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政丛书卷四

译放财物，将要开仓放粮，将要请求蠲免税粮，将要平价出粜粮米。我的百姓不要过分忧虑，不要逃离本境，不要抛弃父母子女，不要沦为盗贼，这样民心就安定了。第二，先请求蠲免。发放财物、开仓放粮，这份恩惠有限；而百姓中的奸猾之人、官吏中的蛀虫，其中的弊端却无穷无尽。只有蠲免租税这一项，最为公平普遍。唐代学士李绛说：想让实实在在的恩惠惠及百姓，没有比减免赋税更好的办法了。就目前的计策而言，来年的赋税应当请求蠲免，今年的赋税应当奏请缓征，或者蠲免留存部分，或者蠲免起运部分，要根据各郡邑的缓急情况来施行。至于佃户承种他人的田地，应当仿照元代的制度，普遍减免十分之二，丰年时照旧收取，这样蠲免与缓征各得其宜，贫民富户也都能一同受益了。然而又有富豪趁人危急之时，用田地准折抵债，压低价钱，这种情况都应当一并禁止。

第三，先筹措经费。饥荒有三个等级：小饥荒，多靠从百姓中筹措；中等饥荒，多靠从官府中筹措；大饥荒，多靠从朝廷筹措。从百姓中筹措，如互通有无、劝百姓相互借贷之类就是；从官府中筹措，如筹措籴买粮食的本钱用于赈粜、筹措银两谷物用于赈济就是；从朝廷筹措，如截留上供的米粮、借用内库的钱财、请求以纳粮赎罪、请求卖官鬻爵之类就是。

第四，先选择人才。宋代富弼在青州赈济时，除了各县的正官之外，还从前任官员及有文才学识的人中，选择廉洁能干的人任用。徐宁孙赈济饥民时，各处劝请乡官，或者士人，或者纳税户中主管此事的人。如今应当精心选择廉洁能干的州县正官，让他们主持赈济。如果正官不能胜任，就另外挑选廉洁能干的府佐官员；或者用没有受灾州县中廉洁能干的正官。至于负责分片赈济的官员，可让主赈的官员自行在所属人员中选择佐领官员；佐领官员缺乏人手，就选择学官；学官缺乏人手，就选择等待选用的举人、监生等人员，务必要选用有实际治绩、品行的人，让他们担任城市乡村分片赈济的职责。此外还要选择民间有德行、有家资的人担任耆老正副来辅佐官员。他们手下的吏员书办只负责抄写造册，赈济的实际事务不让他们插手参与。事情办完后，官员方面要记录其功过等第，士人方面要表彰贤能优异者，百姓方面则要优厚地慰劳他们的辛劳，这也是劝勉惩戒的重要意义所在。

第五，先编排保甲。消除盗贼、安定百姓，没有比保甲之法更好的了。然而有的地方在城里推行保甲而在乡下不推行，有的地方乡下只是上报了保甲长而没有上报各户人口，有的地方仅仅上报了几户的名字，十家中却漏掉了九家。这个办法本是为了消除盗贼而设立的，因此是用治理的方式来编排它，百姓的性情大都图安逸苟且，所以这件事推行起来就难。若是为赈济饥荒而设立，则是用养育的方式来编排它，百姓的性情大都贪图利益，所以这件事推行起来就容易。如今遇到灾荒赈济，正是推行保甲之法的一个好时机。应当命令各府州县选择廉洁能干的佐贰官一员，专门主管这件事。大致先把城内以官府治所为中央，其余分为东南西北四方，比如东方以东一保、东二保、东三保等为编号，每保统辖十甲，设保正、保副各一人，每甲统辖十户，设甲长一人。南、西、北方也照此办理。东方从北面开始编排，南方从东面开始编排，西方从南面开始编排，北方从西面开始编排，编排到东北方合拢，方位不可更改，而次序不可紊乱。其次把境内以城郭为中央，城外的乡村也分为东西南北四方，编排保甲的方法和城里一样。大村分为几个保，中等村独自成一保，小村和邻近几个村合为一保。一保设十甲，甲的数目可以根据百姓居住情况增减。一甲十户，不能增减户数，这样便于官府查核。如果有剩余二三户，就总附在一保的最后，称为畸零户。这些都是不分本地人和外来寄居户而一律统一编排的。乡下的东南西

译北四方保正副，又用城里的东南西北四方保正副来分别统辖，比如城里的东一保统辖东乡某保，城里的东二保统辖东乡某几保，以此类推，南方、西方、北方也都是如此。这个保甲制度，本是旧有的方法。而分为东南西北四方，并用城里的保来统辖乡下的保，是新设立的权宜办法。大概是按照方位分区统辖，内外相互维系，时间久了就能周知当地的地理情况，熟悉了解当地的百姓。凡是乡下户口的真假、盗贼的有无、饥荒的轻重，城里都能有所了解。如果有乡下保长抗拒命令的，就添派差役帮助城里保长拘拿治罪。这个办法推行起来，就不必再烦劳差役下乡，而公事自然就能办妥了。官府只需就近随时留意察觉罢了，使其不致祸害乡村。有人说近年来赈济饥荒都归里甲负责，为什么偏要另编保甲来代替呢？答：保甲就如同里甲一样。过去因为彼此邻近所以编为一里，如今年代久远、人口离散，不如利用现今已编排好、聚居一处的保甲之民，这样查核审核容易集中，贫富情况也容易了解。从前熙宁年间就地就村赈济，张咏依保出粜米粮，徐宁孙分区分镇散发赈济，朱熹按都分片支给，用的都是这个方法。

第六，先查核贫户。救荒的办法，全都是为了贫苦百姓下户着想。官府并非不想一一清楚审核，只是委托给别人办理就难以专一负责，自己亲自去办又难以周遍。前人说救荒没有奇特的策略，正是因为贫户难以审核清楚的缘故。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因为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罢了。应当命令受灾的各府州县，趁着秋天预先准备，让主持赈济的官员督促城里的保长，城里的保长催促乡下的保长，保长催促甲长，甲长上报各户人口情况。每甲分为不贫、次贫、极贫三个等级，除不贫户外，把次贫、极贫各户的人口数、大小年龄，张贴在他们家门前的墙壁上。让每保开列一份土纸手本，送交主赈官员，不许借此名目造册向贫民科派敛财。等乡里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评议已经确定，再委派官员趁便复查核实。这就是宋代苏次参在澧州赈济时所用的方法，只是当时是临时施行，不如提前审核贫富情况，让百姓明白官府心意坚定，更为没有弊端。

　　第二说：八宜

第一，次贫的百姓适宜赈粜。这个办法有两种。有在城郊坊市中的赈粜，应当多选择靠近各城门的寺院和宽敞的民居，把谷物储存在里面，不限定时日，零星细碎地出粜给百姓。粜米以升计算，最多不超过一斗；粜谷不超过二斗。如果有奸猾的市侩装扮冒领的弊端，应当施行徐宁孙立下赏钱一百贯的办法，追究定罪、追缴赏钱，不得姑息迁就，那么弊端不用刻意革除就自然消除了。有乡村中的赈粜，应当施行前面所说编排保甲的办法，隔月出粜。每次提前一个月出示告示，将有灾情的乡保，限定在下个月某日某方某保，排定日期，每隔一日出粜一次，以防止雨雪阻滞的患害。每甲不论贫户多少，大约允许籴买三石，多的允许五石。凡是通水的地方，就用船只运到百姓靠水的地方出粜。如果有富人强夺贫人所籴的粮食，应当施行张咏在赈济蜀地时的连坐法，一家犯罪，十家一起连坐，不得再籴粮。这样推广开来，那么处处都有保甲，也处处都有出粜籴买之事，而穷乡僻壤之地也没有粜籴不到的地方了。所籴的粮价都比市价减少三分之一。有人问：各甲贫户多少不同,却一概以三石粜给，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这不是赈济，是赈粜。赈济应当精细，赈粜应当普遍。一甲之中，只按照谷物的数量平均分给人，而不是按人的多少来计算谷物数量，谷物数量相同，银钱数量也相同，任凭百姓自行融通来籴买，这样官府就不必烦劳，百姓也不受骚扰，而恩惠利益均沾，谷价自然也不会腾贵飞涨了。官府用来籴粮的本钱，或者出自官粮，或者是借用官银，或者是劝令富户拿出钱来收籴，再照原价出粜，酌量增加船脚工食的费用，这些都是成法。

第二，极贫的百姓适宜赈济。赈济的弊端很

译多。抄查造册的时候，里长保甲乞求私利，强悍的人能得到好处，善良懦弱的人却得不到；住得近的人能得到，偏远的人得不到；与吏胥里保关系亲厚的人能得到，鳏寡孤独、疾病无依无靠的人却未必能得到。反复上报、反复勘察，往来奔波多次，赈济还没到手，而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已经用去大半了。如今贫户的情况已经预先写定在门壁上，日子久了没有争议，已经算是公平妥当，应当在赈济前一个月出示告示，如有遗漏的、有误的，允许更正，就在门壁上改写。但一保之中，贫户虽然允许更换，可是银钱的数目不许增加。官府发给花栏小票，每户一张，从城里到乡下，从保到甲，务必要发到各贫户手中。仍然出榜排定日期，分保发放。到日期时，保长率领各甲贫户本人，依次序领取赈济、缴回票据。每次赈济极贫户约给一石谷，次贫户约给五斗谷。有关公正与否的赏罚，一如赈粜的办法。俗语说：“想要周全就会详细，想要详细就会拖延荒废。”这样一来就能从容公平，不辛劳而事成，那种巡门散米、拦街施粥的做法，也就用不上了。

第三，远地的百姓适宜赈银。从前义仓、社仓分散储存在民间，如今都收归州县了。所以古代的粮食储藏在百姓中间，因此惠及百姓容易；如今的粮食储藏在官府里，因此惠及百姓困难。近处尚且困难，何况远处呢？把粮食运去接济百姓，就有偷减掺假的弊端；发文令百姓来领取粮食，运脚费用又与米价相当。所以凡是百里以外，土地不出产米粮，又不沿着河流水路的地方，只应当用银钱赈济。极贫户约给四钱，次贫户约给二钱。发放银钱要用纸包好，包纸上印上发银的银匠姓名；发放铜钱要用绳索穿好，系上发钱铺子的名字。如有折损低劣伪造的情况，允许百姓到官府陈告。

第四，垂死的百姓适宜赈粥。据记载汉献帝曾煮粥来喂养饥民，后世多沿用此法。赈粜，那些人没有籴买的本钱；赈济，又不能遍及所有人。即便把米发给他们，他们也难以生火做饭，将会有人得不到食物而死去。只有用粥来喂食他们，就不必生火做饭而能得到食物，这一勺半盏的施舍，能救活片刻的性命。这就是赈粥不能延缓的原因。大约一升米，每顿可供四人食用，男女分开就食，每日两顿，辰时、申时敲钟入场。入场后分班坐地，让人依次传递粥食，这样吃起来可以避免参差混乱、争抢拥挤的祸患。从冬季十一月初一开始，到春末结束。如果是夏季四月，天气炎热，粥容易变酸腐坏，就不能再用了。总的来说，用粥来救济饥荒，确实可以救助危急中的百姓，但其中的弊端也不一而足。只有在大饥荒之年，并且遇到贤明仁德、有余财的长官，才可以施行此法。

第五，患病的百姓适宜救药。宋代吕公著担任宰相时，做粥和汤药来救助病人。赵抃担任越州知州时，设立病坊来安置病民，供给他们医药。然而担心医生太少而地域太广，督查监察没有章法，医生领了银钱却不全部用来买药，穷苦百姓得到的药物大多对不上病症。必须广泛挑选名医，对症下药、临症开方。病人不能行走的，医生就上门去诊治他。对刚刚患病、家境贫困的人，官府每日发给米五合，一次发放五天的量，大约到一个月为止，这样才能使他们免于夭折早逝。

陈龙正说：“这一条事情种种都难以推行，名医哪能轻易多得？临症开方，哪里是容易做到的事？懂脉理的人，一个州邑没有几个，怎么能遍及每一位病人去诊视呢？不如按照古代成方,精心配制丸药一二十种，让人根据病症领取，这样或许还能便利而有益处。”

第六，罪犯宜哀怜宽待。年岁荒歉、瘟疫流行时，牢狱中囚犯聚集蒸闷，恐怕会有很多人因此横死。因追赃未完而被拘押、涉及军罪徒罪的犯人，长期关押在牢狱中的，必须酌量情节轻重，暂时予以保释放出，或者从轻发落判决。对于绞刑斩刑等重罪，难以保释的犯人，也一定要放松他们的枷锁镣铐。至于户婚等不紧急的诉讼案件，应当暂时停止受理，这样才不

译会妨碍耽误赈济，而饥民暗中受到的恩惠就多了。

第七，已死的百姓适宜募人埋葬。应当增修义冢，男女分别安葬，同时重申招募人员埋葬的法令。凡是死后无人认领的，在城里的由保长上报主赈官，在乡下的由保长上报分赈官，各自召人加以埋葬。埋葬完毕，给银五分。狱中囚犯死后无人认领的，也照此办理。城中偶尔发现死者，就给他一具棺材。

第八，务农的百姓适宜借贷种子。宋代曾巩任越州知州时，遇上饥荒之年，拿出五万石粮食借贷给百姓作为种子，让他们按照年份将粮食随赋税还给官府，农事因此得以不缺乏。查道任虢州知州时，遇上蝗灾，拿出州里的四千斛麦子作为种子分给百姓。大抵应当在暮春播种之时借贷给百姓，并且要让保甲监督他们下种。有假冒领取而拿去吃用的，必须实行连坐追偿。既然如此，种子什么时候偿还呢？回答：借贷时要防止其滥用冒领，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并不是一定要责令必须偿还。这需要斟酌百姓受灾的轻重、衡量官府仓储的盈亏，才能决定是否施行。

　　第三说：四权

第一，奖励崇尚仁义的人。《周礼》大司徒安抚百姓的政令，既说要体恤贫民，又说要安顿富户。大体来说百姓不可用强势去驱使,却可以用仁义去感动。因此百姓中有拿出粮食帮助赈济、煮粥救活人命的，是最上等的；有富民巨商趁丰年籴买谷物运回本乡、循环往复地平价出粜，等到丰年才收回本钱的，是次一等的；有向乡人借出粮食、种子、耕牛，等到丰年再收取偿还的，又是再次一等的。凡是这样的百姓，都属于崇尚仁义之人。对此应权衡他们功劳的轻重，或者给予冠带荣衔，或者特别给予门匾，或者给予赏帖。日后如果他们犯了杖刑之罪，可以缴纳赏帖抵免，这些都是用来奖励他们而不辜负他们的做法。这在朝廷的典章和历朝的诏令中都有记载，是官员应当尽快施行的事情。

第二，安抚境内百姓，是救灾恤邻的正道。若是订立阻遏粮食流通的禁令，本地的米不许出境，别处的米也不许入境，彼此互相观望，饥民再没有求购粮食之处，那饥民必定会起来作乱。然而互通财货的道理，只有贤良的官员才能实行。官府若有充足的储粮，仁德惠及百姓，即便屡次互通有无，百姓也不会有怨言。不然的话，本地的收成有限，而外地商贩的贩运却无穷无尽，于是百姓中就有心生怨恨的，有聚众喧哗的，有挥臂举旗闹事的。该怎么办呢？近来有贤良的官员已经施行的办法是：酌量留下十分之二的外销商米，就用原来籴买的价格出粜给百姓；百姓如果钱财不够，官府就替他们籴买，出粜的价格也照原价。大体上籴买、出粜都比时价减少三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八随即发给凭照放行，任凭商人图利运出。对邻境延误滞留的商人要有禁令，对欺诈行为要有禁令，对越境逃避的要有禁令。灾年施行此法，丰年就停止，既不损害商民，也不损害邻国。随时籴买随时出粜，远近的人都能感到欣悦。除了经过的地方不得重复留粜之外，其他产谷的地方，这个规定或许可以酌情灵活施行。所以救灾恤邻，以公心对待天下，是正道；放行八分留下二分，以此安抚境内，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也不脱离正道。

第三，兴办工程以聚集失业的贫民。荒年百姓缺粮，即使官府酌量给予赈济，又怎能养活他们一家人呢？所以凡是应当修筑的城墙、应当开凿的池塘、应当兴修的水利工程，都应召集壮年百姓来做，每日给他们工钱，这就是在兴办工程之中寓含赈济百姓的恩惠，是一举两得的办法。宋代熙宁年间，河阳发生灾荒，朝廷拨赐常平仓谷一万石，用来兴修水利。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吴中一带发生大饥荒，吴地百姓喜欢竞渡龙舟、崇尚佛事，他便放任百姓竞渡，并召集各寺的主持,晓谕他们说荒年工价便宜，让他们大兴土木。又新建仓库、官舍，工匠、劳力以及靠贸易宴游为生、依赖官府和民间雇用糊口的人，每日多达数万人。这一年浙江两路唯有杭州安然无事，百

译姓没有流亡迁徙的。综合来看，兴修水利是不可停止的工程,兴建寺院官舍是可以停止的工程。这两种工程都足以救济饥荒，那么胡安国所说的“兴办工程来聚集失业的百姓”，董煟所说的“用工役来救荒”，确实都可信了。有人说：《周礼》中的荒政，弛缓劳役是其中一项，而春秋时期批评修建郿地的新马厩，那兴办工役又该如何看待呢？回答说：《周礼》所禁止的、《春秋》所批评的，大概是指役使百姓却使他们挨饿的情形。如今是役使百姓的同时给他们饭吃。至于修筑城池、兴修水利，是最重要的政事了。大禹尽力疏通沟渠，难道非要有三江五湖那样的地方，才谈得上兴修水利吗？

第四，免除入粟赎罪之人的罪责。汉代晁错建议招募天下人纳粮以抵罪。如果遇上水旱灾害，百姓不至困乏，那正是为救荒而设立的办法。应当命令府州县，凡是被追究罪责的官吏，不涉及贪赃的，情节有可原谅之处；犯罪的军徒之人，如果不是极其恶劣，依法可以宽宥的，酌情让他们纳粮来帮助赈济。就比如问遣一名充军的犯人，未必真能施行发配戍守之实，把他解送等各项费用计算在内，最少可以折合成一百石粮食，最多可以折合成数百石粮食。用这些粮食来赈济饥荒，不是更好吗？有人说：在外的衙门若强行罚取百姓米谷五十石的，是要问罪降职的，用这个办法议行，会不会违反成例呢？回答说：法例所禁止的，是为了防止扰民；如今所议的办法，是为了救人。荒年施行，丰年停止，又有什么违背呢？

　　第四说：五禁

第一，禁止侵吞欺瞒。官吏、保甲等人员，品行各有不同，银钱一进眼中，难免垂涎；粮食一到手中，难免要染指。其中弊端多种多样。《大明律》规定：凡是监管看守盗窃仓库钱粮的，问罪刺字；数额达到四十贯的，处斩。应当严格颁行禁令晓谕众人。凡是侵吞盗窃赈济钱粮的，依照盗窃仓库的律例处理。然而这也要看主管官员如何处置！如果真能节约用度、爱护百姓，清心寡欲，那么下属还敢肆无忌惮地侵吞欺瞒的情况，是不会有的。

第二，禁止寇盗。荒年饥岁，百姓中不肯坐以待毙的人，必定会起来做盗贼。这就是所谓安居度日尚且抵不过饥寒，出去抢掠反而还能延续性命的道理。倘若一概姑息纵容，其祸患将说不尽。就如刘六、赵璲在德州安然安抚，最后却在芦沟饮马起事；吴十三、闵二十四在鄱阳放纵，最后在安庆起兵作乱。宋代辛弃疾统帅湖南时，赈济的榜文只用了八个字：“抢劫禾稼的斩首，阻遏粮食流通的发配，”新颁布的防令规定压价、遏籴的以违反制度论处，而聚众抢夺的即刻枭首示众、正法处置元凶。大概古今体恤饥民却不宽宥乱民的做法，都类似这样。然而荒年的盗贼，与丰年的盗贼稍有不同。《周礼》的荒政，既说要“清除盗贼”，又说要“放宽刑罚”，所以治理百姓的人常常在法外施加仁德。古时有锁住脖子游街示众、押到本地边界待来年才释放的做法；有砍断一只脚筋、传遍各地示众的做法；有用死囚代替盗贼沉入江中、以此震动远近百姓的做法，这都是从死中求生的用意。

第三，禁止压抑物价。粮食少了价格就贵，这是自然的趋势。官府往往想压制它。如果米产自别处，那么客商就必定不会再来贩运了；如果米产自本境,那么富户就必定会闭仓不卖了。富户闭籴并非真的想囤积不卖，而是外地商人一来，牙侩就为他们引路，暗中卖给了他们。因此外地商人反而能籴到粮食，而本地百姓却缺粮。这样看来，压抑物价本想让百姓受益，反而害了他们。所以不如不压抑物价。然而前面所说留下八分放行、留二分平价出粜，不也算是压抑物价吗？回答：粮食产自本境，荒年应当与邻境共享。但如果不节制其外流，就容易枯竭。所以留出十分之二平价出粜,来安抚本地附近的百姓,并不是一概压抑物价。

第四，禁止溺女。如今世俗有值得奇怪的现象，平时生男孩就养育

译，生女孩就杀掉，因此民间女子少而男子多，即便是丰年娶妻困难的鳏夫尚且如此，何况荒年呢？依照律法，故意杀害子孙的处徒刑一年，应当严格在各郡邑施行，用法律向保甲等人员晓示。同时抄录条文张贴在墙壁上晓谕百姓，并且由县里设立赏格银三两，鼓励人告发官府，赏银由犯人本人及左右邻居、保甲长共同承担。若是客居的外来户，则由其地主一并承担。如果确实贫困到无法养育女儿的，取得保甲及左右邻居的保结，官府每日发给米一升，三个月为期停止。若见到已经养育三个女儿以上的人家，每年年终取具保结,给谷二石，以此表彰。至于收养被遗弃小儿的人，也要给米，男孩每日一升，女孩每日二升，六个月为期停止。米每月发放一次，男孩女孩每三个月送官府查验一次,这样男女就都不会夭折了。

第五，禁止宰杀耕牛。荒年时百姓多变卖耕牛，以求苟且应付眼前的用度，却不知道耕牛一旦卖掉，来年春天就没有耕牛耕田，将来一年的生计又有什么指望呢？查得问刑条例规定，私自宰杀耕牛的发配到附近的卫所充军。弘治十二年奏准，每宰杀一头牛罚牛五头，应当重申此项禁令。凡民间的耕牛不许买卖宰杀，卖牛的价银没收入官，杀牛的发配充军。如果确实是贫民无法维持生计而要卖牛换取粮食的，允许由本保甲中的富户收买，仍旧让原来的牛主继续饲养，就用这头牛来耕种田地，按照乡里惯例与富户分享收成。等到丰年，或者由富户取回耕牛，或者由原牛主赎回耕牛，听凭双方自愿。这样一来，耕牛就可以不被宰杀，春耕就有了依靠，而贫富双方也都各得其所了。

　　第五说：三戒

第一，戒延误时机。救荒如同救火，唯有迅速才能有成效。宋代法令规定：受灾的夏季田地以四月为限，秋季田地以七月为限，水田以八月为限申报。不在规定时限内的灾伤，不受月份限制，允许申诉。如今的成例是：夏灾申报不超过五月，秋灾申报不超过七月。综合来看，可以知道申报灾情是不可延误拖延的。唐庄宗时天降大雪，将士寒冷冻馁，宰相请求拿出府库中的物资来救济军队，唐庄宗不许，等到赵在礼作乱起事,才拿出来。军士们背着物资骂道：“我的妻子儿女已经饿死了，得到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宋代苏轼说：“熙宁年间荒政的弊端，就是耗费很多却没有实效，是因为救济太迟缓的缘故。”综合来看，可以知道发放赈济是不可延误拖延的。应当命令负责大小赈济的官员，凡是申报灾情务必要迅速，发放钱粮务必要及时。倘若耽误了饥民,必定严惩不赦，那么人人都会有所警惕，百姓或许才有救济的希望吧？

第二，戒拘泥成文法度。宋代程颢代理上元县令时，正值盛夏,塘堤大决堤，按照法度应当上报府里，府里再禀报漕运衙门，然后才能计算工程、调派役夫，非一个多月不能兴工。程颢说：“如果这样，庄稼就都枯死了，百姓将吃什么呢？因救民而获罪，我也在所不辞。”于是征发民夫堵塞决口，这一年果然获得大丰收。这就是权宜行事而不被公文法度所拘泥的例子。曾见过郡邑赈济时，动辄以公文法度为拘束，公文不下达就不敢施行,公文一旦下达就不敢违背。应当命令司道府州县等官员，凡是有利于百姓，而公文的批复有准有驳的事情,或者公文裁决在上，而实际执行有所妨碍的事情，都听凭他们权宜处置，先施行后上报，比如已经奉文施行赈粜了，或者应当改为赈济，或者应当改为赈贷；已经奉文施行赈银了，或者应当改为赈米，或者应当改为赈粥；已经奉文赈济一次了，或者应当赈济两次，或者应当赈济三次，诸如此类的情形，只要……

译以救济灾民为主要目的，不要被条文规章所拘束，以致耽误了饥民。

第三是要警惕防备之事。保甲制度既已建立，就应当把军事寓于其中。每保设正、副各一人，正职由有年纪、有德望的人来担任，让他在乡里起表率作用；副职由有谋略、有勇力的人来担任，让他负责训练乡兵。每甲十人，挑选年富力壮的一人充当兵丁，专门操练武艺，免除他值夜等差役。每月在城中由保副传令，在乡的保副带领各甲乡兵赶赴城中，负责考核操练，由府、县、卫所分别承担此事，并且明确赏罚。官军、民壮中领取俸粮的，赏罚都照常执行；保甲乡民中没有工食银的,只赏不罚。荒年的赏赐,只用仓谷来发放，府一级每月约赏二十余石，县一级每月约赏十余石。算下来一年花费不多，这也是救荒中急需办理的事务。

译荒政丛书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荒政丛书卷五

湖广布政司参议俞森撰

钟忠惠公赈豫纪略

我（俞森）按：钟公化民，字维新，浙江仁和人，万历庚辰年进士，官至光禄寺丞。万历二十二年河南发生大饥荒，刑科给事中杨东明上呈饥民图，请求赈济，朝廷下令部议。众人都说救荒必须具备十分的热心肠，以及才力、精神、品行、声望俱全的人，才能胜任此职，非钟寺丞不可。于是朝廷命他前往，特地铸了一枚印章，上刻「钦差光禄寺寺丞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督理荒政之印」。钟公请求发放国库、留用漕粮以及事例银、驿站积存等银两，并请求准许他便宜行事，朝廷都答应了。此前当地官府平抑米价，导致商贩不肯前来，饥民纷纷起来抢劫，各地都派重兵驻守。钟公飞檄河南布政使，撤去防守的士兵，把他们全部分派到黄河各渡口装米的地方，遇到运米的船只就派人拉纤护送直到境内，设官发放通行单，记录到达时刻，若延误则追究领队的罪责。米运到后价格高低，一律不加抑制强求。当时米价一石值五两，远方商人贪图高价，没有被抢夺的顾虑，外省也因此有所畏惧。钟公得以便宜行事，没有人敢再闭关禁运。不到十二天，运米的船只纷纷聚集，绵延五十里，米价随即大跌，一石只要八钱了。

钟公二月二十一日受职，单骑渡过黄河，二十九日到达开封。召集巡抚、巡按、布政使、按察使，公布他所拟定的救荒事宜，以煮粥、散银为当务之急。煮粥必须多设厂所，就近安置饥民，备好干粮，选派委任的人按时发放，严禁侵吞克扣。散银则命令州县正官下到四乡查核，防止冒领虚报，发给印票、约定日期时辰。钟公在出纳银米时，选用廉洁能干的府佐官，昼夜单骑往来稽查。中原一带地广人稀而屡遭饥荒，钟公便去掉仪仗随从，选快马、穿素服四处巡视，昼夜寝食都在马鞍上，随行的只有精干的吏胥六人。不到两个月就巡遍了各州县，所到之处只吃粥厂的粥，不许供给招待，也不在官署坐堂办公，随处询问百姓疾苦，事先张贴告示让饥民都可以进见。当时人人各写一张纸条，不必署名，写明应当兴办革除的事项，以及官吏中有无豪强猾吏侵吞克扣、横行不法的情况，散放在地上，挑选说法相同的加以查察，随即施行兴革处分，这叫做"拾遗法"。官吏们畏惧钟公廉明查访，又见他巡行迅速、行踪难测，来不及预先准备应付，因此人人尽心办事，百姓都得到了实惠。

他所推行的种种举措包括：抚恤贫困宗室，优待贫寒士人，煮粥救活垂死之人，发给流民路费助其归乡，医治疫病，收殓掩埋遗骸，赎回被卖的妻儿，招抚解散盗贼，兴办工程，设置学田，蠲免钱粮，减省刑讼，释放久系的囚犯，严格举荐弹劾，劝勉崇尚义举者，禁止闭关不卖粮，停止层层复议，杜绝迎来送往，抑制额外供应，减省车马随从，发给耕牛种子，劝勉农桑，督促纺织，整修常平仓，设立义仓，申明乡约保甲，整顿礼教，这些都详细记载在《赈荒事实》中。实际救活饥民四千七百四十五万六千七百八十余人，事情结束后回京复命，绘制救荒图并附说明进呈皇上。皇上嘉奖他的功绩，晋升为太常少卿。

第二年命他巡抚河南，当时宦官开矿，导致矿徒聚众作乱。钟公亲自率兵征讨，斩获匪首，安抚余党，捕获不法矿使七人，依法处置。他又上疏陈述开矿的利害，请求速速停止，未获批复。不久他因病请求退休，朝廷加以慰留。第二年他死在任上，士民哭号，罢市悼念，争相捐资建祠。巡抚、巡按将此事奏闻朝廷，皇上下旨祭奠、褒奖抚恤，赐祠堂、谥号"忠惠"，追赠右副都御史。春秋两季由官府主持祭祀。

赈荒事实

一、多设粥厂

中原贫民多半没有家室，钟公考虑到只有煮粥才能赈济极贫、救活垂死之人，便晓谕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