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政丛书卷八

译下令出兵，设置屯田，招募百姓从事农耕。国家贫穷而财用不足，就用价钱来收购粮食，那么囤积在粮仓地窖里的粮食，就都归于国君所有了。因此天下有战事的时候，这些囤积的粮食，就足够用来供给军粮；天下没有战事的时候，就用来赏赐给贫苦的百姓。像这样，就能对内守住国家的财富，对外巩固对天下的控制了。

译吕祖谦说：「古代的荒政，是以三十年的通盘核算来制定国家用度，因此有九年的积蓄。遇到年成歉收，做君主的人，就贬损减省用度。有关灾荒救济的制度，见于《周礼》小行人官的文书。『丧凶荒厄穷』作为一类事务。当时天下各自都有粮仓储备，遇到灾荒就赈发救济百姓罢了。当时敛散、轻重的具体制度，还没有讲究到那么细。到春秋时代，一遇到歉收，就向邻国乞求购粮，可见九年积蓄的制度已经败坏了。管子《轻重》一篇，不过是君与民相互夺利罢了，已经不是为君之道了。到后来敛散的权力，又不能掌握在朝廷手中，奸猾之民趁着荒年来害民。到五代时搜刮民间存粮，不交出粮食的人处死，与敛散之法相比又差得远了。」

李悝为魏文侯制定尽地力的政令，认为方圆百里的地方，共有田地九万顷，除去山泽、城邑、住宅占去三分之一，剩下良田六百万亩。耕种勤谨的，每亩可增产三斗；不勤谨的，每亩也会减产三斗。方圆百里之地的增减，就相当于粟米一百八十万石。又说：粮价太贵，会伤害百姓；太贱，会伤害农民。百姓受伤害就会流离失所，农民受伤害国家就会贫穷。所以太贵和太贱，其危害是一样的。善于治国的人，要使百姓不受伤害而农民更加勤于耕作。如今一个农夫带五口人，耕种百亩田地，每年每亩收获一石半，共收粟一百五十石。除去十分之一的赋税，即十五石，剩余一百三十五石。每人每月吃粮一石半，五口人一年共吃粟九十石，还剩四十五石。每石卖三十钱，共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钱。除去社祭、祭祀新谷及春秋祭祀所用的三百钱，剩余一千零五十钱。每人穿衣大约用三百钱，五口人一年共用一千五百钱，还差四百五十钱。不幸生病死丧的费用以及朝廷的赋税征敛，还没有算进去。这就是农夫常常困顿、没有勤于耕作的心思、而使得粮价涨到极贵的原因。所以善于平籴的人，一定要谨慎观察年成的上熟、中熟、下熟。上等丰年，收成是平常年份的四倍，还余四百石【平常年收成一百五十石，大丰收是四倍即六百石，除去食用二百石，剩余四百石】；中等丰年，是三倍，余三百石；下等丰年，是两倍，余一百石。小饥荒年收成一百石，中等饥荒年七十石，大饥荒年三十石。所以大丰年就用上等价格购进三分之一而放弃三分之一，中丰年就购进十分之二，下丰年就购进十分之一，使百姓的粮食恰好够用，价格平稳就停止购进。小饥荒年就发放小丰年所收储的粮食，中饥荒年就发放中丰年所收储的粮食，大饥荒年就发放大丰年所收储的粮食来出粜【大致按其数目发放，并不是说小丰年所收储的粮食一定要等到小饥荒年才发放，大丰年所收储的粮食一定要等到大饥荒年才发放】。所以即使遇到饥荒水旱，粮价也不会大涨而百姓不会流散，这是取有余来补不足的办法。在魏国推行此法，魏国因此富强。

马端临说：「管仲的用意，兼顾在于富国；李悝的用意，专注在于救济百姓。管仲说：『君主不加以治理，那么囤积的商贾就会游走于市场，趁着百姓物资不足，谋取百倍的利润。』这就是桑弘羊、孔仅以来所说的理财之道，大体都尊奉这种说法。然而山海之藏、天地之利，以及关市中聚集的货物，如果被豪强所占据，那么朝廷取来富国是可以的。至于农人耕田劳作所得的赢余，居上位的人，替他们调节轻重、掌握敛散的时机，使他们不因价格太贵或太贱而受害，这才是仁者的用心。如果推诿说：『国家不去征取，一定会被兼并之家所夺取，于是就征敛而不再散发，用来资助国家富强』，这就错了。」

董煟说：「如今的和籴，弊病在于按登记的数目定价，而且不能根据上熟、中熟、下熟来区分，所以百姓不乐意与官府做买卖。最令人担忧的是，胥吏从中作奸，在交纳粮食之际，一定会有种种苛求，稍不满足他们的欲望，就会有折算克扣、责令赔偿的祸患，

译纷纷发生。所以负责籴粮的官吏，不得不压低价格、多量粮食，向百姓豪夺，来逃避上级的责难。这样的籴粮，怎么能称得上是『和』呢？至于籴买之后，又不能以新粮换旧粮，以致渐渐积成尘土，而民间的米就更少了。」

汉宣帝时，连年丰收，谷价低到每石五钱，农民得利很少。大司农耿寿昌进言说：“按旧例每年从关东漕运谷物四百万斛，供给京师使用，动用漕卒六万人。应当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籴买谷物，足以供给京师，可以省去关中漕卒一半以上。”又下令边郡都修筑粮仓，在谷价贱时提高价格籴入，以利于农民；谷价贵时降低价格粜出，以利于百姓。这种仓叫做常平仓，百姓觉得很方便。

董煟说：「汉代的常平仓只设立在北边，唐代也没有延及江淮以南地区，只有宋代的常平法遍及天下。」

丘濬说：「常平法不是不好，然而每年的丰歉不固定，谷物的种类不一，有的连年都歉收，有的这种谷物丰收而那种谷物歉收。假如在敛散之际，不斟酌调整其轻重高低，这种法令有时就会有不平的地方。只有如今江北一带的地方，地可以窖藏，杂种五谷，应当仿照这种办法，在要害之处设立常平司，专门派户部属官前去主持其事，根据哪种谷物丰收就收购哪种，不必局限于固定的地方，根据时机而给予相应的价格，不必固定由官府决定。视年成丰歉，随时粜籴，仓的名称用耿寿昌的常平之名，敛散用李悝的办法，这样大概就可以了。」

陈龙正说：「各种物品的价值，以米价为主。常平仓不仅能平抑米价，米价平稳，其他各种食货的价格大体上也不会过高。价格过高百姓就不吃了。米不得不吃，而其他东西可以不吃。所以常平仓，是兼顾平抑百物的。」〇桑弘羊设立平准法，想要平抑百物，反而更加不能平。只有平抑米谷，那么其他物价自然会平。这是本末不同的方法。谋利于上和谋利于下，是不同的用心。人臣以有利于民为主，是国家的至宝；以有利于国家（聚敛）为主，是国家的祸害。〇桑弘羊，是李悝的罪人。

蔡懋德说：「有人嫌官府与百姓做买卖，一定要降价出粜。却不知道降价的名声，只会招致争抢喧闹，哪里比得上稍微多收购一些、多储备新米？米多了价格自然会降，粜价平稳百姓就不会争抢，这样不是更方便吗？大概最重要的是设法使米有余，而不在于斤斤计较那点减省，这才是真正的德政。」

汉元帝初年，天下发大水，关东各郡尤其严重。二年，齐地闹饥荒，谷价每石三百多钱，百姓大多饿死。琅琊郡人相食，在位的许多儒臣都说盐铁官以及北假田官、常平仓都可以废除，不要与民争利。皇上听从了。

陈龙正说：「常平仓原本是用来平抑籴价的，是收敛权柄以利于百姓，并不是与百姓争利。元帝听从诸儒的议论，因荒年而废除常平仓，难道年成歉收是设立常平仓造成的吗？恐怕从此以后百姓遇到饥荒就更加没有依靠了。唐代赵赞说：「自从战乱兴起，常平仓废弃了三十年，百姓遇到荒年就死亡。近来两京设置常平仓，即使遭遇水旱，米价也不会飞涨。德宗于是下令天下都恢复常平仓。」由此看来，常平仓不仅在盛世应当建立，即使在荒年紧迫之中稍有空闲，多余的资财也应当拿来经营。关键在于居上位的人节省浮费，用来作为籴买的本钱罢了。汉代那些儒臣怎么这么愚昧呢？」

应枋谦说：「谷价每石三百，百姓竟至相食，常平仓在哪里呢？不过是官吏借此做买卖，从中渔利罢了，这就是它可以被废除的原因。」

后汉设立常满仓，在城东设立粟米交易市场。粟每斛值钱三十，官府粮仓充盈环列。既然想要设置常平仓，议论的人大多认为方便。刘般说：“常平仓表面上有利民的名声，实际上却在暗中侵夺百姓，豪强借此为奸，小民得不到公平对待，设置常平仓并不方便。”

马端临说：「刘般所说的，就是后世常平仓的弊病。常

译平仓起于汉宣帝时，大概到东汉时其弊端已经如此了。」

晋武帝时，谷价贱而布帛贵，设立平籴法，用布帛购买谷物作为粮食储备。泰始二年，下诏说：「古人权衡计量国家用度，取有余、散滞积，有轻重平籴之法，理财均施，惠民而不耗费，这是善政。然而这种做法已经废弃很久，天下很少有人熟悉其中的道理，加上官府的储备不广，议论的人各执一词，未能深入通晓其制度。以致国家的财货散于丰年而朝廷不收购，贫弱之民困于荒年而国家没有储备，豪门富商挟持轻财，蓄积厚利来掌控其中的利益，所以农夫苦于本业而末业（商业）无法禁止。」

北魏孝文帝时，秘书丞李彪上密封奏事说：「典籍记载：『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叫做国家不成其为国家。』光武帝因为一亩田地没有收成，罪责就追究到地方长官。圣人忧虑世事、重视粮食储备，殷切到那种程度；明君体恤百姓、劝勉农事，也如此恳切。近年山东闹饥荒，去年京师年成歉收，内外百姓，为了求活出入奔波、迁往丰收之地，既荒废了产业，又更加困顿，对于国家的整体运作，实在也有虚耗损失。如果先多多积储谷物，就能安然赡养百姓，哪里还需要驱使督促老弱之人，到千里之外去糊口呢？以今比古，实在令人担忧。臣认为应当从州郡常年赋调中划出九分之二，加上京师度支每年用度的余数，各自设立官司，年成丰收时就籴买储存于仓中，遇到年成歉收就减去私人赋调的十分之二，粜卖给百姓。如此一来，百姓一定会致力于田事来购买官绢，又会努力积蓄财物来购取官粟。年成丰收就常年积蓄，年成歉收就直接发放。又另外设立农官，从州郡户口中抽取十分之一作为屯田之民，考察水陆是否适宜，测算田地顷亩的数目，用赃罚赎金等杂物余财，买牛发给农具，命他们尽力耕种一夫所分之田，每年责令交纳三十斛，免除他们的正常赋税，以及各种征戍杂役。推行这两项措施，几年之内，就会谷物积蓄、百姓富足，即使有灾害也不会造成危害。隋朝开皇年间，在卫州设置黎阳仓，在陕州设置常平仓，在华州设置广通仓，辗转相互调运，漕运关东以及汾晋一带的粮食，来供给京师。设置常平监，开皇三年设置常平仓，粟可储藏九年，米可储藏五年，（这是适用于）低洼潮湿的地方。」

　　粟可储藏五年米可储藏三年，写入法令

董煟说：「如今的常平仓、义仓，大多储藏米而少储藏粟，所以积存久了不发放使用，就化为尘土，不只是运输调拨的弊病罢了。」

唐开元年间，第五琦请求天下常平仓都设置库房，用来积蓄本钱。代宗时，刘晏任转运使，当时正值战乱之后，各种费用都要靠刘晏筹办。刘晏经常用丰厚的报酬招募善于奔走的人，设置驿站相望，探察通报四方的物价，即使是很远的地方也不出几天都能传到，使得掌控物价轻重的权力都握在自己手中。贱价买进、贵价卖出，国家获得利益，四方也没有物价过贵过贱的弊病【刘晏用盐利充当军国费用，认为设官太多会扰民，所以撤销了盐官，设立常平盐法】。德宗时，赵赞说：“自从战乱兴起以来，常平仓已经废弃，如今京城已经设置了常平仓，请求推广到各地。”各道兼储布帛丝麻，各道在渡口关卡设置官吏，检点商贾的钱款，每千钱征税二十钱，竹木茶漆征收十分之一，用来充实常平仓的本钱。

董煟说：「常平、和籴是救荒的实际政务，然而我曾经看到宪宗即位之初，有关部门因年成丰收而请求在京畿地区和籴，当时府县分派户口、督促限期，逼迫鞭打百姓比征收赋税还严重，名义上叫和籴，实际上是害民。如今推行和籴的人，能不以此为鉴引以为戒吗？」

元和年间，孟简说：“天下常平仓、义仓，请求依照旧例，减价出粜，只需将石数上奏申报有关部门，不再另行收管，让州县可以专门用来惠利百姓。”太和年间，把天下囘残（多余）的钱用来设置常平仓、义仓，每年增加购买

译，如果不是遇到水旱灾害而不增购的，主管的判官要被罚俸，按枉法论处。

宋淳化三年，京畿地区大丰收，分派使臣在四个城门设置交易场所，提高价格来籴购。景德初年，下诏在京东西、河北、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都设立常平仓，按户口多寡计算，酌量留出一部分上供的钱款。每年夏秋两季，根据市价的贵贱，酌量增减籴粜的数量。储存三年以上还没有粜出的，就转充军粮，换成新粟。此后荆湖、川陕、广南都设置了常平仓，只有沿边州郡不设置。几年后常平仓积蓄有余，而军粮不足，于是命令司农寺拿出常平钱一百万缗，帮助三司供给军费。时间久了，屡次挪用，储蓄所剩无几。从景祐、庆历年间起，屡次用来赈济借贷，皇上下诏不再收取常平仓的积蓄（作为它用）。仓储不充实，也是因为支出多而收入少的缘故。宋初常平仓归司农寺管辖，景祐初年，下诏各路转运使与州的长官推举所属官员专门主管常平钱粟。仁宗刚即位时，乾兴元年十二月，因京城谷价飞涨，拿出常平仓的米，分十四处，减价出粜以救济贫民。庆历元年十一月，因京师谷价昂贵，开仓发放一百万石，减价出粜。四年正月，下诏陕西谷价昂贵，命转运司拿出常平仓米，减价出粜。皇祐三年十二月，下诏天下常平仓都按原来的籴买价格出粜，以救济贫民，不得收取余利来求取恩赏。

景祐二年，御史中丞杜衍请求详细制定常平制度，奏疏大意说：“国家在各郡设立常平仓，是用来有利于农民，防备饥荒之年的。然而有名无实的原因，在于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臣认为要建立制度，在于衡量州郡的远近，计算户口的多寡，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区分年成的丰歉。信赏必罚，责令官吏考核，出入没有壅塞，增减有制度。本息的数目，不能借用来供给军费。收敛调节之时，要禁止争利。至于蜀汉地区地界狭窄、交广一带地方宽广，或者交通便利与偏僻地区不同，或者边郡险要之地与平常地区有异，各地应各自订立条例，来调节盈虚，限定周转的年限，防备损耗败坏，制定惩处侵夺盘剥的法令，用严厉的科条来督察，那么贫瘠之地也可以充足以应对饥荒，这就是有所准备了。”

韩琦论及：向来常平仓，遇到年成不好、物价稍高时，应当减去原价出粜。出粜的时候，命令各县取本乡近下等第的百姓姓名，印发凭证，让他们持凭证到仓，每户卖给三石或两石。只有坊郭（城镇）地区，则每日零星卖给流寓的贫民，或五升或一斗，所以百姓能得到实惠。从未见过坊郭中有产业的人家来零星购买常平仓粮食的。庆历二年，余靖上疏说：天下没有永远安定的形势，没有永远不败的军队，没有永远富足的百姓，没有永远丰收的年成。因此古代圣王守国有道，治国有术，倘若有紧急情况，不可没有准备。臣看到真宗皇帝景德年间，下诏天下按各州户口多少，酌量留出一部分上供的钱款，开始设置常平仓，交由司农寺登记入账，三司不过问其出入。每年夏秋两熟之时，按市价加价收购，其获得的利息本利钱，只委托司农寺主管，三司、转运司不得支拨挪用。此后每逢灾荒赈济借贷，使国家有储备、百姓免于流散的，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前任三司使姚仲孙，今年春天以来在京东等地借支司农寺的常平钱，用来供给和买。虽然借支官钱来充当官府用度，按常理来看，似乎没有妨害，但对于长远的谋划来说，实在很不方便。臣私下以为真宗皇帝的圣虑深远，臣斗胆概略陈述一下。当今天下钱粮的数目，各路州军除去年度支出之外，全部充作上供及别路的经费，现存的仓库中再没有剩余。所留存的常平本钱以及斛斗等物，如果用来赈济饥荒，这本来是常规所能应付的。万一不幸，某地稍有紧急情况，需要发放钱粮，仓促之间也能有所准备，这难道不是先帝暗中把数百万的资财储备在四方的用意吗？如今如果先被三司支用，那

译么天下的储蓄就用尽了。恭请特别下发指挥，三司先前借支常平本钱的地方，都命令迅速拨还，今后不得再支拨挪用，一律依照景德元年颁布的敕令施行。

熙宁初年，王安石推行新法，把常平钱谷一千四百万贯石全部散作青苗法的本钱，各路分别设置提举官一员，用朝官担任，另设勾管官一员，用京官担任。右谏议大夫司马光进言说：「常平仓，是三代圣王遗留下来的法度，不仅仅是李悝、耿寿昌能够创制的。谷价贱不损害农民，谷价贵不损害百姓，百姓依赖它获得粮食，官府从中收取利益，这是善法之中最好的，没有超过它的了。近来之所以荒废，是因为官吏用人不当，而不是法度本身的失误。如今听说条例司把常平仓的钱全部作为青苗钱，又把常平仓的谷物换成转运司的钱，这是想要把常平法彻底废掉，专门推行青苗法。国家每逢凶年，供军仓自己都不能满足使用，本来就没有多余的来救济饥民，所依赖的只有常平仓的钱谷罢了。如今一旦把这些钱谷全部作为青苗钱散发出去，将来如果有丰年，将用什么钱来平价籴买？如果有凶年，又将用什么谷物来救济呢？臣私下听说先帝曾拿出内藏库的钱一百万缗，帮助天下常平仓作为籴买本钱，前些日子天下常平仓钱谷共约有一千多万贯石，如今无缘无故全部散尽，日后如果想到常平法，再想收聚，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数目呢？臣认为散发青苗钱的危害还小，而破坏常平仓的危害尤其大。」元祐初年，下诏各地提举官多年积蓄的钱谷财物，全部作为常平钱，制定发放收敛计息之法，向各路申明严禁州县强行摊派的禁令。

司马光说：“常平法，是三代的良法。以前有的州县缺乏常平仓的籴本，即使遇到丰年，也没有钱籴买。又有官吏懈怠，厌恶籴粜的繁琐，即使遇到丰年，也不肯籴买。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市场上斛斗的实际价格，只听信经纪人和囤积之家串通作弊。到了收成的时候，农民急需卖粮换钱，就故意压低价格，勒令官府收购，不让粮食尽数落入囤积之家手中，一直等到过了时节，囤积之家的仓廪已经装满，才开始猛然提高价格来卖给官府。因此农夫卖粮只能得到贱价，官府买粮却常常用贵价，厚利都归了囤积之家。又有官吏虽然想要趁时收购，但县申报给州，州申报给提点刑狱，提点刑狱再申报给司农寺，等候批复指示，等到回复下来，动辄经过好几个月，已经错过了时机，谷价已经加倍上涨。所以州县常平仓的斛斗有的隔了许多年，市场价格终究比不上原来籴买的价格，出粜不出去，堆积腐烂的，这是法因人而败坏，不是法本身不好啊。”董煟说：“常平仓的钱物不许移作他用，是说不许挪作其他费用，至于用来救荒正是应当使用的。如果一定要等待上报批复，那事情就来不及了。如今遇到受灾之处，可以用常平钱在丰收之处循环收购，来救济饥民，等到事情结束时再用籴本拨还常平仓就可以了。”

苏轼上奏说：「臣在浙江任职两年，亲自推行荒政，只用出粜常平米这一项办法，再没有施行其他办法。如果想要抄查登记贫困饥民，不仅费用浩大，只有支出没有收入，而且这个消息一旦传开，饥民就会云集而来，盗贼、疫病随之而起，客民主民都会遭殃。只有依照条例把常平仓的斛斗出粜，就使官府办理简便，不用花费抄查、核实、发放的繁琐费用。只要有数万石粮食在市场上流通，自然能压低物价，境内百姓人人都能受惠，古今的救荒办法，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董煟说：「苏轼的办法只能惠及城市，如果能推行到乡村，才算是良法。况且赈济本来就有义仓，两者并行不悖岂不更好？」

颜茂猷说：「如果流民已经到来，那就不能拘泥于此法。只有在还没到饥民流离失所之前，用这个办法最为巧妙。」

陈龙正说：「官仓米多就可以掌握控制市价的权力，这固然不错。然而这仅仅能救济中等饥荒、中等户的一

译部分情况罢了。大饥荒之年，下等贫户手中没有钱，即使降价也无法购买，这样常平仓的米只能惠及中等户，偏偏遗漏了下等贫户。何况乡村的百姓，远望城市，就连中等户能够买到粮食的也很少。救荒要各自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尤其应当根据具体的人。以苏轼的聪慧，竟然想要固执于自己当日所做的一件事，而废弃其他各种办法，不是太疏漏了吗？」董煟所说的「只能惠及城市」，又说「赈济本来就有义仓」，大概也是赞同苏轼关于常平仓的用意，而讥讽他不能通晓常平法之外的其他办法。

李觏论平籴：古人有话说，谷价太贱就会伤害农民，太贵就会伤害商人，因为农民常常卖出、商人常常买进，这只是一概而论的说法罢了。我认为谷价贱既会伤害农民，贵也会伤害农民；贱既有利于商人，贵也有利于商人。大概农民并非常年在卖，有时也要买；商人并非常年在买，有时也要卖。以一年之中而论，大体上收获的季节谷价多贱，而播种的季节谷价多贵。农民劳作辛苦、比生病还要劳累，爱惜自己的谷物胜过爱惜生命，但不得已而卖出，是有原因的：小的方面要置办衣服器具，大的方面要操办婚丧之事，公家有赋役的命令，私人有借贷的责任，所以谷物刚刚成熟，镰刀才放下，就每天运到市场上出售。卖粮的人一多，价格不得不下跌，价格一跌，商人就趁机欺骗农民，压低给的钱而多量粮食，不这样就不肯收购。所以说，收获的季节谷价多贱，贱就会伤害农民而有利于商人。农民的仓廪既已不满，地窖也已不实，多则几个月，少则十来天，用度就用尽了，土地将要耕种却没有种子，农具将要拿起却没有粮食吃，于是每天都要到市场上购买。买粮的人一多，价格不得不上涨，价格一涨，商人就趁机囤积不卖，抬高给的钱数而少量粮食，不这样就不肯出售。所以说，播种的季节谷价多贵，贵也会伤害农民而有利于商人。农民卖粮的时候，或许倾尽一顷地的收成、连车运出去，也不能满足用度；等到他买粮的时候，或许要加倍的价钱贱卖家产，毁掉房屋、砍伐树木，也不能满足吃食，而坐着的商人却常常算计，侥幸利用别人的余财，趁人不足之机牟利，他们所做的很轻松而所得的却很丰厚，这就是农民之所以困顿贫穷、而商人之所以能够放纵兼并的原因。《易经·系辞》说：用什么来聚集人心呢？用财货。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做坏事，叫做义。财货，是君主应当治理的。君主不加治理，那么囤积的商人就会独断专行，控制百姓的命脉。朝廷的恩泽因此就不能向下流布，百姓也就没有依靠了。这就是平籴之法之所以要有所作为而制定的原因。管仲在齐国推行，李悝在魏国推行，耿寿昌在汉朝推行，国家没有损失而百姓获得实惠。自晋朝以至隋朝，此法时或兴起时或废弃，其中的详情已不清楚。唐代天宝年间，天下平籴的粮食大概有五百万斛，这是全盛时期的事情啊。大宋接受天命将近百年，谷物的储藏所在之处堆积如山，平籴法推行已经很久了。大概平籴法推行，农民秋天卖粮就不会太贱，春天买粮就不会太贵，大商人囤积的人家就不能豪夺百姓的利益了，而官府所得的利息常常是十分之一二，百姓既不困顿，国家又有利益，这是古代圣贤的用心啊。然而这个法度尚未完善的地方，有三点：数量太少，路途太远，官吏作奸。一个郡的籴买数量不过几千万，其余的都落入商人手中，等到春天出粜的时候，卖少了就不够满足饥民的需要；卖多了，算算日子很快就会用尽。于是商人就深藏不出，等着官府的存粮用尽，用尽之后，控制价格的权力就归于商人了。这就是数量太少的弊病。仓储的建设，都设在郡的治所，距离较远的县，有的有几百里远。那些贫民想要多买，却没有本钱；少买，又不是能够早上出去晚上就能回来的。所以最终得不到粮食吃

译。这就是路途太远的弊病。掌管此事的人，有的因为贿赂而在量器上做手脚，量得不均，弊端时有发生。等到出粜的时候，有的减少数量，有的掺杂劣质，名义上叫做调整价格，实际上是变相涨价。这就是官吏作奸的弊病。如今如果广泛设置本钱，增加籴买的数量，那么囤积的商人就无法独占其利了。仓储的建设，各县都设置，那么远方的百姓就可以得到粮食了。申明命令给各州部，一定要选用廉洁能干之人，那么奸吏就无法侵夺盘剥了。这样一来，有利于国家、方便于百姓，事情可以长久推行，这就叫做通晓轻重的权变之道，不可不加以考察。

孝宗乾道年间，知长沙王师愈论述和籴的弊病，奏疏说：“和籴的办法，本来是想要有利于百姓而又能满足用度，湖南推行起来，却大不是这样。它的名义很好，实际上却成了百姓的重大祸害。开始的时候，没有现钱作为籴买的本钱，有的发给官告、度牒，有的发给三合同关子，有的发给乳香茶引，命令州县把这些换成现钱，不免要强行摊派给百姓，更有甚者，拨给一些有名目却无法催收的积欠账目，从而追索骚扰百姓，这是第一个祸害。其次是由于本钱不足，有的压低估价，有的多量升斗，出纳的时候，加上官吏从中欺瞒作弊，这是第二个祸害。最后是装运漕船，雇船的水脚费用没有地方支付，又要转而向百姓征取。如果运到荆襄一带，逆流而上，江路遥远，水浅滩多，动辄要花费一年，费用又要加倍，这是第三个祸害。所以百姓所担忧的是水旱灾害，所喜悦的是丰收之年，如今丰年的忧虑竟然超过水旱灾害，就是因为有这三种祸害的缘故。臣又听说每年各路的漕运，本来足够供应一年的用度，只是因损耗折耗多达上百万石，于是才用和籴来弥补这个缺口。如果真能整顿漕运，不让它损耗折耗，即使免除和籴也是可以的。纵然不能完全免除，或者不得已而推行，也应明确拨给本钱以及支付起运的费用，这样才能事情办成而百姓不受祸害。”

理宗时，黄干任汉阳知军，上奏大略说：「如今地方长官所采用的救荒之策，不过是劝分、通商罢了。劝分、通商，如果不听任其自行涨落，那么客商、纳税户就不肯出售粮食；如果听任其自行涨落，那么人心没有满足的时候，价格就会翻上好几倍。小民在丰收的年头，一定要父子竭尽全力劳作，才能换来一顿饱饭。等到遇上凶荒，即使有手艺，也已经无处可卖，哪里能有翻了几倍的钱来买米？也只能相互枕藉而死罢了。事情本来就有像老生常谈一样、却确实不容置疑的，广泛储蓄就是这样的道理。然而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不可改变却不去做的原因，问题就出在因循苟且罢了。本军每年的苗米不过二千余石，仅仅够用来交给总领所供给大军，而本军官兵的口粮，都要临时收购籴买，从来没有积蓄储备。自从前任知军孙礿首先籴买一万石，知军王从继任后，也籴买一万石。今年大旱，恰好趁米价还没有大涨的时候，臣紧急调发郡库的钱借贷，籴买了客商、纳税户的米三万余石，汉川县也籴买了一万石。从六月以来，米价骤然上涨，靠着这六万余石米发放出去赈粜，每户几石，也可以惠及一万多人，每天吃着贱价米而没有忧虑。由此推论，可见储蓄确实是天下的大命脉啊。」

金世宗对户部说：「各地时常有赈济，往往附近没有粮食，要从别处调运，来回既然遥远，百姓就更加为难。为什么不在各处都设立粮仓？年成丰收就多多籴买以备赈济，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难道不也容易办理吗？却白白让钱财充塞在府库中，又有什么用呢？」章宗时，省臣说：「按照旧制，丰年在市价基础上增加十分之二来籴买，歉年在市价基础上减少十分之一来卖出。之所以这样，是担心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用增减价格来平抑粟价，所以叫做常平，并不是说要让天下百姓都专门依赖它来供给。如今天下人口众

译多，如果想要计算人口都储备够一年的粮食，那么不仅数量太多难以办到，又担心不能及时出售而导致腐败。何况又有地方官吏强行摊派的弊病，实在不是长久之计。如果按各郡县核实户口，以每人每月支米三斗为标准，每人只储备三个月的量，已经达到千万石之数，也足以平抑物价，救济荒年凶灾了。」

元代监察御史进言：「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汉代贾谊对文帝说：「世上的饥荒，是上天的运行规律，尧禹汤都曾遭遇过。如今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用什么来救济呢？」文帝深受贾谊的话感动，下诏开辟籍田，亲自耕种来为天下人做表率，作为储备预防的办法。西汉末年，太学生刘陶也曾进献建议：「百姓可以百年没有货财，不可以一朝挨饿。」到了东晋元兴年间，连续三年大饥荒，甚至在临海、永嘉一带，富裕人家都穿着绫罗绸缎、怀藏金玉，闭门自守，却也饿死了。由此说来，金玉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古人之所以要储蓄粮食，把它当作当代的紧急要务而片刻不能舍弃的原因。于是义仓就是由此产生的。常平仓的设立，始于汉代耿寿昌，他建言首创了这一举措。此后隋、唐都沿袭推行。这项制度推行之后，因为公私都富足，即使水旱灾害也不用担忧，实在是万世爱护百姓的良法。从唐宋到今天，之所以成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常平仓的举措，我朝屡次见于诏令，大概是有关部门奉行不到位，因而没有见到成效，难道不是因为国家用度浩大、没有余暇顾及籴买的本钱吗？如今中外各路，每年所征收的粮食，仅仅够抵消开销，到了年底，粮仓就空空如也。倘若像古人所说，忽然发生尧时的水灾、汤时的旱灾，即便百般思虑，也想不出消弭饥荒的办法。以卑职浅见，国家设立台谏御史，纠察奸邪，本来就是为了百姓。那些追缴到的大小官吏的赃罚，虽然是取自不应得的赃款，但追根溯源，都是搜刮百姓的膏脂而来的。不妨把三台追缴到的赃罚，各自按所属分拨作为常平仓的本钱。丰年米贱，就参照市价平价收购；歉年谷物艰难，就依照原来的价钱开仓出粜。立法加以防范，禁绝强行摊派、假冒姓名、冒领籴买等弊端。这样大概可以做到官府本钱不受损失，百姓受到大恩惠，公私两方面，一举两得。这岂止是挫败富豪趋利、遏制籴买的奸计萌芽，实在是安定小民妻儿流离失所的重大祸患。作为治国的大政方针，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张光大《常平仓论》：常平仓，是荒年歉收的预备措施，不损害农民，有益于百姓。谷价贱的时候提高价格籴入，谷价贵的时候降低价格粜出，所以遇到水旱霜蝗等灾变，百姓不至于面有菜色，不至于流离饿死，这是古代治民的良法。那些豪门大户，为富不仁，只盼望荒年饥岁，闭仓不卖以图厚利，谁肯用仁德去救济别人？如果常平仓一旦推行，就可以遏制富豪趋利之心，米价自然就会平稳。米价既已平稳，那么其他物价也不会再有过高的情况了。而且常平仓出粜之时，没有抄查登记户口的繁琐，没有饥民聚集的骚扰，这就是它之所以为良法的原因。朝廷屡次颁布明诏，而在言路上的臣子也已经多次建言，文字不能说不明白，用意不能说不好。大概是因为有关部门奉行不到位，把它当作一纸具文，追究其根源，也是因为籴买的本钱没有建立起来罢了。如果按照御史所说，把三台追缴到

译赃罚款项，各按其所属拨作常平仓的籴本，这也是返本还原、仁爱百姓的良策。此外僧道度牒，古时太平之世不轻易发放，必等到有紧急事务之时才发放，所以宋朝淳熙年间遇上灾荒，便发放度牒来换取米谷以救济饥民，这也是备荒救民的灵活办法。何况如今朝廷也发放度牒下发给各郡，只是凡做僧道的人，每领一道度牒，须缴纳免丁钱，至元年间折算改为纳钞五锭。不如斟酌古法比照今制，向朝廷申明，将所发放度牒的免丁钱改为规定，凡愿意做僧道的人，每领一道度牒，将免丁钱约量折算成米若干，永远定为法令，在城中的人交纳到路仓，属县的人交纳到县仓，方才许可剃度出家。如此积攒起来作为常平仓的本钱，又再将三台的赃罚钱斟酌多少，均分给各路、府、州、县，一律依照常平仓的古法，视年成上、中、下熟情况相互参照收购贮藏,没有哪一年不收籴。如遇灾荒，发放出粜到粮米售尽之时，就再将所粜得的价钱到有米的地方去收籴，按照当地的籴价，加上运脚盘费的钱数，循环粜籴以救济饥民。这两种办法一并施行，那么常平仓的籴本就建立起来了。而施行恩惠的办法，又在于经办的人，何愁米粮有限而不能遍及各个村落呢？但应当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如果本源不清，那么弊端就会滋生蔓延,百姓便会受其害。比如收籴的时候，若按验税额来收籴而增减价值，那么主管官吏就会借机做手脚谋私利，出粜的人也就不甘心。如果能够依照本乡原来的市价，依法收籴，或者每升增加些许价钱，明白便捷地支付，不加以克扣以吸引百姓前来出粜，那么人心也就乐意出粜了。又须在粜籴之时革除监临官吏在过历上批号索取好处的弊端，以及抬高斗量、削刻斛斗的弊病，如有身份稍高的人户、有权势的差役、伺候人役等假托他人姓名冒名收籴、囤积大量购买的，一经查发到官，酌情予以惩处，仍将所籴的米粮加倍征还官府，价钱予以没收。这样一来，奸邪贪婪之人便有所畏惧，普通百姓都能均沾其惠，才可以称为恢复古法的良策。倘若不这样做，反而会成为百姓的祸害。为政的君子如果真能深刻领会常平仓的用意，切实加以推行,便可以稳固国家根本、凝聚民心，实在是万世的长久之策。

译瓦须用白矾水浸泡，即便连阴一月也不会渗漏。梁栋椽柱务求极其粗大，本该花十两银子的，宁可花十五两、二十两，一时看不出好处，倘若几年后就要重修加固，费用反而加倍。所以善于办事的人，一次辛劳可以永逸，一次花费可以永省，究竟比较起来，多花的这一笔反而省得更多。把仓厫当作自家房屋看待的人，应当细细思量这一点。

风窗本是为了防止积热损坏粮食，却不知雀鸟为害更甚——既耗损我们的粮食，又留下粪便，人吃了很不适宜。现在拟定在风窗内侧障以竹篾编成的孔眼，仅能容下一指宽，这样雀鸟便无法进入。仓墙筑成后应敞开风窗，经过一个秋天才能干透。地面先铺煤灰五寸，再铺麦糠五寸，上面墁一层大砖，用糯米汁掺石灰浸和成稠黏浆料勾合砖缝；如果木料有余，再加铺木板一层；缺木料之处，钉上一层席子也可以。

假如仓厫有五间，东西两侧稍间各用木板隔开防护，与门楣齐平，粮食只积存于中间四间，留东侧一间隔开空置如常。遇到六七月久阴湿气重，或新收的谷子生性未除，倘若不加疏泄，必定生出内热。州县官应责令管仓人役，将粮食从东数第二间起，倒入东侧空置的一间，一间倒一间，如此将满仓翻转一遍，热气尽泄，本来的味道自然得以保全，哪里还会有红腐之患？（陈龙正说：米经不起长久积存，必须用带壳的谷子。北方地势高燥，可以窖藏；东南地区必须藏于"秭"中，筑基要高，四周围以厚草，十几年后味道反而更佳。）

仓斛依照洪武年间的铁制样式用木料制成，边角用铁皮加固，以防开裂；并在四周烙印官印，以防止挖剜作弊。若有不带官印、私自制成矮身阔口或出小入大的斛斗，一经查出，以贪

译污重究。

太仓内禁止使用灯火，不许堆放柴薪、安设炉灶。官吏以下人员的饭食一律从外面送入食用，若实在不得已，方可送入。若有违反，从重治罪。

朱健《国朝贮籴论》说：古代善于积贮的人，把财富藏于百姓之中；如今善于积贮的人，把财富藏于国家。古代积贮，是把利益引导向下；如今积贮，则是把利益专归于上。利在下，百姓自然富足，君主还享有赈恤的恩德；利在上，君主虽有盈余，百姓却无救济匮乏的指望。

因此唐虞盛世，虽有九年洪水，却未尝没有充实的仓廪府库——看百姓耕田凿井、"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歌谣，便可验证。成周盛世，虽有军国之需，也未尝没有三年、九年的积蓄——看水旱凶荒之年百姓仍无饥色，便可验证。

此后，管仲在齐国，通晓轻重之权衡，建立聚散之法，看似不错，实则暗中是富国之谋。李悝在魏国，衡量丰歉的节令，制定籴粜的政策，堪称美善，但对土地生产力的耗竭又能有何补救？

若一定要说，那便是贾谊、晁错、耿寿昌的策略了吧？贾谊想驱使百姓归于农田、抑制末技，这是上策——贾谊之说若能推行，就不会有一人耕种而十人坐食的情形了。晁错想让百姓输粟塞下，以开通卖爵赎罪之路，这是中策——晁错之说若能推行，就不会有千里运粮而士卒仍面带饥色的情形了。耿寿昌想设立常平仓，使谷贱时增价籴入、谷贵时减价粜出，这是下策——寿昌之说若能推行，就不会有"官府常有余粮、百姓常感不足"的叹息了。

唐宋以来，虽有义仓、社仓之说，大抵都是常平遗留下来的意思。自熙宁变法以后，义仓之粮散为青苗贷本；南渡以来，又被取作军国之需，不但不能救济百姓，反而害了百姓。以今

译日观之，没有比常平仓更好的，也没有比义仓更差的。

义仓之法，凶年散发、丰年收敛，起初未尝不好。但官府与百姓之间的偿还借贷，弊端极易滋生。当放贷之时，寄托于里胥经手，诈冒虚报的名目繁多；等到偿还之时，责成里胥催缴，征索苛求的弊端便随之而起。等到弊端形成，里胥必定作伪，与贫民勾结，编造诡诈之词相互揭发；贫民也必定甘心与里胥私下交易，图谋销毁踪迹。先做的人获利，后来者纷纷效尤，那么该收该放的粮食，连带原本存留的部分也无法防护了。

其弊端还有：借时只一石，偿还却索至十几石仍嫌不足；借时只一年，追讨却延至十几年仍未终止。下等贫苦百姓，宁可卖儿卖女、甘愿流离失所，也不肯迈进仓廪的门槛、面对官吏，因此官府的粮食日渐枯竭，只出不进；百姓的约定屡屡落空，只借不还。这种趋势必定发展到全部废弃才会停止，这便是义仓的弊端。

常平仓则不然：丰年谷贱，增价籴入以作储备；凶年谷贵，减价粜出以济饥荒。愿意购买的人便给予，并无强行摊派；出售之后购买者便可离去，也无须追索偿还。其盈利常能覆盖本钱，不至亏空，所以公私两便。

如今应当依托义仓原有的基础，改用常平之法：衡量百姓户数多寡以确定储粮量，斟酌道路远近以确立仓址。每逢丰年籴入，委托富民经办并核算数目；遇到凶年粜出，则由廉洁官吏亲临监督、掌控平衡。购买时限定每人不超过一石，同时妥善安排、严立规章，使所购之人皆为贫民，富人无从侵占，这样便可以了。

有人说：义仓推行时，饥民可以空手得到粮食；而常平仓的设

译立，必须先转贷筹措购粮本钱，粮食才能得到。在转贷之时，怎知富人不会故意刁难？在征收之时，又怎知富人不会趁机侵渔盘剥呢？

回答是：天下没有毫无弊端的法子，治理者只应权衡弊端的轻重，审慎处置。常平仓创立于汉代，义仓创立于隋代，而采用常平法的朝代往往较多，采用义仓法的往往较少；常平仓屡遭废止却仍能存续，义仓刚一兴起便很快废弃。到了宋代，特为常平仓设置提举官，而义仓却无人过问，这也足以说明常平之法的优越。

即便如此，也要看施行者如何操作。本朝在各州郡设立预备仓，正是常平之法；嘉靖年间又议定每乡设立社防，按贫富出粟有差，遇凶荒即予散发，这便是义仓的用意。这两种办法本已齐备。然而有的起初周详、后来却生弊端，有的刚创立不久便又倾颓，这是为什么呢？守法之人处处敷衍苟且以图讨好上级，法令因此失去信用；奉法之人则营私谋利、自图便利，法令因此不能推行。

如今预备仓虽名义上还在，但百姓因出资而获授爵位、补任胥吏的，有不是用金钱的吗？各种公田的租税，有以升合之粮入库的吗？服劳役的罪犯，必定是用粮食赎罪的吗？即便偶有此类情形，能有十分之一吗？可见上面本来就未曾真正看重粮食。州郡的赎锾、行省的余羡银两，贪官用以中饱私囊，廉吏则常常借此施行德政。假使真能宽裕留有余财，缓急之时或许还能有所接济。可如今却几乎全部收缴上交，各衙门库藏，除去正额之外，已几乎一贫如洗。一旦遇上大灾，即便有仁厚的长官，也只能束手无策。

竭尽闾里以充实公家储藏，竭尽州县以

译充实太仓，竭尽太仓以充实内库——财货愈往上流，下面愈是耗竭，这实际上就是上面把百姓的性命看得太轻了。况且平日号称"预备"的储蓄，既没有义捐及补吏等项的收入，又不从应当征收的罪赎中提取，只是在法外横加搜刮聚敛：每逢一桩诉讼，动辄只计较当事人有钱没钱，而非真正权衡是非曲直；判词一旦定案，还要再加处罚。至于所罚，并非粮食；所入，又非入仓。百姓正当丰年，官吏却能使其陷入荒年般的困境，何况还谈得上什么预备？

即便偶有劝令富家出粟接济贫民之事,而饿死的人填满沟壑，哀号声响彻道路，官吏不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且所敛集的又并非粮食，所赈济的也并非真正的贫民。百姓的躯体倒毙在草野沟壑之中，而他们的血汗财货却落入官吏的箱笼囊袋。这是因为天下有救荒的官吏，却没有真正可靠的救荒之法；救灾的办法变化无常，而预备的办法却应当有常规。如今应当等到年成稍稍丰收之后，整顿恢复已废弃的旧制，加以严格督察，不必另创新议。

积粟就如同积水一样：若没有畅通的江河大川环绕，仅靠沟渠是靠不住的。然而浩瀚的江河远在数里之外，而桔槔取水灌溉，取用的却是数步之内的近水，两者形势并不相及，于是沟渠陂塘便独占了近便之利。州郡的仓库，如同通川大河，储量多而灌溉范围广；里社的仓库，如同陂塘，利益近便而救济迅速。两者并设，便可以相互灌注、彼此救济。

请求将预备仓的收入，依照先朝旧制，凡入赀赎罪者，一律折纳粮食，照例执行。春夏谷价稍贵时，暂准折价缴纳，由有关官府等到秋收时换购粮米储存。若有不合规

译定者，一律严罚不赦。贵时卖出、贱时买入，旧粮卖出、新粮买入，本金支出、利息收入，目的只在于平抑物价罢了，不可轻易将粮食借贷给百姓，以免因借贷而催讨追索所带来的滋扰。因为常平之法，是由官府拨出银两作为本金，实际上官府并不因此多花一文钱：本金的收入无穷无尽，利息的支出也随之源源不断，不过三四年，各处仓储便都能充盈。

同时还应整顿社防制度，完全依照嘉靖年间的规定，从盈余中提取、依地方而储藏、依人力而增长。储存在乡里，就如同储存在自家一样；年成不足时，视其欠缺程度予以借贷；视其受灾尤重者予以赈济。百姓坐在乡里便可取食，就如同在自家取食一般。社仓用以应急赈济，县仓用以接续社仓。丰年多多籴入以疏泄谷贱之弊，农民便不致受损；灾年广为散发以普施恩惠，年成便不致成灾。为今日之计，实在没有超出这两种办法的。

若说出纳之际，官吏借机作弊，储粮散于民间，容易被侵吞损耗——这属于执法者的职责范围。若能以严明的法纪弹劾治理，谁还敢不有所收敛？

汪道亨《分陕常平仓议》

一、贵时买进、贱时卖出，这是常平仓的办法，与社仓、公廪不同。社仓听凭里社居民自行收敛散发，公廪听凭有司积贮以备赈济，而常平之法则可以弥补这两种仓库所未能兼顾之处。如今只责成各郡办理。昔日汉宣帝曾说："百姓之所以能安居田里、没有叹息愁怨之声，是因为政事公平、诉讼得理。能与我共同担当此事的，恐怕只有称职的太守吧？"可见太守正是官吏与百姓的根本所系。因此本仓的规约,一律听凭各郡守随宜处置，务求便民,而银谷成数每年只凭府中账册循环查考，不再另行文书至州县，以免徒增烦扰。

一、修缮仓厫、校勘斗斛等各

译项办法，一律照公廪之议施行。但社仓、公廪或春放秋收，或分给赈济，或酌量取息、出陈易新，一律听凭里社、州县随时酌情处置。至于常平仓，则只用籴粜一法：谷贱时依时价酌量增价买入，以利农人；谷贵时依时价酌量减价卖出，以利贫民。此外不必逐项计较什一之息，以致账簿难以稽核、收放繁琐重复。买入则银出谷入，卖出则谷去银还，两者循环直接进行，方为简便。

一、全陕各府州收入不同，价值难以划一。购粮之时，应令斗行人等每日据实报价，谷有消长、价有高低，一律凭当时估价酌量增减；不拘谷、粟，各按其类分别收贮，只要干燥、饱满、洁净，能耐久藏，不许掺入潮湿或秕壳之谷。仓庾务须高爽坚固，倘若连年丰收、一时不便粜卖，即便一两年储存不动，也应酌量翻晒，以免红腐——这才是妥善之策。

一、各府州所属收成丰歉不一，或在丰收地方籴买运入府仓，或酌量购入粟米登记入册、储于州县仓，等到来年春天青黄不接之时，照时价酌减粜出，一律听凭各府随时酌情处理。但吏胥弊端多端，如预备仓粮，听说官府在出陈易新之时下令让小民关领支取，而奸猾胥吏借机作弊，动辄谎称"小民不愿意"，日子一久，官府也就不得不听信。于是吏胥便积习刁滑、假冒名目冒领，这正是防范疏漏所带来的危害。如今唯有以现银出粜方能杜绝欺诈，每年也应斟酌年岁丰歉加以调剂。

如遇丰年，小民并不太缺粮，或十石或五七石，听凭民间按时价购买；荒年米谷价格飞涨，此时应减价粜出，各府官员应当选委廉洁能干之人，务必切实稽查、严加禁止，只许贫民不拘升斗陆续购买

译，最多也不得超过五斗或一石。如有衙门中积年刁滑之人、市肆牙行以及富豪之家企图借减价之机，暗中假冒名义收购，一律依法严惩。粮食虽是出售而非直接赈济，但暗中降低售价，也算是一种不称赈济之名的赈济。至于极贫之家没有银钱前往购买的，则听凭社仓、公廪另行分别赈济。

此仓每次买入卖出的银谷出入数目，须谨慎核算清楚。凡遇出粜完毕，除扣留足够恢复常平仓原额的购粮本钱外，若有余剩银两，须一一登记入册，另列作常平仓"新收"项下，作为下次购粮的本钱，以后再用以籴入、再粜出以偿还，一律依此惯例执行。又或遇大荒之年，估算米粟若干，只依时价出粜一部分,以补足原额购粮本钱即可,其余谷粟便可用来分别赈济极贫之人，这也是可以的。

出入所用的升斗、秤具，须校勘统一，不许擅自私造使用，以免有虐取乡民、亏短粮石、冒支官银、伪造虚数等弊端。若承委各官容隐轻纵、全不稽查，听凭该府从重查究处理。凡办理得法、众口称赞公平的，应予重加优异表彰，转报各院另行举荐奖励，使赏罚之中寓有鼓励之意，良法才不致湮没废弛。

译每间大约能盛谷四百多石，太小就难以容纳。各仓的地基必须选择地势高的地方，以避免水湿侵蚀谷物。如果地面有不平的地方，必须填补使其方正平坦，才可以动工。四面的水道必须开挖疏浚使其归于一处，不能任由它分散乱流。各县先要把四仓的四至丈尺、亩数、坐落地名以及应建仓厫防舍的间数，每仓画图一张并附上说明，写清楚，连同应给付购买民基的价钱数目，一一勘察处理妥当，申报送交该道府查核。

译一定仓式保民实政簿开各县立四乡仓，每县积谷务期万石为率，州县大者倍之，则大县当储二万石，中县一万五千石，小县万石矣。

——制定仓库规制的《保民实政簿》规定，各县要在四乡设立粮仓，每县积存粮食务必以一万石为标准，大的州县加倍，那么大县应储备二万石，中县一万五千石，小县一万石。

今议仓式：头门一座，约髙一丈三尺八寸，中阔一丈，入深连檐一丈七尺六寸。

现在商议仓库的规制：大门一座，约高一丈三尺八寸，中间宽一丈，进深连檐一丈七尺六寸。

两傍耳房，每间阔八尺，以便住看仓人役。

两旁的耳房，每间宽八尺，用来供看守粮仓的差役居住。

顶上用大竹箯覆之，盖瓦。

屋顶上用大竹排覆盖，再盖瓦。

大门二扇，每扇阔三尺。

大门两扇，每扇宽三尺。

东西厫房，大县共该贮谷五千石，每边应造厫房七间；中县约共四千石，每边应造厫房五间；小县约共二千五百石，每边应造厫房三间。

东西两侧的仓房，大县共应贮存粮谷五千石，每边应建仓房七间；中县约共四千石，每边应建仓房五间；小县约共二千五百石，每边应建仓房三间。

每厫房一间约贮谷四百石，以上约髙一丈三尺六寸，阔一丈一尺二寸，入深一丈六尺。

每间仓房约贮存粮谷四百石，以上规制约高一丈三尺六寸，宽一丈一尺二寸，进深一丈六尺。

厫内先用地工将厫深筑坚实，外檐用石板镶砌，内用厚砖砌底，仍用条石垫搁，楞木从宜铺钉，松杉厚板方铺簟蓆。

仓房内先用人工把地基夯筑坚实，外檐用石板镶砌，内部用厚砖砌底，再用条石垫搁，楞木酌情铺钉，铺上松杉厚板后再铺竹席草席。

其仓顶上方木为椽，椽上用板墁，板上用大猫竹打笆覆之，笆上用土，土上盖瓦。

仓顶上用方木做椽子，椽上铺板，板上用大毛竹打成竹笆覆盖，竹笆上覆土，土上盖瓦。

其瓦须宻。

瓦片必须铺得密实。

各周围厫墙脚阔二尺八寸，先行筑实，方用条石砌脚三层，上用地伏砖扁砌，纯灰抿缝，中用稍碎砖瓦少以泥和填实，仍用铁牵鉡钉。

仓房四周墙基宽二尺八寸，先夯筑坚实，再用条石砌墙脚三层，上面用地伏砖平砌，用纯石灰勾缝，中间用略碎的砖瓦掺少量泥填实，还要用铁件牵拉钉牢。

如地势髙燥者，四面俱用砖墙，厫后及两侧墙俱包檐。

如果地势高而干燥，四面都用砖墙，仓房后面及两侧的墙都要包住屋檐。

厫前墙上檐阔二尺四寸，不拘七间、五间、三间，中俱隔为三段：七间者，中三间，两傍各二间；五间者，中三间，两傍各一间；三间者，亦隔三段，各开三门，气楼亦如之。

仓房前墙上檐宽二尺四寸，不论七间、五间还是三间，中间都要隔为三段：七间的，中间三间，两旁各二间；五间的，中间三间，两旁各一间；三间的，也隔为三段，各开三门，气楼也照此设置。

其厫内贴墙处用木栅钉相思缝厚板，使谷不着墙，以防浥烂。

仓房内贴墙的地方用木栅钉上相思缝厚板，使谷物不接触墙壁，以防受潮腐烂。

厫口亦用相思厚板横闸。

仓口也用相思厚板横向闸挡。

如地势卑湿者，厫前一面不用砖墙，厫板外用圆木栅栏一带，上面建廊，阔五尺六寸。

如果地势低洼潮湿，仓房前面这一面不用砖墙，仓板外面用一排圆木栅栏，上面建廊，宽五尺六寸。

防前及两仓外明堂空地俱用石板铺平，以便晒谷。

正房前面及两仓外面的空地都用石板铺平，以便晒谷。

正防三间，中间作天花板，悬圣谕六条，以便朔朢讲习乡约。

正房三间，中间做天花板，悬挂圣谕六条，以便每月初一、十五讲习乡约。

约髙一丈九尺六寸，中间阔一丈四尺八寸，两傍每间阔一丈四寸，入深除檐二丈六寸。

约高一丈九尺六寸，中间宽一丈四尺八寸，两旁每间宽一丈四寸，进深除去檐部为二丈六寸。

中间照壁门六扇，防前两傍用栏杅，外檐三尺，顶上用便砖，砖上用瓦，内地用方砖砌。

中间照壁门六扇，正房前两旁用栏杆，外檐三尺，屋顶用便砖，砖上盖瓦，室内地面用方砖铺砌。

檐下石板墁，三面墙垣，墙脚阔二尺，先用地工筑实，方用大石板砌脚三层，上用地伏砖扁砌，亦用铁牵鉡钉牢固。

檐下用石板铺地，三面墙垣，墙基宽二尺，先用人工夯实，再用大石板砌墙脚三层，上面用地伏砖平砌，也用铁件牵拉钉牢固定。

后社学三间，或买旧屋建造，约髙一丈七尺二寸，中间阔一丈一尺二寸，两傍每间阔一丈，入深一丈六尺四寸，顶上用墁板铺完盖瓦，内地用方砖砌，两傍用磗砌，腰墙上用窻，每边四扇，中间用槅门四扇。

后面的社学三间，或者买旧房子改建，约高一丈七尺二寸，中间宽一丈一尺二寸，两旁每间宽一丈，进深一丈六尺四寸，屋顶铺完墁板后盖瓦，室内地面用方砖砌，两旁用砖砌，腰墙上开窗，每边四扇，中间用隔扇门四扇。

三面墙垣，墙脚阔二尺，先用地工筑实，脚用石砌二层，髙二尺，上用砖砌。

三面墙垣，墙基宽二尺，先用人工夯实，墙脚用石砌两层，高二尺，上面用砖砌。

本仓外周围墙垣，墙脚阔三尺五寸，约髙一丈一尺，上用墙梯瓦盖，先用地工深筑坚实，墙脚用大石块砌，髙三尺，方用土筑，务离仓墙一二尺内可容人行，其土不可贴近本墙掘取。

本仓外面四周的墙垣，墙基宽三尺五寸，约高一丈一尺，上面用墙帽瓦覆盖，先用人工深深夯筑坚实，墙脚用大石块砌成，高三尺，再用土夯筑，务必使墙外一二尺以内能容人行走，筑墙用的土不可就近贴着仓墙挖取。

以上各项仓房防舍，务期坚固经久，不在华美，其丈量地基起造房屋并量木植砖石，俱用大官钞尺为准，其木匠小尺不用，须使画一，毋致参差。

以上各项仓房正房，务必求坚固耐久，不求华丽美观，丈量地基、建造房屋以及量取木料砖石，都以官府的钞尺为准，木匠所用的小尺一律不用，必须统一，不得参差不齐。

一、办仓料。仓厫每边七间，合用柱木，每根径六寸；矮柱，每根径六寸；桁条，每根径五寸五分；抽楣，每根径四寸；椽木，每根径三寸；穿栅木，每根径四寸；地板楞木，每根径五寸；地板壁板，每块厚八分。

一、置办仓料。仓房每边七间，应用柱木，每根直径六寸；矮柱，每根直径六寸；桁条，每根直径五寸五分；抽楣，每根直径四寸；椽木，每根直径三寸；穿栅木，每根直径四寸；地板楞木，每根直径五寸；地板壁板，每块厚八分。

正防三间合用中柱木，每根径一尺一寸，用实木；边柱每根径九寸，大梁每根长二丈，径一尺四寸；二梁每块长一丈，径一尺一寸；步梁每块长八尺，径一尺；

译抽楣木每根径四寸五分；桁条每根径六寸；椽木每根径三寸。

正房三间应用中柱木，每根直径一尺一寸，用实心木；边柱每根直径九寸，大梁每根长二丈，直径一尺四寸；二梁每块长一丈，直径一尺一寸；步梁每块长八尺，直径一尺；抽楣木每根直径四寸五分；桁条每根直径六寸；椽木每根直径三寸。

门房三间合用柱木，每根径五寸；桁条每根径四寸；抽楣木每根径三寸；大门二扇，每扇阔三尺。

门房三间应用柱木，每根直径五寸；桁条每根直径四寸；抽楣木每根直径三寸；大门两扇，每扇宽三尺。

后社学三间合用柱木，每根径六寸；桁条每根径五寸五分；抽楣木每根径三寸五分；大梁每根径九寸，长一丈八尺；二梁每块径八寸五分，长一丈；椽木每根径二寸五分；顶上用墁板铺完盖瓦，其余幇机、连檐、门窻等项，开载不尽者，俱要随宜酌量采买制作，务使与各项材木大小规式相称。

后面社学三间应用柱木，每根直径六寸；桁条每根直径五寸五分；抽楣木每根直径三寸五分；大梁每根直径九寸，长一丈八尺；二梁每块直径八寸五分，长一丈；椽木每根直径二寸五分；屋顶铺完墁板后盖瓦，其余帮机、连檐、门窗等项，没有一一列出的，都要酌情采买制作，务必使其与各项材木的大小规格相称。

凡砖瓦，就于近仓之地立窰一二座，令窰户自烧造；石灰见买地伏砖，每块长一尺二寸，阔七寸，厚三寸，秤重十八觔，上烧「常平」二字；开砖每块长一尺一寸，阔五寸，厚一寸；方砖每块长阔各一尺；便砖每块长七寸，阔六寸三分；瓦每块长九寸，阔七寸，重一觔半。

凡是砖瓦，就在靠近仓房的地方建一两座窑，让窑户自行烧造；石灰则现买。地伏砖，每块长一尺二寸，宽七寸，厚三寸，重十八斤，上面烧刻「常平」二字；开砖每块长一尺一寸，宽五寸，厚一寸；方砖每块长宽各一尺；便砖每块长七寸，宽六寸三分；瓦每块长九寸，宽七寸，重一斤半。

凡采买木植，俱要选择圆长首尾相应、干燥老黄色者，毋用背山白色嫩木；石板取青白坚细者，其黄色疎烂者不用；砖瓦择青色者，黄色者不用。

凡是采买木料，都要挑选圆直修长、首尾粗细相称、干燥呈老黄色的，不要用背阴处发白的嫩木；石板要选青白坚硬细密的，黄色疏松易烂的不用；砖瓦要挑青色的，黄色的不用。

以上各项物料，各县掌印官亲将每仓应造厫房、防舍逐一亲自从实勘估，酌量定价，照数给银，责令原定各役采买木石等料搬运一到，即具数报掌印官并佐贰委官及总管各查验拣选，堪用者収之，不堪者即时退换，不得虚冒混収；烧造砖瓦不如式者，不许混用，仍置簿送县印钤，日逐登填収发数目明白，委官不时稽查；各县仍将查估过工料价银总撒数目逐一造册报道查核。

以上各项物料，各县掌印官要亲自将每座仓库应建的仓房、正房逐一如实勘察估算，酌情定价，按数目发放银两，责令原来指定的差役采买木石等材料，一运到，就把数目呈报给掌印官以及佐贰委官和总管各自查验挑选，合格的收下，不合格的立即退换，不得虚报冒领混收；烧造的砖瓦不合规格的，不许混用，仍要设置簿册送交县里加盖印章，逐日登记收发的数目要明白清楚，委官要随时稽查；各县还要把查估过的工料价银总数逐一造册呈报上级查核。

东西仓厫与正防一应皆用新料，其门房、社学等料，如有现成民房愿卖可以改用者，一照时价见银平买，庶工省费亷，建造尤速，惟不亏。其价，而人自乐从矣。

东西仓房与正房一律都要用新材料，至于门房、社学等所用材料，如果有现成民房愿意出卖可以改用的，一律照当时市价用现银平价购买，这样既省工省钱，建造又快，只要不亏欠对方价钱，人家自然乐意配合。

徐光启放粜仓谷法。各仓所钱粮出入之地，奸伪易生，若不立法稽核，恐民不沾平粜实惠。

徐光启放粮平粜的办法。各粮仓是钱粮出入的地方，容易滋生奸伪，如果不立法稽查核实，恐怕百姓沾不到平粜的实际好处。

各县凡遇放粜，先宜当官较准斗斛等秤，务与时势相合，印单钉号，给各仓领用，仍存一副在官备照。

各县凡是遇到放粮平粜，先应由官府校准斗斛等衡器，务必与当时的价格标准相符，印制单据编号，发给各仓领用，同时官府存留一副备查对照。

次置官单照式刋刻，聴各収银富民刷印填给，交银已完之人执凭支谷。

其次备置官方单据依照式样刊刻，任凭各收银的富民刷印填发，交完银子的人凭此支取粮谷。

每仓置木筹三十根，每根长三尺，阔一寸二分，以天地人三字编号，自天一号厯至天十号止，地人俱照编号并发。

每座粮仓设置木筹三十根，每根长三尺，宽一寸二分，用天、地、人三字编号，从天一号一直编到天十号为止，地字、人字号也照此编号一并发放。

委官収候，给籴谷人执照出入。各富民于仓外择一近便空处専収价银，经収守仓居民在仓发谷。

由委官收管候用，发给来买粮谷的人作为出入凭证。各富民在仓外选择一处方便的空地专门收银，经收的守仓居民在仓内发放粮谷。

该县选发谨慎吏役四名赴粜谷仓听用，一名掌筹传送，一名在东边门外查验单票号筹，放人入仓；二名在西边门内，一収单验谷，一収筹放谷出门。

该县挑选派遣谨慎的吏役四名前往粜谷的粮仓听候差使，一名掌管木筹传送，一名在东边门外查验单据票据号筹，放人进仓；两名在西边门内，一名收单验谷，一名收筹放粮谷出门。

仓内用大铜锣一面，东边门外置鼓一面。

仓内用大铜锣一面，东边门外设置鼓一面。

凡有保甲人民持银赴籴，富民即时将银秤収明白，备将保甲人名、银数并应与谷数登记号簿，及填单付籴谷人执。

凡是有保甲百姓拿着银子前来购粮，富民随即将银子过秤收清楚，同时把保甲人的姓名、银两数目以及应给的粮谷数目登记在号簿上，并填单交给买粮谷的人拿着。

候类有十人，先将天字号筹十根散给各执单持筹，从东边听吏查明，击鼓三声，放入。

等凑齐十人，先把天字号筹十根分发给各人，让各人拿着单据和木筹，从东边听吏役查验明白，击鼓三声，放入仓内。

如籴谷二石或一石五斗者，必数人支领，单上明注防人进仓领筹防根，即一人止籴谷五斗，亦准领筹一根，盖有一人即执一筹也。

如果买谷二石或一石五斗，一定要分几人支领，单据上要明确注明，每人进仓领取相应的木筹根数；即使一人只买谷五斗，也准许领筹一根，因为每有一人就要执一根木筹。

量谷牙斗用荡平斛，不许用手平斛致有髙下。

量取粮谷的量具用平口的斛，不许用手抹平斛口，以免造成分量高低不均。

十人量完发谷之人将单即注发讫二字，鸣锣一声，十人负谷齐行，然后门外击鼓放人入，庶仓内不致壅杂。

十人的粮谷量完后，发谷的人就在单据上注明「发讫」二字，鸣锣一声，十人一起背着粮谷离开，然后门外击鼓再放人

译进入，这样仓内就不会拥挤混杂。

若散天字号筹已尽，即散地字号筹；地字号筹已尽，即散人字号筹。计散人字号筹之时，而送天字号筹之吏已至矣，相继轮转，周流不穷。

如果天字号筹已经发完，就发地字号筹；地字号筹发完，就发人字号筹。计算到发人字号筹的时候，送回天字号筹的吏役已经赶到了，如此相继轮转，循环不断。

如东无单筹执照而入者，与西无单筹负谷而出者，及有单无筹、有筹无单，并谷比单数多者，许各吏一体拿送究治。

如果东边有没有单据木筹作为凭证而混入的，以及西边没有单据木筹而背着粮谷出去的，以及有单无筹、有筹无单，还有粮谷数目比单据上多出的，都准许各吏役一律拿获送官究治。

委官选差皂〇四名守门，捕役四名内外巡绰，以防奸弊。

委官挑选派遣衙役四名守门，捕役四名在内外巡逻，以防止奸弊。

至晚収单吏将单类送委官查销，委官将银封贮县库，仍听道府并府管粮官。

到晚上，收单的吏役把单据分类送交委官查验销账，委官把银两封存入县库，仍听候道府及府里管粮官检查。

该县正官不时亲临仓所查验。

该县正官不时亲自到仓库现场查验。

或曰：限以五斗，恐贫民银少，听其升籴；恐人众拥挤，富民収银不及，宜另择空处。

有人说：限定以五斗为单位，恐怕贫民银钱少，应听凭他们按升购买；又恐怕人多拥挤，富民收银来不及，应该另外选择空地。

每晨领谷数石，或以升粜，或以斗粜，此不论保甲，不用单筹，不拘银钱，听其便宜零粜。至晚交价还官，此亦一法也。

每天早晨领取粮谷数石，有的按升出售，有的按斗出售，这种做法不论保甲身份，不用单据木筹，不限银钱数目，任凭百姓方便零星购买。到晚上再把价银交还官府，这也是一种办法。

　　荒政丛书卷八

《荒政丛书》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荒政丛书卷九

荒政丛书卷九

　　湖广布政司参议俞森撰

湖广布政司参议俞森撰写

　　义仓考

义仓考

隋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水旱备。

隋开皇三年，朝廷因为京城的粮仓还很空虚，商议应对水旱灾害的储备。

度支尚书长孙平言：「古者三年耕，余一年之积；九年作，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故也。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収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简校，每年収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

度支尚书长孙平说：「古时候耕种三年，能余下一年的积蓄；耕作九年，就能有三年的储备。即使遇上水旱灾害，百姓也不会面有饥色，都是因为劝导有方，事先蓄积储备的缘故。请下令让各州的百姓和军人，在本社互相劝勉督课，共同设立义仓。收获的时候，根据各自的收成加以劝导督课，让百姓拿出粟米和麦子存到本社，建造仓窖贮藏起来。就委派社司执掌账簿检查核对，每年收纳积存，不要让粮食损坏。如果遇到年成不熟，本社有饥馑的人，就用这些粮谷赈济发给。」

自是诸州储峙委积。

从此各州都储备积存了大量粮食。

十五年，诏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絶【观此诏则知当时义仓亦属虚文耳】

十五年，下诏说：设置义仓的本意，只是为了防备水旱灾害。可百姓之辈，不作长远打算，轻易耗费损耗，以致后来匮乏断绝【看这道诏书就知道当时义仓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十六年，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十六年，又下诏规定社仓按上中下三等纳税，上等户不超过一石，中等户不超过七斗，下等户不超过四斗。

其后山东频年霖雨，皆困水灾，所在沈溺。天子遣使开仓赈给，前后用谷五百余万石。

后来山东连年遭遇淫雨，都被水灾所困，各地都被水淹没。天子派遣使者开仓赈济发放，前后共用去粮谷五百多万石。

胡寅曰：赈饥莫要于近其人。

胡寅说：赈济饥荒，没有比靠近灾民更重要的了。

隋义仓取之于民不厚，而置仓于当社，饥民庶乎有济。

隋朝的义仓向百姓征收得不算重，而把仓库设在本社，饥民大概能得到救济。

后世义仓之名固在，而置于州郡，一有凶饥无状，有司固不以上闻也。良有司敢以上闻矣。

后世义仓的名称虽然还在，但仓库设在州郡，一旦出现严重的饥荒惨状，有关官员往往不向上报告。即便是好官员敢于上报了，

比及报可，委吏属出而施之，文移反覆，给散艰阻，监临胥吏相与侵没。

等到批复许可下来，再委派下属官吏出去实施，文书往返反复，发放救济困难重重，监临的官吏和胥吏又相互侵吞克扣。

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达之人耳。居之逺者，安能扶老携幼数百里以就龠合之廪哉？

真正受到实惠的，大概只是靠近城郭、有能力自己前来领取的人罢了。居住在偏远地方的人，又怎能扶老携幼跋涉数百里去领取那一升一合的粮食呢？

必欲有备无患，当以隋氏为法，而择长民之官，行劝农之法，辅以救荒之政，本末具举，民之饥也，庶有瘳乎？

如果一定要做到有备无患，应当效法隋朝的做法，选择善于治民的官员，推行劝农之法，再辅以救荒的政策，本末兼顾，百姓的饥荒，大概才能有所缓解吧？

丘濬曰：义仓之法，其名虽美，其实于民无益。储之于当社，亦与储之州郡无以异也。

丘濬说：义仓的办法，名义上虽然很好，实际上对百姓并无益处。把粮食储存在本社，和储存在州郡也没有什么不同。

何也？年之丰歉无常，地之燥湿各异，官吏之任用不久，人品之邪正不同。

为什么呢？年成的丰歉没有定数，土地的干湿各不相同，官吏的任期都不长久，人品的正邪也各不相同。

由是观之，所谓义者，乃所以为不义，本以利民，反有以害之也。

由此看来，所谓的「义」仓，反而成了不义之举，本来是想有利于百姓，反而对百姓造成了伤害。

但见其事烦扰，长吏奸而已，其于赈恤之实，诚无益焉。

只看到这件事烦扰百姓，让长官胥吏得以营私舞弊罢了，对于赈济抚恤的实际效果，确实没有益处。

然则如之何而可？愚窃谓必将义仓见储之米，归并于有司之仓，俾将所储者与在仓之米挨陈以支。

既然如此，该怎么办才好呢？我私下认为，一定要把义仓现存的米，归并到官府的仓库中，让所储存的米和仓中原有的米按陈旧程度依次支用。

遇有荒年，照数量支以出，计其道里之