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政丛书卷三

译旁观而不为他们想办法呢？我退隐居住在海边，家贫没有近郊的田产，正逢海边这一带年成不好，百姓艰难以为生，流离失所的惨状，实在不忍心说出口。我顾不上为自己一家八口的生计忧虑惶恐，更痛心乡里父老子弟的饥荒之苦，于是参酌古人成法，顺应南北的风俗，考察百姓疾苦的缓急，斟酌时势的变通，写成《荒政考》来告诉当世之人，留给后来的人，希望治理百姓的官员能够留意。

第一条，是减免年租的额数以纾解百姓的困苦。灾荒之年百姓饥饿，连活命都来不及顾，哪里还有余力交纳赋税呢？不但不体恤饥荒之苦，反而急迫地征收租税，百姓的力量必定支撑不住。不是被逼填于沟壑而死，便是揭竿而起为盗。《周礼》记载大司徒用荒政十二条来聚集万民，第一条便是薄征赋税、放宽刑罚、放松禁令、免除劳役。西汉昭帝秋八月下诏说：「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又受损，凡是已经赈贷的种子粮食都不必收缴偿还，不要让百姓交纳今年的田租。」唐宪宗元和七年，皇上对宰相说：「你们屡次说淮南去年遭遇水旱，国家以民为本，民间有灾害应当赶紧救助，立即下令迅速蠲免他们的租税。」按唐人的制度，水旱损失四成便免除租税，损失六成便免除调，损失七成便租庸调一并免除。体恤百姓竟到如此厚重的地步。宋仁宗说：「前时江南年岁饥荒，借贷给百姓的种粮达数十万斛，转运使督责不止，百姓贫困无法偿还，应当全部蠲免。」神宗熙宁年间，皇上因为久旱而忧虑得面容变色，于是中书省上奏请求蠲免赈恤。建炎二年七月十九日，皇上御批：「大水飞蝗为害最严重的地方，任凭百姓自行陈报，州县监司依次核实上报，酌量轻重给予免除租税。」淳熙年间下令，凡课利场务遭受灾伤的，各按照夏秋赋税的限期，依照所免除的分数在租税额中除豁。元朝大德二年正月下诏说：「近年来水旱疾疫，百姓多遭受祸殃，已经蠲免赋税、赈济贷款，仍担心恩泽未能周遍，大德三年腹里各路应缴纳的包银俸钱全部予以除免，江南等处的夏税以十分为准酌量减免三分。」大德五年下诏说：「各路遭受风水灾害严重的地方，今年的差发税粮一并予以除免。」大德六年下诏说：「近年来旱涝为灾，百姓无法维持生计，民间所欠的差税全部予以免征。」大德七年下诏说：「近年来收成不好，百姓困乏，大德七年的差发税粮全部予以蠲免。」大德八年下诏，免除受灾地方的差发税粮，自大德八年起给予三年的免除，或给予两年的免除，或一并全部蠲免。至大二年下诏说：「遭受灾害而曾经赈济过的百姓，至大三年腹里江淮的夏税一并蠲免。至大二年正月以来民间拖欠的差税课程，经过查核后一并蠲免。」至大三年下诏说：「各处百姓因饥荒流离、疾疫死亡而拖欠的一切赋税，全部予以蠲免，并免除差税三年。」延祐元年下诏说：「遭灾地方在皇庆二年曾经赈济过的百姓，延祐元年的差发税粮全部予以蠲免。」本朝洪武元年下诏说：如今遭受水旱的地方，所在官府不拘时限，勘察核实受灾的田地税租，应当立即蠲免。宣德二年下诏说：各处盐粮税粮，除了宣德二年以前未交完的依例照常征收，宣德三年的盐粮税粮，以十分为准，蠲免三分。宣德五年颁发敕谕：各处凡有经历水旱蝗灾的地方，要如实勘察灾伤的田地，明白具奏，开豁税粮，如有坐视不理的要治罪。宣德八年下诏说：凡受灾地方的人户，宣德七年十二月以前拖欠的夏秋税粮以及官军屯粮子粒，一律停止征收，其拖欠的各种课程盐课，以及各衙门现今派办的采买物料颜料等，以及亏欠的孳牧马驴牛羊牲口，都一律蠲免，并免除今年的夏

译税。宣德九年颁发敕谕：南京直〇应天、苏松府州县，如今遭受水旱蝗灾的地方，凡是工部派办的物料一律停止，其未受灾的地方所派办的物料，也让其陆续办纳，不许逼迫。正统六年下诏说：今年受灾的地方，勘察属实，应征的税粮马草子粒立即予以停征，另行开具户部除豁。正统十四年下诏说：各处有遭受水旱灾伤的地方，勘察确实的应征粮草，由所司立即予以除豁。景泰元年下诏说：各处凡遇水旱严重受灾的地方，由所司如实勘查、上报覆实具奏，户部酌量给予蠲免税粮。天顺元年下诏说：山东、顺天、河间等地，因为上年积水未消未能耕种，勘察属实后具奏，应征的今年夏麦农桑丝绢一并予以蠲免。天顺七年下诏说：各处受灾府州县所种的田地禾苗没有收成，已经具奏的，着巡按御史立即予以勘察分豁以纾解百姓困苦，其中已经具奏并曾经被赦免的，该部立即予以准理，不许重复征收。天顺八年下诏说：各处奏报的水旱灾伤，曾经巡抚官勘察明白具奏的，立即予以除豁。成化七年下诏说：各处拖欠的税粮马草子粒农桑绢布等户口食盐钞锭商税河泊门摊课程差拨银两，自成化五年十二月以前的全部予以蠲免，今年奏报灾伤的地方，曾经勘实的粮草子粒一并予以除豁。成化九年下诏说：受灾的地方，成化九年的夏税小麦丝绵绢匹户口食盐，全部予以蠲免。成化二十年下诏说：各处应纳的粮税、马草、子粒、农桑、人丁、丝绵、户口、食盐、门摊、商税、鱼课、枣株等各色课程钱贯，凡拖欠未征的，自成化九年十二月以前的，一并予以蠲免。今年奏报灾伤的地方，即行勘实，粮草子粒一并予以除豁。〇治五年下诏说：各处先前几年因为灾伤，小民拖欠的税粮、草束、马匹、物料等项，有司官员畏惧获罪而假造已经征收或虚报文书发解的，后来虽然遇到赦免的先例，仍以在册的数目照旧追征、不予分豁的，诏书到达之日，巡抚巡按官务必要用心查勘核实，全部免除追征。正德五年下诏说：应天并直〇苏松、浙江、杭嘉湖等府近来遭遇水患，百姓无法维持生计，该年应征的税粮，由各该巡抚巡按官从公查勘，酌量给予蠲免，以纾解百姓的困苦。我考察前代蠲免赋税的做法，哪一代没有呢，而我朝祖宗蠲免的诏书更是没有一年不颁布的，圣心〇慈，皇恩浩荡深厚。至今皇上照临天下万国，体恤爱护百姓，尤其恳切。希望我朝良吏，一遇灾害即刻上报，上报要迅速而详尽，不要迟缓也不要隐瞒，遵奉施行朝廷的恩诏，务必竭尽其心，使朝廷之上广施至仁，百姓之下真正受到实惠。上天鉴察嘉许，神明护佑，这难道不该努力吗。

第二条，是发放积蓄的粮食来救济灾荒。损有余以补不足，是天道的常理。为王者享用美食，四海万方都是自己的家，如今百姓饥肠辘辘，几乎濒临死亡，身为百姓之上的人，却坐拥满仓满廪的丰饶，而不急于救助百姓旦夕之间的性命，这怎么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官呢？百姓若饥饿死尽，天下便会土崩瓦解，而在上位者却能安然饱食、高枕无忧，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按《月令》记载：季春之月，天子广施德政、推行恩惠，命令有司发放仓廪，赏赐贫穷之人，赈济匮乏断绝生计的人。汉文帝后元六年发生大旱蝗灾，开放山泽，

译打开官仓来救济百姓。汉昭帝始元元年三月，派遣使者赈济贷济那些没有种子和粮食的贫民。魏黄初二年，冀州闹蝗灾又逢饥荒，朝廷派尚书杜畿持节打开仓廪来赈济百姓。吴国孙权赤乌三年，百姓饥荒，下诏派遣使者打开仓廪赈济贫民。晋武帝泰始三年，青州、徐州、兖州发生水灾，朝廷派遣使者前往赈济抚恤。唐宪宗元和年间，南方大旱饥荒，朝廷派遣使者前去赈济抚恤，使者临行前，宪宗告诫他说："朕在宫中使用一匹丝帛，都要计算它的数目，只有赈济抚恤百姓时才不计较所耗费的钱财，你们应当体会这份心意。"宋太祖刚即位时，派遣使者到各州赈济贷济，又分派人到城南给饥民施粥。曹州闹饥荒，朝廷调运京师的粮食去赈济。建隆元年，派遣户部郎中沈伦出使吴越，回朝后奏报扬州、泗州饥民多有死亡，而军中储粮尚有一百多万斛，可以借贷给百姓，等到秋天收获新粟后再收回，太祖当即命令打开仓廪贷济百姓。至道二年，下诏命官仓发放粟米数十万石，贷给京畿及内地各郡的百姓作种子。熙宁七年，河阳发生灾害，朝廷下诏赐给常平仓谷物一万石，并兴修水利来赈济饥民。六月，下诏调发卫州常平仓粟米四万九千余石，贷给共城、获嘉等三县中等程度缺粮的农户。熙宁八年，沂州、淮扬地区受灾特别严重，朝廷下诏调发常平钱、省仓米等分发给孤苦贫困的农户。元朝大德四年，下诏说："受灾地区如有贫困缺粮的人，当地官府应酌情予以赈济供给。"大德五年，下诏说："听闻夏秋以来连绵大雨、风灾水灾成灾，南北好几路的百姓都遭受其害，朕十分怜悯，应当商议派遣官员分道前往救济抚恤。"大德九年，下诏说："各处百姓中有贫困到不能自我维持生计的，中书省应当商议赈济办法，不要使他们流离失所。"我朝永乐十九年，下诏说："凡有遭受水旱灾害而缺粮的贫民，有关官府要核实后予以赈济。"洪熙元年，下诏说："凡有遭受水旱灾害缺粮的贫民，有关官府应当即刻核实办理赈济，不得坐视百姓困苦。"宣德九年敕令谕示："遭灾地方的百姓缺粮，委派官员前往，在当地官仓酌量发放米粮加以赈济。"正统四年下诏说：各处如有遭受水旱灾害缺粮的贫民，有关官府应当即刻核实办理赈济，不要让他们流离失所。天顺元年下诏说：预备仓要由有关官府经常加以修理，储备积蓄粮食，遇到百姓饥荒时按人口核验予以赈济。朝廷的仁德旨意大多如此，至于地方官吏中的良吏，如毕仲游在耀州赈济、滕达道在京师赈济、张咏在成都赈济、富弼在青州赈济，都是筹划得当、调度有方，保全救活的人极多，被誉为良吏。赈济这件事，集中赈济不如分散赈济，零散赈济不如一次性赈济。为什么说集中赈济不如分散赈济呢？把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处发放粮食，在上面，发放的官员很难周全应付，饥民有久候之苦；在下面，人群拥挤混乱日益积聚，有被踩踏的祸患。加上夏秋季节暑热熏蒸，容易滋生疾病，众人聚居露宿在外，没有住处可以栖身，为害不浅。所以必须委派贤能的属官以及品德良好的乡绅、有德行的富民，分头负责发放，而由正职官员统一管理稽查监督，这样才行。为什么说零散赈济不如一次性赈济呢？就好比一人每天发给一升粮食，一个月总共应得三斗，如果让饥民每天奔波劳碌去领取当天的口粮，既费钱又费力，得不偿失。不如把一个月三斗的粮食一次性发给他，让他能够安居在家中食用。等到一个月的粮食吃完以后再来领取，这样官府不必繁琐操办，百姓也能够安然自在，岂不是更好吗？

译三、是通过官府购粮的办法来资助粮食转运。

境内如果发生灾荒，田野一片荒芜，若打算议行赈济，则又担心官府的仓廪储粮有限；若打算劝谕富户借粮，则又担心地方富户为数不多。最好的办法，是拨发官府库银若干，委派忠厚老实的吏员、农户、富户，转运到各省外郡丰收之地购粮，运回后再减价平粜给百姓。委派官员差役分头前往购粮，比如拨发官银一千两，先用五百两购粮，运到后就粜给饥民，随即将后五百两发去继续购粮；前五百两的粮粜完，后五百两购的粮就接着运到；后五百两即将粜完，前五百两购的粮又运回来了，如此往返转运，循环不断。这样百姓虽然身处荒年之苦，却能经常吃到丰年的粮食；囤积谷物的人家虽然想抬高粮价，可官府平粜的粮食天天在市面上出售，他们即使想独自抬高价格，形势上也办不到。等到快接近收成时，囤而不卖也没有用处了，他们也就不得不平价出售了。如果别处的米谷不够用，就掺买些豆子、粟米、高粱、麦子、荞麦、蕨粉、芝麻之类的杂粮，也都能充饥，百姓就能有所依靠而不惊慌了。况且丰年时归还官银，官府库银并不亏损，只是暂时挪用而已，百姓的饥荒却因此得以救济。如果委派得人，必定不会出别的差错，即便是劝勉富民自己出资往来贩籴，百姓也一定会响应，这实在是最好的办法。如果附近州郡没有丰收的地方，不妨到稍远一些的地方去购买，这就是为什么灾荒未起先要有所警惧、事先谋划的道理。

考查宋代庆历四年，朝廷曾派内侍携带奉宸库银三万两，前往陕西大量购买谷麦以救济饥民。吴遵路任通州知州时，淮河一带发生灾荒，百姓大多流离失所，吴遵路劝说富豪之家凑得钱一万贯，派牙吏二十次雇租海船前往苏州、秀州收购米豆，运回本地按原价出售，使通州受灾地区的米价常常与苏州、秀州相差无几。董煟说：借内库的钱到丰收的地方循环购粮再粜卖以救济饥民，古人的高明见识已是如此，所以这并非我一人凭空的臆断。只是出粜的时候必须设法禁止约束，购粮的人必须确实是真正的饥民，每人不许超过三石，要严格查核、加重处罚，不要让奸商牙人夹杂混入囤积转手谋利，尤其应当严格制止胥吏的敲诈勒索、差役的压制克扣，若不能禁止，这些办法就都会瓦解无效了。

四、是劝勉富户参与赈济，以推广互相扶助的风气。

富人的珍宝财物丰盈有余，除了自身之用外，都是多余之物。仓库中粮食充溢，除了吃饱之外，还能多用来做什么呢？如果任由百姓濒临死亡，而自己安享富足，一旦百姓穷困到起了盗心，兵戈相向，那时即便有粮食，自己又能吃得安稳吗？富人虽有所积蓄，未必关系到自己的性命；而饥民只要稍得救济，便能延续残生。用自己那些不关性命的粮食，去做延续别人性命的援助。官府敬重他，百姓感激他，又能积下阴德，何苦不这样做呢？用这些道理来劝导，有良心的人一定会被打动。

从前眉州的苏杲遇到荒年，卖田来救济他的邻里乡党。等到丰收，人们要偿还他，他推辞不肯接受。以致多次因此而使家业受损，处境接近饥寒也不后悔。他后来生了儿子苏洵，孙子苏轼、苏辙，都成为当世大儒，光大了家族门第。

汉州的李长者，遇到年成歉收，就煮饭给饥民吃。从春天到冬天，每天煮饭以千计。乾道戊子年，到李家就食的饥民，每天多达三四万人。从绍兴丙辰年开始，三十多年间年年如此，习以为常。他所耗损的财物不可计量，所保全救活的人也无法统计。他后来的孙子李寅仲考中上第，官至礼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

难道就没有像这两位那样崇尚道义、乐于施舍的人吗？只在于在上位的人能否激励劝导、感发他们罢了。而根本还在于治理百姓的官员，能否以精诚之心为国办事，以慈爱之心体恤百姓。比如向经任河阳知州时，遇上大旱蝗灾，百姓缺粮。向经估计官仓当年的支出没有多余，就先拿出自己的圭田所得租米来

译救济。不久富人们都争相效仿，捐出粮食，因此救活的人很多。

扈称任梓州路转运使时，年荒之际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扈称先拿出自己的俸米救济百姓，因此富家大族都愿意把米捐入官府，靠此救活的人多达数万。在上位的人若能亲身实行仁义，下面又有谁不望风响应呢？还必须悬挂赏格来劝勉百姓，颁布条例来鼓励众人。或者根据他们捐献的多少，给予礼遇优待，用降尊纡贵的礼节来感化，用旌表匾额来奖励，用冠带荣衔来表彰。富民最想得到的东西，就发给他们一份官府印信文书，除去重大情节外，预先免除他们的罪责，一次性发给他们，让他们持有作为凭信。他们见到我方内心的诚意、安排的周到妥当，好义的人一定会争先恐后，吝啬的人也会勉强响应了。

但这些应当只用来劝诱，任凭百姓自愿，不应胡乱强行摊派，勉强他们承受不了的负担。其中最要紧的，在于官员自己先带头捐出俸禄，以感动激励士民。官员的俸禄，怎能真的说是足以赈济百姓呢？只是借此来鼓舞、率先倡导，使士民无话可说，道理就在于此。

五、是核实饥民的人口，以革除冒领滥领的弊端。

上面赈济的用意是要救活将要饿死的百姓，并非是要帮助奸猾之民。我见里役上报饥民名册时，往往家家索取好处，人人纳贿行贿。市井狡猾之徒能够蒙混过关的，是想借此为日后逃避差役徭役留条后路，就贿赂里役把他们报作饥民；而真正饥饿流离的百姓，因为贫穷无力行贿，反而得不到名额，那么即便有赈济的名义，也救不了小民于死地。必须严惩滥报冒领、罚治遗漏疏失，严格核查、秘密体察走访。比如苏次参核对饥民人口数目与应领米粮数目，实际张贴在各家门首的墙壁上。若有虚报假冒的姓名数目，允许举报治罪。或者把各役召集起来，出其不意，让他们各自书写上报，隔开分别互相核查。若真正的饥民被遗漏，允许他到官府自陈说明，并重治漏报之役。这样一来，冒领滥领的弊端一定能革除，而嗷嗷待哺的百姓也就不会被遗漏了。

六、是亲自参与散发赈粮的差事，以防止吏胥作奸。

官府施行赈济，在吏胥发放粮食的环节，就已被吏胥偷窃克扣；到了被委派的差役分发粮食的环节，又被差役克扣减损。被偷窃、克扣掉的，大约能占到十分之七八；而真正饥饿将死的百姓，十分之中得不到二三分。所以做事只讲敷衍支吾、以空话搪塞，朝廷体恤百姓的美意，又何必落到如此地步？

应在四境之内，按东西南北方向分日期、择地点，晓谕召集当地饥民，亲自查核发放，不要委托他人误了大事。万一地方广阔、人口稠密，一人不能遍历各处，就委派廉洁能干的官员差役，分头管理散发，亲自发给粮食，账簿登记分明，逐项计算发放的粮食数量。每处共有多少饥民户口、多少粮食，每人每口发给多少粮食，逐一写明张榜公告，让饥民明白清楚各自知道数目。若有管理散粮的差役克扣短少，饥民可立即举报，凭此依法追究赃罪。正官出其不意亲自到场核查一次，那么以后办事的人就绝不敢再作弊，穷苦百姓也就能真正沾受恩惠了。

七、是详细顾及村落的赈济，以遍及穷苦人家。

无依无靠、走投无路的百姓，在城市中还算少，在村落中更多。官府施行赈济，往往只在城市中弥缝周全，而在乡村中疏漏脱漏。城市中的饥民户，稍微得到点赈济，就当作是做出了好看的样子，却不知道在偏僻的乡野之间，倒毙在道路上、填塞在沟壑中的人不知有多少，根本无从防范。

宋代绍兴年间商议赈济之事，高宗说：“赈济本来是为了贫民，近来赈济只惠及城郭市井之内，而乡村偏远之处却从未顾及。必须命令州安排到县，县安排到乡，即便是偏僻幽远的地方，也要分派官员，务必亲自到场，这样贫民才能真正沾受实惠。”乾道年间，孝宗亲笔批示说：“今年春天福建缺粮，我十分挂念此事。以前听说各处赈济大多只顾及城市

译，而顾不到乡野，很不均衡。你们要一一详细奏报上来。”这真是圣明的话啊，如同和煦的阳春遍及幽深的山谷，光明的日月照到穷苦的人家。身为官员的人，怎能不体察这番用意呢？必须多方面加以抚恤照顾，用心周全，无论远近，都是我的子民。近处则由正官亲自到场，远处则委派廉洁能干的人，并且严加防范、严格稽查，务必使百姓没有分配不均的怨叹才行。

八、是施行煮粥的办法，以应对权宜之计。

煮粥的办法，是为极度贫困的人而设的。极贫之人即便得到一升一合的粮食，也不方便自己生火煮饭，每天煮粥给他们吃，靠此得以保全性命。但最忌讳的是，成百上千人聚集在一处吃粥，路远的人来不及赶到就吃不上粥，甚至有的因此死在半路上。人群聚集就容易郁热蒸腾、传染疾病，容易滋生灾祸。甚至更有管粥的人克扣米粮而多掺水，发放粥食又不按时，本想借此救活百姓的性命，反而加速了百姓的死亡。必须谨慎选派官员差役，一定要亲自考核，严加处罚，这样办事的人才不敢作奸，都能遵守法令。

应按乡分别煮粥，按区域分开就食。煮粥必须干净，供食必须按时，就像古人那样按时刻、照人数，举旗引队，人群虽多而不乱。这个办法是可行的。总之，依我愚见，煮粥终究不如直接发放粮食，零散发放终究不如一次性发放。

九、是设想多种办法，以广施仁恩。

四方各地，风土人情各不相同，灾变发生的时势也不一样。刻舟不可以求剑，胶柱不可以调瑟。必须顺应风俗，权衡时势所宜，斟酌人情，权衡事势。凡是可以救助百姓燃眉之急的办法，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汉代晁错建议，让天下人纳粟入官，官府就可以授予爵位或免除罪责。汉武帝下诏，将山林池泽的富饶资源与百姓共享。后汉永平年间，下诏说五谷歉收，命各郡国种芜菁以助百姓充饥。董煟说：荒年吃蕨根、煮野菜、拾橡子、采圣米，凡是可以用来维持生命的东西，都随地制宜采用。

西晋武帝时，螟虫伤害庄稼，度支尚书杜预上疏，建议保留汉代旧陂加以修缮以蓄水，让饥民都能得到鱼菜螺蚌之类丰饶之物，这是眼下每天供给的好处；水退去之后，被淤泥填积的田地，每亩能收获数钟粮食，这又是明年的好处；再用典牧所养的种牛四万五千余头，分发给百姓，让他们等到春耕种谷成熟之后，再收取他们的租税，这又是数年之后的好处。

程珦任徐州知州时，遇上久雨，程珦说等到能耕种的时候再种，时节已经过了，于是招募富家凑得豆种数千石，借贷给百姓，让他们撒播在水中，水还没完全干，豆芽就已经露出来了。这一年徐州因此没有缺粮之苦。

范纯仁任襄邑知县时，因为当年大旱，估计来年一定歉收，于是把境内所有客商的船只登记在册，诱导他们运粮来卖，靠此百姓没有挨饿。

再如古时施行卖爵的办法，让人纳粟，按纳粟数额依次补授吏职、发给度牒剃度僧人，每人纳米三百石，可换度牒一道，以此救活饥民；遇到荒年就实行这种权宜之法，等到丰收就停止。

再如范仲淹遇到灾荒，招募百姓大规模修建工程，让饥民能借此做工谋食。世人不明白其中道理，以为荒年兴建工程是扰民之举，却不知道饥民反而依靠这些工程得以获救。古人救荒的办法真是多种多样啊。至于拨发官府库银循环转运，以及劝勉富民经商贩运，诱导客商前来买卖粮食，这在荒政中更是要害所在，主管此事的人不可不知。

十、是严格禁止囤积转卖的行为，以清除市井奸猾之徒。

年成歉收、谷价昂贵，小百姓已经难以维持生计。而市井中狡猾的牙侩之流，全然不顾百姓的艰难，趁机牟取暴利。凡是遇到有粮食的人家进城出售，他们就结党成群，拦截兜揽，稍微抬高价格收购囤积起来，图谋压低小民的处境。他们零售时获利成倍增加，粮价因此天天上涨，饥民因此天天更加困苦，这都是这帮人干的好事。官府必须严查暗访，重加惩处，戴枷示众，号令全城。

译这种风气一旦禁止，粮价自然就会平稳下来。

十一、是禁止强行压价的命令，以招徕商贩前来贩粜。

百姓的心理趋向就像水的流动，顺应引导它就能通畅，堵塞遏制它就会决堤。荒年谷价昂贵，百姓确实难以承受，官府不忍心看谷价一天天上涨而使小民受苦，于是下令压低当时的市价，定为平粜。这样的命令一旦发出，别处的贩运商人就会畏惧退缩而不来，本地有粮的人家就会闭仓不肯出售，百姓的粮食反而更加匮乏，人心惶恐不安，强者就会去抢掠，弱者就只有饿死而已。所以贤明的官员只应重视设法调停，让谷价随时势自然涨落，不强行压低，而是拨发官银运粮购粮，体恤商贾以招徕贩运，请求朝廷恩典以开展赈济，悬挂赏格以劝勉富民，全力调停，等到渐渐接近新粮成熟，谷价不用压低自然会降低，不用刻意平抑自然会平稳。范仲淹任杭州知州、包拯任庐州知州时，都不限制米价，而商贾反而一天天增多，米价于是自然降低，这是前代贤者已经实行过的明证。

十二、是给予民间应有的利益，以充实民生。

民间的利益，比如靠近山林的地方，就有樵采的利益；靠近江海湖荡河泊陂池的地方，就有捕鱼张网的利益；靠近盐灶盐场的地方，就有煎盐煮盐的利益；靠近关口渡口税务厂局的地方，就有商税的利益。应当极力向上级请示，暂时放宽一两个月的禁令，让饥民能够依靠这些谋生。一旦年成丰收，就立即停止，同时还要严格晓谕约束，不许他们乘机肆意进行抢夺掳掠等非法之事，违犯者绝不宽赦。这也是救荒的一项办法。

十三、是留存上供的粮食，以备赈济之需。

君王是百姓的父母，四海苍生都是他的子民。哪有父母粮仓充足有余，却坐视子女饥饿而死，冷漠不加拯救的道理呢？拿出太仓中的一点稊米、沧海中的一粒粟米，就可以救活万民的性命，这是身为君主之人应当急切图谋的事情。

我考查宋代大中祥符年间，曾下诏命江淮发运司每年留存上供米五千石，以备饥年赈济。绍兴年间，户部尚书韩仲通请求把上供之米中每年多余的一百万石另行储藏，以备水旱之灾。乾道七年，饶州遭受旱灾，朝廷截留该州储存的上供米三万石以赈济饥民。熙宁年间，浙西数郡遭受水旱灾害，朝廷下诏拨发本路上供的粮食二十万石予以赈济。宋代君主如此忧念百姓，如今朝廷却不曾听闻下诏截留某项解运京城的粮饷来赈济饥民，主管部门也绝不敢以此为请求，只是一味在境内取用已有的储粮，量力发放，这又能有多大作用？就好比用毛毛细雨去浇灌久旱开裂的田地，又怎能真正解决问题？只是虚应故事，实在也令人悲哀。

如今遇到大灾，希望官员们努力向监司请求，监司努力向朝廷请求，像前代那样留粟发粟。若不然，主管部门都默不作声不敢出声，那么民间的疾苦又从何上达朝廷呢？皇上的仁德恩意又从何触发呢？以致使清明盛世的赈恤仁政远远比不上前代，这是主管部门的过失。若真有人能把小民饥饿流离、乞讨迁徙、死亡遍地的种种令人心酸落泪的惨状，全都描述出来上奏朝廷，恳请留粟发粟，那么在上位者一定会因此而恻然感动。即便不这样做，进言的人也未必就会获罪；即便获罪，我也心甘情愿。唉！如今南北各地遭受水旱灾害的地方几乎遍布，却始终不见有像郑侠那样进献流民图、苏轼那样以身家性命抗争，慷慨激昂为百姓请命的人，这是为什么呢？

十四、是敢于触犯专擅之禁，以救燃眉之急。

唉！百姓的性命悬于旦夕之间，而君王所在的宫门却远隔万里，民间的窘迫危急，就像星火燎原一样紧迫。如果我不顾念百姓的危急，只顾念自己的身家妻小，一定要请示朝廷之后才敢行动，得到批复之后才敢发放，那么等公文往返尚未来得及施行，百姓就必定已经辗转死在沟壑之中了。万一请示而得不到批准，那么小民即便接连死去、几乎死绝，也只能付诸无可奈何了。所以我认为，赈济

译之事若还能稍稍延缓，那么应当以先行请示为恭谨；若形势已到燃眉之急、朝不保夕的地步，就应当先发放救济再上报，自己承担责任才是正确的做法。

汉代汲黯奉命前往视察河内失火之事，途中遇到河南百姓因水旱之灾而受困的有一万余家，甚至有父子相食的惨状。汲黯便凭便宜行事，持节调发河南官仓的粮食来赈济贫民，请求归还符节自请矫诏之罪，皇上认为他贤能而赦免了他。

唐代萧复任同州刺史，当年歉收，京畿观察使储存的粮食，萧复擅自调发出来借贷给百姓，主管部门弹劾治罪，朝廷下诏削去他的官职、停任刺史。有人前去慰问他，萧复说：“只要有利于百姓，何必计较责罚之言？”后来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宋代庆历年间，江东发生大饥荒，转运使杨纮擅自开发义仓来赈济百姓，属吏想要请示上级，杨纮说：“国家设立义仓，本就是为了应对荒年，如今若一定要等到请示批准后才发放，百姓恐怕早已饿死了。”皇上听闻后反而褒奖了他。

杨逸任光州刺史，连年荒歉，他擅自用仓中粮食赈济百姓，主管部门为难他。杨逸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性命，若因此获罪，我也心甘情愿。”后唐庄宗听闻后认为他贤能。

韩韶任嬴县县长，盗贼听闻他贤明，相互告诫不入嬴县境内。其余县份大多遭受寇盗侵扰，废弃了农桑生产，逃入嬴县境内寻求衣食的百姓很多，韩韶怜悯他们，就开仓赈济，主管仓库的官员与他争执。韩韶说：“救活沟壑中将死的百姓，若因此获罪，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太守向来知道韩韶的名声，最终没有治他的罪。

舍弃自己一身以救活万民的性命，仁人志士尚且愿意这样做，况且这种擅自行事的举动，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被夺官问罪罢了，怎能只顾及自身而坐视百姓危亡呢？况且古人擅自行事时，往往反而担心朝廷会褒奖赞美自己，然而作为臣子，他们甘愿承受黜罚也要触犯专擅之禁；褒奖赞美本来就不是他们所期望的，若为了期望褒奖而只是尝试着去做，那又谈何容易呢？

十五、是暂时授予官员便宜行事之权，以倡导地方官员担当作为。

大夫在境外可以专断行事，将军统率一方军事时也是如此，荒政方面也应当这样处理。百姓的危亡，转瞬之间就在呼吸片刻，而朝廷的决断命令却远在万里之外，官员中观望顾惜自身的人多，肯捐身为民的人少。若君主宰相不能作长远深谋、明察远方情形，而稍稍授予官员一定的处置权限，那么百姓一时的仓皇危急又能向谁申诉呢？

隋炀帝巡幸江都时，各郡县竞相刻剥百姓以充实贡献，百姓的生计已被搜刮殆尽，再加上饥荒无粮可食，百姓开始采食树皮树叶，有的把稻草捣碎成末，有的煮土充饥。而官府的仓廪却十分充盈，官吏都畏惧法令而不敢开仓救济，百姓怎能不饿死？天下又怎能不败坏呢？

宋代乾德元年夏四月，皇帝下诏，命各州长官视察百姓田地遭受旱灾严重的，就免除他们的租税，不必等待上报批准。我读到这道诏书，每每为之感动落泪，赞颂圣明。官员本非有除授官职之职权，也无封赏爵位之权限，可是自古以来只要遇到救荒之事，就发给空名的委任状、空名的度牒交给官员，让他们可以随宜授予官职、剃度僧人，专断而行，等到丰年再停止。古时贤良的官员，有不等待请示朝廷、径自截留上供粮食的；有专断发放粮食后归朝伏罪请罚的。朝廷不仅赦免他们的罪责，反而还褒奖表彰他们、给予特殊的礼遇。这无非是要优待宽容官员，以求保全百姓。这在荒年是权宜之计，不必忌讳权力有所下移旁落，只是需要君主宰相深谋熟虑罢了。

十六、是节省国家的开支，以救济贫民。

天子设宴、赏赐，每一次举动，动辄耗费巨万钱财，而小民却连一粒粮食都吃不到，饿着肚子度日，实在令人悲伤。汉桓帝、汉灵帝，隋炀帝，唐德宗，都享有四海的富饶，坐拥腐烂堆积的粮食，谷粟如同粪土，珍宝如同泥沙，而百姓却困于饥饿，全然不知加以体恤，以致奔逃败亡，这难道能说是不幸吗

译？

《周礼》记载荒政之法，要减省礼仪、减少音乐、简化礼节，遇上凶年谷物歉收，国君用膳不祭祀牲畜的肺，马匹不喂谷粮，驰道不加清扫，祭祀不悬挂钟磬。大夫不食精米，士人饮酒不作乐。《玉藻》说："年成不顺利丰收，国君穿布衣，插着本色的笏板，关卡桥梁不征税，山泽任人使用而不征赋，不兴土木工程，大夫不得置办车马。"《谷梁传》说："遇到大灾荒之礼，国君用膳不吃两种以上的荤味，台榭不加涂饰，祭祀鬼神只祷告而不供献祭品。"

汉景帝因当年歉收，下令马匹不喂谷粟，随从穿着七升粗布之衣。东晋孝武帝（烈宗）因边疆多有战事，年谷歉收，宫廷所需用度，一切从简节约，各皇亲的供给、百官的俸禄，都可酌情减半。凡是各项徭役开支，只要不是军国要务，一律停止或削减。唐宪宗宫中使用的布帛，都要精确计数，只是在赈济百姓时才毫不吝惜。朝廷若能稍稍节省用度，也不过是省下一餐一赏的费用，就足以延续民间万千百姓的生命，又何苦不这样做呢？

十七、是设立常平仓，以妥善准备赈济之需。

按汉代耿寿昌建议，命边郡都修筑粮仓，谷贱之时提高价格收购，以利于农民；谷贵之时降低价格出售，以利于百姓。这种仓叫做常平仓，本来是为了惠及百姓，以防备水旱灾害，起初并不是为了计较盈亏利息，来充实公库。所以提价收购，须依照当年丰收的程度大小而定；降价出售，也须依照当年饥荒的程度轻重而定。没有哪一年不收购，也没有哪一年不出售，这样新粮陈粮互相更替，出入常年保持平稳。唐宋两代大力推行此法，对小民很有利。我朝也仿效实行，无奈官员们不肯切实推行，一切公文往来只是虚应故事。当谷价低廉的时候，不设法提价收购，以致仓中空虚；即便稍有积存，一遇饥荒，又受公文法规的牵制，畏惧上司的稽查，而不敢轻易开仓，减价平粜。粮食积压而无用，闭藏成为灰尘，仅仅用一纸教令，劝民间捐出粮食，就以为自己救荒的事情做完了。身为民之上者，做事应当效法古人，考虑要有利于百姓。设法收购粮食，让仓储常保充盈，杜绝挪用别项款项，杜绝吏胥从中侵吞克扣。常年收购、常年出售，出陈换新，这些道理不可不讲求。

十八、是兼办义社仓，以应对荒年之需。

按朱熹《社仓议》记载：淳熙八年，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设有社仓一所，本府拨给常平米六百石，夏季借给百姓，冬季归还，每石酌收利息米二斗。此后每年依此规矩借出收回，若遇小的歉收，就免去一半利息；若遇大饥荒，就全部免除利息。到了淳熙十四年，酌情收取利息米，将原来的六百石米归还本府，现存管理的三千一百石，都是历年百姓归还的利息米，已经申报本府查核，将来依旧按前法借出收回，不再收取利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这个办法在各路推行，其中有富家自愿捐出本米的，也听凭自便，等利息米达到应还数目，也一并拨还给他们。有不愿意设立此仓的地方，官府也不得强行摊派，这样也就不至于骚扰公私的储蓄，实在是为长远做准备的用意。只是夏天借出、冬天收回，每石收取利息米二斗，我认为利息偏重了些，每石利息米改为一斗就足够了。

义仓自古与社仓通行，只是古时施行义仓法，是在田亩正税之外另外征收一些粮食纳入义仓，若由清廉的官吏来推行还可以，若由贪官来办，就会借此来谋取多征多取的私利，扰民不便。我的意思是，所谓义仓，是崇尚道义、乐善好施的名义：官吏若崇尚道义，就捐出俸禄来买粮；富户若崇尚道义，就出资来捐粟；上面用崇尚道义来带头倡导，而带动豪门大户跟着乐于资助，必须这样做才可以。常平仓用来平粜救急，义仓用来赈济救济。官府方面既有减价平粜的措施，就不必再下令强行压价，而可以暗中压低谷价；再加上赈济，就可以与平粜配合并行，还有什么荒年不能应对呢？在平粜方面，只应许饥民零散购买，不许贩户一次囤积购买；在赈济方面，应当从城郭中的百姓一直照顾到乡村中最贫困的人。这样大概就能做

译到水旱有备、流亡可免了。然而遗漏、假冒、重复领取等弊端，也不可不严格查核清理整顿。

十九、是预先制定救荒的计划，以省去日后的忧患。

事变尚未到来之前就预先做好准备，那么心思就从容不迫，容易谋划安排；等到事变已经发生了才去谋划应对，那么手忙脚乱，就难以支应处理了。苏轼说：救荒抚恤灾患，尤其应当趁早。若是遭灾的百姓，在他们还没饿到极点时就加以救济，那么所用的物资少而惠及的范围广；若等他们已经饿到极点才去救济，那么所用的物资多而惠及的范围却小。

熙宁年间的灾荒，沈起、张靓这类人，事先不上奏朝廷，只是设立赏格禁止粮食外运，富民都趁机囤积粮食，小民无处得食，饥民流亡饿死的情况已经发生，然后朝廷才知道，这才下令调运江西的粮食并截留本路的上供米一百二十三万石予以救济，挨家挨户分米，沿街设点施粥，最终还是无法挽救局面，随后又爆发疫病，本路死亡人数多达五十余万人。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事先没有加以处置的过错。

去年浙西数郡遭受水旱灾害，二位圣上仁智聪明，去年十一月末就首先颁布德音，截拨本路上供的粮米二十万石予以赈济；又在十二月末宽减了转运司元祐四年上供粮米的三分之一，折合米五十余万斛，全部用其钱款购买银绢，上供的额度丝毫不亏损官府，而命令下达之日，各地民众欢呼雀跃。官府随即前往购粮，米价自然回落；又从正月起开仓出售常平米，同时免除数路税场所征收的五谷力胜钱，并且赐予度牒三百道以助赈济，本路因此安定，绝无一人饿死。这没有别的原因，正是事先加以处置的成效。

赵抃任越州知州时，在百姓尚未挨饿之前，就写信询问所属各县受灾的情况：乡民中能自行谋食的有多少，家中应当由官府供给粮食的有多少，需要修筑沟渠可以雇用百姓来做工的有多少，官仓中钱粮可以拨发的有多少，富人愿意出粟的有多少，让各县各自写明数目上报，得出饥民若干、粮食若干，预先设法赈济，男女分开日期发放，使众人不至于互相拥挤践踏；又在城市郊野若干处设置发放粮食的地点；又晓谕富人不得囤积粮食不肯出售；又拿出官粮平价自行出售；又雇百姓修城，按工付酬供其糊口谋食；又对借贷利钱的百姓，晓谕富人放宽宽限，等到丰收后由官府担保偿还；又对被遗弃的男女子女加以收养；又设立病坊来安置无家可归的病人，招募两名僧人负责照料医药饮食，让他们不失时机得到照料；凡是死者，也让当地负责收殓埋葬。赵抃这样经营安排、周全细致，事事都是事先谋划好的，越州百姓因此得以不遭灾祸。

古人的先见之明如此。就好比现在看到大水、大旱、大蝗灾，知道将来必定发生饥荒，就应当预先做好打算：或预先勘察踏勘受灾的田地，预先查报受灾的户口，及早申报灾情文书，及早借调备用的赈济粮食；或者豆、麦、芋头、高粱、芜菁、芝麻之类可以种植的作物，就亲自劝导带领百姓在各乡广泛种植；或者预先拨发官府库银，委派忠厚有德望的富户，前往邻郡丰收的地方购买米谷杂粮，以备平粜之用；或者劝诱商人客船运粮前来，答应为他们提供照应保护、主持粜卖事宜；或者预先查明境内的巨富大户，用恩德信义来结交他们，以礼相待，用积阴德来劝勉他们，用利害关系来警醒他们，使他们各自怀有顾念桑梓故里的心情。凡此种种，都是预先谋划的道理胜过临时应对的地方。

我城中有一个贫困的寡妇，见到去年遭遇大风大水，知道来年必定会闹饥荒，便亲手织巾布鞋袜以及拿出家中的杂物出卖，让她的儿子每天进城用这些东西交换些大小豆麦、松花、蕨粉、芝麻之类的杂粮，磨碎炒干混合制成细粉，积存了好几大桶。到今年果然发生大饥荒，她每天用滚水冲搅这些粉末食用，整个荒月过去，食物还有剩余，别人大多饿死，唯独这个妇人平安无事。假使官员百姓的见识都能像这位妇人一样，那么又何愁饥荒呢？

译无奈官员们每天只是悠然自得地在公堂上消磨岁月，盼着升迁，而小民也只是苟且度过眼前，一旦到了饥荒来临时便手足无措，所以预先准备的道理，不可不赶紧留意。

二十、是先行勘察踏勘的政务，以免耽误壅塞。

水旱蝗灾发生之后，田禾就已经遭受灾害了。如果不是正官亲自到场，逐乡逐亩勘察踏勘受灾情况，而只是让首领、吏员、乡老等人去应付了事，甚或反而借机索取好处、滋生扰民，那么先前对灾情的核实就不真实，那么日后救荒的依据又从何而来呢？这种隐瞒漏报、重复冒领的弊端，正是因此而纷纷出现的。

二十一、是及时上报灾情的奏疏，以尽快让朝廷知晓。

天子端坐于九重宫阙之中，怎么能坐着就照见天下万国而毫无遗漏呢？就好比境内发生了灾荒，百姓要赶紧向官府报告灾情，官府要赶紧向巡抚、按察使申报灾情，巡抚、按察使要赶紧向朝廷奏报灾情。朝廷把天下万国当作一体，一定不会坐视不救。万一上报迟缓，那么在上位者就容易起疑心，而救灾恐怕也来不及了，这又该归咎于谁呢？

二十二、是严格惩罚隐瞒灾情的行为，以警戒欺瞒懈怠之人。

官吏喜欢谈论时和年丰以博取声誉，而忌讳提及饥荒水旱以免损害功名，所以常常有隐瞒灾情不上报的情况，甚至有把饥荒粉饰成丰收的。唐宪宗对宰相说："你们屡次说淮南去年遭受水旱之灾，最近有御史从那里回来，说灾情并不严重。"李绛回答说："那御史是想耍奸巧来迎合陛下的心意罢了。他自己虽然窃取了年成丰收的虚名，却使百姓遭受妻离子散的实实在在的祸患，有人心的人忍心这样做吗？"

大历二年秋天连绵大雨损伤庄稼，渭南县令刘澡上报说本县境内的禾苗独独没有受损。皇上说："大雨普遍降落各地，怎么可能唯独渭南没有受灾？"于是另外派御史朱毅前去查看，发现受损田地有三千余顷。皇上感叹说："县令是抚养百姓的官员，即便没有受损还应当说有受损，怎么能如此不仁呢？"于是把刘澡贬为南浦县尉。唐代宗此举可称得上圣明了。

往年吴郡发生大水，吴中有一位县令竭尽全力祈祷，冒雨走遍各乡，督促率领百姓修筑圩岸堤塘。其他郡县都遭受水涝侵害，唯独这个县受灾不算严重。等到御史进入他的辖境，见田中禾苗茂盛结实，对县令说："人们都说你的县独独没有受灾，果然不假。"县令说："以您所看到的，是靠近官河的田地容易车水抢救，所以能够不受灾；那四乡腹地低洼之处，受灾严重而无法抢救的地方还很多啊。我怎敢冒用没有受灾的美名，而给百姓留下大祸患呢？"做县令能像这样，一个县令又何足挂齿呢？

二十三、是修整水旱防备设施，以重视预防。

在灾害已经发生之后再去救灾，不如在事情还未发生之前先做好防备。地势高而干燥的田地，应当有蓄水的设施以备旱灾，那么池塘河荡就不可不加以疏浚了；地势低洼的田地，应当有排水的设施以备水涝，那么圩岸堤防就不可不加以修筑了。我朝设有专管水利的官员，正是专门负责讲求这些事务的。近年以来，官员们都把这当作一件例行公事，漫不经心，水旱之灾无所防备，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希望朝廷特别颁发明诏，申饬各道监司，督促所属官员；官员再督促粮塘方面的差役，切实修整举办。凡是切实办理的给予奖赏，荒废懈怠的加以处罚，分别勤劳与懈怠，以示劝勉惩戒。有备无患，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二十四、是亲自举行祈祷之事，以挽回天意。商汤检讨六件事，自我责备、自我改过……

译用牺牲祭祀，甘霖立刻应验。唐太宗愿意把灾祸转移到自己身上以保存万国，不忍心让蝗虫吃庄稼，宁愿自己吞下蝗虫，宁可让蝗虫吃自己的肝肺。这一年蝗虫没有酿成灾害。古代帝王尚且如此，何况地方官员呢？天虽高却能听到卑下的声音,神灵感应,没有不响应的。但天体尊贵而神理显赫，绝非凡夫用虚假的意思、空洞的文辞就能一呼而应，这也是很明显的。有些官员祈祷时，有的假装禁止屠宰卖酒、私下里却饮酒吃肉，穿戴整齐、带着随从却不肯亲身劳苦，只是发一道公文，亲自拜一拜就算了事。心思分散多歧，德行反复不一，糊里糊涂，心里根本不念及百姓，用这样的方式祈祷却想挽回神明的谴责、召来上天的祥和，我知道这必定是做不到的。要持斋吃素、断绝嗜欲，畏惧上天发怒,哀怜百姓穷困，首先追念自己的罪过、悔改已往的过失，内心怀着至诚，外表勤劳刻苦，脱下锦绣衣裳换上素服，屏退车马随从、赤脚步行，匍匐跪拜整整一个早晨，长跪叩拜百次，在烈日下暴晒得焦枯，在雨中淋得浮肿潮湿，跋涉远路也不推辞，冒着遇上蛟龙的危险也不畏惧。上天降下灾祸，百姓将要死亡，我何必吝惜自己一身而不去谢罪万民？必定要感动上天才肯罢休。像这样做，上天的心意没有不回转的。古时候蝗虫不入境内，甘霖随车而降，这难道是偶然的缘故吗？

译二十五说：致力于勤苦的行为，来感动人心。人即使愚顽刁诈，也有良心可以被感动而触动。我平日做官，廉洁仁爱又勤恳祈祷、辛劳操持，士人百姓已经看在眼里、心中怜念。就好比要劝士大夫出粮赈济、劝富户开仓放粮，我不派差役，不用文书传票，而是头戴方巾、身穿便服，穿着草鞋徒步，亲自遍访士民各家，对他们放低颜色、温和言辞、以礼相待、以德义感化。忧虑体恤之意，表现在脸上；诚恳的心念，见之于举动。凭我平日为官的作风，再加上此时的诚恳恳切，士人百姓必定被感动得流泪。良心一旦被触动，什么东西舍不得拿出来？什么百姓不肯听从？如果这样做了还有人漠然置之、丝毫不怜悯官府处境、大声嚷嚷抗拒不出的，这就是豺狼一般的百姓，良心已经泯灭，不妨严厉惩治一两个，以警戒众人。倾家荡产也罢，我又何求？只是为了百姓罢了，能让百姓人人都愿意为我效死，那还有什么事办不成？我曾任颍上、青浦县令，亲身试验过而知道其中的必然道理，希望贤良的官员们都能听取。

二十六说：广泛在道路上施赈，以收拢流亡之民。假如邻近的郡县都闹饥荒，听说我这里救荒有办法，有人便流亡迁徙而来，虽然不是我辖区内的百姓，然而仁者一视同仁的心意，怎么能狠心不管，任凭他们枕藉而死呢？熙宁年间下诏说：“流民所经过的州县，每一程给米豆一升。”我看宋朝人的安排，建屋舍安置流民，晓谕流民，允许他们在寄居的地方从事各种采集经营谋生，散发流民的斛斗米豆数目，安置存恤，救济安排得最为周到细致。如今各郡县官员，遇到别处的饥民流亡入境，也一定要委曲设法安顿他们，给予房舍，散发粮食，设立医药，尽力而为，以免他们死在路上。这不仅是替天子收容流民，就积累功德善行来说，也不算少了。

二十七说：申明保甲的法令，以遏制盗贼。饥荒时期，盗贼容易兴起，那些苟延残喘的人，断然不能大肆喧嚣、横行无忌，不过是像防狗一样做些勾当，苟且度日罢了。这些蜉蝣般短暂的生命，如果姑息不去扑灭，就有燎原之忧；如果动用重刑，一律依法处置，又实在饥寒可悯。要防范制止而使局面安定下来，怎能没有办法呢？只是抓到饥饿的盗贼，要大张声威，声势要造得足，但责打可稍从宽，让他们不至于死，在市中示众号令，让消息传扬开去，盗贼自然会散去。

二十八说：留意荒后的耕种。将来大灾荒之后，不仅百姓的粮食艰难匮乏，就是耕种也苦于没有农具。我要巡查视察，对耕种却没有粮食的人酌量救济，对没有农具的人酌量安排供给。或者劝富户把粮食、农具借给贫民，让贫民出力耕种来补偿，或者等到收成后用粮食偿还。官员必须在耕种时暂停政务，亲自到各乡去补助劝勉督率百姓。百姓看到上面的人这样留意农事，自然会勤奋努力，境内就不会有懒惰的农民，农事也不会荒废了。省耕省敛，是古人所行之事，如今怎么可以废弃呢？

二十九说：申明禁止阻遏粮食流通的禁令，以广开融通。《左传·僖公十三年冬》记载，晋国连年饥荒，派人向秦国求购粮食，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各国轮流都有，救灾恤邻，是正道。”行正道有福报，晋国饥荒时秦国运粮给它，秦国饥荒时晋国却阻断了对它的粮食供应。所以秦伯才出兵讨伐晋国。就本境而言，其他郡就如同吴越一样是邻邦；就天下而言，则彼此一体如同手足。自己丰收之后，坐视邻境受灾而不管，大概是怕粮食外运会导致本地也闹饥荒。却不知道我如果不体恤邻境，万一将来我这里遭灾，对方也不来救济我，这不仅是向人显示自己心胸不广，对于王者天下一统的道义来说又算什么呢？考察淳熙年间颁布的防令，各路监司不许阻遏粮食流通。如今朝廷应当敕令监司宪臣张榜晓谕，不许各路官员阻遏粮食流通，违反规定的要察觉上奏。唇齿相依，首尾相应，灾变流行无常，缓急之间正要靠彼此互相依赖。

三

译十说：垦辟荒废的田地，以扩大百姓的产业。分设东西南北各区，设立劝农官若干名，选择有身家、有德行的良民担任。正官亲自督率丈量田亩，查勘荒田数量，对抛荒的农户当即免除其粮税，招募佃户承领开垦，或者允许原业主回来继续耕种，衡量各人的劳力，领取一定数量的荒地开垦，并给予种田的本钱和粮食。若富民愿意自备工本粮食领垦的，也听凭其便。三年内免征赋税，三年之后再开始征收赋税。既免除税粮，又供给工本粮食，招徕有办法，劝谕有条理，人谁没有拥有恒产的念头呢？荒田全部开垦出来，国家的赋税逐渐增加，百姓也日益富足。这在淮扬、苏松一带多有实行，从前设立屯田官员就是为此。但抛荒开垦，如今尚未做完，这也是因为主持此事的人不肯实心任事的缘故。如果境内没有抛荒田地，就要督率劝农官一心一意，每年留意春耕，不分荒地熟地，重视根本、致力农事，这本来就是官员应尽的职责。就像近来有人建议在北方新开水田，对北方人很有利。北方地势高而干燥，所以适宜种植麦子等旱地作物，但其中难道就没有可以开辟种植水稻的地方吗？两者兼行，一开始议论会觉得困难，几年之后其利益就很大了。无奈人情害怕骤然兴起变革，难于谋划开端，大户豪强从中阻挠，议论久而不决，实在令人深感惋惜。

以上这三十条，都是救荒的重要策略，是经过验证有效的良方。我考证古今，间或参入自己的见解,不简略也不迂阔，颇能抓住要害。我这个吃粗食的平民，看到记述当今的事情，心中有所感慨，忧心忡忡地看着，焦急地议论，我这样做也算是过分了。当政者如果能采纳施行，那真是天下的福气啊。

荒政丛书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荒政丛书卷四

湖广布政司参议俞森撰

周孔教荒政议

陈龙正说：“《荒政议》，是万历年间周中丞孔教巡抚苏州时颁布施行的。它条款很齐备，文告也很繁多。古今救荒的事情，没有不汇集收录在这里的。遍览过古代救荒方略的人，这一卷不过是那些内容的类摘；没有遍览过古代方略的人，这一卷则是一部大概全览。然而其纲要都本自林希元，其中的增减取舍则是根据时势地方而定。林希元在嘉靖八年任佥事时，上奏《荒政丛言》。他的纲要说：‘救荒有两大难处，难在得人，难在审户。’这就是‘六先’中所说的择人、查贫户。（林希元）有三便六急，此篇总括为八宜。而所谓收养遗弃小儿、急切救济的一条，则附见在禁止溺女的条目之下。（林希元）有三权六禁，如今用四权五禁来替换。所增加的溺女一条，是因为地方风俗中的恶习而设；度僧一条禁令，或许也是把丛林寺院当作大养济院的意思吧？三戒中易遣使者一条以防备不测，想是当日乘车出巡的使者恰好稀少，而盗贼的萌芽值得担忧。法度贵在因时制宜，所以特意把寓兵于农的意思，谆谆告诫地放在二十六条的末尾。”林希元已经阐发了他的纲要，自称此书为《丛言》。想来当时的具体规条也应当详备具全，只是现在看不到了。而周孔教所制定的规条如今还保存着，原文十分冗长，已经删去了一半。读起来仍需花费一些时间，特别另编为一卷。

　　荒政议总纲

救荒有六先：即先出示晓谕，先请求蠲免赋税，先筹措经费，先选择人才，先编排保甲，先查核贫户。有八宜：次贫的百姓宜赈粜，极贫的百姓宜赈济，远地的百姓宜赈银，垂死的百姓宜赈粥，患病的百姓宜救药，罪犯宜哀怜宽待，已死的百姓宜募人埋葬，务农的百姓宜借贷种子。有四权：奖赏尚义的人，安抚境内百姓，兴办工程以聚集失业的贫民，免除纳粮入官抵罪之人的罪责。有五禁：禁止侵吞欺瞒，禁止寇盗，禁止抬高物价压价，禁止溺女，禁止宰杀耕牛。有三戒：戒延误时机，戒拘泥成文法度，戒懈怠防备。其纲要有五项，其条目共二十六条。

　　第一说：六先

第一，先出示晓谕。当饥荒发生时，民情汹汹不安，应当趁百姓还没饥饿之前，多张贴告示说：将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