的贫民，那些滥食冒领的人并不是真正的贫民。

所谓患病的贫民急需医药，因为正值凶年荒歉之时，百姓容易发生瘟疫疾病，极贫的百姓连一顿饭都难以维持，向哪里去求医问药呢？从前宋朝赵抃在越州任知州，设立病坊来安置病患百姓，并且给予医药，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以往江北的赈济，官府也曾拨发银两购买药物来救治病患百姓，然而由于发放缺乏章法、督察没有办法，负责购药的医人领取银两后并不完全用来买药，而是大多虚报花销，穷苦百姓得到的药物起初就对不上病症，完全没有实际效果。如今各地灾情严重，贫民生病是难以避免的事情。臣愚见想请命令郡县广泛挑选名医，多准备药物，随各乡开设诊所，根据病情诊断开方。郡县印刷带有花纹标记的小票，发给各赈济场负责赈济的官员，命他们多张贴榜文，向远近百姓宣告，凡是饥民患病，一律允许到场领票，前往诊所领取药物，并且开列救活的人数，一并建立文书档案，事情办完后连同册籍一并呈报上缴，以备日后核查，救治人数的多少，酌情予以奖惩，如有侵吞克扣钱粮的，依例问罪发配。这样一来，患病的人就有药可用，百姓也可以免于夭折了。

所谓病愈初起的贫民急需汤米，因为患病的饥民，有的没能得到赈济，有的得到赈济但中途又患上疾病，等到疾病刚刚痊愈、元气刚刚恢复，正是需要调养休息的时候，可是筋力已经十分疲惫，不能到赈济场去领取米粮，如果没有官府为他们设法安排，那就只能在床铺上呻吟，空着肚子等死了……

译我从前在泗州赈济时，四月间疾病流行，见饥民中多有患病的，不能到粥厂领粥吃，于是派人到各家探访，发现有些人病刚好，想吃东西却没有依靠。就派人挨家挨户搜访，凡是刚生病的贫民，每人发给米一升五合，三天之内共发放米十一石七斗，救济患病百姓八百二十二人，花费不多，救活的人却很多。如今各地灾情严重，百姓患病的情况在所难免，我愚见以为应命令各粥厂赈济官，派人挨家挨户搜访，凡是刚患病的贫民，都每日发给米五合，供给五天，让他们早晚能烧汤喝，随时进食，等到元气恢复、身体强壮之后，再让他们到饥民厂照旧领米，这样病人有所调养，百姓也能免于枉死了。

译曰：既死贫民，急募瘗者。

说：已经死去的贫民，要紧急招募人埋葬他们。大凡大荒之年，必定有因疾疫而流离迁徙的百姓，多死在道路上，得不到埋葬，于是尸骸暴露在外，腐臭熏蒸，这是仁人所不忍见的。所以先王有掩埋骸骨的法令，宋仁宗有派官员埋葬的诏书，确实是有道理的。然而死人是人们所畏惧厌恶的，若要求人去做他所厌恶的事，人们服从起来就难；若用利益引诱人，人们趋从起来就很容易。臣从前在泗州，见郡县派官员发给银两买草席埋葬死人，督责虽然严格，可尸骸暴露的情况仍和从前一样。臣知道其中的原因，于是选择地势高而开阔的地方作为大坟，张榜告示四方军民，凡有能埋一具尸体的，官府发给银四分或三分。每乡选一位有财力又行义的人，领银开局，专门负责各厰的发放赈济，官府发给他花防小票。凡是埋尸的人，每日把埋过的尸体数目呈报该厰，领票到局验票支取银两，事情办完后造册呈报，以便查考。埋过的尸骸，逐日做标记以待官府派人查验。这条命令一出，远近军民争相前往，如同赶集一般，几天之间，野外没有遗留的尸骸，官府不费力气而死者得以入土，极为简便。如今各地灾伤疫病流行，难免有饥民辗转死去的情况，像臣这样的办法似乎是可行的。

说：遗弃的小儿，要紧急收养。大凡大饥之年，百姓父子之间都难以相保，〇〇丢下孩子不顾。臣从前在泗州，见有百姓把孩子投入淮河的，有把孩子遗弃在道路上的，臣为此感到恻然。因而想起宋朝刘彛任防州知州时，曾发给百姓米粮让他们收养弃儿，臣便仿照此法施行，设局委派官员专门负责收养。命令说：凡收养遗弃小儿的人，每日发给米一升，一次发五日的量。每月要抱着孩子到局中让官员查验。饥民除了领取自己的口粮外，又能多得一个孩子的口粮。远近之人闻风都争相前来收养，甚至有人把自己亲生的孩子也谎称是收养的，以求多得米食。旬月之间，就再也没有把孩子丢到河里或道路上的了。如今各地遭受灾伤的地方，若有遗弃的小儿，像臣这样的办法似乎是可行的。

说：轻重罪囚，要紧急宽恤。臣按《周礼》荒政十二条，第三条叫缓刑，大凡百姓被饥寒所迫，不幸有过失，放宽他们的刑罚，是为了哀怜他们。何况正当荒年歉收之时，疫病盛行，狱中囚犯聚集蒸郁，这种害处尤其严重，如果不酌情予以宽恤，那么无论轻重的罪囚都难免遭灾横死，所以对于充军、徒罪，以及追缴赋税未完、久困囹圄的人，必须酌情轻重，暂且予以释放；绞、斩这类重罪不便释放的，也必须松开他们的枷杻，供给他们汤药。这样一来，轻重罪囚都能各自保全性命，没有夭折的祸患了。然而囚犯既然要紧急宽宥，那么凡是户婚等不急的诉讼案件都应当暂且停止，以免拖累饥民、妨碍误了赈济，这也是不可不知道的。

四三权

说：借官钱来籴粜的办法。大凡年成凶歉之时，米谷价格就会涌贵，富民便借此谋利，贫民就更加难以维持温饱。从前宋朝吴遵路任通州知州，正逢灾伤，百姓多流离迁徙，遵路劝说富家凑得钱一万贯，派遣牙吏散往各地，收购籴入米豆，运回本地依照原价卖出，百姓都说这很方便。如今既已劝富民出钱贷给贫民，又要借他们的财物去籴粜，那么百姓就承受不起了。臣愚以为不如借用官府的库银，让商贾分头前往各处籴买米谷，运回本地依原价酌量增加一分，作为搬运的脚力费，再加一分给商贾作为工食，粜完之后再重新籴买。事情办完之日，籴本归还官府，官府没有损失钱财的开支，百姓获得足食的好处。这样不仅他方的粮食都会汇集到我们这里，就连富民也因担心错过时机、耽误了获利，会争相拿出粮食来卖了。

译然而籴粜之法专门是为了济贫，商贾转手贩卖的行为应当禁止革除，又应当遍及乡村，不能只顾及城郭之内，这样贫民才能真正得到实惠。有人说：宋朝苏轼在浙中赈济，认为只须把常平仓的斛斗拿出来卖，那么官府就不必费力去抄劄、勘验、发放，麻烦费事，只要有数万石斛斗投放到市面上，自然就能压低物价，境内的百姓人人都能受益。董煟认为这是好办法，于是建立救荒三策，把这个放在首位。如今我讲三贫的赈济却不取这个办法，是为什么呢？臣说：大饥之年，三种贫民都陷于困境，哪里能有那么多银两去籴买米豆呢？而能去籴买的多是商贩或富民，所以这个办法不能用。苏轼在浙中所施行的，或许还没到大饥的地步。

说：兴办工役来辅助赈济的办法。大凡凶年饥岁，人民缺粮，而城池、水利这些应当修缮的工程，到处都有。穷困饥饿垂死的人，固然难以要求他们去服力役之事；但次贫、稍贫的人户，能够胜任兴建劳作的，即便官府酌量按等赈贷，又怎能满足他们赡养家人的需求呢？所以凡是倒塌毁坏应当修缮的、淤塞应当疏浚的，招募百姓来做，每日发给他们工钱，那么百姓出力去做事，就能借此得到赈济；官府出钱来兴办工程，也能借此赈济百姓，这就叫做在工役之中一举两得，又能起到赈济辅助的作用。从前宋朝熙宁七年，河阳发生灾伤，常平仓的赈济斛斗不足，朝廷下诏赐予常平谷一万石，用来兴修水利以赈济饥民。董煟认为这是用工役来赈济，如今的大臣大都在治理县邑时常常采用这个办法。臣从前也效法这个用意，在泗州施行过，已经见到成效，如今各地遭受灾伤，似乎也可以采用这个办法。有人说：荒年财力正紧张，凡是各种工役都应当停止，所以《周礼》荒政有弛力的法令，如今您却想兴办工役，这是为什么呢？臣说：荒年应当停止的工役，是指宫室台榭这类可以停办的工程。至于城池用来抵御外侮，水利用来资助农事，都是荒政中不能停止的。府库的钱财，自有应当支用的用途，与赈济的经费无关。像里甲一类的费用，臣在泗州，也曾支用过而并不妨碍赈济。臣兴办工役的对策，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说：借给耕牛、种子来变通处理的办法。大凡饥馑之后，赈济之余，官府左支右绌，府库的钱财也已耗尽了。百姓正处在艰难维持温饱之际，只能勉强应付眼前，实在没有余力去为将来打算。侥幸残冬得以度过，春耕即将开始，如果不预先为此做打算，将来的岁计又有什么指望呢？所以耕牛种子这件事，尤其应当妥善处置。像燕国慕容皝把牛借给贫民，宋仁宗发放粮食十万石借给百姓作种子，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如今府库的钱财既已耗尽在赈济上，若想人人都给他们耕牛，那么全乡里的百姓很多，一头牛的花费也很大；若想人人都给他们种子，那么缺种的人家也不少，府库的钱财无法为继，这件事很难安排。臣从前在泗州，接到上司的公文，要求每里发给耕牛六具，种子若干。臣召集父老一起商议，认为这个办法难以推行，于是自行订立办法：逐都逐图派人查勘，有牛有种的记作某家，有牛无种的记作某家，有种无牛的记作某家，牛种俱无的记作某家。有牛的要查明有多少头，有种的要查明有多少数量，全部登记造册呈报，才据此加以处置。除了有牛无种、有种无牛的人户，任其自行设法之外，无牛的人户，让有牛一具的人家带耕两家，用牛时共同养牛，牛死了就共同赔偿；无种的人户，让一位次富的人家借给十户或二十户，每户所借的杂种为三斗或二斗。耕种之时，让债主监督其下种，不许因此挪去食用；收成之时，允许债主到田里扣取偿还，不许因此拖欠，官府为他们订立契约，交给债

译主收执。这个办法一订立，有牛种的人家都乐于出借而不担心得不到偿还；缺牛种的人家都愿意去借而不担心没有用度。臣半个月之间，共处置耕牛一千九百六十五具，种子八百四十七石，银一百七十五两，处理供给全州缺牛种的人户共计四千八百五十六家。这是在财力匮乏之时得到的变通之法，当时江北州县多有仿效施行的。如今各地灾伤重大，像臣这样的办法似乎是可以施行的。然而臣从前在泗州并没有先划定六等人户，所以须要临时查勘。如今既已把百姓定为六等，那么稍贫的人户不须给予，次贫的人户让次富的人家借给他们，不必再临时查勘了。有人说：次贫的百姓既有次富的百姓拿出种子借给他们，那么极贫的百姓又向谁去借呢？臣说：极富的百姓既已借出银两，次富的百姓既已借出种子，就不可再让他们出借了。总之，极贫之中没有田地的人居多，如果是有田地的，再另外处置一个月的粮食，一并发给他们，那么这件事情就能全部办妥了。

五六禁

说：禁止侵吞盘剥的办法。大凡人心都有欲望，见利就动。朝廷发放百万银两来救济百姓，可是钱财经手的人若不才，官吏难免垂涎，官耆正副也大多染指其中。因此银两有的被换成成色低劣的假钱，有的被换成新破的米，有的掺进沙土，有的大宗支入而小额支出，有的假借他人名义盗领，有的冒名领取，情弊多端，无法一一列举。朝廷有实际的花费，而百姓却得不到实际的好处，这都是侵吞盘剥的祸患。从前王莽当政时，南方大旱，流民进入关内的有数十万人，朝廷设立养赡院，负责发放粮食的官吏侵盗其中的粮食，饿死的人有十分之七八。这盗窃粮食的弊病，难道只是王莽时才如此？从古到今，都是这样。不严加禁止，可以吗？臣查《大明律》：凡是监临主守盗取仓库钱粮的，治罪并处以刺字之刑；数额达四十贯以上的处以斩刑。问刑条例规定：宣府、大同、榆林等处及沿海地方，监临主守盗取粮食二十石、银十两以上的，治罪发往边卫永远充军。臣愚以为，赈济钱粮，关系着人民的生死，如果有人侵盗，其罪比盗取宣府大同沿边等处的钱粮更为重大，情节尤其可恶。应当分别等第，严立条禁：凡侵盗赈济钱粮达一两以上的，治罪刺字，发往附近充军；十两以上的，刺字发往边卫永远充军；至二十两以上的，处以绞刑。按律：杀人者处死。侵盗赈济钱粮至二十两以上，导致饥民死亡不知其数，处以死刑，难道算是过重吗？重刑严禁如此，庶几侵吞盘剥之人知道警惕，饥民也差不多能有所救济了。

说：禁止抢夺盗窃的办法。大凡人们常说，饥寒会生出为盗之心，荒年盗贼难保一定没有。即便不是本来要做盗贼的人，在他们缺粮的时候，向富民借贷而借不到，相率而肆意抢夺的情况，往往会有。对此如果不加禁止，祸乱或许会因此而起。《周礼》荒政十二条中，有除去盗贼的条目。辛弃疾在湖南赈济时，严立抢夺庄稼的禁令，正是为了这个缘故。然而如果处置不得当，那么禁令也止不住。百姓被逼到死亡的边缘，正在侥幸苟延残喘，又怎能禁止他们不去抢夺呢？臣从前到泗州时，正逢江北大饥，盗贼蜂拥而起。臣先施行赈济，其次招抚，其次剿捕。共赈济过饥民三千四百口，招抚过饥民四百五十口，剿捕过招抚后又反叛的饥民六十口，盗贼这才开始大为平息。如今各地灾伤重大，盗贼抢夺难保一定没有。如果官府的赈济尚未到达，必须紧急设法赈济，使百姓不至于抢夺。如果赈济已经到达却仍然犯法，这就真是扰乱法纪的人了，必须坚决惩治。然而如果不预先加以禁止革除，等他们已经犯法了才跟着治罪，这就是不加教导就杀人，叫做暴虐。必须严加禁止

译革除，抢夺盗窃者治罪枷号示众，为盗者依法论处。如有过犯，不得轻易宽宥。这样一来，人们便知道警惕畏惧而不敢触犯，祸乱也就可以消弭了。

说：禁止闭籴的办法。臣曾见从前州县官府各自把持自己的百姓，擅自订立闭籴的禁令。一郡遭饥荒，邻郡便为此闭籴；一县遭饥荒，邻县便为此闭籴。臣查《春秋》之时，诸侯窃据土地各自封疆，本来不以天下苍生为念，然而同盟的国家之间尚且有体恤患难、分担灾祸的道义。秦国遭饥荒，晋国闭籴不予，《春秋》为此加以谴责。何况如今天下一家，百姓没有你我之分，都是朝廷的赤子，如今却各自私护自己的百姓，遇灾而不相互体恤，这难道是我们君主爱民如子的本意吗？万一自己的地方也遭饥荒，又将向谁买粮呢？这是想救济自己的百姓，反而伤害了自己的百姓。臣以为应当严加禁止，今后遭受灾伤的地方，邻近的州县不得随意实行闭籴。若有违犯的，以违制论处。这样一来，你我一体，有无相通，不但对方缺粮时可以依靠我们，我们自己缺粮时也可以依靠他人了。

说：禁止抑价的办法。大凡年岁凶荒，米谷价格就会涌贵。臣曾见为政者，往往严加禁止革除，使富民的米谷都按平价卖出。殊不知富民悭吝，见没有利可图，必定会关闭谷仓深藏不卖。而其他地方的商贾见没有利益，也必定会畏惮进入我们的境内。这是想让百姓得利，结果反而害了百姓。从前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两浙一带遭遇饥荒，谷价正在飞涨，一斗米要一百二十文。仲淹反而把价格提高到一百八十文，众人不知他这是何意，他还多次张贴榜文，详细说明杭州的饥荒情况以及米价上涨的数目。于是商贾听闻此事，从早到晚争先恐后地赶来，且都担心后来者会更多。于是米石纷纷汇集，价格便自然平稳了下来。如今各地遭受灾伤，如果对抑价有所禁止，参照范仲淹的办法来做，那么谷价就不用担心飞涨，百姓也不用担心难以维持温饱了。

说：禁止宰杀耕牛的办法。大凡年岁凶荒，百姓难以维持温饱，多变卖宰杀耕牛来勉强应付眼前，殊不知到了春天就会失去耕种的能力，将来的年岁计划也随之无望。臣查问刑条例，私自宰杀耕牛再犯、累犯的，都发往边卫充军。〇治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又节录钦奉圣旨：私宰耕牛，今后如有违犯的，照例治罪，每宰杀一头牛，罚牛五头，钦此。耕牛私自宰杀，在平时尚且有严厉的禁令，何况荒年宰杀的必定更多，所关系的更为重大，能不加以禁止吗？然而只是徒然加以禁止而不设法处置，百姓被逼到死亡边缘，尚且有不顾性命也要苟延旦夕的，何况充军呢？同类之人尚有父子相食而不顾的，何况牛呢？臣以为应当预先设法禁止处置：凡民间的耕牛不许卖掉或宰杀，卖的人价银没入官府，杀的人发往充军。如果贫民实在无法维持生计，想变卖耕牛换取粮食，允许他前去官府陈告，官府让富民为他收买，仍旧交给牛的原主人收养，等到丰年时贩卖回赎，或由原主人赎回。这样一来，牛就可以不被宰杀，而来年的春耕就有了依靠，百姓得以保全救济，官府的本钱也不亏损。臣从前在泗州，曾经施行过这个办法，只是已经过了时机，如今各地遭受灾伤，应当敕令当地官府及早禁止处置，这样才能有所救济。

说：禁止度僧的办法。臣曾见〇时年岁饥荒，多有人提议度僧来赈济，殊不知一个僧人的度牒，只能换得十两银子的收入，而一个僧人得到的好处，却从此免去一丁的差役，十年免去的差役，已足以抵偿其本钱，而他终身游手好闲，所获的利益不可言说。况且还坐享田租，动辄千百之多，富僧淫逸放荡，多玷污清规，污辱他人的妻女，大大有伤朝廷的教化，

译这可以说是害处多于好处，得不偿失，这件事情不可施行，道理上应当深加警戒。从前宋孝宗淳熙九年，敕令广东福建的帅臣晓谕百姓：愿意做僧道的人，每人须备米三百石，才能换得度牒一道。后来担心米数稍多，特意减为五十石。臣查考宋朝人已完全失去了中原，财赋的收入已经窘迫，又苦于岁币的需求，一遇到饥荒，才不得已而想出度僧的对策。然而即便如此，一个僧人尚且要换米三百石，如此看来他们也不敢轻易施行。如今国家的财赋既已数倍于宋朝，蛮夷进贡输诚，也不再有岁币的负担，国家的财用既不像宋人那样窘迫，如果因荒年而度僧，一个僧人只换十两银子，所得不多，而受此不美的名声，何苦呢？所以宋人的对策不可再用，度僧之事决不可施行。如今各地灾伤重大，恐怕有人因为费用浩大，又重新提出这个建议，这是应当禁止的。

六三戒

说：戒除迟缓的做法。臣听说救荒如同救火，只有迅速才能成功。百姓被饥饿所迫，性命已经悬于旦夕，官府却迟缓行事，不迅速为之筹划，那些嗷嗷待哺的百姓，怎能来得及呢？这就是应当戒除迟缓的原因。从前宋朝苏轼给林希写信说：「朝廷原本设有储备，熙宁年间本路截留发放的以及从别路运来的钱米，加上因为大荒而放免的赋税以及亏损的课利，累计有百钜万之多，然而对救荒起初没有丝毫的益处，是因为救助迟缓的缘故。」然而「迟」这一个字，难道只是熙宁年间才是这样的吗？从古到今，都是这样。臣从前到泗州，正逢江北大饥，府县在九月、十月的赈济都是虚文而已，而百姓饥饿死亡正在十一、十二这两个月，等到正月官府才派官发放银两，也是因为犯了「迟」的毛病啊。如今应当以此为戒，严立约束，申戒巡抚、巡按以及司府州县各该大小赈济官员，凡是申报灾伤务必要迅速，发放钱粮务必要及时，申报灾伤要与传报军情一样限期，耽误饥民要与耽误军机一样处罚。这样一来，人人都知道警惕，嗷嗷待哺的百姓庶几能有所救济了。

说：「戒除拘泥文法的做法。臣曾见从前州县赈济，动不动就以文书法规为拘束，考虑事后的责难。部院的命令未下达，巡抚巡按就不敢施行；监司的命令一发布，府县就不敢违背。殊不知救荒如同救火，随机应变才能有功效，只有迅速才能成功。百姓的性命悬于旦夕，若是拘泥于文法，想让百姓不死亡是不可能的。朝廷即便捐出百万的钱财，又有什么补益呢？从前汉朝河内失火，延烧千家，汲黯奉命前去视察，凭权宜之计持节，发放仓廪来赈济贫民。宋朝洪皓在秀州赈济，宁愿以自己一人的性命换取十万人的性命，截留浙东纲运的常平米谷来赈济仰赖救济的百姓。这些都是能够权宜行事、不被文法所拘束的人。如今各地灾伤的地方，应当告诫巡抚、巡按、司府州县的官员，凡事有利于百姓的，若上司距离遥远来不及请示，事情又有妨碍延误的，都听凭权宜处置，先办事后禀报，只以办成事情为功劳，不得拘泥牵制于文法，以致耽误饥民。这样才不辜负朝廷体恤百姓的心意，大小官员也才能得以自行施展，饥民才差不多能有所救济了。」

说：戒除派遣使者的做法。臣曾见〇时，各地灾伤重大，朝廷必定派遣使臣分别前往赈济，这固然是体念百姓的用意。然而百姓正处于饥饿之中，钱财正处于匮乏之中，而朝廷使者的到来，迎来送往、供应招待，不胜劳苦耗费，赈济反而妨害了实际的好处，未必能惠及百姓，反而深受其害的人很多。臣愚以为，各地巡抚、巡按、监司未必没有可用之人，就看委任得怎么样罢了。不如专门敕令巡抚、巡按等官员，让他们依照朝廷议定的成法，再根据

译当地的民情风俗酌量斟酌得当，督责各道守巡等官员，分别督促州县，切实施行。事情办完之日，等到年成稍稍丰稔，再分派科道官员前往各地查勘。皇命所在，谁敢不尽心尽力？升降黜陟所关系，谁敢不听命效力？比起在灾荒凶歉之际派遣官员往返，徒然造成纷扰的做法，二者相差万倍不止。

徐光启说：「戒除派遣使者的做法是可以的，但也要看所派之人怎么样。万历己丑年这件事，像中州的钟化民这样的使者，怎么可以不派遣？像江南的杨文举这样的使者，怎么可以派遣呢？」按：钟化民在万历甲午年，前往河南赈灾，著有《赈豫纪畧》《救荒图説》，详细记载了这件事。万历戊子、己丑年间，浙江发生水旱大饥，守臣把情况上报朝廷，皇上发放国库钱财，派遣科臣杨文举前往赈灾。杨文举一入境，就对左右说：「像这样锦绣繁华的城池，怎么能报灾以欺骗朝廷？」肆意挟制地方有司官员，有司官员战战兢兢，大肆供设酒宴歌舞。杨文举遨游湖山，通宵饮酒作乐，每一场酒席要花费数十两银子。有司官员疲于奔命，各位绅士来求见，往往已到正午，他仍未从宿醉中清醒，昏昏沉沉说不出一句话来行揖礼，几乎要摔倒，要两个仆人扶着才行。堂上残杯狼藉，歌童环伺在门外，赈灾的事情却置之不问，只命令布政司留下国库银十一份，用来贿赂当权者。从布政使、按察使一直到守令，都搜刮府库的余财贿赂他。东南地方为此骚动不安，人们都把他比作赵文华征讨倭寇一样。等到他回京复命，申时行正当权，以他有赈灾之功而晋升为都给事中，南京太常博士汤显祖上疏抗争列举他的罪状，不久便被罢免了他的官职。癸巳年京察考核，杨文举以行事不谨慎而被削除官籍，士林舆论都为此感到痛快。

臣以为古代救荒，有事先预备的，有临时处置的。事先预备，常平仓、义仓、社仓等法就是。临时处置，如臣所陈述的就是。临时处置的方法，如臣所陈述的已经大致齐备了。事先预备的方法，则还没有涉及。凡是救荒如果不事先预备，而只等临时处置，也会缓不济急，来不及应付事情。古代的圣王，耕种三年必定要有一年的存粮，耕种九年必定要有三年的存粮，用三十年的通盘规划来制定国家的用度，这样即使遇到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饥色，这就是事先预备。用荒政十二条来聚集万民，这就是临时处置。必须两者一同施行，然后才算是圣王的政治。像宋朝董煟的《救荒全法》一书，可以说是兼备两者的。元朝张光大加以增补续写，本朝朱熊又补充其中遗漏的地方，世人称之为完备之书，刻版现存于南京国子监。然而依臣看来，编排次序没有条理，翻阅起来不方便，其中缺漏不完备、窒碍难行的地方，也是有的。如今遇到圣明之世，广泛征求荒政之策，臣愚私下想重新加以编集进献。然而嗷嗷待哺的饥民，正性命悬于旦夕，如果要等到编完，恐怕不免延误时机。姑且先把臣所见的临时赈济应当采取的办法，先行具奏，等臣从容编集完成之日，再另行奏进。

荒政丛书卷二

<史部,政书类,邦计之属,荒政丛书》>

钦定四库全书

荒政丛书卷三

湖广布政司参议俞森撰

屠隆荒政考

一年为什么会有灾祸呢？如果不是因为五事失修，政事有缺失，皇天便会示以谴责，降下这样的大灾。有的是因为小民淫佚奢侈，积累罪恶祸端，酝酿出乖戾之气，向上冒犯了天地的和气。于是雨水阳光失去常度，水旱成灾，年成因此歉收，四境萧条，百姓家中缺粮饥饿。子妇沿街乞讨，老弱哀号哭泣。甚至有人拾取橡子、采摘凫茈来充饥；有人掩取螺蚌、捕捉鴳雀来充作粮食。饥饿到极点便挖掘草根、剥取树皮，甚至分食骸骨、交换孩子而食，人与人互相残食，堆积的白骨如同丘陵一般，漂浮的尸体填塞了河道。百姓的灾伤困厄到了这种地步，身为百姓的父母官，怎能袖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